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森也聽到了一些好消息。劉易斯認為自己在鑒定引發流感的病原菌上已有所進展。若如此，研製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就可以立刻展開了。報紙頭版頭條登載了這個好消息。但是報紙沒有提及的是，劉易斯這位審慎的科學家對自己的發現並無十足把握。

9月28日，參加這次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的人們昂首挺胸地行進著。遊行隊伍延伸了三公里多，樂隊、彩旗、童子軍、婦女後備隊、水兵、水手和士兵排滿了這三公里。幾十萬人簇擁在遊行線路上，他們推來搡去，都想看得更清楚些，後排圍觀者鼓勵的叫喊聲越過人群傳遞到那些勇敢的年輕人面前——那的確是一個盛大的場面。

9月21日這個周六，衛生局將流感定為「需要上報」的疾病，要求醫生向衛生官員通報他們治療的所有病例。這可以提供疾病擴散的信息。衛生局在星期六還在工作，這本身就非同尋常。儘管如此，衛生局還是向市民保證，「克魯森局長發表的關於目前流感還沒有在市民中流行的聲明是絕對可信的。此外，衛生局堅定地認為，如果民眾能認真嚴格地遵從如何避免感染流感的建議，那麼流行疾病就能被成功地預防。」

流行病以同波士頓不相上下的猛烈程度橫掃費城海軍基地。但在費城，費城公共衛生主管克魯森對波士頓的消息、五大湖情況以及費城海軍碼頭的事件置若罔聞，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劉易斯也一直在期待著這個電話。

要理解這份聲明的全部含義，必須清楚地了解軍營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與此同時，財政部長麥卡杜（William McAdoo）認為，南北戰爭期間政府沒有向民眾出售公債是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他說：「任何大戰都必須是一場全民運動。它是一場聖戰，而且像所有聖戰一樣，借浪漫主義洪流沖掠一切。（林肯的財政部長）薩蒙·蔡斯（Salmon Chase）沒有努力去將民眾的情感變作資本。而我們要直接走向大眾，要走向每一個人——商人、工人、農民、銀行家、百萬富翁、教師以及勞工。我們要藉助愛國主義這種深遠的推動力。正是凝聚力將一個國家團結在一起，它是人類最深厚、最強大的推動力之一。」他更進一步地推行他的政策並且聲明：「如果誰拒絕捐款或是保持這種態度而影響到別人捐助，他就是親德派。除了當面告訴他這點，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不能以4%的利率每周借給政府1.25美元的人不配當美國公民。」

1916年，主張改革的當權者任期結束，費城領導集團又重掌政權，他們對權力的濫用即便是紐約的坦慕尼協會也相形見絀。費城管理者是共和黨的州參議員埃德溫·瓦雷（Edwin Vare）。對自認高他一籌而看輕他的沃頓（Wharton）、比德爾（Biddle）和沃納梅克（Wanamaker）等人，他都予以重擊和嘲弄。瓦雷身材矮小粗壯、大腹便便，綽號叫「小傢伙」。他出生於費城南部並在那裡長大，當時尚未有移民湧入那個地方。他的家在一個養豬場內，那塊地方當時是鄉下，被稱為「頸彎」。發跡后他仍舊住在那裡。他的財產來源與其政治活動密不可分。

費城海軍轄區的首席衛生官普盧默（R. W. Plummer）少校也是個醫生，他對流行病在聯邦碼頭和德文斯的猖獗及其在馬薩諸塞州平民間的傳播情況很了解。他決心控制疾病的爆發，於是下令立即對這些水手兵捨實行隔離，並對他們接觸過的東西進行徹底消毒。

流感的潛伏期是24—72小時。遊行過後兩天，克魯森發布了一份嚴峻的聲明：「現在，平民中出現了流感，而且流感表現出的類型同在海軍訓練站及基地發現的一樣。」

克魯森（Wilmer Krusen）博士是費城公共衛生和慈善部門的領導人，這是個政務官性質的職位，根據市長的喜好而委任，其任期隨市長卸任而自動結束。克魯森的職務實際上就相當於由瓦雷集團指定。他是一個正派人，其子後來成為梅約醫學中心的外科醫生，但他並無公共衛生方面的背景，也缺乏對公共衛生事業的奉獻精神。換言之，他對公共衛生問題一竅不通。況且他生來就是那種認為大部分問題都會自行消失的人，從不貿然行事。

並非所有的費城公共衛生人員都對威脅無動於衷。安德斯（Howard Anders）是一位出色的公共衛生專家，他蔑視並且不信任瓦雷領導集團，在第一個水手患病的次日，安德斯寫信詢問海軍醫療部門負責人布雷斯特德（William Braisted），「海軍（聯邦）醫學方面的權威人士是否可以直接介入，並在流感入侵的威脅下，堅決捍衛他的士兵並且間接地保護所有費城人民……?」（read.99csw.com布雷斯特德拒絕了。）

自由公債運動僅在費城一處就得籌集幾百萬美元，這是需要完成的配額，而完成配額至關重要的一步就是定於9月28日的遊行。

9月17日，平民醫院的5位醫生和14名護士突如其來地病倒了。沒有人預先表現出任何癥狀，前一秒鐘還感覺良好，后一秒鐘就痛苦不堪、被抬上病床。

普盧默立即召來了劉易斯。

軍營已經被流感拖垮了，9月26日，克勞德（Marshal Enoch Crowder）司令取消了下一輪徵兵。同一天，馬薩諸塞州的地方長官麥考爾（Samuel McCall）正式向聯邦政府請求幫助，還希望鄰州施以援手，派遣醫護人員並提供補給品。

與此同時，《費城晚報》（Evening Bulletin）向它的讀者們保證，流感不會引發危險，流感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伴隨著大量瘴氣、污濁空氣以及蟲災等而來的，但這些從未在費城發生過。普盧默向記者保證，他和克魯森會「將疾病控制在目前的範圍內，而且我們必將成功。海軍官兵中還沒有人發生不幸。不管是海陸兩軍的醫生還是民間權威人士，都並未對此感到憂心」。

克魯森感受到了人們要求取消遊行的與日俱增的強大壓力，這些壓力來自醫界同行，來自從馬薩諸塞州傳出的消息，來自軍隊取消了徵兵的事實。是進行還是取消的決定好像全得由他作主。不過，即便他想要徵詢市長的意見，他也會一無所獲。因為一位地方法官剛剛簽署了逮捕市長的許可令，市長正在同律師密談，心煩意亂，不可能見他。早些時候，為了城市的利益和戰爭事業，瓦雷集團和費城上層人士曾達成了一個權宜的休戰協議。愛德華·比德爾（Edward Biddle）的遺孀是市民公會的主席，現在嫁給了美洲銀行創始人的後裔並辭去了市長委任她的委員會職務。由此結束了休戰協議，加重了市政廳的混亂。

他當然不會向集團施加哪怕一丁點壓力以改善公共衛生狀況。身為婦科醫生，他在大規模的全國反賣淫運動中卻拒絕助軍方一臂之力。即使是賣淫合法化的新奧爾良都迫於壓力關閉了紅燈區斯托里維爾，費城依舊巋然不動。儘管賣淫在費城是非法的，但沒有什麼能阻礙當地肉體產業的發展。因此，據一份軍方報告稱，海軍在軍事基地外「實質上也全盤控制了警方事務」。

如果說流感對費城的攻擊還僅僅是開端的話，事實上它已經怒吼著席捲了海軍碼頭。1400名水手因為感染這種疾病而入院治療。紅十字會將位於第二十二街和沃納特街交叉處的聯合服務中心改建成了一個有500張床位的醫院，只供海軍使用。克魯森已看到這些報告，並且收到了那些想要取消遊行的人的來信，但他好像並不打算採納這些意見。他所做的只是禁止城內任何團體或私人開設宴會款待士兵或者水手，但軍方人員仍然可以逛商店、乘電車、看歌舞表演以及去電影院。

克魯森向記者強調，那些死者並不是遭到了流行病的毒手。他說他們死於流感，但強調這種流感只是「舊式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普通感冒」。次日，又有14名水手死亡。當天在南三十四街派恩路口的費城綜合醫院，「一名身份未經確認的義大利人」也死了，他是病死的第一位平民。

在華盛頓，戈加斯很可能已經收到了劉易斯的信，對事態的發展深感不滿。那時又有兩個軍營——中間夾著費城的新澤西州迪克斯軍營和馬里蘭州米德軍營——爆發了流感。劉易斯與費城肺結核學會保持著密切聯繫，戈加斯要求該學會印發兩萬份大型海報，用以警示流感並說明了一種簡易的預防措施——它至少能起到一定作用——「當你忍不住要咳嗽或者打噴嚏時，務必用手絹、紙巾或布一類的東西捂住面部。」

戰前的費城已是一個過度擁擠的城市，大量的工作機會又吸引了更多勞工來到這裏，城市人口增長到了175萬，可謂人滿為患。1918年，一份面向社會工作者的全國性刊物評價了費城貧民窟的生活條件：大部分居民仍是幾十戶人家共用一個廁所，比紐約下東區的惡劣條件有過之而無不及。黑人所處環境則更加惡劣，況且費城的非洲裔美國人比任何一個北部城市（包括紐約和芝加哥）的都要多。

克魯森向他們保證過他們不會有任何危險。

社會主義者、德國僑民，特別是激進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IWW）會員所受待遇則更糟。《紐約時報》宣稱：「IWW的煽動者不容小覷，他們也許就是德國間諜。聯邦當局應該除掉這些美國的叛國賊。」政府確實也依言行事，在工會大廳進行了搜捕，有近200人在伊利諾伊、加利福尼亞和俄勒岡州進行的大審判中被判有罪，所有反對者也被施加了無情的壓力。就在克魯森與海軍官員第一次討論流感的同一天，費城德語報紙《日報》（Tageblatt）的5名工作人員被投入大牢。九*九*藏*書

已有200萬美軍開赴法國，估計至少還需增援200萬。國家的每一分子，從農民到小學教師，無論願意與否，都將被徵召參戰。對威爾遜而言、對克里爾而言、對整個的行政部門而言，以及對同盟方或敵方而言，控制信息都是至關緊要的。廣告業將會作為一個產業出現：湯遜（J. Walter Thompson）——他的廣告代理公司已開始為國家服務，而他的代理人也成了克里爾的高級助手——提出理論認為，廣告業會改變人們的行為；戰後，廣告業聲稱其具有「左右所有人思想」的能力。赫伯特·胡佛也說「世界靠警句為生」，並稱公共關係是「一門精密的科學」。

然而，普盧默是劉易斯的頂頭上司。他和克魯森都持觀望態度，擔心採取任何類似行動會引起恐慌並對軍事行動造成干擾。維持民心穩定是他們的宗旨，在實行有關脊髓灰質炎隔離措施時畢竟國家尚未捲入戰事。

費城為窮人提供的社會福利就是費城醫院，曾以「布魯克利」著稱，算是救濟院兼作收容所。除此無他，甚至連一個孤兒院也沒有。的確有社會賢達與改革派多多少少開展了一些慈善活動，但哪怕是常規服務設施（如學校）也是僧多粥少。費城是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功成名就之處，也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所在地，但其教育經費在全美20大城市中排名倒數第二。整個費城南部居住著幾十萬義大利人和猶太人，但直到1934年，那裡才有了第一所高中。

克魯森公然否認流感會對城市造成任何威脅。他對此似乎深信不疑，因為他沒有安排任何應急措施以備不測，沒有貯備供給，沒有列編應付緊急事件的醫務人員名單，即使26%的費城醫生是隸屬軍方的，這個比例在護士中更高。事實上，即使有強大的壓力來自劉易斯、安德斯、全城醫生以及賓大和傑斐遜醫學院（流行病爆發時，該院沒有批准6名想去軍隊當志願者的醫生離開）的教職工，直到9月18日，疾病在城市現身整整一周之後，克魯森才將與普盧默、劉易斯及其他一些人的會晤排進時間表。

一些醫生——執業的醫師、醫學院的公共衛生專家和傳染病專家——力勸克魯森取消這場遊行。安德斯想方設法製造輿論壓力來阻撓此事，他告訴報紙記者，集會將傳播流感並可能致命。沒有報紙複述他的警告——畢竟這樣的評論會有損士氣，於是他強烈要求至少得有編輯刊出警告：集會是聚集「大量現成的易燃物來引發一場熊熊大火」。編輯也拒絕了。

瓦雷也是城裡最大的承包商，他最大的承包項目是清掃街道，簽下了差不多20年的合同。在那個3000美元就夠一個家庭愜意生活一年的時代，瓦雷僅1917年一年在這項生意上的收入就超過了500萬美元。這倒不是說所有的錢都進了瓦雷的口袋，但即使是留下來的部分也要由他經手並徵稅。然而，費城街道的骯髒程度卻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在城南——那裡是最需要打掃的地方。比如水溝，說是水溝，卻塞滿了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污水根本無法排放，有https://read.99csw.com時污水就淤積于內。瓦雷的勢力在那裡最為根深蒂固。

威爾遜政府想讓全國上下凝聚一心。威爾遜告訴童子軍的首領：賣公債可以為「每個童子軍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一個童子軍救助一名士兵』的口號指引下為國家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克里爾的15萬名「四分鐘男人」——這些演講能手為包括電影、歌舞表演在內的幾乎所有公眾集會發表開場白——也在鼓動人們要作出貢獻。如果靠這些鼓舞還不能奏效的話，就會有其他壓力施於大眾。

由於住房供給非常緊張，童子軍甚至要對該地區實行地毯式搜索，以便為剛到此處從事戰爭相關工作的婦女找到房子。兩三個甚至四個大家庭擠在一套兩室或三室的公寓里，大大小小的孩子睡在一張床上。住在公寓里的工人們不僅要共用房間，還要共用床鋪，常常像換班工作一樣換班睡覺。費城的衛生部門坦言，在1917年與1918年交接之冬，「死亡率……因生活費過高和煤炭匱乏而有所增長。」

9月27日是遊行的前一天，費城的醫院又接收了200名感染流感的病人，其中123人是平民。

剛被征入海軍不久，約翰（Robert St. John）便成了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他被安置在一個訓練大廳內的一張帆布床上，不久后，那裡將要容納幾千名無人照顧的病員——這還只是一個廳的情況。他後來回憶：「從沒人給我們量過體溫，我連一個醫生也沒見過。」他交了海軍里的第一個朋友——鄰床的男孩，他已虛弱到連水都夠不著。為了幫他從水壺中喝水，約翰自己也耗盡全力。第二天一早，一個勤務兵拉上毯子蓋住了他朋友的臉，兩個水手把屍體放在擔架上抬了出去。當時醫療部門已經報告「海軍醫療供給倉庫需要33具棺材」。不久后所需要的棺材數量將遠超出33具。

劉易斯要負責病原體追蹤和血清及疫苗的開發，這通常是一個循序漸進、縝密緩慢的過程。可是，現在已經沒有時間按照慣常的科學程序來進行工作。

曾在五大湖工作過的一個護士日後被噩夢苦苦糾纏。病房只有42張床，擔架上的人在地板上等著床上的人死去。每天早晨，救護車抵達，搬運擔架的人把病號抬進來，再把屍體抬出去。她還記得在流行病的頂峰時期，護士不止一次把尚未斷氣的病人包進裹屍布里，並把腳牌掛在這些人左腳的大腳趾上。這樣確實節省了時間，而護士們照樣累得筋疲力盡。腳牌就是貨運標籤，上面標著水手的姓名、軍銜和籍貫。她記得「停屍房內的屍體像薪柴垛一樣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夢中她還在思忖：「位於停屍房堆得如薪柴垛的屍堆底部的那個人會是什麼感覺。」

翌日，兩名水手死於流感。克魯森向海軍開放了市立傳染病醫院，普盧默則向大眾宣告：「疾病差不多已達到了頂峰。我們相信局勢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從今往後疾病將會減少。」

社會主義者德布斯（在1912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將近100萬張選票）因反戰被判處10年監禁；而在另一起審判中，威斯康星州的眾議院議員伯格爾（Victor Berger）因同一原因被判入獄20年。眾議院開除了他，並且在他的選民重新選他當議員時，眾議院堅決不同意給他席位。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捍衛美國精神。

第二天，87名水手患病。到9月15日，劉易斯與助手們在賓大和海軍醫院進行實驗室工作的同時，病毒已經令600名水手和水兵病重入院，而患病人數每過幾分鐘就有增加。海軍醫院床位告罄。海軍開始把病號送往位於第八街和斯普魯斯街的賓夕法尼亞醫院。

這次會議除了繼續監控事態發展之外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克魯森倒是保證會發起一場針對咳嗽、吐痰和打噴嚏的大規模公開行動，但那樣也需要數天去組織，而且克魯森及海軍官員對危險的輕描淡寫與此也格格不入。

流感是一種會在人群中傳播的疾病。「避免人群聚集」是克魯森和費城衛生局給出的建議。為了防止人群聚集，費城捷運公司還限制了每輛電車的乘客數。

全面戰爭總免九-九-藏-書不了犧牲，而高漲的士氣令人們能接受犧牲，也因此使犧牲成為可能。日常生活的不便也算是犧牲之一。為了給戰爭事業作貢獻，全國民眾一周要過幾次「無肉之日」，還有每天一頓的「無麥之餐」。所有這些犧牲理所當然地都出於自願，完全自願——儘管如此，胡佛的食品管理局還是有權利讓那些不「自願」合作的企業關門大吉。「無汽油周日」那天，人們應「自願地」避免駕車，如果有人選擇開車出行，那他一定會被充滿敵意的警察攔在路邊。

來自波士頓的海軍人員還被調派到了其他地方。距芝加哥50多公里的五大湖海軍訓練基地像費城一樣爆發了疫情。特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在1905年創辦了這個基地，並宣稱它將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海軍訓練基地。從擁有45 000名水手來看，它的規模的確是最大的，並已開始書寫光輝歷史。「海蜂」海軍修建營誕生於此，戰爭期間，蘇澤（John Philip Sousa）上尉在這裏組建了14個團的樂隊，並不時在羅斯菲爾德舉辦有1500名演奏者的齊奏，幾萬人聚集一堂觀看他們表演，此景頗為壯觀。當病毒橫掃基地后，那裡不再有那般人群雲集的景象了——無論是演奏者或是聽眾。流感使這個基地的兵營裂解，其破壞力同爆炸相差無幾。

瓦雷集團中飽私囊，於是埃德溫·瓦雷和他的兄弟［眾議院議員威廉·瓦雷（William Vare）］搖身一變成了慈善家，他們給位於莫亞門斯大街和莫里斯街交匯處的教堂捐了一大筆錢，教堂便以他們母親的名字重新命名成了阿比蓋爾·瓦雷（Abigail Vare）衛理公會紀念教堂。以普通人命名的教堂為數不多，這是其中之一。

所有這些都使得費城成為了流行病滋生的沃土，當然還由於費城政府在應對危機時的無能。新聞記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稱費城是「美國管理最混亂的城市」，此言不虛。

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將一部分薪水交給瓦雷集團。為確保無人漏網，政府工作人員領薪既不在工作的地方，也不在市政廳（一座非常華麗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弧形的塔肩，窗外掩映著垂柳），而是在市政廳街對面的共和黨總部。市長本人也要從工資里交出1000美元。

接下來的一天有二十多名受害者被送進了停屍房。其中一名叫艾瑪·斯奈德（Emma Snyder）。她是負責看護第一個因流感住進賓夕法尼亞醫院的水手的護士，死時年方23歲。

這座城市的政府正在被腐敗拖垮，而且瓦雷（選區負責人和企業家雙重角色）和市長之間還存在權力分化。市府不願有所行動，而且即便它想做也力不從心。

費城的五大日報沒有刊登過任何表露出對目前形勢懷有憂慮之情的內容，就算有記者就舉行遊行是否明智而質詢過克魯森或衛生局，報上也未曾提及隻字片語。

衛生局的建議是：注意保暖，保持足部乾燥及大便通暢，最後一條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傳統。它還建議人們避免集會。

克魯森面對公眾時仍然鎮定自若。他現在承認「平民中出現了一些病例」，衛生檢查員正在尋找平民病例以便「將流行病扼殺在搖籃中」，但他並沒說要如何為之。

9月7日，來自波士頓的300名水手抵達費城海軍碼頭。自此之後，費城所發生的一切常常被當做其他地方類似情況的一個範例。

保持士氣本身就成了個目標。倘使士氣動搖了，其他的一切也可能隨之動搖。於是人心惶惶，這種情況比麥卡錫時代、比之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比南北戰爭期間（那時候林肯被反對者辱罵簡直是家常便飯）都更為嚴重——誰都不敢妄論國政了。政府擁有20萬名美國保護聯盟（APL）的成員，他們監視鄰居和同事，並且向隸屬司法部、由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領導的新的國家安全局彙報。克里爾的組織向市民建言：「如果有人說自己知道些『內幕消息』，就要套他說出來。告訴他，幫助你找到他言論的源頭是盡他的愛國義務。如果你在追查中發現了不忠之人，就要把他的名字、地址上報華盛頓的司法部。」

他熱愛實驗室勝過一切，並且深得韋爾奇、西奧博爾德·史密斯和弗萊克斯納的信任。劉易斯作為一名青年科學家曾先後在他們手下工作過，他憑藉自己的出色表現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成就卓著，前途不可限量。他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所增添的壓力，但並不為此沾沾自喜，而是感到責任重大，在前途和雄心壯志上都是如此。是請他來創辦並掌管新的菲普斯研究所——菲普斯與合伙人卡耐基一起藉美國鋼鐵業發展成了百萬富翁，也和卡耐基一樣成了著名的慈善家——的一個邀請，讓劉易斯從洛克菲勒研究所來到了費城。新研究所附屬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劉易斯以洛克菲勒研究所為模板來建設菲普斯研究所，不read•９９ｃｓw•cｏｍ過菲普斯研究所將更專註于研究肺病，尤其是肺結核。

政府不做的，就由義務警員代勞。在亞利桑那州，1200餘名IWW成員被鎖進貨車車廂，扔在了沙漠中的鐵路側軌上。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市，IWW成員利特爾（Frank Little）被綁在汽車後面，在街上拖曳至膝蓋骨碎裂，之後被弔死在鐵路棧橋上。生於德國的普拉格（Robert Prager）曾努力想加入海軍，因為他說了些自己祖國的好話，就在聖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圍攻，他們對他拳打腳踢，把他扒光后綁上美國國旗，最後將他私刑處死。在這夥人的首領被宣告無罪后，有陪審員吶喊道：「我想現在沒人敢說我們是不忠誠的了！」同時，《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表社論：「儘管私刑有些過分，但它是國家內部一種大有裨益的覺醒。」

費城的上流社會，如比德爾和沃頓家族，其奢華即便是美國上層人士也少有人堪同比擬。但《費城問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還曾以讚許的口吻報道說：在「一次梅因萊恩的宴會上，12個人圍坐桌前，在交談中，他們對政府處理問題的方式頗有微辭。主人站起來說：『先生們，你們要談什麼與我無關，但今晚在座人士中有四個特勤局的密探。』圓滑得體地結束了他不感興趣的話題。」

克魯森宣布自由公債遊行及相關集會將如期進行。

在市政廳15樓克魯森的辦公室里，他們相互確認了事態的危急性。馬薩諸塞州有近千人死亡，幾萬人染病，馬薩諸塞州的州長剛剛呼籲鄰近地區支援醫生和護士。在費城，已有幾百名水手入院。儘管還沒多少跡象表明疾病已經蔓延到平民中，但劉易斯報告說，目前他的研究同樣還未有任何結果。

毋需任何人向劉易斯解釋情況的緊迫性，他知道死於7月初的英國水手們的詳細情況，而且很可能嘗試過從他們身上提取細菌進行培養來製備血清。在獲悉海軍碼頭出現流感后不久，劉易斯就趕到了那裡。

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背景去看這場全國流行的流感。威爾遜已經實現了他的目標，美國全面打響了戰爭。

就算劉易斯成功研製出疫苗，要生產出足夠的量還得花上幾個星期。因此，只有採取極端措施才能防止流感在整個城市中擴散。禁止公眾集會、關閉商店和學校、對海軍碼頭和平民病例進行徹底隔離，所有這些行動都是明智的。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三年前，克魯森的前任（在改革派市長任期內）在脊髓灰質炎流行爆發時就強制執行了嚴格的隔離措施。劉易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這種疾病，他當然希望執行隔離。

可是，事實上病毒已經逃逸了，而且並不僅僅是逃進了城市。一天前，334名水手已經離開費城前往普吉特灣，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抵達那裡時就已病入膏肓。

費城在戰時所經歷的一切都很典型。當時，每個城市都有大量人口湧入。在費城，僅造船業就新增了幾萬名工人。大片沼澤在數月內被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船塢——霍格島造船廠，與熔爐、鋼鐵和機器為伴的工人有35 000名，而附近的紐約造船廠的碼頭上有11 500名工人，其他十幾個造船廠的工人數量低則300，高有5000。一些大型工廠也導致城市人口稠密：幾家軍需品工廠集中在一處，每家都雇傭了幾千人；每小時就生產一輛電車的布里爾公司有4000名工人；米德維爾鋼鐵廠有10 000人；而鮑德溫機車廠有20 000人。

7天後，即9月28日，一場計劃銷售幾百萬美元戰爭公債的大型自由公債遊行被安排在那天舉行。這次遊行已經籌備了幾個星期，它將是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有幾千人參加，而旁觀人數將達到幾十萬。

波士頓來的水手抵達海軍碼頭四天後，19名水手被報告出現流感癥狀。

然而，瓦雷集團和聖潔二字毫不沾邊。1917年的大選初選日，瓦雷的幾個手下亂棒攻擊某對立派的兩位領導人，然後又將一名干預此事的警察毆打致死。這一事件在費城引起了軒然大|波。1918年，瓦雷的首席助理是托馬斯·B·史密斯（Thomas B. Smith）市長。在其首任任期內，他因三次互不相干的控告被起訴，次次都無罪釋放，其中包括謀殺那個警察的同謀罪。但就是這次大選使得瓦雷完全控制了市議會（市立法機構），並對州立法機構施加了很大影響。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城市公共設施的極度匱乏反而加固了瓦雷集團的勢力，因為他們能提供這個城市所不能提供的東西：窮人的食物供給、工作機會和援助，甚至能動用警力來提供幫助——警長和許多治安長官都在瓦雷的掌控之中。人們用投票來報答這些恩惠，瓦雷就如同中世紀的鍊金術士一般，點票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