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名士楊升庵（慎）說：

他借錢塘門外大佛頭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間樓，作他的臨時辦公處。這石佛頭山舊稱始皇纜船石，僧人思凈刻山為佛，築院，與壽星院為鄰，都在萬松嶺山麓。開工后七日即是端午假日，遊人都出錢塘門到十三間樓來玩，蘇軾也在那裡督工，看到湖上遊人如織，那樣熱鬧，心裏好不高興。作《南歌子》詞，題為「杭州端午」：

不過白居易確也築過一堤，起自錢塘門水閘，過昭慶寺，沿寶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場止，是《西湖志》所說「白公堤在錢塘門外，由石函橋迤北至餘杭門」，即今武林門止的那一條，現已久廢。

錢塘縣尉許敦仁也建議「西湖可開」，他說：「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

十六年後，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時又災旱，軍民皆苦無水。蘇軾想起前事，就各處尋覓熙寧年間負責修井的這幾個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間，雖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蘇軾問他：「沈公井何以又壞了？」他說：「熙寧中雖已修好，但當時系用毛竹來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壞。」於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將瓦筒盛在石槽中，兩邊以磚石培瓷固護，底蓋力求堅厚，錮捍周密，費時不過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復，則西湖淡水，幾乎遍於全城，家家都有可飲之水了。

疫病期間，失時曠業，饑民必然驟增，蘇軾又命人設廠煮粥，普施貧病。

杭州，本在水底，由滄海變成桑田，故雖漸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還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應民飲；白居易繼復治湖浚井，築石函隔絕江水，飲水問題才獲充分解決。

既設病坊，他又自費修合藥劑——聖散子，施送貧病。這聖散子的功效，蘇軾自記：

所以始終無人辦好。但看西湖形勢，三面環山，一角通江，雖以風景名勝騰譽天下，其實卻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乾旱時期的農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飲水，莫不取給於此。西湖堙塞了，山水無所容蓄，稍遇乾旱，即成災害。所以開湖是民生樂利的水利工程，並非只為「游觀之美」。

然而問題是一個接著一個發生的，錢塘六井雖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則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歸於無用，即辛苦浚治的運河，不得不取給於江水，江滿必挾泥沙以俱來，仍將三年一浚，勞民傷財事小，為患閭里之害更大。

前揭致章致平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後來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議將葑地作田，不如變為菱盪。他看到吳人種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將水中荇藻雜草芟除澇漉到寸草不遺，然後下種。現在如將路西部分開葑以後的湖面，闢為菱盪，以一定租額放給民戶租領種菱，則葑草就無從生長了。

至熙寧五年（1072），錢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夠飲。時陳襄來知杭州，蘇軾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負責修整，自擘劃以至工程的點驗，蘇軾亦均參与其事。錢塘六井對於杭州居民飲水的關係，蘇軾有極深的了解，當時並應陳襄之請，為撰《錢塘六井記》一文，石刻於相國井之亭上。九-九-藏-書

這聖散子藥效如此神奇，簡直就是萬應靈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藥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錢。所以蘇軾勸人施藥，必曰「千錢可救千命」。四年春間杭州這場時疫中，蘇軾自費修合此葯，廣事施捨，據說，「得此葯全活者，不可勝數」。

據他說，此葯表裡虛實，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狀至危急者，連續飲服數劑，立即汗出氣通。如遇時疫流行，于天明時用大釜煎煮，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就能使疫氣不入其門；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飲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濟世之具，衛家之寶」。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業，調撥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賑的夫役，還是不夠，船隻缺乏的情形更嚴重，等到奉准全面開湖之日，這兩項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擾的問題。蘇軾親自寫信給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來助役，語氣迫切，可見當時工程緊張的情況：

堤工完畢后，兩岸遍植芙蓉和楊柳，而不是後來的桃花，利用樹根的生長盤曲，鞏固堤岸，又建九個涼亭，便於行人歇腳。南宋時代吳自牧的《夢粱錄》記曰：「自西迤北，橫絕湖面，綿亘數里。夾道雜植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為遊人玩賞駐足之地。」但這都是蘇軾離任后的景色，蘇軾和趙德麟詩，他的喜悅，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開湖大功告成，蘇軾于寄林希詩中說：「卷卻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魚之樂，來比擬他胸中充溢著的歡欣和安慰。

蘇公堤這名字，是蘇軾去后，接他後任的林希題的。杭人在堤上也為蘇軾立過生祠。后十年，呂惠卿來守杭州，被他奏毀。

蘇軾初從巢谷手上得到這個秘方的時候，他在黃州貶所，經濟情況很不寬裕，然而還是合這個葯，施捨別人。

自開工之日起，蘇軾閑日一至湖上，親自督察工事的進行，奔走于礫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記回家吃飯，好在他生活習慣簡率，就便與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說：「築新堤，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九九藏書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

西湖湖水不但供給居民飲用而已，白樂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畝，達千頃之巨。吳越王時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入宋朝以後，西湖被定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乾旱時節，水草叢生，橫長蔓出，在湖面上出現了一塊一塊的葑田，葑田佔據了湖面，湖水無所容納，便越來越少了。蘇軾說，他做本州通判時，湖上葑田還只佔十之二三，到現在相距不過十五六年，湖面已經堙塞了將近一半。

西湖原來有道自西至東的長堤，歷史非常久遠，長慶年間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邊，密植垂柳，自錢塘門至西泠橋止。《臨安舊志》說此堤「不知所從來」，又曰堤「徑三里余，唐稱白沙堤，宋稱孤山路」。因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後人往往誤會這道湖堤為白樂天所築，其實白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帶斜」，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誰所開築，則非樂天之功可知。

子珪僧從前已獲朝廷賜予紫衣，這次蘇軾又上狀為他請得「惠遷」師號，用以酬謝他兩次修井的營幹勞苦。

蘇軾接受這個建議，但劃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標記，種菱不許侵入界外的湖面，並命錢塘尉司管勾這一公事。蘇軾前作《南歌子》詞里的理想，完全實現了：

一千多年前的蘇軾，就反對家傳秘方，認為應將驗方公開，博施濟眾。

古代社會缺乏公共衛生設施，任何地方水旱災荒之後，一定會發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開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農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帥府來請願，他們說：「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蘇軾奮然道：「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九九藏書

果然，杭州于乾旱之後，翌（五）年三月間，氣候轉暖，疫病隨即大作，照蘇軾說：「杭州是水陸交通之區，因疫病死者，比他處常多。」

湖上葑田面積有二十五萬丈之多，一旦剗草剜土，這剗剜出來的大量葑草湖土，除了取之於湖，用之於湖，沒有比此更為經濟的辦法。湖上東西有堤，但是環湖一周，達三十里，南北往來，必須繞湖步行，非常不便，蘇軾因此定計，廢物利用，增築一條自南徂北的長堤，則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飲水，與人們的健康和防止疾病傳布，關係非常密切。蘇軾為解救杭州旱災，費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鹽橋兩道運河，疏通了航運，供給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還不能解決人民日常飲水的問題。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條件：一是人力，二是船隻。

輔佐蘇軾主持開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駐杭州的兩浙兵馬都監劉季孫，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調度和督率，他每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往來奔走，不辭勞怨；第二個是監杭州商稅的蘇堅，他嫻習水道工程，故能擔當這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個是錢塘縣尉許敦仁，他首先建議西湖可開，且又是他所轄屬地區的分內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這三個人的貢獻都很大。

歷時四個月，佔據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剗除了，南北相通的長堤也將築成，蘇軾續與章致平書雲：

湖中剗下來的葑草，挖出來的濕泥，往哪裡放呢？蘇軾周視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後來他從西湖原有自西至東的長堤和白樂天築堤得到靈感。那兩道湖堤是這樣的：

蘇軾和各方面商議決定，既是為民興利的事，必須克服任何困難，說到做到。蘇軾遂于九*九*藏*書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開杭州西湖狀》，請再賜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賑饑餘款，就可將湖面葑草二十五萬丈清除乾淨，使西湖復唐之舊。照宋朝立法，本州節餘款項，知州有權動用。蘇軾就利用手頭現有一萬貫錢、一萬石米的節餘，足夠支應十萬人工。以每工開葑一丈計算，就可添得十萬丈的水面，全湖積葑二十五萬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發奏狀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務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動手剷除葑草，搬載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參加作業，這些民工都是仰賴救濟的災民，以工代賑，減少政府的負擔。

這條堤，起自南屏，止於麴院。蘇軾並未賦予堤名，到他離杭州任，林希來接事後，才榜之曰「蘇公堤」。堤上跨築六座橋樑，本亦無名，舊稱第一橋、第二橋……這六橋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導諸港之水。後人自南山第一條起，名映波橋者通赤山港（埠），名鎖瀾橋者通麥嶺港，名望山橋者通花家山港，名壓堤橋者通茅家埠港，名東浦橋者通麴院港，名跨虹橋者通耿家步港。

這個秘方，蘇軾得來不易：

蘇軾立即實行兩項救濟措施：一是設置病坊，一是施藥。

他撥出結餘官錢兩千貫，自捐私款黃金五十兩，在城中眾安橋設置病坊一所，取名「安樂」，遴選僧人主持施醫的工作。規定每年從錢糧（即田賦）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經費，三年內醫逾千人者，對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賜與紫衣。

蘇軾去任后，所設病坊，改名「安濟」，從城中眾安橋遷至西湖上，辦了沒有幾年，就停廢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見到祥符寺一老僧，稱其先師曾隸安濟坊，現在杭州雖為陪都，卻不見官府再辦這種拯民疾苦的社會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