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最初曾向弗萊克斯納建議過這項工作，弗萊克斯納提到了「脊髓灰質炎的複發」。劉易斯已經證明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引發這種疾病。

但是，即便他自己的薪水絕對能滿足日常所需，他還是要為整個研究所謀求資金，哪怕只是一小筆資助。他需要錢購買離心機、玻璃器皿、加熱設備，更不用說還要付薪給「實驗室助手」（此詞仍被用來指代技術員）以及年輕科學家了。他必須自籌全部資金。結果，劉易斯發現自己日益陷入費城的社交圈，籌集資金，維持形象。他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商人，在推銷研究所還有自己。他痛恨這樣的生活。他痛恨這種生活剝奪了他在實驗室的時間並榨乾了他的精力，痛恨無窮無盡的應酬。然而，美國正處於大蕭條時期：400萬士兵突然歸國，需要就業；政府不再修造船隻和坦克；歐洲境況慘淡，也已無力消費。籌措資金難上加難。

野口的去世給世人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是否真的分離出了黃熱病的病原菌？研究所希望弄清楚這個問題。

劉易斯已過了放浪遊戲的年齡，卻又未到心如死灰的年紀。弗萊克斯納的信給他當頭一棒。他滿心盼望會告知他去接替史密斯，他也很肯定自己將被升到研究所「成員」一級。他從這個實驗室得到了認同，但現在這個實驗室非但沒有給他生存所需，反而將他殘酷地拒之門外。在這世上他最敬愛的兩個人，兩個他視若師長的人——其中一位他幾乎將之視為父親——判斷他缺乏某種東西，缺乏一種能夠使他有權融入他們、成為其中一員的東西。

花送來了，附帶一張署名為「洛克菲勒研究所科學顧問理事會」的卡片。

肖普護送劉易斯的遺體去威斯康星州。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業務經理問他：「我想知道，你抵達后能否安排為劉易斯博士的儀式訂一些花。」

他鍥而不捨地研究它。肖普也堅持不懈。他們都不乏堅持於一件事的執著，但他們毫無進展。

稍後，弗萊克斯納收到了劉易斯的驗屍報告，並接到消息說紐約研究所的人已成功地將劉易斯的病毒（他們稱其為「P. A. L.」）轉染給了猴子，實驗還在繼續。弗萊克斯納回信說：「謝謝你們交給我黃熱病病毒里瓦斯毒株和P. A. L.毒株的比較報告。方便時我想跟你們談談這份報告。科爾博士認為你們的動物飼養區最好用點白色油漆，再作些其他改進。他與你們說過了嗎？」

1933年，在英國的一次小型人類流感爆發期間，安德魯斯、萊德勞（Patrick Laidlaw）、威爾遜·史密斯（Wilson Smith）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肖普的方法論，將新鮮的人體材料過濾並且用它轉染流感給雪鼬。他們發現了人類的病原體。它是一種濾過性微生物，一種病毒，類似肖普的豬流感病毒。

1918年9月30日，聯邦畜牧局的獸醫科恩（J. S. Koen）參加了在錫達拉皮茲市舉行的全國養豬業展覽會。許多豬都病了，一些已經奄奄一息。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追蹤了疾病的傳播，調查了幾千隻死亡的豬，推斷這些豬得了流感——危害人類的同一種疾病。農夫們對他的診斷群起而攻之，因為那將令他們遭受經濟損失。雖然如此，幾個月後他還是在《獸醫學雜誌》（Journal of Veterinary Medicine）上發表了自己的推論：「去年秋冬時，就算那不是一種新的疾病，我們也遭遇了一種新情況。我相信我對這些豬作出的診斷，同醫生在人身上作出的類似診斷一樣，具有充分的證據。人身上的流行病和豬身上的流行病如此相近，發病報告也如此頻繁，一個家庭爆發疾病後，緊跟著豬中間也爆發疾病，反之亦然。如果兩種情況不是存在緊密的聯繫，那就是出現了驚人的巧合。」

1923年1月，他寫信給弗萊克斯納：「今天，一切都明朗了，我又有了用至少一小段時間去培養我個人興趣的權力了……我放棄了這兒的位置和所有在費城的未來規劃……我已經寫信給愛荷華大學的傑索普（Jessop）校長，告訴他我的計劃有變，我將不去上任……我將盡最大努力創造機會去某處做一年的研究，這個地方要儘可能地遠離『事務或者地位』之類的問題……我很難說清楚未來一年內我不想追求傳統意義上的地位的原因……我真正想要的是……讓多少有些空虛的頭腦恢復。」

劉易斯的遺孀提出了簡單而清楚的要求。她要立即返回密爾沃基，希望丈夫的屍體直接用船送回那裡，那裡有關心保羅的人。她明確表示，無論是在紐約還是普林斯頓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希望不要舉辦任何追悼活動。

然而，劉易斯自己的工作仍舊毫無建樹。弗萊克斯納和史密斯對他工作的評估一直保密。其餘所有人，甚至包括肖普都知道，他們給予他最高的尊重。1928年6月，愛荷華大學第四次向劉易斯提出了聘任要求，這是一個更誘人的職位。弗萊克斯納催促他接受。劉易斯回答，對他而言，「有吸引力」的興趣還是待在普林斯頓。

弗萊克斯納想聽到的不是這個。劉易斯使他自己變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可惜不是在好的方面。那不是因為他的失敗，而是因為他失敗的方式——遲鈍、想象力匱乏以及知識上的閉塞。劉易斯已經表現得夠多了，又或許沒能充分表現，反正弗萊克斯納已然作出了判斷：當史密斯退休時，劉易斯不能接任。

2月1日，劉易斯寫信給弗萊克斯納：「星期二抵達這裏就直接開始工作了……正在建設我的工作室，等著材料，也做了些額外的篩選準備工作……到下周應該就可以開始了。」

他停止了一切事務，拋開了職位、聲望和金錢，踏入沒有任何保障的荒野。有一個妻子、一雙兒女，44歲的他摒棄了一切身外之物。他自由了。

劉易斯成年後，整個生涯一直在研究致命的病原菌，但從未被感染。自從野口死後，每個研究黃熱病的人都格外小心。

然後，他說出了更為驚人的話，他將不再踏足實驗室，「我會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我的一棟舊屋和花園上」。

一封未署名的電報向羅素報告：「典型的黃熱病。可能是實驗感染。請電報指示如何處理屍體。」

劉易斯的妻子路易絲（Louise）反對。實驗室已經讓丈夫離自己和兩個孩子夠遠了。她已經對丈夫再次拒絕愛荷華的職位怒不可遏了。但這次……這次又是另外一回事。

會談后，弗萊克斯納很失望，灰心並且生氣，「我把能夠施加的壓力都施加在他身上，但是沒有用」，他寫信給史密斯，「我認為我們對劉易斯已經仁至義盡，除非有重大變故，否則我們有責任在明年春天採取果斷行動。他真叫我失望……我清楚他所承擔的風險，他也讓我清楚他明白並且接受這個風險」。

劉易斯至少表現出一些韋爾奇的特質。也許他有韋爾奇的大部分特質。也許韋爾奇所缺乏的最終他也沒有具備，那就是創造力以及實際去領導一個重要實驗室進行研究的組織力。

但是，即使有了肖普的幫助，劉易斯的工作進展仍不順利。不是因為劉易斯不夠聰hｔtps://rｅａd•99csｗ•ｃom明。肖普熟悉韋爾奇、弗萊克斯納、史密斯、埃弗里和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而他認為劉易斯是個中翹楚。像那位曾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過並在賓大認識了劉易斯的著名科學家阿龍松一樣，肖普覺得劉易斯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

劉易斯將他的實驗室設在帕拉河旁的一個港口城市貝倫，距海邊約120公里，卻是進入亞馬孫河流域的主要港口。1615年歐洲人移民至此，19世紀橡膠的繁榮使這個城市滿是歐洲人，那時的印第安人還在用獨木舟來來往往于內陸。那裡接近赤道，十分濕熱，降雨量可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一比高下。

在給洛克菲勒研究所科學顧問理事會（劉易斯在菲普斯時引進作為接任者的奧佩現在也在這個理事會裡）的後來一份報告中，弗萊克斯納談到一名科學家的辭職時說：「非常遺憾，留下光現象的研究沒人繼續做。」

那時，劉易斯全家已經搬到了普林斯頓，但是他的婚姻未見改善，也許錯全在他。他的事業已經受到挫敗，然而在愛情上，他的挫敗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1年，愛荷華大學與他聯繫。他們想發展成為一個一流的研究機構，希望劉易斯來主持這個項目，創建研究所。愛荷華州政府將會提供資金。弗萊克斯納對劉易斯來說不只是一位導師，劉易斯對其推心置腹，他告訴弗萊克斯納，愛荷華的工作看上去「繁重、穩定、平淡。你很清楚我不是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在菲普斯，「一些正在進行的工作前景可觀，我是這麼認為的……你會看到我正在努力說服自己留在這裏賭一賭，而不是選擇愛荷華城那個枯燥穩定的前途。如您回復我將不勝感激」。

弗萊克斯納曾經力勸他接受愛荷華的工作，現在卻回復他：「很高興看到你重返實驗室，你是屬於那裡的，在那裡你將做出最為傑出、雋永而有效的工作。為實驗室生涯做了經年準備的人被無情拉走而去充任行政職位，這在我看來是一大憾事。」他還告訴劉易斯說，史密斯「很高興有你再次助他一臂之力」。

弗萊克斯納寫了一封令人心寒的信。在信的初稿中，弗萊克斯納措辭冷酷：「除了這一年的服務，研究所和你或者你和研究所之間應該再無任何干係……鑒於愛荷華的職位一直空缺，很需要你去就任，而且愛荷華大學也作出極大的努力來爭取你，我認為你應該有權利知曉科學顧問理事會對你所持的態度……總體來說，你的前途堪憂。」

劉易斯欣喜若狂：「在任何可能的基礎上與史密斯博士再次開始共事，我好像回到了1905年——當然我希望這次是在一個更高的新水平上……你們不會看到我懈怠……我最榮幸和高興的是自己是你倆手下的一員，而你們就像我的父母一樣，教我方法，予我教育，給我方向。很少人能有這樣的機會重溫青年時光。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能繼續值得你們信任。」

弗萊克斯納一直很尊重劉易斯，但他們之間也保持著距離。他們一度變得親近過。弗萊克斯納有次寫信給他：「也許某天我會來麻煩你。」劉易斯在回信中吐露道：「我尊你猶如『父親』。」現在，當奧佩同意去菲普斯替代劉易斯時，弗萊克斯納似乎對劉易斯另眼相看，他不僅具備科學家的能力而且還擅長其他。弗萊克斯納對劉易斯說：「奧佩使我感到驚訝。我以為他會死心塌地留在聖路易斯。你為如此優秀的人在菲普斯準備了那麼好的路，你應該感到高興。」

野口不缺乏勇氣。因此他去迦納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肖普的每篇文章都是關於流感的。其中一篇將劉易斯列為主要作者。他已經找到了流感的病因——至少是在豬身上。它是一種病毒。我們現在知道，他在豬身上找到的病毒就是直接從1918年那個使全世界變成生死場的病毒演變過來的；但還不清楚這個病毒是由人類傳給豬的，還是由豬傳給人的，似乎更可能是前者。

後來劉易斯站了出來。科學問題還存在，並且很重要，還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去研究黃熱病？他已經證明自己在培養細菌方面是個專家，更為重要的是他已經證明脊髓灰質炎是一種病毒性疾病。雖然野口有他的結論，但似乎就是一種病毒引發了黃熱病。況且，像問題本身一樣重要的是，這個問題不是隨便誰都能夠處理，這是弗萊克斯納依然相信劉易斯可以解決的那種精深的科學問題。

弗萊克斯納為《科學》寫了一篇劉易斯的訃告，其中談到「他與休厄爾·賴特（Sewall Wright）合作研究肺結核時對遺傳因子作出的重要發現」。劉易斯與賴特的合作在費城時就已開始了，弗萊克斯納沒有提劉易斯回到研究所這5年的任何情況。

整個洛克菲勒研究所都被這巨大的損失震撼了。儘管有些科學上的爭議，但是野口|活潑、熱情，總是樂於助人，受到大家的歡迎。弗萊克斯納和劉易斯尤其悲痛。弗萊克斯納和野口情同父子。而劉易斯了解野口，非常熟悉，他們的交往可以回溯到他最初在紐約的快樂時光。

肖普是一位醫生的兒子，他父親同時也是一個農場主。肖普在愛荷華大學拿到醫學學位，然後在醫學院教了一年藥理學，同時也開展一些狗的實驗。他也是個出色的大學田徑運動員，高大、自信、極富男子氣概——劉易斯永遠不會成為這樣的人。肖普總是與田野、森林和獵取（不僅是在實驗室，而且真刀實槍地去狩獵）聯繫在一起。他的思想也十分狂野，就像一個小男孩擺弄著化學裝置想讓它爆炸一樣。他不僅愛追根究底，而且總有創新的火花迸發。

1928年11月下旬，弗萊克斯納去普林斯頓為劉易斯送行。弗萊克斯納對他的態度好像有所轉變。他又願意談劉易斯的將來了。他說，他也想「了解肖普在愛荷華的工作」。肖普最近觀察了豬身上一種毒性特彆強的畜流感（動物間的一種流感）。當地整個豬群的死亡率達到了4%，一些豬群的死亡率超過了10%。這看上去與10年前的人類流感大流行非常相似。

弗萊克斯納致電史密斯討論「我們將面臨的劉易斯問題」。他們無法理解他。劉易斯在5年裡沒有做出任何東西。事實上他們對他極為敬重——只是不再敬重他的實驗室技巧了。弗萊克斯納仍然認為劉易斯擁有真正的才能，他擁有寬廣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傑出的溝通和啟發能力。弗萊克斯納仍然認為劉易斯可以成為醫學教學和研究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在這個領域里他仍能成為大師。

1927年8月，他向弗萊克斯納承認：「我覺得自己沒什麼生產力——當然，在付出了那麼多努力之後總還是有那麼一點回報，每次我滿懷希望，希望能儘快趕上進度的時候，每件我經手的事情總是失敗得徹頭徹尾或者變得更加棘手。」

劉易斯的女兒珍妮特（Janet）寫了致謝卡，抬頭是「敬啟者」。她的母親則不和研究所打任何交道，更別說致謝了。研究所在1930年6月將劉易斯的薪水交給他的遺孀，還替她付了他們兒子霍巴特的大學學費［他像自己的祖父和瑪麗安（Marian）姑媽（她是第一位從芝加哥拉什醫學院畢業的女性）一樣，成為了一名醫生，不過是一名臨床醫生，不是科學家］。

肖普不久就成為了洛克菲勒研究所成員。劉易斯本也很可能成為成員之一。他可能會被請入內殿、登堂入室，他可能加入那些做科研的人組成的團體，他屬於那裡。他可能擁有他想要的一切。

肖普的工作非常重要並且發人深思。他的文章一出現，一位名叫安德魯斯（C. H. Andrewes）的英國科學家就與他聯繫。安德魯斯和幾個同事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流感上，他們發現肖普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安德魯斯和肖普成了好朋友，肖普已經60歲了，他有假期時甚至帶安德魯斯去明尼蘇達州的烏曼湖打獵和釣魚。

1922年，愛荷華大學再一次向他發出邀請。這回他接受了。他覺得有責任使菲普斯研究所保持良好的狀態，便從華盛頓大學引進了奧佩來替代自己。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奧佩的名氣比他還大些。

弗萊克斯納並沒有告訴劉易斯這個工作多麼適合他，他的才華會在這樣的工作中得到多麼充分的發揮。但弗萊克斯納告訴一位資深同事說，劉易斯「也許真能在醫學教育和研究上產生實際影響」。這些可能也是韋爾奇留給他的印象。劉易斯有著「非同一般的爆發力」。就算他並非面面俱到、樣樣精通，他的知識面還是很廣。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可以啟發大家。確實，弗萊克斯納相信劉易斯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大師」。

帕克將科研看作達成更大目標的途徑。對這個差點成為一名醫學傳教士的人來說，科研就像是減輕痛苦的工具。他訓練有素、有條不紊，主要興趣都放在對達成目的有幫助的直接結果上。他的貢獻——尤其是和威廉斯合作的那些——無法估量；單是發明白喉抗毒素這一項工作，就在20世紀挽救了幾十萬人的生命。但是他的目標也束縛了他，限制了他和他手下工作人員研究發現成果的種類。

三年前，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與此處主人公劉易斯沒有關係——憑藉他的暢銷小說《阿羅史密斯》（Arrowsmith）獲得了普利策獎，這本小說描寫了一位年輕的科學家，以小說化的視角反映洛克菲勒研究所。醫學界的所有人，特別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人都知道這本小說。其中主要人物的妻子就是因吸食了一支被致命病原菌感染了的香煙而死亡的。

弗萊克斯納沒有寄出這封信，他自己都覺得這封信太嚴厲了。他只是簡單地通知劉易斯，理事會「明確反對任命一個原先是人類病理學家——劉易斯就是——的人來領導動物病理學部」，因此他不能接替史密斯。但他也提醒劉易斯，理事會不會將他提拔到研究所「成員」的級別——也就是終身正教授，他仍然只是一個副教授。他的任命6個月後到期，到1926年年中期滿，理事會將給他一個為期三年的任命，直到1929年。也許他終究還是應該接受愛荷華的邀請。

劉易斯的視野的確拓寬了。現在他的興趣包括數學和生物物理學，因為自己沒有任何資源，他請求弗萊克斯納安排一名物理學家到醫學界「以作支持」，來檢查熒光染料和「光的消毒力及光對動物組織的穿透力」。弗萊克斯納照辦了，他對劉易斯的工作仍舊相當重視，當劉易斯將自己打算髮表在《實驗醫學雜誌》上的論文寄給他時，他回信稱之「有趣而且重要」。

1929年6月30日是一個星期天。劉易斯痛苦了一整天，在胡言亂語中翻來覆去。他陷入了昏迷。只有這時候他才輕鬆一點。這是他患病的第五天。不會再有第六天了。

劉易斯則純粹是失敗。他在實驗室花去一個又一個小時。那裡一直是他最愛的地方、休息的地方、令他平靜的地方。現在這裏再也無法令他平靜了。他開始避開這裏。他的婚姻狀況沒有好轉，妻子和他很少交流。但他也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園藝、木工，這些他以前從未沾過手的事情。也許他希望避世整理思緒，使他可以穿透數據的迷霧。也許他是那樣想的。但是他的思緒似乎再也回不到這個問題上來了。

第二天又一封電報來了：「劉易斯情況危急。星期六開始無尿。」

有個研究計劃似乎進展順利，劉易斯希望能參与其中，並且放棄其他的一切。他不僅羡慕埃弗里專註於一件事情的能力，也羡慕他有這樣的機會。他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傀儡。沒錯，一切就要一觸即發。

此時，劉易斯似乎感到絕望。絕望的人是危險的，甚至駭人而失去人心。他正在失去下屬的擁戴，而下屬的擁戴才是所向披靡的關鍵所在。

肖普自告奮勇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很年輕，相信自己不會受到傷害。他想採取行動，想研究黃熱病。

弗萊克斯納回復了，小心翼翼地回信了。劉易斯的三年合同延長期此時已過了一年多了。弗萊克斯納提醒他，肺結核工作「作為你的主要課題已經進行了四年，就算再給你許多年研究下去，結果也未必明朗。在別處往往會帶來很大的收穫，而在你這裏甚為少見。我認為沒什麼必要執著于這個收效甚微的課題。做一名研究者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一種直覺，能清楚告訴你何時停止某課題，就像告訴你何時開始某課題一樣。另外換條主線，才更能體現出你的時間的價值」。

但他和肖普在重複費城的實驗時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他們檢查了實驗的每個細節，想找出造成差異的原因，然後再重複實驗。隨後就是重複檢查再重複實驗，又得到了不同的結果，用這樣的結果不可能得出什麼結論。

劉易斯並不高興。他仍然不得安寧並且感到不滿。他想要的是擺脫一切，除實驗室之外的一切。也許他尚未完全意識到——他正走向一個危機。他又一次告訴弗萊克斯納，他真正想要的是在實驗台前工作，這一點超越一切。他已從費城抽身而出。現在他也必須使自己從愛荷華脫身。

肖普沿著普林斯頓校園邊的楓樹街走去通知劉易斯的妻子，她已經從密爾沃基回來了，兒子霍巴特現在是一名大學生，在普林斯頓。

在巴西5個月的工作中，劉易斯沒有報告任何關於他研究的細節，他的實驗記錄也幾乎不能提供任何信息。他死於一個實驗事故。不知何故他使自己感染了黃熱病。

如果劉易斯打算籌建一個部門，他就需要一位年輕科學家——一個不僅具備實驗室技巧，而且有想法的年輕人。愛荷華的熟人力勸他試用一個年輕人，他們認為這個年輕人會給他留下印象的。

劉易斯靜靜聽著，不言不語。他不抗議也不辯論，近乎被動卻很堅定。他的體內有一個冰冷的、無法觸及的核心。至於愛荷華，他已經決定了。他將拒絕那個聘任邀請。除了實驗室，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興趣。他希望下一年能夠被重新任命。

答案是肯定的。部分因為劉易斯仍不願安寧。儘管ｈttpｓ://ｒead•9９cｓｗ.com愛荷華的職位可能會讓他建立一個重要的研究所，但這個職位會令他離開實驗室，所以他拒絕了。可現在，他發現自己在賓大處於相同的境地。他厭惡與院長及其身邊的人周旋，他還得扮演社交人物的角色。對於住在主流地區的有錢人來說，科學家可謂是新奇事物，是能創造世界的浮士德般的人物，用於炫耀是非常時髦的事情。劉易斯並不喜歡賣弄。在家裡與妻子一起時也有壓力，其中有多少是來自研究上的挫折，有多少是因為妻子熱衷於他不願參与的社交活動，又有多少是因為妻子僅僅希望多些與他共處的時間，那就不得而知了。

保羅·劉易斯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一個戀愛中的人。他有渴求，他對事物的渴望和喜愛比帕克和埃弗里都要熱切得多。但與許多浪漫主義者一樣，比起對事物本身的熱愛，他一樣熱愛這個事物的概念，甚至更甚。他熱愛科學，也熱愛實驗室，但它們卻不服從他。當受他人指引、當別人為他開啟一道門縫時，實驗室在他面前展現出其深刻蘊涵的奧秘；但當他隻身來到門前時，那道縫又合上了。他找不到提出問題的鑰匙和道路，實驗室一臉冷霜，對他的懇求無動於衷。最終，不論他的死是自殺還是意外，他所熱愛的事業的失敗將他送上了絕路。從他個人角度講，我們只能說，劉易斯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最後一個殉難者。

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寫道：「要放浪遊戲，年紀未免太老，/要心如死灰，年紀未免太輕。」

1931年，劉易斯去世兩年後，肖普在《實驗醫學雜誌》的同一期上發表了三篇論文。他的工作看來很不錯。同一期上還有埃弗里的文章，是肺炎球菌系列中的一篇，導致了他對「轉化原理」的發現；有傑出病毒學家裡弗斯的文章，以及剛獲得諾貝爾獎的蘭德施泰納的文章。所有這些科學家都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

一個月後，劉易斯乘船前往巴西。1929年1月12日，曾為戈加斯組織過很多陸軍科研工作、現在為洛克菲勒贊助的國際衛生組織工作的羅素上校接到一封電報，得知劉易斯平安抵達。研究所把這個消息轉給了劉易斯的妻子，她對劉易斯的離開大為光火，不想再與洛克菲勒研究所有任何瓜葛。她回到了自己和劉易斯長大的地方——密爾沃基。羅素每個星期都會收到劉易斯的消息，然後轉送給她。

劉易斯從來不聽她的。他們的婚姻很久以來就已名存實亡。對他來說這個機會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如果他成功了，他就可以重新樹立自己在弗萊克斯納眼中的形象。5年前他從菲普斯研究所辭職，同時放棄了愛荷華的提議，他已沒有任何奢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做自己熱愛的事——回到實驗室。他願意再拼一次。他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並且比以往更加拚命。

帕克、埃弗里和保羅·劉易斯各自有著一套從事科學研究的獨特方式。

令史密斯和弗萊克斯納更為心焦的是劉易斯解決問題的方式。失敗好像令他失去了冷靜。埃弗里是將他的問題分成幾個可以解決的小塊，他吸取每次失敗的教訓。而劉易斯不像埃弗里，他好像只會用蠻力，大量實驗。他尋求一些具備特殊技能的科學家加入他的團隊，但是他不為這些新人指定具體工作。埃弗里徵召具備特殊技能的人是去攻克特定的問題，而劉易斯好像只是單純地把資源丟到問題上，希望某個人能解決它。

將近午夜的時候，劉易斯博士獲得了解脫。

在大流感過去后的最初幾年裡，劉易斯繼續執掌著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菲普斯研究所。

弗萊克斯納和史密斯談話的兩天後，弗萊克斯納與劉易斯促膝而談。弗萊克斯納直言不諱，但他向劉易斯保證，這種直率的態度「是充滿善意地擺在你面前」。劉易斯想成為研究所成員的期盼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他的研究在過去5年中「沒有結果」。除非下一年它能得到可靠和重要的結果，否則他連臨時職位也會失去。劉易斯快要50歲了，弗萊克斯納告訴他：「［你］轉投更有可能出成果的課題的機會很小。」他還說劉易斯沒有表現出「精力和果敢」。他從未戰鬥。之後，最為痛苦的是，弗萊克斯納說他「不是做研究的那個類型」。

而且，史密斯那一年快65歲了。弗萊克斯納、史密斯甚至韋爾奇都暗示劉易斯在史密斯退休后可以接任。弗萊克斯納建議劉易斯暫時多留一年，之後他們再作打算。

他的進展很小。他的失敗還是與埃弗里可以花上近10年的功夫去攻克的不同。埃弗里進攻的是免疫學上最基礎的問題，最終才是遺傳學。他從每個失敗的實驗中汲取教訓，為數不多但遠勝於無。比起如何改進一個實驗，他得到的經驗更有價值。他從失敗中得到的經驗觸類旁通，能應用於所有知識領域。可以說埃弗里的實驗沒有一個算是失敗的。

就在羅素將這個消息告訴弗萊克斯納時，劉易斯正處於極大的痛苦之中。他猛嘔不止，幾近黑色的嘔吐物表明病情嚴重；病毒侵染了他的胃黏膜，引起出血，使嘔吐物變為黑色；病毒侵染骨髓，導致劇痛。劇烈的火灼般的頭痛令他無法喘息片刻，也許昏迷時才能好過一點。疾病發作時，他的同事就用冰包住他，並且努力不讓他脫水，除此之外他們束手無策。

然而，他將要去的地方不是迦納，而是巴西。一種尤為致命的黃熱病在巴西出現了。

那時病毒可能已經變異成了溫和型，或者豬的免疫系統適應了它，或者兩者都發生了，因為病毒好像只引發了溫和的疾病。肖普還證明，流感嗜血桿菌作為繼發性感染菌時，仍然具有極高的致命性。後來，他將證明1918年人類倖存者的抗體能夠保護豬抵抗這種豬流感。

那時，普林斯頓仍被農場和鄉村所包圍。那裡非常寧靜，一派田園風光。洛克菲勒的實驗室距離普林斯頓大學校園不遠，後者仍處轉型期，正從菲茨傑拉德筆下的紳士「鍍金」學校變成知識中心，但直到10年之後，弗萊克斯納的弟弟亞伯拉罕創立了高等研究院並引進愛因斯坦作為研究院的首位成員，普林斯頓才算是完全轉型成功。即使位於鄉郊，即使實驗室幾米之外就是成片的農作物，吃著草的各色動物（不單單是豚鼠或兔子，還有牛、豬和馬），仍掩蓋不住普林斯頓內洛克菲勒這群人的光芒。史密斯不斷做出世界級的工作，而他周圍還活躍著劉易斯。這是劉易斯離開洛克菲勒研究所后第一次感覺自由自在。但是，他孑然一身。他的妻子和孩子還在費城。他隻身去工作，在深夜獨自去實驗室，只有他的思想作陪。

但是，戰後的生活開始將劉易斯拉離實驗室，令他失去鬥志。美國的鋼鐵巨頭菲普斯（Henry Phipps）是劉易斯所在研究所的資助者，他對研究所並不是十分慷慨。不過劉易斯本人的工資倒是已經漲到一定水平了，從1910年他剛開始工作的3500美元年薪漲到了戰前的5000美元。弗萊克斯納仍覺得劉易斯的工資過低，戰爭一結束就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給他謀取了一個教授職位。劉易斯拒絕了，不過賓大將他的年薪提到了6000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

然而，將近一年他一無所獲。弗萊克斯納當然和他談過未來的打算。他已經45歲了，他的下一步變動很可能就是最後一次了。如果願意他還能回賓夕法尼亞大學。他沒有選擇回去，而是告訴弗萊克斯納：「我只能再說一次，我在這裏擺脫了任何糾葛，甚至是感情。」愛荷華大學又一次將大門向他敞開，並且再一次提高了工資。但他只想待在洛克菲勒。他從費城帶來的肺結核計劃進展甚微，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正如他向弗萊克斯納和自己保證的那樣，他使自己恢復了活力。儘管愛荷華的薪水更高，他還是告訴弗萊克斯納：「我唯一感興趣的『位置』在［這裏］。」

弗萊克斯納建議他接受這個邀請：「所有我聽說的愛荷華城的醫學狀況都十分喜人……與費城［的情況］可謂是對比鮮明。那裡環境穩定……我毫不懷疑，你的魄力和領導力將產生影響，你主持的部門——儘管很大——會很快揚名，州政府會盡其所能支持你。」九_九_藏_書

他與弗萊克斯納一起做出了真正的科研，比如，鑒定並命名了眼鏡蛇毒的神經毒素。他還聲稱他獨自做出了更為重大的突破，包括培養脊髓灰質炎病毒和狂犬病病毒（以他的技術不可能培養出它們）。里弗斯也在洛克菲勒，他是第一個證明病毒寄生在活細胞上的人，他對野口的聲明提出了質疑。野口作出的回應是告訴里弗斯，一個研究做久了的人會有永遠也無法消除的疤痕。後來，里弗斯在自己的工作中發現了一個明顯但無關緊要的錯誤，他向野口坦言準備撤回他的論文。野口建議他別這麼做，說其他任何一個人都要花15年才能發現這個錯誤。里弗斯非常驚訝，他後來說：「我認為野口不是個誠實的人。」

他的腎臟開始衰竭，無法製造尿液。平時身體正常排泄的毒素現在鬱積在他的體內。當天晚些時候，羅素又接到第二封電報：「劉易斯患病第四天，腎臟受到顯著影響。」他出現黃疸，皮膚變成命名疾病的那個標準顏色。一個癥狀接一個癥狀，他的身體一步一步地走向衰竭。

1928年3月，他因黃熱病死於迦納。

同時，肖普返回愛荷華，更進一步地研究豬流感，並觀察豬的另一波流感。

劉易斯的實驗會產生一些具有潛在希望的枝節問題，他好像也沒有認識到追究這些問題的價值。例如，他對失敗的解釋是豚鼠在普林斯頓吃的東西和在費城時的不同。這就是個潛在的重要問題，他可能是對的。飲食與疾病的關係以前已經被人們注意到了，但主要集中於因飲食缺乏而直接導致的疾病，比如敗血病和糙皮病。劉易斯思考過飲食和疾病，包括傳染病之間更為微妙和間接的關係。可是，他沒有繼續沿著這個線索追蹤，而是繼續拚命研究他的老問題。沒有結果他也照做不誤。他向科學顧問理事會報告：「明年我不打算改變我的工作方針。」

劉易斯拒絕了這個建議。

劉易斯告訴弗萊克斯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他相信自己找到了歸宿，這的確將是他最後的歸宿。

接下來的一年半，他工作著，起先狂熱不已，可後來……某種私人原因使他退出了。他14歲的兒子霍巴特（Hobart）出現了情緒障礙，儘管轉校看起來有些幫助，但他對學校仍是心存芥蒂。劉易斯自己又出了車禍。這些都令他分心。

如果劉易斯還活著，他會與肖普合著文章，甚至會為他們提供更寬廣的視界以及豐富經驗。他會幫著再寫一篇病毒學的開創性文章。他的聲譽又會穩固。肖普並非盡善盡美，他後來在流感和其他成就中的一些思想（包括一些和流感有關的思想）是錯誤的。劉易斯如果精力充沛，再次苦幹，也許就能防止這些錯誤的出現。但這都不重要了。

弗萊克斯納不允許他去干這個。肖普只有28歲，結了婚，兒子尚在襁褓之中。這件事太危險了。

賓夕法尼亞大學對這個邀請予以回擊：給劉易斯一個新頭銜，年薪漲到8000美元，保證兌現5年，並保證資助研究所2年。他留下了。弗萊克斯納祝賀「你和學校，尤其是你的升職。新職位會加重你對學校的責任嗎」？

弗萊克斯納和劉易斯談話的一個月前傳來了野口的死訊。這個消息吸引了全球的注意，佔據了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頭條，激發起紐約所有報紙的火熱讚頌。對野口來說，那是一個維京式的葬禮，是一個眩目的榮譽，足以掩蓋所有關於他科研質量的非議。

肖普在從家去愛荷華的途中觀察了豬流感。他開始對它進行研究。劉易斯幫助他分離出一種幾乎同流感嗜血桿菌一樣的桿菌，將之命名為豬流感嗜血桿菌。肖普也重複了獸醫們的實驗，並且開始超越他們。他發現這個工作可能會非常有趣。

他在那裡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在那裡做出了最好的科研，那裡就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研究所在距費城不遠的普林斯頓設立了一個動物病理學部門。西奧博爾德·史密斯——就是這個人，曾拒絕了韋爾奇請他擔任洛克菲勒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的邀請——離開了哈佛來領導這個部門。史密斯也曾經是劉易斯的第一位導師，多年前將他引薦給弗萊克斯納。劉易斯找史密斯探討自己去普林斯頓的可能性。史密斯首先要他保證，他想「再來工作，並且……沒有因那些事情而利令智昏」。劉易斯馬上立下保證。

後來，肖普告訴他的兒子們一個傳聞，說劉易斯經常抽煙，不知怎麼病毒污染了一支煙，而劉易斯抽了這支煙。病毒從他嘴唇上的傷口進入了血液。劉易斯·安德森（David Lewis Anderson）回憶父親（劉易斯在費城的朋友）時，也將劉易斯的死歸咎於香煙。

一開始還沒什麼徵兆。他已在國際上享有聲譽。德國的科學期刊《肺結核雜誌》（Zeitschrift für Tuberkulose）翻譯轉載了他的工作情況。1917年他被邀在一年一度的哈維講座上作關於肺結核的演講，這是一項極大的榮譽。科爾在十多年後才獲得邀請。85年後，戴維·劉易斯·阿龍松（David Lewis Aronson，其父是位經常獲獎的科學家，曾在歐洲最好的實驗室工作，認為劉易斯是他所見過的最聰明的人，因此也給兒子取名劉易斯）回憶他讀到這篇講演稿時的情景：「你可以看到，劉易斯的思維方式、思想深度和廣闊眼界正漸入佳境、日臻成熟。」

劉易斯待在普林斯頓將滿三年之際，史密斯向弗萊克斯納表達了自己的失望：「他也許目標過高，超出了他的技能和設備的能力，這導致了他身邊圍繞的都是些空有技能的化學家，等等。卡雷爾」——紐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卡雷爾，已獲得了諾貝爾獎——「也有這樣的遭遇，但是卡雷爾思路不同，並能藉助他的團隊取得結果。一個緊密合作的團隊需要的就是領導者的思想。」

弗萊克斯納力勸他——苦口婆心地，就差直接命令他了——接受愛荷華的職位。聘任條件相當可觀：年薪10 000美元——比醫生平均收入的兩倍還多——以及放手管理一個部門。弗萊克斯納向他保證自己始終認為他才能非凡。才能非凡！他仍可以作出巨大的貢獻，不可或缺的重大貢獻。在愛荷華他會變成一個重要人物，受到尊敬，而且ｒｅａｄ•９9cｓw•cｏｍ他會快樂很多。

他再一次拒絕了愛荷華的工作。他總是願意賭一把。現在他再下賭注，要向弗萊克斯納和史密斯證明自己。

不過，野口最大的功勞是分離出了導致黃熱病的病原體。他說，那是一種螺旋體，一種螺旋形的細菌。幾年前，里德似乎證明過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導致了這個疾病。里德已經去世很久了，其他人都抨擊野口的發現。有一次面對這樣的攻擊時，野口寫信給弗萊克斯納作為回應：「他的異議非常沒有道理……我不確定這些哈瓦那人是否真的對科學討論感興趣。」

在弗萊克斯納與劉易斯進行這場殘酷談話的幾個月前，野口英世（Hideyo Noguchi）去了迦納調查黃熱病。野口幾乎就是弗萊克斯納的寵兒。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約在30年前，那時弗萊克斯納還在賓大，他去東京進行一次演講。野口徑自跟弗萊克斯納回了費城，敲開後者的門說自己要來跟他一起工作。弗萊克斯納給他安排了一個職位，然後將他帶到了洛克菲勒研究所。野口在那裡逐漸贏得國際聲譽，但卻頗受爭議。

弗萊克斯納逐項落實事關研究所的研究項目。他指出「一個緊迫的問題就是野口博士未完成的工作」。他絕口不提劉易斯，一點都沒提到。

劉易斯對薪水沒有任何要求，能進實驗室工作一年他就滿足了。弗萊克斯納給他8000美元（他在菲普斯的工資）以及一筆實驗設備預算、若干文件櫃、540個用以飼養和實驗的動物籠，還有三個助手。他告訴劉易斯，這一年不要求他做出什麼成績來，一年後他們再談未來的計劃。

幾年後，接任科爾成為洛克菲勒研究所醫院院長併兼任四個科學協會主席的病毒學家裡弗斯說：「肖普是我見過的最好的科學家之一……他是一個固執的傢伙，並且很堅韌……問題一到手上，他就能作出重要的發現。不論他在哪裡都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鬥部隊控制關島后不久，里弗斯和肖普就去了那裡（他們可能冒著戰火去了沖繩），研究可能會對士兵造成威脅的熱帶疾病。在那裡，肖普致力於從一種真菌中分離出一種藥劑，可以減輕某些病毒感染。最終，他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埃弗里精力充沛、個性執著，兼具藝術家和狩獵者的特質：高瞻遠矚、細緻耐心、堅忍不拔。他那雙藝術家的眼睛使他既能從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到事物全貌，同時又能觀察入微。而獵人的直覺則可以讓他發現不合常理之處——無論那件事情看上去有多麼瑣碎——並去究根問底。這種究根問底驅使他奉獻出自己的一切。除了找出答案外，他別無選擇。他並不滿足於斬斷哥帝安之結（Gordian knot），他希望去解開並了解事物，而並非將之摧毀。所以，他扯住線頭，不斷牽拽，解開糾結之處，順藤摸瓜，直至將整塊織物拆開。之後，別人就能用這些線織造新的東西。T·S·艾略特曾說過，任何新的藝術作品都會對現有規則作出些許改變。而埃弗里的工作遠遠超出了這個程度。

劉易斯在費城時曾對肺結核有過一些初步結論。他認為有三個也可能是四個遺傳因子，影響了豚鼠產生抗體——也就是抵禦感染——的天生能力。他計劃要精確分析這些因子的性質。這是一個重要問題，可能會遠遠超越對肺結核的了解，而對免疫系統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些結果蒙蔽了他。從前他並不是總能作出正確的科學判斷——沒有哪個研究者可以——但這次可能是他第一次事關重大的科學失誤。這也許標志著他從此走上了一條下坡路。

但是，劉易斯過得並不快樂。他是那些仍相信流感嗜血桿菌引發了疾病並在流感過後繼續研究的人之一。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最初並不接受流感桿菌作為病因，而懷疑是一種濾過性病毒。也許他固執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經驗。他不但總能發現這種桿菌，還研製出一種似乎有效的疫苗。確實，海軍給幾千人使用的疫苗就是按他的方法製備的，結果證明該疫苗無效，但這批疫苗不是他親手製造的。一小批他親自製備和檢驗的疫苗——在大流感的高峰期，而不是在之後由於病原體變弱而令許多疫苗貌似有效的那個階段——經有力證據證明是有效的。接受疫苗的60人中只有3人感染了肺炎，並且無一死亡；而對照組裡有10人感染肺炎，3人死亡。

劉易斯留下完全符合弗萊克斯納自己的計劃。弗萊克斯納解釋說：「我一直認為我們的部門不應是一言堂。」在紐約，十幾位傑出的學者領導著幾組年輕研究者，每組都在研究一個重大問題。而普林斯頓這裏的模式與之不同，除了史密斯自己的工作外沒有其他的研究。弗萊克斯納告訴劉易斯：「你的到來……為這裏形成第二個中心［提供］了第一個機會。」

這種疾病繼續在中西部的豬圈中肆虐。1922年和1923年，畜牧局的獸醫用呼吸道的黏液在豬之間轉染這種疾病。他們過濾黏液，並且試圖用濾出液轉染疾病。他們失敗了。

後來，在6月29日，羅素髮出一封短箋，由信使親手交給弗萊克斯納：「下面的消息來自里約熱內盧，與劉易斯博士有關，是今天送到我這裏的，要求我轉交給你。『劉易斯的病開始於6月25日。醫生診斷是黃熱病。6月28日的情況是體溫攝氏39.9度，脈搏80……』基金會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史密斯博士和在密爾沃基的劉易斯夫人。」

在科學中沒什麼比別人不能重現自己的實驗結果更糟糕的了。現在，劉易斯自己都不能重現他在費城得到的結果，那個令他有所指望的結果。更不用說他以此為基礎並進行擴展了。他碰壁了。

沒有舉行任何追悼活動。

他看起來還是原先那個劉易斯，精力充沛而且自信。羅素每個星期都會收到一份簡短的電報：「劉易斯平安。」從2月開始到3月、4月和5月收到的都是這樣一份電報。但是，如果劉易斯平安，他會隻字不提自己的研究么？也沒有關於工作進展順利的隻字片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