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加斯擊退了大部分疾病。在瘧疾擊垮了幾萬名法國人、英國人和義大利人的時候，美國士兵幾乎完全避開了它的侵襲。

首先，他們確定了之前的猜測：秋季那場致命的流行是春季侵襲過的同一種疾病的第二波。他們得出此結論的根據是，那些經歷過春季流行的人對第二波來襲具備了充足的免疫力。陸軍有最完善的記錄。這些記錄記載的主要是年輕人，所以它們在解答某些問題時沒什麼用。但它們可以支持免疫力這個說法，並且是確鑿的證明。謝爾比軍營是從3月至秋季始終留在美國的唯一一個師的大本營。1918年4月，流感使26 000人中的2000人病重到需要治療，而更多人可能有輕度或者癥狀不明顯的感染，所有26 000人都接觸到了流感。夏天期間，11 645名新兵入營。10月，流感「幾乎不碰」老兵，但是卻令一成的新兵病亡。春季流感在歐洲襲擊了美國軍隊的第11工兵團，使得1200人中的613人患病，2人死亡，但卻保護該團度過了致命的第二波。秋季，全團只有150例「感冒」及1人死亡。道奇軍營有兩支老兵組成的部隊，流感曾在春季侵襲了其中的一支，秋季這支部隊只有6.6%的人患上流感；另一支躲過了春天的一波，但到了秋季，有48.5%的人患上了流感。還有許多其他例子。

1918年10月30日，隨著東海岸的流行病逐步減弱到可控制的程度，比格斯組織了一個由優秀科學家組成的流感委員會。比格斯有著傲人的過去——曾令紐約市立衛生局在全世界獨佔鰲頭，但是他對坦慕尼協會的所謂政治深感厭惡，於是離開紐約去當了州公共衛生委員。他的委員會內還有科爾、帕克、劉易斯、羅西瑙及流行病學家和病理學家。當時韋爾奇尚在大西洋城療養，依然虛弱而無法出席。比格斯在第一次會議開幕時的講話呼應了沃恩：「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高於一切……而我們卻對此無能為力。」

可是，所有這些工作都沒能穿破迷霧。

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科爾投入「所有人力」去攻克它。他讓瑪莎·沃爾斯坦也加入其中。當布萊克上校（曾經是陸軍肺炎委員會的成員）在聖誕節造訪他在研究所的老同事時，他發現每個人都「為了研究流感全力以赴，用猴子和一切可用之物做著實驗」。一周后，他離開陸軍回到了洛克菲勒，說道：「如果某天我們可以擺脫並且就此解決流感這碼事，我一定會非常高興，這樣我就能換其他事情做了。這6個月來，我的日常工作和起居好像完全都和肺炎及流感扯在了一起，其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九*九*藏*書

不過，這些人也認識到，無論彼此有些怎樣的缺點，他們每個人都各有長處，非凡的長處。他們的工作非常出色，即使是個謬誤也能讓人們從中有新的發現、重要的發現、實質性的發現。那是個排外的團體並且——即便存在敵對和嫌惡——幾乎就像是兄弟會，一個鮮有女性在內的兄弟會。嚴格來說，還是有那麼幾位女性的，而在細菌學上，這些女性的成就沒有誰能同安娜·威廉斯和瑪莎·沃爾斯坦相匹敵。

事已至此，科爾仍在揣度這種疾病到底是不是流感：「所有見過初期階段病例的人都認為我們正在應對一種新疾病……流感是什麼？如何作出診斷？這就是我們面對的棘手難題……我們已經仔細檢查過這次流行的所有歷史病歷，仍然難以辨別哪些是流感——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東西。」

現在，有200萬人正在從歐洲返回的歸途中。在其他戰爭之後，甚至在19世紀末期，歸國的軍隊會將疾病攜帶回來。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國、法國和俄國軍隊曾經傳播過霍亂；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軍隊散播過傷寒、痢疾和天花；普魯士人從普法戰爭中將天花帶回了國；美國人從美西戰爭的戰場返回時攜帶了傷寒。

與此同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科學調查正在成形。比格斯的委員會又會談了三次。截至最後一次會議，每個成員也為其他委員會工作。美國醫學會、美國公共衛生協會、陸軍、海軍、公共衛生部、紅十字會及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在那些已經進行的研究之外都發起了重大研究，每一項的設計都是讓它們彼此互補，而不要交疊。在每個醫學專業的每次會議上，在每個公共衛生組織中，在醫學期刊的每一期上，流感都主導著議程。在歐洲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韋爾奇引領的美國醫學革命已經高奏凱歌。那場革命從根本上轉變了美國醫學，醫學的教育、研究、技術以及執業都經由科學篩選而得以促進。

他們知之甚少，非常之少。他們所知的只是隔離會有效果。紐約州立女子培訓學校就把自己隔離了起來，人們送來的日常用品也被要求放在外面。校內無人發病。紐約州北部的楚頓療養院有類似的規定，也無人發病。橫跨大陸，舊金山某島上的一個海軍基地強制執行了嚴格隔離，那裡無人發病。所有這些都證明瘴氣學說——至少他們中沒有人相信——不能解釋這場疾病。

他下定決心要提出這個問題並且解決它。

問題並不在於線索的匱乏，而在於如何將那些為數不多的具有正確導向的線索從所有誤導的線索中區分出來。這不是腺鼠疫。腺鼠疫的病原菌是最容易發現的病原體之一，它會在腹股溝淋巴結處大量滋生。而這隻是流感。

慢慢地，經過幾個月的時間，一個知識體系開始形成。研究者們開始深入了解這場曾在全球咆哮並且仍在繼續鬱積能量的大爆發。

流感的第二波曾突然在全世界爆發，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曾挑戰過這個問題。在德國和法國，在英國和義大利，在澳大利亞和巴西，在日本和中國，他們想要將之解決。但隨著1919年過去，1920年接踵而至，隨著疾病向溫和漂變，這幾千個人一個一個開始退出。他們發現這個問題太複雜，難以概念化——也就是說，難以找出方法來解決它，或者沒有足夠的技術去解決它，又或者它同他們舊有的興趣或知識基礎相去甚遠。在許多世界最優秀的研究者作出兩年超乎尋常——並且孜孜不倦——的努力之後，1920年，韋爾奇心灰意冷地預言道：「我想這場流行病很可能已經過去，而我們對這種疾病的控制並不比1889年疾病流行時的人們熟練多少。這是個恥辱，卻是事實。」ｒｅad.９９ｃsｗ.cｏｍ

美國具備優秀科研能力的人始終就只有那麼一點，不過寥寥數十。雖說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算上那些初入門的研究人員，這個群體曾達百多人，但也就這麼多了。

迄今為止，每個實驗室都在獨立工作，相互之間很少溝通。研究者們不得不組織聚會，交流想法，分享實驗技術，討論尚未發表的發現或是那些有人認為不重要卻有可能啟發他人的東西。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湊在一起來取得對抗瘟疫的具體進展。他們必須從失敗的碎礫中篩選成功的線索。

他們也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們已不再抱有幻想。儘管20世紀的前十幾年他們還自信地認為，科學的成就即便有限，最後也會大獲全勝。如今沃恩卻對同事這麼說：「別再說什麼醫學就快征服疾病了。」他以自己的失敗為恥。他還說：「醫生們對這場流感的了解，並不比14世紀佛羅倫薩醫生對黑死病的了解更多。」

不久后，他就被流感完全纏住了。

但是，他們並未放棄。現在，這個科學兄弟會又開始了它的搜索，所花費的時間將出乎他們的意料。

但他們最後還是達成了共識。在採用何種方法、需要完成什麼工作上取得了一致。只在這點上——事實上是在他們對此病多麼無知這點上——達成了一致。

但與沃恩不同的是，比格斯表現出的是憤懣，宣稱他們的失敗「反映了公共衛生管理工作及醫學科學所存在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我們落到今天這步田地」。他們眼看著大流感肆虐了數月，而公共衛生官員和科學家卻毫無防範措施。「我們必須獲取目前為止或自茲日起6個月內能得到的所有科學資料，不能坐以待斃。」

一名海軍的科學家觀察到，「在某些地方這種疾病的癥狀與鼠疫有相似之處」。

最後，在幾個城市中進行的挨家挨戶的調查也確認了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居住條件最為擁擠的人，染病的概率高於居住空間較大的人。看起來（儘管這不是按科學方法確定的）那些最早住院、待在病床上時間最久、得到最好照護的人在死亡率高的大環境下最能幸免於難。這些發現自然意味著窮人的死亡數要比富人高很多（關於種族和大流感的關聯問題所得到的信息與此相反）。

哈佛的一名研究人員則反駁了他們的觀察結果：「這就是同一種古老的疾病，而且特性毫無變化。」

但是，有關疾病的幾乎所有其他問題依然未能得到解決，甚至疾病病菌學說與其他病因學說的相互影響也還在爭論之中。直到1926年，一位有名望的流行病學家還在為瘴氣學說的一個版本爭論不休，認為有「一種相互關係存在於……流感和氣壓的周期變化之間」。九*九*藏*書

但它確實變了，一直在變，從患者能很快康復的溫和型流感的病例變成了癥狀奇異的病例，那些癥狀從未在流感中出現過；從急性病毒性肺炎或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變成了繼發性感染造成的細菌性肺炎。所有這些情況一直在出現。科爾在霍普金斯的導師巴克記錄道：「不同地區的肺炎標本差別很大。德文斯的標本與巴爾的摩的全然不同，與其他幾個軍營的也不相同。不同地點的病理損傷差異很大。」

聯結這些人的紐帶並不是友誼。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帕克和弗萊克斯納）彼此並無好感，許多人熱衷於尋找對手工作上的紕漏以令其難堪，也從不指望彼此會有什麼可取之處。這個行業發展至斯，已足夠某些人大耍手腕了。如果有心去留意，就能聽到諸如：「任命奧佩博士為該計劃的首席科學家將是個致命錯誤。」抑或「喬丹看上去似乎勝券在握的樣子，但是我擔心……他不是那種在困境中可以始終堅持自己觀點的人」。又或是：「你提名的人中，我顯然更傾向於愛默生，但我擔心他無法被某些人接受，尤其是羅素和科爾，而且一般來說，［洛克菲勒］基金會小組也可能不會接受他，印象中他同他們有點格格不入。」

幾百名研究者仍在探究這個問題，但他們很少有能達成一致的地方。每件事都要爭論一番。那些爭論的主力軍分為兩派，一派是帕克和威廉斯的長期合作團隊，另一派則是劉易斯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些人。

但這並非易事。甚至在第一次會議時，他們就遇到了問題。他們對這種疾病近乎一無所知。他們甚至對疾病本質都無法達成共識。疾病的病理學機制是一團亂麻，癥狀也同樣令人不解。

這些流行病學研究將取得一個額外收穫，它將刺|激和轉化醫學的另一個新興領域。1918年11月，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創辦了一個流感大流行統計學研究委員會，主要由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資助。一名委員會成員稱這是「一個展現統計學（尤其是人口統計學）及其方法學能為預防醫學做些什麼的良機」，他的一位同行則認為它「也許是證明概率論和隨機抽樣法可行的證據」。1919年1月，海陸兩軍的公共衛生部部長及國家公共衛生部部長也同人口調查局合作，組建了一個流感委員會，該委員會後來成為固定的統計機構。而與此同時，一位出席了比格斯小組第一次會議的流行病學家說：「我認識到這個問題最終將在實驗室里得以解決。」九*九*藏*書

統計學也確認了每個醫生（實際上也是每個人）都已了解的情況。在平民人口中年輕人的死亡率也是出奇地高，令人生畏。老年人通常是最易感染流感的人群，卻在流感攻擊中挺了過來，並且受侵染的概率小得多。老年人具備抵抗力這個現象全世界範圍都有出現。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一次早期的流行病（後來對抗體的分析證實它不是1889—1890年的那一次）非常溫和，沒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它與1918年的病毒非常相似，於是提供了保護。

他們對疾病未能達成共識，便開始轉而討論可能的病原體。他們還是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連個推測性的結論都沒有。研究者們已經發現菲佛的流感桿菌，這點沒錯，但科爾報告說，埃弗里發現洛克菲勒研究所內30%的健康人身上都有流感嗜血桿菌。這說明不了什麼。由於流感流行，這種細菌現在隨處可見，而在非疫情流行時期出現才算異常。此外，如他們所知，許多健康人的口中也會攜帶肺炎球菌，但他們不會患上肺炎。在流感患者的肺內他們也發現了肺炎球菌、鏈球菌、葡萄球菌以及其他病原菌。帕克曾就濾過性病毒引發疾病的可能性提出疑問。羅西瑙正在進行實驗以解答這個問題。

戈加斯曾有一個目標：使這次戰爭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場士兵陣亡人數大於病亡人數的戰爭。即便這次戰爭中每67名士兵中就有一人死於流感，即便他的上級在很大程度上無視他的建議，他離成功也僅是一步之遙——將海軍陣亡人數及因流感而病亡的人數統計到總數中后，病亡人數還是超過了陣亡人數。

他們彼此相識，也曾交流經驗，並且幾乎都與霍普金斯、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密歇根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或多或少有些淵源。這群人很少，包括第一代的改革者如韋爾奇、沃恩、西奧博爾德，及其他一些積極分子。然後就是他們的第一批學生，只比他們年輕幾歲：戈加斯在戰爭結束前幾天就已到了退伍的年紀——軍隊可能已經准許他留任，但他在軍隊上層沒有熟人，後來他轉到洛克菲勒資助的基金會負責國際公共衛生事務；還有紐約的弗萊克斯納、帕克和科爾；波士頓的羅西瑙，密歇根的諾維（Frederick Novy）以及芝加哥的赫克通。隨後是他們這批學生中的另一撥人：費城的劉易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多茲、里弗斯等，紐約羅徹斯特的惠普爾，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的奧佩等，此外還有十幾位。要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真正的研究者的數量才開始大規模增加，遍布全美。

戈加斯最終的舉措之一就是制訂行動計劃以避免這次重蹈覆轍。在士兵們登船回家前實行7天的隔離，並在上船前進行除虱。這樣士兵們才不會攜帶疾病回國。

劉易斯的研究將以諷刺和悲劇收場。洛克菲勒研究所內大部分研究者都錯了。

他們打算沿兩條路線進行：一是探究疾病的流行病學，二是在實驗室里追蹤線索。兩條戰線上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要撥開撲面而來的數據迷霧。

在實驗室中，迷霧依然濃厚，病原體還是未知。各地都不斷地投入大量資源到這項研究中。澳大利亞的伯內特經歷這場大流感的時候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年，流感在他腦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記。正如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所說的：「像其他許多對細菌學和傳染病感興趣的人一樣，對我來說，醫學上這些年來懸而未決的最大問題就是……流感。」ｈtｔｐｓ://rｅａd•９9csw.ｃom

但是，埃弗里並沒有錯。在他們中間，埃弗里將作出最具深遠影響力的發現。

美國所有的大實驗室繼續聚焦於該疾病。費城的劉易斯仍關注著它，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者也一樣。波士頓的羅西瑙領導著一群哈佛研究者。芝加哥大學的赫克通和凱斯堅持對它進行研究。明尼蘇達州的梅約醫學中心的羅斯諾也在研究著。陸軍肺炎委員會的每個成員回到民用研究之後，仍繼續研究流感。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為大學里的科學家提供資金，而且還資助著紐約市和聯邦政府，為帕克和威廉斯在紐約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以及麥科伊在公共衛生部衛生學實驗室進行的研究提供基金。

他們設計了精確的流行病學調查：將公共衛生措施和死亡率進行關聯分析；在選定區域內進行縝密詳盡的研究，比如隔出小塊地區，便於他們了解每個流感患者發病前72小時的情況，記錄患者和未患病者詳細的個人歷史記錄；尋找與其他疾病、早期流感侵襲及飲食之間的關聯。

陸軍也「盡其所能去搜集……能體現當前大流感所造成的肺部損傷的標本」，不僅從軍營，也從平民資源進行搜集。這些標本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將在3/4個世紀之後見分曉——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將從其中提取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並且成功測出其基因組序列。

從疾病爆發的第一天起，所有這些科學家就開始在實驗室中狂熱地工作，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在只能孤注一擲的絕境下——這是他們（也幾乎是任何一個科學家）所經歷過的最為絕望的境況，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放低接受證據的標準，懷著希望，積極對待。正如德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所說，人越感到絕望，就會有越多希冀。然而，無論研究活動有多狂熱，他們仍然不會亂作一團，總是從基礎紮實的假說開始展開。他們沒有如埃弗里自嘲時所說那樣，只是將材料從一個試管倒入另一個。他們沒有無視他們對身體機能的認識而做出荒誕之事。他們沒有因為奎寧和傷寒疫苗對瘧疾和傷寒有效就異想天開地希望它們能治愈流感，而去給流感患者服用奎寧或注射傷寒疫苗。有人這麼做過甚至更誇張，但他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