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疾病的殺戮仍未停歇。

不久埃弗里就解開了這個謎團。他發現實驗室里所有標識為「酒精」的液體實際上都是水。顯然，是士兵們喝完了這些酒精然後以水代之。他重新使用酒精后便得到了預期的實驗結果——他發現了革蘭氏陰性菌。

有了這個信息，有一定能力的科學家就可以培養和鑒定這種細菌。至少現在他們知道了，如果還不能找到菲佛氏桿菌的話，是因為沒有這種桿菌存在。

幾種可能的病原體在塗片上現身了，它們都有可能是殺手。埃弗里需要知道哪一個才是真兇。

埃弗里在大腦中系統地梳理了這些思路。10月初，他返回洛克菲勒研究所，聽取了來自全國和全世界幾十位同樣在尋找流感桿菌的研究者的報告，其中也有一些尋找流感桿菌失敗的報告。人們一般很容易把找不到菲佛氏桿菌的原因歸咎為技術上的失誤而敷衍了事，因為它畢竟是最難培養的微生物之一。況且，光埃弗里自己的發現就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謎，讓他自己也無法定論是不是真有危機存在。與帕克、威廉斯和劉易斯不同，埃弗里甚至連一個推測性的結論都無法作出。是的，菲佛氏桿菌可能引發流感，它的確可能，可他並不那麼確信。埃弗里沒有在任何報告中聲稱找到了流感病因，也沒有在任何電話或電報中宣稱與用培養物感染馬匹生產血清或疫苗有關。

關於埃弗里做實驗的情況，一個同事說：「他的態度與獵手尋找獵物時的情形很相似。對獵人而言，所有的元素——岩石、植物、天空——都蘊涵了信息和深意，讓他融入到獵物的世界中去。」埃弗里具有獵手的耐性，他可以埋伏守候一小時、一天、一周、一個月、一個季度。如果這個獵物足夠緊要，他可以等待一整季，然後繼續一季又一季地等下去。但他並不只是等待，他不會浪費任何一個小時，他計劃著、觀察著、學習著。他研究獵物的逃脫線路，隨後將之封鎖；尋找最佳的制高點；把獵物途經之地圈起來，並將範圍逐漸收小直至獵物自投羅網；他還會設下陷阱。例如，通過皮膚擦傷將肺炎球菌導入來進行研究，儘管免疫系統輕易控制住了皮膚的細菌感染，但這也給了他在試管之外進行細菌實驗的機會。他曾告誡道：「假如跌倒，就要撿起點什麼。」他還常說：「失望是我的家常便飯，我從中汲取營養。」

9月27日，韋爾奇、科爾和沃恩從德文斯營致電公共衛生部部長：「已經確定德文斯軍營的流感由菲佛氏桿菌引發。」

出師不利，革蘭氏染色實驗的結果令人困惑。在這個實驗中，用結晶紫給細菌染色、碘液媒染、酒精脫色，然後再用一種對比染料染色，最後呈藍紫色的細菌被稱為「革蘭氏陽性菌」，反之則為「革蘭氏陰性菌」。革蘭氏實驗的結果就像是證據，證明一個攻擊者是清白還是有罪。但這個答案只排除了一部分細菌的嫌疑。

研究者們努力想發現一些——隨便是什麼——有幫助的東西，可以抑止這場爆發性疾病。雖然沒有人找到確定的東西，但費城的劉易斯、紐約的帕克、芝加哥的梅約診所，每個實驗室都各循其道，生產著足夠幾十萬也許幾百萬人用的疫苗和血清，同時一批數目龐大的疫苗從波士頓橫跨全國運至舊金山。10月3日，華盛頓的戈加斯辦公室向總部全體人員提供了抗肺炎球菌疫苗，科爾和埃弗里對這種疫苗寄予了極大的希望，該疫苗當年春天已在阿普頓軍營接受過了檢驗——而且非常成功。https://read.99csw.com

韋爾奇第一次去德文斯營觀察屍體解剖期間，在驗屍房外打了三個電話：一個打給哈佛的一位病理學家，請他來指導進一步的解剖工作；一個打給戈加斯辦公室，警示流行病即將到來；還有一個打給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埃弗里，讓他乘下一班火車從紐約趕來。韋爾奇希望埃弗里能鑒定導致德文斯營士兵死亡的病原體。

巨大的壓力無所不在。大流感爆發時，另一位霍普金斯的畢業生、時任陸軍肺炎委員會中校的奧佩正在阿肯色州的派克軍營。奧佩曾在麻疹流行期間去過那裡，因為派克軍營的肺炎發生率居全國軍營之首。現在，他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心研究流感。羅素替戈加斯傳話，要求「每日……一份報告，說明你的發現並對此加以解釋」。他每天都要彙報。如果發現了任何事關進展的蛛絲馬跡，他必須要知會戈加斯——並且是馬上，這樣信息才能被共享。奧佩並不缺乏實驗材料——派克軍營有6萬人，在大流行的頂峰時有13 000人需要同時住院治療。

由於投入得太深，埃弗里不希望受到干擾。他不是粗魯、苛刻或者胸襟狹窄的人，遠非如此。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員一律都成了他最忠實的擁躉，但他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越鑽越深，這是一個他能夠定義並且對其加以一些控制的世界——雖然狹窄。

埃弗里開始了堅定不移的探索。他從屍體入手，那些人都剛死不久，有些屍體摸上去甚至餘溫尚存。通過戴著手套的雙手，他仍能感覺到依舊溫熱的肺部及呼吸道上潮濕的海綿質。他找出最明顯的感染區域，並從上面切下組織樣本，研究膿包，尋找導致死亡的微生物。這個瘦小的男人被年輕士兵的屍體所包圍，興許會有點害怕，但他有勇氣。他也不是在「獵兔」，他對抓兔子可沒有興趣。

與其他研究者不同，埃弗里並未發現任何革蘭氏陰性菌。而流感桿菌是革蘭氏陰性菌。這個實驗不容置疑地否定了流感桿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所有革蘭氏陰性菌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可能性。埃弗里重複了實驗，仍未發現革蘭氏陰性菌，一個也沒有。

除了研製抗肺炎球菌疫苗，研製抗肺炎球菌血清也很困難，在參加試驗的29名感染Ⅰ型肺炎球菌病人中，有28人用該血清治愈。製備疫苗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這兩個月的過程是非常艱難的：要製備300升肉湯——肺炎球菌在普通肉湯中常會溶解，這就意味著要添加一些稍後必須分離出來的化學成分——將其濃縮，用酒精使其沉澱出一部分，分離出添加劑，將之標準化。埃弗里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員在培養基製備上作了一個重要的改進：通過調節培養基中葡萄糖的含量，將產量增加了10倍。但是，他們用離心機一天仍然只能處理25升，這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九*九*藏*書

不過，狹窄並不就意味著小。埃弗里的想法絲毫不見小。他將信息作為一塊跳板、一個起跳點，可以讓其思想自由地徜徉。確切地說，是自由地——甚至是毫無顧忌地——直奔推測。麥克勞德（Colin Macleod）和迪博一樣是埃弗里的得意門生，他說，每當實驗得到了出乎預料的數據，埃弗里的「想象力立刻就被點燃了……他會竭盡全力去探究理論上的線索」。

他準備……每一件事，想要控制每個結果。甚至在為數不多的幾份演說稿上，他也標記出哪些詞要強調，哪裡要改變語調，哪裡要作微妙的表達，甚至連即興談話中的每一個措辭、每一次停頓，都像是認真準備過、權衡過，也許還排練過。他毗鄰于實驗室的私人辦公室也反映了他的興趣所在。著名科學家迪博稱其「小而簡陋，空無擺設，沒有相片、紀念品、圖畫、閑書和其他用來裝飾並堆滿辦公場所的令人愉快的物什。這種簡樸也就意味著，為了完全集中於一些選定目標，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放棄了多少東西」。

大流行過後若干年，埃弗里的同事和朋友多茲獲得了科伯獎章（Kober Medal），埃弗里早年也曾獲得過這個獎項。在賀辭中，埃弗里描述了多茲的工作準則，他也可能是在描述自己：「結果……不是偶然觀測的隨機產物。它們是經年累月審慎的思考、客觀的判斷和細緻的實驗所取得的成果。我從未見過他的實驗台有堆滿培養皿並把試管插得如森林般密密麻麻的時候，線索會在這堆東西中消失，而研究者則迷失在混沌思想的茂密叢林之中……我從未見過他參与漫無目的的競賽或者志在必得的研究。但我常常看見的是，當他周圍所有的人非常活躍地像布朗運動的微粒一樣飛來掠去時，他冷靜地坐著，陷入沉思中；然後，我看見他回過神來，微笑著漫步到桌邊，拿出一支移液管，借來幾盒培養基，或者一罐冰，開始做一個能解答問題的簡單實驗。」九九藏書

他在實驗室里擺滿培養皿，用幾十種不同方法來準備培養基，孤立不同的因素，並且觀察哪個培養皿中的細菌長得最好。然後，他增加每個可能促進生長的因子的量。在每個單獨實驗的背後都有一個假說。比如，他已經知道肺炎球菌會抑制菲佛氏桿菌的生長，所以，他要阻止一切肺炎球菌的生長。他比當時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肺炎球菌的化學性質和新陳代謝。他在培養基中加入一種化學物質，即油酸鈉來阻止肺炎球菌的生長，見效了——在有油酸鈉的培養基中，肺炎球菌果然不再生長，而菲佛氏桿菌則生長得更好。

埃弗里比在德文斯時更為努力地鞭策自己——他一貫努力鞭策自己。他吃在實驗室，同時進行幾十項實驗，少眠不休，與羅西瑙還有其他人在電話中交流看法。他像鑽孔機一樣鑽入實驗之中，將它們鑽裂，在數據的每條裂縫中尋找線索。然而，如果他逼迫自己工作，就無暇顧及下結論了。

埃弗里在德文斯待了很久，好讓自己有時間培養細菌。像帕克和劉易斯一樣，他最初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他也發現了菲佛氏桿菌。在實驗的30具士兵屍體中，他在22具上發現了流感桿菌，他將這個結果報告了韋爾奇。這時，哈佛病理學家沃爾巴克也應韋爾奇之邀來德文斯營助一臂之力，他發表了更為有力的聲明：「每個病例都表明，流感桿菌的純培養物在很多情況下是來自一個或多個肺葉……而混合培養物（通常和肺炎球菌一起）則來自有顯著支氣管擴張的地方……因而近期出現的流感桿菌純培養物通常存在於上葉中。」在《科學》的一篇文章中，另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者也寫道：「病原體被認為是菲佛氏桿菌。」

經過幾周時間，埃弗里的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菲佛氏桿菌的生長還需要在培養基中添加血液，這並不罕見，但血清會令油酸鈉失活。於是他離心分離血液，用分離出的紅細胞培養桿菌。他的實驗表明，往培養物中加入接近體溫的血液會抑制桿菌生長。埃弗里發現，熱的血液（如在培養基中加入34℃的血液）使流感桿菌生長旺盛。

埃弗里立即離開實驗室，穿過幾個街區走回家換衣服，然後就去了賓夕法尼亞車站，那是一座宏偉高聳的建築。火車穿過康涅狄格州的鄉村，經過一連串的車站——紐黑文、普羅維登斯、波士頓，直至德文斯。一路上他就開始準備，琢磨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

迪博則換了一種說法來形容埃弗里。他認為在處理社會關係中的混亂問題時，埃弗里會感到無所適從、無能為力，但他認為埃弗里在對付自然的混亂問題時遊刃有餘。埃弗里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具有「能直擊要害的敏銳得不可思議的感覺」，以及「對事實富於想象的觀點……他有一種將那些事實組合成意味深長、優美流暢結構的創作衝動……確實，他的科學工作與藝術創作有許多共同點——並不仿效現有的事物，而是超越了它們並將其本質闡明」。https://read.99csw.com

埃弗里立即發表了該培養基（後來以「巧克力瓊脂」而聞名）的配方。他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發表的文章中寫道：「也許分離和培養這種微生物的技術困難要為不同實驗室的糟糕結果負部分責任……使用這種培養基會使實際病例和康復期患者的流感桿菌陽性檢出率增加。」

埃弗里仍然不會貿然行事，不會討論一個他還沒打算支持的結論。然而，基於埃弗里的工作，科爾告訴羅素：「我越來越不傾向於將原發感染歸因於流感桿菌——雖然在流感的真正病因被找到之前，還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對於抗肺炎球菌疫苗接種能夠迅速推行我抱有很大希望。而抗流感接種疫苗」——這裏他的意思是抗流感桿菌的疫苗——「在我看來仍有疑問，我們已經有很好的證據可以證明抗肺炎球菌疫苗接種會有很大幫助。」他補充道：「我覺得流感大流行為這種疫苗的研發提供了機會，否則它不可能完成。」

然而，事情並未完全確定，至少對埃弗里來說是這樣。儘管他尊敬沃爾巴克，對帕克、威廉斯和劉易斯更是敬重有加——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得到相同的結論，但埃弗里只將結論建立在自己的發現上，而這一發現還未使他自己確信。在7例屍體解剖中，他沒有發現任何細菌入侵的跡象，但肺部受損。而且，他在一例中發現了潛在的致命細菌，但那細菌卻未有菲佛氏桿菌的特徵，在約一半的病例中他找到了菲佛氏桿菌和其他微生物，包括肺炎球菌、溶血性鏈球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雖是一種致命微生物，但卻很少引發肺炎。

埃弗里遵循他常用的系統方法，採取最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步驟。這並不是激動人心的一步，他全力去完善工具，尋找更容易培養流感桿菌的方法。如果他成功了，那麼所有人就能知道，之所以找不到桿菌是因為能力問題還是因為這種細菌不存在。

韋爾奇曾經向埃弗里說過自己的擔憂：儘管臨床癥狀看起來類似流感，但它可能是一種新的疾病。埃弗里的第一步仍然是尋找流感桿菌的存在，每個人都認為它是流感病因的首要嫌疑犯。埃弗里很了解菲佛氏桿菌，包括它培養起來有多困難，而化學性質又令其難被染色，從而很難在顯微鏡下的塗片上看到它。這種細菌的化學性質和代謝引起了他的興趣。他想弄清楚如何讓這種細菌生長得更好，如何讓它更容易找到，如何讓它更容易鑒定。對他來說，做任何事情（包括清洗玻璃器皿）都要追求精確和專業。

即便受困於死亡和壓力，埃弗里也不會貿然行事。更多的研究者找不到流感桿菌的報告從全球飛來。這本身說明不了什麼。這差不多就是對細菌學家在實驗室培養菲佛氏桿菌技術的檢驗。例如，在愛荷華州的道奇軍營，細菌學家只在9.6%的屍體解剖中發現菲佛氏桿菌。一份官方的陸軍報告指責他們：「低檢測率毋庸置疑要歸咎於處理培養物的技術太差……這個軍營的……細菌學方法……很不可靠。」格蘭特軍營實驗室的主任在疾病爆發前三個月剛被韋爾奇誇為「出類拔萃」，他進行了198次屍體解剖，也只發現6例有菲佛氏桿菌。即便如此，他的報告還說：「我們傾向採取的立場是，該研究並未證明菲佛氏桿菌和大流行之間關聯不充分，這是由實驗技術不規範產生的。」九-九-藏-書

也許這就是原因。也許是技術錯誤阻礙了道奇和格蘭特軍營及其他地方的研究者們鑒別出這種桿菌。或許，菲佛氏桿菌本來就不存在，又如何鑒別呢？

埃弗里行事獨特。比起壓力來，工作方向受限對他的困擾更甚，如果他不能沿著線索（無論它會指向何方）追蹤下去的話，他就不能按自己的步調行進，不能從容地思考。所謂的權宜之計有悖於他的天性。他的工作就像站在懸崖之巔。鑽研一件事時他就直潛入最深處，沿著最窄的通路並進入最小的穴|口，不會遺留懸而未決的枝節問題。他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是居高臨下的、目標明確的、嚴密的，而且是受控的。

此刻，在致命的大流行期間，圍繞著埃弗里的一切事和人——甚至包括來自韋爾奇的壓力——將思考束之高閣、把觀察和準備擠到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埃弗里最為蔑視的方式：布朗運動——液體中微粒的隨機運動。其他人憎恨流感，因為它奪走人的生命。埃弗里當然也因此產生憎恨，但他的憎恨還源於流感對他個人的攻擊，對他的正直施加的攻擊，他是不會向流感低頭屈服的。

他不會貿然行事。他背負著壓力，人人都背負著壓力，但他不會貿然行事。在洛克菲勒，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將全部精力投入流感的人。瑪莎·沃爾斯坦幾年前與弗萊克斯納合作研製針對菲佛氏桿菌的血清，但沒有成功，她當時也在康復者的體內尋找抗體。多茲正在對咽喉進行深入研究。其他許多人也都在研究這種疾病，但他們的進展甚微。10月中旬，科爾向戈加斯辦公室報告：「我們得照料醫院和研究所內出現的流感病例，這些病人佔滿了我們所有的空間。」因為治療這些病人要花時間，他補充道：「迄今為止，我們沒能增加多少關於這種疾病的知識。」

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埃弗里抵達了軍營，立即開始在實驗室做實驗。他幾乎完全不受周圍混亂的影響。到達驗屍房之前，他像韋爾奇、科爾、沃恩、羅素以及調查團的其他成員一樣，要跨過地上那些裸|露著的或者由血跡斑斑的被單覆蓋著的年輕屍體，但他絲毫未受影響。

他並不那麼確信。

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詮釋這些發現。它們可能意味著菲佛氏流感桿菌並不是這種疾病的肇因，但這又是唯一有可能的結論。菲佛氏桿菌也許就是病因，其他細菌在它感染受害者后尾隨而來並趁免疫系統之虛而入，這也不是沒有可能。找到幾種病原體也許能更加確定菲佛氏桿菌的元兇身份。當有其他細菌——尤其是肺炎球菌或溶血性鏈球菌——存在的話，菲佛氏桿菌在實驗室培養基上的生長就較差。所以，當它在所有培養物中與其他微生物還能共存時，這種存在可能就表明了流感桿菌曾在患者體內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