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德國的歷史語文考證學派和史學界的主流學派——蘭克學派，對陳寅恪的影響也很深。眾所周知，西方近代史學幾乎無不受德國的歷史語言考證學派的影響，這一學派對於語文水平有極高的要求，維也納大學史學研究法教授鮑瓦（w.bauer）在二十年代于《歷史研究入門》一書曾對此下了兩個標準：「第一，最上乘，應當多識外國文，……除古代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外，學歷史的人，至少能隨時互譯現代幾種通行世界的語言（如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和用這些語言寫成的歷史著作。第二，其次須通達研究範圍內有關係的各種語言，能運用這些語言作史料研究的補助，以便解決與自己研究有關的問題。」倪不爾（niebuhr）和洪保得（humbodlt）是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的兩位大師級人物。倪不爾的貢獻，主要在於推進信史的建立。他主張把神話和不實的記載，排除于史著之外，使隱晦的真相重新建立起來。倪氏能使用二十幾種語言，所撰《羅馬史》等著作，頗具考證批評的風格。洪保得對於德國歷史語文考證學派基礎的奠定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提出了史學致知的兩大步驟：首先，確定歷史事實，發現事實之因果關係，且將這一關係從整個歷史背景中去了解，然後進而追求史實背後的思想和意義。繼洪保得和倪不爾之後的蘭克則是這一學派的集大成者。蘭克（ranke）早年從事語言研究，後來志趣轉向史學，創立了蘭克學派，成為西歐「科學的史學」的開拓者。蘭克標榜客觀主義，竭力主張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力求不夾帶個人任何政治偏見和宗教偏見。蘭克治史，極重視史料。在蘭克史學的治史方法中，尋求史料與考訂史料是其全部史學的基石。在這位19世紀德國史學巨匠看來，撰史必須掌握第一手資料，才能寫出可信的歷史。因而，他篤信原始史料，主張用檔案文獻（主要是官方的檔案文獻）、活動者的記錄、來往信件等來編寫歷史，尤其重視目擊者的記錄，並視這是「最高見證」。他不僅崇尚史料，而且十分強調對它們進行考證與辨析，並確立了「內部考證」與「外部考證」相結合的方法。而蘭克學派方法論的核心在於通過個體直覺地理解整體精神，以揭示歷史的本質，這也是蘭克歷史主義方法的重要特徵。陳寅恪受蘭克影響，十分重視史料，重視考證、糾謬、校勘、補遺、互證，而且一絲不苟。正如楊步偉、趙元任先生所回憶的那樣：「寅恪總說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而「在史中求史識，在歷史中尋九*九*藏*書求歷史的教訓」也正是陳寅恪治史的目的，以通識的眼光洞見過去，把對歷史真相的認識提高到理性的階段，使陳寅恪的國史研究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母音表、複合母音表、輔音、數詞、名詞的格、前置詞、副詞前置詞、蒙德詞彙以及語法、詞典、文選、文學等書目。

中亞、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題「吐魯番出土文物」，抄有《優婆離經》，東方摩揭陀語、醫藥、占星學、語法等書目多種，中亞書目170種，西藏書目200多種。

吐火羅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種書目、五種造紙歷史書目，《彌勒會見記》以及內容涉及古代天文、亞述天文表、絲綢之路的書目多種。

1925年，一個對於陳寅恪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年份，祖國母親向海外的遊子敞開了懷抱，負笈求學二十余載的陳寅恪，終於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其二，德國學者固有的對「徹底性」的偏愛，在陳寅恪後期的論著中也時時有所顯露。以他對唐代詩人元稹的《連昌宮詞》考證為例，從1933年發表《讀連昌宮詞質疑》到五六十年代數次修訂《元白詩箋證稿》中的有關章節，方法未改，結論未變，而論據則不斷增加，論證過程也更為細密；甚至為了進一步確證該詩非元稹親赴連昌宮寫實之作，而徵引了植物學與氣象學的論據。詩文考證亦採用如此窮極底里的方式，這在近現代的中國古典文學考據論著中是頗為少見的。而追根尋源，似仍不能不聯想及德國學術方法中「徹底性」一面的影響。

陳寅恪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得讀書種子」，此話絕非虛言，其用功之勤，學問之深，單從他在這一時期所作的讀書筆記就可略見一斑。筆記共達64本之多，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這幾位教授身上所體現出的德國學術特有的理性思維習慣及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對陳寅恪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後來的教學與科研實踐中，我們仍然可以窺見德國學者的影子。

朝鮮文一本，抄有當時的同學、後來的朝鮮著名語言學家、社會活動家李克魯在柏林的地址；朝鮮文語法名詞、語法分析表和會話等。

西夏文兩本，題名西夏《法華》，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金瓶梅》摘要一本，抄有西門慶與應伯爵對話，以及兩人在玉皇廟結拜等內容。

東土耳其文一本。

印地文兩本。內容為書目、印地文詞彙和語法。

陳寅恪在歐美留學多年，未曾獵取任何學位，完全是為了獲得真知而讀書。正如蕭公權所說：「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陳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hｔtｐs://rｅad•９９csw•ｃｏm有學問的人絕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務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后自稱曾經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

據趙元任夫婦回憶，當時在德國的學生們大多數玩得亂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陳寅恪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陳寅恪在國外留學多年，始終踏踏實實研究學問，志在求得真才實學，不要任何學位，因而受到留學生們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就告訴他：「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毛子水同陳寅恪相識后，有一次去陳寅恪的住處，看見他正伏案讀卡魯扎（kaluza）的古英語文法。當時德國已有較好的書，而他卻還費工夫讀這樣一部老書，這令毛子水十分不解。陳寅恪卻半開玩笑地解釋說：「正因為它老的緣故，所以才讀它。」事後，毛子水體會到這並不是一句戲言，「無論哪一種學問，都有幾部好的老書。在許多地方後來的人自然有說得更好的，但有許多地方，老書因為出自大家手筆，雖然過了好多年，想法和說法，都有可以發人深思處」。陳寅恪讀書不走捷徑，甘坐冷板凳，廣泛閱覽世人少讀和不讀之書，從中發現其價值，可見陳寅恪的紮實學風。

此次在德留學，本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費資助，但因國內時局動蕩，官費常常停寄。再加上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自1919年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后，也到法國巴黎留學，家中無力在經濟上支持他們。所以陳寅恪在德國的留學生活是十分艱苦的。陳寅恪的幼|女陳美延曾追記道：「父親在德留學期間，官費停寄，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由於德國人不喜歡食豬內臟，所以豬內臟特別便宜。據楊步偉、趙元任回憶，陳寅恪是苦學生，上飯館吃飯，為了省錢，每次總是要最便宜的炒腰花。還有一次，他和俞大維請趙元任夫婦看歌劇，把他們夫婦兩人送到劇院門口就要走，陳寅恪解釋說：「我們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幾天吃乾麵包。」

在哈佛攻讀三年後，陳寅恪離美赴德，到柏林大學繼續攻讀梵文和多種東方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德國雖然是戰敗國，但是柏林大學卻像一顆九-九-藏-書璀璨的明珠，吸引著世界各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它的東方語言文字學研究處於當時世界領先水平。1921年9月，陳寅恪進入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受業于路德施（lueders）教授。路德施教授是著名的印度學家，畢業於哥廷根大學。其師基爾霍恩以研究梵文語法和碑銘著稱。路德施1903年起就職于羅斯托克大學，1908年轉赴基爾大學任教，1909年後則到柏林大學任印度學教授，同時自1920年起還擔任了普魯士科學研究院的常務主任。其主攻方向為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獻，尤其致力於吐魯番佛教義書的考釋與整理，成果頗受國際東方學界的重視。後來季羡林先生1935年到德國留學，其指導教授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就是路德施教授的高徒。在柏林，陳寅恪還時常聽柏林民俗博物館館長繆勒（mueller）講授佛經文獻閱讀課程。繆勒與著名的中亞考古學家勒柯克齊名，是德國第一流的東方學家。他不僅精通多種東方古文字，而且是一位造詣精深的佛學專家。本世紀初，德國探險隊在我國新疆的吐魯番及庫車地區調查發掘，獲得古文書文物甚多。繆勒和路德施一樣，是最早對這批材料進行研究的學者。在研究所，陳寅恪還聽過海尼斯（haenisch）、佛蘭科（franke）兩位所長的課。這兩位教授都是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大師，海尼斯對蒙古史、元史的研究，佛蘭科對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希伯來文一本，抄有希伯來字母和詞彙，有德文註解。

其一，德國學者特有的對「精確性」的追求，在陳寅恪後期的教學科研生涯中有充分的展現。1936年2月在「魏晉南北朝史」課上，他回答學生有關李商隱詩寫作時期考證諸問題時，曾自述所用的考證方法是：先確定「時」與「地」，然後核以人事。合則是，否則非。「時」與「地」之交叉點，猶如解析幾何中的坐標。後來他晚年在廣州對助手黃萱說，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說，他寫的某人某事，在歷史上是發生在何處、何年、何日，是不會相去太遠的。這些話都可以說是他在學術上追求「精確性」的自白。而這種對「精確性」數十年不懈的追求，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陳寅恪的留德背景，以及這種背景與德國學術「精確性」之間的某種關聯。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紀波斯文、巴利維文和俄文字母、單詞、語法等。

季羡林教授斷言：「這些筆記本，雖然看起來數目已經很多了，但肯定還不是全部，一定還佚失了一九九藏書些。」不過就從陳寅恪先生所保留下來的這部分筆記本中我們可以看出其治學範圍之廣、治學功夫之深。與他同在德國留學的羅家倫說：「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個人。」謂其師「博學多能，泛濫無涯」，確實無愧於「讀書種子」這一稱號。

這種取巧和混跡的留學生頗多，陳寅恪也曾私下向吳宓說過：「吾留學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學，蓋惟欺世盜名、縱慾攫財之本領而已。」更不幸的是，許多留學生回國之後，販賣一知半解的學問，以打倒中國傳統文化而自高，這些全盤西化的新文化論者，並非真正的學問家。

《法華經》、《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花經》第一卷，用拉丁文抄錄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詞彙。

滿文一本，抄有滿文和一些書目。

陳寅恪為學之勤，學識之富，在留德學生中屈指可數，然而他並不是一個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人，對家國舊事和當今情勢等陳寅恪都很在意，也很樂於同人討論。早在哈佛時，他就參加過「以促進國家自衛力之發展為宗旨」的中國國防會的活動。中國國防會是1915年波士頓的中國留學生痛憤袁世凱賣國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苛款而成立的愛國組織，以喚醒同胞、團結國人、共御外辱、救國圖存為奮鬥目標。1919年6月16日，國防會會員在康橋聚會時，向來省吃儉用的陳寅恪和吳宓一道，慷慨宴請到會的諸位朋友。陳寅恪到柏林后，也時常同一些留學生聚會。這種聚會，除切磋學問外，陳寅恪還高談國家大事。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對是非善惡的明辨，令當時一同留學的朋友記憶猶新。據李璜回憶，他留學德國時，常與陳寅恪、陳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頭的咖啡館中把酒清談，陳寅恪常讚譽清末名臣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學術和政績，對於袁世凱媚外篡國的卑劣行徑則深惡痛絕。還常常與大家探討中國將來的政治、教育、民生等問題，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大眾，民生應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這些言論和見解，表達了他的是非善惡觀念，浸透了他深沉的愛國之情和為國家尋求富強之路的探索精神。

突厥、回鶻文十四本，其中有兩種文字的字母、詞彙、語法、碑文、文章，以及聽路德施教授講課的課程表等。

佉盧文兩本，抄有佉盧文和婆羅謎文分佈情況，音變規律、和闐佉盧文斷簡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轉寫的《一切有部律》經文、巴利文詞彙、耆那碑文等。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錄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單字、hｔｔｐs://ｒead•９9ｃｓｗ•ｃoｍ語法等。如《阿彌陀經》、《妙法蓮花經》、《長慶唐藩會盟碑文》、《御制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頌要義略述》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經文詞彙等。

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陳寅恪也絲毫沒有改變愛書藏書的性格。1923年初，他從一家中國報紙上讀到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的消息，馬上給國內的妹妹寫信，在信中道出了購書的良苦用心和久在國外不歸的原因。信中說：「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卷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經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經（——原文無『經』字）》，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得不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我現欲籌得一宗巨款購書，購就即歸國。此款此時何能得，只可空想，豈不可憐。……西藏文藏經，多龍樹馬鳴著作而中國未譯者。即已譯者，亦可對勘異同。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書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甚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既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迴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后恐益難得矣。」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買書完全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他要以中外各種文字為工具，來研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