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愛情，陳寅恪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他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這樣的愛情現實中是沒有的，只有在文藝作品中才能發現。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忠貞不渝，矢志不變。例如賈寶玉與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第三個層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而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給常人的，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但這種狀況下是否夫婦一直有著真正的愛情呢？最後，還有一個層次，不過這其實已經不是愛情，只是貪圖慾望的滿足而已，已不足論也不必論。有鑒於此，陳寅恪對如何選擇婚姻愛情有自己的立場，他說：「學德不如人，此實吾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說：「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事業，而一心只求得一美麗妻子，是很愚蠢的。而當時在美國的許多留學生就是如此，令人遺憾。

1944年11月中旬陳寅恪的左眼已經惡化，但未休息仍繼續授課，石泉（劉適）、李涵（繆希相）先生在《追憶先師寅恪先生》文中提到，陳寅恪在課堂上對大家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1944年11月23日陳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濟、傅斯年二先生，談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后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吳宓日記》1944年12月10日記有與父親同在燕京校樓晤面事，過兩天後12月12日記：宓訪寅恪于廣益學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陳寅恪抵達倫敦后，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經英醫診治開刀，因耽擱太久，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從代筆的家書中簡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總的比出國時好，醫生告勿須再施手術。陳寅恪尚存最後一線希望，請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所寫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老友胡適先生，經託人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諮詢，亦無良策。胡適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陳寅恪在英期間，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學講演東方漢學，彼時全歐漢學家如雲而集，然除卻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數人外，皆難明曉。因眼睛沒能復明，陳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牛津大學的聘約。

唐篔晝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舊病複發。此刻燕京大學的師友、學生非常關心，輪流在床邊守護如同家人，此情此誼，感人至深。陳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後由家裡送湯水到醫院，但陳寅恪進食很少，體質更加下降，對傷口愈合殊為不利。術后一月，醫生告知第一次手術未成功，準備再施二次手術。陳寅恪夫婦甚為躊躇，唐篔曾向親友徵詢意見，最後陳寅恪自己定奪暫不再進行手術。因感到第一次開刀不但未粘上，並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開刀，醫言又無把握，他們決定先靜養一月看看有沒有進步，如果將來忽然又變壞，然後再開刀進行手術。基於病變性質，當年的醫療技術設備條件及身體基礎狀況等原因，陳寅恪在舊曆除夕前出院，以後陳家與陳耀真、毛文書教授家仍互有往來。

這個時候的唐篔，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們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飛機騰空而起時，唐篔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禱他能遇上蓍婆那樣的神醫手到病除。不過，從句中的「嘆息」中，我們也可探知其背後的辛酸，因為陳寅恪在《五十六歲生日三絕》中的一首講：「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乃翁」。抗戰以來，夫妻二人患難與共，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攜手走了過來，這份至真至純的感情是令人感動的。

在這樣一個寒冷的早晨，陳寅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陳流求去通知學生：他當天不能上課。並即刻到存仁醫院診視。12月14日，因左眼視網膜脫離，住入該院治療。入院後由陳耀真教授主持，於12月18日進行手術。唐篔給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說：寅恪經手術后，今日為第九天，內部網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須平睡，不許稍動，極苦，而胃口大傷……

陳寅恪到成都之時，其右眼已壞，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間，除上課講學，平時不輕易出門，交往不多。蜀中學人，大多仰慕陳先生人品文品，但礙其病體及個性，實際交往的人並不多。然而，陳寅恪在成都期間，曾經四方搜求四川學者劉咸炘的學著《推十書》一讀，並認為從未謀面的劉咸炘，是蜀中最有學問和成就的學者。劉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學界一位奇人，早年師從什麼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國學的功夫卻十分了得，30多歲即成就被陳寅恪推崇萬分的煌煌巨著《推十書》。然而，僅38歲，即歸道山，不再問學。

陳寅恪與胡適的殊途同歸。胡適與陳寅恪年齡相差不到一歲，兩人家庭背景不同，二家並無淵源。1929年兩人在北平初識，這個時候，兩人都是在外遊歷多年歸國的。胡適推重陳寅恪可見之於抗戰爆發后，陳氏申請牛津中文講席，胡適隨伯希和之後，大力推薦，但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未實現。陳寅恪對胡適的推重，可見之於蔡元培逝世后，陳寅恪主張胡適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大家想要選胡適一票，連平素不管別的事情的陳寅恪也是極為關心的，「矢言重慶之行，只為投你一票」。當蔣介石下條子指定顧孟余繼任時候，「我輩友人」，「頗為激昂」。信中又說：次日晚，翁（文灝）任（叔永）出名請客，談此事，寅恪發言，大發揮其「academic freedom」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其意在公，至為瞭然（彼私下並謂，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意指翁、朱、王也）。1948年，朋友們對陳寅恪離開北平表示突然，這之間胡適的邀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陳在抵達上海的時候，胡適曾經勸說陳寅恪到台北，但是陳寅恪已經決定了去廣州應嶺南大學之聘。陳寅恪到達廣州的時候，胡適遠赴美國。自此，胡、陳天涯分割，有生之年再也未曾見面。

在梁羽生的《聯趣》剪報之中，還找到了一副陳寅恪挽許地山聯，聯雲：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離亂相依託，嬌女寄廡，病妻求葯，年時回憶倍傷神。

陳寅恪讀書極勤，早年讀書用眼過度，長期伏案寫作，加之歲月艱辛身體勞損，致使目力嚴重受損；由於好學和勤奮，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的近視。在國外的多年求學生涯中，他嗜讀不倦，不圖虛名，不拿學位看重知識，不為學歷而讀書，為知識而讀書。用功頗勤，經常廢寢忘食地扎于書堆之中，在知識的海洋里遨遊，其樂無窮，並且掌握了閱讀十多種語言的能力，通曉十多種文字。年輕的陳寅恪將有限的青春全部寄託于迷人的知識殿堂里，加上國外求學，花費高，資金來源不充足，雖然一同在國外求學的朋友會互相幫助，但是異國他鄉，求學的路程都是極其艱辛的。處在13歲時候，正值少年生長發育旺盛，也是眼球長軸發育趨向穩定之際，陳寅恪在這個年齡即東渡日本求學，他曾經談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學所帶便當只有點咸蘿蔔佐餐，偶爾有塊既生又腥的魚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陳寅恪在異鄉仍苦讀不輟，以致營養不良，引發「腳氣病」，不得已返國。後來再度出國留學的時候，為了節省時間可以多學點東西，他經常帶著點麵包作午飯，這樣在圖書館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學到的東西是越來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體營養長期跟不上，身體也在變得虛弱起來。他逃難離開北京的時候，右眼視網膜已經出現剝離的現象，若能夠及時到達英國，眼疾當可以醫治得到痊癒，不會導致失明。但是戰亂生活困頓，沒有及時趕到英國治療，導致目疾進一步加重。

作為一位教師，陳寅恪是極為認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認真的教書、備課，是因為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熱愛，是因為他對祖國的熱愛。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冒著極大的危險，攜同妻女從香港回到大陸。「萬國兵戈一葉舟，故邱歸死不夷猶。」放棄了外國的優越環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災難中的祖國，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在雲南昆明，在廣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連天的日子里，他過著貧困、苦難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書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燈下讀書備課，以致熬壞了眼睛。內心對祖國的愛和對祖國文化的愛支撐著他走在艱難的人生路上，他的讀史論史，他的教書育人，總是著重祖國一脈相承傳下來的文化。這些都是基於他對祖國文化的理解和熱愛，並頂住壓力，拋開阻力，邁著艱難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業績。

自由往往是一種感覺，沒有自由意識的人雖然沒有自由卻擁有自由感，自由意識太強的人即使有少許自由也沒有自由感，這也適用於陳寅恪的心態。越是對自由空間需要強烈的人越會感到自由空間太小，即所謂「天地一牢籠」。詩集里抑鬱的情緒太壓迫人，「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學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壓抑積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洩，「玉溪滿貯傷春淚，未肯明流且暗吞」，於是盤旋糾纏，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了晦澀深奧的詩句，在譬喻、典故、成語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詩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滲露。這個久負盛名的學者心靈深處竟纏繞糾結著這麼複雜難解的情結，它不僅籠罩了陳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陳寅恪的詩。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約，去倫敦療治眼疾。他抱著最後希望，祈盼恢復一定視力，決定遠涉重洋。這時他雙目不明，身體虛弱，唐篔又不能同行，困難可以想見，然而溫婉的唐篔還是力勸丈夫遠去，並撰詩「扶病送行休嘆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聯合大學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結伴同行，唐篔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離家遠行。

也許不好說陳寅恪和唐篔的結合是自由戀愛，但也決非父母包辦。籠統地講，陳先生的婚姻就是我們常常為之感動的某種傳統：先結婚，再相愛，然後相濡以沫，風雨同舟。陳寅恪先生絕對是學品和人品相一致的人。對於婚姻和家庭，陳先生更看重的是責任，這個責任也包含著，一個有著光榮歷史的家族對這個國家的深厚感情。無論是陳先生的婚姻，還是他的學術，都值得後人好好尊敬。唐篔，這位飽讀詩書的名門閨秀，對丈夫的學術思路，自然了如指掌，且不說九_九_藏_書她的毛筆字連公公大詩人陳散原老人也愛不釋手，就算是詩歌的唱和，典籍的檢點，她也是陳寅恪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陳的許多詩篇都是她一筆一劃地筆錄下來的，因此，不輕易許人的丈夫，也有「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之句相贈。以「可封侯」來表其功，可見唐在陳心中地位之高。而唐篔既為自己能擁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也為自己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欣慰，所以她也有「齋中脂墨助高才」的「自許」。當然，奉獻的背後是巨大的犧牲，為了成就丈夫的學術成就，或保持其心態的平穩，唐篔以多疾之軀，默默地承受著無數的壓力，而她都默然承之，且靜若秋水。

後來情勢的變遷不必多說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潮大勢，實在與吳宓、陳寅恪們太背道而馳，實用倚師夷長技之思想傳統，挾科學主義之威勢，借西學諸子之闡揚，靠救亡背景之脅迫，迅速蔓延為主義為思潮。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體、有效上，現實的有利無利成了價值的尺度，短視的好取惡舍成了行為的準則，對於永久的、超越價值的信仰卻以不切世用而無人問津。於是，吳宓也罷，陳寅恪也罷，只好獨坐書齋，以學術研究繼續尋覓他們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謂鬱郁乎文哉的追懷早已是一枕幽夢，今時人文主義的理想的道也早已荒草叢生，吳宓詩云：「世棄方知真理貴，情多獨嘆此生休。」陳寅恪詩云：「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涼，此生也休，來生也休，真理固貴，但在鮮有人問時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內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歸於自媚自娛，在書齋孤燈下，在考論文章中，我們便只見到兩個孤獨的學者的背影和20世紀中國最真摯的友誼，如果要選，吳宓與陳寅恪近半世紀的交往至少應該排行前幾名。這段情誼，除了個人私交之外，更是學者面對時代風暴，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腳註。吳宓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1921年回國后便與梅光迪等人創辦《學衡》雜誌，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跟陳獨秀、胡適之、魯迅等人的《新青年》打起對台來了。這種文化保守主義，在當時以及後來的革命氛圍中，根本是逆流而行，當了10年總編輯的吳宓在時人心目中的評價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吳宓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思想，其實是受到了陳寅恪很深的影響。

1941年底，日軍突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攻佔香港，陳寅恪在家閑居約半年。這個時候，他應牛津之聘的計劃完全被打消。對於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計劃不斷被打亂，但是不管在什麼時間，什麼情況下，唐篔都在身邊默默的支持和鼓勵著陳寅恪。後來香港淪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勸誘，對身負國恥家仇的陳寅恪而言，這些只會讓他怒髮衝冠，「正氣吞狂賊」。於是，陳寅恪意識到在這樣的關頭，唯有離開香港這個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於是唐篔和陳寅恪告別了港居儘管艱難但也些許穩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難的歷程。歷盡萬辛，在1942年6月末抵達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並任教於廣西大學。但是穩定的時間並不長，1943年的8月，由於戰火逼近湖南，他們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難的歷程。唐篔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貴陽時候，病情加重，找到藥品，慢慢調理了一個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時陳寅恪也得病，費盡波折，終於在1943年12月底，抵達成都，不久任教於燕京大學。

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又是一個自視極高的學人，而這也就決定了他不能不時時從書齋中伸出頭來探望一下他身邊的祖國，並時常為這多難的祖國發出一聲嘆息，於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間來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間書齋對別人也許綽綽有餘，但對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時代給他的只是這一間書齋四壁書。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衝出書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為匕首為投槍，縱然沒有荊軻的壯舉，但也可以用易水蕭蕭的悲歌宣洩出胸中的鬱悶。他只是一個學者，多年理性的訓練使他習慣了理智的生活，於是他只有深深地埋頭伏案于書齋中，只是在寫詩的時候，才允許心底的憂鬱稍稍滲透出來，而這憂鬱和憤懣還被種種典故包裹著並掩飾著，於是他的詩中那份悲涼又多了幾分哽咽幾分苦澀。「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自1928年與陳寅恪結婚以來，唐篔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務，讓丈夫專心搭架巍峨的學術大廈。1929年，生產誘發了唐篔的心臟病，讓她差點死去，浪漫的生活從此籠上了陰影。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家逃離北平，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在逃難的路上，她一邊安慰著剛剛失去父親的陳寅恪，一邊照顧著年齡尚小的三個女兒，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在嘗盡了苦痛，歷盡了萬難之後，到達了長沙，但是由於戰事，清華臨時校址又準備南遷到雲南，無奈，唐篔和陳寅恪只有帶著全家拖著早已疲憊不堪的身體，再度南下。幾經周轉，到了唐篔的原籍桂林，這裏自然有她的很多親戚和好友，但是，戰事緊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親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幾天，又匆匆地話別，懷著無限的眷戀和不舍，她與陳寅恪接著南下。闊別多年、見到親朋好友的喜悅和興奮在那樣的歲月里瞬間被戰爭的慌亂和逃難的艱辛打擊得無影無蹤。到達香港后已經是1937年年末了，他們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春節過後，由於路上的艱辛，急火攻心，唐篔的心臟病發，身體已經很虛弱，陳美延不過幾個月大，經歷這麼多的波折，也在這個時候生病了，實在是無法繼續趕路。而陳寅恪又必須趕到雲南上課，將他們安頓好后，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在香港，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唐篔拖著病體，費盡心思地照顧著幾個年小的孩子，生活過得無比艱辛，但是為了陳寅恪不分心，這一切她都一個人默默地扛了下來。

陳寅恪對於朋輩的學術造詣，向來是備加推重的。他尊楊遇夫先生為「漢聖」，楊先生在回憶錄中一再提到陳先生對他的鼓勵。對於後輩，只要有一得之見，他總不吝嘉獎，不少後輩的論著都有陳先生加以勉勵的序文。周一良在清華中文系開設「佛典翻譯文學」課時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諮詢陳寅恪這個課的時候，在陳寅恪表示贊成的情況下，最終得以開設的。陳寅恪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后的就業情況，也非常關心。

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因名氣太大，學問精深，其授課時，台下聽課者除學生外，竟時有林山腴先生，著名學者程千帆、沈祖棻（被朱自清譽為「現代李清照」）夫婦，以及諸多慕名而來的文化藝術人士。可見當時陳寅恪聲名及影響之大。

先賢老子早就給人們講過了福禍相倚伏的道理，《易經》也早就給我們提供過否極泰來的成語，愛讀書這一點對於陳寅恪來說其實也有它不好的一面。這在第一章我們已經約略提到。

至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離成都飛赴英國治眼疾為止，陳寅恪在成都生活１年零９個月。雖說是首次客居成都，陳寅恪其實對成都早就心嚮往之。在半年多前動身之際，陳先生曾致信時任華西協合大學當教授的友人聞宥，信中說：「弟久有游蜀之願，今幸得遂。」陳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傾心於為歷代名家現之筆下的險峻雄奇，卻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視巴蜀為藏龍卧虎之地，不可等閑視之。早在1940年，陳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時，就有詩云：「自笑平生畏蜀游，無端乘興到渝州。」陳寅恪自稱「平生畏蜀游」，學界、坊間均作兩種解釋：一為李白詩中「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關山阻隔，旅途艱險，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認為巴蜀之地，歷來藏龍卧虎，多異士奇人，陳寅恪虛懷若谷，自嘆「畏蜀游」也。

陳寅恪在中年雙目相繼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對於終身以讀書、教學、研究學問為己任的陳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難以體會的。他的孩子那時雖然年齡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內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個時候全家都籠罩在憂鬱的氣氛之中。關於陳寅恪失明的記載，她們在回憶短文中分別有載。

陳寅恪在燕京大學教書，一直到抗戰勝利，在抗戰勝利的前兩三年間，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生活極為困難。執教燕京大學的時候，陳家與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陝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樓下，陳家住樓上。所謂「宿舍」，不過是用籬笆隔成的極狹的小屋，陳寅恪一家５口擠住３間小屋，頗為簡陋。那時物質條件很差，燈光昏暗，物價飛漲，間或還要躲警報，生活如此艱難，陳寅恪用唯一還有視力的左眼，仍然不斷地從事著學術研究和著述。1944年秋，陳家遷入成都華西壩廣益路宿舍。相比抗戰以來的顛沛流離，陳寅恪在華西壩的生活，雖說仍不免清貧之困，卻總體上說是平穩安寧，也是做學問難得的平靜時光。除上課講學，偶爾應酬交往，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舍中讀書著述。儘管眼疾病痛困擾，陳寅恪在成都，共寫就12篇論文，其中有9篇後來收入晚期名著《元白詩箋證稿》中。當時的華西壩，真算得上大師雲集，盛況空前，顧頡剛、錢穆，蕭公權，李方桂，許壽裳，呂叔湘……每個人都是其各自領域的領軍人物。然而，陳寅恪卻如眾星捧月，成為其間翹楚。1944年5月6日，華西壩上的華西、燕京、齊魯、金陵4所大學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５校中文系舉行聯誼大會，眾學者公推陳寅恪為大會主席。陳寅恪眾望所歸地登台講話，除闡明此會意義外，著重對５校中文系今後應著力方向做了詳細闡述。遺憾的是陳寅恪這篇精彩深刻可列為珍貴文獻的講話，因其時未有詳細紀錄而流失。

抗戰時期，陳寅恪一家顛沛流離，生活極不安定。這一個階段，他的目疾由輕加重，中間赴英治療無效，終至失明。國事方面，強敵侵略轟炸，國無寧日，處此亂世陳寅恪自然感慨萬端，煩冤苦楚都出之於吟詠，「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發幽憂鬱抑之情，時事在詩中的反映也頗多，人們頗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樓」（1940），「九鼎銘詞爭頌德」（1942）等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字字句句都濃縮進陳寅恪苦悶與無奈。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月，輾轉逃難、敵機轟炸、貧病交加，幾近失明的陳先生授課不掇，著述不掇。備課從不懈怠，所授課業讓許多後輩受益多年。經虎門抵達香港時，已經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陳家暫時住在羅便臣道104號地下室。人地生疏，聽不懂廣東話，使用港幣，生活費用昂貴，生活極其艱難。春節過後，陳寅恪必須趕赴西南聯合大學上課，但是唐篔原患心臟病，旅途勞頓，體力不能支持，陳美延也得病，不能再九-九-藏-書走，陳寅恪決定隻身取道安南、海防，到雲南蒙自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授課。路上書籍的丟失，無疑增加了現在校讀工作的繁雜和難度。陳寅恪校《新唐書》時，已遠不如校《舊唐書》時的悠閑。流離西南，生活極不安定，現在他的眼睛視力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傳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詩箋證稿》的大部分文字是這一時間完成的。

吳宓可以說是與陳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們的友誼讓人感動和讚歎。在《吳宓文集》有記載：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寅恪，兩人一見如故，經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陳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以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1925年，他擔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請陳寅恪為「導師」。此後兩人共事于清華，朝夕往還，吟詩唱和。吳宓因離婚問題，外界很不諒解，唯有陳寅恪尊重他個人的決定；人人都欣羡吳宓擔任《學衡》、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擁有自己的地盤。陳寅恪卻希望他屏除雜務，專心讀書著作。相對地，吳宓也視陳為終身師友。

顯然這裏所說的精神之學問便是吳宓、陳寅恪所謂的道，在他們看來，中國古代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現代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希慕富貴，不肯用力于學問，都是一種希圖速見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話說是揠苗助長，用現代的話講是急用先學，一旦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適用。即使是在危機四伏、亟待復興的時代，也不可忽視的精神學問，因為「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慾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於是，吳宓以其《學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貫之精神及信仰，陳寅恪以其學術，昭示他們的別一種拯世覺世之道，一則為中國人重建終極意義的根基，一則為自己尋覓安身立命的歸宿。吳宓是白璧德、穆爾的學生，始終認定人文主義理想綜合古今東西的文化傳統，是超國界的。陳寅恪在哈佛期間也曾由吳宓介紹與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對張海、樓光來、湯用彤、陳寅恪及吳宓期望至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思想的根深蒂固處更多體現了理學中不斷追尋心性自覺與精神提升相結合的力量，所謂中體西用的「體」似乎便是以此為核心精神。

陳寅恪心底是最愛惜自己軀體的，尤其是像他這樣胸懷大志、自期頗高的學人，身體是他實現抱負的基礎，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戶，當他百病纏身、雙目失明的時候，他怎能不對這不爭氣的軀體進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於是，在《五十六歲生日三絕》中他寫了這樣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后，這目盲和待死的兩個意象就反覆出現在他的一些一些詩句中。他自稱「盲翁」、自題「不見為凈之室」時也許還帶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殘廢」、「衰殘」字樣時，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涼，以衰殘之身面對人生，他想到了「死」，「將死煩憂更沓來」，「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應逃后死羞」，「自信此生無幾日」。目盲和多病摧毀了他賴以維持生存的希望，他覺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結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瘡的軀殼在等候著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來，於是，在他預先給夫人唐篔寫好的輓詞中就出現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時局多難，萬事無常，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國的曠世災難拉開序幕。那個時候陳寅恪剛滿47歲。不久日軍攻佔了北平，陳寅恪父親散原老人懷著對祖國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國運，憂慮國難，生病後毅然拒絕服藥，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終於9月14日在憤懣中帶著無盡的遺憾與當時那個紛亂動蕩的社會長辭，享年85歲，此為陳家最重大的變故。經歷了父親臨終前後的這段日子，對陳寅恪的影響和打擊是巨大的，為父親拒食抗日不幸辭世的傷痛和震撼、為時局如此不堪的憂慮和苦悶、為日寇入侵帶來苦難的憎恨和憤怒，如此種種，錯綜交織，如針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傷的寅恪的心。經歷了如此大的家庭、國家的變故，還有身邊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顧，身上的責任感一時間也變得沉重起來，在這些苦痛與壓力的雙重打擊中，陳寅恪的身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遠比學術研究的困難和坎坷嚴重和殘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過度勞累，這個時候陳寅恪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漸漸的右眼失去了視力。

當年吳宓《答寅恪》詩曾說他「心事早從詩句解，德名不與世塵灰」，又說他「諸詩藉閑情以寓意，雖系娛樂事，而寅恪之精神懷抱，悉全部明白寫出」。的確，我們從陳寅恪的論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個陳寅恪，而從陳寅恪的詩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個陳寅恪，而後一個心靈中充滿自負又充滿悲哀的陳寅恪，也許更為真實，文人的真實情感從「文」中逐漸退卻到「詩」，詩言志的說法又把心底情懷大半逐出詩歌領域以來，詩已經不那麼讓人感動了。可是，《陳寅恪詩集》卻寫下了這個一代學人的心路歷程，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那深處有一種無法排遣的悲哀。這也許是作繭自縛，也許是自尋煩惱，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計，悔恨平生識一丁」，但凡人一識字，又有誰能逃脫這命運之網的糾纏和悲劇心靈的籠罩呢？陳寅恪精研韓愈，卻沒有注意韓愈《感春四首》之詩中「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畫蛇著足無處用，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眾異趣誰相親」這樣的箴言，他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個足夠廣闊的自由空間伸展自己的懷抱，而當時代和社會根本沒有給他半點羊角旋風供他鯤鵬展翅九萬里的時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無奈。「青山埋名願已如，青山埋骨願猶虛」，他自知不容於世，不容於人，所以他寫道：「廢殘天所命，迂闊世同嗔」。這種悲哀橫亘在心頭，又糾結成絕望盤旋在詩中，於是他的詩集里有那麼多痛苦，那麼多艱澀。

上蒼對於陳寅恪雖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絕情，他沒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陳寅恪一人身上，讓他徹底淪為一個悲劇人物。這不僅指他曾得到一個學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學術界眾口皆碑交口稱譽對於陳寅恪來說並不重要，因為他的抱負遠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陳寅恪在那個時代選擇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實現的職業即學術生涯，他的知識在學術生涯中得到了儘管不是淋漓盡致但至少是比較充分的顯示，那一部部學術論著儘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後讓人記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罵」也罷，「文章存佚關興廢」也罷，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後延續，雖然哲人已逝，畢竟哲思猶存。

當然，吳宓、陳寅恪的理想最終歸於幻滅。究其所以，除了外在情勢，他們始終未能溝通道與術、體與用即終極意義與現實價值的轉換通道，也是他們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道不能只是一個不可道的虛幻理念，它必須在每個人心中確立一種實實在在的信仰，而這信仰又必須在這世間生活中體現其意義與價值，正像陳寅恪自己所指出的，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當然，因為他們不是達而兼濟天下的政治家，而只是不達而獨善其身的文化人，不是為現實設計運作秩序的思想家，而只是為人類尋求永久價值的學問家。他們沒有能力溝通屬於他的道和不屬於他的術。同時，他們也不可能向世人展示出精神世界的永久性價值，因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在那個時代里，世俗世界需要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利來撫慰慌亂的心靈。這就是悲劇所在，也是吾道孤的原因所在。吳宓與陳寅恪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終又無法逃避這一點。吳宓曾以二馬裂屍為例與陳寅恪談及他入世積極活動以圖事功與懷抱理想恬然退隱的心理矛盾，陳寅恪則以解救及預防瘋狂的五個策略為吳宓、也為自己的痛苦心靈尋找緩解衝突的鎮靜劑。因此，他們只有退一步，以精神的學問為學問的精神，在漫天狂潮中保持心靈這一葉扁舟不至傾覆。他們以書齋的生活為實現道的途徑，以學者的執著為捍衛道的堤壩。雖然道並沒有如他們所想的那樣浸漫全人類心靈，但道也以其純粹的色彩成就了他們個人。在他們學術生涯中，他們實踐了對精神的追尋，實踐了對信仰的執著，也實踐了對學問的專一。

陳寅恪雖然歸來與家人共度舊曆乙酉元旦，而面對如此打擊，家人情緒極為低沉，陳寅恪心境也著實悲涼。不久劉適兼任助教，每日來家協助陳寅恪工作。1945陳寅恪於是年生日作詩云：「去年病目實已死，雖號為人與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設祭奠亡翁。」

多病與目盲是陳寅恪一生治學中巨大的障礙，但一定程度上，這又成了他不斷向前的動力。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通脫豁達的人，干政無門倒也無所謂，但閉門著書卻是他對人生的最後一點希望。可是，1945年他卻因視網膜脫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國求醫時尚存一線希望，「眼暗猶思得復明，強扶衰病試飛行」，可次年治療無效歸國時，他已幾近絕望，「遠遊空負求醫意，歸死人嗟行路難」。他其實十分珍惜自己的軀體，因為這軀體不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託文化精神論著的基礎，命運多舛，上蒼給他的卻是多病與目盲。他的心靈和他的軀體似乎是在互相對抗著的。在他的詩里，「大患分明有此身」這樣的詩句曾反覆出現，一次是1943年寫的《癸末春日感賦》，這時也許還只是一種感傷之辭；一次是1966年寫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滄桑變遷，感時傷懷的典故早已成為一種深深的無奈之情，陳寅恪也是在埋怨這個軀殼給他惹出這麼多麻煩，實際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體不能和心靈一樣自由強健。

陳寅恪在成都與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話。林山公，是當年與蜀中才子趙熙齊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學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陳寅恪的父親詩人陳三立，以及陳石遺等一批京城名士結社唱酬時，林山腴就是其中與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這些往事，陳寅恪都聽父親講起過，早年也讀過不少林山公的詩文，對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劉咸炘《推十書》之外，第二個真心佩服，欲探訪面謁的對象。

憂心國事，關心時局，心懷一顆忠誠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陳寅恪選擇了忠於祖國，選擇了忠於華夏文化。於是，毅然離開淪陷的北平，南下逃難；香港失陷，「正氣狂吞賊」，排開風浪，抵達桂林，在廣西大學找到屬於自己的九*九*藏*書自由空間。

陳寅恪治史的觀點認為文化超越于政治、經濟、民族等之上。在現實生活中，也貫徹了這一思想，對國家與文化的看法，實際上是合為一體。因各人對此文化感受和發揚的程度有差別，所以遇到激刺而產生的反應，其表現的強度或情況，也是不同的。這在其所作《王靜安輓詞》的短序，已經有明確的啟示，短序里對文化的解釋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佔香港，對陳寅恪威逼利誘，他都嚴厲拒絕，「正氣吞狂賊」。同時，他攜帶全家匆匆離開了香港，歷盡艱辛，到達廣西桂林，在國家處於危亡之際，先生回到祖國，與國家共存亡，與人民共甘苦，「故邱歸死不夷猶」。正首丘之義乃華夏民族愛國主義精神亦即民族氣節的最高境界，斯時斯地進行正體現了陳寅恪的高尚民族氣節。

這首陳寅恪挽許地山聯，是由金應熙提供的，陳寅恪和許地山，同是金應熙在香港大學求學時的老師。上聯的「蕭寺屬文」，據說是許地山喜歡于寺院避靜，看書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嶼山的寺院。下聯則是陳寅恪自述抗戰時候，在香港和許地山的一段交誼。1939年，陳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許地山招待。陳氏本來要往西南聯大教書的，但是因為唐篔當時正患心臟病，因此他只好單身前往昆明，把「嬌女」和「病妻」托許地山照料，寄寓許家。到了1941年春，陳寅恪應牛津大學之聘，再到香港，準備轉赴英倫，卻因戰火而滯留香港。陳寅恪遂于港大講學，而在這年8月許地山與世長辭，故陳氏有「年時回憶倍傷神」之嘆。

陳寅恪與周一良結緣，始自1935年。這一年，周一良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繼續留在燕京當研究生，並開始與勞乾等人跑到清華大學去「偷聽」陳寅恪先生講授的魏晉南北朝史課。在陳寅恪課堂上，周一良收穫豐富，「眼前放一異彩」，並下定決心，要走陳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陳寅恪的推薦，周一良獲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成為史語所這方集眾多學者的研究團隊的一員。

陳寅恪的眼睛過早成了高度近視，由是鼻樑上總離不開眼鏡，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清華園裡，無論是夾著布包袱上課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離不開它。陳寅恪的眼睛近視緣由是否有遺傳因素，很難考察出來。因為散原老人80高齡后仍能閱讀，陳寅恪的母親也沒有視力不佳之聞。最重要的原因應和環境因素、陳寅恪孩童時就開始長期近距離用眼，加上光照嚴重不足等有密切關係。

陳寅恪於1946年春結伴買棹歸來，途經紐約，數位舊友特登船看望，他對趙元任夫人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可知陳寅恪當時的視力情況。輪抵上海，由新午登舟接到南京暫住，於10月返回北平清華大學為教授。此時陳寅恪雖然雙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協助下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開「隋唐史」、「元白詩證史」諸科。兼燕京大學導師，且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時事日非，又目盲不見，遂名書齋為「不見為凈之室」。清華校方出於對陳寅恪的關心與照顧，曾建議他停止講課，在家專心從事治學研究，但被陳堅決拒絕。在助手協助下，陳寅恪每周堅持為歷史系、中文系各開一門課程，成為全國高校教壇著名的盲人教授。

1927年的秋天對陳寅恪而言過得非常不平靜，這一年陳寅恪已經37歲，但仍舊孑然一身。他曾經對吳宓說過：「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志於學志之大，而競競惟求得美妻，是謂愚繆。」而他的擇偶標準則是「對於女子，喜身瘦而面長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經很深很濃了，陳寅恪的清華同事郝更生與高仰喬戀愛，趙元任夫人楊步偉聽說高小姐尚有一義姐待字閨中，非常熱情，努力促成陳寅恪與其見面。陳寅恪晚年回憶，說道：「同事中偶語及：見一女教師壁懸一詩幅，末署『南注生』。陳寅恪驚曰：『此人必灌陽唐公景崧之孫女也』」。后冒昧造訪，未幾，遂定偕老之約。這位女教師就是清朝台灣抗日巡撫唐景崧的嫡親孫女唐篔，字曉瑩。自此，二人時常往來，情愫日增，幾番風雨，兩隻「舊時王謝堂前燕」於1928年8月在清華燕園開始了攜手人生的序曲。這一年，陳寅恪38歲，唐篔30歲。「當年詩幅偶然懸，因結同心悟宿緣」，正是這「燕都初見日」唐篔「恰排小酌待君來」，使這對患難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滿浪漫情調。這姻緣，似乎冥冥中早就註定了的。陳寅恪的自述雲：寅恪少時，自揣能力薄弱，復體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遊學東西，年至壯歲，尚未婚娶。先君先母雖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後來由德返國，應清華大學之聘。其時先母已逝世。先君厲聲曰：「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陳寅恪乃請稍緩。1927年消逝得略帶慌亂，在他個人的人生歷程里是名揚國學研究院的開始，也是感情的開始。就陳寅恪編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華講學流金歲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遠不會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臏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會為唐篔提前吟出這樣一副催人淚下的聯語：涕泣對牛衣，卅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后話。

陳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篔（字曉瑩）不僅是他的生活伴侶，更是他的精神依託。唐篔對陳寅恪的照顧無微不至，對陳寅恪的學生也很關心，慈靄可親，學生們也都願意接近她。

縱觀陳寅恪眼睛的悲劇，與半個多世紀前外敵入侵我國緊密相關，陳寅恪及祖輩素來視國家興亡、民族氣節為至上，為此而顛沛流離、生計困窘、營養匱乏，這些均促使悲劇過早發生。然而陳寅恪並未因雙目失明而停止教書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幫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筆，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頑強堅持著述創作。這種精神感人至深。

那時陳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喪來不及趕回，陳寅恪是當時家中唯一的兒子，先行主持喪事。國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極勞累，親友來弔唁時家屬均一一還禮，叩首或鞠躬，頻繁彎腰、低頭，以後方知，此類姿勢對高度近視者極不相宜，可能誘發視網膜脫離。可能正是這諸多因素促使陳寅恪在父親治喪期間右眼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決定是否施行手術，對陳寅恪夫婦是一次嚴峻的選擇。陳寅恪一度住進同仁醫院眼科病房，他不僅向醫生詢問有關病情，手術前後事宜及成功或失敗的預測等，還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詢。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當時身負國恥家仇的陳寅恪想到絕不能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

吳宓、陳寅恪雖然不是衝決一切的激烈先進，卻也絕非抱殘守缺的舊式鴻儒。如前己言，依吳宓的介紹，陳寅恪並不是時下想象的埋頭書齋的考據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曉天下事的卧龍式人物，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而據吳宓自述，吳宓不僅是一個熱心各種社會事務的學者而且是一個極有責任感的文人，每念國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何況他們在歐美留學多年，又親歷過20世紀初的風雲變幻，所以他們心目中的道也許不會是舊式文人「致君堯舜上」的入世抱負或「悵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吳宓所記陳寅恪1919年末「縱論中西印文化」的談話值得注意，其中陳氏說道：

陳寅恪與許地山的交誼也是持久的，危難之際，許地山的幫助給他們一家帶來了極大的安慰。1937年，陳寅恪一家隨學校南遷，轉道香港去雲南時，唐篔心臟病發作，過完春節后就沒再跟著繼續走而是留在了香港。當時許地山任教香港大學，許氏夫婦和陳寅恪夫婦稔熟，給剛到香港的陳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時的幫助。對於當時的情景陳流求有這樣的文字記錄：這時香港大學許地山教授夫婦來我們旅館看望，見三妹患病發高燒，許伯母把我和二妹帶到他們家，並代租賃房屋暫住，我家就在這簡單行李和傢俱的房子里度過逃難后的第一個春節。陳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聯大，唐篔攜三女留港休養。在港期間，這一家多得許地山的幫助。1940年春，陳寅恪任教西南聯大時，因為家屬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時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時機。他本來打算攜帶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歐戰形勢加劇，航道不通，經過許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薦和努力，陳寅恪暫時留在香港，並且出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開「白居易研究」一課。3月，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逝世，陳寅恪往重慶參加評議會，推選新院長。時當局欲以顧孟余繼之，陳寅恪則薦胡適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學，陳寅恪曾經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而已，竟能綿延兩月，足見廣博。1940年8月4日，許地山在港逝世，陳寅恪悲痛萬分，併為其做了輓詞，之後繼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許地山的追悼會在香港的孔聖堂召開。其後，陳寅恪發表了《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一文，對許先生的學術作了極高的評價，同時通過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陳寅恪虛懷若谷的精神。

抗戰爆發后，清華園內「恆聞炮聲」，教職員工多疏散入城，陳寅恪和吳宓仍然留在清華。後來，清華大學校址臨時南遷，他們又相繼離開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雲南蒙自，由於住的地方相隔不遠，陳寅恪與吳宓經常在湖邊散步，共論時局，憂嘆國事。雖然那個季節的蒙自風景如畫，但是在賞玩之間，思念的還是難歸的故土。1939年春天，陳寅恪受到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英國牛津大學教授之聘，準備於是年夏天離開聯大赴英講學。陳寅恪接受聘請，主要是因為曉瑩屢病需要照顧，想通過攜家赴英講學，使家人得以共聚於一地。陳寅恪為此向梅貽琦校長寫信，向清華請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舊曆端陽，吳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館為陳寅恪餞行，並贈詩《己卯端陽餞別陳寅恪兄赴英講學》。3月14日，陳寅恪臨行在即，吳宓不勝依依，又賦詩《陳寅恪兄赴牛津講學行有日矣》惜別。因為歐戰，陳寅恪沒有能夠赴英，在港滯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課。國難、離恨、家愁，陳寅恪的失望與苦惱可以想見。回到昆明不久，陳寅恪寫給吳宓的詩《己卯秋髮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達了自己當時的複雜心緒。吳宓為安慰老朋友，時往陪伴，並幫助料理一些瑣事。1940年陳寅恪仍在西南聯大任職，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課。春天曾經生病，吳宓前往探望並幫助料理。陳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詩稿，吳宓都有收藏，這些都成為現在理解研究陳寅恪的重要材料。陳寅恪和吳宓經常「同散步翠湖」，嘆國事，談校事家事。陳寅恪經常惦念唐篔，因為當時唐篔卧病在床，為此，陳寅恪心神不安，吳宓總是盡量安慰。吳宓有煩心的事情，陳寅恪也及時勸說開導。那些年，日本侵略軍的飛機，不時飛襲昆明上空投彈騷擾。聯大師生員工和城內居民，不得不遠赴郊外躲避。吳宓有這樣的詩句形容當時的https://read.99csw.com情景：「遠看投彈霧煙飛」，「同遭橫禍幾人歸」；「入夜盲雞棲密架，凌晨隊蟻涌空城。」陳寅恪與吳宓雖然不住在一處，但是有時候也一起「跑警報」。

陳寅恪自幼秉性好靜，嗜閱讀，常深思，不喜戶外遊戲。因為出生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入家塾啟蒙后即嗜好讀書。毫無疑問，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好讀書這一點成就了後來的陳寅恪。

「本根未死」，本根明顯是指宋學，以宋學為根底，在適宜及有利的條件下，建立新宋學，就會實現華夏民族學術文化的復振。對華夏民族的學術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繼承並發展之，愛護並保護之。他是華夏民族學術文化復振的指導者和先驅者，對於華夏民族文化的未來，寅恪堅信必將復振，並孜孜一生為其開闢復振之途徑。

這雖然是對王靜安先生所說的，然而這也可以說明那個劇變的時代是所有苦痛的由來。

1942年，時值戰火連天，流寓桂林的陳寅恪，生活困頓，在廣西大學教書，「月薪不過八、九百元之間」，每個月的生活花費卻「在兩千以上」，還得自己「親屑瑣之務，掃地焚（蚊）香」，對他來講，這確實是段誠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陳寅恪還是儘可能地在這般「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為剛完稿的《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寫下了一篇附記，回憶起當年研讀南北朝史籍的情況，特別提及了與他極為欣賞的周一良通信討論南朝疆域內的民族問題，「從容閑暇，析疑論學」，真是樂趣無窮。

這個時候，陳寅恪一個人南下蒙自時候，路上一批珍貴的書籍被盜。之前從北京離開時候寄往長沙的書籍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這些珍貴手稿和書籍遺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經歷的曲折和艱辛，陳寅恪剛到蒙自就感染了瘧疾，精神幾近崩潰。當唐篔得知這些后，心裏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兩地，只能將無盡的思念和牽挂深深地埋在心裏。還有能夠做的便是不管多麼艱辛也要好好地照顧好這個家，讓陳寅恪在巨大的壓力中不再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節陳寅恪在昆明度過，大年除夕，昆明雖然「魚龍燈火」，「彷彿承平」，但是當時「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物價飛漲，錢不值錢，雖然是佳節，他的心裏卻是傷感無限。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陳寅恪的不少詩詞里，也都濃濃地滲透著與妻兒分居兩地，逢佳節而難團聚的思親念家的深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在那個時期陳寅恪的詩詞里經常可見。戰火連綿的黑色歲月，帶給人的往往就是一些無盡的苦難和凄涼的心緒，但是這種彼此關愛的感情卻為凄涼的現實點綴了些許的暖色，讓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燒著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在這種情況下，陳寅恪經受住打擊，以在淪陷區教書、任職為恥，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悄然離開京城。雖然當時他的右眼視力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仍攜全家輾轉南渡逃難。當年，陳美延剛出生，陳流求八歲。陳寅恪夫婦經過反覆商量，他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很慎重和認真的，同時也是極艱難的，因為當時的陳寅恪對於身體健康而言是極需要這樣一個及時的手術的。但是最後，他們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陳寅恪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散原老人的身後事，在父親逝世后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陳寅恪考慮當時局勢隱瞞了教授身份，於1937年11月3日，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唯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戰爭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導致萬千人民流離失所，陳寅恪這個時期，接應牛津之聘的願望也一再因為戰爭因素受阻隔，最終抱憾放棄。逃離淪陷區香港后，曾經逃難到桂林，暫時任教廣西大學。之後由於時局緊張，又開始了漫長的輾轉歷程，陳家幾經逃難，陳寅恪的體質愈加衰弱，唐篔及幼|女時有病痛，終於在1943年底到達四川成都，執教於燕京大學。先住入學校租賃的民房內，此時正值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燈光昏暗，且常停電，陳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在極端簡陋的條件下照舊備課並從事學術研究，完成多篇論著。寅恪的視力在那個時候已經日漸減退，那時他的手寫字跡已較前明顯增大，記得一次期末評卷后，陳寅恪因視力不濟，已無法按校方要求將考分登錄在細小的表格內，無奈之下只有叫陳流求協助完成這項費眼力的工作。

胡適、陳寅恪交往不密，固然由於他們性格上的不同，胡適外向，喜歡社交，而陳寅恪內向，不喜歡應酬。更主要的是兩人的文化觀完全不同。從表面上看，胡適提倡西化，似乎激進；陳寅恪主張本位，跡近保守。他們不同的思想趨向，實際上都是針對同一「社會現實」，也就是中西文化相激蕩的中國社會。胡適主張西化，因為他認為西化就是現代化，現代文化與文明都是普及的，並無國界與種界，這是一種「文化單元論」的觀點。歐戰之後，西方的文化危機感導致東方人對東方文化的重新肯定，於是有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以及東方精神文明優勝的說法。這種說法，胡適是不能接受的，攻之甚力。在他看來，西方高度物質文明正表顯其精神文明的超勝。重新歌頌東方文明是開倒車，文化的進步仍然是器用的進步。他認為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求人類最大的幸福，這樣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這種理想的文明，顯然就是西方文明，但並不限於西方，而是全人類所應該追求與擁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謂東西文化實際是落後的文化與進步的文化之別。胡適認為文化發展是全人類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現代化。而陳寅恪不僅反對西化，且自稱「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張南皮之間」。陳寅恪的文化立場是一種「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堅持「本位」，並不一定要排斥外來文化，而是相信本國的文化有本國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來文化，但不能捨己從人。輸入外來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統以及有所創穫，終將歇絕，也就是否定純西化之可行。必須自成系統，因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種文化來取代；文化可以現代化，但現代化不就是西化。這種多元的文化觀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文化本位」——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並存，文化也就不是單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訪，陳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車去的，同行者還有後來作了川師大教授的王仲鏞。陳寅恪見到林山腴，即以晚輩身份，行磕頭大禮（其時，林周圍弟子晚輩，已時興行鞠躬禮），併當眾以親書的一幅對聯相贈：「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賢士皆與之游。」真心表達了自己對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過，對此時陳寅恪在學界的地位與分量，林山公還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長輩自居，連連搖頭說：「這太過譽，我是不敢當。」堅辭不受。此後，陳寅恪與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來較密的一位川籍學者。陳寅恪雙眼失明后，心境頗差，知林山公精書法，遂集古人詩句為聯：「今日不為明日計，他生未卜此生休。」請林山公書寫，以發心郁。明達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並開導勸慰說：「君有千秋之業，何得言此生休耶？」陳寅恪聞言，頓覺醒悟，心內對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裡，林山腴這番警言，一直是陳寅恪信念支撐的動力之一。

抗戰時期，陳寅恪身肩國恥家仇開始了輾轉艱辛顛沛流離的逃難過程，生活的艱困、身體因不堪勞頓而不斷加重的目疾卻沒有阻擋住寅恪為人治學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風浪中，都堅定地一步步走了過來。烽火歲月里，在西南聯大、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這些美麗的大學校園內留下了自己的腳印，奔波八年，陳寅恪卻一刻未忘記自己「教書匠」的本職，在為人師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識傳承的年輕的力量。由此，從他的課堂中走出了無數人才，他們在陳寅恪先生的啟蒙和引導中，漸漸開闢出了自己的領域，並將老師的學問和精神不斷地發揚光大。桃李滿天下的寅恪，最終收穫了艱難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吳宓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1944年12月，陳寅恪的左眼看不到東西，入院治療，吳宓得知后，幾乎每天前往探視，有時候一天就去兩次。這在吳宓的日記中都有詳盡的記載，可見兩者感情的深厚。吳宓擔心陳寅恪的情緒焦躁影響病體的恢復，便招呼燕京同學們仔細伴護，自己也經常去看望和寬慰，每次前往總是久陪坐談。手術沒有成功，對每個人的打擊都很大。在親朋好友的鼓勵中，最終陳寅恪以堅強的毅力面對現實，情緒穩定下來，吳宓對此感到高興。陳寅恪出院回家，吳宓經常前去坐談，談中外近今政治外交，併為陳寅恪讀報、錄詩。這段時間，陳寅恪作詩較多，吳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鈔存。一次吳宓回西安省親，不顧旅途勞頓，硬是搜購帶回二箱枸杞子、黃芪以給陳寅恪治病。

然而，好景不長，也可謂樂極生悲，隨著眼疾惡化，「天才學者」陳寅恪最終在成都華西壩失明。這個意義上說，抗戰後期的成都，以及風光秀麗，人才薈萃的華西壩，就成了留在一代宗師陳寅恪眼中「最後的清晰世界」。也由此，成都及其華西壩，在陳寅恪腦際中，印象深刻難忘。以至1964年2月，已目盲近20年，偏居嶺南「康樂園」的陳寅恪，憶起成都，還吟詩一首，曰：「昔年人日錦官城，曾訪梅花冒雨行。嶺南今朝頭早白，疏枝冷蕊更關情。」表達了對當年成都歲月深深的懷念。

回到國內，陳寅恪任職清華國學院，這對於陳寅恪而言是一個研究學問的黃金時期，在「教書匠」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不遺餘力地教導著求知若渴的學子們。在授課之餘，利用點滴時間，夜以繼日地從事著自己鍾愛的學術研究事業，在這穩定安靜的十年裡，也是陳寅恪著述最豐盛的十年，這麼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陳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燈下、鉛字中遨遊數年的碩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長期的超負荷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無影無形中加重了陳寅恪本已高度近視的眼睛的疲勞，直至演變成讓人遺憾和辛酸的難以治愈的病痛。

這一路的艱辛，使得陳寅恪的目疾在逃難的路上，不斷地加重，在香港大學、廣西大學、燕京大學執教的時候，他的視力在不斷下降，但是他一直堅守著自己的教書育人的本分，在追求為學的路上，堅定地走著。1944年11月中旬陳寅恪的左眼已經惡化，入住存仁醫院，陳寅恪住院期間，唐篔晝夜在病九-九-藏-書榻旁，又急又累，舊病複發。此刻燕京大學的師友、學生非常關心，輪流在床邊守護如同家人，此情此誼，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這次手術並未成功。

1940年暑假，陳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時機。因為時局關係，赴英意願再次落空。於是在香港大學講授。陳寅恪當時箋注了韋莊的《秦婦吟》，吳宓認真研究過老友為《秦婦吟》所作的箋注，認為獨具新解，並寫詩一首以表達對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陳寅恪離開港大，在香港閑居，生活十分艱困，但是仍然發憤讀書研究。吳宓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非常擔心陳寅恪情況，直到陳寅恪脫險歸來，才放下心來，並互贈慶祝平安歸來的詩。1943年2月，吳宓以半個月的時間重讀了陳寅恪父親陳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冊，寫就《詩話》五頁。1944年吳宓也來到燕京大學執教，與陳寅恪共事共學。他們非常高興在燕京大學重逢，只是在談到國事戰局又難免憂慮鬱悒。別後四年見面，吳宓感到陳寅恪顯得蒼老許多，心裏不免有些難過。使他更為擔心的是陳寅恪的視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勞累過度，當時程度的醫療水平又非常有限，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嚴重，從吳宓的日記中片言隻字，可見出一二：「晚無電燈，早寢」；「無電燈，燃小菜油燈」；「窗破，風入，寒甚」；「晚預警，途入馳奔」；「旋聞緊急警報，宓與諸生立柏樹蔭中，望黯淡之新月，遠聞投彈爆炸之聲……」

伴隨著目疾的不斷加重，陳寅恪這個時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書本。在授課之餘，仍然孜孜不倦地遊歷在研究學問的快樂之中，這樣的日子，儘管生活艱辛，但是陳寅恪在常人難以想象的恆心和毅力下，在為學術而生存精神的支撐下，寫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意義和極具獨到見解的作品，這些精深新穎的著述，給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陳寅恪在萬千苦難之中，磨鍊出金，這些作品飽含辛酸的付出，讀來，怎能不為之感動和驚嘆。

1945年秋，英國牛津大學約請陳寅恪去倫敦治療眼睛。大家對這個機會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陳寅恪的眼睛可以醫好，留在牛津講學。吳宓得知消息后更是高興，到處為他安排機位，辦理出國手續。最後自己累倒了，因為身體和旅費的原因唐篔不能陪同陳寅恪，吳宓便懇請西南聯大正要前往講學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陳寅恪。即使這樣，吳宓還是一直擔心陳寅恪一個瞎眼人到了倫敦該怎麼辦，他無時無刻不在牽挂著陳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為老友可以順利醫好眼睛恢復視力而默默地祈禱……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國，陳寅恪的眼睛雖然經過了兩次手術，但是沒有治好。萬里求醫，未能復明，陳寅恪的心情沉重憂鬱。這一心情在陳寅恪回國后寄給吳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體現。後來，清華在北平復校陳寅恪回到清華，吳宓留在武漢大學任教。但是，他們依然通過書信或者報刊、親友、學生的書信中來了解對方的情況。這份沉甸甸的友誼，一直貫穿于兩位學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但濃烈，無論身處什麼環境，他們彼此挂念著對方，並且在學術的道路上，互相鼓勵，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筆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胡適、陳寅恪都是民國時期的新史學家。新史學發生在西潮衝擊之後，由於西學的激蕩，歷史研究與許多其他學科都走上了學院化之路。由於學院化，研究成為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再由學院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歷史學趨向為一種專業性的工作；再由於學院化與專業化的發展，歷史學遂成為一獨立自主的學問，力求擺脫學問之外的任何干擾。胡、陳都是學院派人物，他們的歷史致知也表現出相當專業與獨立的性格。陳寅恪以整理舊史為新史學的途徑，而胡適則以疑古為手段，可謂殊途同歸於信史。胡適研究的科學方法為「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陳寅恪也講方法，但是他以歷史為主，方法為用。他寫歷史文章，目的不在顯示方法，而用方法顯示歷史真相。胡適與陳寅恪是同時代而不同類型的兩位學者兼知識分子。胡適涉足政治較深，陳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對現實政治的動向未起作用，足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無奈。他們又創造時代的機會，但是只能在時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們都是學者，但是由於時代的動亂，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說的環境。胡適一心要創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搖搖欲墜，無基礎，不穩固。陳寅恪一心要維護舊文化，但舊文化雖然植根千年卻像花果飄零后的空枝。繁華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滿腹的學問和理想，卻是湮滅在時代紛亂的大潮中。這不可不說是那個時代的學者的最大的悲哀。

在我們驚嘆于陳寅恪學問精深博大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對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邊，無言且無私地奉獻出自己一切的唐篔深懷敬意，因為，我們確實從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綽約臨風、溫婉清麗之中感受到一種凡花難比的深沉而又別樣的人格魅力。唐篔的一片苦心，陳寅恪是瞭然于胸的。有學者指出，在一首詠梅花和水仙的詩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兩人平實卻恬適的生活：「嶺南先返玉梅魂，盛賞今推蠟萼尊，賴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風雨送黃昏。」從這裏可深切感知，若沒有玉質冰姿、聰慧解語的水仙相伴，黃昏風雨中的梅花再堅強，也難堪寂寞，甚至無法支撐下去。幸好，緊握著妻子那本來嬌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雙手，陳寅恪與她互相攙扶著、鼓勵著，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後也是最為坎坷的一段歷程。

歷經逃難的各種艱辛，才到達湖南長沙，不久因戰局關係，學校遷往雲南。他們不顧路途的勞累，再度南下。到達香港的時候，唐篔身體抱病不能跟進南下，暫時留在香港。陳寅恪只好獨自到西南聯大任教。在此期間他時常患病，視力模糊，閱讀、書寫吃力。戰火紛飛的時局，北京寄往長沙的書籍，在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長途跋涉中，隨身攜帶的珍藏的書籍又時有丟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復存在，這直接導致了日後很多著述難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諸東流。陳寅恪可謂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漸加劇。蔣天樞先生在記述的按語中寫道：「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於失明。」蔣先生嘆曰：「天歟，際遇之不幸歟？」凡此種種的不幸，陳寅恪的情緒極度低落。據當年同在昆明的俞啟忠表兄相告，逢空襲警報來臨，他常陪同陳寅恪去躲避轟炸，以防陳寅恪因視力缺陷發生意外，可見當時陳寅恪的視力下降得厲害。

雖然前面簡單提到過，但出於敘述的需要，我們還是再來品讀一下陳寅恪的婚姻吧。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約，去倫敦療治眼疾。陳寅恪抱著最後希望，祈盼恢復一定視力，決定遠涉重洋。這時他雙目不明，身體虛弱，唐篔又不能同行，困難可以想見。幸有西南聯合大學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結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吳宓陪同，因病改請劉適護送，9月14日陳寅恪離家遠行。寅恪有詩記此行：

在吳宓心目中，陳寅恪不止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還是一個「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的卧龍式人物。吳宓的觀察沒錯，讀《陳寅恪詩集》時你會頓時發現一個與撰述學術論著全然不同的陳寅恪，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學術的畛域。從他今存第一首詩即青年時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到他晚年目盲后所作《答王嘯蘇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里，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時時縈繞的一種情結。他總覺得自己對於政局有著他人不及的睿智見解，詩集中兩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隱隱地流露出卧龍式的自負——「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目疾轉重，1945年萬里赴英求醫卻未治好，雙目的失明給陳寅恪帶來的打擊是巨大的，借詩言表，陳寅恪內心的凄涼和失望在這期間的詩里明顯可察。在親情友情的寬慰中，面對現實的陳寅恪，開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階段，1946年10月，飽經滄桑的陳寅恪再次回到清華園。

周一良並沒有辜負自己得到的這份珍貴的機緣，問學於世界，自此開一新境。到了史語所之後，他便沉潛在魏晉六朝的史籍里。他先從《宋書》開始，一步一個腳印，用硃筆點讀這些沒有標點符號的史書。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結婚。不料，盧溝橋的槍響，暫時切斷了他與史語所的關係。幾經周折，戰爭期間，周一良竟得到遠赴北美哈佛大學留學的機會，更無重返史語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語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學術基礎。而陳寅恪、趙元任等對周一良的評價，清楚表明了他們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悅。

很多人覺得私生活對一個陳寅恪式的學者來說無足輕重，似乎了不起的學者可以捨棄一切瑣事而專註于學問。其實，對於一個學者尤其是對於一個像陳寅恪這樣一生負氣半世凄涼又衰殘眼枯的人來說，這也許是他平安地活下來的重要條件，一個思想上極端理性化而心靈中極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調節情緒，因而心底鬱積的情懷往往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疙瘩，這時身邊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早年陳寅恪發牢騷雲：「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

陳寅恪為人為學約而言之蓋有三端，史家學識，儒生思想，詩人氣質。

陳寅恪對已經衰微數百年的華夏民族學術文化，具有振興之意志並指出振興的途徑。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他說到：

1939年春夏間，陳寅恪回到香港省親，同時也為等待機會應牛津之聘。陳寅恪因為昆明的高原氣候，身體狀況一直欠佳，時常鬧病，心裏也眷戀著與家人早日團聚，加上唐篔屢病需要照顧，陳寅恪希望通過攜家赴英講學，這樣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時也有利於推動漢學的新發展。於是他決定離開西南聯大到英國講學。親朋好友對陳寅恪的決定都表示贊同，併為他有這樣的機會垂青表示高興。唐篔也為有這樣一個全家可以團聚的機會而興奮，並積極準備與陳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開始一種理想的安靜團聚的生活。但是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香港一時沒有赴歐洲的輪船。再加上旅費不足等原因，沒能去成英國。這種情況下，陳寅恪只有再次告別妻兒，返回雲南，繼續執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0年戰爭局勢更加緊張，赴英意願一再難償。為了解決全家在港的生計問題，使全家能暫時在香港居住，陳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學的聘請，出任香港大學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