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爾奇想開業當醫生以謀生，他意識到，德國的學習對自己將來事業的發展會有很大幫助。他讓資助他的姐姐、姐夫以及父親放心：「在德國學習一年所得到的聲望和學識絕對會助我在事業上取得成功。那些在紐約幹得不錯的年輕醫生大部分都在國外學習過。」

那時的美國，沒有一所醫學院要求新生掌握任何一門理科知識或擁有學士學位，也沒有任何醫學院將理科作為重點。1871年，哈佛大學醫學院一位資深教授還認為：「在目前這樣的科學時代，那些沉迷於應用科學的人引導著醫學院學生遠離那些真正實用的、有益的甚至是最基本的知識，他們的熱心雖是出於善意，但這比讓學生承受無知的痛苦更加危險……［我們］不應該放任學生在化學和生理學的迷宮裡蹉跎歲月。」

韋爾奇不大可能知道那個決定，但他的直覺卻與其如出一轍。1872年他進入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科學學院學習化學。他覺得那裡的設備「太棒了，比任何醫學院的都好，相比之下，我在醫學院能學到的化學簡直微不足道」。

用了半年時間打基礎之後，他開始在紐約內外科醫學院學習。當時這個學院還沒被併入哥倫比亞大學（韋爾奇蔑視耶魯醫學院。50多年後，當他被問及能否就早期耶魯大學對醫學所作貢獻作一演講時，他回應說它毫無貢獻可提），是一所非常典型的美國醫學院：沒有入學限制，沒有考試成績。和別的地方一樣，教員工資直接來自學生學費，所以教師們都願意最大限度地招收學生。教學基本上都是講課形式，學校里沒有任何實驗內容，這也是美國醫學院的特點之一。美國學生在學校里從來不使用顯微鏡。韋爾奇在一門功課中的成績為他贏得了一個顯微鏡獎品，他非常珍惜這個顯微鏡，卻不知道該如何使用，沒有教授來教他。他只能嫉妒地看著別人用，無奈地說：「我只能羡慕他人，因為不懂如何使用這種看起來非常複雜的機械裝置。」

在班級中的排名使韋爾奇得到了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的機會。在這篇題為《信仰的衰敗》（The Decay of Faith）的大學論文中，韋爾奇抨擊機械論科學將世界比作一台「不受上帝公正控制」的機器。當時是1870年，也就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10年後，韋爾奇在演說中試圖調和科學與宗教間的矛盾。

1850年，韋爾奇出生於康涅狄格州北部一個叫諾福克的寧靜的小山村，那裡樹木繁茂，直到今天依然保持著原貌。他的祖父、叔祖父、父親以及四個叔伯全都是醫生。他的父親曾任國會議員，1857年給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作過演講。在那場演講中，他展示了最新的醫學進展，包括一項直到1868年哈佛大學才提及的技術，這個驚人的新的「細胞理論及其在生理學和病理學中的結果」由魏爾嘯在研究工作中引用，並發表于德國期刊上。韋爾奇的父親曾經說過：「所有明確的知識……都是從精確觀察事實中獲得的。」

韋爾奇父親的行醫方式其實已經過時，他所做的根本反映不出他在最新醫學理論方面的學識。如同大多數美國醫生一樣，他忽視體溫、血壓等客觀檢查，甚至在調配處方時也根本不管劑量如何，全憑感覺行事。這場學徒經歷對韋爾奇來說並非美好時光。他在後來統計自己所受訓練時，跳過了這段經歷，就像沒發生過一樣。但就在那段時間里的某一時刻，他對醫學的看法改變了。

韋爾奇開始分析每一件事物，包括他以前一直深信不疑的信念。5年前他還對世界不受上帝公正主宰的看法深惡痛絕，現在他跟父親說他接納了達爾文的觀點：「我不覺得進化學說中有任何反宗教的地方……最終我們還是得改變原先的看法而接受他們的觀念，科學的客觀事實永遠無法改變。」

韋爾奇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已經選擇了職業，並且對它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一點都不想為其他任何事情而放棄它。」

韋爾奇決定，如果將來他做醫生，他要按照自己的方法給人看病。按照慣例，醫學學徒進入醫學院學習前需要半年或一年的預備時間。在結束了學徒預備期后，他給自己選了一門新的課程。韋爾奇順利地重返學校，但他選擇的不是醫學院，而是開始學習化學。

不過，此時韋爾奇的學識還ｒｅａｄ.９9csｗ•ｃｏm很欠缺，他仍然不懂如何使用顯微鏡。而德拉菲爾德是位顯微技術專家，曾親手製作顯微鏡用薄片切片機（一種用來精確製備組織切片的設備）。他可以一邊叼著煙斗，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顯微鏡悉心觀察好幾個小時，而韋爾奇只能無所適從地在旁邊看著。儘管如此，德拉菲爾德還是讓韋爾奇在資歷較淺時完成了大量的解剖，每一次韋爾奇都盡量多學些東西。

1877年，霍普金斯大學開辦后一年，校長吉爾曼計劃組建一支美國最優秀的、可以與任何歐洲科學家相比肩的醫學院教師隊伍。這項全國範圍內的、更確切地說是全世界範圍內的招募行動，本身就頗具革命性。除了位於安娜堡小城的密歇根大學之外，美國所有醫學院的教員無一例外都是當地有名的醫生。為了做好這項招募工作，吉爾曼選派了最佳人選——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博士。

他錯了。

即便他沒做過革命性的科學研究工作，他的一生也是革命性的。他既是角色，又是劇本，他是指揮者、創作者、建設者。他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員，用整個生命帶給觀眾一場具有衝擊力的演出，並通過他們影響後世。他領導了創建最偉大醫學科學事業的運動，這可能也是全世界科學領域中最大的事業。他的遺贈無法客觀估計，但卻實實在在，尤其蘊藏於其激蕩人們心靈的能力之中。

因此，關於他的最出色的一部傳記以1930年那場非同尋常的80歲誕辰慶典開場，以此代替傳記慣常使用的孩童時期，這是非常巧妙的。除了在他的居住地巴爾的摩外，他在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辛辛那提、洛杉磯、巴黎、倫敦、日內瓦、東京和北平（如今的北京）等地的朋友、同事和崇拜者，為此慶典歡聚一堂。電報和無線電將各地的慶典相匯聯，人們錯開慶典開幕時間，以便不同時區的人有足夠的時間共同慶祝。許許多多個禮堂里擠滿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美國廣播電台實況轉播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在華盛頓慶典上的致辭。

比林斯到歐洲會見霍普金斯大學教員候選人，包括已是世界聞名的科學家，但他也篩選了一些年輕人，因為他們就是下一代的領軍人物。他聽說過韋爾奇，聽說過他的潛力，聽說他所接觸的偉大科學家不是幾個而是很多，聽說他幾乎認識德國的每一位科學家，甚至包括兩個可能是19世紀或20世紀初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科赫和埃爾利希。而韋爾奇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兩位尚未顯山露水（事實上，當時還未出名的科赫著手對炭疽桿菌生活史進行他那著名的工作時，韋爾奇和他就在同一個實驗室）。

韋爾奇最終要將他的畢生心智獻給探索自然世界的事業，並激勵他人前仆後繼。只是現在時機未到。

他對萊比錫大學的評價是：「如果你有機會參觀那些漂亮的、設備完善的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和化學實驗室，見到聞名遐邇的教授及其團隊中勤勉工作的學生和研究助理們，你就會明白德國為什麼能在醫學領域中令他國望塵莫及，因為他們全神貫注于工作中，全身心投入研究中。」

韋爾奇似乎也註定要成為一名醫生，但情況不是這樣。多年以後，他對當時還是他的見習生的著名外科醫生庫辛說，小時候他對醫學充滿了反感。

他真的產生了興趣。

這些醫生中絕大多數都只對如何治愈患者感興趣。在維也納，教授們為外國醫生——尤其是美國醫生——建立了一條有效的流水線，進行關於臨床醫學特殊性的短期課程培訓。美國醫生參加這些課程的動機，一部分是出於對知識的渴求，另一部分則是為了能在國內同行中拔得頭籌。

儘管如此，就如同估量任何事物一般，數百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對韋爾奇進行了周密客觀的考量，並認定他是有資格的。他們集結起來慶祝他的壽辰，如果說不是為了他的學問，那也一定是為了他對科學作出的貢獻。

韋爾奇也分析了德國科學取得現有成就所採用的方法，他總結了最重要的三點：一是德國醫學院接收有充分準備的學生，二是學院有獨立的經濟來源，三是政府及大學對研究大力支持。

韋爾奇去了不太有名的貝爾維醫學院。這所醫學院讓他授課，並提供他三間只配備了廚房操作台的空房間。沒有顯微鏡，沒有玻璃器皿，沒有保溫箱，沒有儀器設備。面對空蕩蕩的房間，韋爾奇無限失落，他寫道：「就目前的情景我根本無法做出什麼成就來。我好像要完全靠挖掘自身的資源去裝備這個實驗室，但別指望能實現多少。」

他的身上有種力量，使得周圍的人都希望給他留下好印象。那個時候新生經常會受到殘暴的欺侮，甚至有人建議韋爾奇的一個同學在寢室里放把手槍，以防被二年級學生虐待。可韋爾奇完全沒有這樣的遭遇，沒人欺負他。耶魯大學的「骷髏會」可能是美國最秘密的團體了，它要求其成員對組織嚴格忠誠。他們吸收韋爾奇為會員，他的一生也與「骷髏會」緊密相連。也許這正滿足了他尋找歸屬感的願望，至少他以前努力合群卻沒成功的絕望已被一種自我滿足感所取代。一位即將與他分開的室友留給他一張不同尋常的便條，上面寫道：「我應當試著對你表達我無比的感激之情，一直以來，你給予了我莫大的友善和恩惠，為我樹立了完美的榜樣……我現在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我常對別人說的——如果我沒有對你說過——那個事實：我根本不配有你這樣一位密友。一想到你不得不和我做室友，我就為你感到可惜，因為無論是在能力、自信還是其他所有高尚優秀的品質上，我都要低你一等。」九九藏書

韋爾奇的聰慧自始至終引人注目，他以班級第三的名次畢業。然而，他給別人留下的印象更多來自他的個性而非他的智力。他有著不同尋常的能力，對工作投入充分熱情的同時又能高瞻遠矚。一位同學曾描述他是激烈的討論中「唯一能夠保持頭腦冷靜的人」。在他後來的人生中，韋爾奇始終保持著這個特點。

他的孩童時代顯示出了一種特質，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格調：掩藏在社會活動背後的內心孤獨。最初他曾嘗試著去適應社會。他並不是孤自一人，有個叔叔就是他家鄰居，所以韋爾奇每天可以和幾個年紀相仿的堂兄弟一起玩，但他渴望更加親密的關係，就請求他們以親兄弟相稱，但遭到了拒絕。在別的地方他同樣如此，努力地使自己合群，尋找歸屬感。他在15歲時，出於對福音書的熱誠，正式皈依了上帝。

韋爾奇特別注重學習方法，並且非常關注新技術，關注任何可以抵達研究新領域的方法，以及任何能讓他更清楚深刻地進行觀察的事物。他和一位科學家合作研究的「主要價值」在於「教會了我一些保持組織新鮮的重要方法，尤其在分離一些特定的成分時」。談起和另一個他不喜歡的科學家合作的經歷，他說：「更重要的是，我學會了製備標本的方法，以後我就可以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了。」

比林斯並沒有參与撰寫那些醫療記錄，但的確是這些記錄激發了他創建一個類似性質的醫學圖書館的念頭。一位醫學史專家評價比林斯說，他創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用的醫學圖書館」。到1876年，圖書館已經擁有80 000卷藏書，最終發展成今天的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

然而，與韋爾奇真正志趣相同的人鳳毛麟角。他到德國來探索一個新天地，準備學習實驗科學。在美國的時候，他被公認為比一般同事具有更多的學識；但在德國，他卻因為所知甚少而被兩個實驗室拒之門外。這件事非但沒有使韋爾奇消沉，反而鼓舞了他的士氣。不久他終於找到了一個願意接納他的地方。韋爾奇在家書中興奮地寫道：「我覺得自己好像剛剛進入醫學這個偉大領域，以前的經歷和現在比起來，就像閱讀童話故事和親臨夢幻仙境一樣截然不同。在科學討論會和實驗室中，接觸那些規劃了過去的科學又在開創今日科學的人，並且有機會親手做些原始調查，對我都是非常有益的。即使這些對今後的生活沒有多大幫助，它們也永遠是我得到快樂和裨益的源泉。」

在韋爾奇參加這次期末考試前不久，耶魯大學終於給了他先前最渴望得到的職位——希臘語教授。這一次韋爾奇回絕了。

韋爾奇向內外科醫學院以前的一個導師提議，讓他去教實驗課程，可是學院沒有實驗室也不想有實驗室。在美國沒有哪所醫學院用實驗室進行授課。學院回絕了韋爾奇的建議，但給了他一個沒有薪水的講課機會：教病理學。

韋爾奇對此抱有不同觀點，他將化學視為研究人體的窗戶。而就在當時，後來成為韋爾奇良師益友的路德維希（Carl Ludwig）和其他幾位德國頂尖科學家在柏林聚會，決定在化學和物理學基礎上「設立生理學，並給予它與物理學同等的科學地位」。

事實上，他將要促ｒｅaｄ•99ｃsw.ｃom進整整一代科學家的出現，正是這批科學家使美國醫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正是這批科學家抗擊了1918年爆發的大流感，而他們的研究發現產生了巨大影響——其餘音直至今天還在久久回蕩。

但比林斯所做的並不限於收集書和文章，因為知識只有被理解后才能發揮作用。為了普及知識，比林斯發明了一種比當時歐洲人使用的先進得多的檢索系統，然後開始出版《醫學索引》（Index Medicus），這是一份摘錄美國、歐洲、日本新出版的醫學書籍和發表文章的目錄索引月刊。而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類似性質的參考書目。

另一位導師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則教給了他別樣的好奇心：「科恩海姆的興趣主要集中在揭示事實的真相。對他而言，僅知道心臟疾病會導致腎臟淤血是不夠的……他經常會探究為什麼在這些情況下會發生那些事情……他可以稱得上是病理學的實驗學派或生理學派的創建者，也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無論是在韋爾奇（William Henry Welch）的少年還是青年時代，一點都看不出他未來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物。

韋爾奇在這些變革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但他在醫學（尤其是美國醫學）領域同等重要的改革中發揮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比林斯替美國人為醫學科學作出的第一個偉大貢獻是創立了一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是在軍醫署長要求詳細記載內戰醫療記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軍隊還創建了一個醫學「博物館」，其實質是個標本庫。

因此，當韋爾奇1877年不顧一切回到紐約尋找科研「機會」，「並且同時能夠維持生計」時，結果一無所獲。他只好折返歐洲，1878年才再次回到紐約。

他也很焦慮。他的薪水將從所收學費中獲得，而這為期三個月的課程卻不是必修課。他向姐姐傾訴說：「有時候我覺得非常沮喪，我往前看，卻看不到實現我人生理想的那一天……在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以後也不像會有希望的樣子……我可以教顯微鏡使用以及病理學，這也許能讓我得到一些磨練，不久后還可以養家糊口，但這些都是雜事，是苦力，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事情。」

此時他也逐漸開始被認可。德拉菲爾德（Francis Delafield）是他的導師之一，曾與路易斯一起在巴黎學習病理解剖。和路易斯一樣，德拉菲爾德保存有成百上千份屍體解剖的詳細記錄，他的記錄在全美是最精確、最科學的。德拉菲爾德讓韋爾奇進入他的研究組，並且給予他非同尋常的特權：韋爾奇可以把自己的解剖實驗記錄寫在德拉菲爾德那本至高無上的記錄冊上。

這次碰面后，比林斯告訴即將建立的霍普金斯醫院的院長金（Francis King）：「到時候，韋爾奇是第一批可靠的人選之一。」

博物館和醫療記載都非常出色。1998年，該博物館直屬的軍事病理研究所的科學家曾用1918年製作的標本鑒定了當年流感病毒的遺傳結構。這些醫療歷史記錄極其精確而有用，甚至連魏爾嘯都說，他「一直驚嘆于在那裡發現的大量知識，還有精確到細節的記錄，連最細微的事情也有非常精確的統計數據，所記述的各方面醫學經驗都很專業」。

那些知識沒有讓韋爾奇滿足，他最好的導師基本上都在巴黎、維也納和柏林學習過。當時在美國沒有一個醫生靠做研究能養家糊口，儘管如此，韋爾奇仍然想從事臨床醫學。他使出了渾身解數，到處向親朋好友借錢。1876年4月19日，正好是赫胥黎在霍普金斯大學揭幕式上發表演說前幾個月，韋爾奇乘上了前往歐洲繼續學習科學的航船。西蒙·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才華橫溢的科學家，曾在韋爾奇門下學習過，他評價這趟旅程「可能是一個美國醫生所進行的最重要的探索之旅」。

然而，即便是在他自己所從事的醫學研究領域，韋爾奇也算不上一個開路先鋒——他既不是巴斯德，又不是科赫（Robert Koch）；不是埃爾利希（Paul Ehrlich），也不是西奧博爾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他並沒有過人的洞察力，也沒有作出過重大發現；沒有提出過深刻獨創的問題，也沒有在實驗室或者科學論文中留下顯赫的記錄。他沒什麼突出的事迹，以至於讓人覺得他根本沒有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理由和造詣，更別說成為院長了。ｒead.99ｃｓｗ.cｏｍ

在德國的求知路上，韋爾奇幾乎從未感到孤單，因為那裡有當時最好的科學研究。一位歷史學家曾估計，在1870—1914年，約有15 000名美國醫生以及成千上萬來自英國、法國、日本、土耳其、義大利、俄國的醫生們，在德國或奧地利學習。

他發現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科學的本質就是不間歇的革命，任何對於事物「如何」發生這樣看似平凡的問題的新答案，都可能解開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從而將先前的秩序統統打亂，同時也對宗教信仰構成威脅。成年後，韋爾奇第一次親身體驗到了19世紀後半葉的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痛苦，科學以人類自己定義的秩序、沒有人能預知是什麼的秩序，對自然的安排和上帝的安排虎視眈眈，正如彌爾頓（Milton）在《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所寫的那樣：「震驚了天外的混沌界和夜的古國。」

這個「時候」卻遲遲沒有到來。霍普金斯剛開始只有一個研究生院，儘管後來迅速擴張並擁有了一個學院，但還沒有招收本科生。由於資金大部分被套牢在巴爾的摩和俄亥俄州鐵路股票上，更進一步的擴大規模突然變得舉步維艱。當巴爾的摩、俄亥俄州還有賓夕法尼亞州鐵路局決定削減10%工資時，整個國家已經在經濟蕭條里跌跌撞撞過了四年。由馬里蘭鐵路工人發起的聲勢浩大的罷工運動迅速擴展到匹茲堡、芝加哥、聖路易斯甚至更西部的地方。巴爾的摩和俄亥俄州鐵路股票崩盤了，建立醫學院的計劃不得不推遲，霍普金斯已經沒有一個空缺職位。

醫學發展之快是史無前例的，成千上萬的美國醫生聚集在歐洲就足以證明他們對醫學發展的濃厚興趣。然而回到美國，韋爾奇和其他人一樣，都無法依靠加入科研隊伍或靠教授他們所學而生存。

但與許多其他學校不同的是，內外科醫學院的學生可以解剖屍體。韋爾奇被病理解剖（即解剖屍體找出器官發生的病理變化）迷住了。紐約市一共有三所醫學院，他把每個醫學院的病理解剖學課都上了一遍。

這種反感可能部分來自他生活的環境。韋爾奇的母親在他六個月大時就去世了，比他大三歲的姐姐被送給他人撫養。父親在情感上和身體上都與他十分疏遠，姐姐就成了韋爾奇一生中最親近的心靈密友，在他們經年的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出，他願將自己的隱私同姐姐分享。

然後，他達到了學院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唯一要求——順利通過期末考試，韋爾奇稱之為「離開寄宿學校之後最簡單的一門考試」。

可以說，世上再沒有人比比林斯對全世界實驗室里發生的情況更了如指掌。

從一開始他就被奉若神明，他的經歷是那個時代許多人一生的濃縮和寫照。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象徵或代表。正如埃舍爾（Escher）的繪畫一樣，他的一生既代表了同時代其他人的生活，也代表了他的追隨者，以及追隨者的追隨者的生活，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進了耶魯大學后，他發現這是一塊在他的宗教信仰與科學之間不存在衝突的凈土。雖然學校已開始教授工程學等應用學科，卻依然與內戰後快速發展的科學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特意表明自己的保守立場；而公理會又抗衡著基督教一神論者對哈佛大學的影響。如果說韋爾奇的學術興趣是在大學畢業后發展起來的，他的個性至少在大學時就已經形成，尤其是三種特別突出的品質，在他身上結合在一起，展現出非常強大的力量。九-九-藏-書

這篇致辭是獻給一位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的。他曾任美國科學院院長、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美國醫學會會長，還曾是許多自然科學團體的主席或領導人。當政府尚未將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時，作為華盛頓卡耐基研究所執行委員會主席、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現洛克菲勒大學）任期長達32年的科學指導理事會主席，他指揮著這個國家兩大慈善組織資金的流向。

這是一張曾被某傳記作家解讀成同性戀告白的便條。可能是的，至少，後來有人對韋爾奇表現出忠誠時只能被認為是「愛慕」了。不過不知為何，即使韋爾奇已不再年輕時，他也總能以一些難以名狀的方式，令人對他產生相類似的毫不冷卻的熾熱情感，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做到了。他周身散發著無窮的魅力，賦予別人活力和希望。他用不著刻意維繫任何私交關係，更別說依附關係了。後人稱之為「領袖氣質」。

比起十幾年前他父親說過的那番話，韋爾奇在思想上落後了。他拒絕承認愛默生（Emerson）所說的人格神，也抵制一神論。他一再重申《聖經》所揭示的真諦的重要性，強調啟示無須遵循理性，並提出「人永遠無法依靠自己的智慧有所發現」。

到那時為止，韋爾奇一直吸引著各位導師（其中包括一些世界聞名的科學家）的注意，結果這些導師反而給他留下了更加獨特的印象，其中一位就是路德維希。韋爾奇稱之為「我理想中的科學研究者，絕不受權威影響，嚴格檢驗每一條科學理論……我希望我已經學到了路德維希教授的原則和習慣——這對每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來說都是最為重要的，不要滿足於不嚴謹的思考和不徹底的檢驗，不要主觀臆斷或者理想化，而是進行細緻的觀察」。

比林斯和韋爾奇在萊比錫一家古老的啤酒館內見面，這家啤酒館充滿了神秘色彩。牆上是描述16世紀浮士德遇見魔鬼的壁畫，相傳那次會面真的就發生在這裏的一個房間內。在那裡，比林斯和韋爾奇熱烈討論科學直至深夜，而壁畫的詭譎更增添了他們交談的神秘氣氛。比林斯談到霍普金斯的計劃，包括聞所未聞的招生標準、高大的建築中全都是實驗室、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醫院，當然少不了才華橫溢的教員。他們也談到了生活和彼此的人生目標。韋爾奇當然知道這是對自己的面試，作為回應，他也向對方敞開了自己的心扉。

韋爾奇的一生見證了世界的巨變：從馬和輕便馬車到無線電通信、飛機甚至第一台電視機的出現；可口可樂誕生並在1900年之前風靡全美國；20世紀20年代，伍爾沃斯連鎖店迅速發展並超過1500家；伴隨著進步時代（Progressive Age）的到來，技術統治理論風靡美國，並在30年代一次關於兒童的白宮會議上達到頂峰，會議宣布，專家在兒童培養中比父母具有優先權，因為「培養孩子適應我們這個錯綜複雜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個別家長力所不能及的」。

韋爾奇學的是古希臘和羅馬的語言及文學，他希望能夠在耶魯大學教授希臘語，然而耶魯沒有給他提供這個職位。他在一所新開辦的私人學校里做輔導老師，然而直到那所學校倒閉，耶魯大學依然沒有提供他一職半位。由於短期內沒有就業前景，再加上家庭強烈要求他行醫所施加的壓力，韋爾奇回到了諾福克，成了父親的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