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性的一點是，韋爾奇充滿了某種神秘感。儘管這不是他天賦的一部分，但能部分解釋他的影響力。他對所有人都客客氣氣，保持著距離。客氣本身就是一個別人無法穿越的障礙。在學生做的事情尚未重大到能引起他注意之前，他很少關注他們，甚至越來越不關注。他看上去不拘小節，甚至邋遢。在與人交談時他會變得非常活躍，以至於煙灰掉在外套上都沒注意到。他從來不會準時，桌子上總是堆滿了好幾個月都未曾回復的信件。年輕的同事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這個綽號從霍普金斯流傳到了每一處的年輕科學家那裡。他們稱他為（當然從不當著他的面）「小親親」。

韋爾奇當然通曉科學的方法，也能迅速領會一個實驗結果的重要性，能夠明白並進行下一步設計來驗證一項發現或者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然而，他在紐約的6年中就已經具備了這些能力，而當時他沒有從事科學研究。他曾經這樣告訴自己和其他人：維持生計的需求妨礙了對科學的追求。

法國人失敗了。探險隊中最年輕的成員特威利爾（Louis Thuillier）死於霍亂。儘管科赫與巴斯德研究所之間誓不兩立，法、德兩國間競爭也非常激烈，科赫還是將特威利爾的遺體運送回了法國。在特威利爾的葬禮上，他擔當了護柩者，並向墓穴里投下一隻「授予勇者」的月桂花環。

第二個天賦是，韋爾奇能激發他人的靈感。他的激發是無意識的，並非刻意為之。在學校開辦早期，韋爾奇體重很重（但還不算肥胖），身材矮小，在被稱為「帝王」之相的黑色鬍鬚（尖尖的小山羊胡）上方，閃亮著一雙明亮的藍眼睛。他身著保守但得體的黑衣，經常手持一頂圓頂窄邊禮帽。相對於他稍胖的身材，他的手和腳明顯要小得多，令他看上去近乎纖弱。但是他最為非凡的特質不是身體上的。他似乎對自己感覺非常自信和安逸，以至於他周圍的人也能感受到這種安逸。他洋溢著自信，卻沒有傲慢、矜持或浮夸。在爭論中（他與那些堅持己見的外行之間的爭論非常之多），他從不會提高嗓門，據一位觀察了他數十年的人說，他也從未體會過那種「擊敗對手后的狂喜」。

韋爾奇向他的繼母吐露：「這份一生一世的友誼就這樣畫上了句號，我很難過，但……丹尼斯醫生似乎認為他對我未來的整個人生持有控制權。當他訴說著他已經為我做了些什麼的時候，我告訴他這是一個我決不和他談論的話題。」

所謂在橫向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就是能博採看起來似乎支離破碎的信息並且將它們組織在一起。它讓一個研究者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再產生聯繫和創造性飛躍。而在縱向上的「上探天文下勘地理」，則是在研究某個東西時不斷深入，創造出新的知識。有時候，一個人的發現就能熠熠生輝，照亮和啟發整個世界。

對病菌學說的驗證和詳細闡述將最終開創一條對抗所有感染性疾病的道路，也將創建出韋爾奇和其他人後來用以抗擊流感的概念框架和技術手段。

最終，這個理論認為酶能夠在體內再生，這樣它們就同時承擔了催化和滋養生物體的作用。事實上，這個更為深奧的酶理論版本本質上所描述的物質，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病毒的東西。

全世界（包括美國）大多數著名醫生都贊同一位傑出的美國公共衛生專家1885年的聲明：「曾為理論者終將成為現實。」

與此同時，在紐約的韋爾奇覺得，只要他能擺脫經濟問題的困擾，他自己的研究就會取得成效。

但科赫的工作更為耀眼。科赫本人就非常引人注目。他是工程師的兒子，5歲就能自己看書，非常聰慧。他曾跟隨亨勒學習，並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但為了養家還是選擇了臨床醫生一職。然而，他無法停止對自然的探索。他獨自一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這些實驗滿足最苛刻的檢驗要求），發現了炭疽桿菌的整個生命周期，指出它能以芽孢的形式在土壤中休眠數年。1876年，他來到韋爾奇的一位導師科恩（Ferdinand Cohn）的實驗室，並展示了他的發現，結果他一舉成名。

他具有的同樣無與倫比的能力是判斷人的眼光，識別出那些有希望做成他未做之事的人。他主要選擇醫學院教員，在這方面他簡直是才華橫溢。所有人在被任命時都很年輕：他自己是34歲，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40歲（加拿大人，稱得上當代最著名的臨床醫生），霍爾斯特德37歲（一位改變外科思維方式的外科醫生），凱利（Howard Kelly）31歲（婦產科專家，放射治療的先驅），艾貝爾（J. J. Abel）36歲（化學家和藥理學家，發現了腎上腺素並幫助革新了藥典），豪厄爾（W. H. Howell）33歲（生理學家），馬爾31歲（豪厄爾、艾貝爾和馬爾都曾是霍普金斯的研究生）。

關於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正面的。他的智慧、他廣博深邃的知識面也促進了他的教學。他從不帶筆記本或作任何準備就走進教室，常常也不知道他將要講什麼主題，但他能馬上開始講演，條理清晰而具有邏輯，引人思考而令人振奮。他如父親一般，卻沒有家長作風。醫生們將病理學樣本寄給他，請他分析並付給他可觀的報酬。他的助手進行分析，他寫總結報告，然後把錢分給大家。他熱愛飲食，並在他的俱樂部（馬里蘭俱樂部）擺設豐盛的宴席，經常宴請青年同事或研究生。因為韋爾奇的交談，他們當中有一人稱這些宴請留給他「幸福的記憶」。韋爾奇有能耐使學生感覺到「世界的富饒」——藝術、文學和科學的世界。九*九*藏*書

馬爾在二擇一之間猶豫。如同他告訴韋爾奇的一樣，他已經在芝加哥大學「規範了生物系，裝配了25 000美元的設備，並已著手規劃一棟將耗資20萬美元的大樓了」，所有這些都已獲得資助，大部分來自洛克菲勒。而在霍普金斯大學，只有一些醫學院教員和僅有的一家醫院，已經沒有資金再創辦一所學校了。（醫學院最終靠著一群女士提供的50萬美元捐贈得以創辦，她們中的許多人當時剛資助了布賴恩梅爾學院，捐贈的條件是醫學院要接收女生。學校和董事會很不情願地答應了。）不過，還有韋爾奇呢。

在巴爾的摩，他的工作並沒有取得進展。即使有最富有天賦的年輕人輔助他，他的缺點還是開始慢慢顯露出來。

持反對意見的人中最著名的是馮·培滕科費爾（Max von Pettenkofer），他曾為科學作出過切實重要的貢獻。他堅持認為，科赫所說的細菌只是導致霍亂的多種誘因中的一個。他與科赫的爭論逐漸變得充滿敵意而且火藥味十足。與巴納姆（Barnum）及其身邊的一位走鋼絲的演員接觸后，培滕科費爾決定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他準備了若干個裝滿了致死性霍亂細菌的試管，然後，他和他的幾個學生喝下了其中的液體。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兩個學生出現了輕微的霍亂病徵，但是所有人都活了下來。培滕科費爾宣告勝利並得到擁護。

1883年，在21歲時，馬爾獲得了密歇根大學的醫學學位，隨後他去了德國，與路德維希一起工作。馬爾在霍普金斯讀研究生時所做的一些工作已令他聲名遠揚，他希望——要求獲得——所能想得出的最高標準，不僅僅是做一名教書先生。沃恩（Victor Vaughan）是密歇根醫學院的院長，在美國醫學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僅次於韋爾奇，他認為自己學院的化學實驗室在美國最棒，並且在世界上也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但馬爾卻將這個實驗室貶作「一個小型化學實驗室」，並稱他在密歇根受到的教育就和一個好點的高中教育差不多。

紐約內外科醫學院不得不開設一門實驗課程來與之競爭，他們懇請韋爾奇加盟。韋爾奇以不願背叛貝爾維醫學院為由婉言謝絕了，但建議對方聘請普魯登（T. Mitchell Prudden），他是韋爾奇在歐洲時就認識的一個美國人，當時韋爾奇還將其視為霍普金斯那份工作的競爭對手。這是他第一次參与安排別人的工作，自此之後，他所參与安排的工作多到無法估算。此間，他的一個學生這樣回憶道：「他嚴肅而熱切的目光、微笑的面容以及對年輕人的熱情，使得他們圍繞著他。他總是願意放下手頭上任何正在進行的工作，來解答關於各方面的問題，哪怕非常瑣碎——事實上他從來不會沒有答案，他簡直就像百科全書一樣知識淵博。我的直覺告訴我，他待在貝爾維是大材小用，他註定應該有更多的聽眾。」

韋爾奇也向科赫的兩個弟子學習細菌學。其中一個辦了一個「班」，學生都是來自全世界的科學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已經小有名氣。在這個群體中，韋爾奇非常耀眼；同窗們給了他在告別晚宴上第一個向老師敬酒的榮譽。韋爾奇從科赫（科學上最偉大的一個名字）本人那裡也獲益匪淺，科赫接納他參加他著名的課程（僅辦過一次），這個課程是為那些將教授細菌學的科學家開設的。

他的缺點是：他對科學就像對待他的餘生一樣，一直停留在表面而沒有深入下去，他的注意力從不曾錨定在一個重要或意義深遠的問題上。

霍普金斯期望的不僅僅是光說不練。它已經運行了8年，儘管規模很小，但已在國際聞名遐邇。韋爾奇向他的繼母坦承：「霍普金斯對其教員的期許非常之高，他們希望教員能有所成就，能對這個國家的醫學教育進行改革，這使我備感責任重大。想在那裡樹立威望可不會像在貝爾維那般輕而易舉。」

但是，縱然他就在日常生活中浮沉，他的生活依然是不尋常的。他是自由的，不只是獨身，而是不受約束，沒有人事的糾纏，沒有財產的羈絆，徹徹底底的自由。

隨後他提出了著名的「科赫法則」，儘管亨勒在較早的時候曾經提出過類似的內容。法則認為，在確定一種微生物為某種特定疾病的病因之前，首先，研究人員必須在這種疾病的每一病例中都找到這種微生物；其次，他們必須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純種；第三，他們必須用這種微生物接種易感動物，並讓這些動物患上此病；第四，必須再從這些實驗動物身上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科赫法則幾乎立刻變成了一個標準。（要達到這個標準並不容易，例如，通常很難找到在感染人類病原菌之後，會表現出和人類相同癥狀的實驗動物。）

1889年，當霍普金斯醫院開辦的時候，甚至還沒有醫學院。在約6萬平方米土地上的這16棟建築物中，一個小小的團體開始發展。人們每天在一起共進早餐和午餐，晚上也常常進行會談。每周一晚上有一個較正式的聚會，有30—40人參加，包括職工、學生（博士或在讀醫學博士）及臨床醫生。他們討論當前的研究或病例，並評論慣常會提出的問題。資深教員有時會穿著睡衣在一個可以俯視地面的凸窗旁的「高桌」上進餐。年輕人聚集在一起玩紙牌，相互請客，一起去「教堂」——位於沃爾夫和紀念碑路上的漢塞勒曼姆餐館和酒吧，他們在那裡喝啤酒。一位哈佛教授將霍普金斯人比作修士，而庫辛說：「這在醫學史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而且他們的確肩負著使命。

這些壓力並read.99csw.com非毫無效果。丹尼斯也確實聽到了韋爾奇為留下而提出的一些條件。但對韋爾奇而言，他有自己的顧慮，一些與他自我滿意度有關的顧慮。自德國返美那年起，他幾乎與真正的科學無緣。多年來，他只能說，為了維持生計，他沒法進行原創性研究。

他一直沒有結婚。儘管與其他人一起像夥伴一樣融洽地合作——唯一例外是與偉大而古怪的外科學家霍爾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一起時（這一可能的例外也許只是流言蜚語），他沒有同任何男性或女性有過公開的過從甚密的關係（性關係或其他關係）。儘管他在巴爾的摩生活了半個世紀，但他從未有過自己的住所，哪怕是一間公寓；儘管他的積蓄已經相當可觀，但他仍生活得像一個過客；他向一位房東太太租了兩個房間，之後跟隨著這位房東太太一次次搬家，雖然是寄宿者，他卻將遺產留給了房東太太的女兒。他的三餐幾乎都是在紳士俱樂部中解決的，他退隱到一個只有男人、雪茄和在黃昏時分進行交流的世界里了卻餘生。他觀察年輕的同事，「不慌不忙地打破那種很可能演變成情結的強烈關係」。

弗萊克斯納說，總的效果就是「製造了一個成功的氛圍……渴望像韋爾奇那樣，渴望得到他的讚許，這是那些聚集在他實驗室里的熱血青年的主要動機」。

這是一個令人舒心的、父親般親切的綽號。但他給予了別人安慰，卻沒有從任何人那裡得到安慰。儘管他幫助了所有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儘管他讓自己周圍聚集了許多人，但是他從來不慫恿、不允許任何人向他傾訴心聲，自己也不向任何人吐露心事。馬爾曾經寫信給他的妹妹說，他期望與韋爾奇建立真正的友誼，而不是相熟而已。但即使是馬爾也未能做到這一點。韋爾奇獨自在大西洋城度假，在那裡享受著它的俗不可耐。

然而，吸引人和創造機會的並不是韋爾奇的實驗室研究。對於聘請了韋爾奇的吉爾曼和比林斯，甚至韋爾奇自己，他們所不知的是，韋爾奇也有軟肋。

瘴氣論和污穢論都有精於此道的擁護者，包括公眾衛生官員和一些極具天賦的科學家。但病菌學說在科學上最大的對手卻是以純化學術語來闡述疾病。它將疾病視為化學過程。這個理論有許多可取之處。

以同樣的方式，沉澱從溶液中析出，再相互結合形成晶體。具有超凡能力和共同願望的人們現在聚集到了霍普金斯的韋爾奇周圍。他們和美國各地的其他人一起，在為促進醫學革命而努力。

韋爾奇的課很快就大受歡迎。不久，來自紐約三所醫學院的學生紛至沓來，排隊等候上課，他們就像當年的韋爾奇一樣，被這門新科學、顯微鏡和實驗所吸引。韋爾奇不是簡簡單單地授課，他還啟發學生。他的評論總是那麼紮實精深、論據充分而且推理嚴密。一位同事這樣評述：「他一直在散布知識。」還有那種激動人心的感覺！每一次，當學生將樣本固定在載玻片上並通過顯微鏡觀察時，一個全新的世界豁然呈現在眼前！對於某些人來說，發現並進入這個世界，開始操縱它，就近乎于去創造它。他們這時一定感覺自己化身為造物主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儘管霍普金斯極其需要資助，韋爾奇還是拒絕了馬爾的建議，回應道：「我能夠想見，也許影響你來霍普金斯加入我們的只有一個動機，那就是對生活在這裏的渴望和對我們理想與未來持有的信念……在相當長時間內，它們不會吸引大眾，甚至不會吸引醫學人士。我們視為成功的，醫生們也不會認為其成功。」

在此之前，醫學的重大發現幾乎都是從觀察中偶然得到的。琴納發現生活在鄉下的人們能自我接種，認真思索后開始了對天花的研究。但在這裏行不通。這一次，目標已經預先確定。法國人和科赫都先設計了一個合理的流程，然後對實驗室和微生物學常用的工具進行改造，使之適用於特定的對象。

學生們有一段順口溜：「沒人知道小親親在哪兒吃飯/沒人知道小親親在哪兒睡覺/沒人知道小親親養活誰/除了小親親他自己。」

但他並沒有家庭要供養，而其他人在巨大的壓力下也能作出巨大的科學貢獻。沒有哪一位科學家所處的不利條件要比斯滕伯格（George Sternberg）更甚，他完全靠自學成才。韋爾奇稱其為「這個國家現代細菌學研究真正的先驅……［他］憑藉堅持不懈和天賦的能力精通了相關技術和學術著作」。

首先，他不僅擁有知識，還具有判斷力。他無與倫比的能力就在於：能在聽取他人描述其實驗或閱讀科技論文時，立刻界定出尚不清晰的關鍵點及闡明它們所需的關鍵實驗。怎麼說呢，儘管他自己不會變魔術，但他似乎知道個中訣竅，並能夠教會其他人。

當韋爾奇給馬爾發出工作邀請時，馬爾正在芝加哥大學，準備花費400萬美元［一筆巨款——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芝加哥大學的主要捐贈人］來做韋爾奇試圖要做的事情——建立一個大型研究所。馬爾回應韋爾奇的工作邀請時，建議韋爾奇離開霍普金斯到芝加哥來，條件是給他大幅加薪。

不過，儘管在科學成就上有所不足，韋爾奇的生活卻不像那些起先雄心勃勃、最終卻以苦澀失望而告終的人那樣。雖然他在實驗室里無所建樹，但像馬爾這樣的人還是被他所吸引。就如同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所說的：「在病理學界，每一個人都認同韋爾奇自身巨大的魅力。他的榜樣力量、他的智慧以及他全面的知識，構成了美國醫學科學拱門的冠石。」rｅａｄ.９9ｃｓｗ•ｃｏｍ

據報道，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過，他的科學天賦是能夠瀏覽海量的實驗報告和期刊文章，選擇其中少數幾個正確且重要的而無視其他，並就在它們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理論。在這個對自身能力的評價中，愛因斯坦很可能過於謙遜了。但他的部分天賦就是辨識事物的直覺以及縱向探究和橫向聯繫的能力。

他可以自由地做非凡之事。

對於細菌學的信徒來說，怎樣評價科赫發現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在紐約，一位朋友拿著報道這項發現的報紙闖進了韋爾奇的卧室。韋爾奇從床上一躍而起，兩個人又一起衝出門去告訴另外一個朋友。很快地，韋爾奇親身感受到了這份喜悅。他在自己的課上演示科赫的發現，重複科赫的方法，用苯酚品紅液對癆病患者的痰液進行染色，他的學生們注視著蒸汽從玻片上升起，染料結合到桿菌上，玻片上顯現出桿菌的真貌。這是最新、最偉大的發現呀！學生們通過顯微鏡觀察這塊玻片，看到了科赫所看到的一切，大家激動萬分。許多人在多年後還活靈活現地回想著當時的情景。比格斯（Hermann Biggs）就是其中之一，他憑自己的努力也成為了一名傑出人士；就是在那一時刻，他決定將畢生的精力投入細菌學。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卡內蒂（Elias Canetti）在他的《群眾與權力》（Crowds and Power）一書中寫道，巨大的進步都是由這樣一些人推動的，他們被稱為「群眾結晶……人們結成小型的、嚴密的、有嚴格界限和極大穩定性的、具有促進群體形成作用的團體。其結構一覽無餘，只要一瞥就可以全盤掌握。這些團體的統一性比其人數更為重要。其作用應該是人所共知的，人們也應該知道他們的任務是什麼……群眾結晶是穩定的……它的成員已經適應了它的行為和思想……群眾結晶的透明性、孤立性和恆久性同群眾本身激發的事件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

後來，丹尼斯寄給韋爾奇一封信，宣告他們正式絕交，這封信措辭相當激烈，以至於丹尼斯自己都在信中要求韋爾奇閱后燒毀。

對韋爾奇來說，這份友情的破裂影響也很深遠。他再不會有第二個這樣的朋友了。在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里，韋爾奇最親密的合作者是他的學生弗萊克斯納。他們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就是對弗萊克斯納，韋爾奇也保持著距離。弗萊克斯納寫道，自韋爾奇和丹尼斯疏遠以後，「他再也沒有讓任何人，女人或同事，親近他……這位單身的科學家在極度孤獨中前行，也許這孤獨就是他力量的秘密源泉」。

那時也確實需要新的疾病理論。隨著19世紀的發展，人們將屍體解剖后的發現與生前記錄的癥狀關聯起來，開始利用顯微鏡觀察屍體和動物器官，將正常器官和病變器官進行比較，疾病變得越來越清晰化、局域化和特徵化，科學家們最終拋棄了系統性疾病的概念以及希波克拉底和蓋侖的氣質學說，開始尋求更好的解釋。

化學就像一面放大鏡，幫助科學家們看清大量的生物學問題，而且一些化學反應似乎也確能用來模擬疾病的行為。舉個例子來說，熱衷於疾病化學論的人認為，火燒是一個化學過程，並且一根火柴就可以激發一連串的反應，可以點燃整個森林或城市。他們推測，他們稱之為「酶」的化學物質發揮著類似火柴的作用。一個酶啟動體內一系列的化學反應，而後引發等同於發酵的事件——感染。（疾病的化學理論並沒有確切的名稱，但實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確認了。科學家已經清楚地證明，化學物質、放射線和環境因素會導致疾病，但通常要通過長期或大劑量的接觸才行，而不是像酶理論推測的那樣，突然爆發出一系列的反應。）

簡單說來，病菌學說認為微小的生物體會在侵入人體后繁殖，然後導致疾病，而且特定的病菌導致特定的疾病。

1860年，巴斯德證明，發酵是由生物體而非化學鏈式反應引起，成功地將其轉變為病菌學說。早期最重要的皈依者是李斯特（Joseph Lister），他立刻將這些發現應用在外科手術中，在手術室創造了消毒環境，從而大大降低了患者術后感染所導致的死亡率。

但對韋爾奇來說，重複科赫的發現苦樂交加。他了解那些德國人，知道他們幾乎全部都在這門未知的科學中探險。然而，在這裏，他只是沿襲著他們工作的軌跡，自己什麼也沒做。

1883年，科赫取得了他在戰勝疾病的科學領域內的第一次偉大勝利。19世紀初期，歐洲和美國遭受了兩次流行性霍亂的蹂躪。就在埃及發生的新一輪流行性霍亂逼近歐洲邊境時，法國派遣細菌學這個新領域的研究人員去探查這種疾病的病因。德國派遣了科赫。

1884年，霍普金斯的那份工作終於姍姍來遲，這時韋爾奇在紐約的生活已相當舒適，財富對他來說唾手可得。幾乎每一個曾經上過他課的學生都對他無比敬仰，而且許多人當上了醫生。他已經小有名氣，只要他願意，他的聲望和魅力就能使他融入上流社會。

同時，霍普金斯開始招募教員。學校的研究機構設想以及韋爾奇本人的魅力，使它招募到的都是些甚為優秀的人，馬爾（Franklin Mall）就是一個代表。

但丹尼斯也要求韋爾奇以忠誠於他作為回報。韋爾奇願意恪守這份忠誠。如今丹尼斯要求韋爾奇留在紐約。在韋爾奇躊躇不定之時，丹尼斯處心積慮地組織了一群說客去挽留他。他說服韋爾奇的父親去開導韋爾奇，又從卡耐基（Andrew Carnegie）那裡遊說了5萬美金捐助給貝爾維醫學院的實驗室，並說服醫學院承諾另外再提供4.5萬美金，這可以和巴爾的摩的任何實驗室相比擬了。不僅僅是丹尼斯急切地要求韋爾奇留下，一名傑出律師（他的兒子曾經跟隨韋爾奇學習）也這樣告誡他，去巴爾的摩將會是「你一生的錯誤。在這個世紀，並不是所有同齡人都能得到你目前已有的這般聲譽」。甚至連美國信託投資公司總裁也派人捎話說：「無論在巴爾的摩的前景如何光明，同這份事業相比還是要遜色許多。」這份事業就在紐約，就擺在他的眼前。https://read.99csw.com

1878年，就在韋爾奇與比林斯在那個傳說浮士德遇見魔鬼的啤酒館會面之時，斯滕伯格正在同內茲佩爾塞（Nez Perce）族印第安人作戰的軍隊中擔任軍醫。從那裡，他搭馬車走了750公里——日復一日地忍受著滿身的臭汗，簡直要令骨頭散架的顛簸，還有令人窒息的塵土，只是為了趕上一輛火車。然後又是近4200公里的行程，一路相伴的只有悶熱的不適、車廂內的相互推搡以及難以下咽的食物。他忍受了這些，只是為了參加美國公共衛生協會舉辦的一次會議。當韋爾奇在紐約為他實驗設備的匱乏而嗟嘆時，斯滕伯格正在前線營地建立實驗室，而建設資金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斯滕伯格自己投入的。1881年，他率先分離出肺炎球菌，比巴斯德和科赫還要早幾周（這三人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病菌的重要性）。斯滕伯格也是觀察到白細胞吞噬細菌的第一人，這是了解免疫系統的關鍵所在。他沒能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觀察結果，但他的許多其他成就已經非常引人注目了，特別是他在顯微鏡下拍攝照片的開拓性工作，以及檢測各種滅菌溫度和各種滅菌劑滅菌效果方面的細緻實驗。這些工作使得人們有可能在實驗室和公共衛生實踐中建立滅菌環境。斯滕伯格在一個前線營地也這樣做了。

疾病的「污穢」理論幾乎與瘴氣論一脈相承。它也同維多利亞時代的習俗全然吻合。對「沼澤氣體」（常常是對糞便所散發氣味的一種委婉說法）的恐懼以及室內衛生設備的出現推動了衛生狀況的改進，同時也使人體能與當時所認為的有害物質相隔離。污穢通常與疾病聯繫在一起：虱子傳播斑疹傷寒；污水傳播傷寒和霍亂；老鼠通過它身上的跳蚤傳播瘟疫。

然而，許多科學家仍不滿意于這些理論。疾病通常都有發生、發展和傳播的過程。那麼是否應該有一個起始點——一個「種子」呢？在1840年的《關於沼氣和傳染原》（On Miasmata and Contagia）一文中，亨勒首次闡述了現代病菌學說；他也給出了這個學說的證據，並列出了一旦符合就能確認疾病的一些標準。

但歐洲和美國仍有一小部分人反對病菌學說，他們認為巴斯德、科赫和其他人確實證明了細菌的存在，但並不是那些細菌導致了疾病——或者至少不是導致疾病的唯一原因。

在霍普金斯——幾十年間，霍普金斯大學漸漸變成了「霍普金斯」這個簡稱——人們期望韋爾奇能創建一個永遠改變美國醫學的研究機構。他在1884年接手了霍普金斯，時年34歲。

在霍普金斯的最初幾年中，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工作，思考他是否需要回到實驗室。後來，他捨棄了這個抱負，甚至停止了對研究的嘗試。然而，他一直也沒有完全接受自己的抉擇；在生命步入盡頭之時，他有時會表露出本該投身實驗室的願望。

就在實驗室開始運作的第一年，26名非霍普金斯教員的研究人員使用了實驗室。韋爾奇的年輕助理庫恩斯曼（William Councilman，他後來以霍普金斯模式重建了哈佛醫學院）不斷向他們供應器官。他騎著自行車到其他醫院收取器官，放入掛在車把上的桶內帶回來。這些來訪者或研究生當中許多人已是（或後來成為）世界頂尖的研究人員，包括抗擊黃熱病的四位醫生成員中的三位——里德（Walter Reed）、卡洛爾（James Carroll）和拉齊爾（Jesse Lazear）。經過幾年的發展，實驗室已經可以滿足50名醫生同時做研究生課題了。

現在，韋爾奇幾乎拜訪了德國每一位傑出的研究人員。他的心裏已經有了排名，他高興地說，霍普金斯「已經在德國享有聲望，而紐約的醫學院甚至連名字都不為人所知」。他用故事引起別人的興趣，引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或是運用大量不斷拓展的科學知識吸引人。即使那些極端好勝、幾乎達到偏執的科學家都向他敞開了自己的實驗室和尚未公開的觀點。他的寬宏大度和超人智慧，使他能夠深入洞察他們的工作深度及其廣泛意義。

隨後，科赫折返埃及，分離出了霍亂桿菌，並隨其擴散跟到了印度，更深入地探究他的發現。斯諾先前在倫敦進行的流行病學研究僅僅證明了「污染的水會導致疾病」，現在結合科赫的證據，病菌學說似乎在霍亂中得以證明——這暗示著病菌學說馬上就要被證實了。

那時韋爾奇已經到了霍普金斯，他到巴爾的摩的旅程還遠非一帆風順。

當時仍沒有有效治療霍亂的方法，但科學已經證明——漢堡市民的死亡是決定性的證據——保護水源和檢測細菌是能夠預防這種疾病的。自那以後，僅有一群孤立無援、沒有聲望的頑固者還在繼續反對病菌學說。

但是，除了主動選修這兩門課程的學生蜂擁而至外，普魯登和韋爾奇兩個人誰也沒有成功。兩年過去了，然後又是一年，到了第四年，為了維持生計，韋爾奇在一家州立醫院擔任一名傑出醫生的助理，從事屍體解剖工作，並在期末考試前指導學生。當他過了而立之年後，他還一直沒能做真正的科學。韋爾奇的聲譽不斷提高，而且顯而易見，如果他專註於行醫，他會非常富有。醫學研究在美國的進展僅是那麼一丁點——儘管意義重大——但即使是這一點點，他也沒有參与。在歐洲，科學正憑藉著接二連三的進展和毫不間斷的突破向前邁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疾病的病菌學說。

在這個過程中，韋爾奇逐漸積累起巨大九九藏書的個人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慢慢建立起來的，就像收藏家搜羅藏品一樣。他的第一步是返回德國。之前，他曾跟隨科恩（科赫向他介紹自己的炭疽研究）、路德維希和科恩海姆工作過，這三位都是世界頂級的科學家；他還與青年時代的埃爾利希見過面，後者的手五顏六色，滴著染料，他的見解結合他的化學知識，可以為整個醫學作出巨大的理論貢獻。

至少有一個問題可以把縱向和橫向視野聯繫起來，那就是「又怎麼樣呢？」就像拼字遊戲板上的一個單詞，這個問題可以聯繫和促進多個方向上的發展，它也能排除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或者說，至少對提出該問題的研究人員來說是無關的信息。它可以鞭策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的探索以了解知識。它也可以迫使研究人員回到原點，去審視如何令一個發現適用於更廣泛的領域。要以這些方式看問題，需要的是一個對一切充滿疑問的奇才，根據一定原則深入質疑，就像將太陽光聚焦到紙上令其燃燒的透鏡。這需要某種魔法。

第一種理論涉及「瘴氣」。這個概念以多種形式存在，但都從根本上認為，大部分疾病是由空氣中的腐敗物、氣候的影響以及有機物降解出的有毒氣體所致。（在中國，人們認為是邪氣導致了疾病。）瘴氣貌似一個特別好的流行病學解釋，而且沼澤地區的髒亂似乎能支持這個理論。1885年，韋爾奇認為病菌學說已經確鑿無疑了，紐約市衛生局還在告誡市民：「將所有的電線在某個季節埋于地下……會讓那麼多富含毒氣的下層土暴露于空氣中……這對市民健康極為有害……哈林區的腐敗污物如此之多，足以生成毒害半數市民的有害氣體。」直到20世紀30年代，一位傑出而非常受人尊敬的英國流行病學家依舊致力於瘴氣論研究；而1918年流感大流行后，人們在查找病因過程中，還對氣候狀況進行了仔細的考量。

韋爾奇真正的天賦在兩個領域。

在韋爾奇的餘生中，他始終單身一人。但除了獨身，他從不固步自封，從不墨守成規，也從不頑固不化。

1882年，科赫發現了結核桿菌（結核病的病原菌），從而震撼整個科學界，並進一步確證了病菌學說。結核病是無情的殺手，民間稱之為「癆病」（consumption），這個名稱道出了這種疾病的可怕，它會掏空（consume）人的體力。如同癌症一樣，它攻擊的對象不分老幼，它榨取人們的生命力，讓他們形容枯槁，然後奪走他們的生命。

然而，對於為何接受霍普金斯所提供職位的確切理由，韋爾奇這樣寫道：「毋庸置疑，這是這個國家的最大良機。」拒絕將意味著他是一個虛偽而懦弱的人。與此同時，在紐約，他開出的條件未能得到滿足，儘管丹尼斯認為自己已儘力。

霍普金斯開始直接和間接地去實現其目標。它成了（雖然是臨時的）第一代改造美國醫學科學的人們的總部並成為楷模，其他的研究機構不得不效仿它——否則就會消失。

馬爾給韋爾奇打電報說：「我更傾向於選擇霍普金斯……我認為你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你創造了機會。」

他所做的工作確實是一流的。可是僅僅也就是一流——細緻而全面，甚至無懈可擊，但不夠深刻，欠缺煽動力，也沒有深遠的意義，不足以為自己或他人開闢新路，不足以為全世界展現新方向，也不足以撥開迷霧找到希望。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發現今天被稱為韋爾奇桿菌的細菌，這種細菌是氣性壞疽的病原菌。他的另一個重要工作是發現駐留在皮膚各層的葡萄球菌，這意味著外科醫生在外科手術時不僅要消毒皮膚表面，還要消毒皮膚下層。這些發現並非是無足輕重的，縱然沒有其他更為顯著的成就，如果它們能代表韋爾奇所有同等工作的冰山一角，它們合起來也足以使韋爾奇無愧於科學巨人的稱號了。

科學上最大的挑戰，或者說它的巧妙之處，在於提出重要的問題並以一定的方式來框定這個問題，將其分解成若干可以解決的片段，變成可操作並且最終能獲得答案的實驗。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種天賦，而這天賦就是既能上探天文下勘地理，又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隨後，韋爾奇回到了巴爾的摩。在霍普金斯醫院或醫學院正式開辦的前幾年，雖沒有患者，也沒有學生，但霍普金斯已開始加速變革。儘管霍普金斯醫院直到1889年才開辦，醫學院是1893年，但實驗室幾乎在韋爾奇回來后就馬上開始運作了。光是這點就已足夠。

霍普金斯醫學院坐落於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市區和大學主校區相隔數公里。矮小的學校主建築（病理學實驗室）怪模怪樣，兩層的石頭建築，每層有6扇落地窗，頂上豎著方形煙囪。樓內，用於觀摩屍體解剖的階梯式座位區貫通了整個建築，而在頂層，學生們可以越過欄杆極目遠眺。每層都有狹長的房間一字排開，一樓是病理學實驗室，二樓是細菌學實驗室。

丹尼斯非常惱火。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他與韋爾奇的友誼一直是情感深厚而熾烈。現在，丹尼斯有種被背叛的感覺。

當時與病菌學說相抗衡的還有另外三種理論。

韋爾奇具有至關重要的廣泛好奇心，但是他不具備這種深入探究的精神。他能看清何謂偉大，但卻不能以小見大。從未有過什麼問題能喚醒他內心的極大熱情，從未有過什麼問題能化為驅動力，也從未有過什麼問題能迫使他去追蹤，直至該問題被詳盡闡明或引出另一個新問題。與之相反，他研究一下某個問題，馬上又見異思遷。

然而，這些是他的研究中唯一真正引人注目的結果。放在整個一生的範疇內考慮，特別是在一個天地萬物對探險敞開懷抱的時代，這些工作實在算不上什麼。

韋爾奇最好的朋友是他在預備學校時的室友丹尼斯（Frederick Dennis），其父是鐵路業巨頭，他自己則是一名醫生，曾在德國學習過。丹尼斯不遺餘力地幫助韋爾奇開拓事業：在科學雜誌編輯面前稱讚他的天賦，利用社會關係網在紐約提攜他，時不時還間接資助他。事實上，與其說是朋友——甚至是摯友，倒不如說丹尼斯表現得更像一個渴望得到愛慕的情人。

這個宣言的代價是昂貴的。1892年，漢堡和阿圖那這兩個近鄰城市的供水受到了霍亂細菌的污染。阿圖那將水進行了過濾，它的市民躲過了這場浩劫；而漢堡沒有這樣做，結果8606人死於霍亂。培滕科費爾遭到了嘲弄，而且成為人們辱罵的對象。不久他引咎自殺。

韋爾奇接受了霍普金斯提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