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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 苟延 第三十一章

第九部 苟延

第三十一章

「我們都被隔離了,食物會送到前門口……我們不是從字面上接觸鼠疫,而是親身經歷。」

情況之所以改善的另一種解釋是,軍醫預防和治療肺炎的手段提高了,但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專家卻難以找到相關的證據。他們一點證據都沒有。軍隊的首席調查官是索珀(George Soper),后被韋爾奇選派去監督美國首次癌症綜合研究項目的協調工作。索珀瀏覽了所有的書面報告,並會見了許多衛生官員。他總結道,在任何軍營中,用以對付流感的唯一有效措施是:不僅隔離個別流感患者,而且(如有必要的話)還要將整個部隊隔離。「在那些未認真執行這些措施的地方,預防就沒有起到作用」,但在「嚴格執行了的地方……起到了一點作用」。他沒有找到證據證明還有其他有效措施、其他能影響疾病進程的辦法以及其他能改變狀況的事物——除病毒之外。流感爆發得越晚,其毒性就越低。
「他們說那是腺鼠疫。但在法國他們又稱之為支氣管肺炎。他們說就是這個奪走了我兄弟的生命。」

病毒並未終結。整個1919年春天,它如雷霆萬鈞般橫掃整個地球,時斷時續,時而是一陣突如其來的局部暴雨,時而是一道閃電,時而僅是從遙遠黑暗的天際傳來的昭示危險的隆隆巨響。
即使喪失了部分毒力,病毒仍未被消滅。在疾病似乎煙消雲散數周后,正當一座又一座城市為逃過一劫而慶幸的時候——甚至有些地方的人還狂妄地認為是他們擊退了病毒,在衛生部和緊急委員會撤銷了關閉劇院、學校和教堂以及戴口罩的命令之後,第三波浪潮席捲全球。
同樣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它也並非那麼精準,病毒從來不按常理出牌。不過,那些后受侵襲的地方更容易被攻入。聖安東尼奧受感染人數的比例在全國最高,而死亡率卻最低:總人口的53.5%患上流感,全市98%的家庭內至少有一人感染上流感,然而那裡的病毒突變傾向於溫和類型,因為僅有0.8%的流感患者死亡(此死亡率仍為普通流感死亡率的兩倍)。孰死孰生,取決於病毒本身,而非所採取的任何治療手段。
與此類似,第一批受到流感病毒攻擊的城市——波士頓、巴爾的摩、匹茲堡、費城、路易斯維爾、紐約、新奧爾良以及一些在同一時期受到攻擊的小城市——都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在同一地方的流感後期病患,其病情程度和死亡率較之最初兩三周的流感患者都要低。
「據稱,這場流感是古老的『黑死病』捲土重來。」悉尼一家報紙如是說。另一家則引用了笛福的經典之作《瘟疫年紀事》——一部虛構的小說——里預防「流感瘟疫」的建議。令人恐懼的大標題日復一日地出現:「前人如何對抗瘟疫」、「肺鼠疫」、「抗擊瘟疫」、「過去的瘟疫」、「異教徒和瘟疫」、「瘟疫發源於新南威?」、「天主教士在遭疫的軍營中」以及「身為瘟疫鬥士的天主教徒」。
而這一旦發生,一旦病毒的傳染效率接近頂峰,另外兩種自然作用便會參与進來。
儘管有悖常理,在當時,初期的病毒更加兇猛而致命,成熟后則變得比較溫和。流感攻擊某地的時間越晚,該地流行病期間人們的患病時間就越遲,而病毒的致命性也越低。不過這種相關性並非絕對。路易斯維爾在春季和秋季就九-九-藏-書都慘遭猛攻。病毒總是反覆無常,但一個地區爆發流感的時間與其致命性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關聯。即使病毒變得溫和,它仍能致人于死地,而且死亡率很高,這足以讓這個成熟期的病毒堪稱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了——如果毒力更高的早期病毒不算。時機的選擇確有關係。
「他們都戴著口罩……在戰後,你都不知道悉尼的人們當時有多擔心……那場瘟疫啊!」
流行病後期受感染城市病人的死亡率也大都較低。在對全州流感情況進行極為縝密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康涅狄格州的研究者是這樣記錄的:「似乎有一種能影響死亡率的因素,那就是同新倫敦疾病原發時間——流感病毒首度傳入康涅狄格州的那一刻——的接近程度……病毒首度傳入該州時,其致命性最強,或者說最易於傳染,之後便日漸式微。」
第二天,《紀事報》吹噓道:「當戰爭孳生的瘟疫以其黑暗之翼籠罩整個城市之際,聖弗朗西斯之都的英勇堅毅將會是它歷史篇章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段插曲。」
到11月下旬,除了少數幾個地方外,病毒已經一路掃遍了整個世界。第二波浪潮結束時,全世界都已筋疲力盡。人類就要變成獵手了。
「腺鼠疫……我覺得它可以稱作是一種終結性的流感……腺鼠疫留給我的印象揮之不去。」
在舊金山,人們能感受到有條不紊的統籌力量。與其他許多地方令人麻木的恐怖不同,這裏似乎更令人鼓舞。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描繪了城市被疾病圍攻下的場景,展現了市民英勇的行為,他們儘管焦慮、恐懼卻仍各司其職。學校關閉了,教師們自發去做護士、勤雜工和話務員。11月21日,城裡的警報器發出了可以摘下口罩的信號。舊金山已經——到那時為止——挺了過來,死亡人數遠少於預期的擔憂,市民們都認為口罩是他們的救星。但如果說有一樣東西起了作用的話,那應該是哈斯勒預先並適時建立起來的組織。
如果不參照第二波病毒的情況,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第三波流行病的爆發都是致命的。在少數一些邊遠地區——如密歇根州——12月和1月的情況比10月還糟。鳳凰城1月中旬連續三天的新病例數創秋季以來的新高。在疾病看似已然過去之後,喬治亞州的奎特曼市發布了27項於1918年12月13日起生效的流行病法令。1月15日,薩凡納市下令封閉劇院和公共集會地點——這已是第三次了,並且比以往管束得更加嚴格。同西海岸其他地區一樣,舊金山的情況在秋季浪潮中已經開始有些好轉,卻又受到第三次侵襲的重創。九*九*藏*書
第二種作用發生於病毒內部。只有流感病毒有這種情況。從本質上講,流感病毒的確很危險,遠比人們所能想見的疼痛及發燒危險得多,但通常情況下它也不會像1918年時那樣造成那麼多死亡。1918年的大流感是病毒肆虐的巔峰,這在歷史上其他大規模流感爆發中是前所未有的。
那之後,仍會有個別病例繼續出現,但疾病的爆髮結束了,並且是戛然而止。病例統計圖呈鍾形曲線——峰值過後,曲線像陡峭的崖壁一般驟降,新增病例猛然下降,幾近為零。以費城為例,到10月16日為止的那一周內,4597人命喪流感。疾病使城不為城,街上空無一人,關於黑死病的流言四起。然而,新增病例的數量降得如此之快,僅10天後的10月26日,關閉公共場合的禁令就撤銷了。到11月11日停戰時,流感幾乎從費城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病毒之火燃盡了可用資源,便迅速衰竭了。
其中一種作用與免疫有關。當流感病毒感染過一批人後,這批人至少會對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被感染者不太會被同種病毒再度感染,除非發生抗原漂變。在1918年的城市或鄉鎮,從第一例患者出現到該地疫情結束,這個周期大致需要6—8周時間。在軍營中,因為人群比較密集,該周期通常為3—4周。

有一個人告訴她:「我對那場鼠疫記憶猶新,成百上千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生還的人,當時就在我們身邊,在死亡線上掙扎。」
流感病毒卻並非如此,它不依賴於文明社會,因為禽類為其提供了天然家園。就其自身生存而言,人類的存在與否無關緊要。
最初,那些作用使病毒變得更為致命。無論病毒第一次從動物宿主轉移到人身上是發生在堪薩斯州或是其他什麼地方,反正在人傳給人的過程中病毒漸漸適應了新宿主,感染能力越來越強。1918年春天的病毒在第一波病潮時引發的癥狀還是溫和的,到秋季第二波襲來時,病毒已搖身變成暴戾的殺戮者。
沃恩認為文明社會在流感威脅之下已岌岌可危。事實上,一些疾病確是依賴文明社會而存在。麻疹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患過一次麻疹通常就可終身免疫,所以在小鎮中,麻疹病毒由於找不到足夠的易感個體而無法存活。如果沒有新的一批人感染,該病毒就會逐漸消失。流行病學家已經計算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萬在生活上有相當密切聯繫的非免疫人口才能繼續存活下去。
這一現象在美軍軍營中初露端倪。美軍最大的20個軍營中,最先受到流感侵襲的5個軍營中,約有20%患流感的士兵併發了肺炎,而其中37.3%的人死亡。最慘烈的要數俄亥俄州的謝爾曼軍營,那裡死亡率最高。作為第一批爆發流感的軍營之一,謝爾曼軍營中35.7%的流感患者感染了肺炎,其中61.3%死亡。謝爾曼軍營的醫生也因此被人指摘,但軍隊調查后發現他們與其他地方醫生的能力不相上下。其他軍營醫生所做的,他們也都做了,只是謝爾曼軍營碰上了一個極為致命的病毒株。read.99csw•com
憑藉對進港船隻嚴格的隔離制度,澳大利亞死裡逃生。有些靠岸船隻上發病率高達43%,死亡率達到所有乘客數的7%,但隔離制度把病毒擋在門外,確保了澳洲的安全。直到1918年12月,當時流感在全球已開始消退,一艘載有90名染病士兵的運輸艦抵達了澳洲。儘管他們也被隔離了,但疾病卻滲透了進來,毫無疑問,為士兵治療的醫護人員成了媒介。
大流感爆發前20年,H·G·韋爾斯(H. G. Wells)出版了一本關於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說——《星際戰爭》(War of the Worlds。火星人駕駛死亡飛船進軍地球,令地球人節節敗退。他們開始以人為食,探至骨髓深處汲取生命力。人類儘管在19世紀成就輝煌、統領世界,此時卻突然變得不堪一擊。沒有一種人類知曉的力量,或者說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個人擁有能阻擋這些入侵者的技術、戰略、力量乃至英雄主義氣概。
有些地方沒有遭遇第三波流感的波及,但仍有許多——事實上是大部分——地區不幸中的。12月11日,布盧和公共衛生部發布了一則公告提醒公眾:「流感並沒有過去,全國許多地方的流感疫情仍然嚴重……加州,情況正在變糟;愛荷華州,顯著惡化;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和較大的城鎮都有顯著的複發|情況,並且和流行病早期階段成對比的是,現在受影響的還有許多學童;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什里夫波特的情況再度惡化,查爾斯湖地區甚至又回復到上次病潮的程度;……聖路易斯三天內的病例已達到1700;內布拉斯加州的情況很嚴重;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克里夫蘭、哥倫比亞、阿克倫、阿什塔比拉、塞倫和麥地那等地都有複發現象;賓夕法尼亞州,約翰斯敦、伊利和紐卡斯爾的情況比最先那次還要糟糕。華盛頓州的情況急劇惡化……疾病在西弗吉尼亞州的查爾斯頓也再次爆發了。」
「我還記得那場瘟疫,到處是載著醫生的車輛,他們穿著長袍,戴著遮住臉龐的口罩。」
流行病本身——即使以其最溫和的形式出現在發達社會中——也足夠嚇人了,那些在孩提時期經歷了大流感的人根本不認為那是流感,而視其為一場瘟疫九_九_藏_書。20世紀90年代,一位澳大利亞歷史學家開始採集口述歷史記錄。當她聽到被採訪者提到「腺鼠疫」時,她震驚了,決定繼續深入挖掘下去。
最早爆發流感的東部和南部情況最為慘烈,西海岸相對就沒那麼糟糕了,中部地區的損失則是最輕微的。西雅圖、波特蘭、洛杉磯和聖迭戈的死亡人數不像東部地區的那麼多,而聖路易斯、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死亡人數又不如西部的。但是,即使西部和中部的死亡人數比不上費城和新奧爾良,死者仍然是成堆成堆的。
然而,它畢竟只是流感,而且1919年侵襲澳大利亞的流感病毒的殺傷力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只是小菜一碟。或許1918年流感病毒的驚人威力可以這樣描述:在新聞報道不受審查制度約束的澳大利亞,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印象是——那根本不是一場流行性感冒,而是黑死病。
事實上,在全國各大城市中,舊金山對抗秋季流感的態度最為開誠布公,也最有成效。僅僅在12年前,舊金山遭遇大地震,劫後餘生並得以重建的經歷也許影響了他們現在應對流行病的態度。9月21日,基地或城裡都還沒有任何發病跡象,公共衛生部主管哈斯勒(William Hassler)就對所有海軍基地實行了隔離。他預先進行了全市動員,徵召了數百名司機和志願者,將整個城市劃分成若干個區,每個區都配備了各自的醫療人員、電話、運輸線和供給,學校和教堂里都設有急救醫院。他封閉了公共場所。他們非但沒有向民眾擔保這隻是普通「流感」,而且在10月22日時,市長、哈斯勒、紅十字會、商會和勞工委員會在報紙廣告上還發表了整版的聯合聲明:「佩戴口罩,性命能保!」他們聲稱這可以「對流感病毒有99%的抵抗力」。到10月26日為止,紅十字會已經發放了10萬隻口罩。就在當地有關部門加快速度趕製疫苗時,幾千份由塔夫斯大學科學家研製的疫苗正由最快的列車運往美國各地。
病毒再次突變,它變得和以前截然不同。在第二波浪潮中病倒的人應該對疾病的再次發作有相當的免疫力,就如被第一波病毒擊倒的人在第二波流感來襲時比其他人的抵抗力更強一樣。但這次病毒變異得太厲害,抗原漂變的程度太大,終將流感的星火重新點燃。
它的力量之巨,足以給人們帶來另一場災難。

隨著流感病毒的行進,自然開始發揮作用。
大流感過去10年之後,人們對美國乃至全球的調查和統計數據作了一個謹慎而全面的科學分析,並確認:「在大流感後期,原先典型性流感引發的機能障礙或器官損害已不再多見,倒是繼發性感染造成的損害更為明顯,地域間的差別也突然顯著起來……1919年間,『積水』的肺臟」——這些病患因ARDS而很快死去——「相對少見」。
同一規律在每個軍營中都適用。在一個軍營內,最初10天或兩周內病倒的士兵死亡率比在流感爆發後期或流感結束后病倒的人的死亡率高得多。
他們以為自己已經控制住了局面,以為自己制止了流感。他們錯了。口罩沒有用,疫苗也沒有用,只是這座城市非常幸運而已。兩周后,第三波流感來襲。儘管在最高峰時的死亡人數只不過是第二波流感殺死人數的一半,卻仍使這座城市的最終死亡率成為了西海岸之最。read•99csw.com
韋爾斯寫道:「我隱隱感到有一種意識油然而生,許多天來這種意識一直使我感到很壓抑。這是一種被推翻的感覺,感覺自己不再是主人,而是普通動物中的一員……人的威嚴和特權已不復存在。」但在人類看似將不可避免地被滅族的當口,自然界插手了。入侵者自己也被侵入了,地球上具有傳染性的病原體殺死了它們。自然作用完成了科學力所不能及的任務。
那時,這種病毒株的致命性已失卻大半。澳大利亞的流感死亡率遠遠低於地球上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僅為美國的1/3,不到義大利的1/4,但病毒仍然極其致命。
另一個說:「我們必須接種疫苗……我身上為了預防鼠疫而接種的地方現在還留著疤。」
至1919年初,除了少數幾個與世隔絕的邊區村落外,病毒魔爪未曾觸及的地方只有一個,那就是澳大利亞。
「那場瘟疫,腺鼠疫,對,我記得……我一直認為那和中世紀橫掃歐洲的黑死病是同一種流感。我覺得那是一碼事,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的。」
當1月和2月流感來襲之時,戰爭早已結束了兩個多月。因為不再受到審查機構的控制,澳大利亞的各家報紙又有了言論自由,而他們寫得最多的——比其他英語報紙寫得都多——是恐懼。
在最後受到攻擊的5個軍營(平均三周后才爆發流感的軍營)中,感染流感的人僅7. 1%患上肺炎。在這些肺炎患者中,死亡率也只佔17.8%。
但1918年的病毒同所有流感病毒、所有能形成突變株的病毒一樣,突變速度非常快。這裏涉及一個稱為「回歸均值」的數學概念,即一個極端事件後接下來很可能是中庸事件。這並不是一條定律,僅僅表示一種可能性。1918年的病毒正是這樣一個極端事件,任何突變都更可能使病毒的致命性變弱,而非變強。一般情況下,事態都應如此發展。所以,就在病毒幾乎讓文明社會屈服在它腳下之時,就在中世紀那場瘟疫造成的災難即將重演之時,就在整個世界快要被顛覆之時,病毒開始「回歸」突變,向大多數流感病毒所具的行為突變,隨著時間流逝,其致命性慢慢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