文同是畫竹名家，他教蘇軾畫竹，同游凈因院，兩人合為這座廟宇里新粉的牆壁，畫上叢竹枯木，蘇軾又徇住持道臻之請，為作《凈因院畫記》。與劉攽共看文同作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談詩論畫，十分相得。雖然文同為人，與蘇軾完全不同，他非常沉靜厚重，不攖世故，那時候，京中議論紛紜，文同從不參与一言，在京不到一年，為議宗室襲封事，堅持要照典禮行事，被奪一官（降一級），他就乘此請還鄉郡，出守西蜀的陵州。蘇軾送行詩說：「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將奪官大事，比作早晨梳頭，掉落頭髮一樣，不值得計較，非文同的高操，不足以當此語，也只有蘇軾豁達的胸襟，才能道出這樣的奇句。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領袖人物，王安石不歡迎他，是當然之事，所以更進一層說：「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

方平辟蘇轍為陳州學官，二月，轍亦離京，蘇軾更是孤單，後作《次韻子由初到陳州見寄》詩，有曰：

蘇軾將這林林總總的感慨，寫入《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詩中，一曰：「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又曰：「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最後對子固申其同情之意，就說現在當道者，胸襟褊狹，苦無容人之量，而好為大言，故曰：「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神宗胸懷隱痛，亟求富國強兵，以御外侮。王安石雖然明知變法大事，決不能速求成效于年歲之間，但至一旦負起實際責任來時，他卻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經頒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記，老百姓在新政暴風下，只有惶惑或恐懼的份兒，人心浮動，謠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賞來壓迫地方官，促令積極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績不好，時間落後，自身要遭罪譴，只好不擇手段，加倍壓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渾水摸魚，從中舞弊，則紛擾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會變成殘民之具。

余如知審官院孫覺奉派視察實施青苗的情況，說了「民實不願與官相交」的實話，坐奉詔反覆之罪，貶知廣德軍；御史中丞呂公著反對青苗和任用呂惠卿，神宗怒貶知潁州；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為反對安石引薦李定為監察御史里行是破壞法制，坐累格詔命而落職，而天下人壯之，稱之為「熙寧三舍人」。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及其他ｈｔｔpｓ://ｒｅaｄ•9９ｃｓw.coｍ言官薛昌朝、林旦、蔣育等皆因論政觸怒王安石，都被罷斥，出為外郡。

歐陽修門下的大弟子曾鞏（子固），也被出為越州通判。蘇軾在此餞行席上，細數師門人物，不禁感慨叢生。王安石向任外官，並無籍籍之名，因曾鞏的介紹，始游歐陽之門，借歐陽的大力揄揚，遂致通顯，以至今日的紛紜變局。又念歐陽老師平生求才若渴，所以他門下，賢與不肖，難免混雜，如蔣之奇竟然誣告老師帷薄不修，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擊，求為外郡，身體很壞，憔悴不堪。而現在新政中大紅特紫的呂惠卿，也是歐陽修于嘉祐二年安石為知常州時，推薦給他，與之為友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錢多寡，既隨家貲高下而定，而家貲高下，又隨官吏審定，漫無標準，不但人民巧避失實，而吏緣為奸，或指富為貧，或指貧為富，顛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沒有命了。

他以擬作的策論，極言時政。一曰：「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二曰：「事有決不可欺者，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者。」最後，他提出鄭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青苗法不但重利盤剝，實行后，產生一個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強迫攤配。原來詔令規定青苗錢的貸放是「取民情願」則與之，不許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舉使務以多散（放）為功，訂立各郡的定額，州郡要達到定額，只能不分貧富，像配給一樣強迫借與，又使貧富相保，終於致使貧者還不出錢流散逃亡，富者為之破產。韓琦疏言：「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所以蘇軾說：「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保甲法的目的，是為解決兵制問題，實施兵農合一的制度，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戰陣，是即改「募」為「九*九*藏*書征」，恢復唐代的府兵舊制而已。

蘇軾不隨便稱讚別人的詩，但對歐陽修誦讀文同佳句：「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陽笑道：「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

歐陽修說：「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

蘇軾在京師的朋友，雖然很多，但真正氣味相投合的，只有文同一人。二人始於鳳翔任內，訂交岐山，相處的時間甚短；但幸此時，文同被調到京師來做集賢校理，兩人同在館閣，休沐之日，幾乎無不相聚一處。

熙寧三年（1070），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須給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頻仍，生貲不給，老百姓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戶等，即須差役。

蘇軾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形容當前的情況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境，他說：「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

劉攽，字貢父，與蘇軾往來密切，非常交好，時為館閣校勘。他與安石，本是舊友，而性好諧謔，居常要開安石玩笑，安石對他早已心有芥蒂。

疏上，神宗仍是取這狀文給王安石看。安石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

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於逮捕積欠官錢的貧戶，官廳里則日夜鞭打這些窮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賣田產、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其性情的固執，不惜強辭奪理來衛護己見，實已到了不講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專任安石，自忖無法爭得過他，只好稱疾求退。神宗問他：「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帝問：「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聲。

其時，神宗欲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光固辭不拜。

參知政事趙抃，為反對派遣青苗提舉官，四齣擾民，懇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寧三年（1070）三月，呂惠卿知貢舉，蘇軾被命為編排官。從這一年起，天子御試，不用詩賦，專考策問，而應考的舉子則迎合時勢，爭言成法的缺失。有葉祖洽者，邵武人，對策中竟說九*九*藏*書：「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都欲將此卷黜落，而主考官呂惠卿卻擢為第一。

神宗將這事就商于王安石，安石說：「司馬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

至安石參政，催促結案，於是呂公著、韓維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讞，而大理官齊、王、蔡等，都因該案被貶外放，蔡冠卿知饒州（今江西鄱陽）。

蘇軾大為氣憤，以為朝廷今年殿試，專考策論，目的本在咨訪治道，而結果則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而葉祖洽尤其荒謬，詆祖宗以媚時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風化？退而自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題，進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蘇軾亦自知位微言輕，不足挽救危機，再去求見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來，救國救民。殊不知安石請置條例司，更張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現在雖已悔恨，也不能說話了，所以御史們每到中書論事，他都俯首無言。蘇軾對他滿腔熱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話：「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宋代老百姓的租稅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韓琦論青苗，又說：「今天下田稅已重……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余目，謂之雜錢。每於夏秋起納，官中更加細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唐改租庸調為兩稅，宋承之，兩稅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錢）在內，再征役錢，不啻庸外增庸。蘇軾道：「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又說：「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欲致君于堯舜的新政，卻「忍不加恤」。至於從役錢再加征二分的寬剩錢，則更是明目張胆的搜括了。

新政之來，勢如暴風，老臣的反對無用，言官的諍諫不聽，「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只好紛紛求退，朝中就換了一批新人進來，如趙抃罷，以韓絳為參知政事；呂公弼罷，以馮京為樞密副使；曾公亮罷，馮京升參知政事、以吳充為樞密副使。至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職。

安石當政，驟行九-九-藏-書新法，貢父反對青苗，貽書勸止，書中說：「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他又說，歷史上皇甫鎛、裴延齡之聚斂，商鞅、張湯的變法，沒有一個人是有好下場的。安石大怒，斥為泰州（今江蘇泰州）通判。蘇軾作詩送行，便勸他少說話，多飲酒：

在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館閣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舊例，同舍在餞行席上，通行分韻賦詩為別。蘇軾滿腹牢騷，無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詩上發泄他的苦悶。

募役法又稱免役，得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代役，合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在熙寧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執行的官吏，務求役錢增羡，變成聚斂之具。單丁女戶，原無力役義務，現在則要擔負助役錢，另又在役錢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說是備以應付水旱之災的需要，實是分外的搜括。

熙寧二年（1069）九月，實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內外一片反對的浪潮。

這首詩，顯然是對言論獲譴，提出抗議，當時即被眾所傳誦。蘇軾后與劉攽在揚州重遇，作詩曰：「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眾。」殊不知凡此均是禍根。

顧名思義，貸放青苗錢，當然只以農戶為限，但官吏為欲邀功，競爭貸放的實績，城市裡本無青苗，也強迫市人接受放款。事聞于帝，神宗便問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

在當時盛行威脅利誘的政風之下，剛強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經罕見，蘇軾推重蔡冠卿的風骨，則曰：

張方平極言新法之害，不忍親見這樣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堅，遂出知陳州。陛辭時，神宗還問：「能復稍留乎？」對曰：「退即行矣。」

蓋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宋代原來採用傭兵制，所以人民須服力役，而徭役的負擔非常沉重。役別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催征與償逋的責任，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各以等第差充。

保甲法則放棄了這許多過剩的勞動力，使到處充斥的遊民，失掉出路，饑寒所迫，必然流為盜賊。河東、陝西、京西一帶，寇賊成群，白晝行劫，則是實施保甲以後，不久就發生的現象。另一方面，徵召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不得儘力田地，妨礙生產，甚至有不能維持生計，棄家逃亡者。更不應該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給，責成他九*九*藏*書們自購。百姓買一弓，要花千五百錢，買十支箭，要六七百錢，城裡有人典當了衣物買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實在也教不出什麼戰陣能力來，後來又改為一月教練三天，則更是有名無實了。

早幾年，有件司法案子引發爭議。登州太守許遵（仲塗）上州獄，以該州婦人阿雲傷夫一案，照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處，請從減論。安石時為翰林學士，帝命與司馬光合議。安石主以許遵為是，司馬光則持異議，認為妻子傷夫，悖逆倫常，不可輕減。當時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馬光的看法，而審刑院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從法的立場，也認為許遵的原判不當，參政唐介與王安石數于帝前爭論，相持不下。

蘇軾是個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對如此的政事，不堪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就又常常懷念故鄉的祖宗墳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還鄉之夢。

文同去矣，熱情奔放的蘇軾，卻一直懷念著文同的靜厚，《題趙屼屏風與可竹》雲：

青苗法是用政府糴常平米的本錢，春散秋斂，借與農戶，出息二分，本意在於青黃不接時，救濟農民的睏乏。不料付諸執行，官吏竟將此一優良的社會融資政策，變作政府放債取息，增加庫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輕，照韓琦說：「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論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則政府竟自成了盤剝重利的高利貸，難怪范鎮要說：「物議紛紛，皆雲自古來未有天子開課場者。」

錢藻，字醇老，杭州錢武肅王的後裔，為人清謹寡過，治事簡靜，人稱長者，以秘閣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華）。蘇軾很羡慕他得遂所願，避開這變亂囂雜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這麼一個品學兼優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遠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長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笞老百姓為專職了。詩曰：

但是宋至仁宗朝時，國家承平已久，勢官富戶，佔地無限，土地漸次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大量的遊民。政府將這些遊民，收編為軍隊，資以衣食，才不致擾亂社會。所以宋代的傭兵，國防意義少，救濟意義多。

理想主義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認為他連害政的本事都沒有，皆是他身邊那些異論之徒在掀風作浪，意指蘇軾、劉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