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勸導學生說:諸位「既到這裏，當立志很高，要做現代有價值的人」，「孟子說『士何事？曰尚志。』孔子說『吾十五而志於學』。立志高的人猶恐未必成功，何況立志不高的人？諸同學既在這全國最高學府內修業，必當發憤做一個偉大的人」。做人要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人格，不能隨波逐流。「不要學一般的時髦人，必要自己有所成就，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他們經常勸學生立大志，奮發圖強，積極進取，將來造福於人群。他們心目中的好學生，是品學兼優，既有學識，又有高尚品德。從教育的角度看，一個學校有什麼樣的學風，對學生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梁啟超鼓勵學生努力「創造一個新學風」。他希望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新學風呢？他說:「孔子說過，『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他號召學生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并行的新學風。清華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是根據梁啟超的一次講演擬定的。他在那次講演中，以《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學生。他所倡導的「好學」「力行」「知恥」新學風，就是為改變中華落後狀況，為雪外強侵辱之恥，勤奮學習，自強不息的學風。古人云:「有言無行，君子恥之」。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卑視只說不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短短四年裡，「好學、力行、知恥」的學風已見形成。

梁啟超開的普通演講有：《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和東西交通史。

當然，聘請陳寅恪也一定得到了王國維和梁啟超的贊同。王國維曾向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推薦陳寅恪，梁啟超則是陳家的舊識，素知陳寅恪的家學淵源。陳哲三在《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中這樣記述：「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雲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廖廖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於是，陳寅恪於1925年回國應聘，但是因為散原老人有病，請假一年，到杭州侍疾，1926年7月7日抵京，至8月25日開學前才到達清華園，時年37歲。

第二位到校的導師是梁啟超（1873-1929）。禮聘梁啟超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較為順利。梁啟超在應研究院之聘前，與清華關係已久。1914年冬，剛剛建校3年的清華，便邀請當時社會聲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長的梁啟超到校演講。梁以《君子》為題，引用《易經》「乾坤」二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來勉勵少年學子們樹立「完整人格」，這對清華的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被立為清華校訓。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梁啟超已於11月30日來清華，「假館著書」約10個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廳為「還讀軒」。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開始在清華以《國學小史》為總題系統講學，並於1922年2月正式就聘為清華學校的講師。所以當1925年2月22日吳宓持聘書往天津梁啟超的寓所請為國學院導師時，梁啟超欣然就聘。其講授和指導的課程有「中華文化史」、「儒學哲學」、「歷史研究法」等。

從此信中，我們可以獲知陳寅恪薦人並不是毫無原則，以親疏熟陌為標尺，而總要以被薦人有某種特長或專業為推薦之基礎。如對戴家祥的從學經歷與學術成果的介紹等即是。否則，難免獲貽。這亦可從1929年陳寅恪寫給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證明。陳寅恪曾說：「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才生，畢業後任南開大學教員，近為美國斯丹福大學經濟學會搜集中國經濟史材料。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師範大學史學系，輔仁大學國文系、史學系如有機緣，尚求代為留意。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專此奉陳，並希轉商半農先生為荷。」這說明如果沒有對於吳其昌的學識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陳寅恪也不會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擔保。

1931年，陳寅恪先生在致胡適的信中，對已是清華教師的浦江清也作過讚賞並評之譯書。說道：「浦君本專學西洋文學，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學極有修養，白話文亦流利，如不譯此書，改譯他書，當同一能勝任愉快也。又清華研究院歷史生朱君延豐（去年曾為歷史系助教，前年大學部畢業生）欲譯西洋歷史著作，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是否須先繳呈試譯樣本，以憑選擇？大約此二君中，浦君翻譯正確流暢，必無問題，因弟與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由此觀之，陳寅恪對後輩的關心並不是一時之舉，而是長期不懈、一如既往的。以上僅是陳寅恪愛護後進的幾例而已，尚有許多未曾列出，如陳寅恪為張蔭麟、謝國楨等人薦事，以及為姜亮夫、吳芳圃等人薦文于《燕京學報》等事，還可見到很多。實際上，學人之間的相互關懷，無論是前輩對於後學的提攜，還是同輩、同行之間的互為欣賞，是與陳寅恪先生同輩或者其年齡前後相去不遠的諸多學者們之所以享譽海內外的潛在因素之一。

研究院先後共招收了四屆學生，總計70餘人。1925、1926年各錄取學生30餘人，合計61人（含備取6人），1926年畢業29人，其中15人申請留校研究一年（實際有7人註冊）；1927年8月錄取新生11人，加上1925、1926年錄取而未入學的學生，以及留校生，共有學生24人；1928年又招新生3人，同時在本年度畢業的22名學生中，有10人留校續讀。這些成為「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的清華國學院學生均為天資聰穎、慧心紈質的當世俊彥，成材率極高。「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從學生名冊中可看到這些名字：劉盼遂、吳其昌、王庸、周傳儒、高亨、徐中舒、杜鋼百、姚名達、王力、姜亮夫、陸侃如、戴家祥、衛聚賢、楊鴻烈、陳守時、劉節、蔣天樞、謝國楨等。他們後來大都成為國學某一門如語言學、古文字學、考古學、哲學、文學、佛學等方面的一流學者，使研究院的風範傳統和學術薪火得以綿延承傳，繼之而起的清華文學院將此發揚光大，融鑄而成經典的「清華學風」、「清華學派」。

清華「改大」，先後經歷三任校長。1918年2月，張煜完全接管清華不久，就籌辦大學一事，在全體中西教職員會議上通過設立「大學籌備委員會」議案。並於1920年1月將籌委會工作計劃呈交外交部，決定逐年停辦中等科，集中財力辦大學部。這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長時，開始將高等科四年級改為大學一年級，為「改大」做基礎性的準備。1922年4月，曹雲祥校長到任，旋即籌劃「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驟，決定自1924年為大學籌備期。1924年2月，清華聘請范源濂、胡適、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等5人為大學籌備顧問，清華「大學儲備委員會」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學籌備委員會提交的綱領草案，隨即成立了由曹雲祥、張彭春、梅貽琦等10人為委員的「臨時校務委員會」，負責將清華學校改組為新制大學部、舊制留美預備部和國學研究部三制並存的過渡形式的教學機構。1925年2月，清華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制定了相關章程，決定先開國學一科。1925年5月,改制后的清華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們後來被稱為清華大學第一級學生。清華大學開始由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逐步向完善的綜合型大學過渡。1925年9月1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開學，同時創辦《國學論叢》季刊，以供學界師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過程，與北大國學門相比多了幾分曲折與複雜。

從季先生的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陳寅恪的獨特學術魅力，無怪乎清華許多教授都去旁聽他的課，「教授中的教授」這個稱呼就當之無愧，十分貼切了。

趙元任開的普通演講有：《方言學》、《普通語言學》和《音韻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音樂學、中國樂譜樂調、中國現代方言。

當時華北學術界非常活躍，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風氣大開，國學研究院的實現，可以說是應運而生，自然受各方面的重視。加上四大導師先後到位，極盛一時，真可謂「清華學院多英傑」。

在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上，有一道風景讓人流連忘返——那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時間里，它培養了一代薪火承傳的通才碩儒。在陳寅恪的生命中，清華國學研究院同樣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裏一代大師綻放著他獨特的學術魅力read.99csw.com，開始了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路程。

學生尊敬導師，虛心接受導師的教海，但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卻知無不言地進行討論。「獨立自由之意志」，是他們共同的理念。這也正是他們之間和諧關係所由生，以及在學業上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內在原因。

雖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只存在了四年，卻綻放了無比耀眼的光芒。在這四年中，它培養了70多位學有專長的國學人才，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古文字學、中國文學、史學、哲學和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如王力、陳侃如、劉盼遂、徐中舒、劉節、高亨、謝國楨、吳其昌、姚名達、朱芬圃、姜亮夫、蔣天樞等，為國學的繼承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面對如此輝煌的成就，使人不得不思考其何以人才輩出？

其次，清華國學研究院，堅持學術與政治相分離，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充分發揮各位教師的特長和主動精神。《研究院章程》明文規定：「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就是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吸收了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辦法，使之融為一體。根據《章程》的規定，其教學方法分為「普通演講」和「專題研究」。所謂普通演講即課堂講授，由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和治學心得開課，供諸生必修或選修；如同一課幾位教授都有精深研究，可同開此課各講各自的心得見解，任學生自由選一位教授從業。所謂專題研究就是由教授個別指導，學生進行的課題研究，有點近似今天的學位論文；各教授就自己的專長提出指導範圍，然後讓各學生根據自己的志向、興趣和學力之所近，從想要從業教授的指導範圍內自由選定自己的研究題目，選定后不得中途變更。學生選定研究題目后，可隨便嚮導師請業問難。《章程》規定「教授于專從本人請業之學員，應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讀書籍。各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嚴格按照《章程》執教。」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學生們每次都要求他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最好各同學于聽講及研究后，細細地想想，到了學期結束，對教師每位提出一、二問題；自然，教師也不能包懂的，但對學生能否提出適當的問題，也可以知道學生是否曾用過工夫，可以略約分別成績。

徜徉其間陳寅恪初到清華，因為尚未成婚，和吳宓一起住在了清華園工字廳的西客廳，二人握手言歡，吳宓賦贈陳寅恪一詩：經年瀛海盼音塵，握手猶思異國春。獨步羡君成絕學，低頭愧我逐庸人。

第三位到校的導師是趙元任（1892-1982）。趙元任於1910年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國留學期間，先後畢業於康奈爾和哈佛大學，主修數理和音樂，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兩年後回國，最初在清華教數學。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趙元任擔任翻譯。他常將羅素的講稿譯成不同的方言，正確而流利，因而引發他對語言學的興趣，從此致力於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學教中國語文，同時研究音韻和樂理。1924年離開哈佛到歐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時與漢學家高本漢論學，並商談翻譯高氏名著——《中國語音學研究》。1925年回清華任教，接受研究院應聘，主要講授「語音學」、「蘇州方言調查」等。

陳寅恪雖然孱弱，但並不會常鬧病，極少請假。他還有一個習慣，就是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會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地把那些書抱進教室，決不假手助手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回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后再寫。學生們都為他擔憂，怕粉筆灰吸進肺里去太多，有礙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寫滿一黑板，就自動上前為他擦拭黑板。陳寅恪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和卓見，所以同一門功課可以聽上好幾次，因為內容並不全同。他最令學生們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資料，講出新奇而不怪異的見解。學生們在聽完以後都會有「我們怎麼竟想不出」的感覺。陳寅恪講課喜歡平鋪直敘，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到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從無倦容。雖然平淡，但聽者並不會感到枯燥，既沒有竊竊私語，也沒有人傳紙條。每當下課鈴響大家都有依依不捨，時光流逝太快之感。

最後到校的導師便是陳寅恪，也是最費周折的。國學研究院開辦時，陳寅恪尚以翩翩36歲佳公子獨身之軀在德國留學。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學問博大精深，在國內卻是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其與聲名卓著的王靜安、梁任公、趙元任同聘國學院四大導師，除學養深厚使然外，關鍵在於有力人物的推薦。向曹雲祥校長推薦陳寅恪的是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吳宓。如前已言，他們二人在哈佛相識，吳宓對其一見傾心，推崇備至，此時清華組建國學研究院，他自然忘不了「全中國最博學」的陳寅恪了。

看似寧靜的清華園並沒能成為一個世外桃源，暗藏的波濤洶湧打碎了它表面的平靜。陳寅恪在清華園度過最平靜的兩年，但最終沒能逃過外面的風起雲湧。

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環境是非常令陳寅恪滿意的。王國維住西院，梁啟超住北院，趙元任住南院，陳寅恪先後住過西院36號、南院2號，以及新林院（俗稱新南院）53號，都是常川住校的名師，而學生也都是一時之選，真可謂英才齊集。同時，國學研究院也有獨立的購書經費，並且十分充裕。不到兩年，已經購置了許多滿、蒙、藏文書；中文經典古籍，包括明刊和近刊的善本叢書；歐、美、日本書刊和雜誌，以及《大藏經》等七八百部。這些書對陳寅恪研究工作極有用處。

梁啟超又說:「我們覺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想參照原來書院的辦法——高一點說，參照從前大師講學的辦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務，實因感覺從前的辦法有輸入教育界的必要。」他們在吸收西方教育先進教學方式、教學方法的同時，還繼承採用了舊書院大師講學的好辦法，如課堂講授與個別指導結合、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根據學生每人的具體情況施教等。

衝天逸鶴依雲表，墮溷殘英怨水濱。燦燦池荷開正好，名園合與寄吟身。這首詩不僅是吳宓對陳寅恪的仰慕之情，更道出了陳寅恪在清華學術事業的開端，前程似錦。

王國維開的普通演講有：《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儀禮》和《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經學》（包括書、禮、詩），《小學》（包括訓話、古文字、古韻），《上古史》、《金石學》和《中國文學》。

清華國學研究院，避開當時盲目學習西方的狂熱，積極延聘國學名師，堅持學術與政治分離，兼容並包，學術自由，充分發揮各位導師的專長和主動精神。在教學上，採用中西古今教育上的好辦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課堂講授與個別指導相結合；教師根據學生的「志向、興趣，及學力所近」因材施教，重視治學方法和研究方向的指導。他們的教學實踐，20年代在我國教育界大放異彩，培育了一批富有開創精神的國學人才，為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貢獻，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作用。關於教導學生立大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創造「好學、力行、知恥」新學風的教學做法和指導方向，在今天仍不失為一種良舉和卓識。

從此，陳寅恪從「靜安自沉」事件中提煉結晶放大出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成為學人精神和魂魄的八字真言。

郭沫若在《革命春秋》中談到他研究甲骨文字的經過時說:「在當初，我第一次接觸甲骨文字，那一樣一片墨黑的東西，但一找到門徑，差不多隻有一兩天的工夫，便完全解決了它的秘密。這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而我是應該向一位替我們把門徑開闢出來的大師，表示虔誠的謝意的。這位大師是誰呢？就是1927年當北伐軍進展到河南的時候，在北平跳水死了的那位王國維了。」他所說的「門徑」，便是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傳授的古史「二重證據法」，其影響之深大由此可見。

王國維的《古史新證》一課，便是以他以往研究成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商制度》等為基礎，講述時注入他的古史「二重證據法」。他在《古史新證·總論》中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這一由王國維首創的以實（即地下出土文物）證史（即書中所載），又以史證實研究古史的「二重證據法」，結束了以往研究古史從文獻到文獻，在版本和神話中兜圈子、翻跟頭的歷史，為古史研究開闢了新航道。不僅使其受業弟子深得教益，培育了一批史學大家，且在史學界廣為採用，一時間成果斐然，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研究工作。

其四，各教授的人格魅力感染著每個學子之心。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各位導師，「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既向學生傳授知識，又教學生如何做人，「治學和做人並重」。

李濟開的普通演講有:《人文學》、《人體測驗》和《考古學》；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中國人種考。

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和方式向學生進行「治學和做人」的言傳身教。每到暑假，各位導師多約其弟子同游北海、萬壽山等處。屆時，師生親密無間，暢所欲言。有時邀請名人同游並作學術講演，有時由導師自己講演其新近的研究心得或對學生的殷望。1927年6月，梁啟超率其弟子作北海之游，發表了勉勵諸生在學業和道德修養上力爭上遊的講演。他最後說:「歸納起來，以上所講的有二點: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是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我希望在坐的同學們，能完全明了了解這二點——做人，做學問而努力向前干去呀!」所謂「不逐時流的新人」，就是具有主見，善於獨立思考，表裡一read.99csw.com致，不隨波逐流、見風駛舵的人。在那「緊跟」的年代，公開聲明反對「批孔」，而遭到殘酷迫害的三位學者吳宓、梁漱溟、容庚，前兩位都曾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這種氣質，正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倡導的，今天仍亟待重建。

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為新史學樹一堅實基石。他在《總論》中說:「無論研究何種學問，都有目的。什麼是歷史學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事實，與以新意，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又:「吾人作新歷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歷史要去研究，而且要常常研究，就是不斷地與以新意及新價值，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鑒。歷史所以要常常研究為此，歷史所以值得研究亦為此。」「歷史家的責任，貴在把種種事實，擺出來，從新估定一番。」「以史鑒今」、「以史育人」，是他重視歷史、研究歷史的出發點，也是他諄諄告誡弟子的珍言。他大力提倡「學以致用」，不同意「為學問而學問」。他說:「現在人很喜歡唱『為學問而學問』的高調，其實『學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輕。為什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什麼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己。」「研究歷史，也同看電影一樣，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與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現代人的應用。」梁啟超的這些見解和話語，當年培育了一代學人，今天仍然閃躍著「至理名言」的光芒，值得後人銘記。

陳寅恪在上海婚後不到一個月，因開學在即，先行回京。當時新婚不久，而政局變易，再加上王國維的逝世，使其不免有家國之思：

關於創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義旨、方針，時任研究院辦公廳主任的吳宓在開學報告中有所闡述，這在《清華大學校史稿》中記錄得較為詳備：「（一）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於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後可以採擇適當之方法，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學、哲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後今日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為達上言之二目的，必須有高深之學術機關，為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地，且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此即本校設立研究院之初意。」「蓋以中國經籍自漢迄今，註釋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備與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於後人之補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為夥頤，亦尚待會通細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遷徙，動植物名實之繁殖，前人雖有記錄，無不需專門之研究。而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此言闡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辦，是希望通過這一學術機構，培養造就一代國學門的通才碩儒，精研深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溝通的基礎上，達到融通與創新。清華《研究院章程》中也闡明此一義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開國學一科，其內容為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哲學等。其目的專在造就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研究院的教學採取導師制，「學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注重個人自修，教師專任指導，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據當時研究院的學生藍文徵回憶：「自十五年秋，陳寅恪先生到院，導師已增至四位，秋季開學，新同學及留院繼續研究的同學，共有五十餘人，院中充滿了蓬勃氣象。」「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與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無限春風舞雩之樂。」古之「從師受業，謂之從游」，此「游于聖人之門」式的師生之誼，同樂之境，讓後輩學子頓生無限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遙遠的絕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組織也很別緻，是一所獨立的研究機構，與大學部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其教學目的是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專才，學科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音樂以及東方語言。其課程的設置也別具特色，分「講演」和「專題研究」二種。「講演」為研究院學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須選定四種，由教授擬定題目，規定時間，每星期演講一至兩次。「專題研究」則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學科範圍內，根據自己的興趣、志向、學力為本年內的研究課題，所設的學科達到23類。招生對象不限於大學畢業生，凡有經、史、小學根底者都可應考。但這些繁多且深入的學科，使得報名的學生中大多是已有專著的較為成熟的青年學者。儘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學考試還是相當難的，共分為普通國學、作文和正式選考的六門課，內容非常複雜。

1981年已臻九旬之壽的前清華國學院導師趙元任來清華尋舊，徘徊于其故居照瀾院（舊南院），百感交集，久久不忍離去。物是人非，恍如隔世，老人用那特殊的浙江常州吳語聲調長吟一闋老歌，系六十年前由趙元任先生親自譜曲，老友著名詩人劉半農填詞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幾十載思念之情。從去國四十多載的前清華國學院導師之口緩緩吐出的話語，柔腸寸斷、力透千鈞，令人不勝沉迷、低回。

在近代中國，受經濟不發達和人事體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對於沒有擁有權力資源和話語權力的普通民眾來說，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艱難的事。近代學人處境雖艱，但陳寅恪仍不放棄對後進的真切關懷。這正如儘管在「若其不得事，必來北平，又無以對付之」而己尚難的情況下,對傅斯年如能致書朱、劉二人接連表示「為感,為感！」此種胸懷是如此的高尚！我想這恐怕也就是大師道德文章永被後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實際上，為能幫助戴家祥尋得差事，陳寅恪先生不僅要傅斯年幫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經提及：「茲有戴君家祥及顏君虛心皆前年清華研究院學生，戴君則公所知，而顏君則貴同鄉也。弟欲代介紹於學校授國學課，不知有機緣否？顧頡剛先生如已北來（如已北來,即乞示知），擬托其轉薦於廣州中山大學。若燕京或其他學校，不論職務如何，務求公一言以增兩君之身價（以公為文字學專家故也），不勝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擊，為青年學輩致書，亦可見陳寅恪的古道熱腸。即使在戴家祥覓得廣州中山大學的教職（1929年9月）以後，1933年，陳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還在為其推薦，信中說：「又前數年清華研究院王靜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孫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傳渠文字學研究之習，后又從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約擔任文字音韻古代史之類功課，必能勝任愉快。聞其流轉失所，頗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頗高，文采不艷發，而樸學有根底，因此弟欲請兄酌量情形，轉薦適宜之大學或專門學校擔任數點鐘功課。如中央大學有機會，則弟當致一保任負責之薦書與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為中大國文系主任）；若他處有機會，亦無不可。希轉託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時距離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學已是四年左右，陳寅恪雖不知，但仍為其覓事，其執著可見一斑。其實,對推薦後輩和人材的不遺餘力，不是那時某些個人所獨具的行為，而是陳寅恪、蔡元培等上輩先生們所共有的優秀品質之一。

雖然是振興國學，但研究院的風格則兼取中西之長，全院的中樞是導師，這顯然仿效牛津和劍橋的成規。但開課時校長介紹導師，學生必須行拜師禮，又似古時書院的遺風。導師指導學生讀書，寫論文。學生選定某一位導師后，即以「專業請業」，但也可以請多位導師同時指導。論文完成後，導師核定，一年就可畢業，但也可能延長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畢業證書由清華校長及全體導師簽名蓋章，這是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王國維、梁啟超相繼辭世后，陳寅格為史學界泰斗。他們都是新史學的奠基人。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排名在第一的當屬王國維。王國維是當時公認的學術大師，像梁啟超、陳寅恪這樣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學界巨擘對王國維也由衷敬佩。他七歲讀私塾，十六歲入州學，讀前四史，兼駢、散文，始知有新學，於是棄科舉而神往數理之學，二十一歲入《時務報》，二十二歲到上海學習日、英、德等文，醉心於康德、叔本華、尼采之說，后留學日本，二十八歲《靜庵文集》問世，三十歲后研究文學，于詩詞、戲曲小說用功尤勤，三十一歲經典的學術奇葩《人間詞話》脫稿，三十五歲推出《宋元戲曲考》。中年以後又治中國古代史，在甲骨、鐘鼎方面成就卓著，奠定國學大師之位。梁啟超曾語學生曰：「教授方面，以王靜安先生為最難得，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為絕學；而其所謙稱為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學問未嘗不可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則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時間則較我為多，加以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故我個人深以得先生共處為幸,尤以諸君向學親師，勿失此機會也。」陳寅恪屈居末席，是由於他的輩份較低，對梁啟超以「世丈」相稱。與王國維為學術同道，精神契友，年齡相差13歲，當為「平生風誼友兼師」。而趙元任在哈佛的資歷較陳寅恪早，當他接聘清華國學院導師一職時，尚任教哈佛，哈佛亦有讓陳寅恪接任趙職之請，所以雖年小三歲，排名亦在陳寅恪之上。

陳寅恪回到清華后，王國維和梁啟超都已經先後入葬了。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雖到校最晚，且排名屈居末席，但他實為國學院之魂，特別是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1927年春節剛過，研究院師生平靜的學術生活就被北伐軍北上的隆隆炮聲打斷，已無法潛心向學於美侖美奐的清華園。6月2日又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魚藻軒自沉事件。6月7日，梁任公又因腎病加劇，不得不歸天津長期靜養，基本無暇顧及院內事宜，不久就辭去清華一切職務。而另一位導師趙元任擔任功課極少（新舊制均無課，僅每周研究院演講吳語一小時），且自1927年10月起長期來往于江浙、江西、湖北、廣東等地考察方言；講師李濟的田野考古工作，也不能在校內進行，只有陳寅恪常年住校，因此，清華國學研究院實際上只有陳寅恪一人大廈獨擎，勉力支撐。這段期間，研究院中所有指導研究生，指揮助教辦事，聯繫離校同學或者函復請教的各種問題，事無巨細，都由陳寅恪處理。陳寅恪原擬定增聘章炳麟、羅振玉和陳垣為導師，馬衡為講師。學校雖然一一致聘，但章炳麟不屑繼王國維九_九_藏_書、梁啟超之後，羅振玉也不願就，而陳垣則自謙不足以繼王、梁二師，只有馬衡應聘。因為後繼無人，學生人數也驟然減少，1927年、1928年錄取的新生才二、三人。1928年6月北伐軍攻佔北京后，研究院由外交部劃歸教育部。1929年1月19日隨著梁啟超的溘然逝去，四大導師風流雲散，名藻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已舉步維艱、形同虛設了，陳寅恪以一己弱軀勉力維持承當，雖殫精竭慮，但已回天無力，呈星散飄零狀。終於，在1929年11月奏響廣陵散曲，結束了一個極有風格而有希望的國學人才培養所。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王國維和梁啟超盛年早逝的不幸結果。一如前文已經引及的，時隔四十年後當時的一位研究生對此仍無限懷念：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此時，他的考證主義傾向已經越來越明顯，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學生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陳寅恪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陳寅恪學貫中西，治學嚴謹、縝密、公正、勤奮。據1947年3月3日《燕京新聞》這樣評價：「陳先生是一個勤奮的墾荒者，他不多說話，尤其不唱高調，只是一個接著一個地在解決歷史上的疑案。用很簡練的筆法寫出來，卻是一篇一篇的短論文，登在學術水準很高的雜誌上。」他雖身體羸弱，在教授學生方面極嚴格，風雨無阻，絕少輟講。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稱。據牟潤孫回憶：「陳在清華大學講書……專講個人研究心得，繁複的考據，細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這樣回憶：「陳寅恪先生廣博深邃的學問使我一輩子也摸探不著他的底。他的最大特點：每一種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導。聽他的課，要結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對這一類問題的思想，……聽寅恪先生講課，我不由自愧外國文學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許許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講授和指導的科目均為地道的歐洲漢學，由於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讓學生打下紮實的國學根基，更在科學的研究方法，使從其學的學子終生受益者甚多。

1928年，陳寅恪給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寫信，其文道：「頃有兩事奉告：一、前清華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學確有心得，因渠本孫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從王觀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現雖未完成，而其他種解釋龜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見於清華國學論叢。現在上海無所事事，欲求介紹於廣州中山大學朱騮仙、劉奇峰兩公，而弟素未通問，不便作書，即請兄代為推薦，必能勝任，不致貽薦者之羞。且弟與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來北平，又無以對付之，敢請撥冗作一書致朱、劉兩公為感,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華聘書，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複音，如清華不再聘浦君，則須改中央研究院，此節乞兄預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華聘書，則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雖未能確定，然總希望志希能繼續浦君聘書，免歷史語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預備耳。」而後來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別進入廣州中山大學與清華任教，不能不說與陳寅恪先生大力推薦有一定關係。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梁啟超。梁啟超在任國學院導師前，已經有了很大的社會名望，且與清華有著很深的淵源，因此，他對清華的發展，影響可謂廣博。舉凡董事會的組成、校長的人選、校訓的制定、科目的安排乃至每一個學生的特點及發展方向，都滲透著任公的拳拳之心。1929年9月梁啟超在《清華周刊》發表《學問獨立與清華第二期事業》，著重地談了清華設立大學部及國學研究院與中國學術獨立的關係，提出「一國之學問獨立，須全國各部分人共同努力，並不希望清華以獨佔。但為時勢便利計，吾希望清華最少以下列三種學問之獨立自任。1．自然科學——尤注重者生物學與礦物學；2．工學；3．史學與考古學。」1925年9月23日，在清華國學院首屆學生開學前夕，他與研究院學生就「人才的培養與養成問題」以及研究院的培養目標等問題深入交談。他負責的課程達11門之多，包括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通史等。梁啟超學識廣博、學養深厚，且又是天生的演說家，能言善辯，口才極佳，繞樑三日，獨具魅力。他經常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洒，左顧右盼，光芒四射，其課程最受學生的歡迎，一時「學子景從，風氣大開」，在清華園留下了眾多的傳奇與掌故。他授課之餘，勤于著述，晝夜不輟，以至積勞成疾，體質弗抗。其許多著述都是抱病完成，許多著述由其口述弟子，筆記成篇。早在1925年，因患便血病不得不入協和醫院割去一內腎。但割腎后，便血仍時發。在略為好轉時，仍然教課。1926年，以久病之軀完成《中國文化史》，此書分三部29篇，上自敘述歷史之朝代篇，下至研究圖書之載籍篇，凡中國文化之一切關涉，幾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極類似一部文化百科全書。1927年5月，梁病加劇，無法持筆撰稿，仍口述弟子周傳儒、姚名達、吳其昌速記成篇，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后陸續完成《合傳及其作法》、《年譜及其作法》、《專傳的作法》、《孔子傳的作法》，至秋後「體不能支而止」。1928年梁啟超腎病加劇，再入協和醫院檢查身體。遂於5月末「收同學論文評閱竣事，即辭回天津養病。」9月中旬，病發作，乃入協和醫院就醫，仍撰讀如初，病未愈而歸天津，「執筆側身卧，仍扶病繼草此稿」。終因病入膏肓，一病不起。與南海學堂、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亡命東瀛、護國之役等大氣磅礴、風雲跌宕的歷史事件融為一體的一代天驕梁任公，遂於1929年1月19日謝世，年僅56歲。

由於清華校方的開明、誠懇、遠見卓識及對知識、學人的尊重和學者們之間的共同追求與彼此理解、合作，同時依靠其豐厚的物質基礎，在短時間內眾望所歸的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四大導師（后黃節、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樂教師古普克也曾稱導師），專任教師考古學家李濟（后增加林宰平、馬衡）及助教趙萬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屆畢業生余永梁）等一時之選的眾多才俊齊聚美崙美奐的水木清華，形成聲名遠播、蔚為壯觀之景，昭示著清華前所未有的學術收穫季節的來臨，為其今後的發展，為造就一代薪火相傳的碩學通儒奠定了基礎。聘請四大導師來清華任教，其間發生的諸多頗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聞，思來仍令今輩學人唏噓慨嘆。

王國維是最早就聘清華國學院導師一職的，作為入值「南書房行走」的帝師，其學涯如海、浩瀚精湛、聲望甚隆。原擬請他來清華研究院任院長一職，但其以「院長須總理院大小事宜」，怕影響他的學術研究而堅辭不就。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任教期間，擔任經學、小學、上古史、金石學、中國文學等學科的指導，精力旺盛，學業成熟，著作彪炳。他的學術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譜》轉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於四裔金石文獻的考證；先後完成《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宋代之金石學》、《韃靼考》等近四十篇著述。王國維通曉西方哲學理論，受過嚴格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的訓練，翻譯過形式邏輯的書籍，從而能突破舊有史學方法，提出新的「二重證據法」和「闕疑法」為主要特點的新史學方法——所有的歷史文本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它必須接受來自「地下新材料」的挑戰，「以實證史」而又「以史證實」，開以科學方法研究史學之新河。他在其《古史新證》中這樣解釋：「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苟考之史實與制度文物，以知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由此而彼，即甲以推乙，則于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則庶乎近之矣。」陳寅恪在論及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時寫道：「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麴考等是也。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

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梁任公其業績實不止湟湟七百萬言的《飲冰室合集》所能涵蓋。作為代表其成就的《飲冰室合集》分文集、專著兩部分，包括論文七百余篇，詩話一種，詩詞三百余首，書一百零四種，大都有其獨得和創見，如此深學獨造兼及文史哲諸方面皆廣博精深的大家碩儒古往今來實是罕見。授人一物，不如授人一技；授人一技，不如授人一法。作為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清華國院導師，他認為做學問須具備「明敏、密察、別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實、深切、敬慎、不倦」的習慣及治史的科學方法，認為有價值的學問的標誌是發明新原則，應用已發明之新原則研究前人未曾研究過的現象，從而為新史學確立了全面和系統的學術規範。他認為為人師者的首要責任為培養學生的獨立鑽研能力，「做學問之要點，吾以為以開發本能為不二法門。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蘇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學教人，乃教人為學。』……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師引導學生做學問，教師給學生學問之責任也。……學而能觸類旁通，開發真本能，以致用，而為九-九-藏-書已也」。其弟子周傳儒曾這樣憶及先師：「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經師」，「講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詁、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他既富有淵博的學識，又富有綜合之才能，扼要鉤玄，深入淺出……同時代的人如胡適、梁漱溟、陳垣、丁文江，皆視新會如賓如師。又如蔣百里和徐志摩，則持束修贄見跪拜稱弟子。一般均認太炎為南方學術界的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的北斗。」「獨為神州惜大儒」，「千古文章未盡才」。斯人其逝，國寶雲亡，山河同悲。任公之殤，于中國學術、於八方學子之損失不可量也，這一點我們在今天仍能感覺得到。

1929年夏，清華國學院師生在王國維辭世二周年之際，募款為他修立了紀念碑。陳寅恪又撰寫了碑文；建築大師梁思成勘定碑址，並親繪彩色大樣；書法家林志鈞特為書丹；「北大三馬」之一的馬衡親為篆額；名刻家李桂藻敬工刻字。紀念碑於1929年7月15日落典。據載：「此碑位於科學館南土山東麓兩槐樹之間，碑之本身，約高七尺，挺立於四尺許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頗足表出哀思之意。」碑之正面，大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上刻著陳寅恪先生撰寫的碑文。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華教師職稱中，有一個特殊的稱號——導師。它的含義大概有下列幾條：第一，他們的職責主要不是「教」，而是「導」；第二，他們的對象主要是學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於學生，助教、教員、專任講師以至教授，都可以從他們的教學和研究中獲得教益（如朱自清、吳宓就經常去聽陳寅恪的課）；第三，他們的物質待遇一般都高於一般教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如陳寅恪工薪最高時達大洋五百元，王國維、趙元任可得兩套教授住宅，等等。開創了清華的黃金時代的清華掌門人梅貽琦先生就職演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擁有一批高質、穩定的一流教師隊伍，是一所大學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保障。清華國學研究院自籌建之日起，便委託有關人士自國內外網羅尋求國學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來研究院擔任教職，專門聘為導師。

清華國學研究院，又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是清華大學為大學畢業和有國學根柢者專設的學術研究機構，它的設立有當時複雜的學術和時代背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都被兩種矛盾所困擾著。一方面，學人面對近代社會的屈辱和落後，對自身的歷史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否定，發出了魯迅「狂人」的語言和行動，往往表現為聲勢浩大的對傳統的顛覆和全盤否定。此為「疑古」。另一方面，當西方文化以無可阻擋之勢衝擊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時，那種強烈的失去精神家園無所歸依的恐懼感，又使他們做千年回望，表現為強烈的「復古」、「信古」。在這兩種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見的學人在尋找著一種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運動后，用現代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呼聲甚是響亮。它與傳統的古學派有著本質的區別，不是把東西方文化完全的對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適提出的「大胆假設、小心求證，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他們用近現代的科學思想、觀點和方法，重新解釋傳統文本，省察歷史，以回應當世。於是清華國學院應景而生，並身體力行，開始了創世紀的實踐。清華大學的前身，是20世紀初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留美預備學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園之一的清華園，初建時稱清華國立學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華學校。這樣的歷史背景，使清華建校時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從初創直至20年代中期，清華的校務從教育方針到教師延聘，從規章制度到校園風物，從語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0年來清華參觀后所說：「其恰似一個從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尤其國學一門，其教師皆為前清進士舉人，思想迂腐，教學內容陳舊，長期處於落後沉悶狀態，充滿晚清遺老遺少沒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給人以零星、淺陋、不通國文的公共形象。與此不同的是，鄰校北京大學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治校，於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延攬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學者，學校的學術水平、學生質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氣，使有優裕物質基礎支撐的清華相形見絀。隨著大批清華留學生的學成歸來返校任教和五四運動后中國文化教育的長足發展，至1925年，全國大學增至47所，在校生達2萬餘人，爭取教育自主和學術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與之相呼應的，教育界出現了「改大」潮。

第一位到校的導師是王國維（1877-1927）。王國維應聘前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績。1923年後，轉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頗受好評。胡適曾奔走推薦王國維任導師，起初王國維並不願意就任。后胡適又多次往來京津相勸，並請得清廢帝溥儀的「聖旨」，王國維才同意去職就聘。當時國學院學生藍文徵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中曾這樣記述了邀請王國維為導師及研究院初創時的情景：民國十四年國學院成立時，校長為曹雲祥，曹是外交官，不懂辦學校。他請胡適之訂研究制度，胡適之以中國舊式書院及英國學院制，裁長補短而成清華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舊學問，專任先生稱導師，年青些則稱講師，無教授，亦無校長，只在辦公室設主任一人，管理雜事。制度訂妥，曹請胡適之主持，胡說不夠資格。胡推薦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和章太炎。於是曹親自拿聘書請王靜安先生，王先生不答應，曹回來找胡，胡說有辦法。原來當時王先生在清宮教溥儀，所謂『南書房行走』。溥儀勸他，王先生仍然不願去，因為清華為洋學堂，溥儀沒法，只得下一道『聖旨』——這『聖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紅字。王先生沒法，只得去了。此外,《吳宓自編年譜》中，還有一段足可顯露當時學人風采和國學大師性格的記載，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華曹雲祥和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后又謁梁啟超先生，梁先生極樂意前來。」看來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誠厚意，吳宓執以中國傳統學人之禮，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絕北京大學的迎聘那樣，能否「乃決就聘」，尚未可知。王國維擔任課程的範圍，包括「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儀禮」。指導研究生的範圍則包括上古史和經學等。

陳寅恪深受後人追憶，不僅表現在迄今學人都難以超越的學術成就上，他在研學執教同時給予後輩學子的真情關懷，更體現了其高尚的人格，為後人所推崇。

梁啟超的學生周傳儒在談到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時說他「學識淵博，會通古今，貫串百家，既汪洋者若千頃之波，莫測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淺出，使人人可游溯，處下可有得」。謂其「融會漢學家治經、治小學與歐洲治社會學、治歷史學之方法，嚴正精審，密不透風。」「總論中泛論史料之搜集、審定、編比、考訂。分論則注重如何寫作，始足稱核古證今繼往開來之信史漱書。」如實而公正地評述了梁啟超最後幾年的教學。

是時研究院共有導師4人，講師1人，助教3人，導師和講師可以招生，導師、講師所擔任的指導科目也據各人專長分任，研究院逐漸步入昌隆之運。後來李濟之先生在《回憶中的蔣廷黻先生》中追憶說：

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舉身赴清池的訣絕身影震驚海內外。社會上眾說紛紜，察察為揣，紛紛撰文釋其原因。唯獨最知靜安心境的陳寅恪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運角度對其死因撥冗驅霧，給以正解，廓清那些「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在清華國學院師生向大師遺體告別之際，陳寅恪出人意外地行三跪九叩大禮，並以一詩一詞寄託哀思。在輓詞中陳寅恪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1934年，陳寅恪又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言：「自昔大師巨子，其關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對王國維的死因升華至「承續先哲將墜之業」、「文化託命」、「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的深度。

在關於「西學」與「中學」的討論中，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吳宓都是「中國文化本位論」者。陳寅恪在20世紀30年代曾自我剖析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即是說近乎曾國藩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他也作過如下闡述：「竊疑中國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我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絕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針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即提出過「學無中西」，他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縱觀所述，可見他們的主張，是與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的初衷一致的，是積極進取的，而不是泥古守舊，是朝前看而不是向後看。後來逐漸形成的「清華學派」，即萌發於此。

首先，清華國學院的辦學宗旨決定了其特別之處。「國學」一詞，原本是對「西學」而言，是對「西學」的抗爭和對「中學」的顯耀，而這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已超出原意。前面已談到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是面對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和中西文化的碰撞，為適應全國上下的文化熱，正確對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想通過這一學術機構來培養「國學」人才，通過對「中國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來繼承、發展、弘揚我國傳統文化。在他們看來，越是在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中，越不能丟棄本國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國學應在國內，不必遠赴歐美，多耗資財，所學且與國情隔閡。通過中西兼容，精深研九-九-藏-書究，使之在交流融合中創造出中華新文化。

因此，廣而論之，陳寅恪先生不吝筆墨親為學生作薦書，一方面體現著延綿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古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卻更深刻地展現了那一代學者長輩對於後進學子無限的人文關懷。逝者其人雖成絕響，但身前其事，如餘音裊裊，繞耳不去，如今看來，仍讓人感懷追慕不已！

對陳寅恪的中肯評價，季羡林先生在《回憶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其三，研究院各導師的研究方法也為學生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開創了新史之風。吳宓在開學典禮上強調指出：本院「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研究國學者。」他們在教學上，重視給學生以治學方法的指導，多次申明:「研究院的目的，是在養成大學者，但是大學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時間所能養成的。」「大學者，不單靠天才，還要靠修養。如果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並且要得精深結論，必須有相當的時間，並受種種磨練，使其治學方法與治學興趣都經過種種的訓練陶冶，才可以使學問有所成就。」「在研究院必須做到的有兩件事：一、養成做學問的能力，二、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設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專欲諸君在此得若干治學方法耳！」可見他們對「治學方法」的重視。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本國固有文化」，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一個突出特點，也是他們成果累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蓋世奇才」、「教授之教授」、「太老師」，這是國內外學術界及清華國學院學生對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的尊譽。陳寅恪繫世家子弟，祖父陳寶箴，父陳三立，兄陳衡恪，皆為當世名士。自1902年春隨兄師曾東渡日本求學，到1926年歸國就聘清華國學院導師，陳寅恪已斷續在歐美遊學近20年，此所以他能以「三無」之身與當代王、梁二位大師及哈佛博士趙元任共席的原因所在。雖稍有周折，但最終能夠聘得陳寅恪為學院導師，確是清華之幸。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有一場「土產學者」和「出洋學者」之爭。前者諷刺後者不解中國傳統，其學問主張為隔靴搔癢，膠柱鼓瑟；後者則批評前者方法陳舊，工具不夠，考訓充滿迂腐之氣。陳的到來，得到了新舊兩派學人的首肯和推崇。陳寅恪家學淵源，舊學根底深厚，諸多古章典籍如十三經等均能流利背出，而後又遊學歐美多年，對西洋新觀點科學方法及工具亦有很深的造詣。單就語言為例，陳寅恪通曉的有二三十種之多，舉凡英、法、德、日、俄乃至印度梵文、蒙、滿、阿拉伯、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西夏文以及諸多中亞西亞現存或已亡的文字甚至匈牙利和馬札爾文，他都目到意通，手到擒來。他在研究院授課課程為年曆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摩尼教經典回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等。陳寅恪治學面廣，宗教、歷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據他在1923年與妹書中所言：「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其一生研究的重心是國史，對於史籍無所不讀，他特別注重史實，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目的是在歷史中吸取歷史的教訓，舉凡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一般經濟變動的因果，以及中國文化獨立於世界之林長久連續存在的原因等都在他的目下，並做深入細緻的研究，提出自己獨到的觀點。在史學領域中，他又將重點研究範圍傾注在中國中古史，主要是魏晉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尤推崇宋史。他在20年代所授課程有佛經文學、禪宗文學、世說新語研究、歐陽修研究、元白劉氏研究等。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由於其所授皆為前人所未逮，服膺其傾世之才，陳寅恪授課時出現了不僅學生雲集而且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地來聽課的情景。

梁啟超多次指出：「研究院的形式，很有點道爾頓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請教授指導指導。」所說的「道爾頓制」，是美國柏克赫斯特於1920年創行的一種自由教育制度，其特點是:改教室為各科作業室，按學科性質陳列參考用書和實驗儀器，供學生學慣用；廢除課堂講授，把各科學習內容製成分月的教學大綱，規定每月應完成的各項作業，由學生自行學習。學生與教師訂立學習公約后，即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支配時間，在作業室自學。各作業室配有本科教師一人，負責指導學生。學生學習進度快的，可以提前更換新學科，也可縮短學習年限。其優點是可以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缺點是易於放任自流。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其創行五年，便把它學了過來，可見對學習西方先進教育制度的重視。且根據清華的具體情況，學其長，避其短，「廢除課堂講授」便沒有學，而堅持設普通演講，並規定每生一年內最少要修讀四門課。

他們的「科學方法」，一是詳盡佔有史料，並鑒別其真偽，堅信「無史料即無史學」；一是由乾嘉考據法，融入西方的綜合分析法實證論，「以事實決事實」。他們強調「從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所撰歷史著作都貫穿著「通古今之變」的精神。到三十年代，哲學系教授張申府對「科學方法」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所謂科學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就事論事。換言之，也就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更簡單地說，便是『切實』二字。稍詳細點說，對於一切都要看證據。證據強點，便信得強點；證據弱點，便信得弱點。不拘對於什麼，沒有證據，絕不算數;有證據而不精鑿，也定不滿足。」這些在《清華周刊》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了便於教授指導學生的學習研究，設立了5個研究室，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各負責一室。他們根據學生的「志向、興趣，及學力之所近」因才施教，對學生的質疑問難極為重視，填密解答和指導，啟發學生去博覽多思。王國維一向認為:「考釋古文字以閥疑為第一要訣」，「闕疑為進步的第一關鍵」。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研究院于公共課之外，每位教授各設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導範圍以內之重要書籍皆置其中，俘同輩得隨時入室參考，且可隨時與教授接談問難。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經學、小學及考古學書籍。此類書籍，其值甚昂，多餘在滬時所不能見者。余以研究考古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然捲煙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從中可以看出陳寅恪的身體是比較弱的，學校特別敬重他，他的課永遠排在上午二、三兩節（九時到十一時），只有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有資格去選修。因為一、二年級的必修課多且所排的時間不是第一、二節，就是三、四節，他們根本無法選陳寅恪的課。陳寅恪講課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間小教室，除了清華的同學外，北大的學生也從城裡坐四五十分鐘的汽車趕來清華園聽課。因為陳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禮聘去兼教幾個鐘頭，北大的學生不願失去名師的教誨，只有不憚跋涉的辛勞來學了。陳寅恪學問淵博而精湛，有許多的教授都來旁聽，因此在20年代的清華園，有著「教授中的教授」之稱。例如，哲學大家馮友蘭先生的學問可謂不小了，從1928年入校起，當過秘書長、文學院長，以至數度代理校務，在清華可稱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總會看見馮先生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里出來，邊走邊聽陳先生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對陳先生深鞠一躬，然後分開。這個現象固然使人感到馮先生的謙虛有禮，但同時也能感到陳寅恪的實在偉大。

陳寅恪的特別不僅表現在他學識上，他的形象在清華園中也是一道特別的風景。在1934年清華大學出版的《清華周刊·歡迎新同學專號·教師印象記》中對陳寅恪先生的形象有這樣的一段描寫：「清華園內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鐘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前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裏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帶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原文如此）著棉褲，足下登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從對面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

這期間，陳寅恪在上海省親，並於1928年7月17日與唐篔女士在上海結婚。唐篔字曉瑩，廣西灌陽人，祖父是前清台灣巡撫唐景崧。父親早故，依母居天津，曾就讀天津女子師範；畢業后留校任附設小學教員。後由女師報送上海體專就讀，卒業后回女師體育系任教，與母同住。后又移居上海任教，母死後與陳寅恪結婚。婚後先後生女三人，分別為長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

是時中國正處於大動蕩、大變革時期，北伐軍的隆隆炮聲已隱約可聞，刀光劍影已逼近京師。「感於事變」的帝師王國維先生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夜草擬遺書懷之，「是夜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飲食亦如常，忽于友人處假銀幣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他在遺書上說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一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蒿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致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文化神州喪一身」，「海內同聲哭鄭君」。如果說王之華誕預示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光輝序幕，那麼王之自沉則成為盤桓在中國學術史上一闋永恆的悲歌，至今仍為學界所聚訟不已。

陳寅恪開的普通演講有：《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和《梵文—金剛經》等；指導專題研究的範圍是：年曆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絕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比利文、藏文、回絕文及中亞諸文字譯本與漢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