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公式不僅適用於土匪世界，也適用於皇家帝國。帝國的全部稅費，扣除公共產品的價值之後，剩餘部分便是法酬。

王陽明說，各賊探知官府練兵，準備進剿的消息后，「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

在選擇排序上，當兵優於當土匪，因為當土匪的前途不如當兵，收入的穩定程度也不如當兵，死亡風險卻極高。我根據關東土匪的下落估算過當土匪的風險，「職業死亡率」超過38%。

幾經周折之後，滿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窩主免死，處罰減輕。同時又從根本上修改奴婢或農奴制度，規定不得虐待奴婢，毆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後來，租佃制漸漸取代了農奴制，逃人的問題自然也隨之消失。

劉文輝說，他「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有一個時期，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

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依據血酬定律做出五個方向的推想。

我們還是接著說第一推想。這個推想也可以解釋李自成的變化。

1922年，美籍牧師安東·倫丁遭河南土匪綁票，獲釋后，倫丁牧師寫下了關於土匪的見聞：

溫江和簡陽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資源潛力足以供養數十萬人口。如此大片地區「概成曠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縣只剩下一二十戶人家，做什麼營生好呢？此時，綁票或搶劫的搜尋成本很高，人質贖買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環境中，與其當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轉而當吃草的羊。

山東軍閥韓復榘的做法更令人大開眼界。何思源在《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中說，韓復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東地盤，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攏韓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韓落入陷阱。

試想，這幾十里土匪控制區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搶劫很危險，倒不如以打獵為生。這樣一來，土匪就開始向勞動人民轉化了。

再說進攻。順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

亂世的農業生產者可能有多種形態，譬如軍屯，庄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態則有塢堡、山寨和土圍子，歐洲則有城堡和領主——都是眾多的農業生產者圍繞著一個暴力核心的社會組織形態。暴力集團的競爭和壟斷程度，對農業生產者的存在形態具有決定性影響。土匪要轉化為標準的中國農戶，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戶，都要以帝國秩序的恢復為條件，即以皇帝為首的軍政組織成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如果部隊潰敗了，或者將士兵遣散了，這些士兵就淪為無業游民。從民國檔案中可以看到，數以千計被處決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

這些法規初看很奇怪。奴僕逃亡，換來的不過是一百鞭子並歸還本主，而隱匿者卻要被處死，還要沒收家產。被株連的鄰居和村幹部們也要挨一百鞭子，還要流徙邊疆。對逃亡者的懲罰，遠不如對被牽連者嚴厲。這種法規背後的計算是：奴僕像牛馬一樣是貴族立法者的ｒeaｄ.9９ｃsｗ•cｏm財產，牛馬好不容易找回來了，總不能殺掉，那等於處罰財產的主人。而隱匿者卻是外人，無論處罰多麼兇狠，立法者也不會疼。

倫丁牧師對土匪執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盤裡，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純粹的害民賊，另一端是純粹的保民官，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保護和加害的組合。那麼，決定這種組合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李自成到底是流賊頭目呢，還是仁義之師的領袖呢？這個問題不好答。事實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團的好領導。作為暴力集團頭子，李自成始終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賊燒殺搶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進城后秋毫無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長期法酬的最大化。

我猜，兩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稅畝」替代，大量服勞役的農奴成了納稅的自耕農，這種大包乾式的制度變遷，便可以解釋為統治集團對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樣，這種解釋也適用於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業，放鬆官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容許民間工業發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這段話說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擾農民耕種，是為了有的可搶。

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麼，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王陽明剿匪成功，恢復了帝國秩序，加大了當土匪的風險，提高了當農民的收益。於是，許多山賊下山投誠，轉化為農民，王陽明稱之為「新民」。

第一推想：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幾乎全中國每一省都處在軍閥部隊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一乾二淨，成了一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

所謂公共產品的價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國時代，只能根據「影子價格」——民主財政體制下的公共開支——估算一個大概。維護公共安全和興修水利道路橋樑總是要花錢的，也是民眾需要的。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官員們的工資也是應得的。皇帝或總統的工作複雜，責任重大，當然還應該享有高收入。不過，皇帝比總統多吃52倍，這筆開支實在無法從公共產品價值的角度去解釋。即使不談民主財政，作為大老闆，明朝皇帝給自己最高級僱員一品文官開的俸祿，每年也不過1044石大米，約折2.2萬美元。考慮到免稅因素，與普京總統的年薪相差不遠，相當於崇禎夫婦半個月的伙食費。

倫丁牧師本來對土匪的印象還不錯，但是：

於是，「帝悟，命除其禁。」

據民國版的四川《溫江縣誌》記載：由於張獻忠的屠殺，溫江縣境內「人類幾滅，劫灰之餘，僅存者范氏、陳氏、衛氏、蔣氏、鄢氏、胡氏數姓而已。順治十六年（1659）清查戶口，尚僅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明）顧山貞在《客滇述》中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張獻忠為官軍所敗，從四川儀隴奔回陝西，一部分人留在山裡繼續當土匪。這些土匪以通江、達州、巴州為巢穴，「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后則復來。以為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

我不清楚台灣的經驗九*九*藏*書應該如何歸類。在歐洲歷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集團重金購買自治權的故事。統治集團向市民們出售「自治特許證」，不妨理解為血酬或法酬的一次性徵收；出售主人權力，則可以看作變法改制權的有償轉讓，這本身就是根本性變法。中國的歷史經驗中缺少這類東西。雖然不流血的主僕互換並不罕見，但是，變成主人的從來也不是「人民」。「人民」是什麼？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農民是一盤散沙，一粒一粒，互無關聯。那時候既無議會，又無農會，數千萬互無關聯的沙粒如何變成主人呢？變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農民——人民呢？

當時，耶律楚材剛剛在中原建立賦稅體系，多一個百姓便可以多收相當於十幾元人民幣的稅，蒙元大軍的軍需就要依靠這些賦稅。為了那些二三流貴族的一點利益，破壞皇上的一片稅基，這種法律究竟對誰有利？

問題在於，奴僕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僕「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制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歷年並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由此看來，為了收入的長期最大化，暴力集團的首領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敗。如此繼續走下去，暴力集團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從人民的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呢？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後，「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

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義」時期，一路燒殺搶掠。《明史紀事本末》說：「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盪屠夷。」後來，連打了幾個大勝仗，李自成「席捲河南，有眾百萬，始侈然以為天下莫與爭，」覺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盤。於是行為大變。「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所謂法酬，在帝國制度中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即崇禎比普京或柯林頓多出來的收入；二是官吏們通過潛規則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貴族的「工資外」收入類似股東收益，那是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流血犧牲打天下換來的。官吏的潛規則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額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權的過程中私下交易所得，這種灰色收入雖然不那麼合法，但這筆賬卻不能不算在皇帝頭上。皇家貴族為了維護有利於自身利益的秩序，為了保護法酬，減輕工作負擔，不能不雇傭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們建立的潛規則體系。消除潛規則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許受害者監督控制官吏，而讓羊群監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險的，是可能導致變天的。正如老子和韓非所說，官爵賞罰和軍隊一樣，乃「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為了保證血染江山永不變色，控制權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潛規則泛濫為滔天洪水。

依據血酬定律，再引入生產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後，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僕為他們耕種。主子對奴僕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制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軍閥陳光藻說：「軍費一般是靠徵收田賦，正稅不足，便行預征，有一年預征五六年糧賦的。到1935年（民國24年）時，有些地方預征田賦已到民國一百多年的。除了預征田賦就是普種鴉片，徵收煙款，便設煙館，抽收紅燈捐。各軍防區還設立水陸關卡，徵收過道捐稅。」httｐｓ://reａd.9９cｓｗ•cｏｍ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爺，與土匪頭子往來密切。他在《廣漢匪世界時期的軍軍匪匪》中寫道：

在滿清厲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類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軍攻佔河南，「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於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這種處罰窩主的方式似乎比滿清還兇狠，達到了「滅其家」的程度。這時，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為皇帝另外算了一筆賬，他說，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裡去？何必因為一個俘囚，牽連處死幾十人上百人呢？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橫行的地點和時代，又有被土匪綁票的親身經歷，他如此描寫土匪造就的環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鄉鄧縣說，大約從1928年到1933年，東鄉由紅槍會控制，西鄉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區因農民流亡，形成幾十里荒草區域，當時縣政府上報的荒地有四萬頃，雖然可能有誇大，但情況的嚴重可想而知。我曾經進入荒區看過，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亂飛，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處處。」

說到這裏，我想強調一下統計和計算的意義。從金文到小篆，「賊」字都是戈下之人搶奪戈下之財的圖像。這幅圖景顯示出生命與生存資源的換算。生產或掠奪活動的收益與風險，決定著賊性的強弱。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人類。當蜜源緊張，生產成本上升的時候，蜜蜂的「盜性」也會隨之上升。盜蜜的行為將引發蜂群之間的戰爭，導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在足夠大的樣本中，人類的賊性和蜜蜂的盜性一樣，都可以如此統計計算，個別人的道德操守對結果的影響很小。

那麼，土匪徵收的這筆錢到底是什麼東西？我以為，這筆錢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稅收，或曰公共產品的價值，譬如維持治安的費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態之一，即超過公共產品價值的多收部分。以簡明的公式表達：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法酬（血酬）。將此公式倒過來，則得出法酬的定義：法酬=全部稅費-公共產品價值。

不過，土匪種地未必等於當農民。王陽明筆下的土匪自己結寨種地，同時也擄人種地，把他們當奴隸或農奴用。蒙元統治集團和滿清八旗集團早期也做過類似的事，他們用擄來的人口建立了規模可觀的奴隸和農奴制度。

先說退讓。順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順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將前圈土地，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擊復辟的圈地行徑：「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后圈佔民間房地，永行停止。」

這種排序，恰好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只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絕收，只好「以身為業」，去干苦力或者當兵，干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作「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游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土匪。

在王陽明筆下，江西土匪從事耕作的背景有兩條。一條是官府創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鎮的防範越來越嚴，同時官府開始練兵，準備剿匪，搶劫的風險增大了。另一條是土匪數量在兩三年內增長十倍，從三千多人發展到數萬人，民眾貧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搶劫收益勢必下降。這兩項背景意味著：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這些軍閥的行為與土匪有什麼區別呢？與同時同地的土匪比較，軍閥的搜刮似乎更加兇惡。土匪畢竟沒有「預征」，也沒有「附加」，惟恐竭澤而漁，斷了日後的財路。而軍閥恰恰追求「竭澤而漁」。這不是道德和名分問題，而是利害的施報問題。既然防區經常易手，實施殺雞取蛋的政策，惡果未必由自己承擔，眼下還可以壯大力量。實施養雞生蛋的政策，將來未必吃得上蛋，雞也可能讓人家搶去吃了，眼下的營養不良又可能迅速導致潰敗。在這種格局中，竭澤而漁——標準的流寇行徑——便是最有利的選擇。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農曆七月初五，南、贛巡撫王陽明向皇帝上疏，報告江西剿匪的戰果，疏中提到了山賊的日常生活。

第四推想與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除了預征之外，竭澤而漁的具體辦法還有田賦附加。據1934年對四川15個縣的調查，田賦附加稅有學費、縣誌、被服、備丁等26種名目，附加稅額之沉重，到防區制末期，竟有達正供數十倍者。

第二推想與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始而驚訝，繼而奇怪：土匪也種地？土匪為什麼要種地？我想象出一個漸變系列：一端是專業土匪，一端是專業農民，兩者之間存在著眾多組合，生產與搶劫的組合：以搶劫為生的土匪漸漸變成以耕種為生的農民。那麼，決定這種比例關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殺人和害人本身畢竟不是目的，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讓牛羊長大，調動它們長肉和繁殖的積極性。根據血酬定律，同樣是劫掠，對象價值一萬元，或者價值一億元，血酬的價值可以相差一萬倍。那麼，創造條件讓對象發財，讓他們擁有幾十億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強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我不清楚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僅僅從田租或土地稅的角度看，「種稻一畝，秋收后繳谷一斗」，土匪制訂的稅率在5%—10%之間，大有什一而稅的儒家之風。這筆錢該如何定性呢？從來源看，這是對搶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從形態看，如果把暴力集團建立並維護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體現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從功能看，土匪收費之後，承擔了維持治安、抗擊外匪的責任，有時還殺幾個違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這筆錢又有點公共稅收的意思。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麼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不過，暴力不直接參与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於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於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願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核心計算是：為了一定數量的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的傷亡風險？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這個道理說來簡單，卻能推出許多驚人的結論，解釋許多費解的歷史現象。

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食貨篇：「簡州賦役，……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歷朝歷代推出惡法橫徵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我們這裏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制度變遷，看看變法改制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無論是保民還是害民，暴力集團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召開整軍會議，確立了各派系軍隊「就防划餉」的防區制。用大軍閥劉文輝的說法：「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欲為，所以大家都拚命地爭城爭地。四川軍閥混戰十六年，大多為此。」劉文輝用了「獨立王國」一詞。當時四川的局面頗像戰國時代，六七個暴力集團的首領在這片土地上合縱連橫，群雄爭霸。每個軍閥都有權在自己的防區內設立制度、任命官吏、徵收賦稅，不經該防區的軍閥認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過，由於爭奪激烈，防區主人頻繁變換，穩定程度比不上獨立王國，也比不上諸侯領地，倒有些像黑幫地盤。

搶劫行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搶的東西；綁架人質勒索贖金的前提，是人質有支付贖金的財力。如血酬定律所說，人質的命價，是由當事人支付贖金的意願和能力決定的。在風險和成本相同的條件下，人質越有錢，搶劫對象越富裕，綁票和搶劫的收益越高。反過來說，搶劫綁票的對象越窮，搶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償失的程度，土匪就沒法幹了。

對奴隸主來說，這確實是精明的計算。對天子皇帝來說，這卻是狹隘近視的計算。

舉個例子說，儘管我們不知道中國老百姓肯花多少錢雇一個皇帝，但我們知道美國人民以20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柯林頓，俄國人民以3.3萬美元的年薪雇了總統普京，而中國皇帝，譬如頗為節儉的崇禎和他的皇后，僅僅兩個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費，每年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中國的工資和物價水平比較接近俄國，就算普京總統一家的伙食開支佔了總收入的30%，每年吃掉一萬美元（8.3萬人民幣），崇禎夫婦（不算兒女和眾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論，普京家吃掉的一萬美元可以看作人民願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費，視為合理的公共開支，而崇禎夫婦多吃的51萬美元，就要視為法酬了。

何思源說，韓復榘怕自己軍政內部日趨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說要改革，不然就會垮台。韓復榘請梁漱溟到山東辦鄉村建設，他說：「我不會改革，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韓復榘邀青年黨來山東，最後又想和共產黨合作，都是從需要改革的心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