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源於他赤誠的愛國之情。晚清以降，國力日衰，列強覬覦中國領土，沙俄、英國、日本等國不斷地在中國東北、西北、西南、外蒙等邊地製造事端，挑起衝突。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領土要求。中國西北邊疆分裂性的叛亂頻頻發生。一批倡導和認同經世致用的文人學者心懷天下，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去研究邊疆的地理歷史，期以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陳三立的老友「同光體之魁傑」沈曾植痛感邊疆領土主權受到外國列強的威脅，注重探究邊疆史地，以開發邊地和鞏固邊防，著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黑韃事略》、《蠻書》等。陳寅恪十分敬重這位父執。他選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為研究方向，顯然一方面是出於對祖國邊地的關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經世致用學者尤其是沈氏的影響。

陳寅恪在哈佛除了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外，還研習中古文學和佛學，對中國的儒學、佛學以及《紅樓夢》、《牡丹亭》等古代文學作品都有獨到的見解。他還同著名的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白璧德教授探討過佛理。白璧德教授對陳寅恪也很重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國內工作和學習了近三年後，陳寅恪於1918年冬再度出國。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學深造，但是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於是11月底的時候，他登上了從上海開往美國的輪船。

陳寅恪到美國不久，經俞大維介紹，與同在哈佛大學文學院學習的師從白璧德教授的留學生吳宓相識。吳宓在自編詩集所附的《空軒詩話》中回憶了他當時的激動和敬佩的心情：「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于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

當時的留美學生，非常關心20世紀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建設問題，由於各自的見解不同，形成了兩大派別。一派以胡適為代表，強調中西文化的差異性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落後性，主張輸入西方學九九藏書理，再造中華文化。胡適以杜威的實驗主義為參照，從改革中國文學的語言文字入手，在國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把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另一派則以陳寅恪和白璧德的弟子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主張保存人性的優點和文明的精華，高度評價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主體——儒家學說，認為儒家文化思想是對抗現代資本主義物化與非理性化風氣的重要武器。他們認同白璧德的學說，對胡適、陳獨秀等所採取的抨擊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作法，持反對態度。吳宓、梅光迪回國后創辦《學衡》雜誌，批評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陳寅恪雖然沒有參与《學衡》派的活動，但在哈佛與吳宓等人多次討論，闡明了自己的文化觀。吳宓在1919年8月31日、9月8日、12月14日等幾天的日記中，記下他們討論的要點。和胡適等人不同，陳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異性，而且也看到它們的相似性，更努力尋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點。他說：「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當時國內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正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猛烈地向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家族制度和傳統倫理道德開火，而陳寅恪卻認為：「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制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實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並且注意到「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古羅馬。其家族尤同」。可見他並不贊成一筆抹煞中國源遠流長的家族制度和倫理道德。對於中國古代哲學，陳寅恪的評價則不高，「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那麼，怎樣彌補中國傳統文化的短處和弱點呢？陳寅恪認為，需要引進外來文化，取長補短，而從印度輸入佛教則尤為重要，「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他的識見確實比當時一般學人深邃、高明，他發現古今中外「蓋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九-九-藏-書an law）有一無二，有同無異。……吾國舊說與西儒之說，亦處處吻合而不相抵觸」。在他看來，天理與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點，於是否定「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亘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

第三，中國本土文化中沒有佛教，漢魏以來，佛教東傳，「當時中國文化學術積累，至少已達一千年以上。」陳寅恪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為觀照，對中國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來文化，外來文化又怎樣影響和改造本土文化等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來文化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佛教文化。但是他並不信奉佛教教義，「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社會的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和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可見，陳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為了從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探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徑和規律。

第一，陳寅恪家學淵源深厚，從小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濡染，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博覽群書，對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傳統的十三經更是熟讀成誦，但是他的抱負不在通經，而在研究歷史。他認為史學的基本任務就是鑒往知來，也只有不斷地對歷史經驗進行總結，對歷史遺產進行承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能不斷進步。中國古代漢唐時期曾有過輝煌的歷史，但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了，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終結，未來的中國還將會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而在陳寅恪看來，歷史的概念更加廣闊，經、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諸如小說、彈詞之類都可以作為歷史資料包括在大歷史概念之中。陳寅恪把王國維看作是被中國傳統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實這也正是他自己的寫照。陳寅恪成長在中西文化相互衝突和相互交融的時代，他要承傳中國文化，必然在眾多的學科中選擇史學來實現人生價值。

1919年初，陳寅恪抵達美國，翌年年初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蘭曼（lanman）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蘭曼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梵學博士，獲得博士學位后又到德國接受過東方古文字學的進一步訓練。其梵文和巴利文九九藏書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學首屈一指。他對於印度哲學和佛學，也有很深的造詣，並有《印度泛神教之開端》等著作傳世。當時跟隨蘭曼教授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還有俞大維、湯用彤等人。陳寅恪的母親俞明詩是俞大維唯一嫡親的姑母，其胞妹陳新午則是俞大維的夫人，而俞大維的母親是曾文正公（曾國藩）的孫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廣鈞與陳氏父子祖孫皆是好友。俞大維與陳寅恪可謂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當時是自費留學生，在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獲得博士學位后，因成績優秀獲得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被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學成歸國後走上了從政道路，先後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兵工署長、交通部長等。湯用彤學成歸國后歷任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又被中央研究院選為院士、評議員。1952年起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到1964年逝世。湯用彤畢生致力於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和印度古代哲學史的研究，其成果蜚聲學術界，主要著作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論稿》、《印度哲學史略》、《魏晉玄學講義》、《〈高僧傳〉校點》、《漢文印度哲學史資料彙編》等。

陳寅恪與吳宓訂交后，交往日多，友誼漸厚，直至暮年，彼此間的深厚情誼有增無減。這些我們將在後面的行文中慢慢地予以展現。

眾所周知，佛教經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寫成。從1世紀開始，佛經主要經過絲綢之路和西藏、雲南等陸續傳入中國，並翻譯成用漢文書寫的漢化佛教三藏經典，和用藏文書寫的藏傳佛教經典。由於梵文、巴利文的語法結構特殊，所以漢文佛經中望文生義和錯漏之處較多。而且佛教東傳所途經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肅、蒙古等地區，多民族雜居。每個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每個民族的語言文字又各有特點。如藏文雖與漢文屬同一語系，但「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西域民族語言文字，又多受中亞語言文字影響。有的民族語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隨著民族內部生活的變化和歲月的流逝而逐漸失去生命力。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來表達思想、交https://read.99csw.com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則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記錄本民族的生活。陳寅恪從小就深受乾嘉學派的影響，對語言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愛好。俞大維憶及陳寅恪時說：「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他自己也認為，「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意識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邊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曉佛教經典和西域邊地民族的族源、變遷、文化與生活風俗等情況；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學習、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歷史有關的語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語言知識，運用比較的方法進行研究，其成就才會卓然超越前輩學者。因此，他這次出國留學的主攻專業仍然選定歷史和語言文字，重點在梵文。

陳寅恪幾次出國留學，都是20世紀初在中國所出現的第一次留學熱潮期間。鑒於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于西方的現實，留學生們大多選擇醫學、物理、化學、農學等理工科專業，或是法律、教育、經濟、政治等熱門的文科專業，以便學成后報效祖國或者從事一個體面的職業謀生。而像陳寅恪這樣選擇冷門專業的學生，在當時很罕見。他之所以執著地學習史學、佛學和語言學，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陳寅恪的真知灼見對吳宓啟發很大。他不但完全贊成陳寅恪的觀點，而且回國之後還在他主編的《學衡》雜誌上，撰文具體闡述如何建設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主張。吳宓說：「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同。」他把新文化的概念，界定為「似西洋之文化之別名」。在這個前提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他堅決主張把「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義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下的哲學融會貫通，擷精取粹，以使「國粹不失，歐化亦成」。公證地說，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化的新時代，功德無量，但他們的主張並非沒有偏頗之處。陳寅恪與吳宓等人的看法，也不是全無道理。雖然他們的觀點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但他們從不同的方位、在不同的西方文化思想的指導下，通過不同的途徑探討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建設的問題，這種精神是應當肯定的。

1919年3月2日，吳宓應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會之邀作了題為《〈紅樓夢〉新談》的演講，陳寅恪聽過演講後於3月26日作《〈紅樓夢新談〉題詞》一詩贈吳宓：

吳宓看到這首詩很高興，為能認識這樣一位學識淵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慶幸。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陳寅恪也把吳宓視為知音，他知道吳宓有過目成誦的本領和很高的文學鑒賞力，每有新作幾乎都要拿給吳宓品味。而吳宓又特別喜愛陳寅恪的詩作，讀後都要抄錄下來再細細欣賞。陳寅恪去世后，後人在編輯《陳寅恪詩集》時，不少佚詩如《春日獨游玉泉山靜明園》、《寄傅斯年》、《吳氏園海棠二首》、《籃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聽讀報》等均錄自吳宓抄本。有的詩，如《重慶春暮夜宴歸有作》、《玄菟》等，正是由於吳宓在詩末加了附註，才為準確理解這些詩作的意蘊和陳寅恪當時真實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後面的故事中對吳宓的這一「愛好」，我們還會有細節性的交待。

陳寅恪愛書成癖，常常緊縮開支，省下錢來買書。他時常光顧波士頓城區的舊書店，去的次數多了自然對舊書交易的行情有所了解，再加上他的學問紮實，往往花不多的錢就能買到有價值的好書。所以他每次逛舊書店總是滿載而歸。在美國不到半年，他的藏書已夠可觀。吳宓在1919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說：「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寅恪還勸告吳宓，回國之後不容易買到西文書籍，若不趁現在零星購置，恐怕以後很難再有這種機會。於是，吳宓在陳寅恪的影響下，也開始從每月的生活費中省下些錢來買書。當時在美國約有兩千多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學習的有近六十人，很多人留學的目的無非是混張文憑，以便回國謀得一份體面的工作，而像陳寅恪、吳宓這樣省錢買書、刻苦學習的學生則如鳳毛麟角，所以陳寅恪與吳宓、湯用彤被稱為「哈佛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