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理論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更，都須因應時勢的需要而逐漸推行，社會的生活和風俗因時變化于先，法律制度跟著革新於後。假如以為法令代表政治權力，六七少年關門製作出來白紙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萬應靈丹，足以一筆抹殺宋代百年的積弊，足以強迫改變社會的風俗，這是過分的迷信。人類均有惰性，未必能于旦夕之間信任新制之利，甚或發生疑懼，則就產生頑強的阻力，而至於完全的失敗。

神宗是非常講究文辭，重視史學的，本意並不以安石的主張為然，朱弁曰：

於是，熙寧四年（1071）二月，蘇軾撰進長達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書》。略曰：

三、內則不取謀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解體。

就文章來說，確是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但從政事來說，則詩賦、策論，兩皆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欲廢之」。再說，經傳子史，即使真的讀通，也無益於從政，何能寄望于粗識大義之人。他說：「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註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

蘇軾以為「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假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變更貢舉，徒滋紛亂而已，上《議學校貢舉狀》。

王氏的《三經新義》，本自有學術上的價值，但不該頒之學官，使科舉變成一種統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風，揣摹已成習慣，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經新義》的解釋作衡文的唯一標準，則天下的舉子，別的書都不必看，專誦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並不了解其義。正如從前考明經科的學究，死背註疏一樣，根本談不上開明器識，培養人才。舉子既以《三經新義》為獵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讀史，對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之跡，漫無知識。元豐初年，舉人試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這樣荒謬的程文，聞者以為笑。而安石暮年，也自覺悟其失敗，嘆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帝問：「方今政read.99csw.com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個人的過失，都可坦白指陳。」

蘇軾忍不住不說話，上《諫買浙燈狀》：

四、今用事者欲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而士始失望。

關於貢舉取士的方法，神宗再與安石商量時，安石對曰：

經學家的安石，以為國家設科取士，應以經世之學為主，詩賦無裨實用。他說今之取士，「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貢舉法，並且罷廢明經等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考經義論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群經中廢《春秋》與《儀禮》，又設新科曰「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等，以待不能應試進士的士子。

蘇軾既蒙皇帝殿前溫諭，又聞買燈停罷，驚喜過望，北向闕廷，感動得不覺流下淚來。

蘇軾此一諫稿真跡，經宋室南渡的戰亂，仍為馮氏三代所珍藏，陸放翁題跋東坡諫草雲：

蘇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而好諧謔的劉攽則更當面戲弄王安石道：「三鹿為麤，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若難於遽改，欲令各權發遣。」權發遣者，宋時公文用語，小官驟得高缺，資歷淺不能正式任命者，皆號「權發遣」，故並謔之。

蘇軾停頓一下，等待端彥的反應，而端彥默不作聲，蘇軾浩嘆久之，續曰：「朝廷若果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殺了我后，好了你。」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聽言太廣。范純仁也勸諫過不要隨便延見小臣，至安石陷於孤立，而事又急需人為時，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進人太銳，使整個政治的人事結構，一兩年間，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動蕩，且使一向穩定的經濟社會，為之騷擾和紊亂。

於是，熙寧四年，詔罷詩賦，罷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同時分置學官，教育州縣子弟，次第付諸實施。

蘇軾退朝後，興奮不已，遂將這次召見經過，向朋友同事說了。事聞于安石，安石不悅。

安石又有《字說》二十四卷之作，笑話更多。

他並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專，以及新政派壟斷一切的作風，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國以來，言官向被尊重的傳統，也不惜因此破壞。今已台諫一空，蘇軾，他只是一個區區八品閑官，怎能拂逆巨龍的鱗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將付出何等重大的代價，也是誰都明白的後果。

蘇軾毅然直指諂諛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說軍心樂於合併，百姓樂於青苗者，都是讒言，皆不可信。最後，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而太息不能已也」。這樣的話，在那個時代，殺頭尚有餘辜，蘇軾之奮不顧身，固然可驚，而神宗的寬容，尤不可及。

蘇軾內無畏怖，外無所求，皇帝既許建言，他也不能漠視同胞們悲慘的命運，不替天下哀苦無告的老百姓，說出他們的艱難和困窮。假使因此必須要他肝腦塗地，則東漢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這份道德勇氣承受一切，做一個偉大的悲劇英雄，毫不顧慮個人的禍福。

早在蘇軾甫登進士第時，歐陽修介紹他的門人晁端彥（美叔）到興國浴室來訪，由是訂交，往來甚熟。這期間，端彥即常勸他言語謹慎，蘇軾卻說：「我性不忍事，心裏有話，如食中有蠅，非吐不可。」

一、青苗、助役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商賈不行。

由是可見，神宗當看了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時，所說「意為釋然」的話，並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堅持己意，帝才曲從其請。

熙寧四年（1071）正月，宮中派出中使到開封府來傳諭，要買浙江製作的元宵花燈四千余盞。主辦單位調查了市價報上去后，續有詔令「減價收購」，於是開封府就將市上浙燈，全部「拘收」，禁止私買。

神宗聽了，不禁為之悚然。

還有一次，又談到這個問題，蘇軾說：「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皇上（神宗）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

兩人相與大笑而起。

安石說：「波者，水之皮。」蘇軾聽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安石此論，謂人才須從教育紮根，從經義策論甄拔器識之士，原是正論。但他忽略了通明經義，不能期望于急求功名的舉子，而經義有無實用價值，更是可疑。歷史教育，是直接的經驗教育，具有實用價值；詩賦之作，看似無用，但從熟讀經史而出。安石的主張，所懸目標太高，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此事亦然。

蘇軾被任為開封府推官，據說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橫議國是，欺他缺乏行政經驗，故意坑他。這話不是沒有因由，宋人矜重館職，任館職者，為國家所儲養的英才，為未來公卿賢相的後備人選，慣例是「優予廩祿，不責以吏事」。蘇軾本官「直史館」九-九-藏-書，且是館職中的高等，而現在卻將繁雜無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務，套在他的頭上，欲以困之，事實顯然。

二、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而軍始怨。

蘇軾兩上皇帝書，極論時事，即使日常與人聊天，也常譏誚時事時人。文同極不以為然，替他擔憂,每每苦口勸誡，而蘇軾不能聽從。到被出為杭州通判時，文同作送行詩，還鄭重叮嚀：

此狀奏上，神宗從善如流，立即詔罷購買浙燈的前命。

又一則說，荊公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安石說：「以西在方域主殺伐。」接著說了一大篇理由。其時另一人說：「霸從雨，不從西也。」安石又隨口答道：「為時雨之化耳。」其無定論而好強辯也如此。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謠言，士人間傳說科場要改期，商人說京城將榷酒，吏憂減俸，兵憂減廩，朝廷並無其事而謠諑繁興，可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于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所以要請皇上凡遇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的開支，應飭有司務從儉約。

自古以來，國家存亡寄托在四種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這四種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

「為朕深思治亂」這句琅琅玉音，整日盤旋在胸臆間，不能一時或釋。自從服滿還朝，適逢王安石推行新政，這短短的兩年間，政局擾攘，人事劇變，不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厲風行的新政，又儘是峻刻的剝削和聚斂，誰都可以預見生民即將遭逢空前的苦難。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則後果就不堪設想。西蜀王小波、李順叛亂的陰影，時時從塵封的記憶中襲上心頭，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為民請命？

所以，《東坡志林》有一則記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鑿的毛病，曰：

雖然蘇軾並不在乎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處，決定蘇軾終神宗之世，流轉在地方官的命運里，不能出頭。至於能力，他自有足夠的聰明，辦事迅捷，決斷精明，在任聲名很好。

王安石主張改科舉，興學校。

最後他以漢代末年賈充留朝而成晉氏之亂的史事，申言小人之黨難去，諷勸神宗勇決。後來事實證明蘇軾的預見，終神宗之世，儘是呂惠卿、韓維、曾布、蔡確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擠。

關於立學，蘇軾以為自昔慶曆年間，朝廷固已詔令各州縣立學，而至今惟有空名僅存九*九*藏*書，如今何必變更，徒費民力，「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于吾世足矣」。蘇軾認為取士的準則，最重要的只是德行與文章兩項，「德行」不是試場考得出來的，「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如從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偽而已。

據說，神宗于召見蘇軾后，有意欲用為修起居注，此職是接近皇帝身邊的侍從近臣，怎能讓反對派的蘇軾去做？事為安石所格，因而有「權開封府推官」之命。

三月，朝廷詔令各路監司實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將選擇三路試辦。蘇軾續有《再上皇帝書》，他將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的情況，譬喻為醫生用人的性命來試驗毒藥，斷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他說：

蘇軾慷慨陳辭，使神宗為之悚然動容，稍停，溫諭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蘇軾所對，與他所上議狀中言對照來看，更加明白：「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蓋他認為變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長。

熙寧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張琬直舍人院，樞密副使馮京舉薦劉攽、曾鞏、蘇軾三人，同備採擇，上不答。

奏上，神宗悟曰：「吾於此議，本亦有疑，讀了蘇軾這番議論，意為釋然了。」即日召見。

然而，老百姓自己沒有講話的機會。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過分激切，不暇冷靜思考，九重之內，聽不到千家萬戶的號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齒的冤苦。蘇軾則來自田間，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痛癢關切，有一種單純而強烈的感情，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抱持著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來，「為民請命」。

神宗並不反對經學，但對此議不能無疑，乃詔下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館雜議。

《字說》成書于元豐年間，但他構思歷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安石解釋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鑿附會，強為解人。殊不知中國的字體，經歷篆隸等等多少時代的變易，但憑東漢以後所存，以偏旁類次的字形，望形生義，從而取解，就不免笑話百出了。一說：

其次，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用自所訓釋的《三經新義》來取士，史言：

據傳，安石曾問蘇軾「鳩何以從九」，軾開他玩笑道：「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