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一位史學家克羅斯比似乎已經注意到了威爾遜的實際癥狀——包括高燒、劇咳和卧床不起，所有癥狀全然符合流感特徵，而與中風毫無干係——以及格雷森的實地診斷，而格雷森又是那麼一位連韋爾奇、戈加斯、弗萊克斯納和沃恩等都極為欽佩的出色醫生。

威爾遜在卧床的幾天里無法動彈。第四天，他能坐起來了。格雷森拍電報給塔馬爾蒂說：「正在全面保護他……你已不必施加援手和出面了。」

威爾遜也告訴貝克：「如果我是德國人，我想我決不會簽字。」

流感與各類情緒不穩定性之間的聯繫看似明朗，然而證據卻又幾乎全是模稜兩可的，是最糟糕、最經不起推敲的，但它的確說服了當時的絕大多數研究者，使他們確信流感能夠改變心理過程。令他們信服的是這樣一些觀察記錄：

5月7日，當向德國人頒布條約時，他們非常不滿，認為條約違反了威爾遜所宣稱的那些不可侵犯的絕對原則。而威爾遜在散會時說：「多麼令人厭惡的舉止……這是我所聽過的最拙劣的發言了。」

現在，病床上的威爾遜同意了由克列孟梭制定的規則，要求德國賠款並承擔發起戰爭的全部責任。萊茵地區將非軍事化；不允許德國在萊茵河東岸50公里以內駐紮軍隊。薩爾河區煤炭資源豐富的礦區開採權歸法國所有，而且該地區將交由新組建的國際聯盟管理15年，隨後再由公民投票來決定該地區歸屬法國還是德國。德國在普法戰爭后強佔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省將從德國版圖中移還法國。西普魯士和波茲南則分給了波蘭——「波蘭走廊」就此產生，將德國一分為二。德國空軍被取締，陸軍被限制在100 000人，殖民地被剝奪——但不是被解放，只是重新分配給其他列強。

來自法國：「……精神錯亂在流感康復期間頻發，甚至最後成為流感惡果……精神錯亂有時表現為急性譫妄症形式，伴有焦躁、暴力、恐懼和性|欲亢進，而另一些情形則表現出抑鬱症的特徵……被害妄想。」

1918年的病毒似乎到達了腦部。在這個戰場上開戰會破壞腦細胞，使人無法集中思想，或改變行為，或干擾判斷，甚至會導致暫時性精神病。即使這僅是少數情況，這種病毒對心智的影響也是不容置疑的。

豪斯頭一次染上流感是在1918年3月的首場流感侵襲期間，他被迫在家休息了兩周，到了華盛頓后又舊病複發，在白宮躺了三周。儘管一般來說春季患過流感的人會對這種病毒產生免疫力，但停戰後，他再次遭到病魔的打擊。當時他身在歐洲，11月30日，10天來他第一次下床，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進行了一次15分鐘的會晤，事後他表示：「今天是一周多的時間以來我親自處理公務的第一天。我患流感已有10天了，而且每況愈下……自從這次流行肆虐全球以來，已經有太多人死去。我的許多職員已不在人世了，可憐的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不幸成了其中之一。」

儘管有克羅斯比的反駁，威爾遜患小中風的說法還在繼續。一篇發表於2002年的關於和會的獲獎紀實報告甚至評述說：「威爾遜相較之下老態盡現，面部的抽搐也愈發明顯……［這］可能是小中風，這是他四個月後大中風發作的一個徵兆。」

來自英國：「……極度虛弱的身體加上頑固的思維慣性。譫妄已是稀鬆平常……它的變化包括從輕微到各種程度的思維混亂，乃至躁狂興奮。」

沒有中風，只有流感。事實上，這種病毒可能導致了中風。1918年的屍檢報告中經常能看到有關腦部血管損傷的記錄，1997年亦是如此。格雷森認為流感是威爾遜「最後崩潰」的肇因。一份2004年發表的流行病學研究則表明，在流感和中風之間存在明確的關聯。

1996年版的病毒學教科書則寫道：「在A型流感病毒感染人類期間可以觀察到，中樞神經系統受影響的程度不一而足，從易怒、嗜睡、狂躁到精神紊亂，甚至到更為嚴重的精神病表現——譫妄和昏厥。」九_九_藏_書

威爾遜得了流感，只是流感而已。

致使18名患者中6人死亡的1997年香港流感提供了一些具體的證據。對兩名罹難者的屍體解剖發現有「腦部水腫」。「水腫」就是「腫脹」的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名患者的骨髓、淋巴組織、肝臟和脾臟都被［巨噬細胞］嚴重浸潤……這類細胞甚至還出現在其中一名患者的腦脊膜——包裹腦部及脊髓的膜——大腦白質上。」巨噬細胞之所以浸潤腦部的最可能的解釋是：它們是尾隨病毒而去並將之殺滅的。而1997年的那份病理學報告或多或少呼應著1918年的報告：「伴發譫妄的病例中，腦膜完全被淋巴液浸潤，連毛細血管中也有……死亡病例的屍檢顯示有淤血性損傷，伴有少量腦膜出血，尤其是在周圍小血管被極度擴張從而導致皮質物質水腫的腦島中……大量出血湧入脊髓灰質……在這些……水腫……部分的［腦］組織細胞已經發生病變。」

「……已觀察到18例感染性精神病，癥狀從單純的短暫性幻覺到狂躁性癲狂不等，後者甚至需要使用器械來限制其活動。」

1927年，美國醫學會對來自全世界的成百上千份醫學文獻進行了審閱，總結說：「人們似乎達成了共識，認為流感可能對腦部有所影響……從因急性發作而產生的譫妄癥狀，到演變成『后流感』癥狀的精神病，流感的神經精神性影響毫無疑問是深遠而又多樣的……流感病毒對神經系統的影響不亞於其對呼吸道的影響。」

獲勝國、小國以及期望從戰敗國中分裂出來的國家代表匯聚於此，商定和平條款。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千人將作出一個最終判決，而德國人對判決結果將毫無發言權，他們只能言聽計從。這一大群國家就像是一座看不見的巴別塔，它們之中的10個最強大的國家將組成委員會來決定議程。即便在這個緊密圈子的內部，也還有一個更為核心的集團，那就是「四巨頭」——美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而事實上這四國中重要的僅有三國。確切地說，只是三個人。

流感的確造訪了和會。流感的確侵襲了威爾遜。流感確實削弱了他的體力，而且——準確地講是在談判的緊要關頭——流感至少耗盡了他的精力和專註力。這些都是確定的。幾乎可以肯定，流感還以另外的更為難解的方式影響了他的精神。

包括翻譯在內，一個房間里通常僅有五六個人。即使當克列孟梭和喬治讓他人代為出席時，威爾遜總還是獨自一人代表美國，沒有任何官員、國務秘書隨行，也沒有豪斯上校（當時威爾遜認為他靠不住而差點棄而不用了）。討論沒完沒了，只在威爾遜相對短暫的歸國時中斷過。但他們是在決定整個世界的未來。

首席禮賓官歐文·胡佛回想起威爾遜的幾次突發奇想，包括他臆想自己家中滿是法國間諜：「無論我們說什麼都不能打消紮根在他思想中的這個念頭。差不多也是這一次，他還有了另一個古怪的幻想，他所住的這個裝修過的地方的所有財物都歸他所有……這些離奇的事情都出自我們曾非常了解的總統，我們只能猜測他的精神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了。有一件事情是確鑿無誤的——病了這麼一小段時間后，他已經不是先前的他了。」

無需先知之明，危機就在眼前。此時，它們昭然若揭。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離開巴黎時稱威爾遜是「地球上最大的騙子」。後來他寫道：「我們身處財富的淡季……自人類存在以來，從未有一次會如現在一般將人類靈魂中的精華燃燒得灰飛煙滅。」赫伯特·胡佛堅信這個條約會令整個歐洲四分五裂，他也這樣說了。reaｄ.９9ｃｓｗ•cｏm

第二天是4月3日，星期四，下午3點的時候，據格雷森稱，威爾遜身體看上去還很好。到了6點，極為突然地，格雷森看到威爾遜「猛然咳嗽起來，頻繁而嚴重的咳嗽使他無法正常呼吸」。

但有些時候，病毒還會導致一種最終併發症，也是一種最終後遺症。流感病毒會影響大腦及神經系統。所有高燒都會導致譫妄，但這回卻又有所不同。沃爾特里德醫院的一名軍醫研究了那些似乎伴隨流感產生的嚴重譫妄症（甚至是精神病），他特別指出：「在這份報告中，疾病高峰期或高燒明顯已退時發生的精神錯亂癥狀均未被考慮在內。」

甚至連勞萊·喬治都評論威爾遜的「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期崩潰了」。

「……許多患者陷入了喃喃自語的精神錯亂中，體溫正常后還無法恢復。」

而1919年初的巴黎，卻有些重大事務需要關注。

「……神經系統失調的癥狀早期就會出現，以煩躁和譫妄尤為突出。」

「……憂鬱症、癔症和具有自殺傾向的精神錯亂。」

赫伯特·胡佛並不是美國和平使團的成員，但他卻成了巴黎的大人物，因為他負責為貧荒交加的歐洲供應食糧。胡佛說：「那段時間之前，在所有必須經由我手的事務上，他（威爾遜）很敏銳，很快就能抓住要害，堅決果敢又非常樂意聽取他所信任的人的意見……［現在］其他人和我都發現了，我們不得不去逼迫一個不願合作的人。當我不得不聽從他的決議時，我所經受的精神折磨同他作出決定時所遭受的一樣多。」胡佛認為，威爾遜的情緒已經失去了「應變力」。

10月是巴黎流感流行的高峰，有4574人死於流感或肺炎。疾病從未完全離開這個城市。1919年2月，巴黎死於流感和肺炎的人數回升到了2676人，超過了最高月死亡人數的一半。威爾遜的女兒瑪格麗特2月患上了流感，在位於布魯塞爾的美國使館里卧床休養。3月，又有1517名巴黎人死亡，《美國醫學會雜誌》報道稱，在巴黎「已經消退的流感流行以最令人憂慮的態勢再次爆發……這次流感已經大面積擴散，除巴黎外還有好幾個省遭殃」。

威爾遜的參謀長塔馬爾蒂（Joseph Tumulty）一直留在華盛頓掌控國內政局的發展。格雷森每天同他互通電報，有時一日數次。總統生病的消息實屬機密，應該不能用電報傳達。但格雷森還是給他拍了電報：「總統昨晚染上重感冒，卧床。」與此同時，他又寫了密信派人送達：「總統從上周四起病得非常厲害。發燒達39.4℃以上，嚴重腹瀉……［這是］流感侵染的開始。那天晚上是我有生以來最糟的一晚。我能夠控制住咳嗽發作，可他的情況看起來十分嚴重。」read.99csw.com

1919年1月，當時他已是第三次患病了。他病得很重，有些報紙甚至報道說他已經病故，豪斯挖苦地稱這些訃告「都太慷慨了」。但這次打擊確實沉重，在認為已經康復的一個多月後，他在日記中寫道：「1月時我卧病不起，無法考慮手頭的事務，現在我還不確信我究竟有沒有完全恢復。」

來自義大利：「……急性期的流感性精神病……通常會在兩三周內逐漸消退。然而，精神病會轉變成一種精神崩潰的狀態，這種伴有精神恍惚的狀態會持續下去並演變成真正的痴獃。在另一些病例中……抑鬱和煩躁不安……是流感大流行時期絕大多數的自殺事件的罪魁禍首。」

1929年，某人在自傳中提到，有兩位醫生認為威爾遜去法國時就已患動脈硬化。1946年，一名醫生在刊物上披露了同樣的觀點。1958年，一本關於威爾遜的著名傳記則宣稱，動脈硬化專家對格雷森的流感診斷有所懷疑，認為威爾遜應該是患有血管梗塞，即小中風。1960年，一位歷史學家在述及總統的健康問題時說道：「現代的觀點是，［威爾遜的神志混亂］是由於腦部的損傷，這可能是由於血管的動脈硬化性梗塞造成的。」1964年，另一位歷史學家稱威爾遜患的是「血栓」。1970年，在《美國歷史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的一篇題為《伍德羅·威爾遜的神經疾病》（Woodrow Wilson's Neurological Illness）的文章中，又一位歷史學家稱其為「一次小小的中風」。

就在格雷森記錄下這個想法時，威爾遜正在對義大利的大多數要求作出讓步，並且同意日本獲得德國在中國的特權。而日本則以一個口頭的——而非書面的——保證作為回禮，承諾會表現良好。但就此而言，這個保證甚至不是給威爾遜本人，或是給任何一個國家領袖的，只是向英國外交秘書貝爾福（Alfred Balfour）作出了保證。

1934年，由英國科學家進行的一項類似的文獻全面審閱工作也與該觀點相一致：「流感毋庸置疑對神經系統具有重要影響。」

格雷森寫道：「無論是健康還是其他方面，總統的這些日子過得糟糕透了。」

情報局的史塔林（Starling）上校注意到威爾遜「失去了以往敏銳的領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勞」。他開始滿腦子充斥著諸如誰在使用公家汽車這樣的瑣事。當貝克被優先允許再度看望威爾遜時，威爾遜凹陷的眼睛、倦怠的神情、蒼白憔悴的面容令他不寒而慄，那張臉就像肌肉已經萎縮的骷髏頭一樣。

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人們只知道已發生了什麼。

就在生病之前，威爾遜曾揚言要退出和會，如果要他放棄原則的話，他寧可不簽訂協議就打道回府。他再次強調了這一威脅，告訴格雷森命令「喬治華盛頓」號（George Washington）作好準備，只待他身體允許出行就隨時起航。他的秘書克洛斯（Gilbert Close）第二天寫信給總統夫人：「我從沒見過總統的性格像現在一般彆扭。即使他躺在床上，他還是表現得極為古怪。」

法國總理克列孟梭有個出名的綽號叫「老虎」，談判時他肩部還留有一顆子彈，那是2月19日和會期間一次未遂的行刺留下的。英國首相勞萊·喬治（Lloyd George）則在本國面臨一堆政治問題，他被形容成「一個在玻璃桌面上旋轉的塗了油的彈珠」。還有已抵達歐洲的威爾遜，他是全球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九九藏書

3月29日，威爾遜說：「克列孟梭稱我為保德派，並拂袖而去。」

格雷森寫道：先不用說「染上流感的不幸，其隱伏的影響還在於他的健康狀況不足以抵禦……在已經卧病不起的時候，［總統］還堅持召集會議。在能夠起床之後，他迫使自己如同以往一樣努力——參加早晨、下午以及頻繁的晚間會議」。

1992年，一位研究戰爭與自殺之間聯繫的研究人員總結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影響自殺率，使自殺者增加的是流感的大流行。」

來自美國不同軍營的記錄如下：

非常不巧的是，這個影響貽害無窮。

這一次疾病發作得那麼突然，甚至令格雷森懷疑威爾遜被人下了毒，畢竟之前也有過一次投毒的暗殺。然而不久之後，一切都顯而易見，只要再稍加確定，診斷就會更為簡單。

那時，威爾遜仍躺在病床上，幾天前他還以離會脅迫克列孟梭屈從於他的要求。但出乎意料地，在沒有事先知會其他美國人或進行商榷的情況下，威爾遜突然放棄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則。對於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東西，他都妥協了，而幾乎所有這些都是他早先所反對的。

與此同時，與喬治和克列孟梭的會晤局勢卻非常嚴峻。3月底，威爾遜曾對他妻子說：「唔，謝天謝地我仍可戰鬥，我會贏的。」

1919年1月，堪薩斯州國會議員勃蘭（William Borland）客死法國，他是第三個死於這種病毒的議員。也是在巴黎，就在同一個月，勃蘭最親近的密友，「上校」豪斯，也再次因流感而病倒了——而且是又一次。

當月，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書——白宮首席禮賓官歐文·胡佛（Irwin Hoover）以及格雷森（威爾遜的白宮私人醫生並且可能是他唯一最信任的人）都病倒了。克列孟梭和勞萊·喬治看上去都染上了輕微的流感。

所有歷史學家幾乎一致贊同，巴黎和會對德國的嚴苛加速了德國的經濟困難、民族躁動和政治混亂的產生，所有這些促進了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崛起。

四個月之後，威爾遜因遭受重病侵襲打擊而元氣大傷。數月來，他的妻子和格雷森拒絕了所有人的探訪。他倆成了這個國家實際上最為重要的政策制訂者。

格雷森向塔馬爾蒂坦言：「這件事令我擔心。」

「……精神狀況要麼是表情冷漠，要麼是強烈的譫妄。思維能力遲緩……患者的陳述和保證是不可靠的，垂死的人還會說他感覺非常好……在另一些病例中，理解能力的變化則最為顯著。」

周周復月月，會議不斷拖延著，於是成千上萬頁的草案、備忘錄和協議在部長及工作人員間來回傳遞，但威爾遜、克列孟梭和喬治並不太需要這些繁縟的紙頁。他們不單是批閱外國總理和官員們撰寫的決議，也不單是對列陳於前的選項作出抉擇。他們的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實際談判上，而談判就是討價還價、巧言令色，還有咄咄逼人、固執己見以及斷然拒絕。

「……在所有較為嚴重的病例中，神經系統明顯受到了危害。」

隨後的4月8日，威爾遜堅持要親自重新加入談判。他無法外出。於是克列孟梭和喬治來到他的卧室，但會談進行得並不順利。他公然以離會要挾，這令克列孟梭怒不可遏，私下裡稱他為「隨時準備提行李走人的廚娘」。

然而，他們沒能令威爾遜以及全世界想起威爾遜自己曾說過的話：持久的和平只有通過——他曾經呼籲過的——「沒有勝利的和平」才能獲得。

絕大多數病患（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都會很快痊癒。這畢竟只是流感而已。

誠然，我們也不可能預言如果威爾遜沒有病倒，他又會怎麼做。也許他無論如何都會作出讓步，犧牲任何一項原則來保全他的國際聯盟。又或許，他會如自己所威脅的那樣，打道回國。然後，要麼沒有協約，要麼他的退席會迫使克列孟梭妥協。

美國和平使團的年輕助理［弗雷里（Donald Frary）］與威爾遜同一天患流感病倒。四天後，25歲的他就去世了。

「……患者的精神抑鬱較其他癥狀總是更加嚴重。」

威爾遜第一次可以支撐起病體會客了。他在卧室里會見了美國使團成員，他說：「先生們，這不是一次和平使團的會議，而是一個軍事會議。」

就在威爾遜作出讓步后不久，對此感到厭惡的一群年輕美國外交助理和顧問聚九_九_藏_書在一起，討論是否要辭職以示抗議。這些人中有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小阿道夫·貝勒（Adolf Berle Jr.），赫脫，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斯蒂芬斯和李普曼。所有人都已經或將要成為這個國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人，其中兩人後來成為國務卿。布利特、貝勒和莫里森真的辭職了。9月，在是否批准條約的鬥爭中，布利特向參議院披露了國務卿藍辛的個人觀點，國際聯盟將無所作為，列強們只是簡單地重組這個世界來滿足私慾而已。

與此同時，談判還在繼續；無法參加的威爾遜百般無奈，只能由豪斯代為出席。［相比豪斯，威爾遜一直以來對國務卿藍辛（Robert Lansing）更不信賴，基本上對他視若無睹。］幾天來，威爾遜不停念叨著要離開法國，他對妻子說：「如果我輸了這場鬥爭——倘若我能康復就不會讓它發生，我就要按程序卸任，我們就得回國了。」

「……有時可以看到一些可歸於中樞神經系統問題的癥狀，例如手指、前臂和臉部肌肉的抽搐……劇烈、甚而狂暴的偶發性譫妄，或者是更為常見的低聲自語。」

同時代的研究者也將流感同10年後帕金森氏病的增加聯繫起來。［有一些理論認為，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蘇醒》（The Awakening）一書中描述的患者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許多人相信，這種病毒能導致精神分裂。1926年，門寧格（Karl Menninger）研究了流感和精神分裂之間的關係。人們認為他的研究文章極其重要，以至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不僅將其譽為「經典」文章，還於1994年重印了此文。門寧格提及了「流感無可匹敵的神經毒性」，並說那些患流感后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人中，5年後已經有2/3的人完全康復了。精神分裂症的康復是極其少見的，這表明是一些可修復的病理過程導致了最初的癥狀。

貝勒後來成了助理國務卿，他給威爾遜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辭職信：「我很遺憾您沒有將我們的戰鬥進行到底，您根本不信任每一個國家中成千上萬像我一樣對您寄予厚望的人。我們的政府現在已經應允了將這些世上苦難的人推向新的壓迫、奴役和瓜分——一個充滿戰爭的新世紀。」

威爾遜繼續戰鬥，不屈不撓：「我唯一認同的原則是統治者同意的原則。」4月2日，結束了當天所有的談判之後，他稱那個法國人「該下地獄」——對這個虔誠的教徒而言，這是極其惡毒的侮辱。他告訴他的媒體發言人雷·斯坦納德·貝克（Ray Stannard Baker）：「我們必須在既定和公認的原則上進行休戰談判，否則沒什麼好談的。」

孟菲斯聖吉德兒童醫院的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是病毒學翹楚之一，他在2002年觀察到，「這些病毒確實會不時穿入中樞神經系統並對其產生損害」。他回想起孟菲斯的一個孩子，曾是一名優秀的學生，患上流感之後卻變成了「一個植物人。我這一生所見過的病例足以令我相信……流感能夠進入腦部。這似乎不足為信卻千真萬確。將該病毒注入雞的體內，它感染到嗅覺神經，雞也會死掉」。

「我從未見過總統如此疲乏而操勞，」貝克說，到了下午，「他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記起上午開會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