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威爾遜相信他的意志和精神受到另一個人，甚至是上帝的精神和希望的啟示。他曾表示，「我確信我的同情心關係著」所有的美國公民，並且「確信我的心聲就代表了他們的心聲」，「只要世界上存在罪惡和過失，我就不會稱之為『和平』。」他繼續道，「美國的出現就是為了證明：對正義的熱忱是源自《聖經》啟示的。」

它的蹤跡遍布大城小鎮。它使人們明白，參加紅十字會的活動就是參与了為文明而進行的偉大運動，尤其是美國的文明。它運用微妙的社會壓力促使但並不強迫人們加入。它甄選出一個城市裡最傑出、最有影響力、最具親和力的人來領導地方分會。它誠懇地告知對方他對於戰爭的重要性，以及他是多麼地不可或缺。不出意外，他總會點頭同意。它還邀請第一女主人、城市中「上流社會」的領導或者小鎮上所謂「上流社會」的領導主持婦女輔助機構，如在費城就是馬丁（J. Willis Martin）夫人，她創辦了國內第一個花園俱樂部，她和丈夫家世都十分顯赫。在哈斯克爾縣是邁納夫人，她的父親是堪薩斯州西南部最大的地主。

軍隊至少還需要10萬名軍官。學生軍事訓練團是生力軍的主要來源，它接受「自願參加的男人……立即使他們變成現役軍人」。

政府強迫民眾順從，用各種方式控制言論，比如恐嚇的方式，這在美國是前所未聞而且也是後無來者的。發布參戰宣言之後不久，威爾遜在國會的合作下推行了《反間諜法》（The Espionage Act），但它只是在新聞審查制度合法化上糾纏不清，儘管威爾遜稱其為「一個勢在必行的法令」。

為此，克里爾動用了數萬份新聞發行物和照例未經修訂就登載於報的特別報道，這些相同的出版物形成了一套自檢制度，編輯們不會發布任何他們認為會有損士氣的消息。克里爾還組建了一支叫做「四分鐘男人」的隊伍——人數最終逾10萬——他們在會議、電影、歌舞表演及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開始前作簡短的演說。博爾內悲哀地評述道：「所有這些知識分子的內聚性——群體本能，外人看來是那麼歇斯底里、那麼充滿奴性，卻以高度理性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

德國接著又賭了更大的一票。1917年1月31日，德國宣布，在聲明24小時后，它將對中立國船隻和商船恢復無限制潛艇戰。德方相信，這將趕在美國援助前（如果美國最後會宣戰的話）截斷英、法的戰爭補給而令它們投降。此舉徹底激怒了美國。

威爾遜在大選當晚入睡前還覺得自己這次必定落敗了，但第二天一睜眼卻得到了連任的消息，這是歷史上最微弱的幾次票選優勢之一。

美國受其主要執行者意志的影響如此之深，這是空前絕後的，在南北戰爭人身保護權懸而未決的時候沒有出現過，在朝鮮戰爭和麥卡錫時期沒有出現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沒有出現過。威爾遜將把國家變成一件武器，變成一個爆炸裝置。

威爾遜宣稱：「我們要為戰爭塑造和訓練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國家。」

戰爭吸引著整個國家的目光。徵兵標準最初限定的是年齡為21—30歲的男性，不久就擴大到了18—45歲的男性。即使基數擴大了，政府仍宣布處於那個年齡段的所有男人都會在一年內被徵召入伍——所有的男人，政府這樣說道。

沒有什麼能夠比某份戰時衛生報告更好地體現這場戰爭的殘酷了，這是一份關於有計劃地消滅戰壕中的老鼠以防止疾病傳播的衛生報告，主要記錄如下：「老鼠牽涉了一些沒有預料到的問題……它們承擔了一個有用的功能——在無人地帶毀屍滅跡，這是它很樂意擔負的職責。為此，比起殺滅老鼠，人們更願意僅僅控制一下老鼠數量。」

這種軍隊最終——即使是間接的——增強了流感的侵襲並且破壞了社會結構。如果威爾遜盡量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領導國家，那麼這種危害就會減輕，但也只是稍微減輕些而已。

西蒙·弗萊克斯納的一位密友漢德法官後來評論：「那個社會已經步入了瓦解的階段，每個人都將自己的鄰居視為假想敵。人們對既定信條（政治和宗教）的不遵從成為不滿的標誌，沒有細節和支持者的舉報替代了證據，正統觀念扼殺了提出異議的自由。」九_九_藏_書

美國一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紅十字會就宣布它會「竭盡全力用各種方式……援助我們的盟國……在這次巨大的世界危機中，本組織將恰如其分地協調人們的愛心和努力，以達到最高的目標」。

從威爾遜選擇戰爭的那一刻起，國家就完全投入了戰爭。最初，在歐洲的美國遠征軍數量並不多，比小規模戰爭的部隊多不了多少。但美國軍隊正在逐漸壯大，將整個國家鑄造成一件武器的目標眼看就要水到渠成。

國家的全然投入就這樣為巨大的「絞肉機」提供能量，讓生命輕而易舉地被碾落成塵。而技術和自然共有的那種冷冰冰的無動於衷，以及這個國家不甘只成為武器供應者的野心，令這些生命消逝得更快了。

1918年春，死亡成了家常便飯。到那時，已有超過500萬的士兵葬送在所謂的「絞肉機」里，能與那些將軍的愚蠢相匹敵的就只有他們的殘酷。

因此，學術課程被停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軍事訓練。軍官們擁有全國每一所大學的實際掌控權。高中被「敦促著加強教育，以便17歲和18歲的男生可以儘快進入大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時美國紅十字會只有107個地方分會，戰爭結束時分會達到3864個。

比如德國的將軍決定血洗法國從而迫其投降，他們認為德國佔據著絕對的兵力優勢，若在凡爾登「以死換死」地火拚，定能取勝。而法國人卻在不久后，用銳利的攻勢回應了德國，相信他們的「生命衝動」會贏得凱旋。

這個法案使得郵電部長伯利森（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權拒絕遞送任何他認為是不愛國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評的期刊。並且，國內的大部分政治演說在電台播出之前都要通過郵件接受審查。伯利森是一個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南方人，他表面上是一個人民黨黨員，但是他更接近於蒂爾曼（Pitchfork Ben Tillman）而不是布賴恩那一翼。伯利森不久就命令，停止遞送任何有跡象顯示對戰爭欠缺熱情的國內出版物和外語出版物。

威爾遜政府的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沒有造成太大的反對。新的《鎮壓叛變法》規定，「發表、印刷、撰寫或發行任何反叛、褻瀆、貶低或侮辱美國政府言論的行為」，可判處20年監禁。人們會因為咒罵或批評政府而入獄，即使他們所說的是事實。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起草了最高法院意見，認為該法案——戰後其仍堅持對被告判處較長的刑期——是合乎憲法的，並提出，《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並不保護那些「措辭……產生了明確、直觀危險性」的言論。

但是，美國社會才沒那麼容易瓦解。事實上，它正圍繞著一個核心在結晶，它比以往更專註於一個目標，或者可能是再次專註於一個目標。

這個過程也意味著，通過脅迫和自願達成的協作，除了明顯的漠視事實，政府控制了信息的流通。

收到備忘錄的第二天，威爾遜就頒布了第2594號總統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PI），並任命克里爾（George Creel）為負責人。

鑄造的過程就是將幾百萬年輕人塞進兵營極端緊張的空間里，那些兵營的數量比計劃的少得多。這個過程也將幾百萬工人帶進工廠和沒有足夠居住空間的城市裡，男人和女人在那裡不僅要共用一個房間，還要共用一張床鋪，甚至要輪流使用床鋪，當一班工人回到家（如果他們的房間可以稱之為家的話），他們爬上的床是另一班去上工的工人剛剛騰出來的。他們呼吸著一樣的空氣，用同一批杯子喝水，用同一批刀叉吃飯。

整個歐洲都厭倦了戰爭。只有美國的親英派和親法派沒有，他們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東海岸，其中很多人佔據著極具權力和影響力的職位。只有這些美國的親英派和親法派仍然認為戰爭是神聖的。他們給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施加強大的壓力，要求美國參戰。

政府發布數以千計的海報和廣告，鼓動人們向司法部門舉報「散播悲觀情緒、泄露或探聽軍事機密、疾呼和平以及貶低我們為贏得戰爭所作努力」的任何人。威爾遜自己也開始談論美國「上上下下」由「特務和被利用的人」進行著的「險惡的陰謀」。

甚至連威爾遜的敵人以及照理應該是國際主義分子的共產主義者，都不信任外國人。美國開始出現兩個共產主義政黨，其中一個的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另一個的成員90%是移民。

威爾遜採用監禁等強硬路線威脅反對者。聯邦政府也控制著絕大部分的國民生活。戰爭工業局分配原料給工廠，確定利潤，控制戰爭物資的生產和價格，並且和國家戰爭勞工局一起制定工資標準。鐵路管理局幾乎將美國的鐵路工業完全國有化了。燃料管理局控制著燃料的分配（為了節約燃料，它創立了夏時制）。在赫伯特·胡佛的領導下，食品管理局對農產品的生產、定價和分配進行監控。政府成了一言堂，用囚禁來恐嚇反對者，並以嘶喊壓過其他聲音，將自己視為美國精神。九-九-藏-書

布拉德曾在歐洲為《展望》（Outlook）、《世紀》（Century）、《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等刊物撰寫戰報。他指出，英國政府對新聞進行審查誤導了英國人民，削弱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及對戰爭的支持。布拉德僅僅依靠羅列事實進行爭論，這對真相本質沒有產生特別影響，僅對效力有些影響而已：「真理和謊言是武斷的用語……沒有什麼經驗能向我們證明誰更好……有很多死氣沉沉的真相和生機勃勃的謊言……一個想法的力量在於其觸發靈感的價值，而與其真假無甚關係。」

他可能是美國唯一一位如此確定地堅持這一信念的總統，絕無任何自我懷疑。與其說這是政客的特點，不如說更像是十字軍戰士的特點。

但是，它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與醫學和災難無關，而是將國家團結在一起，因為威爾遜用它來聯繫國內的各個團體。當然，紅十字會也不會浪費能擴大其在美國生活中影響的機會。

戰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少校寫過一份長篇建議書，提議如果國家開戰的話，應當建立一個徹底的新聞審查制度。與威爾遜的好友豪斯（Edward House）上校關係密切的記者布拉德（Arthur Bullard）則持相反觀點。國會否定了新聞審查制度，意味著他們接受了布拉德的觀點。

如果有誰認為威爾遜的勉強參戰意味著他並不會積極地致力於此，那就太不了解威爾遜了。像威爾遜這樣剛愎自用到病態的人，實在沒有幾個。

而司法部長格雷戈里（Thomas Gregory）索要的權力則更大。格雷戈里是一名改革論者，在威爾遜提名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布蘭代斯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也是進法院工作的首位猶太人。現在，留意到美國是一個「由民意統治的國家」，格雷戈里打算幫著威爾遜統治民意，進而通過民意統治國家。他要求國會圖書館館長向他報告某些特定書籍的借閱者名單，並且解釋說，政府需要監控「個人因偶然或者衝動所致的不忠言論」。後來，格雷戈里又積極推動制定一項涉及面更廣的法令，這樣可以懲罰那些「出於好的動機或者……（如果）是未被查明的賣國動機」的言論。

如果說美國保護聯盟是動員公民（幾乎都是男性）去監視和攻擊那些批評戰爭的人，那麼美國紅十字會就是動員公民（幾乎全是女性）採用更有效的方式。國際紅十字會創立於1863年，在第一份《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Convention）中，它闡明自己關注的焦點是戰爭以及戰俘的合理待遇問題。1881年，克拉拉·巴頓（Clara Barton）創立了美國紅十字會。第二年，美國接受了國際紅十字會的章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有參戰國都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但每個國家的協會都是獨立的。

然而，威爾遜依舊沒有宣戰。

4月2日，即齊默曼電報被披露的三周之後，在內閣要求參戰的一致提議下，威爾遜最終向國會遞上了他的參戰決定。兩天後，他向一位朋友解釋：「我必須懷著最真誠的目的，採用最緩慢的步調，以避免戰爭引導國家以單一的方式思考問題。」

美國紅十字會是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它的名義會長就是（現在也是）美國總統。國會正式授權它在非常時期為國家服務，美國紅十字會在戰爭期間與政府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美國紅十字會中央委員會的主席是威爾遜的前任——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威爾遜任命的是整個「戰爭理事會」，它是紅十字會真正的管理者。

1918年，在全美國10 500萬總人口中，有3000萬是紅十字會的積極支持者。800萬美國人（幾乎是全國總人口的8%）成為地方分會的工作人員（紅十字會的志願者人數在一戰時比二戰時要多，儘管到二戰時全國人口增長了30%）。這支龐大的志願者力量幾乎全由婦女組成，而她們可能還在工廠工作。每個分會都會收到一個生產配額，然後按照配額生產。她們編織了上百萬件毛衣、上百萬條毯子、上百萬雙襪子，同時還製造傢具。她們完成了所有要求的工作，而且完成得相當出色。當聯邦食品管理局說，需要桃、洋李、海棗、李子、杏、橄欖和櫻桃的果核生產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時，報紙報道：「在各個城市裡，糖果店和飯店開始以成本價供應堅果和水果，以此回收果殼和果核，這是一項愛國舉措……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只要他有親友正在軍隊服役，他就應該將為防毒面具提供足夠的炭原料視為自己應盡的義務。」遍布全國的紅十字會分會因此收集到https://read.99csw.com了成千上萬噸的果核，數量如此之大，令他們最終不得不告訴民眾可以停止了。

「自由之歌」是每周都舉行的一項社團活動，源於費城並遍及全國。不管是兒童合唱隊、理髮店四重唱還是教堂唱詩班，都演唱愛國歌曲，而觀眾也與之相和。每次集會都以「四分鐘男人」的演說開場。

它的聲望在幾次天災之後樹立了起來：1889年約翰斯敦發洪水，當時一座水壩決堤，洪水如重鎚般擊碎了賓夕法尼亞州的這座城市，2500人在洪水中遇難；1906年舊金山地震；1912年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發特大洪水。另外，在美西戰爭以及隨後的鎮壓菲律賓起義中，它為國家貢獻了力量。

他採用了毫不手軟的鐵腕政策去訓練國家。他確實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證明，採用強硬路線是合理的。

對威爾遜來說，這場戰爭就是一場聖戰，而他打算髮動全面的戰爭。也許是因為清楚自己甚於了解國家，他預言：「一旦領導人民進入戰爭，他們就會忘記曾經有一樣東西叫做寬容。一旦打仗，你必定會變得殘忍無情，並且殘忍無情的精神就會植根於國家生活的本質中，感染國會、法庭、巡邏的警察以及街上的普通人。」

威爾遜的批評者們立即氣急敗壞地指責威爾遜無能。在一篇著名的評論中，後來死於流感的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博爾內（Randolph Bourne）悲嘆道：「那些時刻備戰的大企業階級漸進而持續地鼓動著人們的戰爭情緒，隨後又接連地得到了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在［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助威下，零星的低語變成了劃一的口號，最後演變成了有力的齊聲合唱。背離它的人不僅被認為不夠體面，還會落個聲名狼藉的下場。反對德國的尖銳咆哮正慢慢成型。」

靡靡之音被禁止。威爾遜在普林斯頓時期的學生、洛克菲勒基金董事會成員（後來任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領導著一個訓練營活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嚴禁類似《我想知道現在誰在吻她》這樣的歌曲，以及「惡意模仿」諸如「范·溫克爾（Rip Van Winkle）先生不在的時候，誰為溫克爾夫人付房租？」之類的「令人疑竇叢生和綿里藏針的笑話，這會給士兵的思想投下不滿、擔憂和焦慮的陰影，令他們開始思念故鄉……這些歌曲和笑話是德國鬼子用來動搖軍心的文字宣傳，他們對我們的士兵編造家鄉正在受難的子虛烏有的故事」。

克里爾一開始只打算報道那些經過認真篩選的事實和己方獲勝的戰役，避免將恐懼作為手段，但不久態度就急轉。克里爾的新姿態在其手下一個撰稿人的聲明中得以具體表現：「銘印在我們旗幟上，甚至高於上帝的，是我們座右銘中最為崇高的一句——『我們服從』。」他們服從於一個目標。一幅為自由公債銷售做廣告的海報以警告式的語言書寫道：「我就是輿論。所有的人都怕我！……如果你有錢卻不買的話，我就把你這裏一掃而光！」另一則CPI的海報問：「你見過德皇信徒嗎？……你可能在旅館大廳、吸煙室、俱樂部、辦公室甚至家裡發現他的身影……他是最惡毒的謠言散播者。他不斷重複所有的流言、批評，並會謊稱我國某處陷入了戰爭。他能以假亂真……人們就那樣……出於空虛或是好奇抑或反叛，開始幫助德國宣傳員散播不滿的種子……」

威爾遜的狂熱幾乎影響著國家的一切事物，包括時尚。為了節省布料——一種戰爭物資（任何東西都是戰爭物資），設計師收窄了翻領，縮小或索性省掉了衣兜。他的狂暴尤其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每一項法令。在南北戰爭期間，林肯（Abraham Lincoln）推遲頒布人身保護權的正式文件，使數百人被囚禁。但是，那些被監禁的人可能是真正危險的武裝叛亂分子。林肯的身後留下了格外尖銳的批評，經久不息。威爾遜相信他自己沒有做得更過分，他對堂兄說：「多虧了林肯，我不會再犯他的錯誤。」

1918年8月，一名部屬將貝克的話附在備忘錄中轉給大學管理者，陳述戰爭很可能需要「在未來10個月內，動員所有21歲以下、身體條件合適的在校學生……這些學生要自願成為美國軍隊的士兵，穿制服，服從軍事紀律並可以得到士兵津貼……履行完整的兵役」。一旦軍隊組建起來，所有人都會被送上前線。20歲的士兵參戰前將接受為期僅三個月的訓練，更年輕的訓練時間也不過就多幾個月。「考慮到大部分學生士兵留在學校里的時間相對很短，並且還有艱巨的軍事任務等待著他們，學術教育必須按照是否具備直接的軍事價值的方針進行調整。」

此後，也許是應眾議院的要求，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1917年4月12日——美國宣戰後一周——向威爾遜遞交了一份創設宣傳局的備忘錄。進步時代的一大後果——也是許多領域專家層出不窮的後果——就是人們堅信社會精英知曉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普曼後來稱社會對普通民眾來說「太大、太複雜」，不容易理解，因為大部分公民「在智力上與兒童和野蠻人相當……自主只是一個人個性的眾多因素之一」。李普曼極力主張自治應服從於「命令」、「權力」和「國家繁榮」。https://read.99csw.com

因此，美國滿懷大公無私的感覺加入了戰爭，它相信榮譽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它仍然將自己隔絕在它所認為的腐敗舊世界（Old World）之外。它不是作為一個「同盟」而戰，而是作為一支「聯合力量」站在英、法、意、俄集團一邊。

克里爾要求「100%的美國主義」並且計劃「每一顆『印刷子彈』都命中目標」。同時，他告訴「四分鐘男人」，恐懼是「要在平民中培養的一個重要元素。僅站在最高道德水準上進行談話很難團結到人。也許，為理想而戰必須與自衛的本能相結締」。

由於一些同戰爭毫無關係的原因，美國曾是個頻頻經歷變動的混亂體，它的本質和特性也時時在改變。1870年，美國只有4000萬人口，其中有72%的人居住在小鎮和農場。到美國參戰的時候，人口已經增長到了約1.05億。僅在1900—1915年間，就有1500萬移民帶著新語言和新宗教湧入美國，他們大部分來自東歐和南歐，其中一些是有色人種。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是首次人口普查）發現，居民數量城市超過了農村。

為了執行這項法令，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首腦同意設立一個志願組織，作為司法部門的附屬機構，命名為美國保護聯盟（APL），並批准其成員佩戴徽章以表明他們的「特工」身份。短短數月，APL就擁有了9萬名成員。一年之內，20萬名APL成員在1000個組織中發揮著作用。

克里爾英俊瀟洒、熱情奔放（戰後數年，已經步入中年的他有一次竟然爬上了舞廳的枝形吊燈並在上面搖晃），他打算創造「一個相互友愛、萬分投入並且英勇無畏的白熱化群體」。

他正準備這麼做。

這種較為溫和的方式指的是美國紅十字會。

1918年5月，戰爭部長牛頓·貝克（Newton Baker）給所有「達到學院級別」的機構——從馬薩諸塞州劍橋城的哈佛大學到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北太平洋牙科學院——的負責人寫信。他不是要求合作，更不是請求允許。他簡單地陳述道：「軍隊將向每個學院級別的機構派遣提供軍事訓導的軍官和士兵，這項活動招收100名或者更多的男生……我們鼓勵所有年齡超過18歲的學生來應徵……指揮官……［將］加強軍事訓練。」

沒有比它更愛國的組織了。它全權負責提供護士，數萬名護士被送上了前線。它在法國組織了50個基地醫院。它配備了一些有軌電車作為專門的實驗室，以防止疾病爆發——不過，它們僅供軍方使用，不包括平民，並且將它們派駐下去「以便病人可在24小時內被移送到（全國）任何地方」。（洛克菲勒研究所也將一些有軌電車配備成先進的實驗室，並將它們安置在全國各地。）它幾次組織照顧了因軍需品工廠爆炸而受傷或無家可歸的平民。

國家明令禁止教授德語，同時，愛荷華州的一個政客也警告說：「教德語的人中十之八九都是叛國者。」在街上或在電話中用德語進行交談是可疑行為。德式酸菜改名為「自由捲心菜」。《克利夫蘭老實人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評論道：「國家迫切想根除叛國行為，不管這種行為是比較隱蔽還是明目張胆。」《普羅維登斯日報》（Providence Journal）每天都登出警示標語：「除非結交多年並且彼此深入了解，否則每一個在美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都將被視為間諜。」伊利諾伊州律師協會宣布，那些為拒服兵役者作辯護的律師是「不愛國的」和「違反職業道德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一位有影響的共和黨領導人，他解僱了那些對政府心存不滿的教員，認為：「原可容忍的如今再也忍無可忍。曾經的執迷不悟成了現在的煽動叛亂。過去的愚蠢荒唐成了現今的通敵賣國。」https://read.99csw.com

美國最大的種族群體是德裔美國人，一份大型的德文刊物表示了對德國的同情。德裔美國人會對抗德國嗎？愛爾蘭共和軍在1916年的復活節發動起義反抗英國的統治，愛爾蘭裔美國人會為英國助陣嗎？中西部是孤立主義者，在美國沒有遭受攻擊的情況下，它們會派兵越洋作戰嗎？民粹主義者本就反對戰爭，威爾遜的國務卿、三次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15年因威爾遜對於德國擊沉「盧西塔尼亞」號事件的回應太過強硬而退出了內閣。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工會主義者在工廠、落基山脈的煤炭社區、西北部都很強勢。而他們，是否會為了保衛資本主義而應徵入伍？

戰爭始於1914年。威爾遜抵擋住了來自國內的壓力。1915年，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威爾遜儘管公開表示了自己的義憤，但還是決定不參戰，只要求德國作出限制潛艇戰的承諾。他也抵制住了其他認為戰爭有理的辯解，並正大光明地採用「他使我們遠離戰爭」這樣的競選口號角逐1916年的大選。他還警醒選民：「如果你選擇我的對手，你就是選擇戰爭。」

只有屠殺勝利了。終於，一個法國軍團拒絕執行一項自殺性衝鋒的命令。這場兵變波及54個師，政府只能依靠大規模逮捕來控制此次事變，最後有2300人因兵變而被判刑，其中400人是死刑，實際被處死的有55人。

隨後，齊默曼（Zimmerman）電報事件發生了。據截獲的文件顯示，德國外交部長曾經建議墨西哥加入一戰同盟國，聯手對付美國並且奪回新墨西哥州、得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等地區。

在芝加哥，聯盟成員的一個「機動小組」和警察一起，跟蹤、騷擾並襲擊了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的一些成員。在亞利桑那州，聯盟成員和義務警員將1200餘名IWW成員及其「合作者」囚禁在貨車車廂中，棄于新墨西哥州邊界沙漠中的一段鐵軌側線上。在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軍隊求助於聯盟，從而獲取了21名黑人士兵的供詞，這些士兵被指控襲擊白人婦女。在全國，聯盟的「美國警戒巡邏」專門針對「具有煽動性的街頭演講」，有時他們會要求警察以擾亂治安為由逮捕演講者，有時，他們的行動則更加……赤|裸裸。在全國各地，聯盟成員都在暗中監視他們的鄰居，調查「懶鬼」和「食物囤積者」，迫切了解人們為什麼不買——或者不買更多的——自由公債。

威爾遜沒有給予敵人任何憐憫。為了啟動自由公債運動，他要求，「武裝！最強的武裝！沒有任何約束和限制的武裝！正義和勝利的武裝將重新制定世界規則，並將使任何自私的統治灰飛煙滅。」

曾有過這樣的一項法律。那是在1798年，在法國不宣而戰的戰爭壓力下，北部聯邦主席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及其黨派通過了《鎮壓叛變法》（The Sedition Act），該法將「以印刷、發表或發行……任何虛假的、誹謗性的和惡意的文字作品」方式攻擊政府的行為都定為違法。但這項法令激起了爭議，導致亞當斯連任失敗，並且引發了歷史上唯一一次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彈劾，因為大法官蔡斯（Samuel Chase）不但幫助大陪審團審判一些評論家，而且對這些評論家從嚴懲處。

威廉·麥克斯韋爾（William Maxwell）是一名在伊利諾伊州林肯鎮長大的小說家及《紐約客》（New Yorker）的編輯，他回憶道：「母親被招募去為士兵們上繃帶。她穿白色的衣服，並將一種類似餐巾的東西戴在頭上，那東西的正面還有一個紅色的十字。在學校，我們把洋李的核攢下來，據說要將其變成防毒面具，因此鎮上都知道了戰爭的事……所有的事都展現著參戰的積極景象。」

始料未及的是，美國還成了傳染病的打火匣。

威爾遜的強硬路線就是要脅迫這些原本不情願的人支持戰爭，並且鎮壓或者剷除那些反對戰爭的人。甚至在參戰前，威爾遜就警告國會：「我羞於承認的是，有一些美國公民……他們的不忠荼毒著國家生活的根本……這種失去理性、背信棄義以及無視政府的東西必須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