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這兩句詩，原是東坡從海外北歸，再度過大庾嶺時，所作次韻詩的最後一聯。用的典故是叔孫通為漢高祖定朝儀，征魯國諸生三十餘人到中央政府來做事，當時有兩個魯生，拒不應|召，還被叔孫通笑罵為「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如這兩句詩，意深語緩，若不明了當時情況，更不容易窺測。」

放翁隨後又舉了一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的例子，認為若未讀故老孫勰的詩跋，便不知綠衣所指何人，她又說了什麼話，就無法看懂這兩句詩語。所以放翁的結論是：

注本雖多，但是並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勸放翁再事研究，放翁當時不敢擔當這一工作。後來有吳興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兩代數十年不斷的努力，綜核前人諸說，重新增編補訂，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詮解詳備，稱譽士林。這個規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1https://read.99csw.com202），放翁作序。前面那段與范成大對話的回憶，就見於放翁所作《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東坡寫此詩時，他兩兄弟的情況，正如放翁所言：

「……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

「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從命的緣故了。」放翁慨然道，「從前朝廷以三館養士，儲備將相之才。到元豐年間實施新官制，把三館一起撤銷了。東坡舊時曾直史館，但自謫為散官，史館之職，削去已久。至此，連這個老窠也被廢去了。所以說『九重新掃舊巢痕』。東坡用事之嚴如此。」

「東坡被竄黃州，自忖不復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說『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復元祐舊臣，所以說『已致魯諸生』。想來不過如此。」

注蘇最早的本子，當以崇寧大觀年間（1102—1107）趙次公等的《蘇詩五注》為read.99csw.com先，距東坡謝世還不過幾年；次則南宋紹興初年趙夔等的《蘇詩十注》、王十朋的《蘇詩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石湖居士聽了，也嘆息道：「如此誠難矣！」

理解蘇詩，在陸放翁、范石湖那個時代，確然如此；但後來以愛讀蘇詩者之眾，從事批註蘇詩的人，傳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細讀注，困難未必不解。

所幸施氏父子合數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詳贍疏通，學者都認為是自有蘇注以來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長蘅等的刪補和整理，稍後復有乾隆名士翁方綱的《蘇詩補註》八卷，考訂尤稱精詳；至清嘉慶二十四年，王文誥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更是綜合蘇注之大成，附載《總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這一方面，貢獻更多。大家之詩，從來以熱心注杜（甫）者為多，但亦不過數家，內容蕪雜膚淺，不為識者所取；九_九_藏_書而蘇詩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樹，後有清代學人不斷地整補，這份豐富的前賢業績，在研究東坡生平這個工作上幫助很大，這是必須要先加說明的第一點。

這時候，政治上的元祐黨禁，雖已解除，但治蘇學還是忌諱。施宿因為出版此書，遭人非議，而被罷官，所以傳本甚為稀少。

清代學者才將施注本發掘出來，各以其專門知識來加以補充。如海寧查慎行撰《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以詳于考證地理，為其特色；馮應榴編《蘇文忠詩合注》五十卷，則精於考古。兩書皆頗流行。

「建中初年，韓（忠彥）、曾（布）二相得政，盡量收用元祐舊九九藏書臣，即使無法在朝中位置，也都任為封疆大吏；唯有東坡兄弟，只領一份宮觀祠祿的干俸，不被重用。……」東坡詩只從正面說「朝廷已經徵召了魯國諸生」，暗中卻隱藏著「不能致者二人」，自嘲與子由該為「不知時變的鄙儒」。放翁感嘆道：

明人好選評而薄箋注，但他們的「選評」，事實上只是借東坡這塊招牌，來發揚自己的文學主張而已。晚明公安派諸君子雖極推重東坡，但在研究上，卻不甚有用。

後來商丘宋犖（牧仲）得施注宋槧本于江南藏書家，他便動員門人邵長蘅、顧嗣立、李必恆和兒子宋至等為之刪訂編補，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遺詩四百余首，為《蘇詩續補遺》上下兩卷。邵長蘅承擔此一工作時，又發現放翁所說難處之外的另一重困難。

東坡逝世七十余年後的南宋淳熙二年（1175），陸放翁在成都安撫使衙門裡做參議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來做四川制置使。這兩位詩人read.99csw.com聚合在一起，便常談詩說藝，屢屢論及東坡。因為放翁是個閑官，富有時間，石湖居士就勸他研究蘇詩，以遺後學。放翁遜謝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兩聯坡詩：「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又：「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問他該作何解，范答：

蓋因東坡于書無所不讀，經傳子史之外，不論佛經、道藏、小說、雜記，到手皆讀，因此，他的知識範圍，無邊無際，加以生活經驗又那麼豐富，見聞寬廣，皆非常人所及。東坡自己固然富有統馭文字、驅策書卷的才氣，可以不限題目，牛溲馬勃，皆以入詩，取材可以不擇精粗雅俗，嘻笑怒罵，街談巷議，信手拈來，皆成佳詠。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曰：「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但是後世讀者，學問識見，兩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蘇詩內容，時遇困難，依然不免。如邵長蘅作「注蘇例言」十二條，其中一條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