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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瑞米給我們分到一號球道。齊佩瓦有70條球道,在那個時段,大概有30條是空的,但他分配給我們一號球道,這本來對我也無關緊要,但二號和三號球道被中西部窮凶極惡的文身飛車黨佔了。四男兩女,文身、男人綁了繩子的緊繃肌肉以及女人緊身衣的強悍,標示著他們屬於某個部落,在錯過一個補中時,他們毫不難堪地大聲咒罵,笑聲里夾雜著煙嗓、酒嗓和一輩子的恥辱小事。

對很多、很多人來說,靈性的境遇就像一個決定開始彈鋼琴的小男孩。男孩喜歡鋼琴,喜歡碰到琴鍵時的聲音,喜歡小小的手指貼著象牙的感覺。或許他認識什麼人,或者見過什麼人彈得很好,這啟發了他。
剩下的夜晚——仁波切和我打了兩輪——一直平安無事。我們旁邊的咒罵聲停了,我覺得笑聲也不那麼刺耳了。最好的是,仁波切居然對十瓶保齡球徹底著迷。最後,他已經打得相當好。他會上前一步,稍微一跳把球送出去,然後把手扶在膝蓋上蹲下,專心地看著它慢慢地轟隆滾下球道。當它撞上球瓶時,他會直起身來,幾乎要跳起來了(作為一個中年男人,他格外柔軟),他一拍手,然後臉上帶著最幸福的笑容轉向我,走過來讓我解釋得分。
然而,這個大意,這個彈琴男孩的困境就是不肯放過我。我回想仁波切和硬漢的相遇,回想仁波切鞠躬時臉上的純粹喜悅。我傾身去夠電話,撥通了我的住宅號碼。
隨著他漸漸長大,他繼續彈琴和練習。練習的時候,也許有人用不友好的方式批評過他,又或許他開始發現,他沒法和那個啟發他的人彈得一樣好,他會犯錯,手並不總聽使喚,進步需要努力和犧牲。https://read.99csw.com
在我的經驗里,那種大人有的不好。他們卑鄙,甚至惡毒。我見過一個朋友的父親扇自己妻子一巴掌,隨意得就像拍一隻蒼蠅,況且還有個九歲的客人坐在桌旁,而且不為什麼,就是一些家務事上的疏忽,跟她帶回家的麵包品種有關,或者給他倒啤酒或開啤酒的方式不對。但很多人只是裹著一層粗暴的厚皮,就好像他們需要一層盔甲才能生存,於是用起所能想到的唯一一種盔甲。至少對他們當中有些人來說,在所有文身、香煙和廉價的罐裝啤酒,大聲嬉笑,污言穢語,以及明顯的偏見之下,是平常的溫柔靈魂,如果他們察覺到你把他們當人看,如果他們察覺到基本的尊重、禮儀,或者至少你不準備嘲弄他們,那麼盔甲就融化了。在我前去支持仁波切時,我希望,隔壁球道上的人是第二種類型。「他是第一次。」我對最靠近我們的男人說。然後,我緊張兮兮地加了一句,「他是個靈性大師。」
在回聖瑪麗旅館那十分鐘車程的路上,仁波切似乎都在發光,他太開心了。在一個停車標誌處,我掃一眼過去,看到他正目視前方,咧著嘴巴笑得正歡。我想他一定是因為與文身男人之間的峰迴路轉而高興,但當我們開進停車場時,他說:「波零(保齡)是極好的美國樂子。謝謝你,奧托。」
等到他長成年輕人,他在鋼琴方面已有幾分成就——有些來自於本能,有些來自他對音樂的愛,有些來自練習。他彈得不錯,有時在親友的聚會上彈。但之後,隨著他年歲漸長,他做出決定,儘管他可以彈得不錯,但他永遠也不會彈得很好。他永遠不會彈到完美。他還沒有好到成為一個鋼琴演奏家,正如在靈性的領域里,在這個複雜的地球上,他相信他永遠不會好到能夠滿足他心目中那個俯視他的上帝,於是他不再嘗試,不再思考這種東西。九_九_藏_書
我把書擺在床頭柜上,關上燈,脫掉衣服,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上影子的花樣。已經晚了,我答應過要打給吉妮,我知道我可以打。但我就是躺在床上,被捲入模煳的概念中,其實沒在思考,只是在默想什麼,在某個想法上打轉、揣摩。彈琴男孩的比喻在我看來不夠完美。如果是我在編輯這本書,我會在手稿的邊緣寫上,「再下功夫」,意思是作者應該沿用這個大意,打磨它,讓讀者讀起來更加清晰。
「是啊,」一個女人說,「他的罪惡需要被寬恕。」
我說,我覺得是。
齊佩瓦的天花板音響里流出音樂。九寸釘,軟餅乾,還是那一類的東西。娜塔莎和安東尼肯定知道。仁波切從架子上選了一個12磅的球——粉色的——在觀察我在第一格就打了個全中之後(我初中時一直是斯塔克縣全明星隊的,然後放棄了這項運動,另有追求),他站在那裡,粗指尖塞進洞,嘗試模仿他眼中我的全套動作:平滑的大跨步,向後拉球,又向前一擺,球滾動時蹲下,然後是球瓶碰撞、咯吱作響時的砸拳。只不過輪到他的時候,進展得不順利。事實上,他往後拉球時,球從手上滑了出去,砰的一聲重重砸在拋光的楓木地板上,蹦向一旁,彈到二號球道上一個坐著彈煙灰的女人的腳踝上。她咆哮著抬read.99csw.com起頭來,看到仁波切,注意到他的光頭和紅袍的褶邊,正好落在藍色保齡球鞋上方一兩英寸的位置。幾個男人也望過來。仁波切穿著不熟悉的鞋子慢吞吞地朝他們走去,要取回粉球,一邊說著「對不起,對不起」,一邊以可能被誤解的方式大笑著。
你能在南本德的南區找到齊佩瓦保齡球館,如果你去了那裡,嘗試從一個愉快的年輕人傑瑞米——他自稱「櫃檯佬傑瑞米」——那兒租鞋,而在晚夏一個繁忙的周三夜晚,對於一個沒穿襪子、也對自己的美國鞋碼一無所知的仁波切,他本可以把事情搞得很複雜,但他沒有。事實上,這個年輕人陽光的性情以及他從每件事中看到幽默的傾向,讓我有點聯想到仁波切,這讓我好奇,是不是我們遇到的有一半的人,是經由某種奧圖克的魔法,被送到我的路上,幫助我理解這個奇怪的僧人。
「不是扯淡。他明天要在聖母大學做演講。他在全世界演講。」
我一度以為他是在嘲諷,現在真正的麻煩要來了。他的身後,朋友們都在微笑,不過像是一些傷痕纍纍的小孩準備把昆蟲五馬分屍的那種微笑。
他很可能甚至都沒有讓想法成形。他只是在自己與鋼琴演奏的下一個等級——他內在生活的下一個等級——之間立起一道無形的屏障。他在沒有真正限制的地方設了限制。這不算壞。他不是個惡人。恰恰相反,他是個好人,但他設立了這道限制,就像你在房間四周築牆一樣,然後他住在那裡,住在那個房間裏面,並不完全滿意,卻不知道能對自己的不滿做些什麼。他老去了。他等待生命的結束,等待上帝給他評定,等待的同時,追求儘可能多正當的愉悅。生活就是這樣,他對自己說。我只能彈成這樣了。其實,他想把鋼琴彈得更好,但阻止他到房間外面冒險的是一種恐懼,是他可能失敗的念頭,人們也許會嘲笑他的抱負,或者他就不是自己認為的那個人了。但這個他實際上是誰的想法從何而來呢?在靈性領域,或者,如果你更偏好這樣表述——在情緒或心理領域,他留在圍牆裡,否決自己的是什麼呢?九九藏書
等他安頓好之後,我熘回外面,從後備廂里拿出他的書,帶回屋內。我躺在床上開始閱讀。前幾章足夠有趣,但我覺得大部分都沒有驚喜。然後在第十九頁,我無意中讀到這幾段,讀了四遍。
飛車黨比我們早幾局結束保齡之夜。四男兩女直接把鞋拿回櫃檯,但仁波切打保齡時,蛇形文身的傢伙朝我走來,說:「嘿,他叫什麼來著?」我告訴了他,提到書店裡有他的書。男人的綠色眼睛朝仁波切移了一下,又移回來,說:「他是真的有料,老兄,不是嗎?」
仁波切什麼也沒有注意到,不然至少也是不形於色。他伸出手,勐力地跟第一個男人握手,一邊微笑,一邊對其他人點頭。
我想問他,他對男人說的是什麼,給了什麼樣的祝福,但我只擠出一句,「你去吃早餐的時候敲我的門」,然後各自進了門,我看著他走下過道回他的房間,確保門卡能用為止。
女人們轉過臉去。男人們很不舒服地看了我好幾秒,然後其中一個說:「扯淡呢?」
我站起身來,走過去支持他。男人們見我靠近都挺直了。我能感覺到手在冒汗。我對他們生活的世界略知一二,或者自以為知道。我在北達科他州少年時代的生活中有幾個粗野的角色,一起上小學的傢伙,後來都在橄欖球隊和曲棍球隊里,我偶爾被邀請去他們家裡。他們住在貧瘠社區某種初始暴力九_九_藏_書的湯鍋里,那裡的大人有一半可能曾在工廠傳送帶或肉類加工流水線上丟掉一隻手、弄傷一隻眼,或者最後去坐牢,而未來還有更多那種苦工,每天他們回到家裡,試圖借酒消去一天的記憶,他們一小時一小時地過活,只是湊合對付,混吃等死,尋找方法來消除傷痛。生在那樣家庭里的小孩長大以後很難變得寬容、溫和,很難抱有人性本善的希望。

仁波切鬆開男人的手,看著他,向前靠近了半步——我本來準備阻止他的——然後他把雙掌放在男人的肩上,開始用某種語言念誦某種禱文——奧圖克語,一定是——聽起來像寒冷的西伯利亞溪流溢過石頭。當然,沒有人理解,但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語調,就像蜂蜜,像融進歌里的愛,安靜、完全無畏的簡短唱誦,能安撫一隻背對懸崖、奶頭邊擠著三隻小崽的母狼。持續了或許有20秒鐘。結束時,仁波切後撤一步,鞠躬。蛇形文身的男人原地僵住了。然後在他參差不齊的眉眼間,綻放出了孩提時代有過的笑容,在他的所見所聞尚未奪走他一切之前,在世界尚未露出獠牙、咬他一口之前的笑容。他那樣微笑著,看著仁波切,然後他記起了自己本該是誰,把保齡球換回另一隻手裡,說,「嘿,謝了,老兄。你這人行啊。」他身後的女人提起粉球,把它遞過來。
這句話讓蛇形文身的男人笑了,其他人也爆發一陣乾咳的鬨笑。
「真扯淡。」男人又說一遍,這次不是疑問句了。他上下打量著仁波切,過了一秒鐘,把保齡球移到左手,用奇怪的懇求姿勢伸出右手,就好像準備鞠躬一樣。我們能看到他的小臂內側有個蛇盤繞在劍上的文身。「那來個賜福怎麼樣?」他對仁波切說,「你知道。就是好運的那種。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