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者無幾。

現在看起來就像流行病爆發前那裡不曾有過社交生活一樣，這場疾病將城裡每個人的活動都公之於眾。

人們迫切需要護士。對55名沒有住院的流感患者的研究顯示，他們沒有一人看過醫生或得到過護士的照顧，其中10人死掉了。

於是，克魯森安排了卡車和人手，每天派人噴水，派清道夫打掃。這是瓦雷集團白拿了好多錢卻從未做過的事情。克魯森、急救部門和天主教教堂集結起來，還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開始清理屍體。

馬丁夫人號召所有「擁有一雙手並願意工作」的人加入。

在某個派遣護士組織的日誌中有一段未加標記的話：「接到的求助電話：2955個，沒能提供服務的電話：2758個」。注意：接到的求助電話是2955個，沒能提供服務的電話是2758個！這份報告還指出，那些數字——93%未得到幫助，7%得到了幫助——還是保守的說法，因為「『接到的電話』……並不代表需要護士的數量，許多電話都是需要幾個護士到同一個地方去，還有兩個電話分別需要50名護士」。

應者依舊寥寥。

在美國的大城市中，費城堪稱是最「美國化」的。與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底特律、水牛城等同級別城市相比，這裏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例最高，移民的比例最低。費城仍由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控制著慈善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包括地方紅十字會在內——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國防委員會，這再尋常不過了。但現在，由於市政府形同虛設，這些家族把主持賓州國防委員會視為己任，這就非比尋常了。

《費城問詢報》用大字標題寫道：「科學的護理能夠控制流感。」

在流行病剛開始幾天就被逮捕的市長自己也得了病，他對這場疾病壓根兒未採取任何措施。費城的5份日報：《快訊》（Press）、《費城問詢報》、《每周快報》、《大眾紀事報》和《北美》上從未登載過任何一則該市長關於此次危機的言論。整個市政府什麼都沒做。費城衛生局長克魯森不再對他們心存期冀。必須有人去做點事情了。

很可能有50萬——或者更多的——費城人得了病，但無法得到更準確的統計。儘管新頒法規要求報告病例，但醫生們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根本沒時間給所有病人看病，護士也一樣，所以根本無法進行統計了。

即使在志願者不用和病人接觸的地方——比如廚房——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馬丁夫人的口氣最終變得痛苦而輕蔑：「數百名婦女作壁上觀……她們還夢想自己是仁慈天使，而且虛幻地臆想自己具有偉大的犧牲精神。現在似乎什麼都不能喚醒她們。她們都知道，有些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得了病，因為沒人為他們做飯，孩子們幾乎快要餓死了。死亡率這麼高，她們還是躊躇不前。」

劉易斯感受到了壓力，感受到了四周死亡的威脅。「埃克塞特城市」號船員的死亡似乎已過去很久了，但那時他已或多或少感到了一些壓力。9月初，在出現流感癥狀的費城海軍中，5%的人被流感奪去了性命，於是壓力更為緊迫了。從那時起，劉易斯和助手基本上不出實驗室、不回家了。尋找流感桿菌的任務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成了他真正的工作。

那些曾讓一個個家庭泣不成聲的屍體，那些在太平間堆疊成患的屍體，終於入土為安。

屍體堆在殯儀館，佔據了每一寸空地，並向住宅蔓延；醫院太平間里的屍體放滿了走廊；市停屍房裡的屍體則已經漫到街道上去了。很多屍體被退回家，擱在走廊上、儲藏室中、角落裡甚至床上。孩子們從大人們身邊悄悄溜過去，盯著那些屍體，去碰碰他們；有的妻子躺在死去的丈夫身read.99csw.com邊，不願與他分離。秋老虎尚未離去，這些冰冷的屍體時刻提醒著人們死亡的存在，讓人們感到驚駭或悲慟。亡魂久久不散，恐懼壓抑著整個城市，人人自危。最終，費城得盡其所能去趕上屍體出現的速度。

戰前，國防委員會曾是威爾遜制訂計劃控制經濟的渠道，用它來整合全國工廠、運輸業、勞動力、自然資源的信息。但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國防委員會，而且通常又受威爾遜的政敵所控。於是，當戰爭一爆發，威爾遜就建立了新的聯邦機構，將委員會打入冷宮，它也就失去了權力。然而，賓州國防委員會雖沒什麼官方權力，對一切事務卻保持了特別的影響力，範圍從鐵路時刻表到該州各大公司的利潤和工資——即便該機構的運作者還是威爾遜的政敵。它能擁有現在的權力，完全要歸功於喬治·沃頓·佩珀（George Wharton Pepper）的領導。

那時的專業人員才是英雄。醫生、護士，還有醫學院學生、學生護士，他們面臨著大批人的死亡，但毫不退縮。還有其他一些人。艾拉·托馬斯（Ira Thomas）是費城運動隊的棒球接球手。在克勞德「要麼工作，要麼戰鬥」的命令下，棒球賽季被縮短了，因為運動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工作。托馬斯的妻子身高近兩米，大骨架，很健壯，他們沒有孩子。托馬斯日復一日地用自己的車把病人送到醫院去，而妻子則為急救醫院工作。當然還有別人和他們一樣，但為數不多。

克魯森派警察清理每家每戶放置超過一天的屍體，將它們堆放在巡邏車上。但警察們的工作跟不上死亡的速度，他們被遠遠拋在了後面。警察帶著可怕的外科手術口罩，人們避之唯恐不及，但這種口罩對病毒不起任何作用，到10月中旬，已有33名警察病死，之後還有更多罹難者。克魯森在第二十街和坎布里奇大街處的冷藏廠開設了一個「編外停屍房」，後來又設立了5個這樣的停屍房，他還向軍隊的屍體防腐人員求助。佩珀和馬丁則說服生產有軌電車的布里爾公司做了數千個簡易箱子當棺材，他們聚集起防腐學校的學生和從150公里以外趕來的殯儀人員。鐵路運來了更多的棺材，由持槍人員看守。

劉易斯對工作唯一不滿的是，身為機構領導，為了獲得捐助，他不得不和費城的一些大家族搞好關係，參加他們舉辦的宴會，扮演著他們的科學家寵臣的角色。實驗室才是他永遠的歸屬，現在他每天都窩在那裡。他覺得自己在和費城那些大家族打交道上已浪費了太多光陰。

恐懼開始在城市各個社區蔓延。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土崩瓦解，人們開始急躁，甚至憤怒起來。在這場大災難面前，人們不再僅僅指指點點或保護自己的利益，而是開始極端地自私自利。成千上萬的病人變成嚴重拖累費城的累贅，整個城市陷入混亂和恐懼之中。

作家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曾經說過，費城處於「比德爾和德雷克斯勒兩個家族的匯合處」。這差不多就是1918年費城的寫照。

伊麗莎白·馬丁懇求道：「我們現在只是需要更多志願者的幫忙……我們已經不再照料流感的普通病患了……這些人幾乎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費城每一個有能力的女性，無論是否有過護理經驗，難道就不能來幫幫我們嗎？」

然而，沒有護士。

如果說劉易斯在科學上存在軟肋的話，那就是他太容易接受他所尊敬的人的指引了。有一次他希望得到弗萊克斯納更多的指導，但弗萊克斯納婉拒他說：「我更願意讓你來安排……我沒有針對你的時間作過計劃，更願意將領導權交給你。」劉易斯尊敬弗萊克斯納，也很敬重菲佛。

但在那時，整個城市已經聽夠了求助，人們現在都為自己而活。人們不再相信，不再信任。沒有了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土崩瓦解了。

然而，劉易斯熱愛這項工作。儘管他憎惡病毒，但他熱愛自己的工作。他相信自己為此而生。他喜歡在成排的玻璃器皿間工作到深夜，監測上百個燒瓶和培養皿中細菌的生長，用交錯方式進行多個實驗，還喜歡像個交響樂指揮家那樣去協調那些實驗。他甚至還喜歡意想不到的結果，即使那會讓他推翻一切。

其實，費城的那些家族理應獲得更多的禮遇。他們將主持大局。

他們有時用卡車收集屍體，「死人太多了，有關人員告訴人們找個木箱裝上屍體，放在前門廊上」。費雷爾（Harriet Ferrell）回憶道：「一輛敞篷卡車穿越小區，沿路收集那些屍體。車上已經無處可放，一點空間都不剩了。」https://read.99csw.com

他們打算通過緊急援助組織來分配從醫護到食物的一切東西，打算為這場混亂和恐慌注入組織與領導思想。費城的紅十字會與別處不同，它願為這個更大規模的緊急援助組織出一份力。於是，該組織與紅十字會協力呼籲護士們的加入，他們宣傳說：「僅是費城的單日死亡數就比整個駐法美軍的單日死亡人數要多。」

別的專業人員也在工作。警察們的表現十分英勇，而在流行病到來之前，他們看起來總像是一支效忠於瓦雷集團的私人軍隊。當海軍打擊其駐地旁的賣淫行為時，警察無所事事。然而，當警察局接到需要4名志願者幫助「從床上搬運屍體，並把它們放入棺材，抬上運輸車」的命令，並且得知許多屍體已經腐爛的情況時，仍有118名警員前來響應。

通過初步的努力，整個城市似乎開始注入新的力量，能夠有力地、勇敢地應對，領導部門及各種機構似乎也都已就位了。

與此同時，它也向願來服務的志願者敞開大門。有近500人願意提供私家車作救護車，或給醫生當司機——他們可以拿到比其他車輛優先通行的綠色旗子。此外，自由公債運動的組織者援助了400輛車。數千人向緊急援助總部打電話，表示願意做些需要做的事情。

費城正在崩潰。孤兒已經成了一大難題。那些曾嘗試但未能解決食物分發並運送病人去醫院等問題的社會公益服務機構，現在又開始考慮孤兒的問題了。

劉易斯埋首于大量病例中，尋找菲佛的流感桿菌——用藥簽從病人身上、從解剖的肺中取樣。他並不單單隻是在尋找，或出於無奈去尋找，也不總是在尋找。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越來越多的跡象使他相信這種細菌確能致病。迫於時間壓力，他放棄了對濾過性病毒引發流感可能性的研究。

但是，流行病並沒有減弱，至少就流感的狀況而言，街道清潔工作沒有收到任何成效。驗屍官——瓦雷集團的人——責怪由於政府禁售酒精飲料而使死亡率逐漸增長，他聲稱酒精是對付流感的最好的處理手段。

看見那些載著屍體的卡車和馬車（裹著布的屍體胡亂壓在其他屍體上，胳膊、腿伸在外面，運往墓地后成堆地埋在壕溝里），或是聽見哀悼者的慟哭及對死者的召喚，無論誰都會不由自主想起另一場瘟疫——那場中世紀的瘟疫。

數周前剛剛就任的大主教多爾蒂（Denis Dougherty）——後來他成了那個大主教轄區的第一位紅衣主教——派牧師到各個街區去幫助搬運屍體，他們加入到了警察和其他一些也在做這些事情的勇敢的人當中。

儘管巨大的宣傳活動告訴工人勝利就依靠他們的生產，但連戰爭產業部門也大量缺員。安娜·拉文說：「我們不工作，不能工作，沒有人來幹活。」連那些沒生病而「留下來的人也嚇壞了」。

佩珀和馬丁每天支付給願意處理屍體的人10美元，但這還不夠，屍體堆積如山呢！神學院的學生自願幫忙挖掘墳墓，但仍跟不上速度。城市和大主教轄區的人員轉而藉助于施工設備，用蒸汽鏟挖掘壕溝當做集體墳墓。殯儀工多諾霍說：「他們把蒸汽鏟運入聖十字公墓后開始挖掘……然後他們把棺材一具具運進來，按照義務就在壕溝旁作禱告，再把棺材排列起來，一個挨著一個放進去，這就是他們為每家料理後事的過程。」

僅僅10月10日一天，費城就有759人死於流感。在流感爆發前，所有因素——包括疾病、事故、自殺、謀殺等——造成的死亡數也不過每周485人。

專業人員還在繼續工作。費城醫院的一位女醫生說，如果留下來她一定會死，於是就逃走了。但這種情況只是少數。醫生死了，其他人還在繼續。護士死了，其他人還在工作。費城醫院有從維薩來的20名學生護士，已經死了2名，但其他人「一直工作得非常勤勉……他們說他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九-九-藏-書

克魯森沒有參加這些私營團體10月7日的集會，在此之前他的行動總是慢一拍，現在他有所改變了。也許是那些生命的逝去最終令他動容，也許是其他人來主持大局使他按捺不住了。不過，他似乎突然對瓦雷集團、戰爭債券、官僚政治抑或權力之爭都失去了興趣，而只想中止這場疾病。

美國公共衛生部在費城沒什麼勢力，也無所作為。布盧在這場災難中為這座城市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致電海軍公共衛生部部長，請他們「大力支持」克魯森的請求，那些死亡人數遠比布盧的話更有說服力。軍隊同意了，讓費城留著自己的醫生。

懇求志願者幫助的呼聲變得越來越讓人痛心，也越來越尖銳。各份報紙在大字標題「急救部門需要業餘護士」下印著馬丁夫人的請求：「在這場艱難的危機之中，急救部門召喚所有……家中沒有病人需要看護、自身身體狀況良好的人……請在星期天早上來沃爾納特街1428號報到，越早越好。辦事處全天開放，招募的人將被登記造冊並立即投入急救工作。」

幾乎所有的社會機構都由女性管理。這些女性富有智慧和能力，行事幹練，出身中上流社會，卻被除慈善之外的所有事務拒之門外。市長建立了一個婦女社會委員會以應對突發事件，其中包括佩珀的妻子和約翰·沃納梅克（John Wanamaker）夫人；愛德華·施托特斯伯里（Edward Stotesbury）夫人，其丈夫是費城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德雷克斯勒商號的負責人；還有市民俱樂部的部長愛德華·比德爾（Edward Biddle）夫人，她的丈夫是第一美國銀行創立者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的後裔。對其死對頭安德魯·傑克遜而言，美國銀行代表了這個國家罪惡的金錢勢力。這些女性對瓦雷集團不屑一顧，她們之前進行合作只是為了表現戰時的團結。由於市府官員對流感什麼都不管，她們便辭去了職務，實際上也就是解散了委員會。伊麗莎白在給市長的信中寫道：「您的委員會沒什麼實際目標……因此我不想再同它有什麼瓜葛了。」

劉易斯從未如此強烈地依戀實驗室。他已開始用肺炎球菌做實驗；他也開始探究濾過性病毒引起流感的可能性；他繼續觀察流感桿菌，並與其他人研製出了一種疫苗，還想製造一種免疫血清。這些事都是同時進行的，因為他缺少一樣東西：時間。沒人有足夠的時間。

鮑德溫機車廠、米德維爾鋼廠和太陽造船廠每家都有數千名員工，但20%—40%的工人都曠工了。幾乎每個大老闆手下都有相當多的人不能工作，賓夕法尼亞約3800名鐵路工人脫離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巴爾的摩和俄亥俄州鐵路局沿線設立了自己的急救醫院。大西洋中部地區的整個運輸系統都被撼動了，全國大部分工業生產陷入危險的境地。

有時，他們還用四輪馬車來收集屍體。埃普（Selma Epp）的兄弟丹尼爾（Daniel）死了，「屍體被放在這些馬拉的車上，我的姑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馬車過來，丹尼爾就放在那上面。每個人都已虛弱得無法抗議，那車上沒有一副棺材，死去的人就用麻袋布裹著，車上一個摞著一個，然後馬拉著車就把他們帶走了」。九九藏書

接下來就是挖掘墓地。由死者家屬拿起鐵鏟挖土，汗水、淚水夾著塵土順著臉頰流淌，因為掘墓者已經罷工。費城官方年報中記錄著：「由於屍體已經腐爛，承辦殯儀事務的已找不到願意搬運屍體的人。」安娜·拉文的姑媽去世時，「屍體運到墓地，爸爸帶著我和一個也得了流感的男孩，他裹著毯子——我爸爸抱著他——到墓地為死者作禱告……家人不得不親自挖掘墳墓，這實在太糟糕了」。

「幫助別人？」蘇珊娜·特納說，「他們不會冒這個險，因為他們被嚇壞了，所以拒絕做這些事。他們確實被嚇壞了，目睹這麼多的死亡，他們害怕自己的親屬也會死掉，而他們的確也難逃一死。」沒人還能買到東西。貨店、煤店、食品店都關了門，「因為來購物的人要麼生了病，要麼很害怕，他們也有理由害怕。」

費城在流感的攻擊下搖搖欲墜，孤立無援。這裏沒有得到國家紅十字會或公共衛生部的任何援助——公共衛生部招募的醫生沒有一位被指派來這裏，紅十字會徵召的護士也沒有一位派往費城。這些機構未給這裏提供任何支援。

但是，市民一般已經停止了支援，許多婦女已經向急救醫院報告要求換班，她們再也沒有回來，有些人在換班的過程中就消失了。10月16日，費城最大一家醫院的護士長對顧問委員會說：「病房內的志願者毫無用處……他們都很害怕，有很多人報名當志願者，可是拒絕做任何與病人有關的事。」

此時，早些時候一腔熱誠前來幫忙的志願者紛紛退出了。那些工作不是太令人厭惡，就是太辛苦；或者這些志願者本身也生了病，還可能他們也被嚇倒了。每天報紙上都登載需要新的志願者的信息，迫切地請求志願者的幫助。

大主教派修女去醫院（包括猶太醫院）服務，並允許她們打破清規，可以在修道院外過夜，也可以打破沉默誓言，但她們並未能緩解人們的迫切需要。

幾乎每家都有人生病，人們開始迴避和他人談話，萬不得已時就別過頭去，相互隔離。電信局加劇了人們之間的隔離。由於有1800名員工不能工作，電信局只准許人們撥打急救電話，接線員隨機聽取電話，把那些撥打日常電話的線路切斷。隔離加劇了恐怖感。克利福德·亞當斯回憶道：「他們禁止人們交流、上教堂，還關閉了學校……關閉了所有的酒吧……死寂一片。」

現在，佩珀、馬丁家族以及他們的同僚已經接替了費城市政府的部分責任。10月7日，他們將幾十家私營團體的領導召集到位於沃爾納特街1428號的緊急援助中心總部，該總部由婦女們管理，佩珀從旁輔助。為了出售戰爭債券，她們幾乎已經發動了整個城市，深入到每個街區，尋找每個居民區的所有女性，「無論她是何種國籍，都可以是合格的領導者」——如愛爾蘭居住區的愛爾蘭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居民區的非洲裔美國婦女，諸如此類。

僅在10月16日所在的那一周，費城就有4597人死於流感或肺炎，流感還間接殺死了更多人。那是流感期間最為慘烈的一周，但當時沒人意識到這點。克魯森說過太多次「高峰期已經過去了」，新聞界也太多次談過流感已經被打敗。

在急救醫院做志願者的蘇珊娜·特納（Susanna Turner）留了下來，每天都去醫院工作，她記得：「人們內心的恐懼使他們畏首畏尾……他們害怕出門，害怕做任何事……你只是天天苟活，做必須做的事，根本不考慮未來……如果你向鄰居求助，他們不會幫你，因為他們不想冒險。如果他們家還沒有人生病，他們絕不想把病帶進來……人們不像平時那樣有善心，會在別人生病的時候施以援手，那時他們只顧著自己。那真是一個被恐懼擊垮的年代。」九九藏書

賓州國防委員會已匯總了一份本州醫生的完整名單，包括那些還沒有實際經驗的人。馬丁的特別委員會急切地向名單上的每位醫生求助。委員會有的是錢，並且還能拿到更多的錢來支付醫生的報酬。它在麥橋百貨公司里設立了一排24小時電話，電話費則由百貨公司捐助；報紙和布告鼓勵人們撥打24小時熱線「菲爾貝特100」諮詢信息和轉診介紹。它把已關閉的公立學校食堂變成救濟難民的流動廚房，為成千上萬病得不能煮飯的人準備食物。為了節省時間，它將整個城市劃成7個區域，按照地理位置來指派醫生，這意味著這些醫生不能給自己的病人看病了。

人們需要幫助。儘管急救部門、國防委員會和紅十字會竭盡所能，但人們還是無法得到幫助。

克魯森公告道：「志願加入急救工作是費城每個身體狀況良好、能夠放下自己工作的女性的職責。」

但現在還有誰聽他的話呢？

賓州國防委員會費城辦公室由法官J·威利斯·馬丁（J. Willis Martin）管理。他的妻子伊麗莎白（Elizabeth）組織了全國第一個園藝俱樂部，是綠化改造費城利頓豪斯廣場的主要負責人。她還領導國防委員會的婦女部以及緊急援助中心——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民間社會機構。

現在不僅需要醫療護理，還有普通的照料。有些家庭所有成員都得了病，沒人能給他們做飯。克魯森公開求助：「費城每個有空的健康女性都能為打敗流感出力。」

克魯森將支配所有護士（整個城市約有數百人）的權力讓了出來。雖然有悖于城市憲章，他還是扣押了100 000美元緊急資金和另外25 000美元戰爭緊急資金，用於支援急救醫院以及僱用醫生，付給他們高於公共衛生部兩倍的薪水。他將這些醫生派往費城南部各個警察局，那是最難觸及的地方。他還給陸軍和海軍發電報，要求在流感減輕之前不要徵召費城醫生入伍，還要求允許那些已被徵召但尚未報到的醫生留在費城，因為「上周的死亡率創下了本市歷史新高」。

沒有人比佩珀具有更顯赫的血統。佩珀的曾曾祖父曾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州國民軍隊的領袖，妻子是富蘭克林的後代，叔叔威廉的雕像就靜坐在費城市區的自由圖書館正門台階旁。威廉曾與韋爾奇密切合作，對醫學教育進行了改革，並且將弗萊克斯納引進賓夕法尼亞大學。佩珀本身也很有能力。作為全國最大的6家公司的董事會律師，他倒並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但他知道如何將一切掌控于手。幾個月前，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學院頒發了三個榮譽學位，其中一個就是頒發給他的，這也表明了他所取得的成就。榮譽學位的另外兩名得主是金融巨頭摩根（J. P. Morgan）和即將擔任最高法院審判長的塔夫脫。

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周前——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或鄰居就死掉了。我該怎麼辦？人們驚恐而絕望。這種狀態還要持續多久？

10月13日，兒童衛生局公開請求鄉鄰接納——至少暫時接納——那些父母垂死或已雙亡的兒童，但回應者幾乎為零。

克魯森還清理了街道，費城南部的街道散發著腐物和糞便的惡臭。骯髒的街道本身就與疾病相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都將之視若公理。最現代的公共衛生專家——普羅維登斯的蔡平和紐約的比格斯等——卻堅決抵制這種觀念。但是，《大眾紀事報》於10月10日在頭版刊發了安德斯博士的言論：「骯髒的街道和殘留的垃圾成了細菌充斥和疾病滋生的溫床，然後隨著狂風而四散——這就是造成此次駭人的流感的最大原因。」之前他曾警告過人們，自由公債遊行會將流感病毒傳播開來，但被新聞界忽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