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2日，洛克菲勒的外孫洛克菲勒·麥考密克（John Rockefeller McCormick）［他也是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的孫子］不幸在芝加哥死於猩紅熱。

1894年，他們發明了一種新方法，使毒素的毒性增強到歐洲人所用方法的500倍。這極大地強化了抗毒素的功效，成本也縮減到了原先的一成。這樣帕克就把製作抗毒素的工作轉變成普通工人就能執行的任務，無須科學家插手；而實驗室的一部分就變成了實際的工廠。很快，世界上最便宜、最有效且安全可靠的抗毒素誕生了。今天的白喉抗毒素仍然是基於這種方法生產的產品。

如果說法國和德國科學家發現了抗毒素，那麼，美國紐約市衛生局實驗部主任帕克（William Park）及副主任安娜·威廉斯（Anna Williams，可能是全美國甚至全世界最傑出的女細菌學家）則改造了它，使發達國家的每一個醫生都很容易地得到它。這是一對古怪的組合：帕克想法獨到，富於創造性思維但又沉靜得近乎冷漠，思維極其清晰而有條理；威廉斯則熱情奔放，敢於冒險，極富好奇心，是那種想急切拆開新發明看看其如何工作的人。但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

對洛克菲勒研究所而言，腦膜炎似乎是一場特殊的挑戰。洛克菲勒本人和蓋茨要的是結果，而弗萊克斯納要的是如何得到這個結果。

其二是啟動和引導上千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實驗室研究。

在歐洲，政府、大學和富有的捐贈者資助醫學研究。而在美國，政府、機構、慈善家甚至尚未開始類似的扶持。霍普金斯醫學院成立時，美國的神學院已經享用1800萬美元的捐款了，而醫學院總共只籌集到50萬的資助。這種財政資助及教育系統上的差異，很好地解釋了歐洲獨佔醫學發展鰲頭的原因。

他試圖令洛克菲勒研究所引起報社的注意和科學團體的肯定。他自己的工作備受爭議。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成立后不久，腦膜炎襲擊了美國東部。當時為了抗擊這場流行病，各種方法都用盡了。白喉抗毒素也試過了，一些醫生甚至動用了給病人放血的古老方法。在霍普金斯，庫辛嘗試了從脊椎腔排膿的方法來治療腦膜炎。

結果就是一台宣傳機器。一些備受尊敬的研究者挖苦研究所的所為，如同一位本所的研究者所說，「頻繁地將不重要的事物大肆宣傳成天才般的工作」，只因為「宣傳研究所的慾望在推動著管理者和領導們」。

他被人賞識的各方面都極具潛能。韋爾奇為他申請到一份獎學金去德國進修，四年後他成了霍普金斯的病理學教授。他經常深入實地：去採礦小鎮研究腦膜炎，去菲律賓研究痢疾，去香港研究瘟疫。諾貝爾獎獲得者勞斯（Peyton Rous）後來把弗萊克斯納的科學論文稱作「紙上博物館，只有它們隨生命而動，因為他既做實驗又注重描述」。

並非只有霍普金斯一家在尋求變革，因為變革的需求已經被宣傳了數十年。不少其他醫學院的領導者——特別是密歇根的沃恩，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小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 Jr.），哈佛大學的庫恩斯曼（1892年前任韋爾奇的助手），以及其他如西北大學、紐約內外科醫學院以及杜蘭大學的管理者，也都如韋爾奇和霍普金斯醫學院一樣，因同等迫切的需求而對這場變革予以同樣的重視。美國醫學會從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推動著這場醫學革命，而醫生們也在尋求更好的培訓機會，這由數千名醫生赴歐洲學習可見一斑。

但他真的拿到了醫學學位。在弟弟亞伯拉罕（Abraham）從霍普金斯畢業后，西蒙把自己的一些顯微鏡觀察報告送給韋爾奇，緊接著也進入了霍普金斯。

愛默生（Emerson）說過，一個研究所其實是一個人放大的影子。洛克菲勒研究所反映出的就是弗萊克斯納的影子。洛克菲勒基金會後來的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說，弗萊克斯納「判斷準確，頭腦如探照燈般，能隨意掃到面臨的任何問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說，弗萊克斯納具有「遠超出常人的邏輯推理能力，如刀一般銳利」。

與此同時，洛克菲勒正在與兩位傑出的內科醫生霍爾特（L. Emmett Holt）和赫脫（Christian Herter）商量設立一個醫學研究基金，這兩位都是韋爾奇以前的學生，他們熱心地支持這個想法。

但大部分醫學院變化不大，即使在哈佛、賓夕法尼亞大學或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改變通常只出現在激烈的內訌之後，其間還有頑固派教員發起無休止的後台鬥爭。小威廉·佩珀使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良好的發展，甚至連霍普金斯也來挖它的教員，但在經過16年的奮鬥之後，他提及的不是成就而是「長期而痛苦的論戰」。

因此，韋爾奇聘任了西蒙·弗萊克斯納擔任該所所長，後者離開霍普金斯後接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一個極具聲望的教授職位（為了賓夕法尼亞這個5000美金薪水的職位，他拒絕了康奈爾大學8000美金薪水的職位）。但他的任職一度遭到質疑，在評議他是否可以擔任所長的會議上，就有一位教員發話說，接受一個猶太人擔任教授並不表示承認他具有人權。每天，弗萊克斯納與其他教員不僅要就實際工作、還要就私人問題進ｒｅａd•9９ｃsw•cｏｍ行對抗。

抗毒素突然在世界各地唾手可得。白喉死亡率也迅速降至原先的1/3左右，醫生們開始創造奇迹。而這隻是眾多可能實現的奇迹中的第一個。

凱利是一個向街頭妓|女佈道的正統派基督徒，他的一個學生如是說：「他對我們表現出的唯一興趣是他們的靈魂是否已得到拯救。」但就是這個怪人，變革了婦科學並開創了放射療法。就個人而言，霍爾斯特德在病人關懷方面的影響無人可比，是他將橡膠手套引入了手術室，也是他堅持在每一步手術前就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以至於威廉·梅約（William Mayo）曾打趣說，霍爾斯特德的病人在他結束手術前就痊癒了。梅約兄弟倆還說，他們在霍爾斯特德那裡獲益匪淺。其實整個美國的外科學也從他那兒受惠良多：有72個外科醫生曾在霍爾斯特德手下擔任過住院醫生或助理住院醫生，其中53人成了教授。

霍普金斯已在醫學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韋爾奇在1900年的記錄表明，由哈佛管理的波士頓市立醫院項目「除了霍普金斯的人，不希望其他人參與」。到1913年，歐洲一位著名人士公開承認，在他所從事的研究領域里，美國的研究可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相媲美，榮譽應「給一個人——霍普金斯大學的馬爾」。美國最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的四人中，霍普金斯培養了三位，第四位則在歐洲取得他的最高學位。

相反，霍普金斯醫學院是通過自身而不是學生的學費來支付教員薪水的，它不僅要求學生有大學學位，還要求他們會流利的法文和德文，並且具有文理科知識背景。的確，這些要求如此嚴格，以至於韋爾奇和奧斯勒擔心，霍普金斯會令學生們望而卻步。

他成為了一個國家的象徵，這在專業領域中是史無前例的，在科學界乃至更大的領域中這也是第一例。他兼任19個不同的主流科學組織的會長或主席，包括美國醫學會、美國科學促進會和美國科學院等。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Ray Wilbur）在1911年寫信給韋爾奇時，既不諂媚也不過分誇大地說：「如果不求助於您就能找到填補我校醫學院空缺職位最佳人選的信息，那麼將開美國醫學教育的先河。」一個同事說，韋爾奇具有「差不多一揮手就改變他人命運的能力」。

當時歐洲的研究所要麼致力於傳染病研究，要麼就是讓巴斯德、科赫和埃爾利希這樣的人自由探索。洛克菲勒研究所則把醫學本身看作一個領域，從它建立的第一天起，科學家們在研究傳染病的同時，也開展關於器官移植等外科方面的基礎研究，建立病毒與癌症間的聯繫，以及發展血液貯存的方法等。

甚至在一次科學首腦會議的正式報告中，可能是想起勞斯或是保羅·劉易斯（一個直接跟弗萊克斯納工作的很有前途的青年科學家）的事，弗萊克斯納提到：「最有才能的人經常會缺乏自信或自相矛盾，他們很多時候都需要安慰，樹立對自己的信心。」當弗萊克斯納看好的另一個科學家想轉換研究方向時，弗萊克斯納鼓勵他說：「你可能需要兩年的時間來尋找方向，在此之前我不會要求你出任何成果。」

他突然開竅了，開始著了魔似地發憤圖強。他僅用一年時間就修完了路易斯維爾藥學院兩年的學業，並贏得了頒給最優生的金質勳章。他開始為兄長雅各布（Jacob）工作，雅各布也是一位擁有顯微鏡的藥劑師。現在，西蒙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使用顯微鏡了。他同時還在一個醫學院上夜校。他後來回憶道：「我從未給人做過體檢，也沒聽到過心肺的聲音。」

與其同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也把霍普金斯描述成這樣一個地方：儘管「充滿了痛苦」，仔細想想，卻又「富有詩意……與應用科學的無比美妙……細細回想一下，一長串陳列著的陰森森的人體標本也奏出了精巧的白色交響樂……而對於我來說，醫生們優雅地主持著這整場無聲的音樂會」。

每個周五尤其重要。研究者們非正式地介紹各自最近的工作，大家給出一些評述，建議後續實驗，增加不同的內容。這已形成慣例。這是令人激動、近乎神聖的地方，即使有些人——比如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蘭德施泰納——幾乎從不發表意見。弗萊克斯納積極地到處搜羅別處不適合的科學家，不管他們是孤僻成性還是妄自尊大。這種混合就是重要之所在。勞斯說，弗萊克斯納讓研究所成為了「一個有機體，而不只是一個機構」。hｔtｐs://reａｄ.99csｗ.ｃom

這些發展真是意義非凡！對醫學而言，19世紀末20世紀初可以說是其發展的黃金時期——包括自此之後的分分秒秒。病菌學說已然為這次進步開啟了大門，研究者最後也開始利用這道門。

蓋茨一度是洛克菲勒的慈善顧問，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對慈善事業的關注。他組織過幾次洛克菲勒的商業風險投資並獲得成功，如投資位於明尼蘇達的米沙比礦場，收益達5000萬美元。洛克菲勒本人請了一個順勢療法的醫生，而蓋茨當時也已讀過《順勢療法的新證》（The New Testament of Homeopathic Medicine），該書作者哈內曼是該療法的開山鼻祖。蓋茨認為哈內曼本人「必是個跟瘋子差不多的人——這還是說得好聽的」。

最後，弗萊克斯納相信開放思路是有益的。他歡迎學術爭執，期待科學家們互相切磋並相互影響，希望研究所富有生命力。對於弗萊克斯納來說，午餐間跟實驗室同樣重要，不同科學領域的同事可以在此交流思想，各抒己見。「勞斯是一個出色的演說家，還有洛布（Jacques Loeb）和卡雷爾。」當時還是初級研究員的海德爾伯格（Michael Heidelberger）回憶說。雖然勞斯和卡雷爾獲得了諾貝爾獎，但可能洛布才是最具煽動性的。「這些會議有時真是非比尋常，大量的靈感由此產生。」

一個代表如是說：「科赫分離了結核菌；而今天，科學孤立了科赫。」

在場聽眾中很多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當魯報告完畢后，這些在各自領域頗有名望的專家忍不住起身喝彩。他們站在椅子上，經久不息的掌聲與各種語言夾雜的歡呼聲響徹了整個會場，上空則飛舞著被拋起的帽子。接下來，韋爾奇彙報了美國在這方面開展的實驗，這些實驗驗證了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工作。每個與會代表都帶了一瓶這種神奇的藥水回去。

當時，公共衛生檢測包括霍亂和傷寒。在德國，菲佛（Richard Pfeiffer）——科赫的得意門生——和科勒（Wilhelm Kolle）給兩個志願者免疫接種加熱滅活的傷寒桿菌。英國的阿姆洛斯·賴特爵士（Sir Almroth Wright）則推進了這項工作並研製出一種傷寒疫苗。

這些壓力並不全部來自弗萊克斯納，只是通過他而傳達了。在1914年的一個晚宴上，蓋茨就提到：「誰沒有感受到跳動的希望將造福于全世界？我們研究所的發現已經隨著醫療服務深入到非洲了……你在這裏宣布一項發明，午夜前就會傳遍全世界，30天後就會出現在地球上的每個醫學院里。」

帕克他們在紐約市內免費傳授這種方法，並在其他地方出售這種方法。然後用所得款項資助基礎研究，使得他們的市立實驗室一度成為當時全國最好的醫學研究所。據一個醫學史家稱，該研究所年刊曾自稱其為「世界上任何一個研究所都以此為榮的研究單位」。

但是，與韋爾奇先前在霍普金斯營造的令人舒適的、修道院式的氣氛相比，弗萊克斯納則把洛克菲勒研究所變成了一個尖銳、急躁、冷酷的地方。人們給那些具有疾病免疫力的馬放血以收集血清，最後要對這些馬進行處理時，弗萊克斯納考慮的不是將它們放歸自然。他只想著要麼把它們「賣給屠宰場去宰殺，要麼產生更多的抗血清血樣，反正就是要犧牲掉它們」——為了得到最後一滴血清，可以不惜令它們流血至死。他輕易開除任何人，只要他認為某人「沒有創造力」，就會馬上免除其職務。研究所最恐怖的房間就是弗萊克斯納的辦公室。他非常不近人情，以至於幾個著名的科學家都害怕他。甚至在弗萊克斯納的紀念會上，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還說道：「較之研究所的利益，個人在弗萊克斯納博士眼裡是一文不值的。」

較之另兩個方面，韋爾奇知人善任的能力——或者將之用於解決一些麻煩事，如廢除了反對活體解剖的法律（該立法禁止將動物作為實驗樣本從而削弱了醫學研究）——則顯得微不足道。

1884年，德國科學家勒夫勒（Friedrich Loeffler）從病人咽喉分離出白喉桿菌，把它放到特殊培養基上進行培養（今天的實驗室仍然使用「勒夫勒血清培養基」來培養疑似患者攜帶的細菌），並連續幾年在動物樣本上進行細緻的實驗。他的工作表明，細菌本身並不致死，致死的危險來自細菌分泌的一種有毒物質——毒素。

ｈttｐs://read.９９csｗ•ｃｏｍ但學生們還是來了，而且成群結隊。通過激勵與自我選擇，學生們聚集到這個學校。在這裏，學生們不是簡單地聽課和記筆記。他們巡視病房，檢查患者，作出診斷，聽病肺擴張時發出的捻發音，共同感受腫瘤的異源性及其堅如磐石般的異常質感。他們進行屍體解剖，做實驗；他們也進行探索，用解剖刀探察器官，用電流研究神經和肌肉，用顯微鏡觀察肉眼觀測不到的世界等。

洛克菲勒研究所起先授予其他地方的科學家適度的權利，但在1903年它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到1910年又有了自己的醫院。弗萊克斯納開始逐漸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弗萊克斯納的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暗含著什麼。他重複了德國人的實驗，死亡率是75%。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拋棄這種方法，而是堅持不懈地開展一系列的實驗，不僅在實驗室里努力提高免疫血清的效力，而且在生理學上尋求將之應用於猴子身上的最佳方法。三年後，他建立了這樣一套方法：首先，直接在脊髓鞘膜層插入針頭，抽取50毫升的脊椎液，然後注入30毫升的免疫血清（如果不先抽取脊椎液，注入液會使脊柱內壓力增大而導致癱瘓）。這個方法成功了，在712個測試病人中，死亡率下降到31.4%。

這場無聲音樂會的幕後人，就是韋爾奇這位「樂團指揮」。到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時，韋爾奇已經成為整個美國醫療機構的黏合劑。他自己也成為醫學科學的情報交流中心，他確實已成為美國醫學泰斗。《實驗醫學雜誌》（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是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美國醫學研究期刊，作為其創刊編輯，韋爾奇閱讀了大量的來稿，這使他對全國每一個有望發展的新點子和青年研究者都瞭然于胸。

波士頓、舊金山以及納什維爾的醫生都驗證了這個方法，有人聲稱：「鄉村醫生使用這種免疫血清時也獲得了顯著效果。」

對西蒙·弗萊克斯納的粗淺了解，有些來自街頭巷尾的傳聞，說他是從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的不肖子而逐漸成長起來的。他的兄弟都是學校里的優等生，他卻在六年級時就輟了學。在照相館當學徒時，他由於脾氣不好而又弔兒郎當，被自己的叔叔解僱了。然後他為一個乾貨經銷商工作，誰知老闆又因詐騙而潛逃了。接下來他為一個藥劑師工作，又被開除了。他父親特地帶他去監獄看了一回，希望他會因害怕而規矩些。隨後，他被安排去跟一個水管工做學徒，但這個水管工有些猶豫，因為弗萊克斯納的前僱主警告他「千萬不要跟弗萊克斯納共事」。

19歲那年，弗萊克斯納終於又有了一份工作——給一個藥劑師洗瓶子。在工作間有一個顯微鏡，藥劑師禁止他去碰，但弗萊克斯納不予理會。他討厭一切單調乏味和循規蹈矩的事情，而顯微鏡展現給他的東西則不然。

1889年，巴斯德的弟子魯（Emile Roux）和耶爾森（Alexandre Yersin）在肉湯中培養出大量的白喉桿菌，然後利用壓縮空氣讓肉湯通過一個素瓷（無釉瓷器）過濾器［過濾器由錢伯蘭（Charles Chamberland）設計，他是一名與巴斯德一起工作的物理學家。過濾器雖然只是一個工具，但被證明是極其重要的］。細菌和固體均不能通過這個瓷過濾器，只有液體可以。消毒后的濾出液體仍能致病，這就證明罪魁禍首是一種可溶性的毒素。

弗萊克斯納及洛克菲勒研究所因此受到了廣泛關注，他喜歡這樣而且期待更多的關注，洛克菲勒本人和蓋茨同樣希望如此。特別是在研究所成立的最初10年裡，任何時候只要有人有出成果的苗頭，弗萊克斯納就會特別加以留心。他經久不變的注意力似乎只關注結果，因此他總是急切地催促研究者發表文章，例如他曾這樣寫道：「考慮到比利時和法國的文獻發表速度之快，我建議你們發表手頭的工作成果。請速來見我。」

即使一些地方有所改變，霍普金斯和其他各處的鴻溝仍然存在。在哈佛接受過訓練的庫辛來到巴爾的摩做霍爾斯特德的助手。波士頓都沒能為他適應兩者差異提供任何準備，他發現霍普金斯是「陌生的……有關病理學和細菌學的話題我知之甚少，這使得我在最初幾個月里花了大量時間，晚上獨自待在房間，一面拿著德文課本，一面對著標本，專心研究外科病理學」。

弗萊克斯納的影響如同韋爾奇一樣，超越了他個人在實驗室所做的一切，就此而言，甚至超越了洛克菲勒研究所本身。

奧斯勒的書表述的觀點似是而非，所以它以極為特別的方式給蓋茨留下了深刻印象。首先，該書表明醫學具有廣闊的前景，但離實現還相距甚遠。蓋茨後來解釋說：「我清楚地意識到醫學幾乎不可能成為科學……直到……有才幹的人能不斷進行學習與研究，而這必須基於充足的經費，完全獨立的實踐……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最難得的機會，醫學界可以因此得到資金而洛克菲勒先生將成為開拓者。」

隨著抗毒素的廣泛使用，不少醫學外行人士也開始關注醫學。其中約翰·D·洛克菲勒的助手蓋茨（Frederick Gates）——一位好奇心強且富於鑽研精神的浸禮教牧師，接觸了奧斯勒撰寫的醫學教科書《醫學原理與實踐》（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該書有很多版本，面向的讀者群包括醫生及受過教育的非專業人士。在該書中，奧斯勒追溯了醫學思想的演化，探究了其間的爭論以及公認的最值得注意的不確定和未知的事物。read.99csw.com

在由韋爾奇主持的以病理學與細菌學為主題的分會上，帕克宣讀了一篇論文，開頭是這樣的：「顯而易見，現在有相當多的孩子因為牛奶中的桿菌而感染了致命的結核。」科赫堅持認為帕克是錯的，因為沒有證據證明牛把結核傳給了人。西奧博爾德·史密斯則站出來支持帕克，爭執聲響遍了整個會場。儘管如此，這次大會總的來說是令人信服的。幾天後，它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採取預防措施以阻止結核從牛到人的傳播。科赫厲聲說：「先生們，你們可以通過你們的決議，但後人自會判斷！」

在這兩個方面中，其一涉及整個醫學教育改革的完成。霍普金斯的例子已經促使不少一流的醫學院加快改革的步伐，但仍有很多醫學院不為所動，它們不久后得到了慘痛的教訓。

在病人護理方面，霍普金斯的影響力也不相上下。就像所有的醫學院一樣，霍普金斯的大部分畢業生都當上了執業醫生。在霍普金斯成立后的35年間，其畢業生中10%以上成了正教授，還有很多年輕的畢業生也正朝此方向努力。他們中的許多人將其他大學的醫學院進行了整體轉型——如哈佛的庫恩斯曼和庫辛、哥倫比亞大學的麥克卡倫（William MacCallum）、華盛頓大學的奧佩（Eugene Opie）、耶魯大學的溫特尼茨（Milton Winternitz），以及羅切斯特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惠普爾（George Whipple）等。

所有的這些進展都是傳染病預防，還沒有醫生能夠治愈因患傳染病而生命垂危的病人。這一狀況亟待改變。

霍普金斯對醫學界影響巨大。它成立半個世紀后，在1926年版《美國科學家》（American Men of Science）列出的1000位科學明星中，有243位擁有霍普金斯的學位，位列其次的哈佛是190位。甚至哈佛校長查爾斯·艾略特也承認，哈佛的研究生院「一開始發展不力」，「霍普金斯樹立榜樣后才開始發展壯大……事實上全國其他大學的真實情況也都和哈佛差不多」。

這篇文章震驚了科學界。當時，白喉的研究還僅僅停留在實驗室水平。直到1891年聖誕節后，德國科學家才在柏林第一次嘗試治療白喉患者，並獲得了成功。

接下去的幾年間，人們一直在繼續這種嘗試。1894年，巴斯德研究所的魯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國際衛生大會上，宣讀了他關於白喉抗毒素血清的實驗總結論文。

美國醫學教育亟待一場革命。當霍普金斯醫學院於1893年成立時，大部分美國醫學院依然沒有與教學醫院或大學建立任何聯繫，大部分教授的工資依然來源於學生的學費，而學生們依然是直至畢業都沒接觸過任何病人。因此，韋爾奇毫不誇張地說，除了霍普金斯醫學院外，沒有一個美國的「醫學院將是否具備進入名校前所必備的知識和方法作為錄取準則。……有些醫學院則根本不要求提供接受過預備教育的證明」。

如果鴿子可以接種免疫，人類似乎也應該可以。和研究霍亂時的情景一樣，法國和德國的科學家開始相互競爭，在休厄爾和法、德兩國科學家科研進展的基礎上，他們對白喉和破傷風進行研究。1890年12月，科赫的學生貝林（Emil Behring，此人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和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報道，將對破傷風免疫的動物血清（把血液中所有固體成分去除后留下的液體）注射給不同的動物，它們同樣對破傷風產生免疫力。

然而，弗萊克斯納具有更大的野心。他自己的工作中有韋爾奇所不具備的東西：提出一個大問題並架構其解決方法的能力。當他認為某個研究者的工作具有原創性，會成為研究所的資產時，他就給予全力支持。他就是這樣資助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卡雷爾（Alexis Carrel）和蘭德施泰納（Karl Landsteiner）］的工作，而且都是在前期稍有苗頭的時候就開始了。當然，他也給予一些年輕的科學家探索的自由，也提供支持，儘管他們還沒有取得成績。例如勞斯，他在霍普金斯讀完本科並取得醫學學位，在致癌病毒方面的發現能夠衝刺諾貝爾獎，只是這項1911年的發現直到1966年才獲此殊榮。勞斯一開始總被人嘲笑，而最初的驗證工作也花了很長時間，但最終得到了肯定。弗萊克斯納在整個過程中一直支持他。里弗斯（Thomas Rivers）是洛克菲勒研究所里另一個由霍普金斯訓練出來的科學家，他定義了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差異，後來他回憶說：「我不是說弗萊克斯納不強硬或不冷酷——相信我，他是這樣的——但他也與人為善。」

巴斯德說過：「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1880年，他試著證明已分離出了導致雞霍亂的病菌。他把這種病菌接種到健康的雞身上，發現那些雞死了。然後，機會來了。他把一種致死的細菌培養物擱置了幾天，然後再接種到更多的雞身上，發現雞仍然存活。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雞再接觸另一些致死細菌培養物時仍能存活。為了令琴納信服，巴斯德儘力去減弱，或者用他的話說，去「削弱」這些培養物的毒性，然後利用它們使禽類產生免疫性，從而抵抗致命的細菌。他成功了。

與此同時，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生理學家休厄爾（Henry Sewall）則在研究蛇毒，其化學性質與很多細菌毒素類似。1887年他接種了一些鴿子，使其免遭響尾蛇毒素的侵害。

弗萊克斯納接受了韋爾奇提供的職位，還有提高了的薪水。但研究所仍然在韋爾奇的牢牢掌控之中。關於這一點，弗萊克斯納說，韋爾奇「不要助手，甚至不要秘書。每件事他都要親力親為，包括每封信都要親自手寫」。九*九*藏*書

弗萊克斯納從未喪失過韌性，但稜角卻被磨平了。他娶了一個足夠優秀的太太，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曾給她寄了60封信）都曾為之傾倒，其姐姐是瑪爾學院的創始人。弗萊克斯納還與著名法學家漢德（Learned Hand）成了好朋友。他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站穩了腳跟。

最終，弗萊克斯納把腦膜炎（最常見的是細菌性腦膜炎）感染病人的死亡率下降到18%。而根據最近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項研究，目前在麻省總醫院（世界上最好的醫院之一）接受抗生素治療的病人，患腦膜炎而死亡的仍然有25%。

科學不是民主。投票並不重要，但這次投票標志著美國醫學時代的到來。它的到來決不僅是因為霍普金斯，帕克和史密斯都不是霍普金斯出來的。但在幫助美國醫學引領世界這一點上，霍普金斯和洛克菲勒研究所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研究所發揮其巨大影響力之前，美國醫學科學就已達到世界水平了。1908年國際肺結核大會在華盛頓舉行。偉大而傲慢的科赫從德國趕來，等待著大家通過決議然後公布。

後來在一次美國醫生協會（這是為鼓勵醫學科學而創建的一個協會）的會議上，韋爾奇在主題發言中提到：「治療血清的發現完全是實驗工作的結果，而不是意外所得。發現的每個步驟都有跡可循，每一步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解決一個明確的問題。這些研究及所導致的發現開創了醫學史上的新紀元。」

儘管不是同一類人，韋爾奇還是接受了他。弗萊克斯納個子瘦小，甚至有點消瘦，不是討人喜歡、富有魅力的那種人。他敏感而缺乏安全感，曾經說過：「我從未接受過任何學科的教育，因此我的知識體系中有許多缺口。」為了彌補這些缺口，他沉醉書本，無書不讀。「他讀起書來，」他弟弟形容道，「如饑似渴。」從英文文獻到赫胥黎，再到達爾文，他都廣泛涉獵。他覺得自己必須學習，那種不安全感從未完全離開過他，就如他談到的，「無眠的夜晚和極度恐懼的白天……發狂般的神經過敏讓我片刻不得安寧」。

同年年底，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宣布成立，它將改變一切。

10年前，帕克（曾經改良了白喉抗毒素）研製出了腦膜炎免疫血清，每一個實驗室測試都證明其有效，但對人就是不起作用。現在兩個德國人發展了一種類似的免疫血清，但要直接注射到脊柱里，而不是到血管或肌肉內。腦膜炎一般的死亡率是80%，在102個測試病人中，這種方法把死亡率降到了67%，說明其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並不顯著。

科學家發現的不單單是一種預防疾病的方法，他們發現的是一種能治愈疾病的方法。這是第一次治愈患者。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弗萊克斯納的能力。後來，在一本細菌學的教科書中，帕克認為弗萊克斯納對免疫血清的貢獻微乎其微。作為回應，弗萊克斯納憤怒地闖進帕克的實驗室，一場對吼的比拼在所難免。兩人之間發生了更多的爭執，矛盾公開化，以至於報紙都有所報道。

他的這番評論不是開戰宣言，而是勝利之歌。醫學科學已經發展到不僅能預防，而且能治愈原先非常恐怖並導致病人大量死亡的疾病了。

白喉是最致命的兒童疾病之一，通常令患者窒息而死——長出膜而封閉了呼吸道。在西班牙，這種病被稱為el garrotillo——「扼殺者」。

巴斯德開始把這些技術應用到其他傳染病上。對炭疽病而言，他並非第一個使用減毒細菌培養物的人，但他的工作是最權威的，而且人盡皆知。在一次有新聞記者和政府官員觀摩的展會上，巴斯德給牛接種，然後讓它們接觸炭疽細菌。接種的牛存活了，而作為對照的未接種的牛死了。三年後，法國的3300萬隻羊和438 000頭牛接種了炭疽疫苗。他以逐漸加量的方式給一個被瘋狗咬傷的小男孩注射帶有病原微生物的注射液，挽救了他的生命。翌年（1886年），在一項國際基金的資助下，巴斯德研究所正式成立。幾乎同時，德國政府也資助科赫和其他一些傑出的研究者建立了研究所，其後俄國、日本和英國也相繼建立了研究所。

韋爾奇謝絕了擔任新研究所負責人的邀請，但他承擔了其創辦的所有工作，同時擔任研究所董事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主席。學術委員會包括韋爾奇的老朋友普魯登，韋爾奇從前的學生、現為傑出科學家的霍爾特和赫脫，還有哈佛的西奧博爾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史密斯是當時世界上細菌學的領頭人之一，韋爾奇曾考慮其為研究所所長的第一人選，但由於他的大量研究側重於動物疾病（如研究豬瘟疫苗），研究所則希望找一個對人類疾病感興趣的科學主管而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