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戈加斯有權力當機立斷處理性病，即使工程師們在設計供水設備時聽從他的衛生專家的意見，在其他事情上，軍隊對其建議仍然置若罔聞。至於那些在他看來只與科學有關而完全與政治權重無關的方面，他甚至連參加軍方聽證會的資格都沒有。甚至當美國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針對壞疽的抗毒素時，戈加斯都無法說服軍方出資贊助在前線進行試驗。韋爾奇安排洛克菲勒研究所支付該研究組前赴歐洲的費用，並安排了在英國醫院中的英國軍人試驗抗毒素。（儘管尚不完美，但它確有效果。）

所有這些都如同將引火物加到打火匣中，而更多的引火物還會出現。

當韋爾奇初抵霍普金斯大學時，威爾遜是那裡的研究生。後者立即邀請了韋爾奇、海耳和其他人到白宮，他們提議設立一個國家研究理事會來指導所有與戰爭相關的科學工作，但首先需要總統正式提交建會申請。威爾遜立即就同意了，儘管他堅持該提議要保密。

坐鎮頂端的韋爾奇是總指揮，他的匆匆一瞥就能改變有些人的一生，他的微微頷首就能令大筆經費流向某個研究所。只有他在美國科學界擁有如此力量，自他之後再也無人擁有這樣的權力。

戈加斯是一個生來樂觀、開朗而虔誠的人，他的父親曾任南部邦聯的長官（後來成為阿拉巴馬大學校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戈加斯當初從醫出於另一目的：軍旅生涯。在進不了西點軍校之後，這似乎是他參軍的唯一途徑了，因而他不顧父親的執意反對而從醫。戈加斯在醫學方面如魚得水，喜歡人們以「醫生」而不是軍階稱呼他，甚至當他榮升「部長」后也是如此。他熱愛學習，每天都騰出一定的時間進行閱讀，讓思緒在小說、科學和古典著作之間遊走。

計劃甫一開始，這些人就關注著戰爭中最大的殺手——不是戰鬥，而是傳染病。縱觀歷史上的戰爭，死於疾病的士兵常多於戰鬥傷亡人數，而傳染病通常還會從軍隊傳播到平民之中。

但有威爾遜的默認就足夠了。韋爾奇、海耳和其他人成立了他們的新組織，吸納了若干領域中有威望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能召集其同行從事一些特定領域的研究，這些研究與其他領域的研究相結合，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醫學就是如此，已經成了戰爭的一種武器。

軍隊——尤其是陸軍——尚未善罷甘休。1917年4月軍隊中有58個牙醫，至1918年11月是5654個。而且軍隊還需要護士。

其他疾病也同樣危險。在正常情況下，甚至一些輕度的疾病（如百日咳、水痘以及流行性腮腺炎）入侵「原始」人群——以前沒有接觸過這些疾病的群體——也常令大量的人死亡，而青壯年特別容易受到攻擊。例如，在1871年的普法戰爭期間，巴黎圍困時的麻疹病人死亡率為40%；1911年，麻疹在美軍中流行性爆發，感染此疾病的人死亡率為5%。

那時，在許多方面，戈加斯、韋爾奇、沃恩和他們的同事是作為一個獨立於軍隊外的團隊運作ｈtｔpｓ://ｒｅａｄ•9９ｃｓw•ｃｏm的。但他們不能獨立處理傳染病的相關事務，也不能獨立或一個人操縱容納幾十萬（事實上是上百萬）年輕人的營房。

技術在戰爭中總是緊要問題，而這是第一場真正的科學之戰，第一場為工程師及其能力量身定做的戰爭——不僅要建造大炮，還要建造潛艇和飛機坦克；第一場為化學家和生理學家的實驗室量身定做的戰爭——發明或者抵禦致命毒氣。如同自然界一樣，技術總是展示其冰冷的一面，但又為其影響加溫。一些人甚至把戰爭本身看作一個龐大的實驗室，在其中試驗和改進的除了硬科學外，還有群體行為的相關理論、生產方法的科學管理理論以及被視為新科學的公共關係理論。

國家研究理事會和國防理事會都有醫學委員會，由韋爾奇本人、戈加斯、沃恩和梅約兄弟掌控。他們5人都曾擔任過美國醫學會主席。但引人注意的是，布盧（Rupert Blue）不在其列，當時他是外科主治醫師以及美國公共衛生部負責人。韋爾奇及其同事對布盧的能力及判斷力持懷疑態度，因而不僅阻撓他參加這些委員會，而且不允許他提名自己的代表。他們從公共衛生部另找了一個他們信任的科學家。公共衛生部負責人的參与如此之少可不是個好兆頭。

但這些工作遠遠未能滿足需求。到停戰協議簽署之前，有38 000名醫生準備在軍隊服役，他們中至少有一半小於45歲因而滿足服役條件。

她的專業同事斷然拒絕。她們拒絕參与這樣的大型助手培訓計劃的組織工作，僅同意建立一個軍隊護士學校。到1918年10月為止，這個新的護理學校還沒有培養出一個受過全面訓練的護士。

戰爭也削弱了臨床醫生們的後備力量。戈加斯、韋爾奇和沃恩為此擬了個計劃。1916年12月，他們通過國防理事會要求州醫療聯合會秘密地對醫生進行分等。約一半的臨床醫生被評估為不適合服役。因而，當美國真正參戰後，軍隊首先考查了每一位1914年、1915年和1916年醫學院畢業的男生，如沃恩所言，尋求「班上最好的學生」。這可以提供約一萬名醫生。許多最好的醫學院也把他們的教員送往法國，在那裡，學校作為一個獨立實體行使職責，提供醫生並且非正式地將他們的名字列入所有的軍事醫院中。

此前，美國醫學科學界已經形成了一種組織框架。當然，這種框架並未以任何外在形式表現出來，但確實是存在的。

的確是這樣，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美國內戰中，有一人因戰而亡就有兩人患病而死（美國內戰雙方計數，185 000人死於戰鬥或受傷，373 000人死於疾病）。即使在科學家接受了病菌學說以及現代公共衛生措施之後，死於疾病的士兵仍舊多於陣亡士兵。在英國和南非白人殖民者之間發起的布爾戰爭（1899—1902）中，每有一名士兵陣亡，就有10名士兵死於疾病（英國人還把將近1/4的布爾人投入集中營，導致26 370名婦女和孩子死於集中營）。在1898年的西班牙—美國戰爭中，每有一個美國士兵因戰鬥傷亡，就有6個病故——差不多都是死於傷寒。

1912年，戈加斯在當上軍醫署長之前就先見地預言，如果戰爭爆發，軍隊將需要大量的護士，超出實際可提供的數量。然而，他認為並非所有護士都需要接受完整的訓練。他想要創建一支「實用護士」部隊，她們不需要「畢業護士」那樣的教育和訓練。

戈加斯1914年當上軍醫署長，上任伊始即與國會議員及參議員周旋，索要錢和權力，以備美國參戰之需。他不想重蹈斯滕伯格在美西戰爭中的覆轍。1917年，他認為自己已經功德圓滿，於是遞交了辭呈，準備轉投洛克菲勒資助的國際衛生項目。當美國參read.99csw.com戰後，他撤回了辭呈。

軍隊需要成千上萬名醫生，而且立即就要。對科學家的需求也是如此。大多數人想盡辦法想成為志願者，希望參与這場正義之戰。

韋爾奇和沃恩參軍了，儘管他們超重近50公斤，而且超過了正規軍隊規定的退休年齡。無獨有偶，弗萊克斯納在54歲時也參了軍，他在賓州的門徒劉易斯、在哈佛的羅西瑙、在華盛頓大學的奧佩也都紛紛參軍。全國各地的實驗科學家都在報名參軍。

護理是少數幾個賦予婦女機會和地位並由她們控制的領域之一。當韋爾奇和他的同事在變革美國醫學時，簡·德拉諾（Jane Delano）和拉維尼婭·多克（Lavinia Dock）——兩人是貝爾維醫學院護理專業的學生，當時韋爾奇讓那裡的學生接觸到了全新的事物本質——以及其他人在護理學中起著同樣作用。但她們要對抗的，不是自己行業中墨守成規的保守派，而是醫生們。（有時醫生們受到聰明且受過教育的護士的威脅，不得不發起一場游擊戰；在一些醫院，醫生將藥瓶上的標籤用數字代替，這樣護士就無法置疑處方了。）

如同斯滕伯格一樣，他大部分的早期生涯是在西部前線陣地度過的，儘管他也聽過韋爾奇在貝爾維醫學院上的課。與斯滕伯格不同的是，他自己不做任何重要的實驗室研究，但他相當頑強，也受過很不錯的訓練。

威爾遜想保密是因為任何備戰行為都會引發爭議，而且他準備動用所有的政治資本來建立國防理事會，為國家參戰後政府接管經濟資源的生產與分配所需的變革制訂計劃。理事會成員由包括戰爭部長和海軍部長在內的6名內閣部長及7名政府外人士組成。［具諷刺意味的是，鑒於威爾遜強烈的基督教思想，7人中有3個是猶太人：美國勞工聯盟領袖龔珀斯（Samuel Gompers），金融家巴魯克（Bernard Baruch）以及西爾斯百貨公司總裁羅森沃爾德（Julius Rosenwald）。幾乎與此同時，威爾遜還任命布蘭代斯為聯邦大法官。所有這些都標志著猶太人第一次在政府中佔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們還要考慮流行性疾病。

戈加斯再次懇求紅十字會「去執行現有計劃」，而德加諾也已知曉了戰地醫院所面臨絕境的機密信息，於是她轉而支持戈加斯，並試圖令她的同事們相信，他們的確需要「實用」護士。

醫療隊告訴士兵們用手|淫替代召妓。他們張貼出「染上花柳病，形同叛國」這樣的標語。士兵們每個月要進行兩次性病檢查，任何感染者都被要求指認和誰以及在何處發生性行為，士兵們若因性病告假將扣減軍餉，甚至很可能要接受軍事審判。在最高政治領袖的支持下，軍隊明令禁止嫖娼，基地方圓近10公里內嚴禁出售含酒精飲料——軍隊有70個基地分佈全國各地，共有一萬多名陸海軍士兵。27個州的衛生局通過了規定，容許人們拘留性病患者，「直至他們對社會再無危害」。80個紅燈區關門了。甚至連新奧爾良傳奇般的斯托里維爾（Storyville）也不得不停止營業，那是一個妓|女合法化的地方。也是在那兒，伯頓（Buddy Bolden）、莫頓（Jelly Roll Morton）、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等人發明了爵士樂。新奧爾良市長貝爾曼（Martin Behrman）可不是什麼改革家，他所管理的政治機器是如此嚴格，簡直就是個「緊箍咒」。九九藏書

戈加斯的眼神包含著一種獨特的溫柔，使他看起來很紳士，他似乎對每一個人都彬彬有禮。然而，他的表現和態度都只是一種假象，掩蓋了他的激|情、果斷、關注力以及偶爾的兇狠。當處於危機或者干擾之中時，他表現出來的沉著使他成為風平浪靜的中心，這種平靜安撫了其他人並給予他們信心。但是，私下裡，在遇到愚蠢的事情后，若不完全是他的上級犯下的錯誤，他會狠拉抽屜，猛敲墨水瓶，疾衝出辦公室並嚷嚷著，威脅說要走人。

美西戰爭中的士兵簡直就是無端送死。軍隊已經在幾個月內從28 000人擴充到275 000人了，國會撥出的5000萬軍費沒有一個子兒給軍醫部；結果，駐紮在齊克莫加的有60 000名士兵的營地中甚至沒有一台顯微鏡。軍醫署長斯滕伯格也未被授予任何權力，他氣憤地就可能導致衛生危機的營地設計及供水設施提出抗議，但軍事工程師和作戰官員一口回絕了他。他們的固執導致了大約5000名美國青年的死亡。

紅十字會和軍方向她投降了。沒有開辦一個護士助理培訓班。美國參戰時有98 162名「畢業護士」。在1910年前，婦女所受的訓練也許超過了許多——即使不是大多數——醫生所受的訓練。戰爭不斷地吸納護士，就像吸納其他事物一樣。1918年5月，大約有16 000名護士在為軍隊服務。而戈加斯認為光陸軍就需要50 000名。

對軍隊醫療行為負主要責任的一個人是軍醫署長戈加斯。軍隊賦予他的權力就那麼一丁點——並不比斯滕伯格多多少。然而，戈加斯的能耐就在於，儘管面對的上級儘是些不聞窗外事的老好人以及徹頭徹尾的反對者，他從他們那裡仍然獲益頗豐。

這些事實引起了韋爾奇、沃恩、戈加斯和其他人深深的憂慮。他們致力於為軍隊提供最好的醫學科學。韋爾奇時年67歲，個子矮小，肥胖，成天氣喘吁吁，身著軍裝。他大部分時間都忙於軍中事務，在華盛頓時只使用戈加斯個人辦公室中的一張桌子。沃恩65歲，體重達125公斤，著軍裝，擔任軍隊傳染病部門負責人。弗萊克斯納54歲，也著軍裝。戈加斯授予他們所有人少校軍銜，這是當時所允許的最高級別了（規定改變后，後來他們所有人都升為上校）。

當美國仍舊保持中立時，時任美國科學院院長的韋爾奇及其同事們正密切關注著他們的歐洲對手，後者正在力圖完善殺人武器。

此時的戈加斯63歲，白頭髮，一副八字鬍，很瘦——從小他就體弱多病，所以儘管他的食慾好得堪與韋爾奇抗衡，他還是很瘦。他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將自己置身於一群最出色的人之中，同時又嘗試著將自己和他們的影響注入軍隊計劃中。在準備新建幾十座營房時，戰爭部高級長官並未向他諮詢選點問題，但軍隊工程師在實際設計訓練營時很在意醫療部的意見，他們迫切地想要避免1898年的錯誤，那次錯誤讓幾千名士兵送了命。

護理界戰勝了紅十字會和美國軍隊——一支參戰的軍隊。勝利者是女性rｅａｄ.99ｃsw.ｃｏm這一點使它更加不同凡響。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勝利也反映了克里爾的公共信息委員會對事實真相的勝利，因為克里爾的宣傳機器曾經掩蓋真相，不願讓公眾知道有多麼需要護士。

戰爭伊始，美國有140 000名醫生，其中僅有776名為陸軍或海軍服務。

僅在另一個領域，陸軍醫療部收到了戰爭部首腦要求他們出席一個什麼聽證會的通知。這是一場抗擊性病的惡戰，一場由進步人士組成的政治聯盟——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堅信完善世俗社會是有所裨益的——以及基督教的道德家作為強勁後盾的苦戰。（同樣是這一對奇怪的政治組合不久后還聯合起來實施禁酒。）戈加斯辦公室認識到了「性道德家所走向的極端。他們不切實際、固執己見、誇大其辭，甚至是不可理喻——如果不是出於有目的的欺詐的話」。但是，戈加斯辦公室也知道，軍隊中1/3的因病缺勤都由性病引起。軍方無法容忍這樣的缺勤。

他們不僅要考慮如何照顧傷員，考慮尋找洋地黃的來源——這味葯以前都從德國進口（童子軍在俄勒岡州收集到毛地黃，檢測發現它能用於生產合適的藥物），考慮外科器械（這些也都靠進口，所以他們建了一家工廠進行生產），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完成大量的洗衣消毒工作（他們要求蔡平作調查）。

僅是表面上的變化是不可能容許生活如常進行的。在洛克菲勒，工作的本質被重新構造。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變成了與戰爭相關的事務或成了授課。1912年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卡雷爾是斷肢再植與器官移植以及組織培養的先驅——他使雞的部分心臟存活了32年，他向新入伍的數以百計的醫生教授外科手術。其他人則教授細菌學。有一個生化學家研究毒氣。另有一個化學家則探索從澱粉中獲得更多丙酮的方法，後者可用來製造炸藥及加固覆蓋機翼表面的材料。勞斯重新調整方向而研究血液的保存，當時完成的工作後來——10年後——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研究出了一種至今仍在使用的保存血液的方法，利用該方法，人們於1917年在前線建立了第一個血庫。

護士太少了。護理工作與醫學一樣在19世紀後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變得科學了，但護理學所涉及因素的變化離純科學還差得很遠，這與婦女的地位、能力和角色有關。

為了避免科學家因充當志願者或應徵入伍而流失，弗萊克斯納向韋爾奇建議，把整個洛克菲勒研究所整合到軍隊中去。韋爾奇把這個建議告訴了戈加斯，戈加斯的助手回電道：「部隊會如您所願進行安排。」就這樣，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了軍隊附屬一號實驗室，而且沒有附屬二號實驗室。身著軍裝的人們在實驗室和醫院走廊里列隊行進。一位副官監督著技術員和看門人保持軍紀，並訓練他們在約克大街上列隊遊行。午餐成了「大鍋飯」。架設於車上的一個包括住所、病房、實驗室、洗衣房和廚房的流動醫院，駛入64號到66號大街的研究所前院，處理士兵們難以處理的傷口。軍士們要求向被授予軍銜的科學家——除了兩個加拿大籍的二等兵——敬禮。

其他人也在推動這個計劃，但都是read.99csw.com男人。干護理工作的女人拒絕參与此事。德拉諾教過護理學，曾經是軍隊護理隊的負責人。她高傲、聰明、難以相處、咄咄逼人又十分威嚴，當時她剛離開軍隊去籌建紅十字會護理項目，紅十字會負有向軍隊提供護士的全責，包括評估、徵募和分配護士。

德拉諾拒絕了戈加斯的計劃。她對同事說，這「嚴重威脅了」專業護士的地位，並警告道：「使用那些由醫生組織、教授並在他們指導下工作的無關人等，對我們的護理工作是徒勞無益的。」她直截了當地告訴紅十字會：「如果該計劃執行的話，我馬上斷絕和紅十字會的聯繫……［而且］每個州和當地委員會的成員都會同我一起離開。」

下一梯隊是一小批韋爾奇的同一代人。他們曾同韋爾奇並肩作戰，改變美國的醫學，也有著為人稱道的良好聲譽。同樣是許多研究所的創始人但屈居韋爾奇之後的是沃恩，他在密歇根創辦了一個實體，成為唯一的霍普金斯大學之外呼籲醫學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聲音。在外科方面，查爾斯·梅約（Charles Mayo）和威廉·梅約兄弟早已奠定了他們的巨匠地位，也是促進變革極為重要的同盟力量。在實驗室方面，西奧博爾德·史密斯表現得相當活躍。在公共衛生領域，比格斯接管了州衛生局，已經使紐約市衛生局成為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衛生局。而在羅德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市，蔡平（Charles Chapin）已經將最嚴格的科學運用於公共衛生問題，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正變革著公共衛生實踐。此外，在美國軍方，陸軍軍醫署長戈加斯（William Gorgas）也已享譽世界，秉承並光大了斯滕伯格的傳統。

他的工作能力和果斷性集中體現在兩件事上。第一件事發生在美西戰爭后的哈瓦那。他並不屬於研究黃熱病的里德小組，後者的工作事實上也未能使他確信蚊子傳染這種病。不過，他還是被指派到哈瓦那滅蚊。他圓滿地完成了工作——儘管還有人懷疑這項工作的有效性，使得1902年黃熱病死亡率下降到零。是零啊！而瘧疾死亡率下降了75%（這個結果使他相信蚊子假說是正確的）。當他後來負責掃清來自巴拿馬運河沿線建築點上的黃熱病時，迎接他的是一個更重大的勝利。在這項工作中，他的上級否認「蚊子假說」，給他的資源幾近於無，並且妄圖削弱他的權威、破壞他的努力以及詆毀他的人品，目的就是為了將他替換下來。他堅持下來了——並取得了成功，部分依賴於他對疾病所表現問題的了解和洞察，部分依賴於他對付那些職業官僚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和健康方面的國際專家，他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美國科學院本身就是在內戰期間為指導政府對科學進行管理而誕生的，但它並不導引或協調有關戰爭技術的科學研究。美國沒有哪個研究所這麼做。1915年，天文學家海耳（George Hale）慫恿韋爾奇和科學院的其他人領頭創建這樣一個研究所，他說服了他們。韋爾奇1916年4月寫信給威爾遜總統說：「科學院視自願協助並確保其成員無條件應徵入伍為己任，以備戰爭所需。」

同一時期，軍隊對醫生和護士的需求還在增長。400萬美國人已經參戰，更多的人紛至沓來，戈加斯計劃要有30萬張病床。受過訓練的醫護人員完全不堪重負。軍方抽調越來越多的護士和醫生去營房、上海外艦船、遠赴法國，直到幾乎所有最好的年輕醫生都被網羅起來。平民的醫護條件迅速惡化。為平民看病的大部分醫生要麼太年輕，要麼就是超過45歲——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受的是老式的醫學訓練。護士的短缺就更嚴重了。事實上，整個狀況非常糟，尤其是在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