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機構也一如人類，能反映出其內在的逐漸養成的個性，尤其是領導力。遺憾的是，它們傾向於鏡射人性不怎麼光彩的一些特性——擴張、保護一己之私乃至勃勃野心。機構幾乎從不作出犧牲。由於依規則而生存，機構又缺乏自發性，它們與藝術家和科學家不同，並不是藉助于產生體系和規律的既定視角來規整混亂，而是通過封鎖和隔離不適合自己的東西達到此目的，這使得它們變得非常官僚。

馬奇表示收到了戈加斯部門的警告，但他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裝載港的總醫官重申了——更為強調地——這項警告：「［運兵艦上的］情況如同一個火藥庫，對未受到前次［流感］發作保護的士兵而言，火星遲早會引發大火。而受到前次疾病發作保護的軍隊就好比火藥庫中的火藥已被移走一樣安全。」馬奇依舊視若無睹。戈加斯部門極力主張，前往海外的軍隊要麼在離開前隔離檢疫一周，要麼避免船上過度擁擠，但馬奇什麼也沒做。

將人分成隔離組的安排有一大缺陷。他們需要吃飯。這群人在吃飯時是混在一起的，他們呼吸著相同的空氣，他們的手會接觸到自己的嘴和幾分鐘前別人剛剛摸過的桌子，還有門。

最好的機構會通過兩種途徑來避免官僚化最糟的方面。它們中有些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機構，僅是個體組成的一個鬆散的聯盟，每個個體很大程度上是自由行動的，他們的成就與這個機構無關，但他們可以憑藉聯盟來分享其中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機構僅提供一個行政單位來扶持個人，讓他/她茁壯成長，而合眾之力往往超過個人之力的總和（洛克菲勒研究所正是這樣一個機構）。另一些機構則通過凝練一個明確目標來避開官僚化最為有害的因素。它們的規則同指揮體系這樣的程序性問題無關，而是集中於如何實現某一特定的結果、如何基於經驗提供有效的指導。在這種機構中——無論它有多開明——創造力毫無用武之地，但它們執行和完成日常事務的效率卻很高。它們像專業人員一樣工作，盡責完成任務。

運送那些亟需治療的人到戰場上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那一趟趟航行究竟令多少士兵喪命已無從計算，況且還有無數在船上感染而到岸上才死去的人。能知道的是，每一人死去至少對應有四五個人病重得數周之內都沒有任何行動能力。這些人在歐洲與其說是幫手，還不如說是負擔。

布盧依然沒有拿出任何與這場疾病作戰的組織計劃，他只採取了兩項行動：發表他對避免染上流感的建議以及要求美國科學院鑒定病原體。他寫道：「考慮到流感爆發將影響戰爭生產，公共衛生部希望能做到十全十美……如果研究會能夠安排合適的實驗室來進行研究的話，我部將把它視為非常有價值的工作……關於該傳染病有機體的本質。」

威爾遜建立了控制和發放糧食的食品管理署、負責配給煤和汽油的燃料管理署以及監控整個經濟的戰爭產業部。除了鐵路實際控制權沒有到手之外，他接管了一切。他創立了聯邦資助的河流駁船線，將貿易重新引入了密西西比河，那裡的貿易曾因競爭不過鐵路而一度中止。他建造了許多軍事設施，每一個都配備至少數萬名士兵或水手。他開創的產業使數十萬勞工和在建的幾百艘船隻一同擠在全美的造船所，還要挖掘新煤礦產煤以滿足工廠需要，這些工廠令美國再也不用受制於英、法兩國的武器和軍需品了——因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同，美國還不是民主國家的彈藥庫。

威爾遜任命了一些強硬分子進入政府，這些人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主導整個國家的思想，支配國家的經濟，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負責國民健康事務。公共衛生部部長布盧雖然負責國民健康，但他卻不是一個強硬角色。

佛蒙特州第57團團長吉布森（Gibson）上校記錄了他們團在「海怪」號上的經歷：「船上擠滿了人……當時的環境使流感以極快的速度擴散……病人的數目急劇增長，華盛頓方面清楚當時的情況，但那時協約國軍隊求人若渴，我們不得不繼續前行，而不計可能為之付出的巨大代價……很多醫生和護士都生病了，所有尚能工作的醫護人員都苦苦支撐，到了極限。沒有見過那時夜間情景的人是絕對無法想象的……受到驚嚇的呻|吟和哭泣混雜著患者求救的呼聲，看起來就是真正的人間地獄。」

最後，布盧開始整頓公共衛生部了。醫生和護士是人們所需要的，沒錯，就是醫生和護士。但是，那時病毒已經橫貫全國，在邊界、海濱地區紮根，慢慢向內陸擴展，到達丹佛、奧馬哈、明尼阿波利斯、博伊西，侵入阿拉斯加，並跨過太平洋到了夏威夷，病毒已經登陸波多黎各，正向西歐、印度、中國和非洲進發。

布盧幾乎還是無動於衷。9月22日，星期天，華盛頓的報紙報道，就在華盛頓市外的漢弗萊斯軍營（現今的比弗堡）有65人死亡。

最終，在緊挨著這些報道的一欄中，地方報紙終於發表了政府對疾病的首次通告：

地方長官和市長們都在要求支援，向華盛頓的所有人懇求幫助。馬薩諸塞州的官員特別請求州外的支援，請求州外的醫生、護士和實驗室的援助。馬薩諸塞州的死亡人數已經升至數千人，地方長官麥考爾向其他州的州長們發了電報，尋求他們能提供的任何幫助。9月26日，他正式九_九_藏_書向聯邦政府提請幫助。

《科學》雜誌（當時同現在一樣，是一本由科學家寫給同行看的雜誌）登載的文章寫道：「流行病總是突如其來，而且就像一股強大的、無法控制的洪流，產生著猛烈怪異的影響。這種疾病的傳播從來不是小心翼翼的，無論何時它突然現身，都令人措手不及。」

不管怎麼樣，克勞德的當機立斷很可能拯救了數千條生命，但他取消徵兵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他這麼做只是因為他意識到這是一場讓人無力抵抗的疾病，會製造混亂，將軍營攪個天翻地覆。疾病過去前將不再有訓練。他相信讓更多的新兵捲入這場混亂只會使混亂更甚，延誤秩序的恢復及士兵的訓練。在《大教堂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T·S·艾略特（T. S. Eliot）稱之為「最大的背信棄義：以錯誤的理由去做正確的事情」。那些因克勞德而保住性命的人也許並不會贊成他的觀點。

克勞德取消了徵兵，可布盧還是沒有為應對緊急情況採取任何行動。相反，負責華盛頓有關事務的公共衛生部高級官員還對新聞界重申，沒必要驚慌失措。

其他船上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地板上到處是出血病人的斑斑血跡，健康者踩著走過去，弄得甲板上濕滑不堪。最後，醫務室的房間不夠用了，臨時房間也不夠用了，某段時間里，醫護兵和護士不得不將病人抬到甲板上去，他們在那一躺就是幾天。當時在「大不列顛」號上的華萊士（Robert Wallace）記得，他們躺在甲板上時遭遇到暴風雨，船不停地搖晃，海水沖刷著排水孔，沖刷著他們的身體。他們渾身都濕透了，衣服、毯子也都濕透了，這令他們不停地咳嗽，唾沫四濺。每天早上勤務兵都要搬走好多具屍體。

儘管在離開之前出現流感癥狀的人都沒有上船，離港后48小時內被流感擊倒的士兵和水手還是擠滿了醫務室。病床上一個擠一個，到處都是病人，咳嗽、出血、神志不清，一房又一房的健康者漸漸地變成了病人。護士們也病倒了，恐怖隨之降臨。

早些時候，威爾遜曾談及一種「沒有勝利的和平」，並相信只有這種和平才能持久。但現在，他沒有給出任何戰爭快要結束的跡象。儘管戰爭已經結束的傳聞曾散播全國，令民心大振，但威爾遜很快就予以否定。他也毫無憐憫之心，與其說是在拚死作戰，不如說他只是為了殺戮而戰。要戰鬥，你必須殘忍無情。他說，武力！他命令著，把武力用到極限！不給武力加任何限制！正義和成功的武力將成為世界的絕對法則，會將所有自私的統治打倒在地。

布盧清楚美國爆發流感的可能性。8月1日，《孟菲斯醫學月刊》（Memphis Medical Monthly）刊登了他對此發表的評論，警告公眾流感的存在，但他對流感卻毫無防備，甚至當流感開始顯露出致命的跡象時，甚至在科爾催促他所在的部門趕緊去收集資料時，布盧或他的部門都沒有收集有關世界各地這場疾病的任何信息，也沒讓公共衛生部門作任何應對危機的準備。

布盧長著一張方臉，擁有厚實的運動員身材，還是一名業餘拳擊手，其體格即便在步入中年後還非常強健。但他在許多要緊的事情上卻不顯強硬，比如領導能力。當他進入一個嶄新的領域，那個有無數同行以各色方法開闢新路的領域時，他既毫無起步之意，也沒有顯示出專業精神，甚至連一點熱情都沒有。即便他不算蠢材，他也缺乏提出重要問題的真正嚴謹性或者創造力。他從未在公共衛生方面表現出任何特殊才能或遠見卓識。

相反，布盧的所作所為比撒手不管還要糟——他阻礙開展相關研究。1918年7月28日，布盧拒絕了麥科伊申請一萬美元用以肺炎研究的請求，後者是衛生實驗室的主管，那項研究原本計劃完成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工作。雖然國會在1912年批准了他們研究「人類疾病及影響其傳播的條件」，布盧還是作了這樣的決定，認為麥科伊的「研究對法律實施而言並非當務之急」。

連對和平的期盼都無法扭轉這股勢頭。8月中旬，當這股致命的流感浪潮愈發強大的時候，奧地利已經在探詢和談條件了，但威爾遜徹底回絕了。當流行病的勢頭積聚到頂九*九*藏*書峰之時，距和平僅幾周之遙了。9月29日，保加利亞簽署了停戰協議。30日，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准許德政府實行議會制；同一天，魯登道夫警告政府說，德國方面要是再不推進和平試探，災難——一場馬上就要爆發的災難——將接踵而來。德國外交官表達了求和意向，但威爾遜不予理睬。同盟國——德國和它的盟國——之間同時斷絕了來往，內部也開始瓦解。10月的第一周，德國和奧地利分別向協約國發出和平試探。10月7日，奧地利正式向威爾遜遞送了一份外交文書，願以威爾遜提出的任何條件來尋求和平。10天——一段充滿戰爭和死亡的日子——之後，這份文書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在科學對抗自然之時，社會也開始對抗自然的影響。這超出了任何個體或單個團體的應對能力，所以，要想有機會來緩解流行病的破壞，必須做好組織、協調和實施。這需要有一個領導階層，同時也要求各機構服從領導。

這次成功令布盧結識了一些有權勢的盟友。（儘管如此，他在阻止瘟疫從家鼠擴散到野生嚙齒類動物身上並非很成功。目前瘟疫存在於松鼠、草原土撥鼠，還有通向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科羅拉多州的大部分大西洋海岸和內地的其他動物身上。）1907年，當瘟疫再次現身舊金山市時，布盧被召了回來，這又一次的成功為他贏得了勢力更強大的朋友。1912年，他被提拔為公共衛生部部長。同年，國會擴大了公共衛生部的權力範圍，布盧以公共衛生部部長的身份全力爭取國家醫療保險，這是當時醫學界所大力提倡的。1916年，他當上了美國醫學會主席。他在就任演說中宣布：「有明確的跡象表明，健康保險將是社會立法下一階段的重要內容。」

醫生和護士人手不夠，特別是護士。正當疾病像韋爾奇、沃恩、戈加斯以及數十位私人醫生警告過的那樣擴散開來時，終於，布盧參与進來了，國會開始起作用了。省去了聽證或辯論的過程，國會向公共衛生部撥款100萬美元，這筆錢足夠布盧僱用5000名用於應對緊急事故的醫生工作一個月——如果他找得到那麼多能擔當此任的醫生的話。

在有關流感的事情上，若說威爾遜為軍隊做的是關心了一下運兵前往歐洲情況的話，那他為民間所做的更是少之又少。關於流感，他在公開場合還是什麼也不說，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私下裡說過什麼，或者就政府的公務部門能為抵抗疾病做些什麼詢問過什麼人。

9月21日，星期六，華盛頓出現首例流感死亡，死者是喬雷（John Ciore），他是一位鐵路制動員，四天前曾在紐約接觸到流感病人。同一天，弗吉尼亞州彼得斯堡市外的李軍營中有6位流感患者死亡，新澤西州迪克斯軍營里有13名士兵和1名護士死亡。

無論如何，海運隔離沒有一次成功，病毒已經到這了。但布盧的話證明了他為公共衛生部整裝迎接這場衝擊所做之少——其實他根本就毫無作為，而他為整個國家作的準備就更是少得可憐了。

威爾遜建立了巨大的宣傳機器、國內間諜網、深入居民區的債券發行機器。他甚至成功地限制了言論自由，1918年夏天不僅逮捕、關押了激進的勞工領袖和德語報紙編輯——其中有些被羈押十多年，還有一些頭面人物，甚至包括一位國會議員。

布盧的下屬也多為庸碌無為之輩。8月底，聯邦碼頭爆發了流感；9月9日的報紙報道，流感的受害者佔滿了「波士頓港所有醫院的病床」；德文斯營都已有3500個流感病例；馬薩諸塞州的醫院里也擠滿了市民。然而，地方公共衛生部官員後來卻執意說：「官方首次了解到疾病的存在是在9月10日。」

10月，而非4月，將成為最為殘酷的月份。

如果連對和平的期望都不能令威爾遜和他的政府回心轉意，那他們就更不可能被一種病毒動搖了。美國政府不情願、無力、或者說徹底地拒絕轉移目標，將導致更多的人死亡。關於那場疾病，威爾遜未對公眾作出任何解釋，政府的重心也不會轉移。對流感受害人的救濟得不到食品署、燃料署或鐵道署的一點支持。無論是白宮，還是任何高級管理層，都不會出面予以領導，也不會做出任何確定重點、協調衛生福利工作的嘗試或是下放資源的舉動。

馬奇對戈加斯部門給他的建議絲毫不提，他堅持說已經做好了所有可能的防範：上船前，士兵都被篩選過，生病的人已從運送名單上剔除，有些船隻甚至在真正橫渡大西洋開始前，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省和新斯科舍省將病重的人送上了岸。無論因為何種緣故，如果美軍不能到達法國，德軍就會士氣大振。馬奇說，的確，航行途中有人死在船上，但「每個這樣的士兵同戰死法國的戰友一樣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9月18日前，布盧甚至沒有過問美國哪些地區受到病毒感染。

就在韋爾奇踏出德文斯營屍體解剖室、致電戈加斯辦公室的當天，他的警示報告就已送達參謀長，強烈要求：除非有絕對的必要，否則必須停止任何人員的轉移，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從已受感染的軍營中轉移人員。該警告稱：德文斯營的死亡人數很可能將超過500……德文斯營的情況很可能在其他大軍營中重演……新兵十有八九會染病。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海怪」號和其他運兵艦向歐洲輸送了約10萬士兵，這一趟趟的橫渡酷似火車運送3100人從格蘭特軍營到漢考克軍營去的情況——它們都成了死亡之渡。

戈加斯的上級無視這則警告。不管怎麼樣，軍營之間的來往仍在繼續；直到數周之後，隨著一個個軍營的癱瘓，毫不誇張地說，是當垂死或者已死的士兵達到數萬名時，軍九-九-藏-書隊才有些調整。

機構是一種群體和個人的奇異混合體。它們是抽象的，其運轉遵照一套規則，而不取決於個人判斷以及人和人交往時產生的情感反應。建立機構的行為使機構失卻人性而機械化，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種主觀專斷的障礙。

這真是大胆的一步！克勞德不顧統領美國遠征軍的潘興（John J. Pershing）將軍尚未消退的慾望，為人類做了件好事。在法國，潘興正在奮力作戰，同一天早些時候還大舉進攻了默茲—阿爾貢地區。當美國人跳出戰壕開始猛攻時，德國人早就陣腳大亂了。命令手下投降的德軍將領馮·加爾維茨（Max von Gallwitz）在官方記錄中寫道：「我們再也沒有煩惱了。」

10月7日，格雷森說服威爾遜將馬奇召到白宮來討論這個問題。那天晚上威爾遜說：「馬奇將軍，有一些能力和愛國心都絕強的人向我提出請求，我應該在這場流行病得到控制以前停止向法國運送軍隊……而你拒絕停止輸送。」

9月17日，病毒傳播到普吉特灣。

興許布盧在公共衛生部職權之外考慮過進一步的行動，反正在他的領導下，這個部門就是一個官僚機構，那裡的官僚政治沒起過一點好作用。10年之前，他在新奧爾良就任的時候，黃熱病流行還襲擊了那裡，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後一次流行黃熱病。公共衛生部命令該市預支250 000美元給聯邦政府，作為政府幫助那裡擊垮流行病的開銷的補償。僅僅數周之前，他剛拒絕了衛生部首席科學家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爾以及埃弗里關於肺炎研究資金的申請。

儘管如此，有一個人的確起了作用。9月26日，雖然還有很多訓練營尚未出現流感病例，克勞德司令取消了下一批徵兵（在這之後的一批徵兵也被其取消了）。這次徵兵原先是要安排142 000人到軍營中的。

威爾遜用史無前例的方式將政府影響滲透到了國民生活之中。聯邦政府的權力擴張於1918年春到達極點，置流感侵襲的浪潮已經漫過了一個又一個軍營于不顧，政府仍把徵召男性入伍的年齡範圍從21—30歲擴大到了18—45歲。就在1918年5月23日那天，負責監察徵兵的克勞德司令下達了「要麼工作，要麼戰鬥」的命令，要求沒有受雇於支柱產業的人必須入伍——這項命令導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縮短了賽季並讓許多球員趕緊去做「必須」的工作，並期望「擴招年齡段內的所有男性將於一年內被徵召入伍」。政府說的所有男性，據估計有1300萬人，在9月12日按規定登記註冊。克勞德吹噓自己「在一天之內做到了普魯士獨裁政府用了近50年去完成的事情」。

海上葬禮開始了。沒過多久，與其說這是葬禮，更不如說變成了大掃除。甲板上屍體一具挨著一具，說幾句話，念一個名字，一具屍體就從船上落入大海里。「威廉敏娜」號（Wilhelmina）上的一名士兵注視著從他們護航的「格蘭特」號拋下一具具屍體，沒入浪花中，「我承認我感覺喉頭哽咽，幾乎要潸然淚下。就這樣成了海底的孤魂野鬼，這種死亡的形式實在太糟糕了」。

軍隊（尤其是陸軍）將直接面臨病毒的威脅。戈加斯已經盡其所能、盡任何人所能來為緊急情況作準備，但軍隊沒有給予平民任何支援。相反，它甚至動用了更多的民間資源。

布盧在1892年完成醫學學業后立即加入了公共衛生部，在那裡度過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他接手的任務令他常常奔波于各個港口之間，包括巴爾的摩、加爾維斯敦、新奧爾良、波特蘭、紐約和諾福克。他在各地的醫院和檢疫站工作，忙於衛生事務。1903年舊金山爆發了一場腺鼠疫，他的機會也隨之降臨了。另一位公共衛生部官員，同時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科學家與當地政府及商賈展開了一場爭論，因為那些人拒絕承認舊金山市存在腺鼠疫。並不是布盧證明了腺鼠疫的存在——而是弗萊克斯納。為了解決這場爭端，作為科學小組的一員，弗萊克斯納在實驗室里證實了鼠疫桿菌——但在布盧的爭取下，當地權勢勉強同意與其合作來控制這場疾病。這並非易事，布盧既要監督對家鼠的殺滅，又得「讓州內各部門的利益得到充分協調」——某篇讚頌的報道這麼說。

在流感爆發之前，戈加斯想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來保護上百萬名士兵免受疾病之苦。相比之下，海軍醫療部門負責人布雷斯特德就做得少多了，根本無法與戈加斯相提並論，不過他還是支持了波士頓的羅西瑙和費城的劉易斯這些人的工作。

公眾已經了解到疾病正在掃蕩一個又一個軍營，殺死了無數士兵。上面這些口號性的說白實在難以令人安心。三天後，htｔps://ｒｅad•99cｓw.ｃｏｍ華盛頓出現第二例流感患者死亡——簡斯（John Janes），和第一位死者一樣，簡斯也是在紐約受到感染的。那天，陸軍、海軍和紅十字會的高級醫務人員在華盛頓會面，探討如何幫助個別州來應對疾病。布盧沒有與會，公共衛生部也未派遣任何代表列席這次會議。當時已有26個州報告發現了流感患者。

公共衛生部直到9月13日才發表公開評論：「由於歐洲國家的混亂情況，目前還沒有關於該疾病本質和流行趨勢的官方信息。」同一天，布盧對所有檢疫站發布了檢查到達船隻流感情況的通知，但「在地方衛生當局得知之前」，這則通知不過是建議延緩受感染船隻入港而已。

所有這些都來勢洶洶、指向明確、勢不可擋。

雖然紅十字會與政府的合作很緊密，他們還是沒有得到政府的資助或指導，包括支付公共衛生的開銷。早在布盧要求之前，紅十字會就已經撥出了一部分錢用於同流行病作鬥爭，並以一己之力去做這些事——而且規模很大。紅十字會護理部門已經開始動員「家庭防衛護士」——這些都是職業護士，均為女性，她們由於年齡、能力或者婚姻原因而無法從役。紅十字會把全國划為13個區，要求各區負責人去發掘所有接受過哪怕是一丁點護理培訓的人，不僅是那些職業護士或從護理學校輟學的人——紅十字會已經查過了所有的護理學校，還有那些上過紅十字會的課、學過在家裡看護病人的人。紅十字會要求各區至少要有一支機動力量，時刻準備前往最需要的地方。在政府內有人求助之前，紅十字會的戰爭委員會就已經建立了一個臨時基金「以應對西班牙流感爆發時的應時之需」，現在該委員會不假思索地批准了遠高於應急費用的支出。

每天——實際上是每小時，病毒的爆發性擴散和致死性都在增長。布盧好像突然被嚇到了似的，認為那筆錢太少了。他沒有向國會抱怨這筆數目，沒有記錄顯示他曾經要求過更多的錢。但在國會同意撥款的那天，他私下裡向紅十字會的戰爭委員會尋求經濟上的幫助，還有援助。

威爾遜對選一個新部長本不操心，但當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卻將公共衛生部納入了軍隊。公共衛生部主要由檢疫站、海軍醫院和衛生學實驗室等組成，檢疫站負責檢查將要到達的船隻上的情況，海軍醫院則負責商船的水手和一些聯邦工作人員。現在，公共衛生部要對國民的健康負責，這樣國家才能製造出更多的軍需品。布盧在這項工作上毫無長進。

然而，克勞德的決定以及戈加斯領導的軍醫團隊所作的努力，是聯邦政府反應中僅有的亮點，其他的軍方決策都沒這麼好。潘興不斷要求徵募新兵以代替陣亡或負傷的人，代替因流感而死或還在恢復的人，或者僅僅是代替前線那些需要換哨的人。協約國所有國家都迫切需要美國的生力軍。

運兵船變成了漂流著的棺材。此時法國雖未達到美國軍營里的那種程度，但流感也在慢慢瓦解著軍隊。10月下旬，在默茲—阿爾貢戰役期間——那是整場戰爭里美國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場進攻，第三師因流感而撤出前線的人比因傷撤出的人還要多。（美國和歐洲國家的軍隊人數差不多，但歐洲國家死於流感的人數僅有美國的一半。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前線士兵接觸到早期較溫和的流感病毒，因此產生了部分免疫力。）一位軍醫在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由於流感，「一些醫院甚至根本不開門，114號戰地轉運醫院里沒有任何醫官，卻有數百名垂死的肺炎患者」。

後來，布盧為自己未採取更多積極措施進行辯解，他似乎是這麼說的：「這是流感，僅僅只是流感。加強嚴密的隔離檢疫其實毫無根據。」

威爾遜沒有作任何關於流感的公眾發言。他不會轉移他的重心，一秒鐘都不會。然而，他信賴的人和他談到了這場疾病，特別談到在運送士兵途中那些無謂的死亡，其中最主要的人當然是海軍上將格雷森（Cary Grayson）博士，他是威爾遜的私人醫生，在泰迪·羅斯福和塔夫脫任總統時就當過他們的私人醫生。能力很強的格雷森已經成為威爾遜的心腹，並慢慢擔當起顧問的角色（1919年威爾遜中風后，他被指控與威爾遜的妻子聯合控制著整個國家）。格雷森對戈加斯和韋爾奇信心十足並同他們關係甚佳。很可能有軍醫報告了格雷森，格雷森勸馬奇將軍停止向歐洲運送軍隊，但馬奇拒絕了他。九九藏書

病毒於9月4日到達新奧爾良，9月7日傳至五大湖海軍訓練基地，9月12日擴散至新倫敦和康涅狄格。

9月19日，戈加斯還在歐洲，美軍公共衛生部代理部長理查德致信美軍司令官馬奇（Peyton March）將軍，規勸他：「已經染病或者接觸過疾病的部隊不得赴海外服役，直到疾病在該部隊內自然消除為止。」

馬奇後來寫道，威爾遜在他的椅子里轉了個身，注視著窗外，面帶憂傷，輕輕嘆了口氣。在大流感面前，最後只有一種軍事行動沒有停止過，那就是運兵艦向海外運送士兵的航行。

與此同時，「海怪」號（Leviathan）正在裝載兵員。「海怪」號曾經是德國客運艦的驕傲，當時叫「祖國」號（Vaterland），是世界上最大的船，同時也是所屬種類中速度最快的船之一。美國剛參戰時它正停靠在紐約，船長不忍心破壞或鑿沉這艘船。因而在所有被美國徵用的德國船隻中，它是唯一沒有遭到破壞的。9月中旬，在從法國返航的途中，有數名船員及乘客死於流感，被葬入大海。其他人到達紐約后開始生病，其中包括海軍部長助理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他是被擔架抬上岸的，然後被救護車送到位於東六十五街的母親家裡。他在那兒卧床數周，病重到甚至無法和他最親近的顧問豪（Louis Howe）說話，而後者幾乎每過一小時就要和羅斯福的醫生聯繫一次。

自由公債集會的殘暴和憤怒毫無中止之意，煤礦和造船廠狂熱的生產壓力從來不曾鬆懈，社論和新聞也從未有過停頓，激勵著人們堅決要求德國完全、徹底地投降，所有這些都有著威爾遜意志的影子，尤其是在政府內部，一切都從未停止過。與之前所言不同，威爾遜要施加影響，竭盡全力地施加影響——動用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大獲全勝。

就公共衛生事關科學的問題而言，醫學領域真正的領軍人物都認為布盧不能勝任。韋爾奇和沃恩甚至不信任由他提名公共衛生部門的代表進入國家研究會，於是他們選了一個他們自己尊敬的公共衛生部的科學家。格雷森壓根不把布盧當回事，開始著手建立另一個國家公共衛生機構（坦慕尼協會接管紐約市衛生部的時候，他放棄了這個計劃）。布盧成為公共衛生部部長僅是因為他能妥善完成受命，證明了他的老謀深算、精於外交並善於把握人生良機，除此之外，無他。

在1918年，聯邦政府機構擁有的力量在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是絕後的，但它正將全部的精氣集中到另一個方向。

再過一個月戰爭就會結束，流行病使軍營所有的訓練都無法進行。議會——不是皇帝——已經接管了德國政府，併發出了和平試探。德國的同盟國已經開始崩潰、投降，或者正如奧地利那樣任威爾遜開出和平條件，但馬奇堅持說：「無論為了什麼原因都不應該停止運送軍隊。」

最初，每死亡一人還會間隔數小時。「海怪」號的日誌上寫著：「下午12:45，湯普森（Thompson）、4252473號士兵、厄爾（Earl），未知連，死於船上……下午3:35，士兵奧里德（O Reeder）因大葉性肺炎死於船上……」離開紐約一周之後，值日官不再費力記下「死於船上」，也不再費心鑒定死者屬於軍隊哪個部門，更不再費事記錄死因，而僅僅記下一個名字加上一個時間：凌晨2:00有兩個名字，2:02又一個，2:15又有兩個，整晚都是如此，日誌上的每個符號都是對死亡人數的簡單重複。到第二天早上，7:56死亡一人，8:10一人，8:10又一人，8:25一人。

軍隊必須決定在流感期間是否繼續向法國輸送士兵，他們知道代價是什麼。這一點軍方心知肚明。

1917年4月，美國幾乎沒作什麼準備就投入了戰爭，不過全民總動員花了點時間。儘管如此，到1918年的夏天，威爾遜已經把政府精神滲透到了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並創建了強大的官僚工具將全國的注意力和熱情都集中於戰爭。

儘管軍隊對醫療部門反映的大部分請求視若無睹，但還是在出海前調走了所有出現流感癥狀的人。為了將流感限制在船上，士兵們被隔離起來，並有軍警持槍加強監控——「海怪」號上就配備了432名軍警。士兵們被封閉在船上一個個分隔的區域內，封閉在緊鎖的甚至不透水的門后，他們擠在狹窄的角落裡，除了躺在鋪位上或者在一點小空地上擲骰子、玩撲克外，幾乎無事可干。他們害怕被潛艇攻擊，一到晚上人們就緊閉舷窗，即使在白天，緊閉的大門和擁擠的人群也使通風系統形同虛設。不許到甲板上去接觸戶外，數百人的汗味和體臭——每個房間基本上要容納400人——在封閉的小空間里很快變成惡臭。各種聲音在鋼床、鋼地板、鋼牆、鋼天花板間迴響。他們簡直就像籠中的動物一樣活著，慢慢發展成了幽閉恐懼症，神經始終緊繃著。然而，這至少是安全的——他們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