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官僚社會中勢力傾軋與人身攻擊，是殘酷無情的，蘇轍本來除監鹽酒稅的本職外，還兼了筠州州學的教授，不過為多點收入而已，以一個制科出身的人兼任州學教授，不應該有任何問題。不料毛國鎮一走，他們便指責蘇轍于州學所撰策題三道，乖違經旨，一狀告到禮部。

元豐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于景靈宮，大赦天下，各處都有起廢的恩例。六年之春，陳襄的弟弟陳章（朝請）來信，勸蘇軾活動一下，頗有希望。復書說：「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朋友趙昶（晦之）來信勸蘇軾：「處患難，不戚戚。」蘇軾大不為然，凜然復書道：

又記舜民的話一條：「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圍城久久未下，劉昌祚請分兵攻打東關，不許。西夏人決黃河之水灌營，又抄絕大軍賴以供給的餉道，士卒凍溺而死者無算，余軍斷炮為梁逃生，與追兵廝殺，轉戰累日，終於全軍敗覆。時在元豐四年（1081）九月，為第一次的靈武兵敗。

知識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長明燈，不論發生何等殘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滅。蘇軾《與李公擇（常）書》，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註解：

蘇軾非不熱望起複，只是目前的政治環境，蔡確當權，怎能包容蘇軾？王珪又怎能讓蘇軾出頭，遮掩他的文章光華？更重要的是蘇軾雖在謫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當權人物嫉忌的目標，豈能讓他東山再起？蘇軾是個死裡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難畏人」，早已打消仕進的念頭，只想做個黃州農。但是，躬耕東坡並不足以贍養偌大一份家口，所以還須在黃州附近再置一點田地，才能夠得全家二十余口的溫飽，這才是個「衣食重事」。

徐禧以詔使身份至邊，不顧種諤等資深邊將的反對，力贊沈括的計劃，築城永樂，上報天子，賜名銀川寨。

事起元豐四年（1081），西夏發生政變，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邊臣勸帝乘此機會興師問罪。神宗便詔熙河經制李憲等五路兵馬，大舉西征。高遵裕以環慶之師節制涇原劉昌祚的兵馬，種誼以鄜延之師分道行兵。李憲只是一個宦官，不懂軍事，雖然派駐邊疆，也並不深知疆務。軍行距靈州百里，虜騎驟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騎接仗，未被所乘，斬首千余級，又會合涇原兵馬，徑圍靈州。

然而蘇轍沒有來，他當然了解蘇軾在黃州的經濟情形，一點收入也沒有。而他自己呢，人口眾多，生活負擔比他老哥還要沉重，單靠東坡五十畝地，怎能養活兩家人丁呢？這是一個被生活限制、無法實現的夢想，他只能忍著繼續啃這塊食之無味的雞肋。

所以，那幾年間，好大喜功的當權者，以國家的命運做賭注，貿然發動對西夏的戰爭時，蘇軾不免憂心忡忡，付與異常的關切。戰爭失敗所造成的恥辱，使蘇軾滿懷悲憤，無可發泄，只得借用弔唁朋友的形式，作詩寫記，隱約吐露這黃州老農的憂國之心。

詎知永樂為夏人必爭之地，豈容佔領？九月，西夏以三十萬大軍來攻。

不久之前，徐禧曾來蘄水，與蘇軾見過，給他的印象是粗有膽氣，實甚疏狂，不足以擔當軍國重事；而沈括又是那麼一個好大喜功的投機分子，蘇軾私下不免憂心忡忡。蘇軾怕見這些官場人物，說話容易惹禍，但又不能放開他的關切，只得作書向滕達道探問消息：

後來又聞洮西捷報，蘇軾亦有詩曰：

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人死者約六十萬，喪棄銀錢絹谷，不可勝計。神宗得到永樂ｈｔｔｐｓ://reaｄ•９９ｃｓｗ.ｃoｍ敗訊時，當廷痛哭，自此不飲不食，繞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爾崩逝，可以說是齎恨而歿。

蘇軾身負罪譴，雖然關心國事，卻無議論的自由，有如骨鯁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帥府中掌管機要文書的張舜民（芸叟），因作詩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謫官監郴州酒稅，路過黃州，為他詳述靈武兵敗的經過。使他從這親身參与者口中，親聞這場戰爭所造成的軍民大量的傷亡，邊疆地方徹底破壞的慘狀，不禁痛徹心扉。但他現在的處境，再也不能觸碰「現實政治」這個怪獸，心裏憋著這份受辱的痛楚，無處發泄，作《書張芸叟詩》，記舜民詩曰：

邊臣為報靈州兵敗之恥，防備西夏得寸進尺，鄜延大帥沈括，請在永樂（今陝西米脂）築城，圍阻西夏。神宗詔派給事中徐禧（德佔）去實地考察。

為了免與人爭，他又作了《聞子由為郡僚所捃，恐當去官》詩（這詩題顯然是後來加寫的），勸蘇轍不必徘徊瞻顧，到黃州來同耕東坡的好。

蘇軾向來有「蔑視金錢」的豪氣，而蘇轍則非常謹慎，仍然不敢造次，依然晨出暮歸，兩渡江水，忙他的鹽和酒。

詔可，蘇轍便落了兼差。

知識分子為實現理想而生活，他們可以不在乎現實世界中的得失榮辱，不在乎物質生活的貧乏，但卻無法忍受被現實社會排斥、廢棄的命運。知識分子懷著一片對國家和生民奉獻的熱情，具有不可壓制的觀察與批評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勢力的壓抑和阻截，無異徹底沖毀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道」，這種摧殘生命意義的打擊，使士君子者人生莊嚴的使命感完全喪失，殘存這個蒼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無可奈何的憂戚。

蘇轍在筠州，本與太守三衢九*九*藏*書毛國鎮相處甚得，國鎮主政寬和，又好吟詠，兩人之間，頗得唱酬之樂。這年夏天，毛國鎮罷官歸隱，新任筠守賈蕃，彼此均無淵源，同僚的筠州通判（倅），早先與蘇轍在公事上意見不洽，心存芥蒂，至此便處處與他公開作對，要排擠他。蘇軾聽到這個消息，心裏很是不平。其時老友李常還在淮南西路提刑任上，駐舒州，筠州是其轄屬，所以寫信給他道：

這一勝利的消息，于同月二十二日，蘇軾在武昌王齊愈家中得見陳慥書報才知道。當時大家高興唱樂，各飲一巨觥，互相慶祝。蘇軾也作詩誌慶：

蘇軾的意氣固然軒昂洒脫，不過到底是春寒未盡時節，淋了冷雨，終於害了左臂腫痛的毛病，很可能是風濕，但也有人說是食物中毒，即服食丹砂的副作用。

麻橋人龐安常，雖是聾子，卻是有名于當地的針灸醫生，蘇軾病臂便去向他求治。因龐醫重聽得厲害，兩人只能筆談，寫不了幾個字，他已完全了解病因。蘇軾驚異於此人的絕頂聰明，便和他開玩笑道：「我以手為口，君以眼作耳，都該算是一代異人。」

徐禧由呂惠卿保薦，上《平戎策》投機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蘇軾與他一面之交而已，于其死難后，作《吊徐德佔》詩，比之為映門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當非棟樑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終老岩壑，抱子生孫，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惡果。至作呂惠卿責詞時，所謂：「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這首詩回溯生平，有很多感慨。他說，我們少小為學，自有遠大的志趣，天如給我們機會，應該早已發跡，創出宏大的事業來了。誰知事實大謬不然，我們兩人舉步儘是荊天棘地，狼狽不堪。我如墮地跌得粉碎的瓦罐，不必再說了，你又何必戀此雞肋，戰戰兢兢，只怕得罪，任勞任怨，別人還不諒解，「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

沙湖的田，沒有買成。不久，同是天涯淪落的朋友楊繪派他的弟弟慶基到黃州來與他商議同買一座莊院，以後可以合住，又介紹定襄胡家田，先佃后買，可以少付一些現款。再過若干日子，陳慥來說，郎中任其孚的兒子要賣掉荊南頭湖莊子，這莊子去府城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時值六百千，只要先付二百來千即可……但都只是空忙一陣，沒有買成。

這洮西之役，由宦官九-九-藏-書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詩篇首曰「漢家將軍一丈佛」，有人認為蘇軾不會用這樣的話來稱頌一個宦官，所以斷為偽作，而陸放翁以為此詩氣格那麼高，也不是別人假得出來的，所謂「一丈佛」者，不是讚譽，而是諷刺。其實這些都是書生狹隘之見，如果能夠揚民族聲威而有大貢獻於國家者，正不必論其出身，以蘇軾胸襟的闊大，宦官果能克敵致果，何嘗不能給予讚美。

看完田，歸家路上，天氣突變，忽然下了大雨。他們一行，本來帶有雨具，看看無用，先已叫人帶回去了，這時候，除了挨淋，沒有別的辦法。同行的人，個個淋得非常狼狽，獨有蘇軾似乎不覺有雨，照樣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為自己保有這份坦蕩的心懷而得意。作《定風波》詞：

國家的老成們，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權力圈外，默默無聞。如司馬光在洛陽獨樂園裡專心編撰《資治通鑒》，絕口不談國事；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后，健康狀況很壞，息影南都，無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韓國公富弼，家居洛陽，悠遊泉石，至元豐六年即已薨逝；文彥博雖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輩耆老，舉行耆年會，流連詩酒，消磨時日而已。即使當年那麼勇於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負的王安石，現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鐘山道上，驢背尋詩。

蘇軾遭難以來，朝廷政局，每下愈況。

蘇軾沒有辦法，只好背出廿二年前，兄弟同在懷遠驛預備應考制科，埋頭苦讀時的宿約，希望憑此能夠打動老弟的心意。作《初秋寄子由》詩：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遠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風雨一樣，四面八方地包圍了你。惟有這飽經世患的詩人，在雨中舉步輕行時，他心中根本沒有晴明，所以也就無所謂風雨。人間一切變幻無常，唯有超脫物外，才能一塵不染；唯有安步徐行於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地坦然歸去；有這樣任天而動的襟懷，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黃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螄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間，當地人告訴他，這裏的田地上，播種一斗種子，可以產稻十斛。蘇軾問：「何以如此有力？」據解釋，此地連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來未曾種過五穀，地氣不耗，所以一發便能如此有力——蘇軾記住這一段寶貴的經驗之談，特別記下來。九_九_藏_書

這闋詞，是《東坡樂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調鏗鏘，節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脫而又寧靜。

永樂城被西夏兵團團圍困，而地則依山無水，軍士饑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舉、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詔給西夏，他們如能保全該城官兵，當盡還已侵之地。詔書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難，蘇軾作《書永洛事》，曰：「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

這些年來，朝廷的實際政事，盡在蔡確、章惇、馮京、王珪、張璪、蒲宗孟這班政客手上，作走馬燈式的流轉。至元豐五年（1082）四月，實行新官制，以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神宗詔自今以後，事無大小，統由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執行。輔臣中有人以為如此做法，中書省的權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為然。於是蔡確、王珪、章惇三人結合的權力中心中，又以蔡確為最高權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縮手，小人鴟張」的局面。

同年九月西夏來救米脂寨，鄜延經略使種諤率領七軍，方陣而進，攻圍敵寨。西夏兵八萬餘人，自無定河出，種諤揮兵前後夾擊，夏兵死傷六萬餘人，屍橫數十里，銀水盡赤。擄獲馬匹五千，孳蓄鎧甲萬計。

兩人相與大笑，自此訂交。龐醫的針灸術確實效應如神，一針便已治愈蘇軾的腫痛。疾愈后，他還在龐家住了數日。安常治病，不要診金，獨喜書畫文物，因是同好，相談甚歡，他們還同遊了蘄水郭門外的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的水，徜徉於蘭溪之上，作前揭之《西江月》詞，確是一闋明凈無塵之作，足見蘇軾之善於享受生活。

京中的國子司業朱服，跟著落井下石，上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