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除了在倖存者中徘徊不去的併發症，除了流感病毒導致的20世紀20年代的困惑、背叛、痛苦和虛無主義之外，1918年的大流感也留下了其他東西。

安妮·波特當時已病重，她的訃告都已排好版了，她挺了過來，而她的未婚夫卻沒那麼幸運。數年後，她就那場疾病和那個年代寫成的中篇小說《灰色馬，灰色的騎手》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描繪疾病期間人們生活情形的最好的、也是為數不多的作品之一。她在丹佛挺過了這場疾病，而丹佛與那些東部城市相比，所受創傷微乎其微。

這場時疫結束后差不多一年，辛辛那提衛生委員會的彼得斯（William H. Peters）博士在美國公共衛生協會會議上說道：「類似『我感覺不是很好』，『我的精力不如從前』，『自從染上流感，我就沒有好過』這樣的話已司空見慣。」流感結束后，辛辛那提公共衛生機構對7058名流感受害者進行了檢查，發現有5264人需要醫療救治；643人有心臟問題，並且還有為數眾多的居民1919年初突然死去。儘管這次取樣並不很科學，但彼得斯仍然認為幾乎沒有人能幸免於難而不發生病變。

7月，奧斯勒70壽辰。而給他的生日賀禮——一卷紀念文集——在12月7日才姍姍來遲，這是一冊向他致敬的科學論文彙編，題作《對醫學和生物研究的貢獻——獻給威廉·奧斯勒爵士》（Contribution to Med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Dedicated to Sir William Osler）。出版之所以延遲是因為主編為韋爾奇——他做事可從不準時。

儘管人們努力著，但無論是市政府還是一些當地的私人組織掌控了權力，他們通常都無法將整個社會團結起來，因為他們隱瞞真相而失卻了民心。（舊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領導人對民眾開誠布公，而這個城市也毫無畏懼地應對疫病。）他們為了戰績、為了威爾遜創建的宣傳機器而撒謊。

1919年3月，紅十字會的一名高級官員建議地區官員，只要某處有可能發生緊急情況，就一定要提供幫助，因為「大流感不僅導致了大約60萬人的死亡，而且貽害匪淺……精神崩潰，以及其他後遺症，成千上萬人正受此威脅。一些人變成了寡婦、孤兒或孤老。它使許多人家破人亡，陷入困境。這場浩劫橫掃了美國各個角落和所有階層的人」。

世界範圍內，估計的死亡人數和人口數都已經有了很大比例的增長。

1919年9月20日，眾多美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匯聚一堂，努力想在疾病病因或治療方式上達成共識。他們未能做到，但《紐約時報》這樣評論道：此次會議標志著聯邦、州和市政府共同努力預防疾病複發的開端。兩天後，紅十字會在內部開始實行它的秘密行動計劃：「潛在流感突發時人員組織的提名/絕密/注：該報告不得外泄，除非……出現流感以流行病形式複發的跡象，但不到這等關頭，紅十字會分會或分部不應公開發表聲明。」

自此，各種研究利用更完善的數據和統計方法所得到的數字逐漸逼近伯內特的估計值。起初的幾項研究認為，僅在印度次大陸的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到2000萬。而在1998年關於那次流感的國際會議上提出了另一些新的估計值。2002年，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重新分析了那些數據，總結出死亡人數在「5000萬這個數量級……［但是］即使如此龐大的一個數字可能還只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就如伯內特所言，有一億多人死去。https://rｅａd.９9ｃsｗ•ｃｏm

全球範圍內，也有類似的現象記錄在案。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一種被稱為「腦炎性昏睡」的疾病幾乎遍及西方。儘管從未分離出病原體，這種疾病也就此消失再無蹤影——事實上，從明確定義的科學角度而言，並無確鑿證據表明這種疾病曾經存在過，但當時的醫生們卻堅信這種病的存在，而且一致認為它是流感造成的。

我們無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謊言造成的，也無從知曉有多少年輕人是因為軍方拒絕聽從他們的軍醫署長的建議而白白送命的。但是，當那些權威人士向人們保證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沒有什麼不同之時，至少有一部分人對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將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曉事實，他們一定不會如此輕率。這些人當中至少有一些已經死去——倘若知曉事實，他們興許還能活著。恐懼的確會奪人性命，那是因為人們由於恐懼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護但求助無門的人，因為恐懼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

今天的世界人口為63億。為了更好地理解1918年大流感對當今世界的影響，我們必須對人口進行調整。如果我們使用死亡數的最低估計——2100萬這個數字，就表示在今天所對應的死者人數為7300萬。使用較高估計則相對應的死亡人數是1.75億—3.5億之間。這些數字並非想要駭人聽聞——儘管的確讓人不寒而慄。醫學自1918年來已有所進展，而且已對死亡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參見《後記》）。那些數字僅僅用來表明倘若身處大流感時代將會如何。

1919年9月29日，威廉·奧斯勒爵士開始咳嗽。作為那幅著名的霍普金斯醫學院元老群像——畫上之人均是美國新醫學科學的領軍人物——中的創始「四醫師」之一，過去乃至現在，他一直被視作歷史上最偉大的臨床醫生之一。奧斯勒興趣廣泛，同惠特曼（Walt Whitman）是朋友，他撰寫的教科書曾引導了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的創立，那時他人在牛津。

他的妻子不欣賞這個玩笑。奧斯勒的悲觀主義一直折磨著她。「他說的話總會一語成讖——因此，他難逃一死，我又能作何奢望呢？」當疾病尚能拖延的時候，她還是竭力保持樂觀。但某一天，她發現他正在背誦丁尼生（Tennyson）的詩：「有權一死快樂的人啊，/荒冢草下更幸福的靈魂。/放我歸去，讓我重返大地……」

人們書寫著戰爭，描繪著大屠殺，記述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但顯然，他們忘記了自然強加給人類的恐懼，在這些恐懼面前人類是多麼地微不足道。大流感正以此相和。當1933年納粹在德國掌權時，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筆下的柏林就是：「整個城市噤若寒蟬，被恐怖氣氛籠罩。這種恐懼就像流感一樣，深入骨髓，侵入神經。」

詩人弗羅斯特從病中「康復」數月以後，他思忖著：「不知是身體中哪些骨頭在痛苦地相互摩擦？這給我已極端虛弱的身體造成了更多苦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力氣寫一個字。」

但是自從1927年以來，每一次對死亡人數進行修改時，數字都是只增不減。美國的死亡人數最初被定為55萬，現在流行病學專家已將其調整為67. 5萬。當時美國的人口為1. 05億；2004年美國的人口超過2.91億。

1923年1月，杜威在《新共和》（New Repulic）中寫道：「人們對疾病的認識是否曾像今天一樣廣泛普及，這點值得懷疑……對於特效藥和救世主的關注就證明了這個世界病重到何等程度。」他是在表達一種超越身體疾病的意識，但身體疾病卻與之成為一體。他是在表達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宣稱的：「眾神已死，諸戰皆休，所有的信念被動搖。」read.99csw.com

要想準確地說出死亡人數也是不可能的。統計數字只是估計而已，我們所能說的只是總數實在令人震驚。

假設1918年世界總人口約為18億，那麼估計的上限就意味著在兩年的時間里——絕大多數死亡發生在1918年秋天那恐怖的12周內——全世界有超過5%的人死亡。

20世紀40年代，諾貝爾獎獲得者伯內特（他科學生涯的絕大多數時間都用於研究流感）估計死亡人數在5000萬—1億之間。

然而，除了這些偶見的個別反例外，1918年大流感並沒有表現出常見的種族或階級歧視。從流行病學角度來看，人口密度——自然還有階層——同死亡率之間存在關聯，但無論是誰都難逃流感的魔爪。那些死去的士兵是那麼年輕，原本都該有著美好的前途，這令後方的每一個人都感到驚怵。這種病涉及面太廣，顯然同種族或階級沒有什麼關係。費城的白人和黑人獲得的治療肯定是差不多的。在全國的礦區，無論是否出於私利，礦主都竭盡全力為他們的工人找醫生看病。阿拉斯加的種族主義臭名昭著，但當局還是作出了巨大的援救努力——雖然為時已晚——來救助因紐特人。甚至是前面那位被髒亂環境搞得噁心不已的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也還是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夜以繼日地在這個國家病情最肆虐的地區工作著。

據紐約市衛生委員會委員科普蘭估計，在這場時疫結束之前，該市就有21 000名兒童因此成了孤兒。而那些只失去單親的孩子都未計入。據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稱，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柏林小鎮，有24名未被計算在以上結果內的孤兒。一位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稱，「一條街上就有16個孩子失去了母親」。在俄亥俄州有13 000人的文頓郡，有100個孩子因為流感成了孤兒。賓夕法尼亞州的麥諾斯維爾位於產煤區，擁有6000人口，流感病毒令那裡的200名兒童變成孤兒。

在第二輪流感爆發期間，許多地方政府都無力支撐大局，於是那些真正執掌社會的人——從費城的貴族到鳳凰城的市民議會——取而代之。但總的說來，他們行使權力是為了保護整個社會而不是將其瓜分，是為了廣泛分配資源而不是牟取私利。

他一生中始終高昂著頭。

最近一本奧斯勒傳記的作者認為，假如他當時能去霍普金斯醫院就診，就能得到更好的護理。醫生們可以用X射線照相、心電圖及早期的外科手術來引流積膿（肺部的膿腫）。他們可能會救他一命。

一場正常的流感爆發時，年齡介於16—40歲的死者為總數的10%或者更少。但在1918年，這個年齡群——生命力最旺盛、最可能活下來、最有前途的那些人——佔據了死亡人數的半數以上，該年齡段中死亡率最高的是那些年齡在21—30歲之間的人。https://read.99csw.com

這種病毒只是蹂躪了那些不發達的國家。在墨西哥，對死亡人數最保守的估計是總人口的2.3%，另有一些較合理的估計認為死亡人數超過4%。這意味著某些地方有5%—9%的年輕人死亡。

流感造成的餘悸無法估量，還有喪親或者喪偶之後的悵然愁緒。戰爭部長牛頓·貝克——威爾遜任命他的時候，他還被批評是個和平主義者——對戰爭部的政策尤為不滿，認為這些政策無疑是讓年輕人去送死。有好幾次，當德文斯軍營的士兵被調去某個駐地時，駐地指揮官都因流感而強烈抗議。但抗議是徒勞的，軍隊照樣進駐，流感也接踵而至。被殃及的軍營中一個死去男孩的父親寫信給貝克說：「我認為戰爭部的領導者責無旁貸。」貝克則在長達7頁、寫得密密麻麻的回信中，表達了他自己的痛苦。

西方世界損失較少，不是因為它的醫學有多進步，而是因為城市化令民眾接觸了多種流感病毒，使得免疫系統對此並非全無防備。美國總人口中約有0.65%死亡，而年輕成年人的死亡率約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在發達國家，義大利的情況最為慘重，死者佔據了其總人口的大約1%。蘇聯可能更糟，但沒有數據支持。

世界仍舊受疾病所困，病入膏肓。戰爭本身……除此之外，還有國內毫無意義的死亡……威爾遜在凡爾賽宮對理想的背叛，刺透靈魂的背叛……科學——現代人類的最偉大的成就，在這種疾病面前全線潰敗……

與文獻記載相比，這場瘟疫更多地殘存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可大流感時代的成年人如今幾乎都已過世。現在，這些回憶僅留存於那些只是聽過這些故事的人心中，他們只是聽母親說過她是如何失去了父親，而舅舅又如何變成了孤兒，或者聽姨媽說：「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親哭泣。」斯人已逝，記憶也隨之埋于塵土。

1920年2月7日前，流感回潮已相當猛烈了，以至於紅十字會不得不宣布：「鑒於流感的迅速傳播，國家的安全正迫切需要所有有空的護士或是有護理經驗的人履行愛國義務，可與就近的紅十字會分會或本地流行病特別委員會聯繫，提供幫助。」

奧斯勒於1919年12月29日與世長辭，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昂起我的頭。」

但是，大流感對文學作品相對缺乏影響可能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這和數世紀前的情況沒多大差異。一位研究中世紀文學的學者說過：「雖然有一些敘述生動而可怕的記載留存於世，但關於鼠疫的文學作品如此之少，這點頗為引人注目。除卻那些為人熟知的隻字片語，有關鼠疫的內容在此後的文學作品中幾乎銷聲匿跡。」

即便流感看似終於過去，那也只是表面現象。1919年9月，奧斯勒臨終前，布盧預測流感會捲土重來：「社會現在就應制定方案來應對流感的再次爆發。對付潛在複發的最佳方式總結起來就是一個詞——『準備』。而現在就該準備起來了。」

首次嘗試對死亡人數進行統計是在1927年。一項由美國醫學會資助的研究估計，死亡人數約有2100萬。現今的媒體在關於1918年大流感的故事中所提到的「2000餘萬人」的死亡人數即來自此項調查。

1920這一年將見證20世紀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發源不同）流感及肺炎導致的最大規模死亡。流感還在零零散散地侵襲著城市。直到1922年1月，華盛頓衛生局長保羅·特納（Paul Turner）博士在拒絕承認流感回潮的同時，還宣稱：「我們會將此時正在全州流行的嚴重呼吸道感染視為流感處理……強制執行絕對的隔離。」

儘管永遠不會有人給出確切數字，但在全世界範圍內，很有可能有5%（在不發達國家則接近10%）的青年人死於流感病毒。

1920年最初8周內，僅芝加哥和紐約就有11 000例與流感相關的死亡，而紐約單日上報的病例數比1918年的任何一天都多。芝加哥衛生委員會委員羅伯遜在1918年時就特別關心士氣問題，他將3000名最專業的護士編組成區域分隊，這樣就能覆蓋全市了。一旦出現流感病例，病患所在的家庭就會被做上標記。九*九*藏*書

那些調查流行病並分析社會對此作何反應的歷史學家通常認為，掌權者總將自己所受的痛苦歸咎於窮人，有時還橫加誣衊、指責並隔離他們。（「傷寒瑪麗」就是這種態度的經典實例，這個愛爾蘭移民事實上被監禁了25年。）如果她出身另一階層，那麼對待她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歷史學家觀察到，掌權者們往往通過發號施令來尋求安全感，這給他們一種大權在握的感覺，或者說是一種這個世界仍舊秩序井然的感覺。

三周后，他的醫生們停用了嗎啡，換用阿托品，並說會有所改善。12月5日，他接受了局部麻醉，並從肺中插針引流了400毫升的膿液。奧斯勒放棄了有關惠特曼演講的準備，切身感到了大限將至，他解嘲道：「兩個月來我一直在關注這個病例，但遺憾的是，我看不到屍檢報告了。」

如果說這些數字還不能如實反映那場瘟疫的可怕性的話，那麼死者的年齡分佈足以令人切身體會到那種可怕。

20世紀20年代的作家對它也鮮有描述。

其中一些是好的方面。人類在全球範圍內製定了國際衛生合作計劃。而這番經驗也使得整個美國在公共衛生方面進行了變革：新墨西哥州成立了公共衛生部門；費城重新改寫了城市憲章來改組它的公共衛生部門；從康涅狄格州的曼徹斯特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還有其他更多地方，臨時的急救醫院被改建成了永久性醫院。此外，這次大流感還激勵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參議員蘭斯德爾（Joe Ransdell）著手推動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建立。不過，直到1928年間一次小小的流感使國會回想起10年前發生的事情，他才取得了成功。

帕索斯（John Dos Passos）那時剛二十齣頭，患上了嚴重的流感，可是在他的小說中也幾乎沒有提及這場疾病。海明威、福克納（Faulkner）、菲茨傑拉德對它也就是一筆帶過。《紐約客》撰稿人兼小說家威廉·麥克斯韋爾在流感中失去了母親，她的死使威廉及其父親、兄長都變得有些自閉。他回憶道：「我一定要去揣摩我哥哥在想些什麼。那並不是些他願同我分享的想法。倘若揣摩不出，我就會覺得他的感情受到了傷害，但礙於自尊他又難以啟齒……」對他自己而言，「也許是因為與父親一同在地板上來回踱步的緣故，我彷彿在不經意間邁入了一扇我本不應穿過的門，而且我再也無法回到那個我戀戀不捨的地方了——這些念頭在我心中不斷重現。」關於他的父親，他說：「他悲傷、堅忍而又絕望。」而自己，「母親的去世……促使我寫出四本書。」

因戰爭而失去獨子的奧斯勒已經痛不欲生。如今，他又得承受著呼吸道感染（他自診為流感）造成的痛苦。那年秋天，牛津的校董因為流感勢頭太猛而不得不考慮推遲開學時間。奧斯勒在寫給嫂子的信中說到，「這兩天來，我感到非常不舒服而且疲憊，元兇就是突發」的咳嗽。他似乎有所好轉，但到10月13日，體溫又升到了39.2℃。他寫信給一個朋友，稱自己得的是「流感后極為常見的支氣管肺炎中的一種」。他支撐病體為一次有關惠特曼的講演作準備，並寫信給韋爾奇和小洛克菲勒，商談贊助母校麥吉爾大學的事宜。然而11月7日那天，他感覺身體右側有「如錐刺而後火灼」般的痛感。12小時后，他再度開始咳嗽，「每一回咳嗽，像是要把五臟六腑全給撕裂，疼痛也隨之而來。」https://read.99csw.com

那時，即使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在正常條件下能夠進行可靠的死亡統計的地方也無法跟上這種疾病的步伐。在美國，僅有大城市和24個州能為美國公共衛生部保存足夠準確而可以納入資料庫的統計數據，這就是所謂的註冊區域。而即使在這些地方，從醫生到市公務員的每一個人都在竭盡全力自救和救治別人，記錄保存數據不是當務之急；就算是事後，人們也不會花力氣去匯總準確的數字。許多人直到死也沒有看到過醫生和護士。而發達國家以外的地方，情況則更為嚴重。在印度的鄉村地區、蘇聯（當時正在進行殘酷的內戰）、中國、非洲和南美洲，這種疾病通常最為猛烈，但幾乎沒有什麼完好的記錄。

此後僅數年，流感在美國和全世界終於逐漸消退。它還沒有消失。它還在繼續攻擊，不過毒力已經弱了許多，部分是因為病毒進一步向溫和型——這也是大多數流感病毒的行為——突變；部分也可能因為人類免疫系統已經適應。但是，它還是留下了一道伏筆。

1918年10月30日，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在西雅圖登上火車，同行的是她的三個兄弟姐妹、姨媽、姨父及她的父母。三天後他們到達明尼阿波利斯時，全都病倒了——當列車員試圖將他們趕下車時，她父親拔出了槍，而來接車的祖父母也戴著口罩。所有醫院都已滿員，他們只好回家。她的姨媽和姨父康復了，然而她38歲的父親羅伊（Roy）卻在11月6日病故了，次日，她29歲的母親苔絲（Tess）也隨他而去。她在《一個天主教少女的回憶》（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提到，變成孤兒對自己的影響如此深遠，使她不顧一切地想要出人頭地。她對火車穿越了2/3的國土記憶猶新，但對流感卻幾乎隻字未提。

所有這些都是流感病毒遺贈的一部分，這種疾病將最主要的遺產留給了實驗室。

1918年，那些被認為是「權貴」的人的做法有時會遵循這樣一種模式。例如，丹佛衛生委員會委員沙普利（William Sharpley）將城市的流感危機歸咎於「本市的外來定居者」，主要是義大利人。《杜蘭奇晚報》（Durange Evening Herald）將某居留地猶特人的高死亡率歸咎於他們自己「無視及不遵從他們的監管人和醫護人員的建議」。肯塔基州礦區的一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對那裡的髒亂極為不滿：「我們到了那個簡陋棚戶，看上去這就是間棄屋……我走了進去，一個女人躺在那兒，腿伸在床外，頭歪靠在骯髒的枕頭上，身體僵硬，雙目圓睜，嘴也大張著，此景令人髮指……這個女人的婆婆走進屋來，她住在100米開外的一間破舊不堪的棚屋裡……我現在彷彿仍能夠聞到那股惡臭，並且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噁心的景象。對骯髒的懲罰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