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城陷入了恐慌。

除了放棄雄心壯志之外，壓力還迫使帕克放棄了更多東西。他一向嚴謹，從不妥協，他在科學上的大部分聲望是源於揭露別人工作的缺陷。帕克總是小心翼翼地前行，將自己實驗的基礎建立在非常確定的前提上，並且儘可能少作假設。他總是說：「在實驗事實的基礎上，我們證明了……」

人體實驗已經開始了。在波士頓，羅西瑙和基根正試圖讓一所海軍監獄里的志願者感染疾病。

1918年1月1日，坦慕尼協會收回了對這個城市的控制權。首先是官員的委任。創建公共衛生部的元老比格斯一年前已離職擔任州衛生委員。比格斯並未受到影響，因為他拉攏了坦慕尼協會的一名高層領導，這名領導在坦慕尼協會前的掌權時期庇護著整個衛生部。然而，比格斯的繼任者並無這種特權。海蘭（John Hylan）市長在坦慕尼協會控制城市兩周後撤換了他，但衛生部的大部分職位不在其任命權範圍內。於是，為了製造空缺，坦慕尼協會開始詆毀這個世界上最好的市立衛生部。不久，海蘭就下令解僱部門領導，並且開除顧問委員會內最受人尊敬的醫生。

歐洲和美國的實驗室都受到影響，但歐洲遭受的損失要大得多。他們的工作不僅受人員短缺所限，而且從取暖用的煤到買培養皿的資金，樣樣都很匱乏。美國人至少還有這些資源。況且，即便美國的研究人員數量上仍落後于歐洲，但質量上已絕不再比歐洲的差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也許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在那裡工作的為數不多的幾位科學家中，當時已有一位獲得了諾貝爾獎，還有兩位後來也獲此殊榮。在最相關的領域（肺炎研究）中，洛克菲勒研究所毫無疑問已遙遙領先於全世界，而且在美國做著這些世界級工作的也並不只有洛克菲勒的科學家。

與此同時，世界看來正飽受著蹂躪。對於帕克和威廉斯以及在其他實驗室全速工作以尋求答案的人而言，他們看到這場大災難在步步逼近，自己卻被困在原地一動不能動，對擊敗或是避開它無能為力。就像潮水捲來時你的腳卻被潮水坑中的岩石卡住一樣——水漫過了膝蓋，就快要漲到腰了，你深吸一口氣加倍努力想把腳抽出來，但無論怎麼挺直身體，水還是沒到脖子了，一個巨浪打來，水就沒過了你的頭頂……

9月15日，紐約市出現第一例流感致死病例。在此之前，這種疾病從海軍和陸軍基地傳播到馬薩諸塞州的平民中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各地實驗室研究全都轉向了流感。巴斯德的學生魯（曾在白喉抗毒素研究方面與德國同行競爭過）領導著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英國阿姆洛斯·賴特的實驗室里幾乎每個人都在研究流感，包括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不久之後他發現了青霉素並將其首次應用於研究菲佛所稱的流感桿菌上。在德國、義大利，甚至在因革命而分裂的俄國，孤注一擲的研究者們都在尋找答案。

（這種開誠布公與其他一些實驗室——包括巴斯德實驗室——的氛圍大相徑庭。巴斯德本人有一次曾建議一名學生不要與外人分享信息，他說：「不要透露你解剖的屍體的信息。」當威廉斯造訪時，某種肺炎抗血清尚未公布，實驗室拒絕向她提供關於該血清的任何信息，並要她保證離開后不會透露她所見到的一切，直到它們被公開。即使在發表的文章中，巴斯德實驗室的科學家們也有所保留。正如比格斯寫給帕克的信中所說：「馬莫雷克（Marmorek）已經教了她怎樣做——當然那是個秘密。通常他在文章中都會省略實質性的東西。」）

因此，帕克從阿普頓軍營回來后不久，就毫不意外地接到國家研究委員會醫學部部長皮爾斯的電報。皮爾斯從法國人、英國人，甚至德國人那裡搜集任何他能得到的信息，將之分發給各地的研究者們。他把流感問題分成幾塊，然後請幾名研究者每人集中解決其中一塊。他想從帕克那裡知道的是：「導致所謂西班牙流感的病原體的本質……［還有］該致病微生物的純培養物（若能獲取的話）……你的實驗室願意承擔這些必需的細菌學研究並且儘快向本人彙報嗎？」

在實驗室的其他人搜索其他微生物時，帕克讓威廉斯集中精力尋找菲佛氏桿菌。威廉斯開始了尋找，堅持不懈地尋找。最終她完善了技術，並立即在威拉德·帕克醫院80%的樣本中、海員醫院的每一個樣本和兒童之家98%的樣本中找到了它。

儘管如此，市長還是同意任命他。這三個人隨即登上台階進了市長辦公室，科普蘭隨即宣誓就職了。

帕克自1893年開始管理衛生部的實驗部門，從未涉足政事，他自己也未受到任何波及，在這場混亂中，他繼續做著卓越的研究。在埃弗里和科爾等洛克菲勒研究所人員研發出抗Ⅰ型和Ⅱ型肺炎球菌的血清后不久，帕克開發了一套將肺炎球菌「分型」的方法。這套方法非常簡單，任何像樣的實驗室在30分鐘內就能完成，隨後可以立即使用正確的血清予以治療。九_九_藏_書

8月底，帕克和威廉斯開始將全部精力投入這種疾病的研究。9月中旬，他們被召到長島的阿普頓軍營。疾病剛剛抵達那裡，未造成多少死亡——尚未造成而已，但在一個滿是馬薩諸塞州士兵的兵舍中，已有2000名患者了。

她總是鬱鬱寡歡，也非常孤獨。她在45歲時寫道：「今天有人對我說，沒有密友是很可悲的。」她和帕克共事幾十年，但他們謹慎地保持著距離。她在日記中傾訴道：「任何事都有個度，包括友誼……我的友誼中沒有多愁善感，也很少有溫情。」宗教沒能減輕她的痛苦，她想從中索取的又太多。她告訴自己，耶穌清楚他自己的痛苦是暫時的，而以此換得的就是拯救世界。「這個認知……如果我們肯定，哦！還有什麼是我們不願忍受的呢？」當然，她並沒有那種認知。她只能回憶「所有我學會的美好的事情……就像它們當真發生過」。

帕克和威廉斯已經合作二十多年了，他們是絕佳的拍檔。帕克有著一雙棕色的眼睛，彬彬有禮而稍顯矜持，甚至可以說具有貴族氣質。他完全可以進入上流社會，他父親的祖輩在1630年、母親的祖輩在1640年遷到美國。他也有一種使命感。他的三位祖姑母都是傳教士並被埋葬在斯里蘭卡，與他很親近的一位表兄成為了一名牧師，而他自己則考慮過做一名致力於醫學傳播的志士。

但是，現在他不得不去捍衛衛生部。他幫著籌劃了保衛之戰，這場保衛戰蔓延到了全國。來自紐約市、紐約州以及巴爾的摩、波士頓、華盛頓的批評如傾盆大雨一般砸向坦慕尼協會。韋爾奇以及幾乎所有醫學界的重要人物都抨擊坦慕尼協會。美國公共衛生部部長布盧則公開要求市長辭職。

帕克和威廉斯是疫苗治療的專家。他們在脊髓灰質炎大流行期間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科學工作——哪怕只是從反面來證明。當時，帕克曾試圖發展一些療法，反過來卻證明了一些療法是無效的。這次他們有所期許了，他們關於鏈球菌和肺炎球菌的工作（與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工作相似）是有希望的。但是，帕克和威廉斯現在仍給不出意見，在阿普頓他們只能從病人喉嚨和鼻孔內取樣，然後返回實驗室繼續進行研究。

但是，在幾天內，幾乎就在幾小時內，疾病開始壓垮這個部門。帕克已經開始通過分析每個系統、優化裝置效率（如在15分鐘內可以裝3000管不同劑量疫苗的真空泵）甚至改變記述方式以彌補這場奮戰中的人力損失。但現在，流感一下子侵襲了第一個人，也許是看門人或技術員或科學家，然後是4個，再後來是15個，實驗室里亂成一團。就在不久前，衛生部對一次斑疹傷寒爆發進行過排查，其間有4名工作人員死於斑疹傷寒——很有可能是實驗室感染。現在，帕克自己實驗室的人也病了，有一些已經奄奄一息。

報告有了結果。帕克的實驗室開始趕工生產針對菲佛氏桿菌的抗血清和疫苗。不久，他們就培養出一升又一升的細菌。衛生部在城市以北100多公里處有一個佔地約0.7平方公里的農場，裏面養著用作實驗的馬匹，細菌被運送到這個農場，用以給馬匹注射。

當時，科普蘭對所有的病患強制執行嚴格的隔離。確切地說，有幾十萬人同時患病，他們中很多人已經無藥可救了。單紐約一個城市的死亡人數最終都達到了33 000人，這個數字還只是保守的估計，因為後來統計員擅自停止了對大流行死難人數的記錄，可是人們還在按照流行病速率死去——幾個月後仍然有人死亡，死亡率高居全國之首。

當流感的魔爪伸向全國並開始蹂躪生命之時，幾乎每個恪守職責的醫學科學家——以及一些自認為愛好科學的普通醫生——都在尋找治療方法。他們決意證明科學是可以創造奇迹的。

坦慕尼協會有所收斂，科普蘭開展公關活動以彌補自己及其「組織九-九-藏-書」的壞影響，並打著愛國精神的旗號壓制批評。夏天結束前，公眾的怒氣平息了，但是原本是世界最好的公共衛生部也元氣大傷。國際知名的公共衛生教育局的局長辭職了。在職20年的衛生部副部長辭職了，市長用自己的私人醫生頂了空缺。

甚至坦慕尼協會新委任的衛生部長也對此表示抵制而辭職不幹了，衛生部陷入無政府狀態。一次，市長正站在市政廳外的人行道上，他的一個親信給他引薦了科普蘭，此人說科普蘭是忠於坦慕尼協會的人，並建議市長任命他為新的衛生部部長。然而，科普蘭是一個順勢療法醫學院的院長，甚至還不是醫學博士。

事實上，全世界還沒有哪個實驗室堪同帕克的相比。站在樓外的街上，帕克自豪地仰望這棟六層建築，仰望實驗室的每一層樓，他知道是自己的成功造就了它們。他一手創辦的實驗室傾力于診斷試驗、製備血清和抗毒素以及醫學研究，它坐落於東十六街的盡頭，不遠處就是東河熙熙攘攘的碼頭。

他們各自都有一種解決問題的獨特風格，一種搞科研的獨特方式。對帕克和威廉斯而言，這項工作就像處理重大危機中的事務一樣近乎例行公事。儘管他們對流感研究如何沿正確道路前行會有所幫助，但就個人意義上看，他們的努力不會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任何影響。對埃弗里而言，這項工作為他確定了一個將為之奮鬥幾十年的研究方向。這幾十年間，先行到來的將是巨大的挫折，但隨之而來的會是重大的發現——事實上，正是這項發現開啟了一扇通往一個領域的大門，直到現在人們也才剛剛開始探索這個領域。對劉易斯而言——雖然他當時可能還不知道——他在流感上的工作是他生命的一個轉折點，這將導致一個巨大的悲劇，對科學、對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而言都是如此。

但要確定是流感桿菌導致了這種疾病的唯一辦法是它得遵循科赫的基本法則：分離出病原體，用它在實驗動物身上重現疾病，然後從這個動物身上再分離出病原體。這種桿菌確實可以殺死用以實驗的大鼠，但它們的癥狀並不像流感。

培養細菌有幾十種方法，但對特定種類的細菌來說，通常只有一種是有效的。某些細菌不能在氧氣中生長，另一些只有氧氣充足時才能生長；有些需要鹼性的培養基，有些則需要酸性的；有些極為敏感，而有些就比較穩定。

說實話，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水平有限，毫無成功解決這一問題的希望。不過，他們至少努力了。他們進行了無畏的嘗試，這需要的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能力，還要有身體力行的勇氣。他們在死者和垂死者中穿行，將棉簽伸入已病入膏肓的病人口內和鼻腔中；他們浸淫在解剖間的血液中，對屍體進行深入的研究，努力從棉簽擦拭物、血液和組織中培養這個殺死人數多得史無前例的病原體。

帕克的實驗室也能在極端危機中行使職責。先前它就是這樣做的：預防霍亂和傷寒的爆發、攻克白喉以及在腦膜炎大流行中發揮作用。它幫助的不只是紐約市，還有整個國家。一有需要，帕克就會派遣人手去對抗疾病的爆發。

結果（像它們暗示的一樣）並不完全符合科赫法則。在這件事中必需的實驗動物是人。

在過去10年的兩次脊髓灰質炎流行中，公共衛生官員就差沒封鎖整個城市了。但現在科普蘭什麼都不做。三天後，當醫院中開始充斥流感病人時，他才將流感和肺炎定為要上報的疾病，同時聲明：「大多數報告患上了流感的病人得的應該是其他支氣管疾病，不是流感……」

從皮爾斯那裡接下任務后的第四天，帕克發電報說：「迄今為止僅有的真正重要的結果來自兩個致命的病例，一個是來自布魯克林海軍碼頭的人，還有一個是波士頓海軍醫院的醫生。兩個病例都感染了急性敗血性肺炎，並在第一次感染髮作后的一周內死亡。他們的肺部都表現出了肺炎的初期癥狀，塗片上觀察到非常大量的鏈球菌……兩個肺內完全沒有流感桿菌。」

實驗室只有兩樣是穩定且充分的，其一就是源源不斷供應的樣本：仍活著的病患的取樣棉簽、血液、唾液、尿液以及來自死者的器官。「我很難過地說，我們有充足的材料。」威廉斯簡潔地評述道。

1918年，她55歲，帕克和她同歲。從曼哈頓到阿普頓軍營是漫長的旅途和崎嶇的道路，就算帕克遷就她讓她開車，也毫無刺|激可言。在軍營中，了解德文斯營情況的軍醫們懇求他們的指導。

還有一種能力使這個機構鶴立雞群。它一旦找到解決辦法，就能以和世界上任何製藥廠一樣快的速度實現血清和疫苗的工業化生產——而且質量更好。確實，它在抗毒素生產上曾取得的成功，使製藥商和醫生們曾經聯手動用所有力量來限制該產品。不過，現在帕克可以很快獲得後援。由於被陸軍委派去製造血清，他將用於製備血清的馬匹數量翻了兩番。九九藏書

最終，她雖然嫉妒那些過著普通生活的人，但仍喜歡「不滿足比用無知換得的快樂要好」。反過來，她用「有很多可以令我激動的事情」來滿足自己。進行自我剖析后，她在日記中寫道，她更在乎的是「對知識的熱愛」、「對欣賞的熱愛」、「對成功的熱愛」、「對嘲笑的恐懼」以及「去實行、去思考新事物的力量」。

但是，這些實驗室在1918年秋天之前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研究方向被扭轉，集中於戰爭、毒氣或毒氣防禦措施、預防傷口感染、預防使戰鬥力下降的疾病（如「戰壕熱」，一種與斑疹傷寒有關的傳染病，其本身並不嚴重，但是比其他疾病更能削弱戰鬥力）。實驗動物變得愈發短缺，軍方要利用它們進行毒氣試驗或類似的目的。戰爭像一個無底洞，不斷將技術人員和年輕研究人員捲入其中。

沒有發現「流感桿菌」令帕克快要發瘋了。生產疫苗或者血清的最大希望就是找到一種已知的病原體，而最有可能的罪魁禍首就是菲佛曾命名過的流感桿菌。菲佛從先前到現在一直確信就是它引發了這種疾病。如果不能為流感桿菌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帕克就該果斷地將之排除，但他對菲佛又尊敬有加。工作在這種只能孤注一擲的環境下進行，他更想去確認而不是推翻菲佛的結論。他希望答案就是菲佛氏桿菌。那會給他們一個機會，一個生產出某些東西來拯救成千上萬生命的機會。

在波士頓，羅西瑙和基根繼續在實驗室研究這種疾病。陸軍肺炎委員會的大多數人受命去了阿肯色州的派克軍營（當時韋爾奇正抵達德文斯軍營），在那裡開始研究「一種新型支氣管肺炎」。韋爾奇帶去德文斯的洛克菲勒小組已返回紐約繼續研究，瑪莎·沃爾斯坦（Martha Wollstein，一位受人尊敬的細菌學家，同洛克菲勒研究所合作過）加入了小組。自1905年起，她就開始研究流感桿菌了。芝加哥的傳染病紀念研究所的赫克通投入了這項工作。梅約醫學中心的羅斯諾（E. C. Rosenow）也在做相同的事。唯一的非軍方政府研究機構，即公共衛生部的衛生學實驗室及其主任麥科伊（George McCoy）也參与進來了。

世界上最好的市立公共衛生部現在歸一個沒有任何現代醫學科學信念的人指揮，而且他對公共衛生沒有任何抱負而對政治卻野心勃勃。當然，如果坦慕尼協會想要忠誠的人來填補空缺，這個人倒可以滿足他們。（科普蘭曾簡單地向坦慕尼協會解釋他的忠誠：「人是社會動物，不能沒有協作而工作。組織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組織就是坦慕尼協會。」幾年之後，坦慕尼協會將他送進了美國參議院，以此來回報他的忠誠。）所以，科普蘭貫徹著該領導集團的意圖，繼續瓦解這個部門。最好的一個部門主管先是被威脅以刑事指控，奸計不逞后又指責他「瀆職、無能而不稱職」，將之逼去搞行政事務。

每一樣都事關緊要，即使最沉悶的差事也是要緊的。清洗玻璃器皿也很重要。被污染的器皿可以毀掉一個實驗、浪費時間、讓人們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項工作中，需要消毒的試管、瓶子和燒瓶數量有220 488個之多。每一樣都事關緊要，但卻沒人知道每天誰會來上班，誰又不會來上班——還有誰會被突然抬到街對面的醫院去。而且若有人不能來工作的話，就連一些簡單的工作（如從培養箱中取出培養物）也無法跟上節奏了。

這些不是帕克的動力，但令她和帕克締造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組合。在科學中，確實有一些可以令她激動的事物。

對韋爾奇、密歇根大學的沃恩、哈佛的查爾斯·艾略特、賓大的威廉·佩珀以及其他幾位努力推動變革的同行來說，他們取得了成功。他們改變了美國醫學，即使那場改革僅僅開始，才剛剛上升到歐洲的水平，新近的轉變已賦予其蓬勃的生命力。而且，可以這樣說，這個國家還未像歐洲那樣民疲財盡，它並未流露出一絲倦態。

流感桿菌是一種尤其難以分離的細菌。即使以細菌的標準來看，它的形體也很微小，通常單個或者成對出現而不會大量成團。它需要含有特定因子（包括血液）的培養基供它生長。適合流感桿菌生長的溫度範圍非常窄，它的菌落微小，透明，沒什麼結構。（大部分細菌會形成具有特定形狀和顏色的與眾不同的菌落，這些特點非常明顯，有時只靠看菌落就可以分辨它們，這和根據蟻丘的外形來識別某些螞蟻是一樣的道理。）流感桿菌只在培養基的表面生長，因為它非常依賴氧氣。它也很難被染色，因此難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到它。除非特地去尋找它並且藉助極好的技術，否則它很容易成為漏網之魚。

儘管——或者更可能正是因為——她野性未脫，她還是成為了美國九-九-藏-書首屈一指的女醫學科學家。為了這個成就她也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

流感很快挫敗了帕克的銳氣。他收回了自己對別人工作的蔑視，也放棄了自己那野心勃勃的計劃。現在，他正努力地弄清一件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病原體是什麼？

現在，帕克沒有時間去證明了。如果他要對大流行的進程施加影響的話，他就不得不去猜——而且要猜對。帕克在報告中說，他實驗室的人將會「只專註研究經我們的程序證明更具優勢的一些類型……我們意識到我們的方法……不曾考慮到……此前未知的微生物，而它們可能是這些感染的病因」。

帕克則深諳此事。1890年，他在維也納求學時就眼見流感奪走了他一位教授的生命。他寫道：「我們哀悼他，也哀悼著自己。」如今，他和實驗室的其他人幾個月來一直關注著疾病的進展。他清楚地知道「埃克塞特城市」號已變成一座漂浮的停屍房，他也了解7月和8月在紐約港停靠的輪船上爆發的那些嚴重病例。這些病例做了一件好事：它們解除了實驗室所受到的政治壓力，使他和實驗室能夠集中精力進行研究。

培養病原體的每一個步驟、每一次嘗試都意味著要付出努力，付出努力就意味著要耗費時間。培養菌群的每一個小時都意味著時間。他們沒有時間了。

任何其他一個實驗室，無論是研究所的、大學的、由政府主辦的或藥廠附屬的實驗室，都不會像這個實驗室一樣，整合了科研、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技術以及開展實用性研究的力量，他們將所有的資源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不管某個發現是多麼誘人和重要，都不偏離原先的研究。

他有條不紊，又有些古板，無疑是高明官僚的最佳詮釋。他領導衛生部實驗處數十年，並且一直在尋覓令該部門發揮作用的途徑。他的驅動力是希望將實驗室研究用於病人，他是個實用主義者。歌德說，人們總是尋求光明。一些科學家儘力創造不同以往的光明去照亮問題；帕克不是那樣的人，他的長處是用現有的光明去作徹底的探查。

她本不可能看到他完美的容貌，那麼完美——若不是因為死亡，她也不會去思忖這個國家將要經受怎樣的劫難。他們駕車回紐約，車上載滿了沾有黏膜和唾液的棉簽，以及一種神秘致命疾病的組織標本，車內交替出現熱烈交談和肅穆無聲的氣氛——當他們計劃實驗時就交談，而當他們明白會有什麼在實驗室中等待他們時就默然無語了。

這些研究者中有一些——可能就那麼幾十個人——是足夠聰明、足夠有創造力、足夠有學識、足夠熟練，也掌握了足夠資源的，他們所做的事情並非徒勞，他們來對抗這種疾病至少有成功的希望。

街道上車水馬龍，混雜著肥料和汽油、機油的氣味。這裡有紐約市所有的汗水、野心、失敗、勇氣和金錢，所有這些構成了這個城市的過去和現在。

找醫生已是不可能的了，而找護士更是難上加難。謠言四起，說護士們被恐懼而絕望的病人強行羈留在家，無論如何不讓她們離開。確切點說，護士們就是被綁架了。實驗室看似已無法承受更多壓力了，但更多的壓力還是接踵而至。

他們也從另一個來源獲取材料，這是威廉斯永遠難忘的——她第一次解剖流感死者的屍體。她後來寫道，那是「一具來自得克薩斯州的英俊青年」的屍體，青年同她一個姓。她站在那裡凝視著他清秀的容貌，思量著他的情況，甚至想到了他是否會是自己的遠親……她就這樣一直揣測著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死亡來得如此迅速，除了肺部之外，病魔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又過了些日子，甚至連科普蘭都不能再迴避事實了。疾病已經無處不在。最後，他只得對患者實行強制隔離，併發出通知：「衛生部門已時刻準備著將那些可能對人群造成威脅的病人強行送入醫院。」他還向所有擔憂的人保證：「疾病仍在衛生部的控制之中，而且正在逐漸減弱。」

這些志願者還沒有一個感染上疾病。從事這項研究的一位醫生倒是感染上了。事實上他死於流感。然而，從科學意義上來說，他的死沒有說明什麼。

在這棟建築內，帕克指導的幾乎就是一個工廠。有200多個人為他工作，近半數是科學家或技術員。實驗台彼此緊挨著，橫列成幾排，每張桌上的煤氣燈幾乎從未熄滅過，桌上的架子里堆滿了玻璃器皿，沿牆的架子上也是如此。實驗室里時常響起滅菌高壓鍋散發出蒸汽的嘶嘶聲。

如果說帕克近乎古板的話，那麼威廉斯則為實驗室注入了野性的、異想天開的創造力。她喜歡乘坐特技飛行的飛機（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飛機而言，這簡直是不計後果），並且喜歡突然急轉以及失速下降。她喜歡駕車並且總是超速行駛，碰上交通堵塞時她往往就徑直開到逆向車道上繼續行駛，有一摞交通罰單可以為證。一次，她上了機修工課程，便決定把自己的別克車發動機拆開——但卻無法讓它恢複原狀了。她在日記中寫道：「從我記事以來，我就是那種想有所成就的人。當我還無法達成時我就夢想著，其他孩子都不會懷有如此瘋狂的夢想。」九*九*藏*書

這就好像實驗室也投入了戰爭，而帕克對勝利充滿信心。當他瀏覽了世界各地實驗室發表和未發表的關於該疾病的零散數據后，他沒有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他對大部分資料不屑一顧。他肯定自己的實驗室能做得更好，並認為其他人毫無條理至少一部分要歸咎於他們對該疾病不了解。於是，帕克制訂了極富挑戰性的計劃。除了要找出病原體，除了要製備疫苗或血清或兩樣都得到，除了大批量生產該藥物，除了告訴其他人具體的製備程序使他們也能生產，他想實現的還有很多。他想對曾經爆發的所有疾病進行最為徹底的研究，他選了一個很大的樣本人群，在他們大部分不可避免地患病後，用儘可能尖端的實驗室和流行病學方法對他們實施監控。工作量是巨大的，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研究部門能夠掌控。

儘管他希望威廉斯是正確的，但帕克不會讓自己的慾望玷污科學。他向前邁了一步，進行「最精細的鑒定測試……凝集反應」。

在第一次失敗報告后不到一周，帕克就給皮爾斯發電報說，流感桿菌「似乎是這個疾病的起始點」。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方法並不是很徹底的，所以補充道：「當然一些未知的濾過性病毒是起始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美國所有進行這項研究的人中，最重要的也許就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紐約市公共衛生部的帕克和安娜·威廉斯以及費城的劉易斯等人了。

另外，他們有自己的慣例，只須恪守紀律就能讓實驗室擺脫無止境的混亂。這個工作沒有絲毫令人興奮之處，充滿了沉悶和單調。但是，這裏的每一個步驟都會接觸到致命的東西，每一步也都需要熱情。技術人員從醫院病人那裡取到痰樣本，要立即（哪怕是一小時他們也不能等，否則來自病人口腔的細菌會滲透入痰從而造成污染）開始研究。第一步是「洗脫」：將每一塊球狀的黏液放入一瓶無菌水中，再取出，重複這個步驟5次，然後打碎黏液，再次清洗，用一個接種環（鉑金製成的細環，就像用來吹肥皂泡的環）蘸取洗脫液，將它轉移進試管，再取另一個環並重複這個步驟6次。每一步都需要時間，這是人們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寶貴時間，但他們別無選擇。每一個步驟都是必需的，必須稀釋細菌以防止同一培養基上長出太多的菌落而混雜在一起。隨後，他們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步驟來分離這些培養物。

正是他和威廉斯的工作使得人們可以大量生產低價的白喉抗毒素，正是他的工作標志著美國的科學水平已同歐洲不相上下，那時的國際會議公認，他關於肺結核的認識在科赫之上。他的科學論文雖不夠簡潔，但非常精確，這種精確是與其深入的探測和細緻的頭腦相一致的。

正是這種精確性和傳教士般的是非觀，導致他幾年前與弗萊克斯納及洛克菲勒研究所在腦膜炎血清問題上發生公開爭執。1911年，帕克創建了特殊療法和研究實驗室，至少部分原因是為了對抗洛克菲勒研究所。現在的他又老了幾歲，但絲毫沒有軟化。他和弗萊克斯納仍然對彼此「相當尖酸」。一位對他們兩人都非常了解的科學家說，「他們間毫無友愛可言」，但一旦有需要，他們都能摒除個人恩怨而相互合作，而且毫無保留。

「凝集反應」就是一種抗體在試管中與細菌的抗原結合併形成凝塊的現象，這種現象非常明顯，肉眼可見。因為抗體和抗原的結合是特異的，故流感桿菌的抗體只會結合流感桿菌而不結合任何其他細菌，這是鑒定的精確確認。凝集測試毋庸置疑地證明：威廉斯找到了菲佛的流感桿菌。

他有一個虔誠的目的，這個目的絕非由好奇心所驅使。在他看來，他在實驗室探求知識的行為，是在滿足上帝要求的層面上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將自己作為紐約大學細菌學教授的薪水捐給了實驗室，或者給他的一些技工，他們正在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線上苦苦掙扎。他也直接同病人打交道，經常在實驗室街對面的市立威拉德·帕克醫院的白喉病房工作。那家醫院是一個嶄新的、看上去還不錯的地方。每個病房有35張鐵床架，有盥洗室和帶瓷襯的大理石浴缸，磨光的硬木地板每個早晨都要用1:1000的二氯化汞溶液刷洗，病人在入院和出院時也要用這種溶液洗澡。

帕克立即回電：「願承擔工作。」

對紐約市公共衛生部實驗處而言，現在還不是正面對抗這個嚴重威脅的時候。威廉斯就在帕克領導的局裡工作。他們面臨一個特殊的問題：紐約市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