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突厥學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寫了《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突厥語與蒙古語中的驛站》等論文，對突厥學研究亦有促進作用；陳寅恪早年讀書筆記中，僅學習突厥文的就有9冊，治學根底紮實。歸國執教之初，陳寅恪的指導範圍有「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會盟碑之藏文、闕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與中文比較之類）」，但陳寅恪對中國突厥學的直接貢獻，不是譯釋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與突厥的政治關係史。陳寅恪摒棄了那種把突厥史作為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充分認識到了突厥汗國的歷史地位。其一，他在《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當時實為東亞之霸主」的結論。唐高祖向突厥稱臣，是唐室諱莫如深的「國恥」，但從隋末爭雄的國內外政治環境看，又是勢在必行的權宜性「國策」。其二，在唐帝國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將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論唐代之藩將與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將社會基礎的演變，論證了藩將所特有的使用價值。

陳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學識，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論著中時常加以引用，其學術見解明顯受到了伯希和的影響。伯希和與陳寅恪的這段交往也被中外學界傳為美談。

1909年陳寅恪從復旦公學畢業，在親友的資助下，赴德國留學，於1910年考入了柏林大學學習語言文學。雖然遠離故土，但陳寅恪的心中卻時時牽挂著祖國的安危。1910年日本強行合併朝鮮，激起了他極大的義憤，揮筆寫下「驚聞千載箕子地，十年兩度遭屠剖。……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詩句，表達了對朝鮮人民遭受奴役命運的憤慨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

另外，他還注意運用史書記載來解決敦煌資料中提出的問題，以史解經、以史考詩，以及將佛經典籍與變文故事、民俗小說結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以考察中國文學的源流變化，這些治學的方法都為後來的敦煌學研究樹立了榜樣。

從1915年秋天開始，陳寅恪應江西省ｒｅad.99csw•cｏｍ教育司（相當於後來的教育廳）副司長符九銘的邀請為江西省連閱留德學生試卷三年，並申請了江西省官費留學的名額，期間還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覽經史著作。陳衡恪之子陳封懷回憶這段時間陳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時說：「他送了我一冊原文本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裏面每個劇本後面都寫有他的評語（是用文言文寫的），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歷史和文學。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這一年，父親散原老人六十五歲，常常率兒孫遊覽南京的名勝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一日攜兒子陳寅恪、登恪、孫封懷，買舟游燕子磯，遂尋十二洞，歷其半，至三台洞而還。」還有詩云：

此外，陳寅恪還常以敦煌經卷證史，用敦煌資料釋詩。他曾利用寫經題記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來求證史書，結果發現與史籍關於當時佛教盛行、佛經廣為流傳的記載是完全相符的，這就為史書記載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據。陳寅恪還運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解釋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和「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複」等詩句。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亞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亞史的論著宏富，如《蒙古與教廷》、評註俄國學者巴爾托德《蒙古侵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評註英人巴德利《俄國·蒙古·中國》而成的《卡爾梅克史評傳》等，可見伯希和在這一領域中的研究是廣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對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也頗有研究，而此書是陳寅恪用功頗深的蒙古史書。他不僅從《大藏經》中檢出元朝國師八思巴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之間的淵源關係，而且校勘、考訂該書的東方諸文種譯本，「對此後的蒙古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陳寅恪依據對漢、藏、蒙文獻的比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觀念和編撰體裁，都是取之於元代吐蕃喇嘛ｒｅａｄ.９9csw.coｍ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論》，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統。他勘對東西方多種文獻，把文獻記載中關於蒙古族起源之觀念分為四類。更考訂本書的漢文譯本，得出是乾隆時據滿文本譯出的結論。

陳寅恪回國后，在家調養了一年多，於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公學，系高中文化程度，同班同學中有後來著名的氣象科學家竺可楨和留學德國獲海德堡大學史學博士的徐子明。徐氏是江蘇宜興人，戊戌變法時期贊助維新的徐致靖、徐仁鑄父子，就是宜興徐氏家族的人。徐仁鑄曾在陳寶箴為巡撫時，任湖南學政，參預新政。創立於1905年的復旦公學，是清末公立新式學堂中頗具現代性的一所學校，該校招收國學功底較深的學生，用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學，以使其能直入歐洲專門大學作為辦學宗旨。除了英文，該校還規定學生應兼習德文或法文兩種外語中的任何一種。而校內所開設課程，除國文、史地等常規課程外，還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樣一般新式學堂並不教的西方古典語言課。陳寅恪在上海復旦公學孜孜不倦地學習著英、法、德等國語言，為他後來留學歐美各國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

第一，在敦煌學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等篇，因此有「中國摩尼教研究的先驅」之稱。而陳寅恪有感於當時中國敦煌研究的落後，嘆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來喚醒和激發國人自強不息，「勉作敦煌學之預流」，「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為祖國爭得榮譽。他不僅首創「敦煌學」一詞，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內的研究方向，並預言敦煌學將成為世界顯學。敦煌遺書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經卷子，並有部分講唱佛經和佛經故事的變文。陳寅恪不僅發現了宋明小說、寶卷彈詞等文學與佛教經典之間的源流，還具體研究了佛經故事在傳布過程中的變化形態，他指出，寺院講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便會隨其說者聽者本身之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他曾以《西遊記》為例，對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原型進行了考證。

辛亥革命爆發后，陳家從南京逃難到上海，陳寅恪一方面挂念著家人，另一方面由於留學的經費不足，不得不於1912年春天從瑞士返抵上海。回國后的陳寅恪切實感受到了國內政局的巨大變化。辛亥革命迫使宣統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頒布了退位詔書，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陳寅恪親眼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后的社會變革，而深為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他，加上家庭與清王朝的關係，其心情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他在一首答https://read.99csw.com北京友人的詩中發問：「優遊京洛為何世，轉徙江湖接勝流。」接著又抒發出「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的世道滄桑的感慨和悲涼幽憂之情懷。

陳寅恪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偶然看到國內報紙，有人提議袁世凱為終身總統，當時巴黎正在舉辦選花魁之會，陳寅恪作詩諷喻：「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鳺喚東風。花王那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陳寅恪曾到倫敦一游，參觀繪畫展覽，作《癸丑冬，倫敦繪畫展覽會中偶見我國新嫁娘鳳冠感賦》詩一首。

這年秋天，他又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瑞士的冬景格外美麗，陳寅恪曾作《大雪后乘火車登瑞士恩加丁山頂》詩一首：

第二，在藏學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證漢文吐蕃名稱由來等藏學名篇，而陳寅恪回國后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就是藏學論文，考證出此文的譯者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陳寅恪發表了《吐蕃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考證出吐蕃彝泰贊普的名號與年代，是其當時的得意之作。陳寅恪對於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會盟碑研究亦作了譯釋，推動了藏學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與吐蕃之唐蕃會盟碑，許多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無法解決，陳先生之翻譯也使國際學者滿意」之說。

作為一個掠奪者，伯希和的強盜行徑無疑是卑劣可恥的。但作為一個研究東方文化的專家，伯希和的治學方法和研究興趣對陳寅恪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陳寅恪在學成回國后執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近十年間，其治學路數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伯氏。具體來說：

不久，陳寅恪籌足了學費、生活費、路費等各種留學的費用，再度前往歐洲，於1913年春考入了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學習。在這裏他系統地學習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初步形成了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分析社會現象的思維方式，這為他後來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例如他研究佛教就很注意其與隋唐政治的密切關係。在1935年撰寫的《武曌與佛教》一文中，陳寅恪指出了隋文帝、隋煬帝與佛教的深厚關係，以及僧徒藉武曌恢復自李唐開國后所喪失的權勢，而武曌則轉借佛教教義鞏固其政治地位的史實，從九九藏書而得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的結論。又如，陳寅恪對於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也從政治、經濟、階級關係等多個角度進行了分析。首先，他認為關中本位政策被破壞后，唐代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明顯變化，以科舉入仕的寒門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邊疆藩鎮逐漸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權利，形成兩種對立的離心力。其次，安史之亂后，李唐王朝的經濟依賴東南八道財稅的供給，黃巢起義將東南區域的經濟幾乎全部破壞，又斷絕了汴路、運河的交通，李唐政權遂土崩瓦解。

陳寅恪在巴黎學習期間的另一收穫則是通過王國維先生結識了20世紀歐洲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為一睹敦煌文書真跡來到中國，得以在北京與王國維相識，王國維對伯希和的學術讚不絕口，兩人遂得相互論學往來。伯希和早年畢業於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校，是著名漢學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學術界公認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國學大師，被譽為國際漢學巨擘。他畢業於法國高等師範學院，1893年任法蘭西學院教授，1904年任法國學士院會員，歐洲權威東方學刊物《通報》主編之一。精研中國歷史，譯註了大量中國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西突厥史料》及《補編》、《後漢書·西域傳》等。在敦煌學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等。其佛學造詣頗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法譯》、與萊維合譯《悟空入竺記》、《比爾英譯宋雲使西域記之法譯》、《法譯五百譬喻選集之法譯》、與萊維合編《護法十六羅漢》等。1917年曾到中國調查雕刻碑銘，著有《北中國訪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國訪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錄了雲岡、龍門、鞏縣石窟的圖版解說。伯氏精通漢、藏、蒙、突厥等14種語言，主攻方向是中亞研究，在其所寫的漢學論文中有一半是關於西北史地的。他對於中亞地區的各種古代語文也有較深的研究，並藉助這些語言工具，研究所見到的各種東方典籍和文物，在當時的東方學界有很高的聲譽，並被「全世界治漢學者奉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極其珍貴的五至十一世紀的手抄卷子，以此為基礎在法蘭西學院獲得了一個以講授敦煌文獻為主要內容的教授席位。陳寅恪少時即受家庭影響，對以沈增植為代表的晚清經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邊疆領土主權遭受列強威脅，九*九*藏*書便注重探究邊疆史地，以開發邊地，鞏固國防。這種風氣對陳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國人研究西北史地，由於欠缺必要的語言知識，對漢文文獻以外的豐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從而極大地限制了這門學問的進一步發展。而西方學者的東方學研究正好可以在這方面彌補國內西北史地之學的缺失。與伯希和結識以後，陳寅恪第一次有機會大量接觸到以敦煌文獻為主的各種新發現的材料，學術眼界大為拓寬，而伯希和利用其廣博語言知識處理各種新材料的本領，更是給陳寅恪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引發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學的慾望。

1911年春，陳寅恪因腳氣病複發，需要易地療養，於是在挪威旅遊了二十多天。泛舟北海，挪威旖旎的風光收于眼底，迷人的景色令陳寅恪心曠神怡，但想起在故鄉乘黃篾舫遨遊的種種樂趣，淡淡的思鄉之情又不禁湧上心頭。

在蘇黎世大學期間，陳寅恪認真鑽研了德文原版《資本論》，可算得上中國人中閱讀德文原版馬克思經典著作的第一人。

1914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一片混亂，陳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國。1915年春，陳寅恪到北京擔任新成立的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主要工作是翻譯有關東西方圖書資料，探究中國經界的源流。蔡鍔，湖南人，早年受陳三立賞識，破格進入湖南時務學堂學習。辛亥革命后，曾任雲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職。蔡鍔反對袁世凱稱帝，於1915年11月從北京秘密回到雲南，領導了護國運動。袁世凱在國內一片強烈的反對聲中一命嗚呼。繼任總統黎元洪任命陳三立舊友譚延闓為湖南省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則請陳寅恪到省長公署任交涉科長。由於陳寅恪看不慣官場的爾虞我詐、阿諛奉承，很快就離開了，此後再也沒有涉足官場和參加政治活動。

當時京師圖書館曾擬聘陳寅恪為主任，但因其即將出國而作罷。

詩中描寫了山頂雪景之美，同時抒發了他對祖國的深深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