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1890年流感大流行期間及其後——1918—1919年除外，是近三個世紀中流感最嚴重的時期——菲佛一直在探究著病因。雖然取自流感病人的細菌形態時常略有不同，他還是細緻而艱苦地從流感病人身上分離出了微小而細長的、兩端圓形的桿狀細菌。他發現，這種細菌是單一存在的生物體形態，並且「數目驚人」。

菲佛堅信自己已經找到了流感的發病原因及致病因子。他自信滿滿，甚至已將其命名為流感桿菌。他卓有成就，地位僅次於巴斯德、科赫和埃爾利希。誠然，他比戰前任何一個美國科學家的名望都要高。誰會向他發起挑戰呢？

不過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對繼發性感染菌作出快速判斷，並對其引發的惡化較緩慢的肺炎進行預防和治療的話，他們就可以拯救生命。某些預防措施僅包括給予適當的指導，如感染流感后卧床休息，或給予悉心照料。但隨著病患人數的增加，隨著醫護人員也自身難保，這也變得愈發不可能了。

一名科學家必須接受一個事實：他（或她）所有的工作，甚至是信念，可能會因一個獨立的實驗室發現而崩解。就像愛因斯坦在自己的預言被檢驗之前一直拒絕接受自己的理論一樣，一個人必須尋求這樣的發現。說到底，一名科學家能相信的就只有探求知識的過程。為了積極有力地前行——即使面對的是不確定——需要比不怕犧牲更甚的信心和力量。

不是所有的科學研究者都能夠自如地應付不確定性，那些能夠應付的研究者也可能不具備足夠的創新能力來理解和設計實驗去闡明某個問題——知道在何處以及如何去觀察。另一些人則可能缺乏堅持的信心。實驗不是隨隨便便就能見效的。儘管做了設計和準備工作，實驗——尤其是在最初，當人們基於合理猜測而著手實驗時——很少能得到想要的結果，而研究者卻必須讓實驗見效。可是，由於知之愈少，研究者需要操控的東西就愈多，甚至強迫著實驗得出一個答案。

這就可能導致另一個問題：人們如何知道自己已經知道了呢？接下來這又會帶來更多實際問題：人們如何知道何時該繼續推進實驗呢？又如何知道何時該放棄某個線索（比如一個錯誤跡象）呢？

人們如何知道自己已經知道了呢？當人們已經唾手可得時卻不自知，那就只能靠試驗了。

其次，需要了解流感的病理學，即它在體內做了什麼以及疾病的精確過程。這很可能讓人們以某些方式介入而拯救生命。

成為一名科學家不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創造力、自足和大無畏精神。不是無畏地闖入未知領域，而是敢於接受——事實上是擁抱——不確定。正如19世紀法國偉大的生理學家伯納爾所言：「科學教我們懷疑。」

科學家們對流感的病理學及其自然進程也有了較多的認識。他們主要認識到自己對一些嚴重病例幾乎一籌莫展，如已發展到病毒性肺炎和ARDS的病例，甚至連輸氧似乎都不起任何作用了。

首先，需要了解流感的流行病學，即它會如何表現又如何傳播。甚至在開發出疫苗或療法之前，科學家們已然知曉疾病的流行病學而控制霍亂、傷寒、黃熱病、腺鼠疫及其他一些疾病了。

在任何緊急情況下，研究者都不能讓自己亂了方寸，混亂只會讓人一無所獲。他們應從自己所知道的和能夠做到的入手。

所有的科學力量都接受了這一挑戰。

科學家們沒有想當然地認為他們能夠控制這場天災，但也從未放棄過研究控制其造成損失的方法。他們依然努力在拯救生命。

菲佛確信自己已經找到流感的病因了，他甚至命名了這種細菌——流感桿菌。今天，這種細菌被稱為流感嗜血桿菌（Hemophilus influenzae）。hｔｔｐｓ://reaｄ.9９cｓｗ.ｃｏｍ

是的，大西洋城的生活是熱鬧的——青年男女以及他們的嬉鬧聲、汗水、浪花、海水、在海上和海邊木板路上朝氣蓬勃的身軀，所有這些——讓人覺得不可以僅僅做個旁觀者而要投身於此。但現在大西洋城一片寂靜。10月成了淡季，這個度假勝地悄然無聲。這裏同其他地方一樣也爆發了流感。同其他地方一樣，這裏醫生短缺、護士短缺、醫院短缺、棺材短缺。學校關閉了，公共娛樂場所也關閉了，就連過山車也未能倖免。

然而，如果一個可重複的結果來自對自然的曲解，它就沒有用處。一個有用的結果不僅是可重複的，還必須……可能該叫做可拓展的。人們必須有能力擴展這個結果，探索它、從中學到更多，並能以此為基礎建立結構。

他們也作了一個精確估計，發現感染流感的人「散發」病毒——能感染其他人的病毒——通常是從他們被感染后的第三至第六天開始的。

對事實感興趣的人從不會曲解數據本身，但一名科學家能夠（也應當）對實驗加以拷問而得到數據，進而得到結果，這在研究一個新領域時尤為重要。一個科學家能夠（也應當）尋求任何方法來解答一個問題：如果用小鼠、豚鼠和兔子不能獲得一個滿意的答案，那就用狗、豬、貓和猴子試試看吧。如果某個實驗顯露出能得到某個結果的跡象，如信息基線上最為微小的波動，科學家就能聚焦在這個波動上而設計下一步實驗，為得到儘可能多的此類波動創造條件，直到這些波動一致並具有意義，或者證明起初的那個波動只是無意義的隨機擾動。

為了拯救生命，他們至少得回答出下列三個問題中的一個。一種可能是：即使只有一個大致的近似答案都會給他們足夠的信息，在疾病的一些關鍵部位加以干涉和阻斷；但也有另一種可能：就算他們能獲得所有三個問題的詳細答案，可能仍舊全然無助。

最終，如果研究者取得成功，就會有大量的同行在這條小路的基礎上鋪設大路，這些道路有序而平直，後來者只需幾分鐘就可以抵達前人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到達的地方。還能購買到理想的工具，就像現在能通過供應商定購實驗用小鼠一樣。

這樣的操作有一些限制。即使在曲解的情況下，自然也不會撒謊，也不會得出一個穩定的、可重複的結果，除非事實就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太過曲解，自然也會誤導人們；它會承認有些事情只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研究者在實驗室創造的條件——是真實的。這樣的事實是人造的，是一個實驗事實。

他們也確信，人們不僅通過吸入，而且還通過手與口或鼻的接觸而感染流感。他們確實想過，例如，病人在咳嗽時可能以手掩口，幾小時后又同另一人握手，然後這第二個人可能在思考時摸下巴、揉鼻子或用手塞塊糖到嘴裏，於是被傳染了。類似地，病人也可能捂著嘴咳嗽，然後去碰一個硬物表面（如門把），將病毒傳遞到下一個旋轉門把的人手上，之後又通過手傳到臉上（事實上，病毒在硬物表面上能維持感染力長達兩天）。

他沒進醫院，而是馬上就在自己房間卧床休息並待在那裡。他知道現在這樣比硬撐要好：感染這種疾病後還硬撐很容易讓繼發性感染菌趁虛而入而導致死亡。在家卧床10天之後，他覺得自九九藏書己已經好到完全可以旅行了。為了恢復得更好，他徹底退出了工作，前往他最鍾愛的位於大西洋城的丹尼斯賓館，這個艷俗的地方就是他的避難所。

人們又如何知道何時該做何種工作呢？

科學的一個關鍵之處是工作是否可重複。其他實驗室的人做同樣的實驗得到了同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才可靠到能作為他人進一步工作的基礎。而最該譴責的是草草處理一個「不可重複的」發現，由此引發的問題不僅是能力上的，而且是職業道德上的。

關於流感最容易回答的問題是它的流行病學。儘管一些有名望的研究者仍然相信瘴氣理論——他們認為流感在人和人之間傳播太快要歸咎於它，大部分研究者堅信它是一種風媒的病原體，吸入這種病原體可能導致流感。他們並不清楚確切精準的細節，如飄浮於空氣中的病毒能在散布后的一小時至一天時間內到處感染人（濕度越低，病毒存活時間就越長）。但是，他們的確知道流感是「一種群聚疾病」，最容易在擁擠的人群中傳播。

每個人都相信這一結論——更確切地說，除了恩德斯（John Enders）之外。恩德斯因在其他組織中培養出了脊髓灰質炎病毒獲得了諾貝爾獎，這項工作使人們可以直接得到脊髓灰質炎疫苗。而薩賓和奧利茨基研究的這個病毒已在實驗室使用了很長時間，已產生了突變，似乎只會在神經組織上生長。薩賓的職業生涯幾乎因這個失誤而毀於一旦，但他繼續開發了最好的脊髓灰質炎疫苗；奧利茨基做得也非常好。然而，假設恩德斯堅持自己的直覺而發現自己是錯誤的，那麼他大部分的職業生涯就會白白虛擲。

這些發現在事後都很容易辨別，但當時人們怎麼知道何時該堅持、何時該繼續嘗試實驗工作、何時又該做調整、何時該最終放棄錯誤的或以現有技術無法解決的思路呢？

他的名望使他的發現具有相當的分量。全世界許許多多科學家相信他的結論。事實上，一些人將之視作公理：沒有這種細菌就不會有流感。「由於這些病例中沒有找到流感桿菌」，一位歐洲研究者如是作出結論，因此這種疾病「不是流感」。

第三，需要知道病原體是什麼，即哪一種微生物導致了流感。這可以讓人們找到一種方法來刺|激免疫系統預防或治療該疾病。當然，可以想見的是，即使不知道精確過程，科學家們也有可能開發出血清或疫苗。

周圍一片混亂，而他回到了這個令他心緒平靜的老地方。他一直喜歡這個地方的什麼呢？也許是貫穿其間的喧鬧生活吧。療養勝地令他覺得乏味，他形容孟漢克——一個距紐約150公里的山區度假勝地——「有點像雙湖勝地，可以在寬敞門廊間和達雷斯小姐一起坐在搖椅上……那裡沒有9點上班的概念，人們都是老老實實地在床上睡覺……彩色領帶也不允許戴。」但看看大西洋城！「最可怕、最神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過於過山車了……它就造在伸入大西洋的一個長碼頭上……你從二十多米高處往下沖……頭向下腳朝上，若它不是飛速前進的話，你就會從車內甩出。這樣一圈轉下來的感受真是難以言表……許多人在一旁圍觀，紛紛說即便給1000美元他們也不會作此嘗試。」九-九-藏-書

他們了解免疫系統的特異性。疫苗和抗血清也只對特殊致病因子、特殊病原體或致病毒素見效。當朋友、家人和同事身染疾痾之時，很少有研究者會去關心他們的實驗有多麼出色。但懷著以疫苗預防或以血清治療疾病的美好願望，研究者們需要分離出病原體。他們最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幾乎可以說是唯一存在的問題）——是什麼導致了這種疾病？

是自然決定了1918年這場浩劫，也是自然將這場浩劫交由流感病毒來完成。這意味著自然第一次以一種為人熟悉的、近乎連環漫畫的形式在世界蔓延開來。它喬裝而來，再脫去偽裝，露出嶙嶙白骨。

不過，即便還沒能完全掌握，醫學界也已知道如何去利用一種工具：免疫系統自身。

因此，韋爾奇完全有理由感到疲倦與不適，很可能他對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火車的哐當哐當聲令他心神不寧，加劇了他的頭痛癥狀。像他這樣的大塊頭，在火車上無論怎樣都很難感覺舒適。

在此期間，韋爾奇一直自我感覺欠佳。毫無疑問，他曾試圖對此置之不理，但他畢竟剛結束了一段艱辛的旅程。就在去德文斯之前，他、科爾和沃恩已經議定了軍營視察的最新路線，剛到北卡羅來納州的阿什維爾準備休息數日。他甚至考慮辭去委員會的職務。某個周日，他們又突然受命去軍醫署長辦公室，然後就動身直接趕往德文斯營，在那裡發現了這種可怕的疾病。

他的確切診斷過程並沒有記錄在案。整個巴爾的摩、整個東海岸已陷入流感的汪洋大海之中。霍普金斯大學本身也受到了病毒的猛烈侵襲，於是它關閉了醫院，只對自己的教工和學生開放。霍普金斯醫學院死了三名學生、三名護士和三名醫生。

這場戰役和競賽牽涉到全世界。在美國，這場戰役依靠韋爾奇、戈加斯、科爾及其同事，還有他們所建立的研究所以及所培養的人才的並肩戰鬥。這些研究所及其人員從未經受過如此考驗，他們也從沒想過他們會經受如此考驗，但是任何影響疾病進程的可能性都掌握在他們手中。

但如果他們能找到病原體的話……他們已經有了工具，能夠操縱免疫系統，也能預防和治療一些肺炎——包括最為常見的肺炎，細菌性肺炎的攻克似乎就在科學觸手可及之處，就在科學家們可以望及的邊緣——或堪堪超出。只要他們能夠找到病原體……

韋爾奇本人將不會站出來接受這一挑戰。他從德文斯軍營直接回到了巴爾的摩，既沒有在紐約停留，也沒有向華盛頓的美國公共衛生部部長辦公室報告。這個義務可由別人去履行，而他已在電話中說了他必須說的。

隨著病原體從軍營擴展到城市，再在城市中擴散開來，然後從城市轉移到小鎮、鄉村和農場，醫學科學也開始行動，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決心與病原體展開了賽跑。

韋爾奇原打算參加洛克菲勒研究所舉辦的一個關於流感的會議，但抵達大西洋城近兩周后，也就是在第一次患病的一個月後，他取消了這個計劃。他還沒有恢復到能去參加會議的狀態。他將不再插手這次流行病發展的醫學研究，也將不再參与尋求流感的解決方案。他已有好些年頭沒接觸實驗室九*九*藏*書工作了，但知人曉事的他，常能提供一個極為有用的渠道，就像異花間傳粉的媒介一樣，能看出某個研究者的工作可能會是另一個的補充，直接或間接地為這兩人牽線搭橋。不過，現在即使是這樣的角色，他也不再充當了。

他們能殺滅體外的病原體。有多種化學藥品能對房間或衣服進行消毒，他們精確了解所需化學藥品的劑量以及對一個房間熏蒸消毒所必需的持續時間；他們知道如何消毒器材、如何培養細菌、如何將細菌染色使其能在顯微鏡下觀察到。他們知道被埃爾利希稱為「神奇子彈」、能殺滅感染病原體的東西是存在的，他們已經開始順藤摸瓜去尋找這些「神奇子彈」了。

赫胥黎建議：「的確，有時需要遵從指導，有時又需要進行各種風險嘗試。」里弗斯是軍隊肺炎調查團中一個來自霍普金斯的年輕人，他後來——只是幾年後——定義了病毒和細菌的區別，成為世界傑出的病毒學家之一，並繼科爾之後擔任洛克菲勒研究所醫院的院長。他以洛克菲勒的兩位同事薩賓（Albert Sabin）和奧利茨基（Peter Olitsky）為例，說明人要知道自己已經知道有多麼困難。里弗斯回憶道，薩賓和奧利茨基「證明脊髓灰質炎病毒只存活于神經組織。完美的工作，令人心悅誠服。每個人都相信這一結論」。

流感的流行病學知識在當時基本沒有什麼用。只有徹底隔離和檢疫能影響流感的進程，但科學家和公共衛生機構都無權採取這樣的行動。一些地方權力機構可能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沒有國家機關這麼做。即使軍隊也無視戈加斯中止部隊轉移的緊急號召。

這個問題是一個判斷力的問題。科學上的區分因素不是智力而是判斷力，也許只是簡單的運氣問題。斯滕伯格沒有繼續其肺炎球菌的發現，也沒有繼續其白細胞吞噬細菌的發現，因為這樣做將使其偏離對黃熱病的研究，而當時他對黃熱病的研究還未成功。以他的能力，倘若他將注意力置於其他兩個發現中的任何一個，他的名字將被廣為熟知而不是被科學史所淡忘。

25年前，菲佛就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曾是科赫研究所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是柏林傳染病研究所的科學主管，也是一名德軍上將。1918年他已經60歲，變得有點傲慢了。縱觀其職業生涯，他參与過一些重大醫學問題的研究，並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他都堪稱巨擘。

這種病菌在科學界很快就以「菲佛氏桿菌」而聞名，也帶給了菲佛理所當然的名譽，幾乎沒人懷疑這個發現的正確性。

可是人們被困在這場危機中，滿目皆是死亡，知識百無一用。熏蒸和消毒是規模龐大而又耗時耗力的工作，找到這種「神奇子彈」需要的知識超出當時所能。研究者們很快意識到一般藥物毫無幫助。

所有真正的科學家都是沖在前沿的。他們中哪怕最沒野心的也在涉足未知領域，只要能超越已知；最出色的則深入對他們來說知之甚少的空白領域，而能用來掃除這片空白領域里的迷霧並釐清其脈絡的技術工具偏偏並不存在。他們在那裡進行訓練有素的探究；單單前行一步就能使他們透過窺鏡觀察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他們有幾分正確，他們的探測就如同結晶一樣，促使混沌趨於有序，進而出現形狀、結構和趨勢。當然，單單一步也可能使人走入死胡同。

韋爾奇在床上又多待了幾周以進一步恢復。他告訴侄子，這個病「似乎已逗留在我的腸道里了，也許是我運氣好，它並沒有在呼吸道里停留」。他還堅持要他的侄子（後來成了美國參議員）保證，如果家裡有人出現了任何流感癥狀，在「體溫恢復正常並穩定三日」之前一定要卧床休息。https://read.99csw.com

判斷是如此之難，因為一個陰性結果並不意味著假設錯誤。10個或100個也同樣不能說明問題。埃爾利希相信「神奇子彈」的存在，即化合物能治愈疾病。他的推理引導他嘗試用某個化合物對付對應的某種感染。他一共嘗試了900多種化合物。每一次實驗都是滿懷希望地開始，小心翼翼地進行，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最後，他終於發現了奏效的化合物。他的結果不但催生了治療感染的第一種化學藥物，還確立了一條引導成千上萬同行的推理路線。

無巧不成書，當流感在美國爆發的時候，弗萊克斯納和戈加斯因各自的事務都到了歐洲。改造美國醫學的這一代已經撤出了這場競賽。倘若科學上有什麼需要突破，他們的精神追隨者會繼續前進的。韋爾奇離開了馬薩諸塞州。其時，沃爾巴克正在做更多的屍檢，羅西瑙已經開始在志願者身上做實驗，而埃弗里則著手細菌調查。其他一些傑出的科學家也已經投入了這個問題的研究——紐約的帕克和安娜·威廉斯、費城的劉易斯、芝加哥的凱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如果這個國家幸運的話（的確非常幸運），那麼他們中的某個人可能很快就能找到有用的東西。

在這一空白領域，科學家必須創造……一切！這是一項艱苦而乏味的工作，首先要判斷需要哪些工具，然後才能製造它們。鐵鏟可用來挖土但無法穿透岩石；那麼用鶴嘴鋤好還是炸藥好呢——而炸藥是否毫無選擇地破壞一切呢？如果岩石很難穿透，而炸藥可能破壞岩石本貌，有沒有另一種方法可以得到岩石的信息呢？有一條溪流穿過岩石，可否通過分析穿過岩石的水來揭示有用的信息呢？又該如何進行分析呢？

研究者們了解免疫系統的基本原理。他們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原理來預防和治愈一些疾病，知道如何在實驗室培養細菌，知道如何減弱或增強其活性，以及如何在動物身上刺|激免疫應答。他們也知道如何製備疫苗，知道怎麼製備抗血清。

隨著火車南行，他感覺越來越糟，也許是因為突發的劇烈頭痛及乾咳（咳嗽時無痰排出）並伴有發燒，他冷靜、客觀地對自己進行檢查並作出了一個正確診斷——患上了流感。

韋爾奇沒有去醫院。將近70歲的他，比死亡率最高的年齡段要大出約40歲，他剛剛逃離德文斯的恐怖，深知這一病毒的強大，即使是在設備齊全的霍普金斯，護理也很可能起不到作用，他後來說：「那時我做夢都沒想過要去醫院。」

確定是力量之源。確定能給人藉以依賴的東西，而不確定則使人軟弱。不確定若不令人畏懼也會使人猶豫，即使行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戰戰兢兢的步伐也是無法跨越重大障礙的。

雖然這種病菌具有致人于死地的能力，但它在動物身上引發的疾病與人類流感並不十分相似。因此，有人就以不符合「科赫法則」來反對它。然而，人類病原體通常不會令動物致病，或者不會在它們身上引發不同癥狀，而且很多病原體雖不完全符合科赫法則但也已被公認為致病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