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計劃在許多方面看來都具有徹頭徹尾的美國式野心：在白手起家的基礎上還要變革。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們將新學校定址在巴爾的摩這個髒亂的工業港口城市。與費城、波士頓或紐約不同，巴爾的摩沒有因襲的慈善事業，沒有能起領導作用的社會精英，當然，也沒有任何口耳相傳的思想。即使是巴爾的摩的建築，看上去也很壓抑，成排的房子連成長線，每幢僅三步之遙，擁堵著街道，或者說，近乎沒有街道——巴爾的摩的人就像是生活在屋內、後院和天井中。

人們開始認識到，疾病是侵入身體實質部分的事物，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不是血液中的擾亂物。這為革命的到來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在法國，巴斯德寫道：「我就站在謎底的旁邊，神秘面紗即將揭開。」

而「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來說卻過分深奧。科學認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樣」發生的。

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者們被動地觀察而主動地得出結論。他們細緻地觀察記錄了黏液流出、月經出血、痢疾患者脫水。他們似乎觀察到了靜置的血液會隨著時間流逝而分為幾層，一層基本上透明，一層是某種黃色血清，還有一層顏色更暗。根據這些觀察，他們假設人體內有四種體液，或者說「氣質」（humour）：血液、黏液、膽汁和黑膽汁［這個術語今天在短語「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中還在使用，體液免疫涉及免疫系統中的一些元素，如在血液中循環的抗體］。

許多美國醫生被歐洲實驗室的進步所吸引，他們前往歐洲學習。可他們歸國后，幾乎全無用武之地。在美國，無一例外，沒有一家機構會資助醫學研究——無論是什麼樣的醫學研究。

霍普金斯大學創辦於1876年，直至1893年才創辦醫學院。但醫學院所取得的成功如此輝煌而迅速，令美國醫學科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很快就趕上了歐洲，並且大有超越的趨勢。

塞繆爾·湯姆森（Samuel Thomson）是美國一項運動的發起人，該運動以他的名字命名並在內戰前傳播甚廣。他認為醫學很簡單，人人都能理解，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醫生。他的運動團體出版物提出：「希望那樣的時代快點到來——男人和女人可以當他們自己的牧師、醫生和律師。而自治政府、平等人權和道德哲學將取代各類同業公會。」他的系統採用「植物」療法，他還斥責道：「醫療技術幾乎全部由錯誤的理論和假說構成。」

沒有什麼領域比對生命的研究更需要真理，美國也沒有什麼領域比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更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所以特別是在這個領域，霍普金斯的影響將無法估量。

查爾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一位先天缺陷導致臉一側畸形的良好教養人士——所以他從不允許別人拍他的那一側臉——在1869年成為哈佛的校長。在擔任校長后發表的第一篇報告中，他宣告：「這個國家的整個醫學教育系統需要徹底地重整。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普遍無知和無能，但他們拿到學位后就能對社會為所欲為，一想到這就令人不寒而慄。」

當一個療法明顯無效時，醫生和病人間錯綜複雜的——親密無間的——關係開始發揮作用，雙方都投入了感情。從希波克拉底時代到今天，有一個真理恆久未變：當面對一個絕望的病人時，醫生常常是無心做任何事；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想做的太多了以至於什麼都做不成。於是這個同病人一般絕望的醫生會嘗試任何方法，包括那些他們自己知道無效但也無害的方法。至少，病人可以從中得到些許安慰。

因此，不同於邏輯的有條不紊，生物學的結果通常是凌亂無序的。這好比建造一間節能農舍。如果是新造一座，那麼邏輯可以幫助我們在心裏考量具體建材的使用、門窗的設計，也許還有屋頂上的太陽能板等等。但如果想讓一間18世紀的農舍具備節能的功用，就得竭盡全力去改造它。我們按邏輯在現有的農舍上做進一步的加工——封堵填塞、絕緣隔熱、安置新火爐或者熱泵。這間舊農舍將（可能）是我們在已有基礎上建造出的最好的一間，但它依然是不完美的，比如在窗子的尺寸上，天花板的高度上，建材的選擇上……這和建造一間專門為了達到最佳節能效果而設計的新農舍畢竟不同。

在此之前，巴黎的路易斯（Pierre Louis）已經跨出了更有意義的一步。醫院中有著成百上千的慈善病例等待醫救，路易斯對患有相同疾病的病人施以不同的治療方式，並通過最為基礎的數學分析——其實簡單如算術——將其同對應的治療結果相關聯。一名醫生建立起了一個可靠而系統的資料庫，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其實醫生們可以更早完成這個資料庫的，因為這樣做既不需要顯微鏡，也用不著高超的科學技術，只要細心地做好筆記就夠了。

他們的故事是從一個人開始的。

但這疏忽也如同一個宣言：霍普金斯大學將永遠追求真理，無論遭遇什麼艱難險阻。

然而，真正使現代醫學從經典醫學中分離出來的，是路易斯等人對病理解剖學的研究。路易斯不僅將治療方式同結果相聯繫，以期得到一個關於療效的結論（他認為給病人放血並不是有效的治療方法）；他還和其他人一起進行屍體解剖，以尋找器官狀況與癥狀的聯繫；比較患病器官與健康器官的差異，並對其功能進行細緻研究。

1796年，他提出了一個自認為同牛頓的物理學說一樣既符合邏輯又十分完美的假說。他觀察到所有的發熱都伴隨著皮膚發紅，因此認為這是由毛細血管擴張引起的，並且推論發熱的直接原因是這些血管不正常的「痙攣行為」。他進一步推論，所有的發熱現象都是由毛細血管紊亂引起的，而毛細血管是循環系統的一部分，因此發熱與整個循環系統的高壓有關。拉什建議用「減液」，比如靜脈管切開術（放血）來控制這種痙攣行為，其效果將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上，在第一個關於能知道些什麼的問題上，科學和宗教兩者就已分道揚鑣了。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哲學——認為自己能夠知道，或者至少論述了「為什麼」這一問題。

1798年，亨特的學生琴納（Edward Jenner）——亨特曾經告訴他「不要想，去試」——公開了他的工作。當琴納還是一名年輕的醫科生時，曾聽擠奶工說過：「因為我有牛痘，所以不會得天花。」牛痘與天花極其相似，所以感染牛痘病毒就對天花產生了免疫力。但牛痘本身極少會發展成嚴重的疾病。（引發牛痘的病毒被稱為「痘病毒」，其名字來自「種痘」。）

弗拉卡斯多呂亞斯（Fracastorius）是一位天文學家、數學家、植物學家和詩人，他提出假說，認為疾病具有特定的起因，傳染病「從一物傳遞到另一物，它最初是因為感染了極其微小的粒子而引起的」。一位醫學史家稱他的工作是「從希波克拉底到巴斯德（Pasteur）時期一個他人無法逾越的高峰」。

儘管批評之聲不斷，數值系統還是慢慢贏得了人心。19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英格蘭，身為流行病學家的斯諾（John Snow）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將數學應用在醫學上。他對霍亂的爆發模式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觀察：哪些人得了霍亂，患病者住在哪裡，他們的生活方式如何；健康者又住在哪裡，他們又如何生活。他沿著疾病追根溯源，找到了倫敦市內一口被污染了的井。於是斯諾得出結論，是污染的水源導致了這場疾病。這是一次極為出色的偵察，也是一項出色的傳染病學工作。巴德（William Budd）借用了斯諾的方法論，並迅速將之應用到傷寒的研究上。

其他事情則與美國有關。美國畢竟是一個崇尚實踐的地方，是一個活力四射的國家，它沒有耐性在白日夢上虛擲光陰。1832年，路易斯讓他的得意門生之一——一個美國人——在開始一項醫學實踐之前，先花上幾年做研究。這名學生的父親也是位醫生，名叫詹姆斯·傑克遜（James Jackson），是麻省總醫院的創建者之一，他輕蔑地拒絕了路易斯的建議並申明：「在這個國家，他的課程會因為過分奇怪而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和其他人之間產生隔閡。我們的職業是和人打交道……有太多事情要做而不做，他一定會被認為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

按照庫恩的理論，主流範式將會凍結科學的發展，它間接地通過製造思想障礙而使人們失去創造性，或者直接阻礙科學的發展（比如阻礙了對新觀點、特別是與範式相抵觸的新觀點的研究資金的投入）。他說，儘管如此，研究者們最終還是能夠發現他們稱之為「異常事物」的與範式不符的現象。每一項「異常事物」都能侵蝕範式的基石，當積累到足以破壞它時，範式就土崩瓦解了。科學家們隨後會想方設法推出一個既能解釋舊現象又能解釋新發現的新範式。

不過，即使這種方法看起來同現代研究者或現代科學家的方法差不多，它還是缺少了兩個極其hｔtpｓ://rｅaｄ.9９cｓw•ｃom重要的元素。

在霍普金斯大學，吉爾曼迅速招募了一支在國際上深受尊崇——而且相互聯繫——的教員隊伍，也迅速贏得聲譽。在歐洲，赫胥黎等人將霍普金斯大學視作美國能量爆發和坦誠開放同科學不屈精神的結合體，認為其潛在力量能撼動世界。

科學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我能知道什麼？」（What can I know?）和「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

事實上，生物學就是混沌的。生物系統並非邏輯的產物，而是進化所致，而進化是一個不太講究精準的過程。生命並不會選擇邏輯上最佳的設計來迎合新環境，而只在已然存在的基礎上進行調整。人類基因組中的絕大部分區域包含「保守的」基因，這些保守基因與那些存在於更為簡單的物種中的基因本質上相同。進化是建立在現有基礎之上的。

當然，如果希波克拉底和蓋侖來到1800年，也會認可這些進展並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大多數的醫療實踐，但1800年的醫學還停留在一位歷史學家描述過的狀態中——「科學的一條殘臂」。

19世紀已過大半，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大部分信徒仍然相信自然的過程不能受到干擾。各種形式的凈化就是擴大和加速自然過程，而不是抵制它。因為各種傷口都會化膿，化膿就被視為治療的一個必要過程。直到19世紀後期，醫生們仍不採取任何避免化膿的措施，也不願進行哪怕只是放膿之類的處理。相反，他們稱其為「健康的膿」。

管理者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美國還沒有這樣一所大學，也正是因為他們在做了類似於市場調查的研究后認識到了需求所在。一名董事會成員之後解釋說：「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強烈渴求能學到大學和科學院校的普通課程以外的知識。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參加德國大學講座的美國學生人數在不斷增長。」管理者決定走高品質路線。他們只打算聘用聲名顯赫的教授並提供高級研習的機會。

與這三人同時代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哥白尼（Copernicus）改變了世界。但在醫學上，帕拉塞爾蘇斯、維薩里和弗拉卡斯多呂亞斯的新發現沒能改變世界，醫學實踐並沒有因為他們而發生任何改變。

1918年以前，美國戰火連連，不僅國家依賴那些大部分（儘管必然但非全然）由霍普金斯大學相關人士實施的變革；軍方也將這些人組成了一支特殊力量，他們專註而訓練有素，準備痛擊敵人。

在更狹義的科學語義中，這個回答決定了個人探索自然的方式——一個人如何做科學。而且，一個人回答問題的方式，即他的方法學，與問題本身同等重要。研究方法為知識打下了基礎，並往往決定著一個人的發現。換言之，一個人研究問題的方法往往決定，或者至少限制了他的答案。

這個回答不單單涉及學術探討，它還影響了一個社會對自身的管理手段，影響了社會的結構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如果一個社會將歌德所說的「言」看得至高無上，如果一個社會相信自己掌握真理並且無須懷疑自己的信仰，那麼這個社會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會發生變革。但如果它為質疑真理留有空間，那麼它就更有可能變得自由開放。

這種對邏輯的依賴與人類想以更廣泛、更深入的方式認識整個世界的野心形影不離，而這種依賴實際上給科學，特別是給醫學強加了一道翳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純粹理性變成了進步最大的敵人。在漫長的2500年裡，醫生給予病人的實際治療方法幾乎沒有任何進步。

他是「英勇醫療」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當然，「英勇」是對病人來說的。在19世紀早期，整個歐洲都對他的理論讚賞有加，一個倫敦醫生評價拉什集「幾乎史無前例的地位、睿智和判斷力於一身」。

與此同時，德國的魏爾嘯（Rudolf Virchow）——他和伯爾納都於1843年獲得醫學學位——創立了細胞病理學，提出了疾病始於細胞水平的概念。在德國，數量多於其他國家的傑出科學家正積極投身於用實驗探索自然的工作，許多以這些科學家為首的著名實驗室也逐漸建立起來。亨勒（Jacob Henle）是闡明現代病菌學說的第一人，他以「只有向自然提問，她才會作答」響應培根。

內戰結束，美國不斷有人倡導新型、簡單、完整及獨立的治療體系，其中兩種（脊椎指壓療法和基督科學）仍存於世。（有證據表明，刺|激脊椎可以緩解肌肉與骨骼的不適，但並無證據支持脊椎指壓療法所宣稱的疾病是由於脊椎骨未對準而引起的這種論調。）

所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學的進步實際上導致了「治療虛無主義」。醫生們漸漸不再對傳統治療手段抱有幻想，但他們也不知道能用什麼來取代。響應于路易斯和其他人的發現，1835年，哈佛大學的雅各布·比奇洛（Jacob Bigelow）在一次重要演講中提出：「具備正常判斷力和豐富經驗的大多數從醫人員不存偏見的觀點是……如果任由所有的疾病自由發展，死亡和災禍的數量將會減少。」

當這些思想傳播開來，醫生們又不能證明他們有治愈任何人的能力，而民主情緒及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的反精英論席捲全美時，美國的醫學就像前線一樣，亂鬨哄但又極民主。英國在18世紀就已經放寬了頒發醫生執照的標準。現在，很多州的立法機構已經與醫生執照審批完全無關了。為什麼必須要有執業要求呢？醫生知道任何事嗎？他們能治愈什麼人呢？1846年的一位評論員這麼寫道：「沒有比常規醫學更厲害的上層壟斷了——也沒有比之更大的欺騙了。」在英國，「教授」這一頭銜授予那些在大學擔任要職的人，即使在亨特將科學引入外科學后，外科醫生也只稱為「先生」。可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自封為「教授」或「醫生」。到1900年，美國有41個州給藥劑師頒發執照，有35個州給牙醫頒發執照，而只有34個州給醫生頒發執照。1858年，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醫學期刊撰文質問：「我們該把美國大眾所尊敬的醫生職業受貶的原因歸咎何處？」

今天提醒人們醫學體系接受放血觀點的是一本英國期刊的名稱——《柳葉刀》（The Lancet，一份世界頂尖的醫學期刊）。柳葉刀就是醫生用來切開病人血管的器械。

就在這次宣言發表后不久，一個從哈佛新畢業的醫生因為不知道嗎啡的致死劑量而接連導致三個病人喪命。即使出了這樣的特大丑聞，艾略特還必須強行壓制抵制的教員才達成了適度的改革。外科學教授亨利·比奇洛（Henry Bigelow）是強硬派教員之一，他向哈佛董事會抗議：「（艾略特）居然打算對獲取醫學博士學位的學生設立筆試。我不得不告訴他，他對哈佛醫學院學生的情況毫不了解。他們中有一半以上幾乎不會寫字。毫無疑問，他們沒有通過筆試的可能……沒有一個醫學院願意將大量現有課程和巨額收入作賭注，以引入更多的嚴苛標準。」

霍普金斯的財產受託人是貴格教徒，他們行事審慎但也果敢。同哈佛校長艾略特、耶魯校長安傑爾（James Burril Angell）和康奈爾校長安德魯·D·懷特（Andrew D. White）給出的建議相左，他們決定效仿那些著名的德國大學來建設霍普金斯大學，使之成為沉醉於創造新知識的人的樂園，而不僅僅是一個教授已知事物的地方。

單靠邏輯和觀察為何無法促進醫學發展的另一種解釋是：生物學不像某些以某種邏輯形式——數學——為自然語言的學科（比如物理學），它並不需要藉助于邏輯。這從著名物理學家齊拉（Leo Szilard）的抱怨中就能看出。自他從物理學轉到生物學之後，就再也沒有安安心心地洗過一次澡。還是物理學家時，他可以泡在浴缸的溫水中思考問題，在心裏盤算並進行邏輯推論；然而變成生物學家后，他不得不經常從浴缸里爬起來去找尋事實。read.99csw.com

「他的聲音低沉、清晰而獨特，」一位聽眾這樣描述，「聽眾們仔細聆聽著報告者唇邊流出的每一個字，不時報以讚許的掌聲。」而另一位說：「赫胥黎教授用了緩慢、精確而清晰的方式，以智慧和才能捍衛著自己的立場。他不會胡亂髮表意見，而是採取研究和縝密調查所用的深思熟慮的方式。」

在南方，白人民主黨試圖在重建時期得到「救贖」以迎接總統大選，發起了另一場更重要但同樣殘酷的戰爭。在整個南方，原美國南方同盟的「來福槍俱樂部」、「騎兵俱樂部」和「來福槍隊」被組編成步兵和騎兵部隊。針對共和黨與黑人的一系列威脅、攻擊、私刑乃至謀殺已經昭然若揭。在300名黑人在密西西比的一個縣被非法殺害之後，一名男子深信，只有民主黨親口承認才能使世界確信他們的圖謀，他懇求《紐約時報》：「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民主黨在大陪審團面前做出的證詞刊登出來吧。」

在美國，科學正在排擠治療學，這令一些機構喪失了支持後者的興趣。物理學、化學和工程技術開始興旺發達。工程師的數量爆炸般猛增——從19世紀末期的7000人增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26 000人——他們還帶來了不少非凡成就。工程師將鍊鋼從一項技術轉化成了一門科學。他們發明了電報，在歐洲和美國之間鋪設了海底電纜，建造洲際鐵路，摩天大樓的高度節節攀升，他們發明了電話——不久后，汽車和飛機也相繼出現。世界日新月異。在實驗室學到的任何生物學知識都在構建著基礎知識，但除了麻醉術，實驗室研究只能檢驗當時的醫學實踐，而對提供其他方法來取代它束手無策。

通常他的演講都與進化有關，但今天這個更是意義非凡。他講述的是知識探求的過程。霍普金斯大學有別於其他任何一所美國大學。因為它的目標幾乎只瞄準研究生教育和先進科學，所以董事會為其設定的競爭對手不是哈佛或耶魯（它們被認為不值得效仿），而是歐洲（尤其是德國）最好的學院。也許只有在美利堅這樣一個甚至還在建國的國家，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僅有概念就已聲名遠播——甚至比它第一棟建築的奠基都早——的學校。

霍普金斯大學是嚴厲的，它的嚴苛程度在美國任何一個學校前所未聞。

董事會聘用吉爾曼擔任校長，吉爾曼在同州立法機關成員發生爭執后，從新組建的加州大學的校長位置上離任了。早先他曾幫助創建並領導了耶魯的謝菲爾德科學學院，該學院和耶魯截然不同。確實，學院創立的部分原因是耶魯不願意將科學納入其課程之中。

一位癌症專家承認：「事實上，我自己也做同樣的事。如果我治療一位淚流滿面、無比絕望的病人，我會給他低劑量的α-干擾素，儘管我不相信它能治愈病人，但它沒有副作用，而且能給病人帶來希望。」

維薩里（Vesalius）解剖人的屍體並得出結論：蓋侖的發現來自動物，與人體的出入很大。他的作品《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很可能由提香（Titian）的一個學生繪圖——成為文藝復興的一塊基石。

作為一個外行人發起的醫學運動，湯姆森主義（Thomsonism）最為流行，但並非絕無僅有，還有很多小團體在鄉村興起。一首湯姆森主義的詩概括了他們的態度：「大學成立要靠三/法律、醫學、神學院/當這三者相結聯/世界盲從而混亂/……一舉撕開舊觀念/神父、醫生休掌權。」

其他療法在某種意義上也達到了它們的原始意圖。直到19世紀中葉——美國的南北戰爭徹底結束之後，大部分醫生和病人仍然將身體視為一個相互依存的整體，仍然將一種明確的癥狀視為整個身體失衡、失調的結果，仍然主要將疾病看作存在於身體內部並且是其自己產生的某種東西。正如歷史學家查爾斯·羅森堡（Charles Rosenberg）指出的，儘管人們已經知道了天花的臨床病程，並且清楚牛痘可以預防它，但天花依舊被當做身體系統疾病的表現。從脊椎指壓療法的「半脫位」到中醫的「陰陽」，這些希波克拉底—蓋侖模型之外的醫學傳統也將疾病視為全身失衡的結果。

醫生和病人希望醫療方法可以加大加快疾病的自然發展和自然康復的過程，而不是阻礙這種過程。一些含有有毒物質（如汞、砷、銻和碘）的處方會使身體狀態發生改變。設計用來使身體起水皰的療法，以及設計用來發汗和嘔吐的療法都是為了這個目的。一個醫生在碰到一例胸膜炎病例時，他給病人樟腦，並且在記錄這個病例時稱「充分的排汗使病情驟然減輕」。他相信，他的方法治愈了病人。

事實上，無論要構建什麼都沒有基礎——除了金錢，另一個美國式的特性。

他的演講產生了影響，同時也反映出醫學陷入的混亂局面及其從業者所遭受的挫敗。醫生們一邊放棄了幾年前還在採用的方法，一邊又由於不確定某個療法是否有用而不願有所作為。19世紀初，在美國費城，拉什提倡大規模的放血治療，獲得了一片叫好聲。而1862年對費城的一項研究表明，在超過9502個病例中，醫生「只在某一種情況下」為病人切開血管放血。

醫學史上從未有過的激動人心的時代來臨了，廣闊世界的大門正在打開。

既然單憑推理就能夠解決數學問題，既然牛頓靠思考就在物理學中走通了一條路，那為什麼人們不能推理出身體的運作機制呢？為什麼單單使用推理方法在醫學上就失敗得如此徹底呢？

這並不是說，2000年間希波克拉底文集和蓋侖提供的只是些解釋健康和疾病的理論構造，還有許多關於身體如何運作、疾病如何發展的概念和理論也得到了發展。希波克拉底—蓋侖傳統中，也有著重經驗和經驗主義的部分。一個與純理論相抗衡的學派逐漸發展了起來。

在更寬泛的意義上，這個假說也符合希臘人認識自然的方式：他們觀察到四個季節，環境的四種性質——冷、熱、濕、干，四大元素——土、氣、火、水。

希波克拉底還奚落，外科手術是對自然進程的打擾和干涉；而且，他將其視為純粹的機械技巧。對醫生這個更需要智力的行業來說，外科的地位是低下的。這種在智力上自視甚高的態度在西方醫生中至少存在了2000年。

不可能用幾句話歸納所有這些理論，但它們幾乎都有一個共識：健康是一種穩定與平衡的狀態；疾病可能是身體內部失衡的結果，也可能是外界環境（例如瘴氣）影響的結果，或者是這兩種因素聯合作用所致。

癌症還給我們提供了其他的例子。沒有真正的科學證據可以證明紫錐菊對癌症有功效，但在今天的德國，它被醫生作為藥方廣泛地開給晚期癌症病人。日本醫生在治療中給病人開安慰劑已成家常便飯。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的科學家史蒂文·羅森堡（Steven Rosenberg）是第一位通過刺|激免疫系統治療癌症的科學家，並且領導了第一次人類基因治療實驗。他指出，多年以來，化學治療被推薦給幾乎所有的胰腺癌患者，即使事實上沒有一個化療方案被證明可以延長他們一天的生命。［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研究者剛剛證明，吉西他濱（gemcitabine）可以延長生命1—2個月，但毒性很大。］

但是，就在16世紀初，至少有三個人對醫學方法發出了挑戰。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宣稱他研究自然「不是遵循舊知識，而是依靠自己對自然的觀察，通過……實驗和在其上的推理進行驗證」。

從數百年前使用定量測量所引發的革命開始到1800年止，其他科學領域ｒｅaｄ.9９ｃsw•ｃoｍ都已有了驚人的進展。培根和笛卡兒（Descartes）儘管在純邏輯的有用性上持對立觀點，但他們都為探索自然世界的新方法提供了哲學框架。牛頓在兩人的分歧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運用邏輯推理同時依靠實驗和觀察的確認，推動了數學的發展。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以及拉瓦錫（Antoine-Laurent Lavoisier）創立了現代化學，使人們對自然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而其中對生物學尤為重要的一個，當屬拉瓦錫所揭示的燃燒的化學原理和呼吸（作用）的化學過程。

要在生物學中使用邏輯，就必須從一個給定的起點出發來加以運用，並要遵循這個遊戲中現存的規則。這就是齊拉不得不爬出浴缸去找尋事實的原因所在。

赫胥黎言行一致，成為一名人類理性信仰的傳道士。到1876年，他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進化論及科學的倡導者。確實，孟肯（H. L. Mencken）說過：「正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是19世紀的里程碑。」當時，吉爾曼校長作了一個簡要介紹，隨後赫胥黎教授開始演說。

蓋侖的著作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支撐起西方醫學和伊斯蘭醫學將近1500年，沒有遇到任何重大的挑戰。像希波克拉底文集的撰寫者一樣，蓋侖認為疾病實質上就是身體失衡的結果。他也認為通過調整可以恢復平衡，醫生因此就可以成功地治療疾病。如果身體里有一種毒素，那麼這種毒素可以通過排泄而去除。流汗、排尿、排便和嘔吐都是恢復平衡的辦法。這種信念導致醫生向病人推薦強效的瀉藥和其他一些瀉劑，以及芥末膏藥和其他對身體有害的處方（它們可以令皮膚起水皰，所以在理論上可以幫助恢復平衡）。幾個世紀以來的醫學實踐中最為持久的一個就是給病人放血——儘管這是現代的我們所最不能理解的——它符合希波克拉底和蓋侖思想完美的邏輯外延，併為兩人所推崇。放血是常用來治療各種失調的方法之一。

正如一個曾在歐洲學習過的美國人寫的那樣：「在德國，我經常被問及，為什麼那些在德國表現出色並顯露一定天賦的人，歸國之後就銷聲匿跡，再沒有優秀成果出來了呢？答案就是：在這裏，對這類工作而言，沒有機會、沒有伯樂、沒有需求……這裏的醫學教育條件非常可怕。」

19世紀50年代，斯諾和巴德在得出各自結論時，並沒有用到科學知識和實驗室結果，在當時，疾病的病菌學說尚未被提出。就像路易斯的研究證明了放血療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但無效而且更糟一樣，斯諾和巴德的工作其實在一個世紀甚至1000年前就能進行了。但他們的工作反映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新的研究方式、新的方法論以及將數學作為分析工具的新應用。

然而，一個病人的好轉並不能證明一種療法的有效性。1889年版的《默克診療手冊》（Merck Manual of Medical Information）推薦了100種治療支氣管炎的方法，每一種都有其忠實的擁護者，但是該手冊當今的編者認為「這些方法沒有一種是有效的」。該手冊還推薦了暈船的治療方法——服用香檳酒、番木鱉鹼和硝酸甘油。

19世紀，醫學的變革終於開始了——並且以非凡的速度進行著。這番巨變也許是伴隨法國大革命而來的。那時，法國新政府建立了後來被稱為「巴黎臨床學院」的學校。醫學變革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比夏（Xavier Bichat）解剖了器官，發現它們是由不同類型的物質分層組成的，他稱這些物質為「組織」。另一位領導者雷奈克（René Laennec）則發明了聽診器。

為了向霍普金斯大學的創立以及創立者的遠見卓識表達敬意，為了勸導大家轉投這個新理念，赫胥黎來到了美國。

醫學已經發現一些藥物（比如奎寧、洋地黃以及鴉片）具備一些療效，但是正如一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人們總是因為藥物對人體的全面功效就例行公事般將其不加選擇地開進處方，而不是出於特定的治療目的。比如奎寧，即便不是為了治療瘧疾，也總是被開入藥方。因此，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醫生父親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宣稱：「我確信，如果將現在所有入葯的東西都丟到海底的話，對人類而言反而更好——而對魚來說可就慘了。」這並非言過其實。

當科學不僅僅致力於回答「我能知道什麼」，更重要的是改變其研究方法並改變「我如何得知」的答案時，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醫學的革命開始了。

但研究自然的人並不是一直都在採用科學方法。有史料記載以來，試圖解讀自然世界和洞悉我們所說的科學的研究者們都僅僅依靠智慧和推理。這些研究者相信，如果他們的知識是根據一個他們認為合理的前提通過邏輯推理得出的，那麼他們就能了解該事物。但反過來，他們的前提絕大部分又都是建立在觀察基礎上的。

赫胥黎稱讚了霍普金斯大學大胆的目標，闡述了自己的教育理論——這些理論很快就被詹姆斯和杜威（John Dewey）所吸收，並且讚美霍普金斯大學的存在意味著「不管是政治還是宗教的派別，最終都不能」干涉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然而，就傳染病和其他疾病而言，醫生們還是繼續使用會引起水皰的芥末膏藥，還有砒霜、水銀以及其他毒藥。有太多的醫生堅持他們對崇高的哲學系統的忠誠，而內戰也表明法國對美國醫學的影響甚微。歐洲的醫學院會教導醫生如何使用溫度計、聽診器以及眼底鏡，但美國人卻很少使用這些器具。美國最大的聯邦軍隊中只有6支溫度計。美國人仍然採用在傷口上撒鴉片粉的方式來減輕痛楚，而不用注射器注射鴉片。當聯邦軍醫署長哈蒙德（William Hammond）取締了一些過分強效的瀉藥后，他被美國醫學會告上法庭並被判有罪。

的確，方法學高於一切。例如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眾所周知的科學發展理論，就屬於方法學。庫恩賦予「範式」（paradigm）一詞更廣義的用法，他指出：在任何科學中，在任意給定的時間點上，某種範式（類似於共知的真理）會支配人們的思維。還有人將他的概念應用到了非科學領域。

儘管如此，除了在霍亂和傷寒上的發現——即使這些也是慢慢才被接受的，新的科學知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轉化成治療或者預防疾病的手段。它們中的大部分雖被發現但沒被弄清楚。例如，1868年，一名瑞士研究員從細胞核中分離出了脫氧核糖核酸（DNA），但對它的功能卻一無所知。直到3/4個世紀之後，在一些與1918年大流感直接相關的研究結論中，才有人推測——也僅僅是推測而非證明——DNA可能攜帶有遺傳信息。

1628年，哈維（Harvey）描繪了血液的循環途徑，這也許是一項最重大的醫學成就——當然也是至19世紀末醫學史上最重大的成就。歐洲進入了智慧激蕩的時期。半個世紀后，牛頓（Newton）革新了物理學和數學。而與牛頓同時代的一位醫生——洛克（John Locke），則強調要從實踐中獲得知識。1753年，林德（James Lind）在英國船員身上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對照實驗，結果證明吃酸橙（lime）可以預防敗血症。自此以後，英國佬就被稱為「limey」。在這次實驗后，休謨（David Hume）遵循洛克的路線，發起了一場「經驗論」運動。與其同時代的亨特（John Hunter）在外科學上開展了傑出的研究，將其從如理髮般的低級手藝中提升上來。亨特還進行了一些模式科學實驗，其中一些是在他自己身上進行的，他曾經用一例淋病病人的膿液侵染自己以驗證假說。

經過600年的時間，醫學才等來了又一次重大進步——蓋侖（Galen）來了。但蓋侖並沒有推翻這些學說，而是把它系統化，使之得以完善。蓋侖自稱：「我為醫學所作的貢獻可媲美圖拉真（Trajan）為羅馬帝國修建的貫穿義大利的橋樑和道路。正是我，而且就我一個，揭示了醫學的真正道路。必須承認希波克拉底已經為這條道路標出了界線……他作好了準備，而我令它成真。」read.99csw.com

上午11點整，一行人走上台階。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同赫胥黎相攜，首先上台。接下來依次是地方長官、市長及其他名人。當他們就座后，觀眾們馬上停止了竊竊私語，屏息期待著一個重大的宣言。

然而，這場運動仍然受到同時代人的抨擊。某個具有代表性的批評家控訴道：「從此觀點出發的醫學實踐是徹頭徹尾的經驗主義，是缺乏理性引導的行為，是最為低級的實驗觀察和零碎事實。」

這次會議引起了全國的重視，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內的許多報紙都派記者進行現場報道。會後，他們全文印發了赫胥黎的演講。

1873年，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去世，身後留下了一筆用以創辦一所大學和醫院的價值350萬美元的財產。對那個時代和一所大學而言，沒有比這更好的禮物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在那時只有緊巴巴的一丁點——而圖書館每周也只開放一小時。哥倫比亞大學稍微好一點：圖書館每天下午開放兩小時，但新生若沒有特別的允許不得入內。哈佛大學的教授只有一成擁有博士學位。

一旦研究者開始應用類似於現代科學方法的東西，舊的假說自會土崩瓦解。

他的發現令人震驚並受到矚目，而且有助於形成一個關於疾病的新概念：具有自身特點並且客觀存在的事物。17世紀初，西登哈姆（Thomas Sydenham）著手為疾病分類，但他及他的大多數追隨者同希波克拉底和蓋侖的觀點一致，依然認為疾病是人體失調所致。現在，一門新的「疾病分類學」正逐漸形成，重新對疾病進行分類和編目。

1876年9月12日，巴爾的摩音樂學院的禮堂中座無虛席，人們滿懷希望、心潮澎湃，卻又謹慎持重。儘管與會者中不尋常地出現一些女士，她們大多來自當地上流社會，但還是有記者描述道：「這裏卻不見衣香鬢影。」這次集會的目的非常嚴肅，那就是慶祝霍普金斯大學的創立。這所大學的領導者不僅想創辦一所新的大學，而且想改變整個美國教育。事實上，他們的目光更為深遠，他們計劃改變美國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途徑。大會的主要發言人——英國科學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正是這個目標的代言人。

在距希波克拉底時代2200年、距蓋侖時代1600年後的費城，精神疾病方面的先驅、《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簽署人之一、美國最著名的醫生——拉什（Benjamin Rush），仍然在應用推理和觀察構建「一個比以前更為簡單而且持久的醫學系統」。

我們不能因為缺乏進展而責備宗教或迷信。至少在公元前500年，西方醫學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不再受宗教約束了。當希波克拉底醫派——希波克拉底文集由各種不同的人寫就——管理神殿並接受疾病的多元化解釋之後，他們就向著實質性解釋努力前進著。

即使醫生們看到病人因放血而變得虛弱，他們也仍然認為這種虛弱是有利的。一個病人因發熱而面色通紅，那麼按照邏輯來說，如果放血可以減輕癥狀——令病人變得蒼白，那麼放血就是好的治療方法。使病人蒼白下來就說明這種方法生效了。

從科學的角度看，琴納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嚴格的方法論。他在談到自己的發現時說：「在向外界公布之前，我已經確認它的基石是不可動搖的。」

邏輯和觀察之所以無法洞悉機體運作方式，並非是因為希波克拉底假說（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範式）的效力，對此無能為力的原因是兩者都無法嚴格檢驗這個假說。

19世紀70年代之前，歐洲的醫學院要求並提供嚴格的科學培訓，也普遍得到國家資助。而美國卻恰恰相反。美國的大部分醫學院是私立的，即便不是，它們也依賴學生的學費來維持日常開銷，所以這些學院除了對學生支付學費的能力有所要求外，通常都沒有入學標準。沒有一所美國醫學院允許學生進行屍體解剖或者替病人看病，醫學教育一般只是兩段各歷時四個月的學期課程。很少有醫學院同大學合作，而與醫院挂鉤的就更少了。即使是在哈佛這樣的學校，1870年就有一名九門課程中四門不及格的學生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

誠然，赫胥黎的演講在120多年後讀來似乎相當平淡無味，但赫胥黎和整個典禮給全國民眾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吉爾曼花了幾年的時間才慢慢擺脫其帶來的影響。當然，他同時也在努力完成赫胥黎所嘉許的目標。

一種解釋是，希波克拉底理論和蓋侖理論提供的醫療體系確實達到了人們期望的效果。這些醫療體系似乎很有效，所以希波克拉底—蓋侖模型被應用了那麼長時間，這不僅因為它邏輯上一致，還因為它好像很有療效。

這個假說是有意義的，它與觀察一致，可以解釋很多癥狀。例如，它可以解釋咳嗽是由黏液流進胸腔引起的。人們咳出黏液的事實的確可以支持這個結論。

無法對自然進行探索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人體解剖在當時不可想象。但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者們並沒有檢驗他們的結論和理論。一個理論必須作出一個有用的或科學的假設——最終它必須這樣陳述：如果這樣，就會那樣。而且，對這個假設進行檢驗是現代方法學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一旦這個假設被驗證，它一定會引出另一個有待檢驗的假設，就這樣循環往複而永無止境。

在美國內戰之前，美國醫學開始緩步前行，但也只是緩步而已。而外科學卻光芒四射。1846年，麻醉術在麻省總醫院首次亮相，其發展對於醫學來說功勛卓著。就像蓋侖從羅馬角鬥士那裡得到了許多解剖學知識一樣，美國外科醫生從戰爭中得到的知識也足夠令他們領先歐洲醫生一步。

蓋侖並不僅僅被動地觀察。他雖然沒有解剖人體，但解剖了動物。而且，作為角鬥士的醫生，他可以通過角鬥士的傷口了解皮膚之下身體深處的構造。因此，他所掌握的解剖學知識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但他主要還是一個理論家、一個邏輯學家，他整理了希波克拉底的工作體系，使之通順有條理，原因很清楚——如果一個人認可了他的前提，那麼其結論就是必然的了。蓋侖使體液理論在邏輯上更加完善，甚至更加簡練。據歷史學家紐頓（Vivian Nutton）記載，蓋侖真正將理論上升到概念水平，將「氣質」與身體里的體液區分開來，並且使它們變成了不可見的實體而「只能用邏輯識別」。

希波克拉底出生於公元前約460年。《論聖病》（On the Sacred Disease）是最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之一，也是通常被認為出自希波克拉底本人之手的一部書，該書嘲諷了將癲癇歸咎於上帝之手的理論。他和他的門徒們提倡精確的觀察，然後建立理論。正如文集中所闡述的：「客觀記憶經過主觀理解之後就形成了理論」，「但是僅僅由口頭作出的結論不可能有結果」，「我贊成建立理論時將它的基礎建立在事件上，根據現象推導出結論」。

在這個廣闊世界中，領軍的是德國人。部分原因是選擇使用顯微鏡的法國人比德國人要少，另一部分原因是19世紀中葉時，法國的醫生普遍對做實驗或設計一些探索甚至操縱自然的條件等缺乏興趣。［法國兩位長於做實驗的科學巨匠巴斯德和伯爾納（Claude Bernard）都不在醫學院任職，這並不是巧合。與亨特給琴納的建議異曲同工，生理學家伯爾納曾對一名美國學生說：「為什麼要思考？徹底實驗后再行思考。」］

如果醫學的第一謬誤是不通過實驗而探索自然現象，單靠觀察以及對觀察結果進行推理而得出結論（事實上，這個謬誤持續了2000https://read.99csw.com年沒有遇到挑戰，但在接下來的區區300年間就被逐漸瓦解），那麼，這個謬誤將——最終——被修正。

投票結果已陸續產生——那時並沒有統一的國家選舉日，兩個月後民主黨的蒂爾登（Samuel Tilden）以絕對優勢贏得普選，但他並未就任總統。身為共和黨人的戰爭部長不只是口頭威脅要「強行逆轉」投票結果，還派遣全副武裝的聯邦軍隊在華盛頓巡邏。南方人也開始考慮重燃內戰之火。國會成立了一個超憲法的特別委員會來解決這場爭端，通過委員會達成的政治共識終於化解了危機。共和黨除了推翻路易斯安那、佛羅里達和南卡羅來納三州原先的選票結果外，還牢牢抓住了俄勒岡州那有爭議的一票，使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入主白宮。但他們必須從南方撤出所有的聯邦軍隊，並且停止干預南方事務，讓黑人可以自謀生路。

認為路易斯以及後來成為「數值系統」的事物產生了巨大影響並非謬讚。因為諸如聽診器、喉鏡、檢眼鏡、體溫和血壓的測量方法以及人體器官研究等方面的進展，都令病人和醫生間產生了距離，同時也使病人遠離了疾病——它們令人性客觀化了。即便有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有地位的人出面，譴責這場巴黎運動為把人體貶為物體的始作俑者，推動醫學前行的步伐依然未曾停歇。

這個典禮上有一個重要的詞確實未被提及：沒有一個與會者提到「上帝」這個詞，或者涉及上帝。這個明顯的疏忽使那些擔憂和抵制機械無神論的人心生反感。因為那是一個神學當道的時期：當時的美國大學中有近200個神學教席，而醫學的才不到5個。當時的杜爾大學校長說，大量的研究和經驗足以使他斷言，只有宣講福音的牧師才可以擔當大學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些受過霍普金斯大學直接或間接培養的人已在肺炎（一種稱作「死神之首」的疾病）研究領域中一馬當先，他們已能在某些病例中預防或者治療肺炎了。

科學的過程——及發展——比庫恩概念所表明的更為靈活。它更像一隻變形蟲，邊緣柔和而模糊。更為重要的是方法問題。庫恩的理論認識到，從一個解釋到另一個解釋的轉變背後的推動力來自方法學，來自我們稱之為科學方法的東西。但是他認為那些不斷質疑的人是在檢驗現有的假說。事實上，無論怎樣的範式，用一種方法論去探查和檢驗假說必然會有所進展。而沒有這樣一種方法論，進展純粹是巧合而已。

外行人對醫學也失去了信心，不願再接受「英勇醫療」的折騰。由於在傳統醫學上發展起來的新知識尚未帶來新療法，一些號稱能與疾病對抗的方法和治療方式開始冒出來。這些理論中有些是偽科學，有些對科學的貢獻就和宗教派別所給予的一樣少。

確實，今天被稱為「靜脈切開術」的放血療法可以幫助治療一些罕見的疾病，如紅細胞增多症。這是一種罕見的遺傳疾病，會造成人體血容量增多，或者在血液攜鐵過多時表現為血色素沉著症。還有更為常見的急性肺水腫，當肺部充斥液體時，放血可以緩解急性癥狀，而且目前仍在使用。舉個例子，發生淤血性心力衰竭時，肺部過多的體液會使患者感覺非常痛苦，如果心臟最後不能將體液從肺部泵出，病人會因此送命。在這種情況下為患者放血能極大地緩解病情。於是，放血理論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正值中年的赫胥黎中等身材，儘管他的頭髮已經變成了鐵灰色，鬍鬚也幾乎成了白色，但仍擁有一張可以形容為「具親和力的臉」。他看上去並不像鬥士，但他具備鬥士的冷酷。他的格言包括：「道德的出現就是為了徹底終結謊言。」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後來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他建議研究者「在真理前要像個小孩子一般，時刻準備放棄每一個設想。謙恭地跟隨自然到它引導的任何地方及任何深不可測的事物中去，否則你什麼也學不到」。他也相信學習有其目的性，並宣稱：「生活的偉大目標不是知識而是行動。」

戰爭的原因之一是擴張和種族矛盾。在達科他，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的第七騎軍團被抵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人送進了墳墓。而就在赫胥黎演說的當天，《華盛頓星報》（Washington Star）頭版報道，「兵強馬壯的敵軍蘇人」，已經完成了「一場礦工大屠殺」。

霍普金斯大學所涉及的這場戰爭雖然遠不那麼硝煙瀰漫、槍炮轟鳴，但其意義同樣深遠。它有助於對國家特性中的一個進行定義：這個國家在何種程度上接受或者抵制現代科學，或者退一步講，這個國家會變得何等的世俗，抑或會保持怎樣的虔誠。

當時國家正處於戰火之中，一如既往；事實上它同時陷入了幾場戰爭，而且每場都有好幾條戰線，戰火隨著近代美國的錯誤路線不斷蔓延。

首先，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同事僅僅是觀察自然，並沒有探索自然。

與此同時，醫學開始利用其他客觀測量手段以及數學方法。這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希波克拉底文集作者認為，醫師的判斷比任何客觀測量更加重要，除了邏輯，醫生們總是避免在疾病研究中應用數學。19世紀20年代，溫度計誕生200年之後，法國醫生才開始將其投入使用。也直到此時，臨床醫師才開始利用一些18世紀初就已發明的方法精確測量脈搏與血壓。

在美國，仍有一些人在獨立做研究——而且是一些出類拔萃的研究——但沒有得到任何機構的支持。米切爾（S. Weir Mitchell）是美國實驗生理學的領軍人物，他曾說過，他懼怕任何「消磨我研究新真理的時間或動力而使我無聊到極點」的東西。在19世紀70年代，當他已在國際上享有聲譽並開始用蛇毒做實驗（該實驗能獲取有關免疫系統和抗毒素產生的直接而初步的了解）后，想申請生理學教職，卻同時被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傑斐遜醫學院所拒，他們對研究沒興趣，也沒有可用來進行教學或研究的實驗室。1871年，哈佛建立了美國大學中第一個實驗醫學實驗室，但這個實驗室卻窩在一個閣樓上，其資金來源於該實驗室教授的父親。同樣也是在1871年，哈佛的病理解剖學教授坦承自己並不懂得如何使用顯微鏡。

琴納關於牛痘的工作是一個裡程碑，但他並不是第一個使人們具有天花免疫力的人。在中國、印度和波斯，很久之前就有很多技術可以令孩童感染牛痘從而具有免疫力。在歐洲，至少16世紀就有非專業人員——並不是醫生——劃破那些未患天花的人的皮膚，將患輕度天花病人膿皰里的物質導入其中。通過這種方式染病的大多數人都會表現出輕度的天花癥狀，此後便對天花具有免疫力。1721年在馬薩諸塞州，馬瑟（Cotton Mather）接受了一個非洲奴隸的建議，嘗試這種技術並且躲過了致命的傳染病。但「天花接種」有時也會致命，而接種牛痘疫苗就要安全多了。

最後，伴隨血液的流失會產生一種欣快的感覺。這更有力地支持了放血理論。所以放血不僅使希波克拉底和蓋侖系統在邏輯上具有意義，而且有些時候還在醫生和病人的心理上起到積極強化作用。

但是，他們倡導的方法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中世紀的墨守成規幾乎使所有的研究領域裹足不前，現在這種情況開始有所轉變。1620年，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中抨擊純粹的邏輯推理，稱「亞里士多德……純粹受邏輯學奴役，因此致使他的理論頗具爭議而且幾乎無用」。他還責備：「邏輯學現在被用來支持錯誤，而不是幫助追尋真理，而且這些錯誤都建立在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上，因而弊大於利。」

但舊觀念是冥頑不靈的。儘管琴納在進行著他的實驗，儘管由哈維和亨特得來的人體知識增長得也很快，但醫學實踐還是沒什麼改變，而且有很多醫生——就算不是大多數的話——研究醫學的方法仍只是推理和觀察。

對於大多數宗教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歸結為上帝的安排。宗教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即使一個宗教推出了新的上帝，那也只是作了新的人事安排。

這種混亂局面決不僅限於美國。比如德國的哈內曼（Samuel Hahnemann）發明了順勢療法。他在1810年，也就是德國科學成為歐洲大陸主要力量前不久發表了這一觀點。沒有一個地方會像美國一樣，任何人都能自由地質疑權威，但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像美國那樣混亂。

同時，醫學也通過借鑒其他科學得以進步。物理學提供的洞察力使研究者們能夠記錄通過神經纖維的電脈衝。化學家則分離了細胞組分。當研究者們開始使用一種神奇的新工具（19世紀30年代開始使用的裝有新式消色差透鏡的顯微鏡）時，一扇通往更廣闊世界的大門即將開啟。

流感是一種病毒性疾病，它引發死亡的方式有兩種：或者是強烈的病毒性肺炎（會令病人覺得肺部如火燎般痛苦）引發快速而直接的死亡；或者是通過解除機體防禦而讓細菌侵染肺部，引發一種更常見但稍慢一些的致死性細菌性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