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過去的百年中國歷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伴隨著國外列強的日漸侵入，中國一步步陷入深淵。單就中日兩國而言，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慘敗，李鴻章被迫於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此後日本勢力開始大肆滲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陳寅恪有詩《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簽訂降約于江陵感賦》曰：「夢裡匆匆兩乙年，竟看東海變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燼，縱火焚林火自延。來日更憂新世局，眾生誰懺舊因緣。石頭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樓》曰：「取快恩仇誠太淺，指言果報亦茫然。當年儀叟傷心處，依舊風光海接天。」前一首詩的兩乙年，一者指馬關條約簽訂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詩中的儀叟是李鴻章。當年李鴻章無奈的簽訂馬關條約，返國后一病不起，嘔血數升，傷心且死，而今舊地依然，傷心不再，海天相接的無限風光里鑲嵌著的是中華民族百年抗爭揚眉吐氣的豪情和快意。

他還將元稹與白居易的作品加以比較，元白二人有許多題目相同或者相似的詩作。如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有《琵琶行》，兩詩中的描寫有類似之處。陳寅恪經過認真的對比做出結論：「今取兩詩比較分析，其因襲、變革之詞句意旨，固歷歷可睹也。後來作者能否超越，所不敢知，而樂天當日實已超越微之所作，更為無可疑者。至樂天詩中凝滯之字句，不易解釋，或莫知適從者，亦可因比較研究，而取決一是。斯又此種研究方法之副收穫品矣。」通過二人作品的比較，不僅能發現二人有因襲和變革之處，更在此基礎上證明白詩是見到元詩之後有感而發而作，雖是有感而作，但白詩的水平卻遠在元詩之上，原因在於白詩表達的主旨遠遠超過元詩。他在《元白詩箋注稿》第二章中曾專就白居易《琵琶行》一詩加以評論：「而詩云：『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則既專為此長安故倡女感今傷昔而作，又連綰己身遷謫失路之懷。直將混合作此詩之人與此詩所詠之人，二者為一體。真所謂能所雙亡，主賓俱化，專一而更專一，感慨復加感慨。豈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元白二人不同的感情投入導致二人詩的旨趣的顯著差異。通過二人詩歌的比較，陳寅恪不僅能看出白詩水平高於元詩，是「唐代詩中之巨制，吾國文學史上之盛業也。」還能看出二人人品的差異，白居易敏於時勢憂國憂民顯然要強過元稹的安於享樂。詩文成為陳寅恪研究唐朝社會的一個門徑。此外，他還將元稹在其《鶯鶯傳》中對自己始亂終棄而並不愧疚之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輕視地位低下的女人的風氣加以印證。

《元白詩箋注稿》出版后，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重大的反響。大致說來，持不同態度的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唐史學家，他們評價甚高，著眼于新材料中發現的新史識。一類是文史學者，他們一方面批評陳寅恪有「過求甚解之處」，另一方面也https://read.99csw.com有較高評價，但更多著眼于文史溝通的新研究方法。再一類則是文學研究專家，他們則有些懷疑這種研究，擔心「史實」對於「詩意」的傷害。但是他們一般都很少說破這一層，那就是這部書標志著以詩證史的詩學研究新範式的成熟。

經歷了戰亂、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陳寅恪，頗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從傷感哀愁中走了出來，投入到他為之奮鬥半生的學術研究中，他除了在清華授課外，還兼任燕京大學的導師。他將其書齋命名為「不見為凈之室」，目雖盲，但做的學問卻並不因目盲而顯得「盲目」。這是因為他對書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記憶力非常好，這使他在目盲之後仍然能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憶道：陳師記憶極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時，指示我代查資料，往往連版本、頁數，以至行數都對，聽陳師母說過，陳師幼年在湖南時，只有八、九歲，祖父陳寶箴會客，隨侍在旁靜聽。客走後，談過的話，別人都記不得了，陳師照述無遺。陳師母還說過，陳師從小看書，只消一遍，就能背誦，對新、舊《唐書》尤其熟。石泉曾在陳寅恪指導下做論文《中日甲午戰前後的中國政局》，他回憶在寫作論文過程中，從搜集史料到整理、鑒別與解釋史料，形成觀點，最後寫成初稿，都經過陳寅恪的指點、問難與審查，每完成一小章或一大節，都要念給他聽。陳寅恪記憶特別好，往往事隔多日後，聽下一章的內容時仍然記得以前章節的內容，前後左右，縱橫貫通地進行聯繫、分析，提出很有啟發的意見。還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那就是陳寅恪的堅毅，畢竟在目盲之後做學問與之前肯定大有不同。這其中，如果沒有堅強的毅力，做學術研究不是那麼容易的。但是陳寅恪做到了，而且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關於陳寅恪賣書買煤度嚴寒一事，季羡林先生以親歷者的身份曾經專門做過詳細的介紹，《回憶陳寅恪先生》中寫憶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抗日戰爭的勝利，只是宣告著日本勢力退出中國，並不表示中國已經擺脫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兩國為誘使蘇聯在亞洲協助美英打擊日本，在沒有中國代表出席的情況下於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達簽訂了秘密協議，即《雅爾達密約》，允許蘇聯恢復沙皇俄國時期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並默許外蒙古獨立。而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也於1945年8月14日同意戰後外蒙古是否獨立由其選民自決，這就意味著國民政府默認了外蒙古的獨立。日本勢力退出了中國，而蘇聯乘機又將其勢力滲入中國，中國此時的形勢與抗戰時期又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此外，不僅外患沒有得到事實上的改變，國家內部也開始醞釀著分裂的跡象。戰時，國共兩黨基於全面抗戰的需要，實現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擊日寇。戰爭結束之後，內戰的烏雲又籠罩在中國的上空。內憂外患，依然壓抑著始終憂國憂民的陳寅恪。再者，1945年春，陳寅恪雙目失明，雖然經多方診治，仍不能恢復，這使他傷心不已。抗戰結束，他欣喜之餘，已經不能親眼看到慶祝勝利的盛況，對時局和自己的治學前景甚為感慨。這期間，他賦詩數首，表達他的憂慮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聽讀張恨水著水滸新感測賦》寫道：「誰結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花門久已留胡馬，柳塞翻教拔漢旌。妖亂豫么同有罪，戰和飛檜兩無成。夢華一錄難重讀，莫遣遺民說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陣雲深，興廢循環夢可尋。秦月至今長夜照，漢興從此又秋陰。當年覆轍當年恨，一寸殘山一寸金。留得宣和頭白老，錦江衰病獨哀吟。」這兩首傷時的作品，道不盡他對國家民族深深的憂慮之情。這顯示出他對勝利之後的中國局勢仍不明朗的預感，這種預感源於他的理性。他雖然「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但這並不表示他對國家政局前途不關注。他做學問堅持的「獨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樣可以應用到他的處事原則上，不為他人的言語所動，不為時局的得失左右。

《元白詩箋證稿》是陳寅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他箋詩的最佳之作。它和陳寅恪晚年的巨著《柳如是別傳》同是陳寅恪「以詩證史」「文史互證」的重要代表作品。雖然「以詩證史」「文史互證」這種範例並不是陳寅恪的首創，但他卻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使得「以詩證史」「文史互證」成為他治學最精華之所在，也是他對傳統學九-九-藏-書術最傑出的貢獻之一。「文史互證」將中國傳統的訓詁學、考據學方法和西方近代的史學、語言學、詮釋學等方法融會貫通，它一方面從史學角度考證詩文，即用史家廣博豐厚的歷史文化知識，對古詩文中不易理解或易被淺解、誤解的字、詞、出典等，從歷史的角度予以透闢的考訂、辨誤、解說，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詩中所含與當時歷史事實有關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詩文為史料，用所謂的「歷史的眼光」，通過發現其中時間、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詩中之古典與今典，並與史籍所載相參證，從而更全面地把握歷史真相，對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處之時代社會達到真正同情之了解。在學術這一嚴格的領域里，要將文與史相互印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有傳統的考據學和史學根基，又要有近代西方史學方法，還要有傳統詩學的修養。即使具備了這些條件，真正能夠在這一領域做出成績的就更有限了。就陳寅恪而言，他有很深的家學淵源，文史修養自不待言；又有多年的留學經歷，對西方史學、西方漢學、佛學乃至梵學都有相當的研究。因此，陳寅恪敢於並做到了在史學領域裏面運用其文學素養，以詩解史，詩史互證。

陳寅恪到達南京時，他的妻女已經從成都飛抵南京，陳寅恪住俞大維官邸。就在陳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暫時間內，命運讓兩條原本長年平行的人生軌跡發生了交叉，留學歸國同樣也在南京的季羡林在俞館拜訪了自己在清華園時的老師陳寅恪。事實上，當陳寅恪尚在英國就醫的時候，風聞其事的季羡林就匆忙地給自己的老師寫過一封長信彙報自己在德國十年間的學習和科研情況，並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他鄉逢舊徒的欣喜，特別是季羡林在東方語言學方面的深湛造詣引起了陳寅恪對這位當年清華畢業生的關注，他很快就給季回復了一封長函，一方面告訴當年的學生自己的近況和行程，一方面講要把他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等幾位先生推薦，這讓年輕的季羡林感到喜出望外。這一次他顯然是專程來看老師的。師生相見論談甚歡，兩人都比較詳細地講述了闊別十余年來的自己所經歷和見聞的種種，用季羡林的話說「先生十分高興」，臨行囑其帶上其德文論文去雞鳴寺下的中研院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後來季為北大聘任，並很快由副教授升格為正教授而且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的主任。這裏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語言學造詣有關，我們想這還必然地與陳寅恪的褒揚性肯定大有其關係，誰都知道，在民國時期的學者圈裡，陳寅恪的話在當時確實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1946年，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國家和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生活質量急劇下降。隨著內戰的加劇，生活的艱辛程度也日益嚴重。寒冷和陳氏夫婦的心臟病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煩。蔣天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略》中曾記：

此時的陳寅恪，是國內第一流學者，學界泰斗，並且已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第一流的學者尚且窘迫至此，更不消九*九*藏*書說一般百姓了。時某報曾載一首詩：「錚錚國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襲歸書賈。燎原戰火燃，斷續炊煙舞。何異又焚書，風教委塵土。」此詩當時附序為「陳寅恪教授賣書買煤，為之意苦者久之。」這一年，陳寅恪58歲。是時，內戰仍在繼續，和平無望。陳寅恪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很不滿，他在《南朝》一詩中以「徐妃半面足風流」形容國民黨。徐妃雖風流自賞，其實江河已有甌脫之勢，則其「風流」亦不過半面而已。這暗示他對國民黨政權難以持久的預感。當北京學生的反蔣民主運動蓬勃展開時，他毅然在高等院校教授志願學生運動的呼籲書上簽名支持。除此之外，他拒絕接受「美援」麵粉，儘管當時他的處境已經十分窘迫。

教學之外，陳寅恪也開始享受一位師者應有的快樂。裝點著陳寅恪快樂心情的紫藤花這一時期便曾在其心靈的深處留下無比美好的回憶。據當時已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回憶：「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篯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保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緻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裡最愉快的時刻。」

《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在陳寅恪還在成都時就已經完成，但直到1950年才由當時的嶺南大學刊行。在《元白詩箋注稿》中，陳寅恪將他一直倡導的把詩歌和歷史融於一體的研究方法始終貫穿於他的文史互證研究之中。陳寅恪曾經說過：「今之讀（白）居易詩，而不讀唐詩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無疑。」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已經洞察到白居易詩中的寫實特點。他以白居易《新樂府》中的《賣炭翁》為例來解釋他的以詩證史。白居易曾在《賣炭翁》序文中指出其主旨是「苦營市也」，陳寅恪引用韓愈《順宗實錄》記載的「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為主。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他首先考證世傳的《順宗實錄》是韓愈的原本，因此韓愈對當時的記錄是準確的，是能夠與白居易詩相印證的。因此，他做出結論：「退之（即韓愈）之史即樂天（即白居易）詩之註腳也。」之後，他又將《舊唐書》等史書的記載和白居易的詩歌相對照，考證出唐代中期關於營市的史實。

在清華，在陳慶華、王永興等人幫助下，他修訂完畢之前在成都所草的《元白詩箋證稿》等書稿，還口授了《從史實論切韻》等多篇分量很重的學術文章，另外，有《丁亥元夕用東坡韻》、《丁亥春日清ｈｔｔｐs://rｅad•９9ｃsw.cｏm華園作》等多首詩作。除繼續寫文章外，他仍認真備課，嚴謹教學，指導學生。

當然，陳寅恪他們在南京並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華大學在北平復校。加上為了不耽誤兩個女兒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學業，他們帶小女兒美延于當年經上海乘船北上，於1946年10月回到清華園。其長女流求曾作筆記：1946年春，（陳寅恪）由英倫乘輪船返回祖國。八年抗戰雖已勝利，內戰繼起。父親雙眼完全失去復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為了不耽誤我和小彭妹高中課程，留我們繼續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複課，……結束了萬里跋涉，回到北京清華大學。作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們幫助下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陳寅恪的這種感慨在當時舉國歡慶的形勢下似乎顯得不合時宜，但是聯想當時中國的時局，特別是其自身的經歷，又會發現他詩中的百般滋味實在是事出有因。人們不應忘記，抗戰開始的那一年，作為近代同光體重要代表人物的陳三立（陳散原）老人，目擊時艱，憂心如焚，不堪屈辱絕食而死的壯烈舉止，詩中「家祭難忘北定詩」的話顯然說明在聽聞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陳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撫養自己成人的老父，陳寅恪在詩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彌留時猶問外傳馬廠之捷確否」雲，是為顯證。

陳寅恪研究唐詩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他早就注意到唐詩中大量的運用「比興」手法，而中唐時元稹、白居易二人的運用尤其明顯，創作出了一些現實性較強的作品。他認為唐代詩人通過詩歌所反映出的生活層面及思想十分豐富，因此，唐詩可以和唐史互相佐證。從30年代開始，陳寅恪就已開始其唐詩研究。1935年，他作《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一文，以李商隱的詩句「萬里風波一葉舟」一句考證出李德裕的歸葬日期為唐宣宗大中六年夏季。之後的《韋莊秦婦吟校箋》中，通過對韋莊《秦婦吟》的詮釋，證明唐朝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中記載的可靠性，並進而說明唐末黃巢起義時東南地區的戰亂給人民生活帶來苦難。

1945年8月10日，日本遞交投降書。陳寅恪聞訊，慶幸之情自不待言，這一時期他作了好幾首詩來表達他的興奮之情。在《連日慶賀勝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嬰美延亦病相對成一絕》中，他以「大酺三日樂無窮」形容他的喜悅之情。但是，與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飲歡呼「國家出頭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陳寅恪的心情要複雜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一詩中，他表露了他的喜憂參半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