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也開始認真的考慮總結自己的人生，好給後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尋的人生記憶。他開始創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傳》。陳寅恪對黃萱說：「此書將來作為我的自撰年譜。」工作從慨嘆「江淹老去才難盡，杜牧春歸意未平」（《乙巳春盡有感》）的1965年暮春時節開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內容，分別是：（一）吾家先世中醫之學，（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濁流之分野及其興替，（三）孝欽后最惡清流，（四）吾家與豐潤之關係，（五）自光緒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間清室中央政治之腐敗，（六）戊戌政變與先祖先君之關係，（七）關於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時候，陳寅恪寫過一首《乙巳冬日讀清史后妃傳有感於珍妃事為賦一律》，詩曰：「昔日曾傳班氏賢，如今滄海已桑田。傷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黨錮年。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髮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當時的陳寅恪正在創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乙巳冬日》應該就是創作過程中留下來的浪花一朵。「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開元鶴髮凋零盡，誰補西京外戚篇」的話告訴我們，即便是在寫自己的年譜，陳寅恪仍不忘藉機為史學做一些補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著優秀的學者，一位目盲臏足的垂老病人，把簡錄自己生平的年譜小心翼翼精雕細琢地製成有益於學的史料，回思之下實在很讓人感動。或者這恰是歷史學家之所以為「家」的一種因由，在他們，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歷史，包括正在呼吸著的自己他們都能輕易地安排其住進頭腦中的「歷史」里。總之，這些資料為我們從外部情事上了解陳寅恪的生命歷程，以及近世以來的「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提供了很大幫助。本來還打算再寫個一兩章，但不久以後「文革」興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無從兌現的清夢一場了。

長期以來備受禮遇的陳寅恪這一次沒能延續他的幸運，「文化大革命」的颶風毫不留情地席捲了東南區一號。

四年以前，奇女子冼玉清因為癌症不治在大約相同的時候開始向友朋們道別。四年以後，換成了她生前的好友陳寅恪。中秋以後整十天，農曆八月二十六日（陽曆10月7日）清晨五時半，新的一天就要向我們走來的一刻，一代大師陳寅恪逝世于剛剛搬進去不久的西南區五十號寓所。對於這位曾經通過自己的學術為現代中國增添了無限春色的史學巨匠，運動歲月里的中國歷史就像哆嗦灰塵似的將他輕輕抖落，生前沒有一絲挽留的意思，死後也沒有幾個人為他感到哀酸和惋惜。

1969年春節后，老兩口在垂暮之年被有關部門勒令搬家到西南區五十號。陳寅恪腿有殘疾，上面的人不會不知道，當年腿受傷連陶鑄都驚動了，而且批鬥了好幾年，對象的情況自然也應該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誰會在乎你是否殘疾呢，陳寅恪這麼多年沒死已經算不錯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時候，老學生季羡林已經因為受不了殘酷的審訊而想到自殺了：

唐篔終於支撐不住了，包括先人遺物被搶之類在內的種種折磨和打擊，終於在這一年的夏天摧跨了這位意志極其堅強的嶺南女子。大約就是1967年前後，陳寅恪為體弱多病的老妻作了一幅預輓聯，題曰：挽曉瑩。聯稱：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想來這大約是唐篔看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特別是心臟病，讓她深有朝不保夕的憂虞，便請幾十年相依為命的寅恪為自己先寫下一幅輓聯。這是一幅被後來人認定「遺恨滿乾坤」的對聯。當淚流滿面的唐篔對著經風歷雨數十年一路走過的老陳寅恪低聲啜泣，嘆前世今生，思身前身後的時候，一樣是滿腹清怨的陳寅恪，頓覺原來跟唐篔結婚都四十年了，回首四十年來的點點滴滴，想想目下的凄楚，真讓人肝腸寸斷、苦不堪言；再看看我自己，也撐不了多少日子了，早年的時候，我身體不好有什麼運動也找我不著，而今不行了，藏也藏不了，要是你真的先走了，也不用害怕，不多久我也就跟來了，九泉路上總還是兩人相伴，我們死了也不分開。

北京開始以後的五天，6月6日，廣州的「文革」便開始了。「五一六」通知「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的綱領性要求，事實上已經給陳寅恪的未來歲月定下了毫無懸念不容置疑的「悲慘」標籤，在這樣一張彌天大網的籠罩下，陳寅恪又焉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的機會，何況本來就有很多人對政府特殊照顧的政策委屈和不平衡得不行。政治氣候的轉換下，恩寵和禮遇一下子變成了人們指責反動學術權威的鐵辮子，你辯都沒的辯，藏也沒處藏。機敏的陳寅恪自然也知道了在當下的情勢下再接受過去延續下來的照顧簡直是自陷泥潭，引火燒身，所以他果斷地決定主動放棄種種照顧，7月30日由唐篔代筆寅恪給時任中大衛生保健室主任的梁綺誠寫了封信，提出自「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經常所需用的藥品皆由我全部自費」。這樣的話，我們一看就明白，有人開始從免費吃藥上對陳寅恪發起進攻了。機敏的陳寅恪馬上決定所有用藥全部自費，免得麻煩。

當然，此時的陳寅恪基本上已經無心於學術創作了，黃萱也被人趕走了，他失去了在學術道路上進繼續前進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黃萱能夠獨立找材料，隨意念古籍，對陳寅恪的幫助很大。在十余年的著述期間，黃萱一直為陳寅恪找書、念書、選擇材料。經常是上午念書給陳寅恪聽，下午由陳寅恪沉思綜合。然後，通過陳寅恪的講述，黃萱記錄成文。而今趕走了黃萱，事實上也就等於終止了陳寅恪的寫作，終止了他數十年的學術航程。

「死囚」之言，清晰地表現了陳寅恪的絕望心境！事實確實如此，一個動都不能動的病殘老人了，還天天地被提過來審過去，沒有坐地等死的死囚念想那read.99csw.com才奇怪呢？更可悲的一點在於，對這樣呼天式的悲鳴，壓根就不會有革命幹將為此感到內疚抑或起碼的哀傷。

問題是，這種進逼還只是一個開始。

看到最後的這一小段，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為一樣也「不能走路」的陳寅恪擔心。畢竟，那種將躺著的「鬼」一腳踹下高台的鬥爭方式，實在有些讓人不寒而慄。

詩中的凄寒與肅殺之氣，固然和舊友的亡故有關，但我們還是要說從陳寅恪的一生來說，這絕對是一首有著重要標誌意義的詩作。因為對暮年的陳寅恪來說，這一次身臨末日的直覺，非常不幸，一點都沒錯。

秋天的時候，流求因唐篔生病回來探家。據流求後來的追記：「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間，因母親病重，由周伯母（即黃萱）與護士小朱（自出資所雇）商量，電報通知我即搭班機返穗。那時家中仍住東南區一號樓上。對面辦公樓已被造反派佔領，終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校園中很多大字報。因兩派武鬥激烈，暫時顧不上『反動學術權威』。我在家住半月余，母親告訴我去年年底來抄家，取走貴重東西。抄家難計次數。……當時父親關心在川舊友『文革』中遭遇，屢屢問我川大等高等學校大字報情況。」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情況下，陳寅恪依然在惦念著曾經的朋友們。或許他心裏清楚，自己被「衝擊」成這樣，估計自己的老友們也過得夠嗆吧。當然舊友也沒有忘記寅恪，據吳宓的女兒回憶，「『文革』期間，父親每次想方設法帶回的口信或家書，都不忘打聽寅恪伯父和曉瑩伯母的下落。」

就在寫下真正的《稿竟說偈》的那個夏天，農曆的五月十七日，陳寅恪度過了自己的第七十五個生日。他在詩里說到：「吾生七十愧蹉跎，況復今朝五歲過。一局棋秤還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盡花猶艷，瘴海雲騰雨更多。越鳥南枝無限感，唾壺敲碎獨悲歌。」儘管時人在梳理所謂南學的時候，驕傲而又自信地把陳寅恪算在裡面，但從「越鳥南枝無限感，唾壺敲碎獨悲歌」一句來看，當事者自己不見得這樣看，更不見得會樂於承認。越鳥就是孔雀，越鳥南枝，就是孔雀南飛，指的是自己1949以後無奈地流寓廣州的事實；「炎方春盡花猶艷，瘴海雲騰雨更多」一句的鋪敘，更說明十五六年以後了，陳寅恪仍有一種濃烈的流人之感，這種感覺時時地漫過他蒼老的心靈，提醒他早先的陳寅恪並不屬於這裏。「吾生七十愧蹉跎，況復今朝五歲過」和「唾壺敲碎獨悲歌」共同告訴我們，此時的寅恪雖然自知老朽，但內心深處仍是有著極大的不甘：本來我還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來我還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現在的殘廢之身來看，恐怕是很難了！曹孟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雄辭而今我也只能獨吟作悲歌了！

感傷的情緒一直在延續。1964年讓人懷念的快樂春季，今年一下子蒼老得布滿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裡，一場不期而至的夜半風雨打亂了學校里杜鵑花盛開的舞姿，無數的花朵一夜間零落成泥，這讓敏感的陳寅恪很覺得惋惜，作詩感嘆「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遙夜驚心聽急雨，今年真負杜鵑紅」（《乙巳春夜忽聞風雨聲想園中杜鵑花零落盡矣為賦一首》），到了清明還感物思己的說什麼「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為誰來。德功坡老吾寧及，贏得殘花濺淚開」（《疑似清明日作次東坡韻》）；與去年相比，這實在是個變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夢，聞歌渾不似前聲」（《乙巳春盡有感》），憂心忡忡，煩惱種種，喝酒也不過是短短地做個夢就醒，聽戲都覺得跟以前不是一個聲：不能不承認，地還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經的春天。「賞」雨玩詩的夏日也變了他快樂的模樣，七夕時「銀漢已成清淺水，金閨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幾，今夕還祈照我圓」（《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辯駁的明證。

可是，生活並不總是一條平緩的河，生命也並非總會有不斷延續的快樂。

半個月以後流求返回四川，有感於現實之殘酷的陳寅恪對大女兒說「這次算是生離死別了！」不幸的是，又一次給他說中了，此後直到其去世，父女再也沒能見上。

前文在不少地方都提到，但陳寅恪說到底是位愛國知識分子。「他對於抗美援朝的勝利，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是大胆而且得策的進軍。對於毛主席的詞，他大加讚揚，認為很有氣魄，且都按詞律填寫。」「陳先生是一位高度愛國的知識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實事求是。他很關心國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國能早日繁榮富強起來的願望是很強烈的。」

1966年冬開始，陳寅恪又被迫作書面檢查交代，唐篔從11月起，連續代陳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結果仍不夠，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個人的歷史和社會關係。紅衛兵命令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關九*九*藏*書係。其實，陶鑄是自動或者是受周恩來總理之命來照顧陳寅恪的，並不是有何親何故。照顧的原因也不過是對一位著名學者的愛護和尊重。當時陶鑄就對質問的人說：「你若有陳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陳寅恪書面交代中，也一再說陶鑄是以中南局首長的身份來探視的，並無私交。但紅衛兵並不滿意陳寅恪的交代，顯然他們不僅要對付陳寅恪，也在清算陶鑄。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11月16日在京召開）情況彙報並討論通過《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10條規定》（簡稱《工業10條》）。就在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指責陶鑄堅持抓生產是用生產壓革命。很快，陶鑄被打倒。這位從中南局書記到副總理任上一直都對陳寅恪關愛有加的老革命，在陳寅恪被群眾審問來審問去，不斷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里，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風給吹倒了。當然這應該是一次預謀已久的出擊，但問題在於陶鑄確是被打倒了，以後還有誰會從政治的系統內向孱弱的老病陳寅恪伸出溫暖的大手呢？

從3月份開始，唐篔被家庭婦聯叫去學習，到7月才結束，期間陳寅恪的生活常常沒人照顧。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其實去年五六月間已經發現有心力衰竭的現象了。

中秋以後不久，10月4日，又一條噩耗傳來：近代南學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還為冼玉清回國而高興地口佔二絕相贈的老人，這一次早已沒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練的史筆寫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詞：「香江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然而，無聊的審訊仍在繼續。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記錄，這一年5月5日下午6點三刻的時候，陳寅恪又一次被迫作「口頭交代」，一直到他不能講話了才肯罷休。期間有「如在死囚牢」之類的話。

1968年對於陳寅恪來說無疑是更為凄苦的一年。一些陳年古物，特別是早年的詩歌（革命群眾念首詩那還是可以念到點味的）被從塵土中刨劂出來作為重大革命問題要陳寅恪進行解釋和交待。4月份的時候，便是如此，是否春色滿園早已不是寅恪關心的重點，因為革命群眾要他解釋1946年寫的《丁亥春清華園作》這首詩。革命者又在挖空心思地找他的麻煩了。這種事情到了8月份甚至變成了有計劃的陷害，據陳寅恪的侄子封懷回憶，「記得有次中大派了兩名所謂『專案』人員到我家，迫令張夢庄寫揭發陳寅恪的材料。夢庄堅決不肯寫，她說：『陳寅恪先生是好人，他是愛國人士，從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我不能寫！』兩位專案人員用威脅口吻說：『你敢保證他嗎？』她回答說：『敢！我敢以人格保他。』兩個傢伙（撈不到什麼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儘管專案人員沒有撈到什麼稻草，但從這種威脅性的陷害行徑中，我們卻清楚感受到了當年陳寅恪處境的險惡。

無須過多的分析，申請書本身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豐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經越走越近。

四十余天以後的農曆十月十二日（陽曆11月21日）晚八時半，多症併發的才女唐篔也隨夫而去。與他們同道的還有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去世。世界範圍來看，同在這一年逝世的至少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的創立者特奧多爾·阿多爾諾（1903年生），以及在當代頗有名氣的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卡爾·雅斯貝斯（1883年生）兩位先生。

上述講話以後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硬說「『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是一株毒草」。毛澤東批准發表這篇文章，並示意全國報刊轉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性的批判運動，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緊接著，12月份，烈火又燒向了馬列主義理論修養頗為深厚的翦伯贊，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批評前者的歷史主義，稱其是「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終沒能挨過「文革」，被折磨致死。

比較而言，「文革」歲月里，黃萱仍是陳寅恪家最可信賴的友人之一。雖然每次去陳寅恪家都得歷史系領導同意，但黃萱還是不時地去看看陳寅恪夫婦，前此拍電報給流求一事於此便是很好的說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黃萱陪陳寅恪一路堅持了下來，幫助後者終於完成了生平最後一部大著《柳如是別傳》。寅恪對黃萱也是充滿了信任甚至是信賴。然而，當這一年的有一天，陳寅恪提出要黃萱在其死後寫一篇談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時，老實的黃萱卻猶疑了，她覺得自己水平不夠，確是不能勝任如此的任務。或許這確實是實情，但在陳寅恪卻只能是無限失落和凄涼了。據黃萱的回憶：「寅師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親承教誨的我，居然如此傷他老人家的心。」我們當然不知道當時黃萱的回答里有否害怕受到牽連的考慮，但有一點很明確，當垂老的陳寅恪以身後之事托于有緣而自覺甚可信賴的黃萱卻被婉拒的時候，那份悲涼與寂寞，大約是撒哈拉的焦陽與新谷鶯的段子都難於暖化和排解的。

從信的內容我們已經可以猜到「文革」開始后陳寅恪的不幸遭遇了。廣大革命群眾顯然對他「腐化」的生活極端不滿，憑什麼你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生活得比所有無產階級革命群眾都要好呢？你憑什麼吃進口葯，憑什麼喝農場送的鮮奶？革命群眾顯然不能容忍這樣的「罪惡」事實繼續在他們的眼皮底下延續下去。說起九-九-藏-書來這一點還很有几絲深意，值得推敲一二。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提出：一者，為什麼革命群眾首先看到的是醫療保健和吃食？二者，為什麼只是醫療保健和吃食？

第二個問題的邏輯在於，廣大革命群眾真正能從知識上起碼是學理上對「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的大概找不出一半個，就是真能找出一半個可以跟陳寅恪正面討論學術的，估計能屈陳寅恪之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玄之又玄的，所以群眾們聰明地決定先從容易發現和找到問題的生活上下手，反正你陳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擺在那，糊幾勺漿糊、貼數張白紙你也逃不開、躲不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大革命群眾抓住生活問題開刀反倒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陳寅恪學術難於撼動的高拔豐瞻與敦實厚重，為我們認識其學術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種有意思的參照。儘管，這種參照顯得那樣地滑稽和凄楚。

「文革」愈演愈烈，風聲愈緊，唐篔命人將外門緊閉，但紅衛兵卻不曾罷手，從陽台爬入，開了大門，蜂擁而入，大字報貼到了門上，牆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篔對來家中探望的黃萱說，人還沒死，就已經開弔了。陳寅恪的心臟病開始惡化。

陳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嚇死的，但如上的文字為我們了解當年陳寅恪在中大的情況還是提供了某種參考。

關鍵是，紅衛兵不僅趕走黃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維護陳寅恪身體的三名公派護士。陳寅恪自從腿傷后，行動不便，再加上雙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紅衛兵卻揚言「不準反動文人養尊處優」，蠻橫地趕走了護士。此後，陳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費請了一位原本輪班替代的護士。當時流求遠在四川，后入西康幹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幹校。因為看護人手不夠，重擔自然地壓到了幾十年風雨同舟的唐篔身上。唐篔的身體本來就不好，護士被趕走更加重了她身體狀況的惡化。

就前一個問題來看，我們說，這裏面一方面可能，或者說應該確實有革命熱情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應該是嫉妒心理在作怪，人們對陳寅恪優越生活的指責大約相當程度上都是一種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憑心而論，同當時一般人的生活相比，陳寅恪的生活待遇確實是相當地讓人艷羡的。那些得不到這種生活待遇的人們，革命群眾，對此當然看不順眼，為什麼我們享受不到而你個老病教授卻過得如此滋潤呢？怎麼能讓「反動學術權威」生活得比革命群眾還逍遙和舒適呢？這絕對是一個「嚴肅」的革命課題和任務。後來的事實將向我們證明陳寅恪被批判至少在相當的程度上是革命群眾對其優越的生活資源垂涎欲滴的結果，「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家裕於人，眾必掠之！

儘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後，老牌「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陳寅恪都沒有遭遇過如上的肉體折磨，但是我們的擔心並沒有因此而顯得有一絲的多餘。

最讓陳寅恪的身體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線廣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時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無序狀態，惟有很多「革命行動」顯得步調有序、反應迅捷，其「功勞」首推這種高音喇叭。在運動中，它是一種極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時對於很多被批鬥者來說，它傳遞著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東南區一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這幢樓被造反派所佔，有兩年多的時間，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時期，陳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歲月里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屋后，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了陳寅恪的床前，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二十年後，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淚寫成的《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就在陳寅恪為冼玉清回國治病高興地賦詩相贈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並轉發了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強調這些人是鬥爭對象和革命對象九*九*藏*書。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發布《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23條》中對1964年下半年以來「四清」運動（《23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並把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糾正，但又提出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更「左」的觀點，這之後全國城鄉的「四清」運動繼續進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個月以後，毛澤東在一次談話說：要備戰。各省要把小三線建設好。不要怕敵人不來，不要怕兵變，不要怕造反。他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可以造反嘛。過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國際，迷信中央。現在你們要注意，不管誰講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確的，你們可以不執行。如此的講話事實上已經向人們清楚地昭示了一個動亂歲月的行將到來。

1967年初，唐篔繼續代陳寅恪作「交代」后，於4月2日替他寫了三點聲明：

傷心總是難免的。

如果說前兩年的中華大地上開始陣風鼓盪塵土飛揚的話，那麼1966年的中國已經是烽煙瀰漫乃至戰火紛飛了。

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陳寅恪顯然都是較翦更大個的真正意義的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雖然此前的種種運動對他的衝擊都相當有限，但當新的烽火燃起的時候，陳寅恪還能否延續這種幸運呢？對所有人來說，包括他自己，顯然在1964、1965年這還是一個並不明確的問號。

不過同尚多歡樂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陳寅恪的生命里明顯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傷的氣息和節律。兩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隱現。去年春節的時候，唐篔買回幾株花，心情不錯的陳寅恪推測著甲辰年應該收成不錯；今年的春節唐篔又買回兩珠，一株水仙，一株臘梅，陳寅恪的心情應該也不錯（畢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過節的時候碰上了風雨。儘管寅恪說「賴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風雨送黃昏」（《除夕前夕買臘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風雨口佔一絕》），但除夕里「忽有風雨」總不是什麼好事。

出身名門的唐篔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寫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無謂的是非，可那個時代里，如此的祈願實在只能是海市蜃樓般的幻想而已。糾纏沒完沒了，本來就心臟不好的唐篔，身體越來越糟糕。

情況確實如此，這一天的東南區一號全家都是病號。此情此景，陳寅恪又怎麼能心無罣礙地完全高興起來。七天以後的人日，「強欲排愁送佳節，又傳烽火照龍編」（《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說明春節以來的一周時間內陳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麼好。龍編是古地名，漢代時置龍編縣，屬交趾郡，東漢至南北朝曾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龍編」顯然說的是越戰的事。美國鬼子要滅越共政權，終極方向瞄著中國，這讓本來就已經愁氣繞身的陳寅恪更添了幾分憂思。大約又過了一周，元霄節前兩天，又一道不好的訊息傳來，曾昭燏死了。兩年前的1963年初，時任南京博物院長的曾還探訪過病中的陳寅恪，向後者談到說要購買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狀》什麼的，用陳寅恪的話說他們是「論交三世舊通家」。不言而喻，舊友的亡訊更加重了陳寅恪的愁悶心緒，兩天以後的元宵佳節，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作：

生活情況也大大的惡化了，因為運動中陳寅恪被列為特號對象，工資存款都被凍結，經濟上簡直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而身體狀況更是惡化得無以復加。老兩口誰也不願看著對方等死，陳寅恪第一次以懇求的語氣寫下了一張申請：

可是，陳寅恪的「辮子」實在太多了，更何況那本來就是一個捕風捉影、深文周納、派九_九_藏_書性殺人的年代，只要你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自然是沒一樣好，到處都是毛病。借用陳寅恪學生季羡林的話，「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北大如此，中大亦然。有關陳寅恪的大字報開始滿天飛舞。給梁綺誠寫信的一周以後，唐篔又給廣東省委「文化革命」駐中山大學工作隊寫了封長信，陳寅恪也加蓋了自己的印章。這是存世的陳寅恪書信的最後一封，而且也已幾乎是可見的陳寅恪的最後文字了（詩作最晚為1966年4月，對聯除了後面將要提到的一首輓聯外，基本上也在1966年2月份節止了），兼之所及內容較多，所以說對於陳寅恪夫婦進入「文革」以後的生存狀態的了解，該信實系極可寶貴的一手材料。信上說：

義正詞嚴的話語顯示了陳寅恪對不斷重複著的個人情況拷問的不厭其煩。可是在瘋狂的年代里，「從未」、「並無」、「從來不」這些乾脆利索的用詞，並不能就乾脆利索地讓無聊的糾纏止息，讓無邊的噩夢結束。在「文革」時，住房稍寬的人家會遭到別人強行遷入，陳寅恪住的東南區1號樓上也沒能倖免。1967年春，一個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來，不管外面怎麼亂糟，家裡面還是自己的，在東南區一號的小小天地里，兩位老人還是自己的國王。然而，外人遷入合住的無奈事實，讓這一方僅有的自由空間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時僅有的一錐凈土（姑望稱之）或者就只剩兩位老人的寢室了。生活來了殘酷，確實是叫人不寒而慄。兩年前的陳寅恪還能快樂地為下雨自由地歡歌，而今，生活竟將他衰老的生命逼進了東南區一號的一個小小角落。

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闊步走上了離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陳寅恪推薦到北京大學讀書的季羡林，此時早已是北大東語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雜憶》中對當年北大的情況作了如下的記錄：

當10月的北國在蕭瑟的秋風中振振身體抖落片片黃葉的時候，綠樹紅花的南國悄無聲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據說住院期間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輩學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傳》並代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後者因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緣故最終沒敢應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學校為家，以育人為樂，以述作為業，然而在生命的盡頭處竟找不到一個願意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結大願的托志之人，我們真不知道這到底是個人的不幸還是學術的悲哀。

七十五歲的老人面對上蒼的捉弄，在臏足以後的第二個年頭裡已經只能作無奈的悲嘆了。當然正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這一年陳寅恪的生命里依舊不乏動人的快樂穿梭。對於只能躺著的他來說，熱天下場雨就是莫大的快樂。那年立秋前幾天天熱得厲害，把陳寅恪給蒸得暈暈的，所謂「周遭爐火鐵山圍，病體能支意轉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時候，老天爺突然地給墮了場陣雨下來，把老人家高興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數日有陣雨炎暑稍解喜賦一詩》為證）。好友冼玉清自香港歸國就醫，此前的種種謠言不攻自破，陳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興，馬上作雙絕相贈：「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年來身世兩茫茫，衣狗浮雲變白蒼。醉餓為鄉非上策，我今欲以病為鄉」（《病中喜聞玉清教授歸國就醫口佔二絕贈之》）。陳寅恪一邊祝福冼玉清回國后經治療能早日康復，一邊勸其該吃吃該喝喝，別委屈了自己的身體，還打趣地說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這有什麼呀！景顯于詩，情隱乎辭，讓人感動更讓人欣慰。它至少向我們說明當時寅恪的心態還是相當地不錯。

進入1967年，隨著陶鑄的被打倒，革命群眾開始更加頻繁地拷問陳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鑄的「黑關係」。當然，某些拷問之外的行動可能更有實質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後美延給蔣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學生來抄家，將母親打了，後來我們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時間才好轉，沒看醫生。（那時醫生也和我們作對）當時誰想抄家，隨時可去。目的是在於經濟，並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認識這些人」。蔣秉南分析：「家裡所有各項可拿物品就是在這種『隨時可去』的情況下『蕩然無存』。至師母被打，想系勒索珠寶首飾等物之故。師母有先代傳留下的珠寶首飾，我曾見過。」

中秋節又到了。可我們的陳寅恪再也沒有心情玩詩吟賦談餅抒情了。八年前的中秋，老友吳宓剛剛來訪，高興的心情，中秋的時候還在延續，「嬌寒倦暖似殘春，節物茫然過嶺人。數夕蟾蜍園缺異，一枝烏鵲雨風頻。小冠哪見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說餅，捲簾清霧接香塵」（《辛丑中秋作》），之後不久就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更是給陳寅恪的生命帶來了豐足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悅。可是，八年時間里，中國社會的政策跳躍了太多太多，當年受人禮遇的知識分子而今成了人人得而批之的臭老九，天上地下，霄壤有別，相去何其遠也！

年底，革命群眾又想起了「反動學術權威」，又一次要陳寅恪交待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經歷，而且有一次紅衛兵還要抬陳寅恪去大禮堂批鬥，唐篔不讓，被推倒在地。最後，劉節站了出來，代自己的老師去挨批鬥。會上，革命群眾問這位陳寅恪的老學生替老師挨斗有何感想，堅卓果毅的劉節擲地有聲地回答說：「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凜然正氣，充盈天地。群眾一時倒沒了注意，對此沒什麼辦法。具體情況已經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倒寧願相信當時人們中大多數也還未完全的良知泯滅，自孔門私學以來在中華大地上幾千年傳繼的尊師傳統容或在「文革」時期還有那麼一點點的心理上的殘餘。或者吧。

風暴已經在悄悄的醞釀，建國以後運動不斷的中華大地上已能聽得見焦躁的塵土在起起揚揚。

嗚呼，傷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