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頭，才有一群美國醫學界領袖開始倡導革新，計劃將美國的醫學從世界發達國家中最落後的變為世界上最先進的。

他們死得又快又慘烈。儘管大流感持續了兩年多，但大約2/3的人在24周之內就死去了，這些死者中又有一大半是在更短的時間，也就是在1918年9月中旬到12月上旬期間死亡的。大流感在一年內殺死的人比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內殺死的人還多，24周內的受害者比艾滋病24年內殺死的人還多。

對流感死亡人數最保守的估計是2100萬，而當時全球人口總數還不及今天的1/3。這個數字是根據當時對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後來經常被報紙引用，但這個數字肯定不準確。現在的流行病學家估計，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5000萬人在大流感中喪生，這個數字甚至可能高達1億。

然而，1918年的9月中旬，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勢出現在他面前。醫院的院子里擺滿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人渾身是血，死狀可怕而奇特。

劉易斯熱愛實驗室，勝過愛任何人和任何事。他工作的地方擠得滿滿當當的，看起來就像是由無數冰棱組成的灌木叢——架子上擺滿了試管，到處是成堆的培養皿和移液管，但這使他感到很溫暖，他覺得實驗室比自己的家更舒服。但他不喜歡這次這樣的工作。使他煩惱的並不是要儘快找到答案的壓力，即便在從事脊髓灰質炎研究時他也從未為此苦惱過。那時正是脊髓灰質炎大肆流行的時候，當局不得不規定，只有持許可證的人才能出行。真正使他煩惱的是，他必須放棄正規的科學方法。為了成功研製出疫苗或抗血清，他必須在還沒有形成定論的結果上進行一連串的猜想，而且每個猜想都必須正確。

這些數據顯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數據蘊涵著另一個更可怕的事實：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兒童，而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頂峰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庫辛（Harvey Cushing）——一位年輕聰穎而且後來頗具聲望的外科醫生，也曾因患流感而重病不起，並且終生未能從可能是流感引起的併發症中恢復過來。他稱這些流感的受害者為「雙重死亡」，因為他們死的時候還是那麼年輕。read.99csw.com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與現代科學的第一次大衝突，是人類社會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對決。在這個社會中，有人拒絕屈從於自然的力量，拒絕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運，他們決定用發展的技術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

在歐洲，醫學院要求所招收的學生具有堅實的化學、生物學及其他學科的基礎，這已有好幾十年了。但在美國，直到1900年，醫學院的門檻還是比名牌大學的低得多。至少有100所醫學院規定，只要繳納學費，任何人——但不包括女生——都可以跨進醫學院的大門；最多只有20%的醫學院要求申請入學的學生必須具有高中畢業文憑，不需要任何的專業科學教育。全美只有一所醫學院要求其學生具有大學文憑。新生入學后，學校一般也不會再為學生們補充背景科學知識。很多醫學院的學生只要在校期間上過課並通過考試，就可以拿到學位；還有一些學生好幾門功課不及格，甚至連病人都沒接觸過，也被授予了醫學學位。

要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智慧和訓練，還需要真正的勇氣，一种放棄所有支持和權利的勇氣。也許僅需要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但是，現在躺在院子里的這些病人使劉易斯深感困惑，同時也讓他冷汗直流。他不僅擔心自己能否處理這種疾病，還擔心這種疾病究竟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因為不管是何種疾病侵襲了這些船員，這種疾病不僅僅是擴散而已，而是已經爆發性地蔓延開來了。

當流行性疾病真的來臨時，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抵擋病魔前進的腳步，運用自己所有的知識和力量來擊敗它。當無法擊退病魔時，他們投入到構建和完善知識體系的工作中去，以期能夠最終戰勝病魔。最終，從流感爆發中獲取的科學知識，孕育了未來的醫學。

早在10年前，他在位於紐約市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導師合作，發現且證實了脊髓灰質炎是由病毒所致，這個發現至今仍被看作病毒學史上的一塊里程碑。隨後，他研製出了一種針對脊髓灰質炎病毒的疫苗，這種疫苗作用在猴子身上，有效率幾乎達百分之百。ｒead.９9csｗ.coｍ

儘管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控制它，但10天之前它還是在波士頓的一個海軍基地里爆發了。切爾西海軍醫院的海軍少校羅西瑙（Milton Rosenau）與劉易斯相識，所以他從劉易斯那裡得知了此事。羅西瑙也和劉易斯一樣，在美國宣布參戰後放棄了哈佛的教授職位參加了海軍，為國效力。他的公共衛生教科書被陸軍和海軍軍醫奉為「聖經」。

它還是一個關於科學和探索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應該怎樣改變思維方式的故事，一個關於人們在近乎完全混亂的環境中應該怎樣冷靜思考然後作出果敢抉擇並付諸行動，而不是無謂地長時間爭論的故事。

在這裏，「言」意味著權威、穩定和規則，而「思」則激蕩著、撕裂著並創造著，神遊八荒，無人知曉將有怎樣的造就。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那些渴望改變美國醫學現狀的人實現了他們的理想。他們建立了一個人才體系，培養具有新思維並且敢於向自然法則挑戰的人。他們與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科學家（包括劉易斯和他的一些同行）一起，組成了一個核心團隊，對疾病時刻保持警惕。他們並不希望流行性疾病出現，但他們預見到它會出現，並且為此作好了準備。

沒有人能夠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數，但如果上述估計是對的，那麼流感病毒就導致了當時8%—10%的青年人喪命。

他認為這是一種流行性感冒，儘管它與以前所知的所有流感都不一樣。

他已經作出了一個猜想，即便他並不確切知道是什麼引起了這種疾病，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夠預防或治愈這種病，但他相信自己已經知道它是什麼了。

臨床醫生們找到劉易斯，請他解釋這些水兵可怕的癥狀。他們當中很多人渾身是血，但這些血不是外傷所致，至少不是從他們被鐵器或爆炸所造成的四肢傷口中流出來的，大部分是鼻血。有些水兵還咳血，另一些人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厲害，死亡后的屍體解剖表明，劇烈的咳嗽甚至導致他們的腹肌和肋軟骨撕裂。還有很多人受劇痛折磨而發燒、說胡話，幾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說頭疼，就好像有人在他們眼睛後方拚命將一根楔子敲進腦袋似的。他們還覺得身體劇痛無比，甚至連骨頭都快痛斷了。有幾個人還嘔吐。最後，一些水兵皮膚顏色出現異常，有些人唇邊或指尖發青，還有少數幾個人渾身發黑，以至於根本無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還是黑人。他們看上去幾乎就是黑色的。

然而，無論那些船員死於何種疾病，這種病都沒有傳播開來，再沒有其他人染上這種疾病。

劉易斯是正確的。1918年出現了一種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是在美國產生的，而且即將席捲全球，其致命的威力最早在費城等地顯現。到1920年它銷聲匿跡之前，在這場全球大流感中喪生的人比人類歷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發中死去的人都多。雖然14世紀死於黑死病的人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很高（超過了歐洲總人口的1/4），但粗略估計，在這次流感中喪生的人更多，比目前死於艾滋病的人還要多。

類似的病例劉易斯只見過一次。那還是在兩個月前，一艘英國船上的部分船員被救護車從一個已被封鎖的碼頭送往費城的另一家醫院並被隔離起來。很多船員在那裡死去了。對他們進行屍體解剖后發現，他們的肺部看上去與那些死於毒氣或肺鼠疫的人一樣。肺鼠疫是腺鼠疫的一種，但卻比其他種類的腺鼠疫更可怕。

劉易斯被請來幫助他們處理這個令人束手無策的神秘事件。雖然也算一名內科醫生，但他還從未在病人身上操練過。更確切地說，他是一位科學家，是美國第一代醫學科學家中的一員，時間都花在實驗室里。當時，他事業上已頗有建樹，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而且他還很年輕，事業的巔峰觸手可及。

劉易斯去看過第一批患者，給他們抽血，檢驗尿樣和痰液，給他們進行鼻沖洗，清理喉嚨。他不斷回到患者中間，反覆收集樣本並研究這些癥狀，以期獲得任何一點新的線索。在實驗室里，他和手下的每一個人都把精力投入到培養並鑒定病原體的工作中。他需要找出病原體，找到病因，更需要研製出可以治愈這種疾病的抗血清，或是一種可以預防它的疫苗。

除了殺傷力強以外，大流感與黑死病及艾滋病在其他方面也類似。和艾滋病一樣，它奪去了那些原本最該生活下去的人的生命。而即使是在1918年費城這樣一個現代化大都市，牧師們也不得不像中世紀肺鼠疫肆虐時一樣，趕著馬車在街上吆喝，讓那些躲在緊閉的門後面、膽戰心驚的人把屋子裡的屍體搬出來。

1918年的大流感事件不是一個簡單的關於毀滅、死亡和絕望的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如何與自然強加於人類社會的災難作鬥爭的故事。

1918年，作為一名海軍少校，保羅·劉易斯（Paul Lewis）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似乎從未適應軍旅生活。軍裝常常令他局促不安，士兵們向他致敬時，他也總是顯得緊張而狼狽。

然而，就在波士頓的特遣隊抵達后的第四天，就有19名費城水兵被送往醫院，他們的癥狀九九藏書看起來與那種疾病相同。儘管他們以及與他們有過接觸的人都被立即隔離了，但第二天又有87名水兵被送到醫院，他們也被隔離了。兩天之後，600名癥狀相似的病人又被送了進來。醫院已經沒有空床位了，醫務人員也開始病倒。於是，海軍方面就將數百名病得更厲害的水兵送往費城的市民醫院，水兵和市民醫院的工作人員開始在海軍基地和市區間往來穿梭，就像在波士頓一樣。與此同時，以前是波士頓，現在又是費城，患者們開始被送往全國各地……

這些研究人員並不只是簡單地將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與1918年大流感對抗的工作中，至少對其中的一些人來說，他們在這場對抗中還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在美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戰爭中，死於疾病的人都比在戰鬥中陣亡的士兵多。歷史上很多次戰爭中都有過疾病蔓延。研究過美國歷史的領導者預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會有某種流行性疾病出現。他們對此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然而最終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疾病肆虐。

歌德（Goethe）在《浮士德》（Faust）中寫道：

然而，這個故事應該從更早說起。在醫學有望對抗病魔之前，它首先必須是科學的。醫學需要變革。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其中幾位的朋友，他的兒子也為他們工作。他寫道，這些睿智的人在緊要關頭走到一起，將「震撼」整個文明世界。他們想要震撼這個世界，而且也必將震撼這個世界。

即使在歐洲醫學發生變革之後，美國醫學還是遲遲沒有改變。美國的醫ｒｅaｄ.９9cｓw•ｃｏｍ學研究和教育尤其落後，使得它的醫學實踐滯後於歐洲。

在他遭遇死亡時，他直面死亡，挑戰死亡。他像一個昆蟲學家用昆蟲針將蝴蝶釘成標本一般將死亡固定，再將其肢解、分析，然後找出擊敗這個敵人的方法。這種冒險對他而言已成家常便飯。

這也是使劉易斯直冒冷汗的又一原因。

這項貢獻加上其他成就，為他贏得了成為菲普斯研究所奠基人的地位，該研究所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附屬機構。1917年，他很榮幸地受邀到哈維講座（Harvey Lectures）作報告，當然，這似乎只是他日後人生道路上接踵而來的種種榮譽中的第一個。如今，有兩位認識劉易斯且與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交往的著名科學家的子女說，父輩曾告訴他們，劉易斯是他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

在美國，這場流感也是關於包括劉易斯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的故事。他們就是那些沒有在病魔面前退縮的人，包括為數不多的幾名女性。他們大大發展了基礎科學，現代醫學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他們研製出的疫苗和抗毒素、發展出的技術至今仍在使用；在某些項目上，他們取得的研究成果與今天我們的知識水準也相去不遠。

費城的海軍基地對劉易斯的警告很重視，尤其當一支特遣隊剛剛從波士頓抵達費城時。他們作好了一切準備，一旦有疾病爆發，就立即將所有病員隔離起來。他們相信隔離措施一定能控制住疾病。

由於患者的特質和身體狀況及其他方面各自不同，而醫生的對策亦不同，所以醫學還不能，而且也許永遠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成為一門科學。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幾十年前，醫學幾乎還和兩千年前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時代沒什麼兩樣。隨後在歐洲率先開始的對醫學理念的改革，最終改變了醫學實踐的狀態。

而他卻是個地地道道的勇士，一位與死亡搏鬥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