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陳寅恪一家仍然困居在香港。有《壬午元旦對盆花感賦》詩，末聯：「劫灰滿眼看愁絕，坐守寒灰更可哀」，由此可深刻的感知到陳寅恪當時困居香港的苦悶心情。這個時候，艱難的生活中卻出現了另外的不盡人意的插曲。據陳流求筆記記錄，這年春節過後不久，陳寅恪舊時的學生來訪，說是奉命請他到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或廣州任教。陳寅恪對於日本人，身負國恥家仇，豈肯為侵略國家的敵人服務，他堅決地拒絕了。吳雨僧《答寅恪》詩自注有言：「聞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日本人三番兩次的騷擾利誘，這個時候陳寅恪想到的是，香港不是久留的地方，應該想辦法儘快逃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雖然眼睛病情不斷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陳寅恪仍然沒有放下他鍾愛的學術研究。1945年陳寅恪動手術無效后，出院回家。此後不久，石泉開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陳寅恪家中，首先是念報。陳寅恪聽得很認真，往往還插幾句精闢的評論。讀報之後，經常要問：外面有何消息？特別注意當時的學生民主運動。讀報之餘，石泉還經常為陳寅恪做一些查閱材料、校對文稿、代擬代寫信件等工作。所有這些都要全文讀一遍給陳寅恪聽，陳寅恪的記憶力特別好，聽一遍后，事隔多日還能記得，往往聯繫前後諸事，提出見解和要求。照辦之後，再讀給陳寅恪聽，直到滿意為止。

陳寅恪在桂林留一年多，並任教於廣西大學。

這首詩似是在飛機上即興依前韻所作。吳宓按：「此詩乃寅恪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存仁醫院病床口授宓者。三四句末對未工，抄寫恐有誤。又按，寅恪兩次飛渝，皆為中央研究院開評議會。［此詩一九四一年作。第六句似指某大國也。］」出席會議后，陳寅恪飛回香港，繼續在港大任職。

陳寅恪曾經對別人提到，他當年研究佛道之學的時候，對於道教他只是取來作為史學研究的補充材料，對於佛教往往只是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間的異同。至於其中的微言大義，都沒有發掘出來。後來，是通過讀了許地山先生所寫的佛道兩教史的論文，文章中對於教義本體有精深的評述，這令陳寅恪深受啟發和為之佩服，同時也有為以前研究方法的慚愧之意。

陳寅恪一家成功逃離香港抵達桂林后，他的親朋好友都非常高興。其兄陳隆恪有《聞六弟攜眷自香港脫險至桂林》一詩：

陳寅恪治史以中古史為先，他曾經不止一次說過：「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則反是，文獻足征，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見，足資考訂，易於著筆，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於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日有新發現，史料過於繁多，幾無所措手足。」由是可以看出，陳寅恪治史以中古史為易於見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與近現代史為不可專攻也。

這首詩雖然讀來簡單平易，卻是寄意深遠，飽含勝利到來時複雜的喜悲交織的深情。其中，陳寅恪所引杜甫、陸遊的典故妥帖確切。內心複雜的感情以一種婉轉的方式表達了出來。歷經磨難終於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歷史性的再次感知「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情境。歡慶勝利的時候，不覺想起這近十年來的輾轉艱辛，情何以堪，於是喜極而泣，這種複雜的感情，又摻雜進了對國家的前途，對自己的命運的憂慮，心情不禁轉喜成悲。

1941年，陳寅恪在香港完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後來印行時改名字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原稿序末署「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書稿成時，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陳寅恪攜稿子到桂林，鈔改后交商務印行。鈔改后的手寫稿，本名《唐代政治史略稿》，寫成后寄往上海。這些存下的稿子，是陳寅恪居港時候最完整的墨筆直行手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從民族升降，黨派關係，外族盛衰及外患與內政關係三處落筆，深入剖析了一代政治，建立了以氏族門閥興衰為背景，認識魏晉南北朝史的理論框架。這一理論框架的創新深刻影響了近現代學者，對日後這方面的研究起了引航燈的作用。比如關隴集團問題，大概是近現代史學界爭論最久，捲入知名學者最多的問題之一，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進一步提出唐朝的南朝化，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等名作，都是陳寅恪學術領域的不同程度地延伸。

香港淪陷后，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予以拒絕。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淪陷區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絕，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出任廣西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陳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表示自己的無奈和憤慨。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read.99csw.com究，先後發表了不少著述。

多事之秋，在輾轉逃難的路上，陳寅恪在不同的大學里留下了堅實的腳印，每到一處講學，他都努力做好自己「教書匠」的本職，給曾經上過他課的學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陳寅恪一直認為講課必須有新意，使學生每聽一堂課都有聽一堂課的收穫，這樣自己的課才沒有白講，學生增長了知識，才是為人師最大的成績。如果所要講課的內容已經寫成文章發表，或者著書出版了，人人都可以買到看到，這樣陳寅恪就不會再花時間開這門課了。他反對照本宣科的讀講義，認為這是在浪費聽講者的時間，他一再主張講課必須講出自己的創意和見解，給人以啟發。例如，陳寅恪發表了不少關於魏晉南北朝的文章：《桃花源記旁證》、《東晉南北朝之吳語》、《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等等，這樣他就不再開魏晉南北朝的課了；又如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書後，就不再開隋唐史一課了；當油印出版了《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也就不再開元詩一課了。此特點為陳寅恪先生畢生教書育人的一大特立獨行之處，為很多學者大儒所不及。為人儀錶，師風澤傳，影響了一代代人，遍天下的桃李，也是陳寅恪先生一生最大的收穫和喜悅。

陳寅恪先生在燕京大學教書，一直到抗戰勝利。在抗戰勝利的前二三年間，通貨膨脹厲害，物價飛漲，生活極為艱苦。執教燕京大學的時候，陳家與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樓下，陳家住樓上。那時物質條件很差，燈光昏暗，物價飛漲，間或還要躲警報，生活如此艱難，陳寅恪用唯一還有視力的左眼，仍然不斷地從事著學術研究和著述。

1945年5月17日，是陳寅恪56歲生日，悲恨交集，內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絕察知：

關於治學與政治的關係，陳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裡有做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做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學問。因為做學問與政治不同，畢竟有它自己的獨立性。」據王鍾翰先生記載陳寅恪先生一事，當時蔣介石喜歡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聽說陳寅恪為當代海內外隋唐史名家，曾託人以重金請先生寫一部唐太宗傳。陳寅恪當時患病，生活十分艱辛，得到這筆錢無疑會解決燃眉之急，但對奉命寫書的事情，陳寅恪毅然拒絕。此事十分清楚地說明，陳寅恪先生是言傳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範。

動蕩歲月的紛亂，阻擋不住為學的熱情，這一年，陳寅恪還著有《讀東城老父傳》、《讀鶯鶯傳》、《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諸文。

是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又起，社會秩序混亂，交通阻塞。日本人佔領香港，學校停課，先生離開香港大學閑居半年。他一家生活十分艱難，將衣物換食物，生活物資極端缺乏。香港之戰初起，重慶曾經派飛機到港搶救要人，但要人如許崇智、陳濟棠以下都未接出，只接出一大家族，「箱籠累累，還有好些條狗。」消息傳到昆明，幾千學生大遊行，口號是打倒孔某。陳寅恪一家自然是擠不上飛機，困居在港。日寇入港曾經覬覦陳寅恪所居之樓房，勒令他們搬遷，陳寅恪以日語斥之，避免了一次禍端。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對他還算客氣。軍部行文香港佔領軍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出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唐篔硬是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他們甚至用官職利誘，面對這一切陳寅恪寵辱不驚，拒不接受，生活雖然艱難，但寧可以典當衣物來過活。陳隆恪也曾聽聞，「日寇饋米二袋，拒不受」，並寄「正氣狂吞賊」之句以慰勉乃弟。陳氏一家寧可挨餓而堅持氣節，與散原老人為保持民族精神絕食而死，同樣難能可貴。他們的高風亮節，令人欽佩，永留青史。

是年12月18日，存仁醫院大夫對陳寅恪進行手術治療，手術前後，燕京大學老師同學們非常關心，很多同學輪流照顧，但身體、生活條件太差，加上當時醫療條件的限制，手術后仍舊沒有恢復視力。反而為他日後赴英治療留下了隱患，因為這次手術導致視網膜皺在一起，到英國醫治，也沒有辦法弄平。人言時勢造英雄，但那樣的時勢卻在一步步地扼殺賢才，時代的蒼涼帶來多少無奈的傷悲。

陳寅恪做學問並不主張「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方式。陳寅恪曾經談到當時的學生運動，他說：「我班上的好學生大都是共產黨。我怎麼知道的呢？抗戰前那一兩年，上我的課的學生中有些人學得很好。後來有一天我去上課，他們忽然都不見了，我一打聽，read.99csw.com才知道他們是因為國民黨要抓他們，都躲起來了。我由此感到共產黨將要成功，因為好學生都到那裡去了。」在二次大戰後期，盟軍方面曾經醞釀著要定日本天皇為戰犯。陳寅恪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刻說：「這事絕對做不得。日本軍人效忠天皇，視之為神。如果我們處置天皇，日本軍人將拚死抗爭，盟軍則要付出大得多的代價才能最後勝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議和，日本軍人雖然反對，也不敢違抗，就會跑到皇宮門前切腹自殺。這樣，盟軍付出的代價就會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會較容易。因此，希望盟軍不要做那樣的蠢事。」後來，事態的發展果然不出陳寅恪的意料。陳寅恪一貫注意觀察世界潮流，關心祖國的前途，有強烈的正義感，看問題客觀、敏銳，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眼光。正是這種正義感和歷史責任感督促著陳寅恪在教書和治學的路上拋開艱難險阻，一步步堅實的走了過來。

陳寅恪治學態度十分謹嚴，既有開拓性的學術眼光與氣魄，又有深邃敏銳的洞察力，他善於從極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東西來，發現一些新問題。陳寅恪的考證極精，但又絕非煩瑣考證，所考問題，都是小中見大，牽涉到重大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陳寅恪常說，他最欣賞法國學者寫文章的風格，證據夠用了，就不多舉了，不多羅嗦。英國人的文章也不錯。他最厭煩繁複冗長、堆砌材料的文章。陳寅恪掌握的史料雖然極豐富，但為文絕不廣徵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簡潔。他的治學態度、眼光與方法，從多方面啟迪、教育了後來人。

陳寅恪當時將元白詩並講是有自己的深意的。當時比較研究之法已有所濫觴，陳寅恪對此有獨具的看法，以語言為例，他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中，即指出各種語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中進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研究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所以陳寅恪對馬建忠之仿印歐語系而建立中國文法之作不以為然，斥之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語言如此，文學更然。陳寅恪說：「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課程言，亦只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無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空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這種議論，在今天看來，應該已經成為定律，但是退回五六十年前，則不能不說是一種卓見。即使在今天，胡亂比較之妄人也還有之。元稹、白居易處在同一個時代，同為元和體的創始人，兩人多有同一題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響，先生並講元白詩，恰當至極。

陳寅恪剛到燕京大學不久，先開設「魏晉南北朝史」和「元、白詩」兩門課，講課的地點就在城內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到1944年秋季，又繼續開「唐史」和「晉至唐史」專題研究兩門課。這時，陳寅恪已經搬到城外華西壩華西大學的廣益宿舍，住房條件有了改善，課堂也隨之移往華西大學文學院。當時陳寅恪的右眼已盲，走路略感吃力。穿長袍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著書本、講義，另手拿著一瓶冷開水，步入教室，入座即開課，了無閑言。陳寅恪一面講，一面板書，不時喝水。由於他講課內容精闢，極富啟發性，當時慕名前來聽講者，不乏百數人，講堂座無虛席，待立門窗兩旁，幾無容足之地。聽講的不僅是學生，華西壩其他大學也有不少教師來聽課，當時學術界不少人私下裡尊稱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他在講述曹魏之所以興起與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淵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興，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徵引簡要，論證確鑿。陳寅恪的課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創穫和新意，多發前人未發之覆。陳寅恪講詩亦如講史，即以詩證史，而非純詩之講解。不先讀元白（后加劉禹錫）之詩，是聽不懂陳寅恪所講的。追憶他所講的內容，既專且深，自然有諸多聽不懂的地方，兩課能堅持聽講到底者，不過二十人，其中大多數今已成為在文史研究方面學有專長的專家。

1941年12月14日，校讀《新唐書》第二卷，書後附自記。次年正月，陳寅恪仍然校讀《新唐書》。這年冬天，在坊肆中購得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十二冊，排印字既小，且多雙行注，字尤小，陳寅恪現在的眼疾已經厲害，做這些研究非常吃力。第十二冊末的跋中提到，他是在無意中於書肆廉價賣到了這本書。不過幾天世界大戰起，在萬國兵戈饑寒疾病之中，研讀此書也有利於消磨時光，於是匆匆讀了一遍。以前家藏的殿本及學校所藏的本子都要遠勝於這個本hｔtps://rｅａｄ•99cｓw•coｍ子。以前陳寅恪讀這本書的時候是在太平之世，而現在讀的本子時值亂世，反而給人一種親切熟悉的感覺，身逢亂世，能坐下來安靜地讀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也許已經是很大的享受了，而對於那段時間長期輾轉奔波的陳寅恪似乎更是難得和珍貴。

斯時斯地的苦與難，反而更加激發起了投入學術的熱忱，憑藉頑強的毅力，陳寅恪這段時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績。1944年到1945年陳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長恨歌箋證》、《元微之悼亡詩箋證稿》、《白樂天之先祖及後世》、《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論元白詩之分類》、《元和體詩》、《白樂天與劉夢得之詩》、《白香山琵琶行箋證》、《元微之古體樂府箋證》、《讀吳起昌撰梁啟超傳書後》等文。

這段逃難經歷陳寅恪深有感慨，有《壬午五月發香港至廣州灣舟中作用義山無題韻》、《予挈家自香港抵桂林已逾兩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賦此》，又有《壬午桂林雁山七夕》詩。從吳宓日記中又有《夜讀簡齋自湘入桂詩感賦》詩：

這個時候蔣天樞與藍孟博同在夏壩復旦，聽到老師陳陳寅恪到達重慶，住在觀音岩俞宅，兩位約同往謁。藍氏往購奶粉，僅得三罐。陳寅恪和夫人都還在病中，雖然稍微痊癒，但是僅僅能在床上倚靠著被子坐起來。當時，陳寅恪說道：「我就是缺乏這個，才會病成這樣。」戰時學者之清苦，令人心寒。

黑色歲月里，穩定的時候是很稀罕的，平靜的日子是一點不敢奢望的。是年八月的一天，他們一家又不得不從桂林啟程北行，原因是1943年的夏天戰火逼近湖南，長沙等地的形勢日益緊張。在這種形勢下，無奈的陳寅恪攜全家再次登上艱難漫長的逃難旅程。先是搭乘貨車由桂林出發，經過宜山、金城江進入貴州境內，過獨山到都勻后，唐篔染上痢疾，勉強走到貴陽市后，病情加重，中途暫時停下休養，找到中西藥品，慢慢調理，但是療效很慢，大約經過一個多月，她的病情才慢慢好轉。於是，又勉強地登上川黔公路，這一路，波折坎坷，陳寅恪又著急上火，路上也患病，1943年冬天的11、12月間才到達重慶暫時在觀音岩俞大維家休養。

吳宓聽到老友脫險，亦有《答寅恪》詩：

5月5日，有船到廣州灣（即湛江），陳寅恪一家帶了簡單的行李乘坐海輪由香港取道廣州灣準備返回內地。途中，遇到風浪，一葉扁舟，驚險萬狀，但為了歸死故丘，毫不猶豫。好不容易到達湛江，住進了一個嘈雜擁擠的旅社，與內地取得聯繫后，又由旱路經過赤坎、廉江、郁林、貴縣，在貴縣換船到桂平，換拖輪到柳州，在1942年六月末抵達桂林市。

因為生活艱苦，營養很差，左眼視網膜剝離加重。1944年冬天，陳寅恪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事過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個早上，陳寅恪突然發現兩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東西了，隨後住進成都燕大校址對面的存仁醫院，進行治療，住在三樓73室。陳寅恪平日食量極少，主食但吃麵包一二片，副食亦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減，靠打針和服維生素b來補充營養。須知當時打一針的費用昂貴，維生素b價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購得。唐篔為買一葯，四處奔波，實在是煞費苦心，儘力支撐。雖然偶爾親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應付一時，而長年累月，膳食藥費，開支日益緊張，艱辛備嘗。陳寅恪住院期間，雖然輟講，但是他還是熱情地歡迎大家與他一起討論學術問題。他帶的研究生經常就病榻前請益。此外，國內外學者途經成都時候，亦必躬謁面教，質疑問難者頗不乏人。對來訪者提出之問題，不論用英、德、法語還是漢語，陳寅恪多先閉目沉思，然後作答，縱使答話只有隻言片語，也是深入辟里，給人啟發，令人信服。

1940年，歐洲戰爭局勢緊張，滇越交通中斷，飛機票價高昂，陳寅恪難以赴英，同時也無法返昆。唐篔身體抱恙不能遠行，陳寅恪幾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經濟拮据，不能自給。時任中英文化協會領導人的杭立武及時與香港大學聯繫，加上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的力薦，陳寅恪得以謀職港大，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這解決了全家在港的生計問題，使全家能暫時在香港居住，同時也利於陳寅恪學術研究的繼續，於是他向西南聯大請假一年，暫時留在香港講授。

陳寅恪任教廣西大學一年多，他平日教人，言必信，行必果。read.99csw.com獎掖後學，不遺餘力。不但對古人不輕加訾議，即對當代人物亦不輕加品評。先生為人謙遜，虛懷若谷，而於學術問題上，是非分明，不以人廢言，亦不以言廢人。尊重歷史事實，追求客觀真理。著文立論，無一字無來歷。每能因小見大，多發前人所未發之覆。博大精深，自辟蹊徑。不特能闡事理之當然，且能解其所以然。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陳寅恪深為悼念，為其作輓詞，許地山的追悼會在9月21日舉行，陳君葆說「輓聯中以陳寅恪的一對為最親切有味，可謂情文兼至」，輓聯的內容如下：

這是一段辛苦波折的歷程，頂著巨大壓力的陳寅恪在1942年到1943年年間，依然寫出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陳述遼史補註序》、《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等文，這種治學的毅力和精神是令人佩服和感動的。

1945年的除夕，陳寅恪從存仁醫院回家，外面的爆竹聲聲更加襯托出了陳寅恪內心的傷痛與對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憂心。作為一名學者，從事學問研究，不能用眼睛讀書，前路何去何從，心中的苦悶只有在詩中去尋求一種發泄和寄託：

這一路走來真可謂身心俱疲，備嘗艱辛。陳寅恪病情稍為好轉之後，啟程去了成都，抵達成都時，已在1943年的12月底，後任教於燕京大學。

陳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時候，仍然不忘記國事。1943年冬，剛到達成都的時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難以見到，勝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時到來，難以讓百姓過上平靜祥和的生活。那時的日寇在中國的侵略氣焰仍然囂張，兵塵漫漫，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1945年，盟軍攻陷德國柏林，勝利的曙光姍姍來遲，倭寇已經窮蹙，迎來了「破碎山河迎勝利」之感。中國的抗日勝利，更是喜不自勝，國恥家恨經歷了艱難曲折，傷痛累累的八年後終於有了個完滿的句號。陳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

這首春日感賦，內含深意。首聯是說時局好轉，美國參戰。次聯藉漢時楚元王故事，喻士人不為世人所重視。穆生初受元王敬禮，因不嗜酒，王乃以醴，后王忘設醴，穆乃謝病去，且說：「醴之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第三聯諷刺當局之虛矯，曾有請顧頡剛寫九鼎銘詞為元首祝壽一事，而不知道當時社會傷貧已甚，國家元氣殆盡。末聯之典出自《南史》：周顒、何胤崇佛法，但是周有妻子累，何有肉累，之所以不能擺脫世俗諸累，因為有身。老氏有言：「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戰事艱苦，物價飛漲，傷貧日甚，士人的生活窮困，此詩已經略見端倪。另一在桂林所作挽張蔭麟二首之二，表達得更加清楚，隱約間我們還能感覺到那份深深的哀憤：

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問題，唐代的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庶族地主與士族地主的關係問題，隋唐制度之淵源等問題的研究，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嚴謹精邃，自成一家。因此，從治學方法論的層面來說，陳寅恪的史學方法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重要補充。陳寅恪雖然未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研究，但他並不缺少歷史主義的史識和樸素的辯證觀點。他治史視野開闊，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鉤稽史料，抉幽闡微，因小見大，長於在別人不注意處發現問題，找出內在聯繫，揭示出帶有規律性的重大歷史現象，言人之所未言。

之後，陳寅恪繼為中文系主任。在港大任教的時候，陳寅恪曾作公開學術演講，曾經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雖然僅僅一首詩，他竟然綿延講了兩個月，每講一點內容，往往旁徵博引，深刻剖析，足可見他的博大精深處。此外，在香港大學還有過一次用英文作學術性的公開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

當時陳家住在九龍城的太子道，離著位於市區的香港大學較遠，陳寅恪到港大上課需要車船倒換，來往上課，極其不易，當時他們一家在港的生活也是很艱難的。陳流求記錄道：

楊遇夫（樹達）先生1942年贈陳先生詩云，「朋交獨畏陳夫子，萬卷羅胸不肯忘」。陳寅恪研究領域極為廣泛，並在中國比較語言學研究各個方面都深有造詣。他致力於漢、中古和六朝的歷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節為基礎，但成果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堪稱學術界真正的貢獻。他在西方比較語言學方面受過的訓練是一流的。他曾經學過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尤其精於藏文。他不但能夠同時使用中國和西方歷史學家的方法和文獻，並且善於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利用。由於歷史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要結出最好的碩果，必須具備深厚的知識和批判的態度。在現代中國，歷史研究真正的進展，是透過運用批判性的方法達致的，唯應用範圍一般仍十分狹窄。近來，研究領域已有所擴展，但方法一般仍欠嚴密。歐洲正統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只是在最近的歷史著述中才開始感覺得到。陳寅恪能夠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實的真正意義，利用一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論證意義極為重大的ｒead.９９cｓw.ｃoｍ事件。以前的中國歷史學家，要麼就是對細微的事實感興趣，故他們的成績不免支離破碎；要麼就是對通史有興趣，因此過於理論化和太具想像力。

1944年，陳寅恪仍然執教燕京大學，因為燕京大學上課地點改在華西大學文學院，所以又要搬家到華西壩廣益宿舍居住。在華西壩期間，陳寅恪除了上課外，基本上完成《元白詩箋證稿》一書。此書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不是在說詩。陳寅恪憑藉其精深的舊學根底和深厚的史學素養，把史學和文學打成一片，以詩證史，以史證詩，融會貫通，在史學和文學研究中開創了一條新道路，他的《元白詩箋證稿》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前面陳寅恪所作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二書，一論唐代制度，一論唐代政治，此書則言唐代社會風俗。

1941年春天，陳寅恪曾經由港飛往重慶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有詩《辛巳春由港飛渝用前韻》：

1943年冬天，成都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在學校的周會上說：「我校遷徙西南，設備簡陋，不意請得海內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前來執教。陳先生業已到校，即可開課。這是學校之福。」不久，教務處公布了陳寅恪所開課目，當時陳寅恪兼任歷史和中文兩系，所開課為《魏晉南北朝史》及《元白詩》。下半年陳寅恪又開《唐史》及《元白劉詩》。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借一女子中學的舊址上課，地小房少，聽陳寅恪講課者為教室所不容，且先生住房亦狹隘。所以，第二年開設《唐史》及《元白劉詩》時候，改到城外華西大學廣益學舍之大教室，以便所謂華西五大學學生，均可共同聽課，陳寅恪亦遷至廣益學舍居住。

陳寅恪重點的治學方面落在歷史領域，對於歷史的研究，他提到，其中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凡是前人對歷史發展所流傳下來的記載或者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是比較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的，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然全部查過了，但是可能還有地下未發現或者即將發現的資料仍然可以證明其並非「無」。陳寅恪的話分量是很重的，對日後紮根在史學研究的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有了這段自港逃出的經歷，陳寅恪雖然慶幸生還，但是「國門生人有新愁」。1943年春夏間仍然任教於廣西大學，居住在桂林雁山別墅。陳寅恪有《癸未春日感賦》詩，給李庄史語所第一組諸友：

以書為生的學者，雙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難續，牛津講學的意願化為烏有，身邊的妻子女兒如何照顧，老父的遺骨待葬，恨愁交加，對人生多舛的無限感嘆溢於詩表。一年之計在於春，可是這年的春天，陳寅恪的眼睛變壞，春天的大好時光還沒有來得及好好欣賞，一年的所有計劃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擊得凌亂不堪。以往美麗的東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來細細地審視了，化作了回憶，只能努力用心來尋找那份原來屬於自己的美麗。沒有春天可見，獨自對著繁枝茂葉愴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這個時候，陳寅恪內心的悲涼和無奈無以言表。

陳寅恪原計劃到四川李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英庚款會和廣西大學既然相約講學，就決定在桂林暫時休息，乃致書傅斯年辭去中研院專任研究職務，接受廣西大學的聘任。任教廣西大學的時候，陳家搬進背傍石山的廣西大學宿舍中。據陳流求記錄，當時敵機常來轟炸驚擾，經常逃警報。陳寅恪曾經冒著被轟炸的危險到粵邊坪石當時的中山大學臨時校址短期講課，有「清談與清談誤國」和「五胡問題及其他」兩次學術講演。陳寅恪到中山大學講演是有一定原因的。老教育家金曾澄教授於1942年5月被當時的行政院任命為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他上任后，注意物色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來校任教。陳寅恪當時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金曾澄代校長只好用特殊的方式處理，用特約教授的名義聘他來校為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講學。於是便有了這兩次著名的在中山大學的講演，講學的簡況，當時的《國立中山大學日報》作了扼要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