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與沈曾植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沈曾植自退官后，避地海濱，時與散原老人相唱酬。陳寅恪是晚輩，對沈曾植產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後來陳寅恪從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與沈曾植的影響，不無關係。這在前面已有過交待。

1921年7月，吳宓從美國回國，到南京大學任教；同年7月，陳寅恪自美國到了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吳宓回國后先後到上海，拜謁了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向他彙報了陳寅恪在美國的情況。陳寅恪在德國期間，一直與吳宓保持通信聯繫，吳宓還按期把他編輯的《學衡》雜誌寄給陳寅恪指教。

1925年，吳宓負責籌建清華國學研究院后，即向清華大學曹雲祥校長推薦陳寅恪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開始陳寅恪有過遲疑，吳宓便不時給他去信，介紹有關情況。陳寅恪答應就聘后，吳宓便為他的住房、預支薪金等事忙碌。次年7月，陳寅恪到清華報道后，吳宓除陪他參觀圖書館、拜會學術界的新老朋友外，主要是與陳寅恪相互到對方住處訪談，如1927年5月19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陳寅恪日夕常來談。」所談內容多位學術問題及課程安排，當然有時也談論政治問題，如1927年4月30日的《雨僧日記》記載：「陳寅恪于晚間來訪，談中國人之殘酷，有感於李大釗等之絞死也。」

傅斯年是陳寅恪交情最深、相交時間最長的友人之一。陳、傅都曾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學術問題，陳對傅比較推重。1927年，陳寅恪曾作《寄傅斯年》一詩,詩云：「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解識玉璫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雲。」1928年，傅斯年等人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寅恪任歷史組組長，但只挂名不管事，傅斯年對他的意見幾乎是言聽計從。1950年，傅斯年死後，陳寅恪曾為他寫過輓詩，在詩中將傅斯年比作鄭成功。據鄧廣銘先生回憶，此詩即陳寅恪在1950年所作的《霜紅龕集望海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感題其後》，詩云：「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爽紅一枕已滄桑。」從陳寅恪的交友經歷及心路歷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大都具有如下幾個特點：其一，大都有到國外留學研究的經歷。如吳宓、胡適、趙元任、陳垣、梁啟超、傅斯年等人都曾到國外留學或作研究。

在清華期間，陳寅恪對吳宓也非常關心，曾到吳宓家中力勸他「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學，謝絕人事，專心致志若干年。不以應酬及雜務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則進益必多而功效殊大雲。」勸說吳宓「屏棄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生活種種，均不足計也。」兩人共事於一處，相互扶持，不論是順利也好，挫折也好，他們總是真誠不欺，相濡以沫。直到晚年，在惡劣的國內政治環境下，仍然互相通信，吳宓在生命的最read.99csw.com後，還在大聲朗誦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輓詞》，「涕淚橫流，久之乃舒」。把他與陳寅恪先生的友誼升華到醇美的詩的境界，管鮑地下有知，也要自嘆弗如了吧！

陳寅恪與王國維都深受清代乾嘉學風的影響，特別受晚清學者沈曾植（子培）的影響更大。沈子培專精音韻訓詁，又深通梵文，精研我國西北史地與元蒙史，平生著述不下幾十種。1915年王國維經過羅振玉介紹與沈曾植相識，從此他們過從甚密，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一書，直接受沈氏的啟迪而作。王國維晚年從事元蒙史、西北史地、邊疆之學的研究，都直接受沈氏的影響。王國維對沈曾植非常敬仰。1922年沈氏病逝時，王國維寫的輓聯中稱沈是「大詩人」、「大學人」、「大哲人」、「世界先覺」，並悲痛陳辭：「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其二，大都鍾情于學術文化事業且有較高的學識。如王國維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證學家，陳寅恪稱其為「神州大儒」，稱其學問「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陳垣也是一位史學大師，在學術界素有南北二陳之說，其史學著作體大思精，陳寅恪稱其「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傅斯年雖亦官亦學，一生行藏更偏重於為官，但他對明史及我國東北地區的歷史有相當的研究，他的博學與學術文化思想頗為學界所推重。其他如吳宓、趙元任、許地山等人都是有名的學者。

陳寅恪住在清華園的工字廳，王國維住在清華園西院，由於學識、志趣十分契合，王國維常常來工字廳與陳寅恪敘談舊事。陳寅恪講授「佛經翻譯文學」時，王國維講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等課程。在工作方面，研究院購買外文書籍及佛道典籍，由陳寅恪審定；採購中文書籍，由王國維審定。工作之餘，他們更是經常互相往還，在他們的書齋、客廳，或者于晨風熹微之際，或者在荷塘月色之中，商量教學規劃，探討學問人生。他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像流水竹雲一樣自然、融洽。後來陳寅恪在《王觀堂輓詞》中說「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指的就是這段友誼。

此外，陳寅恪與陳垣都是史學界的大家，素有南北二陳之說，他們的友誼主要體現在學術上。陳寅恪到清華報到還不到一周，就由吳宓介紹與陳垣見面，談其所學，從晚七時一直談到十時。此後直到七·七事變，二陳交往比較密切，兩人在學術上互相推重，互相幫助。陳垣的《敦煌劫餘錄》、《元西域人華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重要著作，均由陳寅恪作序。陳寅恪對陳垣的著作也極其敬佩，給陳垣的信中常有「快聆教論，欣慰欽佩之至」,「頃讀大作訖，佩服之至」，拜誦之後，心悅誠服，謹上數行，以致欽仰之意等語。陳垣佩服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的學問，陳寅恪即介紹陳垣與伯希和通信聯繫；陳寅恪想查閱有關資料線索，即向陳垣借書，陳垣都能滿足他的要求。1952年初https://read.99csw.com，全國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等領域掀起了規模較大的「思想改造運動」。不久，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在《大公報》發表了《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光明日報》很快轉載了此文。向來推重陳垣學問的陳寅恪,對此頗有看法。劉夢溪先生認為,「寅恪先生作於一九五二年的《男旦》詩：『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極可能是為此而發。而同年所作的《偶觀十三妹新劇戲作》：『塗脂抹粉厚幾許，欲改衰翁成奼女』。恐怕或者說至少也都與此類事件有關。」儘管如此，1954年當國務院派人到廣州迎接陳寅恪赴京出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第二所所長時，陳寅恪「謝不就，薦陳垣代己」。由此可見陳寅恪對陳垣學問的推重程度及兩人的學術友誼之深。

對於王國維在學術領域的開創性和劃時代貢獻，陳寅恪在1934年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評價可謂慧眼獨具：「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

陳寅恪對王國維是十分敬仰的，在《王觀堂輓詞》中說：「魯連黃鶴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這裏說的是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時，胡適（安徽績溪人）推薦王國維主持其事。陳寅恪稱王國維為「神州大儒」，稱他的學問為「絕業」。胡適推薦王國維，自然使清華研究院的「絕業」得以繼承和發揚。王國維逝世后，其學生趙萬里輯錄他的著作，編成《王靜安先生遺書》，由陳寅恪作序，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其學問博大精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際之可尋」。對王國維敬仰之情溢於言表。有一次，陳寅恪對研究院同學說，我送給你們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因為導師中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而王國維是宣統帝的師傅。結果引得哄堂大笑。

「風義生平師友間」，這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中的一句。在現代中國學界，王國維與陳寅恪是兩位著名的史學家、考證學家。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都為中國的學術事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因而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儘管他們兩人共事的時間並不長，政治思想也不完全一致，但是，由於學術淵源以及治學方法比較接近，彼此情趣也頗相投，因而結成了「風義生平師友間」的忘年之交，成為學術心境最為相知的摯友。

第三，思想感情、學術境界的大致相同。王國維與陳寅恪是思想感情、學術境界最為相近的摯友。王國維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主張學術研究htｔps://reａd.９9ｃｓw.cｏm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的思想及主張與王國維完全相同，他在王國維死後作的紀念碑銘，以及後來1953年口授的《對科學院的答覆》中所申發的說到底就是這樣一種觀點：學術應該獨立，學人應該有專心研究不被政治所干涉的自由。事實上，吳宓也有與之相同的思想主張，而且曾與陳寅恪共同探討過這一問題，據1927年6月29日《雨僧日記》記載：「又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

儘管王國維學術思想如此淵深，但是對其學術內容和方法，陳寅恪還是概括出三條：一是用地下新發現的文物材料與紙上流傳後世的文字材料相互比較，互為釋證；二是用少數民族的遺留材料與漢族史籍相互補正；三是用西方的理論來闡釋中國古代的典籍。陳寅恪當時斷言中國將來的文史研究儘管會在範圍和方法上有所發展，但是大體格局不遠出王國維的開創。從這七十年的學術史看，陳寅恪此語絕非虛美之詞。

陳寅恪與吳宓訂交后，兩人在美國期間經常來往，或相約參觀，或外出散步，或一起吃飯，或同伴購書，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談論學問。他們在一起談學問的內容非常廣泛，既有中西文學，又有中外歷史，也有中外文化，還有中西哲學及倫理道德，甚至還談到中西婚姻及愛情觀。

1925年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導師。陳寅恪因為侍父疾請假一年，於1926年秋才到清華園任教。從此與王國維共事于清華國學院。到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陳、王兩人共事不到一年，但由於學識、思想感情及治學態度的契合，使得他們成了真正「相知」的朋友。一方面，他們經常往來，探討學問，聊說掌故，另一方面，他們在工作中又密切配合。就是這段短暫的時間，是他們的友誼凝聚、升華極為重要的時期。所以在王國維遺體入殮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只是行三鞠躬禮，惟有陳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一些學生見此情景也跟著行跪拜禮。

此外，王國維與西方著名的漢學家如法國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關係。陳寅恪在巴黎時結識伯希和，是由於王國維寫信介紹推薦的。當年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雖然沒有見過陳寅恪，但稱陳寅恪是「最偉大的中國學者」。戴氏在悼念陳寅恪的文章中說，陳寅恪在九-九-藏-書巴黎時很可能聽說過伯希和的各門課程。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的俞大維也說，陳寅恪受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德國繆勒的影響很深。可見，陳寅恪的學術深受西方漢學的影響（其後來學術與伯氏的關係前文已有專門分析），這固然與他青年時代遊學日本歐美十幾年有關，但也包含有王國維推介、介紹和影響的因素。

另外，陳寅恪與吳宓的友誼，也是可以比之管鮑而不愧的，可以說，與陳寅恪結交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吳宓了。陳寅恪比吳宓大四歲，前文講到兩人相識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經由陳寅恪的表弟俞大維的介紹，開始訂交。

陳寅恪一生雖從未說過自己的交友原則，但從他的交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交友是有一定之規的，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三點：第一，學術上的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陳寅恪本人是學界公認的大師，而他所交往的如王國維、吳宓、陳垣、許地山、趙元任、胡適、梁啟超、傅斯年等人雖經歷不同，但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學術界的名家。因此，他們不僅在學術上相互推重，而且也都希望從對方獲得教益。如吳宓一結識陳寅恪就「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對其學問欽佩至極，稱「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並虛心向其學習作詩作學問之道，陳寅恪給學生上課時，吳宓常去聽課，因此陳寅恪得到了「教授的教授」之稱號。再如王國維是著名學者，陳寅恪對他十分推重，在為《王靜安先生遺書》所作序文中說：「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其學問「能開拓學術之區宇」，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王國維也十分推重陳寅恪，因此在遺囑中把自己的書籍委託給陳寅恪和吳宓去處理。又如陳垣對陳寅恪十分敬重，所以常就自己的論著向陳寅恪請教並請他作序；而陳寅恪也非常推重陳垣的學問，對他的論著給予很高的評價，對他的見解「欣慰之至」、「心悅誠服」。從陳寅恪為陳垣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二陳在學術上相互推重和相互得到教益的實況。序雲：「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陳寅恪與傅斯年也是相互推重的。傅斯年曾對毛子水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陳寅恪是毛子水「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之一，在柏林與陳寅恪相處受益不少，如「許多關於西方語言的見解，則有從寅恪得來的。」

對於王國維投湖自盡的原因，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陳寅恪力糾眾說，以王國維為一文化精神凝聚之人求其解。他在《王觀堂先生輓詞序》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殆既達極深九-九-藏-書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也。」由此可見，所謂「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實際是系文化、人格、國家民族於一身，生死與共。王國維所處的時代，封建文化正值衰落之際，王國維被封建文化所化很深，因而十分的苦痛，「此觀堂先生不得不死」。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特別表彰他學術上獨立自由的精神。他所謂獨立自由，就是不受世俗所困，堅持學術己見，著意于創新，王國維是為其理想文化而獻身的人。如果沒有對王國維思想的深刻了解，不可能做出這種中肯的評價。於此可見，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可見他們之間「風義平生」的情感。

羅振玉在看到陳寅恪寫的《輓詞》之後評價說，「辭理並茂，為哀輓諸作之冠」，並說；「靜安（王國維）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指陳寅恪）矣」。羅振玉把王國維死後中國學術的希望寄托在陳寅恪身上，這不是有意恭維陳寅恪，而是由於他對陳寅恪、王國維的學術及友誼深刻了解的緣故。

中國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就是戰國時管鮑相知的故事，這歷來為人們所稱道和激賞，但在歷史上，真正能做到這個境界的並不很多。不過陳寅恪與王國維這兩位我國現代學術文化史上的巨子，他們的友誼確當之無愧。

王國維深知陳寅恪最了解自己，因而在遺書中，把後事囑託給他，說「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陳寅恪亦不負王國維所託，在王國維死後，他寫了輓聯、輓詞、輓詩、碑銘、書序等詩文，充分敘述了王國維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及其治學方法，並使其發揚光大。

第二，學術上的平等地位，可以爭論。陳寅恪對學術問題，對學術爭論向來持寬容的態度，主張人們在學術上地位平等，可以互相爭論。1950年以後岑仲勉和陳寅恪在中大同事，兩人對隋唐史都有著精深的研究，但許多觀點不盡相同。岑仲勉在課堂上給學生傳授治學之道時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進行討論和商榷也得找名家，這樣才有影響。」陳寅恪的許多觀點都經常成為他在課堂上批判的對象。他這樣在課堂上揪住陳寅恪不放，後者當然會知道，但他從未予以反駁，不以此為芥蒂，見到岑仲勉時，還表現得很是親切。

在碑文中，陳寅恪三次提到學者對獨立自由思想精神之追求，這已經不僅是在悼念王國維先生一人一身，而是抽象出近代學者的一種新的人格理想，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恰是陳寅恪先生自己對學術界影響最為深刻的一種精神力量。

陳寅恪對王國維的思想最了解。因而，他們是相互信任的。王國維主張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他希望學術研究應脫離政治而獨立發展。陳寅恪十分贊同這種主張。1929年研究院同學為王國維建立紀念碑，陳寅恪撰寫了著名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