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劉易斯開始了第五項工作，研製一種可以治愈這種疾病的血清。這個工作更加棘手。他們可以用「鳥槍法」製造疫苗，混合幾種微生物一併預防它們。今天的白喉、百日咳——突發性的咳嗽——和破傷風幾種疫苗已合併在一針之中，打一針就可以預防麻疹、腮腺炎和風疹也已是兒童的常規預防；今天的流感針劑包括了針對幾種流感病毒亞型的疫苗，而抗肺炎疫苗正是從洛克菲勒研究所1917年完成的工作直接發展而來。

就在他工作的時候，社會正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在最初的15個病例中，劉易斯沒有找到流感桿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疾病卻迅速擴張，蔓延到醫護人員中，於是除了唾液樣本外，劉易斯手上沒什麼東西了：「醫院的［工作人員］損耗嚴重……我已沒有解剖材料了」——除了四具「嚴重腐爛」的屍體，它們都因為死後過久而沒法再用了。

研製一種針對這種微生物的血清相當困難。當劉易斯還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時，弗萊克斯納曾試圖與瑪莎·沃爾斯坦合作研製這種血清。儘管弗萊克斯納沒有像對其他人那樣敬重她，但沃爾斯坦仍不失為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她從1906年開始幾乎不間斷地進行流感桿菌實驗。然而，弗萊克斯納和她沒有取得絲毫進展，他們不僅沒能研製出用於人的血清，甚至沒能研製出治愈實驗動物的血清。

首先，他們在對免疫系統的鈍力性利用上發現了一線光明。即使他們找不到病原體，即使他們不能遵循常規程序用病原體感染馬匹並從馬匹身上提取血液，還是有一種動物正在遭受這種疾病的肆虐——這種動物就是人類。

同時採用肺炎康復者全血和血清的實驗在費城開始了。這些同樣不是科學實驗，只是為拯救生命而採取的孤注一擲的嘗試。如果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方法有效，那麼科學研究就會隨後跟上。

劉易斯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的科學，它全部或近乎全部都要以有事實根據的猜測為基礎，他只得更加努力地工作。

他必須去尋找光明之所在。

他的實驗室沒有能力生產所需的大量疫苗，那要靠工業化操作。他們需要大桶來培養這些東西，不是培養皿也不是實驗室燒瓶。他們需要的是類似於釀酒廠用的大桶。

劉易斯已準備就緒。他接受了海軍的委任，並告訴弗萊克斯納自己「並無繁重的日常事務」。他的實驗室能力更為重要。他還在與科爾和埃弗里合作進行肺炎血清的研發工作，如同他告訴弗萊克斯納的一樣，他也對染料進行實驗，「因為考慮到它們有能力抑制」引發肺結核的細菌的生長。染料可以殺死細菌的想法並不是劉易斯最先提出的，但他在這個領域進行著世界級的工作，而且他對此予以重視的直覺是正確的。20年後，多馬克（Gerhard Domagk）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將一種染料變成了最早的抗菌葯——最早的磺胺類藥物。九九藏書

這看上去大有希望，但沒有證據。許多因素都能解釋結果，包括隨機概率，但他不能坐等解釋了。

弗萊克斯納宣稱劉易斯是「全國最出色的人之一……一個天才的研究員」。這樣的說法都還略嫌輕描淡寫。肖普（Richard Shope）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同許多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包括弗萊克斯納、韋爾奇、帕克、威廉斯和諸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相識，他在20世紀20年代曾與劉易斯共事，他稱劉易斯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最聰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獲獎科學家約瑟夫·阿龍松（Joseph Aronson）也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過，他給自己的兒子取了劉易斯的名字，他也和肖普一樣，說劉易斯是他所遇見過的最機靈的人。

第二，他在實驗室中追隨著一道微光。帕克已經推論過，所以劉易斯也進行推論。研究可以找到細菌，菲佛已經指出某種桿菌就是肇因所在。劉易斯和他實驗室的每個人毫不懈怠地工作了幾天，只睡幾小時，一道工序接著一道工序——凝集、過濾、轉移培養物、注射實驗動物。他ｈｔtps://ｒｅad•９９ｃsw•ｃｏm的團隊也在尋找細菌，他們對第一個患者取了更多的喉嚨和鼻部擦拭物，將其置於培養基上，然後等待；他們高強度地工作著，24小時一班；他們等待著，然而細菌在培養基上生長所需的時間、受污染培養基的數目、干擾他們進程的每件事，都令他們灰心喪氣。

即便在高速運轉的狀態下，整個過程至少也要耗時三周。每隔幾天加大劑量的系列注射實施到成千上萬人身上又要耗費時間。所有這些時間投入之後，疾病將被鏟滅。

劉易斯未曾搞清楚弗萊克斯納的嘗試錯在哪裡，儘管這肯定是那個著名餐廳（在裏面提出過諸多科學問題的解決方案）里曾經多次談及的主題，但當時他沒有時機去深思這個問題，沒有時機全面思考解決的辦法，也沒有時機提出一個具說服力的假說並驗證它。

大部分感染了這種疾病的人劫後餘生，甚至大部分感染了肺炎的人也可以逃過一劫。他們的血液和血清中極有可能含有抗體，這些抗體可以治療或預防其他人身上的疾病。劉易斯和弗萊克斯納於1910年用這種方法對抗脊髓灰質炎時取得過一點成功。波士頓海軍醫院的瑞登（W. R. Redden）醫生記述道：「脊髓灰質炎康復期血清的實驗證據由弗萊克斯納和劉易斯提供。」當時，瑞登和一個同事抽取了流感康復者的血液，析取血清，並從10月1日開始，輪流給36名流感病人注射。這並不是一個具備對照的科學實驗，而且從科學意義上看這些結果也不能證明任何問題。但是，截至他們10月19日在《美國醫學會雜誌》報道結果為止，已有30名病人康復，5名仍在治療，只有1人死亡。

在費城，劉易斯同樣在尋求答案。沒什麼人——包括帕克在內——比他更有可能找到答案。劉易斯是一名醫生的兒子，在密爾沃基長大，曾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並於1904年在賓大完成其醫學訓練。甚至在離開醫學院之前，他就知道實驗室是自己最想度過一生的地方，出身很快就給了他一個好名聲，而他也確實實至名歸。他最初是在韋爾奇、奧斯勒、比格斯和其他一些洛克菲勒研究所科學顧問團成員的手下做初級研究員，從事肺炎研究。劉易斯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西奧博爾德·史密斯對他印象最深。史密斯是世界一流的細菌學家，當時劉易斯正在波士頓為他工作。其後，史密斯將劉易斯推薦給弗萊克斯納，他說哈佛資源不足，無法讓劉易斯發揮才能，還說「他一心撲在研究上」。九*九*藏*書

劉易斯將他所有的注意力都轉向了清洗玻璃器皿，轉向了最為尋常的工作，他要確保工作本身沒有錯誤，同時運用任何從弗萊克斯納的失敗中學來的關於菲佛氏桿菌的知識。

但是，死亡環繞著他，籠罩著他。他將注意力重新投向了生產那唯一一種立刻就能見效的東西上。危機突發之後，一旦有什麼方法見效，他就能夠回到實驗室，通過細緻縝密的實驗來了解並證明它的效力。

首先，他試圖用對付脊髓灰質炎的方法來研製一種流感疫苗，這比注入流感康復者血液或者血清的鈍力性方法更為複雜，至少他懷疑是一種病毒引發了流感。

可是眼前，這個城市並不需要深入闡明科學的實驗室突破，需要的是直接可見的成功。劉易斯作出關於脊髓灰質炎結論的速度極快——大概一年，那是可靠的、開創性的結論，但他目前只有幾周，甚至只有幾天時間。他眼看著屍體堆積在海軍碼頭醫院的停屍房中、平民醫院的停屍房中、殯儀館中，或者就在家中。

劉易斯從用蛋白腖牛肉湯添加血液配製培養基開始，培養他們從病例中分離出的病原體——流感桿菌、Ⅰ型和Ⅱ型肺炎球菌以及溶血性鏈球菌。他親自製備了一小批針對這些微生物的疫苗，並給60個人注射。這60人中只有3人感染了肺炎，無人死亡。對照組則有10例肺炎，3人死亡。

劉易斯讓其他人rｅａｄ.99ｃsw.coｍ來做這項鈍力性工作，它不需要任何真正的特殊技術，其他人也能幹得與他一樣好。他的時間要花在四件事情上，他沒有按順序去做這些事情，而是同時進行，同時推進幾種不同的思路——設計實驗來驗證每個假說。

史密斯給了他至高的讚譽，而這樣的評價對劉易斯而言毫不為過。他似乎是為實驗室而生，至少那是唯一一個使他快樂的地方。他不僅熱愛工作本身，還愛實驗室這個環境，愛將自己藏身於實驗室並沉浸在思考之中。用「愛」這個詞都還不夠，他將所有的情感都投入了實驗室。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劉易斯正著手實現自己的想法，但一場流行性脊髓灰質炎爆發了，弗萊克斯納請劉易斯與自己一起研究那場疾病，劉易斯同意了。這是一次完美無缺的合作，他們有關脊髓灰質炎的工作堪稱高效高質的典範。他們不僅證明了脊髓灰質炎是一種病毒性疾病——迄今仍被認為是病毒學上的里程碑，而且還研製出一種疫苗，當時就能令猴子對脊髓灰質炎100%免疫。之後，研製用於人的脊髓灰質炎疫苗耗時近半個世紀。這一研究使劉易斯成為世界領先的病毒專家之一。

血清只能針對一個特異靶標，如果它能生效，它也只針對一種微生物。為使一種血清有效，劉易斯必定要選擇一個靶標。如果他不得不瞄準一個靶標，那麼他只能選擇菲佛發現的桿菌——流感桿菌，當時它仍是這種疾病最可能的病因。

就在帕克在紐約想方設法要生產出一種對抗疾病的抗血清或者疫苗的時候，費城已瀕於崩潰了。它的遭遇也即將在全國許多城市中重演。

劉易斯並沒有這種終極真理，他也不認為自己掌握了這種真理。客觀地說，他是分離出了流感桿菌，但他也分離得到了一種肺炎球菌和一種溶血性鏈球菌。直覺將他引向了另一個方向，他沿著第三和第四條線索開始了調查。第三條線索引導他的染料實驗由殺滅肺結核細菌轉向試圖殺滅肺炎球菌。

戰爭開始時，國家研究理事會的官員皮爾斯告訴劉易斯，他們打算讓他「參与同流行病有關的特別工作」。這話皮爾斯只向國內四五位科學家說過。

他將這個任務分配給城裡的其他人，包括市立實驗室的負責人，而生產足夠幾萬人使用的量則需要時間。

因此，劉易斯希望是一些技術錯誤——也許是培養基的製備，也許是殺滅細菌的方法太過粗糙，也許是其他什麼地方——能夠說明弗萊克斯納的問題。也許如此。舉個例子，多年後一名年輕的研究生走進一間實驗室，他發現一位有聲望的哈佛教授正在水槽邊清洗玻璃器皿，而他的技術員在工作台邊進行複雜的工作。這名學生問教授為什麼不是技術員來洗玻璃器皿，教授回答道：「因為我總是做實驗中最重要的部分，而這個實驗最重要的就是器皿的清潔。」九-九-藏-書

劉易斯還記得弗萊克斯納在一次腦膜炎大流行期間所做的工作。弗萊克斯納解決了問題並藉此為洛克菲勒研究所贏得了聲譽。其後，弗萊克斯納又成功地解決過類似問題。也許劉易斯也能像弗萊克斯納一樣吧。

因此，他將自己和別人發現的細菌列為靶標。從他見到那些垂死水手的一瞬間起，他就知道自己要立刻開始為之工作。因為即使他猜對了，即使他正在做的可以成功，那也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在他的實驗室和全城所有其他的實驗室中，研究者們不再研究了。他們只是儘力去大量生產。沒有什麼可以肯定他們生產的東西會有效，只剩下希望。

隨後，劉易斯像帕克和威廉斯一樣調整了工藝，真正開始了有規律的桿菌發現之路。他將信息傳達給了衛生官員克魯森。《費城問詢報》和其他報紙——他們都急切想報道一些積極的內容——宣稱他找到了流感的起因並且「以終極真理武裝了醫學界，這為他們戰勝疾病奠定了基礎」。

劉易斯只能希望弗萊克斯納的失敗是出於技術上的紕漏，那很有可能。弗萊克斯納在實驗室里有時候是有些草率。他有一次甚至承認：「在技術方面，從重視細節和完全精準的意義上來說我沒有受過很好的訓練。」

劉易斯琢磨會不會是一種濾過性微生物引發了流感。可是要尋找一種病毒，劉易斯就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這是科學，是最好的科學——至少在微光中探尋時，但他現在進行的不只是科學工作，他要立刻儘力去拯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