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紀時使用的「七曜歷」也受到了印度天文學的影響——早在漢代時，就已經出現了七曜的名稱，但是它的排列與七世紀時是不同的。唐律規定：「諸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開曜歷，《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這種將天文書籍視為秘籍的做法，限制了制定律歷的科學家和政治家對外來天文學知識的巨大影響的認可。阿目佉拔折羅在傳播印度歷算方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將《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翻譯成了漢文，根據這部經的記載就可以精確地預測行星的位置。廣德二年（764），這位賢哲的漢族弟子楊景風發表了對這部書的註解，其中以印度、波斯、粟特諸語言列出了一星期中各天的星曜名稱。用漢文所寫的粟特（摩尼教？）的「七曜表」尤為精彩，其中具列了已經湮沒了的巴比倫諸神：Mihr（日）、Mâh（月）、Bahram（火星）、Tîr（水星）、Ormuzd（木星）、Nâhid（金星）、Kevan（土星）。金星的古波斯語形式「Anahata」更為當時人們所熟知，「Anahata」與「Anaitis」一樣，都是閃族的愛神，然而雖然在唐朝的文獻中提到了星座的名稱，但唐朝人是否也了解這位盪|婦的故事，現在還無法斷定。「星期日」的粟特文名稱使用得特別地持久：1960年在台灣刊布的一份漢文曆書中，就出現了「密日」。

前往印度的取經人通常都是些博學多識的學問僧，他們的行記是向唐朝人報道殊土絕域相關情形的書籍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只是這類報道偶爾有些是屬於誤傳。幸運的是，這些書籍有些一直流傳到了二十世紀，所以只要是對中世紀中國的歷史稍許有些了解的人，都會熟悉玄奘和義凈的名字。的確，玄奘的旅遊著作《西域記》的影響早已大大超出了他的時代，也大大超出了僅僅作為一本資料書的範圍。在唐代，玄奘的名字廣為人知。在印度的影響下，玄奘作為一個光輝的典範，激發了許多人對印度及其文化的濃厚興趣。幾個世紀之後，出現了一部根據玄奘的旅程改編的名叫《西遊記》的虛構小說。這部小說後來成了具有國際聲望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傳奇式冒險生涯題材的小說之一——現在廣為人知的是阿瑟·韋利的譯本，這個譯本取名為《神猴》。我們也可以將《西遊記》這部書看作是虛構異國情調的偉大的成功之作。

馥郁的乳香與婆娑的棕櫚使人聞到了溫暖的西域氣息，我們彷彿已經身臨其境。

貝葉書之所以特別受到唐朝人的尊崇，是因為它通常都是用一種「書辭頗類浮圖語」的文字寫成的，而貞觀廿年（646）在俱蘭國王寫給唐朝的一封信中使用的文字，就與這種文字類似。從這些神秘的樹葉中，唐朝詩人們在語詞方面發現了絕妙的外來意象，這種意象常常被用來烘托詩歌中的佛教的氣氛。李商隱在《題僧壁》這首詩中寫道：「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鍾。」詩中用「貝多」借指佛典。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的，以「貝多」與「旃檀」作為對文，則更加生動地烘托出了濃郁的宗教氣氛。下文是皮日休對一所庭園寺院的描寫：

八、九世紀時，唐朝的市民很可能在大都市裡就能夠買到關於外國的道里方位、外語字典等書籍，甚至有可能會直接買到外國書籍。但是遺憾的是，我們對於唐朝書肆的情況知之甚少。現在所能了解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斷。例如在一個流行的故事中提到過一所專門經營經典書籍的書肆，這是一所應試的舉子們經常光顧的書肆。另外在唐朝詩人的詩歌中，也提到過洛陽南市的書肆。我們還了解到在成都有出售新印成的書的地方——大多是一些解夢、占星以及家譜之類的書籍。ｒeaｄ.９9csw•ｃｏｍ

我讓他們給我讀異國的哲學，

玄宗開元年間，唐朝正處在歌舞昇平的時代，這時也是唐朝官方藏書的鼎盛時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紀時，當史學家歐陽修準備修撰唐史時，他發現由於內亂，特別是由於黃巢起義的影響，唐朝的藏書有一大半已經蕩然無存了。

遊歷西方的唐朝僧人在帶回純神學巨著的同時，也帶回了哲學、天文學以及醫學方面的外國著作。唐朝非常需要科學著作，印度天文術在唐朝享有很高的聲譽。在唐朝的宮廷里，天文學的著作就像金、玉一樣深受歡迎。例如在開元七年（720），罽賓國就派遣使臣向唐朝貢獻「天文經一夾」和「秘方奇葯」。

告訴我所有外國君王的秘密。

因為唐朝是一個大量收集書籍的時代，所以有關唐朝藏書情況的資料就要比書肆的資料豐富得多了。唐朝官方的藏書工作是在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名人的極力主張下，由唐太宗發起的，時間在貞觀二年（628）。當時由魏徵等人負責檢查新收藏的圖書，從事編目工作。唐朝的國家圖書館收藏有兩萬捲圖書，其中有許多是非常稀有的版本。唐玄宗也為唐朝的藏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他還下令將私人收藏的稀有圖書用四川的上等麻紙抄了下來。此外，唐玄宗在兩京專門建立了收藏經籍圖書的書院。為國家收藏的圖書找到了一個新的收藏地點。後來根據四部分類法，對這裏收藏的所有圖書進行了系統分類，使用彩色象牙籤（刻有書名、卷數）標明某書屬某部——「經部」：紅簽，白象牙軸，黃帶；「史部」：綠簽，藍象牙軸，淡綠帶；「子部」：靛青簽，雕檀軸，紫帶；「集部」：白簽，綠象牙軸，朱紅帶。

並非所有的佛經都是來自印度。九世紀初年，新羅國曾經將佛經作為一種送給皇帝的合適的禮物，向唐朝的君主貢獻佛經。唐朝輸入的宗教經典也並不都是喬達摩的教義。貞觀十二年（638），波斯景教徒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元（玄）妙無為，生成立要，濟物立人」。於是唐太宗下令在長安為這位異教徒建立了一所寺院。元和二年（807），回鶻人也得到唐朝政府的允許，在洛陽和太原建立了摩尼寺；但是在信奉道教的皇帝唐武宗統治時期，當回鶻被黠戛斯人擊敗之後，「有司收摩尼書若像燒于道」。這時，古代中國人久已信奉的神像再次被捧到了頂端，而外來宗教的吸引力則降到了最低點。

唐朝有不少從外國流傳來的文獻，這些書上稀奇古怪的文字形狀給唐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最終會感到習慣並接受。外來文字確實是怪異之物，而那隱藏在難以理解的形狀之後的、容易引發人們聯想的各種各樣古怪離奇的理念甚至恐怖可怕的符咒，給唐朝人留下的印象就更要深刻得多。這並不是說，在唐朝本土就沒有特殊的字體，除了古老的、世人皆知的「篆書」以及字形方正的「楷書」之外，唐朝還有諸如「虎爪書」「倒薤書」「日書」「月書」「風書」「蟲食葉書」以及其他大量早已從外國引進的書體——像「胡書」「天竺書」等就屬於此類。但是據段成式記載，西域當時行用的書寫文字有六十四種之多，而段成式所具列的，或者說唐朝那些務新求奇的人所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段成式記載的西域書體主要有「驢唇書」「大秦（即羅馬）書」「馱乘書」「起屍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https://read.99csw.com

有了這樣的精力和熱情，私人藏書數量如此之大，質量如此之精，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例如李泌藏書達三萬卷，劉伯芻、韋述以及蘇弁等人的藏書數量也都分別達到了兩萬卷之多。這些豐富的私人庋藏在稀有版本的收藏數量、圖書設備的豪華方面，都足以與國家的收藏相匹敵。詩人呂溫描述了收藏家崔仁亮的奢華的書卷，這些書卷的封套上都點綴著「水精」釘扣，而書捲紙則是利用「雲母」潤飾的。這些情形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高僧玄奘不僅將六百余部經、論帶回了唐朝，而且他還生動地描繪了從唐朝到天竺途中的種種艱難險阻。許許多多虔誠的佛教僧侶正是沿著這條艱辛的道路，將佛陀的真經取回中國的。永徽五年（654），玄奘在致印度智光法師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唐朝地圖的製作與政府的戰略以及軍事部門的最大利益密切相關。為了使唐朝能夠征服新出現的邊疆政權，保持對原有的邊疆政權的控制，繪製地圖就成了唐朝對外使團的一項重要的使命——這也是諜報工作的一種傳統的形式。此外，「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于省」。偶爾也有些國家自願向唐朝進獻地圖，並且以這種方式來卑賤地表明自己的附屬國地位。當王玄策成功地入侵摩揭陀之後，這位勝利者又訪問了伽沒路國（位於今阿薩姆邦西部），該國王隨後派遣使臣前往長安，「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唐朝各地都有勤于搜求的私人收藏家，在他們的手中往往掌握著最古老、最稀有的書籍。據記載：「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此外，還有像張參那樣的，以耄耋之年手抄儒家經典的人——因為他認為「讀書不如寫書」。也有一些像段成式那樣的務求奇篇秘籍、博聞強記的人。段成式最初「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覽皆遍」，後來他又將全部時間花費在研讀家藏的書籍上：「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典。」

對於虔誠的取經人來說，在勇敢地克服了茫茫荒野中的風暴雨雪、妖魔鬼怪等艱難險阻之後，通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到摩揭陀國宏偉的那爛陀寺學習——那爛陀寺內用磚建造的正廳和邊座可容納五千僧眾。大多數取經人還要到加雅，去禮拜那裡的菩提樹——這是佛陀成道的地方。道生［他的梵文名字叫「Candradeva」（月天）］就是取經人中的一個典範。道生是經由吐蕃境內到達偉大的宗教文化中心那爛陀的，在這裏他學習了小乘的經典，並帶著大批經像啟程返唐，但是不幸病死在尼泊爾境內。與道生類似的是玄照和尚，他懷著極大的宗教熱情，以六十多歲的高齡到了中印度，但也不幸客死他鄉，沒有完成他的使命。這些人和一些與他們的遭遇相似的西行者，在死後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們見聞的記載，也沒有能夠為唐朝的藏書中增加任何新的書籍。但是，他們是為了宗教社團的光榮而獻身的殉道者和犧牲者，就總體而言，他們對於唐朝宗教文化的貢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還有一些僧人與實叉難陀不同，這些人在世界範圍內贏得了相當高的聲譽。八世紀時的密宗高僧可以作為這批人的代表。有一位叫作戍婆揭羅僧訶的密宗高僧，自稱是釋迦牟尼的後裔，在他八十歲高齡時來到了長安。這位高僧以其神秘的法力和精湛的巫術贏得了唐玄宗的寵信，玄宗曾多次召他祈雨。還有一位叫作達摩戰的天竺僧，此人曾經向唐朝「獻新咒法，梵本雜經、論，持國論，占星記，梵本諸方」。跋日羅菩提是一位印度的王子，他最初遊學于南天竺，後來到了獅子國（斯里蘭卡），隨同獅子國的使臣一起將《大般若婆羅蜜多經》帶到了唐朝。在當時所有的密宗誦咒師中，最有名的是阿目佉拔折羅。阿目佉拔折羅出身於獅子國的婆羅門種姓，師事跋日羅菩提。八世紀後半葉時，他在唐朝宮廷中曾經炙手可熱，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最後在東土異國載譽圓寂。這些密宗的高僧帶來了頗有效驗的經咒，難以置信的護符以及驚世駭俗的媚葯，也帶來了能夠確認他們法術的權威的密典。read.99csw.com

用裁成合適形狀的棕櫚葉做成的書叫作「ollahs」，這種書在唐朝人中間又叫「梵夾」，取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因為這種書是用兩塊木板相夾，然後再用繩子捆紮起來的。從前往天竺的唐朝取經人積極地搜集貝葉經這一點來看，這種書在唐朝並非罕見之物，而在唐朝的各大寺院里，更是可以輕易地見到梵夾；日本和尚圓仁就注意到，在五台山有一部梵夾裝的《法華經》。在一些較為世俗的環境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書：例如篤信佛教的唐懿宗「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天寶五載（746），師子國王屍羅迷伽派遣婆羅門僧阿目佉拔折羅前來長安，獻「貝葉梵寫《大般若經》一部」。

唐朝通行的許多其他的歷算科學和天文學著作，也都是以西方的分類體係為根據而寫成的。偉大的天文學家一行和尚——他曾經參与過水力渾天儀的建造，這種渾天儀的擺輪結構能夠同步顯示天體的運動——在他的天文學的著作中使用了近東的行星名稱。

用來書寫這幾種文字的紙，在唐朝人的眼中同樣也是很稀奇的。唐朝本土出產的紙是用大麻纖維、葛以及楮，甚至是用竹漿、黃檀漿製作的；這些紙被染成了各種不同的顏色（有一種薄而起皺的金黃色的紙，就是唐朝最美麗的紙中的一種），有時還在紙里添加香料。將製成的紙張首尾連在一起，就成了長長的卷子；卷束在帶有水晶圓頂的檀木捲軸上的卷子，可能是最上乘的卷子（雖然九世紀時也有摺疊裝的書籍，到了十世紀時又有了線裝的書籍）。但是最典雅的書籍是寫在綿帛上的，這種方法古時就已使用，因而有悠久的歷史。

唐朝盛行西域的音樂，亦羅致西域的樂師，而這也就意味著西域使用的記譜法在這時已經傳入了唐朝。唐玄宗的長兄寧王是一位真摯的音樂家，「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嘗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嘉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也』」。雖然我們沒有見到過這種龜茲樂譜的實物，但是在敦煌發現了用（與現代大不相同的）弦線標譜法寫成的古琵琶曲，而且在日本也保存著唐朝五弦琵琶使用的曲譜。這些記譜法強烈地受到了龜茲樂的影響，寧王所閱讀的龜茲樂譜必定與它們極為相近。九_九_藏_書

一般來說，取經人尋求的是那些在唐朝非常流行或享有很高聲譽的經典真正和可靠的文本。例如《涅槃經》是一部古老而備受推崇的經典，七世紀後半葉，在法華宗中取得過重要的地位。在八世紀初期，由義凈翻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又流行一時，但是到了八世紀末年，它的地位又被《金剛經》取代了。據認為，漢文《金剛經》是迄今為止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一部雕版印刷的書籍。對於以搜集經典為己任的取經人來說，時尚的變化要求他們不斷做出新的努力以適應新的時代要求，有時他們的行為還會得到唐朝官方的支持。比如，《華嚴經》正好與武則天崇尚大乘的旨趣相一致，但是因為「《華嚴》舊經，處會未備」，而武則天又很想得到《華嚴經》的梵文原本，聽說于闐國有梵文本《華嚴經》，於是武則天便派遣使臣前往于闐，不僅帶回了《華嚴經》，而且將於闐有名的譯師實叉難陀（華言「學喜」）也一起帶到了唐朝。佛經被裝進了經夾之內，而這位博學的學者則被安置在東都宮中，而後進行漢譯的工作。譯經時武則天甚至「親臨法座」——這樣可能會使語言方面的工作進展得更順利一些。當時在輝煌的唐朝宮廷里召集了上百名外國學問僧，這些人捧著他們帶來的珍貴的佛教經典進行翻譯，而實叉難陀就是他們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

在唐朝人頭腦中形成的對於外國民族及其國家的概念，有些是從外來旅行家以及政府地理學家撰寫的書籍中得知的。雖然這些書籍大多都已散佚，但是我們現在仍然還知道它們的名稱。其中有朱應的《南方異物志》、程士章《西域道里記》、僧智猛《遊行外國傳》、佚名《林邑國志》、佚名《奉使高麗記》、佚名《吐蕃黃河錄》、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裴矩《西域圖志》、顧愔《新羅國記》、袁滋《雲南記》、呂述《黠戛斯朝貢圖傳》等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是六十卷的《西域圖志》，據記載：「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史官撰次，許敬宗領之，顯慶三年（658）上。」此外，還有許多與外國有關的書籍。在這些佚書中，有些書中的零篇殘簡作為引文保留在了後世的著作中，我們時而會發現這樣一些內容，而這類佚書因此也就格外引人注意。上文中提到的房千里的重要著作，就是這樣幸運地留存下來的一個例證；另外還有那位頗帶幾分海盜味的唐朝使臣王玄策撰寫的，記載印度異聞奇觀的《中天竺國行記》，也屬於這種情況。

居住在唐朝京師里的居民，還可以見到長有這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樹葉的貝多樹。這株稀有的樹是由「西國」貢獻的，種植在一所被稱為「興善寺」的佛教寺院里。興善寺以其宏偉莊嚴的建築著稱於世，它被譽為長安城裡最大的寺院，而且還收藏著其他許多為人所稱道的珍寶——例如於闐玉像、繪畫大師吳道子畫的壁畫，而興善寺的古松尤其是人們珍愛的神物，每當大旱時，人們都要從這棵古松上取下一根枝條，然後將它刻成龍形來求雨。九世紀末年，詩人張喬曾經寫過一首詩，讚頌興善寺那株備受尊崇的貝多樹。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長安的氣候環境中，這棵貝多樹居然存活了那麼多年。

唐朝從印度化的地區輸入的還有醫學和藥物學著作。其實早在隋代，這些書籍有許多就已經列入了宮廷圖書館的目錄——像《西域諸仙所說藥方》《婆羅門（諸國）藥方》《西域名醫所集藥方》等類似的醫藥書都屬於此列。在唐朝的官方收藏目錄中看不到這些書目，我們推測這些書籍多半是毀於一次次襲擾唐朝的內亂，也有可能是在唐武宗排外滅佛的大迫害中被毀的。但是在唐代，也從外界傳入了一些新的關於醫學的著作，尤其是我們已經提到的「秘方」。我們甚至還知道一種外國傳來的繪圖草藥——在玄宗朝，新羅王遣使獻「奉表陳謝，仍奏國內有芝草生，畫圖以獻」。唐玄宗賜予新羅王「白鸚鵡雄、雌各一及紫羅袍，金銀鈿器物，瑞文綉緋羅，五色羅，彩綾共三百余段」，作為新羅王遣使奉表的回報。read.99csw.com

儘管唐朝本土出產的紙的質量非常精良，但是我們發現唐朝人也大量地使用了外國來的紙。唐朝詩人經常提到的有「蠻箋」；高麗進貢的紙卷；日本製作的一種「松皮紙」；來自唐朝南方的一種帶有「魚子紋」的白紙；還有一種用水苔製成的「斜紋紙」；等等。製作這些紙的技藝，最初肯定是從中國人那裡學來的，因而這些紙即便帶有異國色彩，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雖然從公元前二世紀起，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羊皮紙或相當於羊皮紙的書寫材料，但是羊皮紙是否從遙遠的西方傳到了唐朝，我們還無法斷定。據漢代偉大的旅行家張騫記載，安西「畫革旁行以為書記」，而且中世紀時的于闐也確實是以皮革作為書寫材料的。但是這種書寫材料並沒有在內地引起多少注意。在唐朝文獻中隨處可以見到的是另一種外國的書寫材料，這種書寫材料對唐朝詩人的想象力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材料就是扇葉樹頭櫚，即生長在南亞的扇葉棕櫚的樹葉。在唐代，這種書寫材料僅僅是以其梵文的讀音「貝多」（pattra，樹葉）知名。根據唐朝正史記載，天竺人「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雲是梵天法。書于『貝多』樹葉以記事」。段成式正確地記載了貝多的梵文語源，將這種材料描述為摩揭陀國——或許是因為製作棕櫚葉書是這裏的一項重要的工業——的一種常青樹。段成式還特別指出，如果精心保管的話，寫在扇葉樹頭櫚上的經文甚至可以保留五六百年的時間。

八世紀時，唐朝官方的歷算實際上是被印度的三個家族——迦葉、瞿曇和俱摩羅——的專家壟斷了。在這些印度天文學家當中，最著名的是在玄宗朝擔任過太史監的瞿曇悉達。這位與佛陀同名的偉人將印度的「Navargrāha Almanac」（即《九執歷》）翻譯成了漢文，而且他還將更精確的預測日食、月食的方法，即零符號的使用以及正弦函數表介紹到了唐朝，但是不幸的是，后兩種新方法由於遭到了唐朝守舊的天文學家的抵制而沒有被採納。

關於唐朝宗教書籍的收藏情況，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可供利用，但是唐朝宗教書籍數量之多，是我們無法想象的。現在尚存的一份在麟德元年（664）撰寫的，由梵文翻譯的佛典目錄中，具列了兩千四百八十種不同的著作，其中有些還是鴻篇巨製。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只在長安一所寺院的一個佛塔之中，而且僅僅是一部《法華經》，就收藏了上千部之多，那麼就可以想見在唐朝的大都會中收藏的經卷數目該是一個多麼大的天文數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