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的薩爾多說：「它使人們疏遠……把你所有的社會生活都攪沒了，沒有社會生活、沒有校園生活、沒有教會生活，什麼都沒有了……它完全破壞了所有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生活。人們不敢親吻別人，不敢與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觸，因為那些都可能讓人染上流感。它破壞了那些維繫，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害怕的感覺縈繞著你，因為你會眼見身邊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團團包圍……每一天的拂曉時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可能從早上開始到晚上睡覺這段時間內，所有家庭成員都死了——一家人無一倖免，而且這還不是偶然事件，鄰近街區常有這事發生，這實在是一種可怕的體驗。說它是瘟疫也無可厚非，它就是那樣的……你被隔離了，你所陷入的狀態就是恐懼，它來勢迅猛……從早上一睜開眼到晚上睡覺，你就一直生活在一種持續的恐怖氛圍之中。」

坎伯蘭全城有41%的人患病，而急救醫院僅有3名護士。組織者懇求能有更多護士相助：「我們告訴衛生部，如果想繼續幹下去，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護士……［有護士］才有希望……然而這樣的幫助從未成真，到現在……有93人加入，18人死亡。護理人員是個大問題，我們根本找不到人手。」

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共和黨》（Arizona Republican）則隔岸觀火。9月22日，該報報道：「波士頓衛生部的伍德沃（W. C. Woodward）博士今晚表現出一種樂觀的態度……伍德沃博士說今天病人數量的增長並不令人擔憂。」迪克斯軍營的「軍營醫療當局宣稱他們已經控制住了流行病」。《亞利桑那共和黨》報登載新奧爾良市出現首批流感死者之後兩天，新奧爾良自己的日報《消息》（Item）才提到該市已有流感患者死亡。

他們決定把華盛頓街的兩棟大樓改成急救醫院。這些男人會面后不到一個小時，醫院就由幾名婦女接管了。這些婦女每人都有一項任務：收集亞麻布、洗漱用品、廚房器具或麵粉。她們迅速工作，第二天一早，醫院已經擠滿了患者。

流感還沒有到達甘尼森，那裡地域不小又沒有隔離，是個鐵路鎮，又是該州中西部的供給中心，還是西科羅拉多州立師範學院所在地。10月上旬——早在任何地區出現流感之前——甘尼森和鄰近的幾個鎮發布了公共集會的封閉令及禁令。之後，甘尼森鎮決定與世隔絕——甘尼森警方封鎖了所有道路，列車長警告所有乘客，如果他們走下列車在甘尼森月台上舒展身體，就會被逮捕並拘留5天。兩名內布拉斯加人只是想穿過封鎖駕車到下一個小鎮，就被投入了監獄。就在此時，附近的薩珍特鎮一日之內死亡6人——那裡總共才130號人。

這場流感本身就夠可怕了，而新聞界令事態更糟。正是對流感知之甚少令人們心生恐懼。官方和報刊所說的與人們看到的、接觸到的、聞到的以及承受的風馬牛不相及。人們無法相信他們讀到的東西，不確定伴隨著不信任，接踵而來的是害怕，這樣下去，恐懼就尾隨而至。

這則報告原打算安撫人心，可惜還是收效甚微，就算它刻意隱瞞了有些訓練基地——毗鄰的大湖航空軍營及附近的謝里丹堡陸軍兵營——正在實行強行隔離的事。把這些軍營算在一起，相當於全國最大的軍事集結地。軍方理所當然要對附近居民和國家保證「流行病正在慢慢消退」了。

在紐約的長老會醫院，每天早上阿奇利（Dana Atchley）醫生查房時都會驚駭地發現，就在前一夜，重症部所有的病人都死去了。這一幕天天上演，彷彿永無休止。

那時，「激戰」一詞就意味著一支部隊中至少有50%的人員傷亡。那時，1916年出版的一位前線護士的自傳在美國參戰後被出版商撤出市場，因為該書披露了戰爭令人憎惡的真相。那時，這邊報紙堅持說「美國有充足的汽油、石油可供汽車使用」，那邊政府卻命令加油站在夜間和周日「自願地」停業，併發起一場全國性的「無汽油周日」禁車運動——警察會把那些不「自願」服從的駕車者強行拉到路邊。那時就是這樣一個年代。

亞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市規定握手是違法的。在肯塔基州佩里郡的山裡，那裡的人要麼依靠挖煤為生，要麼在那塊表層僅有十幾厘米厚土壤的地面上種地糊口。那裡的人辛勤勞作，家庭關係非常緊密，男人和女人都很耿直，會為了尊嚴和榮譽去殺人。紅十字會分會主席求助時說：「在山上有數百名患者，我們卻接觸不到他們。」接觸不到是因為該郡幾乎沒有公路；旱季里本還有河床可以代路，但當河床有水時就無法通行了。而且，「人們不是因為食物短缺而被餓死，而是因為健康的人出於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在遭難的家裡，死人躺在那兒沒人管」。有人願出100美元請醫生出來看一個小時的病，醫生也不願來。連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布勞納（Morgan Brawner）亦是如此，他周六才到此地，周日就離開了，他自己都被嚇壞了。他有理由害怕——一些地方居民的死亡率已達30%。

即使布盧、多恩、州長、市長以及幾乎所有的報紙堅稱這是流感，僅僅是流感而已，公共衛生部還是花了很大力氣發布建議——幾乎百無一用的建議。它準備好現成的模板，發給一萬家報社，它們中的大部分刊登了那些建議。它還準備了——紅十字會斥資印刷和分發的——海報和小冊子，包括複印了600萬份同樣的傳單。教師在學校里發放，店鋪、郵局和工廠堆滿了這些傳單，童子軍把它們塞進數萬家門內，牧師每次禮拜都要提到它們，郵差把它們投到鄉村免費郵遞地區的郵箱中，城市工人把它們糊在牆上。

當流感攻擊馬薩諸塞州時，附近的《普羅維登斯日報》報道說：「波士頓港所有醫院的病床都被流感病人佔滿了……德文斯營有3500例病人。」然而，報紙卻斷言：「這些報告其實更該讓人安心而非令人擔憂，醫生們要求那些士兵或水手卧床休息，就如同要他們奉命站崗一樣。他或許並不認為自己生了病，而且他也可能是對的，但軍醫的命令不容置疑。在這個時候，軍醫如同一個獨裁者，不允許他負責的年輕軍人冒任何風險。」九-九-藏-書

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帶，但他們知道他是醫生，於是就來了。沃德夫婦後來告訴他們的孫女，當時就和《飄》（Gone With the Wind）里醫院的場景一樣，成排的傷者和垂死的人痛苦地躺在地上。這些人空手而來，一無所有，他們就快死了。沃德一家把巨大的水罐拿到外面燒水，用他們所有的儲備來為他們提供食物，給他們治病。在靠近墨西哥邊境空寂的惡劣環境中，他們沒有紅十字會可以求助，也沒有國防委員會。他們盡其所能，當一切結束后他們回到了堪薩斯城，沃德開始重操醫生舊業。

於是，人們注視著病毒慢慢靠近，開始害怕，覺得自己虛弱無力，好像它是一朵無情地逼向自己的毒雲。它就在1000公里之外，然後是500公里、50公里、25公里了……

帕森斯讓地方報紙報道說：「德國佬要殘殺無辜的平民……他們通過病原體散布疾病和死亡，並已經這麼做了……更準確地說，傳染病就是他們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戰場後方使用的武器。」布盧對此不置可否。另一個故事說：「病毒就要來了，一場流行性感冒正在傳播或者被人傳播（我們想知道究竟是哪種情況）」……

伊利諾伊州林肯鎮是斯普林菲爾德市50公里以外的一個小鎮，麥克斯韋爾覺察到：「我對流感的第一感覺是它是發生在軍營里的疾病。好像沒有什麼理由認為它與我們有關。然而逐漸地，它無情地向我們逼近。情況堪憂的流言都已傳到了遠在中西部的這個小鎮……它就像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越來越近。」

美國造船廠的衛生官員多恩（Philip Doane）上校對美聯社說：「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沒什麼兩樣。」

《美國醫學會雜誌》深諳個中利害，它駁斥了對公眾的安撫並警言：「在這場流行病中，流感對生命構成嚴重威脅，必須給每個病人實施最完全的隔離才能保證人們的安全。」它還抨擊「目前官方和其他來源對公眾的建議和指導」——布盧的建議、地方公共衛生官員對一切都不予以重視——是沒用並且危險的。

這些言論同樣被刊登在了數百種報紙上，但人們從中能夠嗅出死亡的氣息，後來他們就開始親歷死亡了。

科羅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則給很多人家貼上了寫有「疾病」的標誌。

費城爆發的疾病狂潮開始席捲全國各地，被同種恐懼席捲的街道一片死寂。大部分男人和女人犧牲了，他們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只是為了他們摯愛的人：孩子、妻子、丈夫。有些人，那些只愛惜自己的人，卻是拋下他們，落荒而逃。

一位研究內布拉斯加州水牛郡的歷史學家這樣表達他的迷惑：「該郡的報紙對流感的影響表現出了古怪的沉默，最明顯的要算《卡尼中心日報》（Kearney Hub）登載的內容了。也許當時的情形實在駭人，於是編輯才降低問題的嚴重性，以減少民眾的恐慌。」直至12月14日，該報還在告知人們不要「驚慌失措」，水牛城的官員們就「不會像許多市民那樣驚慌失措」。

馬里蘭州的坎伯蘭市是一個位於煤區中心的交通樞紐和工業城市——從那兒拋一塊石子幾乎就能飛過波托馬克河掉到西弗吉尼亞。為了防止疾病散布，學校、教堂都已被關閉，公共集會的地點也都貼了封條，商店也被要求早點結束營業。儘管如此，流感還是在10月5日爆發了。那天中午，當地紅十字會主席與紅十字會戰爭基金的財務總管及當地國防委員會領導會面，他們得出結論：「局勢似乎已經失去控制……某某人因沒有醫生護士照料而死掉的消息在迅速傳播，這真是一場切實的恐慌。」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遠在4000多公里之外，流感剛開始時，那裡的報紙和其他地方一樣，有關報道很少，都是讓人放寬心的話，堅稱恐懼比疾病本身更危險。然而病毒在那裡久久駐留，徘徊不散，使鳳凰城比其他地方受害時間更長，到最後連新聞界都按捺不住擔憂起來。11月8日，《亞利桑那共和黨》報發出警告：「鳳凰城市民正面臨著一場危機，［流行病］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成了擺在人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本市幾乎每個家庭都遭到了這場瘟疫的打擊……無畏的男人和女人［必須］為人類挺身而出。」

佟克的父親開了一家商店，8個女店員已死了4個。「農民停止耕作，商人不再賣貨，這個國家停止運轉、屏息不動，每個人都在屏住呼吸。」他的叔叔本尼（Benny）當時19歲，被徵召入伍前一直與他同住，但本尼去布拉格堡基地報到時卻被遣送回來了，因為軍營不再徵召任何新兵。佟克記得那時父母都不想讓他進屋。「本尼，我們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他們說。「哎，我能說什麼呢？我已經回來了啊！」他叔叔回答。他們還是讓他進屋了。「我們怕得要死，真的，怕得要死。」

「別被嚇倒！」報紙如是說。

9月下旬，他們看到了公布的報告，內頁中的極短一段寫著：安納波利斯800名海軍學校學生感染……紐約州規定，如果咳嗽或打噴嚏時不遮住臉將判入獄一年並罰款500美元……科羅拉多大學有30名學生感染——當然，美聯社還是安慰人們，「據說這些患者中沒有一位病情嚴重」。

加繆（Albert Camus）曾寫道：「適用於世上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適用於鼠疫。它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思想得以提升。」

1918年，恐懼猶如船前的艏波，比病毒先行一步。恐懼驅趕著人們，政府和新聞界都控制不了。它們無法控制的原因是因為每篇真實的報道都被謊言削弱了。官員和報紙越想安撫民心，他們就說得越多，比如若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就沒有恐慌的理由、這場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沒什麼兩樣，而人們則越相信他們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沒有人能夠信任，只能在死亡之海中隨波逐流。

但正如加繆所知的，邪惡和危機不會讓所有人的人性都得以升華。危機只能讓他們暴露自己，其中一些人就暴露出人性的陰暗面。

然而，公共衛生部避免集會的通知下達得太晚了，所以沒起什麼作用。而有任何實際幫助的建議還是同以前並無二致：感覺不舒服就應立即躺到床上去，卧床數天直至所有癥狀消失。布盧傳單上的其他建議都太籠統而毫無意義，全國的報紙還是不厭其煩地刊登：「切記保持三潔：口腔清潔，皮膚清潔，衣服清潔……保持腸道暢通……食物是戰勝疾病的武器……精挑細選並細嚼慢咽會有所幫助……」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和別的地方相比，流感其實只是輕輕碰了鳳凰城一下。恐慌到底還是來了。狗講述了可怕的故事，但它們並不是用吠聲講的。有流言說狗身上攜帶了流感病毒，於是警察開始捕殺街上所有的狗，人們開始殺掉自家的狗，他們曾寵愛過的狗。要是他們自己下不了手，他們就把狗交給警察去殺。《公報》報道說：「照這樣的非自然死亡率，鳳凰城不久就會一隻狗都不剩。」讓我們再回到費城，沃爾茲（Mary Volz）住在一座教堂附近，她一直「喜歡聽教堂的鐘聲敲響，那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的鐘聲」！但現在每隔幾分鐘，人們就會抬一副棺材進去，然後離開，「接下來還會有另一副棺材」。每次鍾都會敲響。「傾聽鐘聲本是我的樂趣，可現在這『當！當！當！』把我嚇壞了，生病卧床時聽到那『當！當！當！』的聲音，這鍾是在為我敲響嗎？」九_九_藏_書

流感市民委員會同樣採取主動，它就像一個特殊的警察部門，召集所有「愛國公民」來加強反流感法令，包括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場合戴口罩，逮捕任何隨地吐痰和咳嗽時不掩口的人，命令（那些還在營業的）商家給每位顧客留出約35立方米的立體空間，切斷所有進城的交通，只允許那些「在市內有現行職務」的人進入。不久，《亞利桑那共和黨》報這樣描述道：「一個戴著口罩的城市，一個和假面狂歡節一樣怪誕滑稽的城市。」

恐懼就是敵人——是的，恐懼！然而，官員們越是想利用半真半假和徹頭徹尾的謊言來控制它，它就越快速地擴散開來。

費城的遭遇是全國的縮影。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城市裡，斯塔爾駕車從家中到市中心，在長達20公里的路上卻連第二輛車都沒見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複著相同的經歷——死亡、恐懼、拒施援手，以及一樣的寂靜。紐西蘭惠靈頓的霍洛斯（Alfred Hollows）說：「我被派往亞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醫院，那是個禮堂……工作人員都是女性志願者。」醫院里有60個床位。「我們那兒的死亡率真的是駭人聽聞——差不多每天12個吧——不久，那些女志願者就不辭而別，再不露面……某個工作日的下午兩點，我站在惠靈頓市中心，連個鬼影都看不到——沒有電車來往、沒有商店營業，路上只有一輛有篷貨車，車一側系著一塊白布，上面印著一個巨大的紅十字，用以充作救護車或靈車。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

與此同時，人們常在報紙上（通常是半版的廣告中）讀到——西部的人在沒遭到流感侵襲以前就看到了——紅十字會發表的呼籲：「這個國家的安危亟需所有空閑的愛國護士、護士助手或任何有看護經驗的人能夠聽從政府調遣……請醫生儘快讓照顧患慢性病及其他非重症病人的護士騰出手來做這份工作。催促畢業護士、本科生、護士助手以及志願者立即……到當地紅十字會分會或華盛頓紅十字會總部集合。」

回到9月27日，那時還是大流感早期——卻好像經過了好幾年一般漫長，威斯康星州的《傑斐遜縣聯合報》（Jefferson County Union）就已經揭露了疾病的真相，軍隊士氣維護機構的司令官裁定這篇報道「令士氣低落」並將它轉給執行官，請他們「採取任何他們認為合適的行動」，包括對其提出刑事訴訟。而現在，幾周之後——經歷了死亡的幾周之後，戰爭結束了，《甘尼森新聞》（Gunnison News-Chronicle）並不像全國其他報紙那樣視若兒戲，而是發出警告：「不能輕視這場疾病，它可不是開玩笑，而是一次可怕的災難。」

此外，如果不來工作的話自然就沒有薪水。然而，新英格蘭許多造船廠的曠工數仍很驚人。沙塔克公司有45.9%的工人不上班，吉爾克里斯特造船廠有54.3%，自由港造船廠是57%，格爾頓煉鐵廠則為58.3%。

伊利諾伊州公共衛生負責人私底下——在與伊利諾伊公共衛生官員和芝加哥政客的秘密會議中——建議他們為了救人關閉所有的商業場所。芝加哥公共衛生委員會委員羅伯遜（John Dill Robertson）斷然拒絕，認為這樣做毫無理由，並會極大地影響士氣。他在流行病官方報告中自誇道：「我沒有做任何擾亂民心的事。」之後，他還向其他公共衛生人員解釋：「讓人們遠離恐懼是我們的責任，憂慮會比流行病殺死更多的人。」

無論身處這個國家的何地，流感都會逼近——下一座城鎮、下一個地段、下一塊街區、下一間屋子。圖森的《亞利桑那每日星報》（Arizona Daily Star）警醒讀者們不要染上「西班牙歇斯底里症」！「別害怕！」這是亞利桑那衛生局發布的避免流感的官方最終建議。

怎麼能讓人不驚慌失措呢？甚至在鄉鄰開始死亡之前，在每個社區新開始堆滿屍體之前，每一則消息——除了報上說的——陳述的都是事實真相。即使當布盧念叨著他的咒語——如果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就沒有恐慌的理由——的時候，他還要求地方當局「如果他們的社區受到流行病的威脅，就應關閉所有公共集會地點，這對阻止疾病的傳播有很大幫助」。即使多恩上校說這場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沒什麼兩樣，報紙還引用了他的話：「每個吐痰的人都是在幫助德國。」

甚至還有一些人在那兒煽動恐慌，他們相信將過錯推給敵人——德國——能夠對戰事有所幫助，又或者他們真認為責任就在德國。多恩怪罪「乘潛艇而來的……德國特務」把流感帶到了美國。「歐洲的流行病是從德國人那裡先開始的，他們沒理由對美國特別客氣。」

他已經當夠了醫生，而且，在給堪薩斯城北的牛仔治療放牧所受之傷時，他對牲畜行業已有了足夠的了解，於是就在戰前不久，他決定買個1000多公裡外的小農場，就在靠近墨西哥邊境的得克薩斯州聖貝尼託附近。在往南去的漫長旅程中，他和妻子約定，對他曾行醫一事決不對外吐露半個字。然而，1918年10月，流感也影響到了他。一些農場工人生了病，沃德開始為他們治療，消息就這樣悄然傳開了。

在亞利桑那州，市民委員會是非常受重視的。一年前，1500名「市民保護同盟」的武裝人員將1221名罷工的礦工趕入運牲口的貨車車廂，然後丟在橫跨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鐵路側軌上，沒有留下任何食物或水。鳳凰城另一個「市民委員會」曾盯牢那些「公債逃避者」，把他們的模擬像掛在交通幹道上。一個由於宗教原因拒絕購買公債的人的畫像被吊了起來，旁邊還有布告寫著：「塞勒（H. G. Saylor），懦弱的懶鬼……他能，卻不願買自由公債！」塞勒還是幸運的。該委員會還抓住了一個名叫列阿斯（Charles Reas）的木匠，把他雙手反綁，臉塗成黃色，在脖子上架了套索，然後把他拖到鳳凰城市區的街上，身上掛的牌子上寫著「除了這個人，我們是100%」。read.99csw.com

一份美國紅十字會內部報告總結道：「對流感的擔心和恐慌，像中世紀黑死病的恐怖一樣，普遍發生在全國許多地區。」

報紙對這場疾病的報道也或真或假、或直言或曲解、或坦陳或欺瞞，報道其他事也是如出一轍——沒有一個國家官員站出來公開承認流感的危險。

2001年，一場利用炭疽熱發起的恐怖主義襲擊令5人身亡，震驚全美。2002年，西尼羅河病毒爆發，6個月內全美有284個人死於該病毒，相關新聞佔據報紙頭條達數周之久，恐懼讓人們惶惶不可終日。2003年，SARS令全球800多人喪生，亞洲經濟被凍結，香港、新加坡等地數百萬人驚恐不已，上街都要戴上口罩。

在美國，戰爭的陰霾多少已經過去了，而流感仍在。

在猶他州距普羅沃160公里的梅多，雷伊（Lee Reay）回憶說：「我們非常擔心我們的城鎮，因為流感正沿著高速公路南下，我們就是下一個目標。」他們眼睜睜地看著流感在佩森肆虐，然後是聖它圭、尼法、勒萬、米爾斯，他們眼看著它逐漸逼近。人們在路旁豎起了巨型招牌，命令人們繼續前行，切勿在梅多逗留，但郵差總還得在此停步吧。

還有其他像沃德夫婦這樣的男男女女——醫生、護士、科學家——恪盡職守，甚至染上流感而殉職，因此而死的人數之多，使得《美國醫學會雜誌》每周都要數頁併發，不登別的，全都是以極小字體印出的簡單訃告。幾百名醫生犧牲了，是幾百人啊！還有其他人也在鼎力相助。

一些報紙試圖通過對流感保持緘默來控制人們的恐懼感，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戈德勃羅市，一位生還者回憶道：「報紙甚至不願意發布［死難者的］名單……誰死了的消息都是大家口口相傳。」

正當病毒在五大湖海軍訓練基地大量滋生時，美聯社報告稱：「為了平息誇大的流言所造成的全國恐慌，司令官莫法特（W. A. Moffat）上校今天發出通告，雖然基地45 000水兵中約有4500人患上流感，但總體情況已經大為改觀，死亡率僅1.5%，低於東部。」

任何一個有點理性的人都不會相信聯邦政府給予的指導。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兩。他們留下了一個真空，恐懼將其佔據。

人們害怕並且痛恨這一惡疾，這個突兀地站在他們之間的東西。他們願意不惜任何代價去剷除它。北卡羅來納州戈德勃羅市的佟克（Dan Tonkel）回憶：「我們甚至害怕呼吸，劇院都關門了，所以你見不到任何聚集的人群……每一步都戰戰兢兢，甚至連門都不敢出，不能和夥伴、同學、鄰居一起玩，不得不待在家中，處處小心。人們嚇得不敢離開家半步，不敢和別人談話，就像在說，別把氣呼到我臉上，別看著我把氣呼到我臉上……你根本不知道一天天下來誰會是死亡名單上的下一個……真恐怖，人們死得太快了。」

數百種報紙再三強調布盧的保證，日復一日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反覆出現：「如果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就沒有恐慌的理由。」

沃德天資聰穎，對藥理學尤為感興趣，是堪薩斯城的名醫，在牲畜交易大廈的底層有一家診所和一間藥房。堪薩斯城是一個主要的鐵路終點站，他的診所附近就是火車的修車場。他大部分的業務是給鐵路工人治療工傷。他施行過大量的截肢手術，似乎總是在處理血肉模糊的、被銳器撕裂的傷員。給這麼多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做手術也令他感同身受。

《阿爾布克基早報》（Albuquerque Morning Journal）發布了「規避流感」的指導，最突出的建議還是司空見慣的「不要害怕」。幾乎每天都會重申一遍「別讓自己被流感嚇死」，「別驚慌」。

與此同時，維克斯傷風膏的廣告鋪天蓋地，對自家產品的療效作出保證，稱這場流行病「不過是感冒在老戲新唱」，變著法子安慰民眾。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準備信賴上帝的。

幾天後，他的妻子被嘈雜而陌生的聲音吵醒。她走出門去，暮靄沉沉中有人影慢慢浮現，有好幾百人，幾乎是鋪天蓋地而來。他們慢慢走近，她看出他們是一些墨西哥人，幾個人騎著騾子，大部分步行著，女人牽著孩子，男人帶著女人，蓬頭垢面，疲憊不堪，這群人身心俱傷。她大聲叫喊她的丈夫，沃德出來了，站到門廊上。「我的天哪！」他嘆道。

再回過來看看斯塔克維爾的情況，帕森斯和學院院長及醫生見了面，學院院長是學生軍團的司令官——所有學生都已被收編入伍，他在給布盧的電報中說：「我們就危險和最佳行動方式等問題進行了開誠布公的討論，他們向我保證，他們會竭盡全力。」他需要並得到了15 000份小冊子、海報和傳單，比斯塔克維爾、哥倫布和西點的總人數還要多，但他以及他的那幫人並沒做成什麼事，1800名學生中將有超過半數的人患上流感。10月9日，帕森斯「發現了難以置信的情況，這對每個當權者都是當頭一棒」。那時有800名學生患病，並且已有2%死去，後來還有許多人步其後塵。帕森斯發現「流感傳遍了整個地區、整個城鎮、整個村落的每一戶人家。人們都相當恐懼，他們也有理由恐懼……」在西點，一個擁有5000人口的小鎮，1500人幾乎同時發病。帕森斯承認：「恐慌開始了。」

沃德（Ralph Marshall Ward）博士就是人性升華者之一，當時他已經捨棄醫學而去經營農場了，而他的棄醫從農本也不是為了賺錢。

類似的控訴加起來足以煽動起公眾的情緒，迫使公共衛生部實驗室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去調查發動細菌戰的可能媒介，如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帕森斯的管轄範圍與阿拉巴馬州接壤，而那裡正有一個從費城來的旅行推銷員，名叫H·M·托馬斯（H. M. Thomas），他因被懷疑是傳播流感——等同於死亡——的德國間諜而遭逮捕。後來托馬斯雖被釋放，但10月17日，就在費城有759人死於流感的第二天，他的屍體在一家旅館的房間中被發現，手腕和喉嚨都被割斷。警方判定是自殺。

甘尼森鎮逃脫了死神的魔掌，沒有一人死於流感。

派克軍營到小石城尋找護士、醫生、亞麻布和棺材，當時的《阿肯色公報》（Arkansas Gazette）還以大字標題宣稱：「西班牙流感就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一樣出現常見的發熱和寒戰。」rｅad.９9ｃsw•ｃｏｍ

在愛荷華州迪莫伊外的道奇軍營，流感同樣威脅著數百名年輕的士兵。城內有一個被稱為大迪莫伊委員會的團體，由緊急事件發生時主持大局的商人和專業人士組成，其中一位曾警告——說是警告，他卻以起訴相要挾——出版商的市政府的律師說：「我奉勸諸位，若要發表任何有關流感的文章，話題也不能越出簡單的防範措施範圍——那才是有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內容。」另一位委員會成員——一名醫生——說：「如果人們心態端正，他們就絕不會被感染。我相信許多人染上此病都是因為害怕……恐懼是首當其衝要克服的困難，這是戰勝流感的第一步。」

距戰爭結束還有三天，已經顯露出不少和平的假象了，而報紙在戰爭仍在繼續之時將流感稱為「首要問題」，這是極不尋常的。最終，該市成立了一個「市民委員會」來處理與流行病相關的事務。

但當亞利桑那的鳳凰城自己也出現了第一例流感患者之後，《亞利桑那共和黨》報卻陷入了沉默，徹底的沉默，對國內任何地區的流感狀況開始緘口不提，直到這些新聞變得無法讓人繼續保持沉默為止。而《亞利桑那共和黨》報的競爭對手《公報》（Gazette）則爭著報道讓人放心的消息。報紙引用了當地醫生蘭德爾（Herman Randall）的話：「10個人處在同樣的空氣中，接觸著同一種細菌。有些人會遭難甚至死亡，另一些人則安然無恙……醫生證明，在疾病流行中最為膽小憂慮的人往往最先成為屈從於死神的人。」而在鳳凰城，甚至當戰爭結束之後，于危急之時接管了這座城市的市民委員會繼續保持沉默，禁止「該市的商人直接或間接地在其廣告中提及流行病」。

派克軍營就坐落在小石城外，四天內軍營中有8000例患者入院，軍營司令官不再公布死者姓名。「你今晚該來醫院看看，」派克軍營肺炎委員會四名成員之一的布萊克在信中寫道，「每條走廊上都擺著長長的兩排床，每間病房中幾乎都有擺至中間的一排加床，床上都是流感患者。許多軍營旁的兵舍也變成了緊急醫務室，軍營關閉了……那裡只有死亡和毀滅。」

一位歷史學家多年之後走訪了馬薩諸塞州諾伍德當年的倖存者。一名在1918年還是個報童的男子記得，經理「讓我把錢放到桌上，噴了遍消毒水才拿起來」。另一名倖存者說：「沒有什麼客人來訪，我們就自己待著。」還有一個人說：「他把我父親需要的所有東西帶來，你知道，然後都放到門前台階上，沒人敢走進別人的家。」有人說：「一切都靜止了……不許我們走出家門，我們不得不離別人遠遠的。」有人說：「一個警察，一個大塊頭的傢伙……走到房子跟前，準備釘上一塊白色的大告示牌，牌上用紅字寫著流感，他們把它釘到了門上。」這塊告示牌令這家人更被大家疏遠了。還有倖存者說：「我走在街上，以手掩目不敢多看，門上掛著綢布的人家實在太多了。」另一個人說：「非常可怕，不僅害怕自己也可能病倒，還有看著周圍的人死去時那種令人恐怖的感覺。」

「別被嚇倒！」報紙如是說。

然而，醫學界已經產生了深深的憂慮。韋爾奇當然也是，儘管不久后他認識到這是流感，最初他還是很擔心這可能是一種新的疾病。德國和瑞士許多嚴謹的病理學家則在考慮發生瘟疫的可能性。貝勒弗醫院實驗室的負責人則揣測，「世界面臨的」會不會並不是一種極端致命的流感病毒，而是一次輕度瘟疫，他說：「這兩種疾病的臨床特徵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像，還有除肺臟外某些器官的病狀也令它們更為相近。」這段話發表于《美國醫學會雜誌》上。

醫生們在悄悄討論病理學家發表在醫學雜誌上的言論，而外行人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丈夫或妻子的膚色愈發暗黑。在這片土地上瀰漫著的東西令人心生寒意，那是令人從心底感到恐懼的寒意。

美國其他地方也有人在附和。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維爾是密西西比丘陵地區一個擁有3000人的小鎮，它坐落於鋸木廠、棉花田（並不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富饒繁密的種植園，而是一片貧瘠的土地）和密西西比農機學院（今為密西西比州立大學）附近。負責密西西比州東北部的美國公共衛生部官員帕森斯（M. G. Parsons）博士將斯塔克維爾作為指揮部。他不無自豪地告訴布盧說，他已經成功地讓當地報紙將他編造的故事公之於眾了，他說那個故事能夠「幫人們形成一種合適的心態」——這種心態就是恐懼。帕森斯想製造恐懼感，他相信這能「使公眾接受並執行我們的建議」。

紐約布朗克斯韋爾區的《綜合通訊報》（Review Press and Reporter）對流感隻字未提，只當全無此事，直到10月4日才報道「災難」在那兒造成了首例犧牲者。災難彷彿從天而降，就算報紙知情不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即使當流感已經在布朗克斯韋爾扎了根，報紙還在反對「危言聳聽」，並警告：「恐懼比疾病還要致命，最先遭殃的就是軟弱者和膽小鬼。」

在「炮火」夾攻之下，戰線從兩頭推近。

病毒從東海岸沿水路和鐵路向西部及南部移動，以洶湧之勢淹沒了一座座城市，又穿過這些城鎮如巨浪一般滾滾向前，變成狂暴的河流沖毀一個個村莊。它像泛濫的河水湧進居民區，又如潺潺細流滲入每一個獨立的家庭。突然，一個浪頭吞沒了一切，水或深或淺，但仍將萬物淹沒，形成一片汪洋，將大陸深深淹沒后才逐漸平息下來。

「即使發生過戰爭，」費城的蘇珊娜·特納回憶，「它不過是同我們擦肩而過，你知道……而另一方面……這惡性的疾病卻正站在門外。」

幾乎全國各家報紙都以大號字體、在標著「預防流感的建議」的專版上寫道：「不要害怕！」read.99csw.com

別被嚇倒！各地報紙都在這麼說。別被嚇倒！這句話迴響在丹佛、西雅圖、底特律；迴響在分處於佛蒙特州、愛荷華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三個伯靈頓市；迴響在分處於羅德島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三個格林維爾市。每次報紙一說「別被嚇倒！」人們就都嚇壞了。

庫克郡醫院所有流感患者——不僅是那些發展成肺炎的人——死亡率達到了39.8%。

科羅拉多州的莫紐門特和伊格納西奧頒布的禁令遠不止禁止所有的公共集會，還禁止顧客進出商店。商店仍然營業，但顧客必須在門口喊訂單，然後在外邊等商品。

造船業的工人接觸的都是愛國主義，這是其他行業工人所不能比的，他們的工作狀態和前線士兵的戰鬥一樣攸關戰爭成敗。同時，也沒有哪裡的工人比他們受到更好的照應了。所有造船廠內的普通水杯都被即刻銷毀，取而代之的是數以萬計的紙杯。醫院和治療設備也都已預先安排妥當，還配備了流感疫苗，這可能是唯一一個還請得到醫護人員的行業了。於是一位公共衛生部官員聲稱：「沒有理由相信在疾病的恐慌中會有許多工人曠工，因為我們教育他們不必擔驚受怕。這些人接受了灌輸，認為工作場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安全。」

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文摘》（Literary Digest）忠告：「恐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

可是不久，情況的確變嚴重了：費城一日之內死亡400人……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州有20人死亡……芝加哥已有400人喪命……艾爾帕索一天之內舉行了7場士兵葬禮。情況還在愈演愈烈，所有社會和娛樂活動都暫停了……亞利桑那州溫斯洛流感病毒猛然爆發。

與此同時，帕克正埋首于實驗室的培養皿、解剖的小鼠以及病菌培養物中。引用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紀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的話：「照我說，整體而言，事物的面貌改變巨大；悲慟和哀傷浮現於每一張臉；雖然還有些地方未被擊垮，但所有人看起來都非常憂慮；因為我們看到它顯然正在步步逼近，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和家人正陷於極度的危險之中。」

在科羅拉多州，聖胡安山脈旁的城鎮中沒有恐慌。他們變得格外謹慎，他們也有時間準備。萊克城的警戒使整個鎮子完全不受流感的侵襲，他們不允許任何外人進入。而擁有2000人的希爾韋頓鎮在尚未出現流感患者之前就下令關閉商業區，但病毒還是勢如破竹攻了進來。僅一周之內，希爾韋頓鎮就死了125人。烏雷鎮建立了一個持槍隔離區，雇來警衛禁止希爾韋頓和特留萊德的礦工外出，但流感還是進入了烏雷鎮。

密歇根州盧斯縣的一名婦女在護理她的丈夫和三個兒子時「自己也病倒了」，紅十字會一位工作人員報告說：「沒有一個鄰居進來幫忙。我在那裡待了一個晚上，早上給這名婦女的姐姐打了電話。她姐姐來了，敲了敲窗子，但直到我倆之間有個安全的距離后才同我交談……我為這名婦女做不了什麼……除了給她請牧師。」

在艾爾帕索，一位美國公共衛生部官員對布盧說：「很榮幸由我通知您，10月9日至今，艾爾帕索市民共有275人死於流感，這還不包括受雇於政府以及死在布利斯堡基地醫院的人，也不包括士兵……整個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

戰爭的陰霾過去了，流感仍在。戰爭結束了，流感還在繼續。恐懼就像條冰冷的毛毯籠罩著全國。「有人說世界將焚身於烈焰」，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在1920年的詩作中寫道，「而冰之力量/亦能成此大劫。」

每個地方都和費城一樣，面臨著兩大問題：照顧病人和維持秩序。

洛杉磯公共衛生主管說：「如果遵守普通的防範措施，就沒有理由驚慌。」48小時后，他關閉了包括學校、教堂和劇院在內的所有公共集會場所。

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約翰·德拉諾（John Delano）也有著同樣的被隔離的不安體驗：「那段日子里，如果有人病了，長輩們——大叔大媽們——也照例會送點吃的過去慰問，但這次卻非常彆扭……沒人會走進屋裡，沒人會把食物帶進屋去，也沒人會入室拜訪。」

政府每次試圖保持「士氣」的大力舉措都加劇了人們心頭的恐懼。因為從戰爭甫始，士氣——以最狹隘、最膚淺的方式定義的——就是公眾輿論中的首要話題。正如加利福尼亞參議員約翰遜（Hiram Johnson）1917年所說的：「戰爭一降臨，遭難的首先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