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史學家中，對於埃弗里論文的直接影響存在一些爭論，主要是因為遺傳學家斯滕特（Gunther Stent）認為，這篇論文「對隨後8年的遺傳機制的思索影響很小」。而且，埃弗里的結論沒有立即被廣大科學界當做真實情況接受。

10年來，科學家們一直試圖研製針對菲佛氏流感桿菌的疫苗和抗血清。在劉易斯離開研究所之後不久，弗萊克斯納自己也曾經試過。沒有人成功。

他們已經預見到了這個結果，但沒有預見到後面幾個。當他們用不同血清來檢驗菲佛氏桿菌的其他培養物時，20次檢驗中只出現4次凝集。血清並未結合到其他16個菲佛氏桿菌培養物上去。什麼也沒有發生。他們重複實驗，仍是同樣的結果。所有這些培養物絕對都是菲佛氏桿菌，絕對都是流感嗜血桿菌。這點確鑿無疑。所有這20種血清都會結合來自對應培養物（該菌株用來感染兔子併產生此血清）的細菌並令其凝集。但是，這20種血清中只有4種可以同另一種菲佛氏桿菌培養物結合。

沃森和克里克二人立即領會了埃弗里工作的重要性。但尋求戰利品——這無與倫比的戰利品、遺傳乃至生命的密鑰——的研究者，並不只有他們。查伽夫（Erwin Chargaff）是一位化學家，他的發現對沃森和克里克充分了解DNA分子從而推斷它的結構至關重要，他曾說：「埃弗里給了我們一種新語言的第一個文本，或者說是他告訴我們去哪裡尋找它。我決心去尋找這個文本。」

但是，埃弗里自己發表的文章數也減少了，因為他也沒什麼可以報道的了。這項工作格外艱難，超出了現有的技術。失望已成了家常便飯，他曾說，我以此為生。但是，他沒有取得成就。他常想著放棄這項工作，放棄這一切。然而，他還是每天繼續將幾乎所有醒著的時間花在思考上。1934—1941年，他沒有發表任何東西。什麼也沒有。對科學家而言，度過這樣一段乾涸期，箇中滋味豈止是抑鬱二字可以形容的。這是對他能力、對他生命的否定。但是，在那個乾涸期中，埃弗里告訴一位年輕學者說，研究者分兩大類：大部分「走來走去撿現成的金塊，只要他們發現現成的金塊就會撿起，將它加入自己的收藏……［另一類］並不對現成的金塊真正感興趣。他更感興趣的是在一個地方挖個深洞，希望恰好找到礦脈。當然，如果真能找到金礦的礦脈，他就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到1940年他已鑽研得很深了，足以令他相信自己將要有所發現，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1941—1943年，他仍沒有發表任何東西。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了。現在他所研究的東西令他空前興奮。他重拾信心，覺得自己將達到目的。海德爾伯格回憶：「埃弗里會過來談論他關於細菌的轉化物質的工作……有一些情況告訴他這種轉化物質是生物學真正的基礎物質……對理解生命本身來說也是基礎物質。」

整個20世紀20年代，研究者們都在繼續研究這個問題。正如伯內特所言，它是近年來醫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埃弗里發表他關於「轉化原理」的論文時已是67歲。11年後的1955年，也是沃森和克里克闡明DNA結構的兩年後，埃弗里為了和兄弟及家人住得近些而搬到了納什維爾，在那裡埃弗里與世長辭。迪博將他的逝去同1934年韋爾奇的過世相提並論，並引用了弗萊克斯納在韋爾奇隱退時說過的話：「他的身體承受著痛苦，他的精神卻竭力在世人面前保持平和，這種平和曾是他的旗幟和盾牌。親愛的朋友啊，這位醫生曾是如此受大家愛戴，他雖死猶生，諄諄教誨長存於世。」

事實上，埃弗里所完成的是基礎科學的經典之例。他開始於尋找肺炎的治療方法，並如伯內特評述的那般，最終「開創了……分子生物學領域」。

1943年，他名義上退休了，成了研究所的榮譽退休人員。他的退休沒有改變任何事情。他像以往一樣工作，實驗、推進、加緊。那年他寫信給自己的醫生弟弟，告訴他一個超凡發現。4月，他通知了研究所的科學指導理事會。他的發現將徹底改革生物學，他的證據看上去又是那麼可靠。其他科學家要是發現了他所發現的東西，可能早已經發表了。但他仍按兵不動。他的一位下屬問道：「公開吧，你還想要什麼？」

但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爭議。除了反證——並無證據表明存在其他病因——之外，沒有證據支持濾過性病毒。而由一種病毒引發流感的理論已被世界上卓越的科學家檢驗過了。在疾病的第二波在美國爆發伊始時，羅西瑙就懷疑存在一種濾過性病毒。確實，至少從1916年開始他就懷疑這種病毒了。遵循直覺，他在62名來自波士頓的海軍軍艦的志願者身上展開了廣泛細緻的實驗。他從存活患者身上收集唾液和血液，將死亡患者的肺部組織乳化，在鹽溶液中稀釋這些樣本，離心，抽取出液體，用一個瓷制過濾器過濾液體，然後試用各種方法把疾病傳給志願者。他採用了所有可想見的方法：注射、吸入、滴入鼻孔和喉嚨甚至眼睛里，所使用的則是危及生命的大劑量。沒有一個志願者患病。操作實驗的醫生中卻有一人死亡。

在德國，一位科學家也曾經作過嘗試，他向志願者的喉嚨噴濾過的鼻腔分泌物，但沒有一個受試者感染流感。芝加哥的一個研究小組想用流感患者的濾過分泌物感染志願者，也沒有成功。舊金山的海軍研究者也以失敗告終。九*九*藏*書

1931年，道森（當時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但仍與埃弗里在工作上保持聯繫）和一位助手一起成功地——在一支試管內——將一個沒有莢膜的肺炎球菌變成了有莢膜的肺炎球菌。第二年，埃弗里實驗室的人也成功地用來自滅活有莢膜肺炎球菌的無細胞提取物做了相同的事情，將無莢膜細菌變成有莢膜細菌。

他的工作沒有任何固定程序。他在實驗台上進行大部分的實驗，這些實驗台其實就是原來用作辦公桌的木桌。他的設備一直很簡單，幾乎是原始的。埃弗里不喜歡那些小發明。他的同事記得，埃弗里做實驗時「思想高度集中……他的動作很小，但是極端精確和優雅；他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他手頭課題中一個被清晰定義的方面。混亂蕩然無存……也許就是因為他，周圍的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井然有序」。

DNA——脫氧核糖核酸，是由一位瑞士學者在19世紀60年代末分離出來的，沒有人知道它的功能。遺傳學家也忽略了它。這種分子看上去太過簡單，不可能對基因或遺傳有什麼作用。遺傳學家認為是分子結構複雜得多的蛋白質攜帶著遺傳密碼。埃弗里、麥克勞德和麥卡蒂寫道：「誘導物好比是一個基因，對這種物質的應答反應產生的莢膜抗原則被認為是一個基因產物。」

埃弗里努力引進一些知識範圍與自己互補的人，他想要一位生物化學家。於是從1921年起，他再三邀請傑出的青年生物化學家海德爾伯格離開諾貝爾獎得主蘭德施泰納的實驗室來自己這裏。海德爾伯格回憶道：「埃弗里會從他的實驗室上樓來這裏，給我看一小瓶暗灰色的髒兮兮的東西，並說：『看，我的孩子，細菌特異性的全部秘密就在這個小瓶子里。你打算什麼時候研究它？』」

在研究所的餐桌邊，科學家們坐在舒適的椅子里，掰著法國長棍麵包，喝著無限量供應的咖啡，互相交流著信息。桌子可供8人圍坐，通常是資格較老的一位主導討論。埃弗里少言寡語，即便在擁有了聲望和資歷后亦是如此，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主導著討論，他會針對自己面臨的困難問一些關鍵問題，尋求任何對此有幫助的想法。

但是，那些關注著的科學家將之視作真理並且接受了。

在英國，弗萊明像埃弗里一樣全神貫注于開發一種能使流感桿菌更好生長的培養基。1928年，他忘記給一個培養葡萄球菌的培養皿加蓋。兩天後，他發現了一種抑制葡萄球菌生長的黴菌。他從這種黴菌中提取出抑制細菌生長的物質，並將它命名為「盤尼西林」。弗萊明發現盤尼西林能夠殺死葡萄球菌、溶血性鏈球菌、肺炎球菌、淋病雙球菌、白喉桿菌及其他細菌，但它對流感桿菌不造成傷害。他沒有試圖將盤尼西林開發成藥物。對他來說流感桿菌才是最重要的，他只是用盤尼西林殺死培養物中的其他污染細菌，以此來幫助流感桿菌生長。如他所說，他用盤尼西林「來分離流感桿菌」。這種「選擇培養物的特殊技術」使他發現「流感嗜血桿菌事實上存在於」他所研究的「每個個體的齒齦、鼻腔和扁桃腺內」。

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一起發現DNA結構的沃森（James Watson）在他的經典之作《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中寫道，「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基因是蛋白質分子的特殊類型」，直到「埃弗里說明遺傳性狀可以通過純化的DNA分子從一個細菌傳遞到下一個……埃弗里的實驗有力地表明，將來的實驗會證明，所有基因都由DNA組成……埃弗里的實驗令［DNA］散發出基本遺傳物質的氣味……當然，也有科學家認為傾向DNA的證據並不確定，而更願意相信基因是蛋白質分子。不過，克里克對這些懷疑論者毫不在意。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剛愎自用的傻瓜，他們總是下錯賭注……不僅心胸狹窄、反應遲鈍，而且很愚蠢」。

與德爾布呂克一起工作的盧里亞（Salvador Luria）——沃森是他的研究生——同樣也反駁了斯滕特所謂埃弗里的發現被忽略的觀點。盧里亞回憶他與埃弗里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共進午餐並討論他工作的意義時說：「我認為說我們置若罔聞完全是胡說八道。」

瓶中之物就是分解了的莢膜。埃弗里從肺炎患者的血液和尿液里分離出了這種物質。他相信這種物質掌握著如何憑藉免疫系統戰勝肺炎的秘密，如果他能發現這個秘密的話……最終海德爾伯格加入了埃弗里的團隊。其他人也紛紛加入。埃弗里習慣於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他住在東六十七街，實驗室坐落於第六十六街和約克街。每天早上同一時間，他穿著（似乎）同一件灰色夾克走進實驗室，乘電梯到他六樓的辦公室，脫下夾克換上淺褐色實驗服。只有當他要做什麼不尋常的事或是碰上特殊場合時他才換上白色實驗服。

他的實驗精確簡練、無可指摘。一名洛克菲勒的同事在菲佛的流感嗜血桿菌上進行了驗證實驗。

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是一個如何進行科研、如何尋找答案、自然有多複雜以及如何構建一個堅實的科學框架的經典案例。

1931年，菲佛仍在堅持，在至今所有被提及的微生物中，他命名為流感嗜血桿菌並在非正式場合下以他為名的這種病原菌，「值得被作為首要病原微生物認真考慮，它的唯一競爭者是一種未被鑒定的濾過性病毒。」九*九*藏*書

1923年，埃弗里和海德爾伯格因證明莢膜確實能導致免疫應答而令科學界大開眼界。莢膜是純多糖。直到那時學者們還認為只有蛋白質或是含蛋白質的物質才能刺|激免疫系統作出應答。

其他人決意了解更多。

但隨著流感桿菌引發流感的可能性的減弱，進行這項研究的壓力也消退了。雖然他最初傾向的觀點是這種桿菌引發了流感，然而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為流感嗜血桿菌這個命名不當，最後他也認同了這個觀點。他對這種微生物沒有什麼自發的興趣，也從未放棄自己對肺炎球菌的研究，完全沒有放棄。流感比往常任何時候都更能使人理解肺炎的致命性。是肺炎完成了這次殺戮，它仍是令人死亡的罪魁禍首，肺炎才是他的目標。他將全部的時間又投入到肺炎研究上。他將盡其餘生來研究肺炎。

現在他的工作轉入了一個不同的方向。他必須了解一種肺炎球菌是如何轉變成另一種的。他已將近60歲。赫胥黎說過：「年過60還做科學，對科學是弊大於利。」不過現在，埃弗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專註于自己的任務。

此外，他更進一步地集聚了自己的焦點，聚焦在了肺炎球菌的一個方面——多糖莢膜上，這個莢膜像M&M巧克力豆的糖衣一樣包裹在細菌外面。免疫系統要攻擊被莢膜包裹的肺炎球菌難度很大。被莢膜包裹的肺炎球菌生長迅速，在肺內暢通無阻，它們是致命的。而沒有莢膜的肺炎球菌則不是致命的，免疫系統很容易就能將之摧毀。

1929年，在一次關於流感的重要會議上，韋爾奇發表了他個人的估計：「就個人而言，我確實覺得支持（流感嗜血桿菌）作為流行病病因的證據非常少。可是，連奧佩這樣傑出的研究者都認為證據完全指向菲佛氏桿菌，而且持一種令人氣惱的觀點：認為其他細菌學家沒找到桿菌是因為技術錯誤以及欠缺技巧。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已經沒有進一步的研究空間了……我所關注的事情是：流感可能是由一種未知病毒引發的感染……這種病毒降低抵抗力的能力非凡，導致人體——至少是呼吸道——能被任何微生物入侵，造成急性呼吸道問題和肺炎。」

首先，他排除了蛋白質。能夠滅活蛋白質的酶對這種轉化物質不起作用。其次，他排除了脂質——脂肪酸。破壞脂質的酶對這種物質轉化肺炎球菌的能力也沒有影響。他又排除了糖類。剩下的物質富含核酸，但由迪博分離出的一種可以破壞核糖核酸的酶對這種轉化物質也沒有影響。每一步實驗都耗時幾個月，或是幾年。但是，現在他已觸手可及。

洛克菲勒大學——以前從事醫學研究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扇大門以他的名字命名，埃弗里所受的榮譽無人能出其右。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製作了一系列傑出科學家的網路檔案，埃弗里居首。

在埃弗里發現和證明DNA攜帶遺傳密碼之前，諾貝爾委員會因為他一生對免疫化學知識所作的貢獻而慎重考慮過授予他諾貝爾獎。但沒多久，他革命性的論文面世了。論文非但沒能保他獲得諾貝爾獎，反而令諾貝爾委員會認為論文太具革命性、太令人震驚而不願涉險頒獎認可他的發現，除非等到其他人證實它們。這個機構的官方記錄給出了授獎聲明：「那些結果對於基礎工作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但諾貝爾委員認為它值得等待，直至我們了解更多……」

一個軍營接著一個軍營，細菌學家們站在了同一戰線上。不單隻有麥克阿瑟軍營的細菌學家下了這樣的決心——「使流感嗜血桿菌的獲得率達到最高」，他們在88%的肺臟樣本中發現有這種桿菌，但他們不是通過可信的實驗室檢驗找到桿菌的，而是簡單地用顯微鏡觀察其外形來鑒別出這種桿菌的。這種觀察是主觀的，不能作為證據，只能作為相關的參考。

現在，他們說流感桿菌不會引發流感。威廉斯在她的日記中寫道：「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出濾過性病毒是病因。」

大流感中期，找不到菲佛氏桿菌似乎就意味著不稱職，而與尊重科學事實無關。當一名陸軍的細菌學家無法在「第一批病人的159個血液瓊脂平板上」找到這種桿菌時，陸軍派了另一名科學家去對該營「基地醫院實驗室採用的細菌學方法進行調查」。這是典型的戈加斯建立的制度，是一場真正的調查，而非政治迫害。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實驗室完成了「一件非常棒的工作。如果流感桿菌曾出現過……它肯定會被發現」。但這個結論直到大流感過去很久之後才得以公布。

埃弗里卻從未得到。

然而，即便是帕克和威廉斯也都妥協過。如今，流行病消退了，他們重新以極為審慎的態度繼續開展研究。他們一向擅長檢驗假說、尋找漏洞、改進和擴展別人的原始工作。現在，為了完善疫苗和血清，他們要了解更多關於這種桿菌的情況——這也是在檢驗他們自己關於流感嗜血桿菌引發流感的假說。他們開始了一系列的大範圍實驗。他們從100個病例中分離出這種桿菌，並成功培養出該桿菌的20個純培養物。然後，他們把這些培養物注入兔子體內，待兔子發生免疫應答后抽取其血液，離心去除雜質，接下來就是製備血清的其他步驟。當每隻兔子的血清被分別加入試管（管內已有用於接種該兔子的細菌）時，血清內的抗體使細菌凝集起來——抗體同細菌結合形成肉眼可見的凝塊。

所以，既然沒有其他疑兇，許多科學家仍舊相信是菲佛氏桿菌引發了疾病，其中也包括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大部分科學家。韋爾奇在霍普金斯的第一個得意門生奧佩也是其中一員，他曾去過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並沿襲霍普金斯將之進行改造，他還領導陸軍肺炎委員會的實驗室工作。1922年他和幾個委員會成員以《流行性呼吸道疾病》（Epidemic Respiratory Disease）一書發表了他們的工作結果。合著者之一是里弗斯，那時他已經開始了病毒方面的工作。1926年，他定義了病毒和細菌的差別——開闢了病毒學領域，並成為世界病毒學權威之一。但是，戰後的前5年，他把時間用在了繼續研究菲佛氏桿菌上，甚至在開始他的病毒研究時他還寫了很多關於菲佛氏桿菌的論文。他回憶道：「我們設法從受流感侵染的每個人身上獲得流感桿菌……我們找到了它並且很快就得出結論：流感桿菌是大流感的根源。」九*九*藏*書

埃弗里取得了顯著進展，證明在動物身上的傳代確實令該桿菌更加致命。更為重要的是，他分離出了血液中流感嗜血桿菌生長所需的因子，它們起初被鑒定為「X」和「V」因子。這是一項非凡的工作，它在認知所有細菌的營養需求和新陳代謝方面樹立了一塊里程碑。

年復一年，埃弗里實驗室的年輕科學家們不斷鑽研。埃弗里也繼續工作。到20世紀30年代末，他一直與麥克勞德和麥卡蒂（Maclyn McCarty）一起工作著，他們投入所有精力研究這個轉變過程的機制。如果埃弗里之前要求的是精確，那麼現在他要求的則是盡善盡美、不容反駁的事實。他們培養了大量致命的Ⅲ型肺炎球菌，以數月、數年而非幾小時、幾天的時間來分解細菌，著眼于每個組分，試圖了解這個過程。這項工作極其枯燥，而且也是一項會不斷、不斷、不斷失敗的工作。

帕克和威廉斯絕非草率之人。他們是第一批宣布流感嗜血桿菌可能是病因的人。10月中旬，帕克仍堅持己見。他聲明：「在幾乎每例確定的傳染性流感病例中都能發現流感桿菌。在併發性肺炎中發現其與溶血性鏈球菌或肺炎球菌如影隨行。在一個病例中，支氣管肺炎的發生則被完全歸因於流感桿菌。紐約公共衛生部的結果與切爾西海軍醫院的報告非常一致。」

署名埃弗里的論文越來越少了。大部分原因是只有當論文所述研究包括他親自操作的實驗時，他才將自己的名字放在實驗室其他人的論文上，否則無論他對這個工作的思路有多大貢獻，也不管他就這些想法與作者們討論過多少次，他的名字也不會出現。（這就是埃弗里的極度高尚之處；通常實驗室的領導者會將他/她的名字放在實驗室幾乎所有論文上。迪博回憶，他在埃弗裏手下工作的14年中，埃弗里幾乎影響了他所有的工作，但在他的論文上只出現過四次埃弗里的名字。另一位年輕研究者說：「我從來都覺得我是埃弗里的合作者……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從未共同發表過一篇文章，這令我大感驚訝。」）

格里菲斯的報告似乎令埃弗里長久以來的工作——和生命——變得毫無意義了。免疫系統是建立在特異性的基礎上的。埃弗里相信莢膜是解開特異性之謎的關鍵所在。但是，如果肺炎球菌可以轉化，這就摧毀了埃弗里相信的一切和他曾經證明的想法。好幾個月，他將格里菲斯的工作視為謬論，拒絕接受。但絕望壓倒了埃弗里，他丟下實驗室6個月之久，患上了格雷氏疾病，這是一種可能與壓力有關的疾病。到他回來的時候，應他要求而檢查格里菲斯結果的下屬道森（Michael Dawson）已經確認了結果。埃弗里不得不接受它們。

帕克和威廉斯曾經使自己（和其他許多人）確信並不是流感桿菌引發了流感。然後，他們未在此課題上多作停留，中止了流感的工作，一部分是出於信念，一部分則是因為紐約市立實驗室失去了真正用於科研的資金。並且，他們當時業已力不從心。

但是，他對很久以前自己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第一個工作耿耿於懷，當時他發表了一個概要性的理論，包括細菌的新陳代謝、毒性和免疫性。他曾經犯錯，永遠也忘不了這恥辱。他做了更多的工作。然後，終於在1943年的11月，他、麥克勞德和麥卡蒂向《實驗醫學雜誌》遞交了一篇文章，題為《導致肺炎球菌類型轉化物質的化學性質研究：由肺炎球菌Ⅲ型分離出的脫氧核糖核酸片斷的誘導轉化》，這份雜誌由韋爾奇創刊。1944年2月，這份雜誌發表了該論文。

之後的1928年，格里菲斯（Fred Griffith）在英國發布了一個既驚人又令人困惑的發現。早先時候，格里菲斯發現所有已知類型的肺炎球菌可以有也可以沒有莢膜。致命的肺炎球菌具有莢膜，而沒有莢膜的肺炎球菌很容易被免疫系統摧毀。現在他發現了更奇怪的情況。他將那些包裹莢膜的致命性肺炎球菌滅活，並注入大鼠體內。由於這些細菌已經死亡，所以所有大鼠都還活著。同樣他將沒有莢膜的活肺炎球菌注給大鼠，那些肺炎球菌不是致命的。這次大鼠也活著。它們的免疫系統破壞了沒有莢膜的肺炎球菌。但後來，他又將具有莢膜的死肺炎球菌混合沒有莢膜的活肺炎球菌注給大鼠。

1919年初，帕克和威廉斯推翻了原先的立場。他們下結論說：「存在多種菌株的證據好像徹底推翻了流感桿菌引發大流感的說法。病例那麼多，而又從中得到了如此大量的其他菌株，卻唯獨錯過流行病的菌株，這在我們看來是不可能的。流感桿菌很可能只是一些極為重要的繼發入侵者，就像溶血性鏈球菌和肺炎球菌一樣。」

伯內特像埃弗里一樣研究傳染病而不是基因。他在1943年訪問了埃弗里的實驗室，並且大吃一驚。他說，埃弗里「完全是在分離脫氧核糖核酸形式的純基因」。

基於他們的堅定信念，他們製備並且分發了一種疫苗。

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最簡單的那幾個：什麼引發了流感？病原體是什麼？菲佛鑒定出病原菌並將其命名為流感嗜血桿菌是正確的嗎？如果他不對，那是什麼引發了流感？誰才是罪魁禍首？

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高瞻遠矚、虛懷若谷。帕克和威廉斯就是這寥寥數人中的兩個。他們以超乎尋常的坦然、以異於常人的積極，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實驗結果。

［弗萊明從未將盤尼西林看成一種抗生素。10年後，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錢恩（Ernst Chain）則有此等眼光。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下，他們將弗萊明的發現轉化為第一個「靈丹妙藥」。盤尼西林十分稀有卻又如此有效，以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要從用藥患者的尿液中重新回收它，使它能被再次利用。1945年，弗洛里、錢恩和弗萊明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

沃森、克里克、德爾布呂克、盧里亞、梅達沃和伯內特都獲得了諾貝爾獎。

每個實驗都會創造它自己的世界，可能帶來快樂也可能帶來失望。埃弗里會將培養物留在培養箱里過夜，每個早晨他和年輕的同事聚集在這個培養箱前，不知道他們將會發現什麼。儘管他很安靜，儘管他很矜持，那一時刻他總是很緊張，渴切和擔憂同時寫在他的臉上。

整個大流感期間，細菌學家們在尋找流感嗜血桿菌時所獲得的結果雜亂無章。訓練有素者如紐約的帕克和威廉斯read.99csw.com、費城的劉易斯以及埃弗里，也都未能從他們研究的第一批病例中分離出這種細菌。不過，他們隨後調整了技術，更換了培養細菌的培養基，往培養基中添加了加溫至特定溫度的血液，調換了用於著色的染料，最終發現了它。不久后，帕克和威廉斯經常能發現這種細菌，帕克便向國家研究委員會彙報，確信它就是病原——這種疾病的病因。公共衛生部相信它就是病因。劉易斯儘管最初有些疑惑，也還是認同了這個看法。

這些報告使人們對菲佛的流感桿菌心生疑竇，而且疑惑日益加重。科學家們並不懷疑那些桿菌發現者的話，他們也不懷疑這種桿菌可以導致疾病乃至死亡，但他們開始疑惑了——找到該菌究竟能證明什麼。

其他許多人也開始認為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引發了這種疾病。霍普金斯的麥卡勒姆寫道：「實際上我們在李軍營沒有發現流感桿菌……在霍普金斯醫院也很少發現流感桿菌……因為導致肺炎有很多不同的細菌，而且總是以錯綜複雜的形式混合，要證明其中一個細菌是原發疾病的根本病因，就需要非常特殊的證據。並且，因為這個特定的微生物決不總是呈現出來，所以現有證據還非常薄弱。事實上，看起來應該是一些其他形式的活病毒引發了這場流感，但是我們染色的顯微方法不能識別這些病毒，正在使用的方法也無法分離或培養這些病毒。」

梅達沃（Peter Medawar）評論說，「DNA的黑暗時代在1944年終結于」埃弗里之手。梅達沃稱這項工作為「20世紀最有趣和最具預見性的生物學實驗」。

謝爾曼軍營的死亡率居全國軍營之首，其軍營醫生的聲譽也曾受到指責，該營關於流行病的最終報告反映了當時的緊張局勢。由細菌學家撰寫的那部分報告提到：「在各種實驗材料中一直找不到流感桿菌，因此菲佛氏桿菌是不是此次流感的病因還需要斟酌。」但由病理學家撰寫的部分則指責了細菌學家的無能。病理學家說他曾經用顯微鏡觀察到了病原菌，他確定那就是「菲佛氏桿菌」，並且「這場流感中出現的所有細菌全都不是使用了培養方法而被檢測到的」。

一言以蔽之，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對自己的工作深信不疑。發現有大量流感桿菌的人認為就是它引發了流感，而沒有發現它的人則認為不是它引發流感的。

埃弗里的興趣愈發集中於一點，一個他試圖去理解的事物：肺炎球菌。好像他的頭腦不僅變成了過濾器，還變成了漏斗，這個漏斗將全世界的光和信息都集中到一個點上。而他在漏斗底部不是簡單地坐著篩選數據。他利用漏斗邊緣進行挖掘，越挖越深直至地下，他挖掘得如此之深，僅剩下隨身帶著的那點光芒。除了眼前之物，他什麼也看不見。

同時，此類調查的存在也告誡了陸軍的其他細菌學家，如果找不到流感嗜血桿菌就意味著他們無法勝任自己的工作。此時，埃弗里發表了他改進的新技術，更方便了該微生物的培養。細菌學家開始發現他們所要尋找的東西。在扎迦利泰勒軍營，細菌學家們曾經無法找到菲佛氏桿菌。如今，他們報告說：「最近採用埃弗里的油酸鹽培養基后，我們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他們發現這種細菌俯拾皆是：48.7%的來自心臟直接提取的血樣中，54.8%的來自肺髒的樣本中，48.3%的來自脾髒的樣本中，都有它們的身影。在迪克斯軍營，「正在研究的各個病例中，肺部、上呼吸道或者鼻竇，總有一處能發現流感桿菌。」

那些大鼠死了。不知何故那些活肺炎球菌獲得了莢膜。不知何故它們發生了變化。當它們從大鼠體內分離出來時，它們在莢膜的包被下繼續生長著——就好像它們遺傳了莢膜。

埃弗里發現將不具莢膜的肺炎球菌轉化為具有莢膜的肺炎球菌的物質就是DNA。一旦肺炎球菌發生轉化，它的後代也會遺傳這個變化。他證明了DNA攜帶著遺傳信息，而基因存在於DNA上。

事實上，先是幾個月，再是幾年，時間不斷流逝，埃弗里好像將他的整個世界局限在了自己所從事的研究中。他原本就十分專註，現在他專註的範圍更窄了。就連迪博也說：「從他的聲望以及他科學成就的多樣性和重要性來設想，他的科學信息範圍應該很廣，但現實卻非如此，我對此感到驚訝，有時甚至是震驚。」還有一次，迪博評述說：「他很少費心去跟隨科學界或者其他知識領域里的時髦潮流，而是將精力集中在與他正在研究的問題直接相關的主題上。在實驗室里，他局限於一個相當狹小的技術範圍內，他極少改變也很少改進這些技術。」hｔtpｓ://ｒｅaｄ.９９ｃｓｗ.cｏｍ

這個發現鞭策著埃弗里和他的同事們繼續前進。他比以前更加專註于莢膜，幾乎放棄了其他的一切。他相信莢膜將是了解免疫系統特異反應的關鍵，是開發有效療法和疫苗的關鍵，是消滅「殺手」的關鍵。而且，他認為自己關於肺炎球菌的大部分發現適用於所有細菌。

全世界只有一位研究者報告說用濾出液傳播這種疾病獲得成功：巴斯德研究所的尼科爾（Charles Nicolle）。但是，尼科爾的整個實驗對象才十來個人和猴子。他試驗了四種獨立的方法來傳播這種疾病，並宣布其中三種取得成功。第一種，他將濾出液滴入猴子的鼻腔，報告說它們感染了流感。儘管猴子幾乎從不感染人類流感，但這是可能的。他又將濾出液注射入猴子眼部的黏膜，之後也報告說它們感染了流感。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是可能性更小。他也宣稱曾將患病猴子的血液過濾，隨即給兩名志願者進行皮下注射，他們因此感染了流感。這兩人都可能染上了流感，然而，沒有一個是因為尼科爾所說的方法而染上的。尼科爾確有才華，1928年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但這些實驗卻是錯誤的。

問題還不止這些。大流感中期，在空前巨大的壓力之下，許多細菌學家急於求成，降低了對自己工作質量的要求。正如一位科學家所言：「在塗有一滴普通痰液的培養基上研究和鑒別出各種鏈球菌至少需要三周專註工作。倘若不是草草了事，當時僅兩個工作人員，怎麼可能在短短一年內研究大約100個流感病例以及50個正常個體的呼吸道細菌呢？」

大流感結束后，埃弗里又繼續研究流感桿菌數年。正如他的學生迪博所說：「他的科學問題幾乎都是由社會環境強加于他的。」這裏他指的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影響了埃弗里對問題的選擇。弗萊克斯納和科爾認為什麼重要，埃弗里就研究什麼。

在洛克菲勒，瑪莎·沃爾斯坦從1906年起就開始研究菲佛氏桿菌。經過數年的工作，她仍不認為自己的實驗能夠充分「直觀並且可靠地表明菲佛氏桿菌就是特定的刺|激物」，但她還是繼續研究這種桿菌，在大流感期間她開始確信是流感嗜血桿菌引發了這場疾病。她曾經非常自信地認為她製備的疫苗針對的只是菲佛氏桿菌。她的工作也使她在洛克菲勒的同事們信服，他們都接種了她的疫苗——儘管他們只是國內少數有權使用洛克菲勒抗肺炎球菌疫苗的人——這疫苗已經證明自己是有效的。

非軍方的研究者分離出菲佛氏桿菌的情況也類似。可是，即便掌握了所有流感嗜血桿菌的材料，情況依然令人費解。即使埃弗里的培養基能抑制流感病例中常見的肺炎球菌和溶血性鏈球菌的生長，菲佛氏桿菌單獨被發現的情況還是極為少見的。

而且，有時根本就找不到流感嗜血桿菌。尤其是在很快死去的患者肺內，研究者就沒能尋見這種桿菌。至少在三個軍營（加利福尼亞的弗里蒙特營和喬治亞州的戈登營及韋勒營）內，絕大多數病例中找不到菲佛氏桿菌，這就意味著為了避免招致批評，細菌學家們會將那些大流感患者診斷為染上「其他呼吸道疾病」而不說是流感。在某些病例中，即便是最富經驗的研究者也很少發現這種桿菌。芝加哥的戴維斯（D. J. Davis）研究菲佛氏桿菌已有10年了，但在他經手的62個病例中，發現該菌的也不過5個。菲佛在德國一直被尊為醫學巨擘之一，在那裡，雖然他繼續堅持是流感嗜血桿菌引發了疾病，但一些研究者仍無法分離出該桿菌。

帕克和威廉斯認為他們現在明白個中原由了。他們認為菲佛氏桿菌類似肺炎球菌。肺炎球菌有幾十種菌株。Ⅰ型、Ⅱ型和Ⅲ型極為常見，所以可以研製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同時預防這三種菌株的疫苗和血清，但只有對Ⅰ型和Ⅱ型，它們才算是真正有療效。而所謂的Ⅳ型則完全不是一種類型，它是「其他」肺炎球菌的統稱。

隨著對菲佛氏桿菌研究的深入，他們越來越確信流感嗜血桿菌類似地也包括幾十種菌株，菌株間差異之大足以令對一種菌株有效的免疫血清不會再對其他菌株生效。事實上，威廉斯發現「在10個不同病例中就有10種菌株」。

嘗試用病毒來解讀遺傳的德爾布呂克（Max Delbruck）說：「他對我們所做的非常留意，我們對他所做的也很留意……顯而易見的是他有些令人感興趣的東西。」

埃弗里喜歡一句阿拉伯諺語：「說者自說，做者自做。」他沒有什麼可以發表是因為他的工作主要藉助的是排除法。工作仍在進展著。儘管不知道是什麼，但他分離出了轉化肺炎球菌的物質。現在他正在通過排除一個又一個可能性來分析這種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