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儘管創作的過程無限艱辛，陳寅恪和他的助手還是挺了過來，終於完成了一部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引起無數爭議的巨著，該書精密嚴實發人之覆的考證，溶己于史的創作思路，特別是陳寅恪在錢柳姻緣上的那種看來好像是有些太過浪費的長時段的傾情投入，都讓後來的學者們不禁為之側目、為之抻舌，為之費心猜測。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出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是「那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此後，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反擊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雖然有其必要性，但並不需要為此發動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運動中發生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把許多的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和黨外愛國民主人士錯划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是即眾所周知的「反右擴大化」。其後，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運動，多年來因為身體原因和各種照顧政策一直都「窩」在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的陳寅恪開始受到真正的衝擊。

以吳宓的來訪為突出標誌，1961、1962年間陳寅恪的生活可以說相當地不錯。

我們從政治的角度上來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時期，1957、1958年是比較特殊的兩年。

就在陳寅恪寫下「聞歌一笑似京華」的1957年5月份，小他幾歲的毛澤東在中旬的時候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文章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作了相當嚴重的估計，「認為黨外知識分子中，『右』派約佔1%到10%，黨內也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新黨員，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強調現在應該開始注意批判修正主義。還應注意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帶領中國共產黨百折不回、浴血奮戰，穿風破浪一路走來的毛澤東，對矛盾問題有著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構起來的他的鬥爭哲學顯得內蘊深厚而又精恰實用。熟悉他的戰友們，甚至我們這些對近世中國歷史比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輕鬆地看出，這是一招戰爭年代里解放軍慣用而又屢試不爽的誘敵深入。

較之後者，批判「厚古薄今」運動期間，陳寅恪的遭遇要嚴重得多。這裏，我們扼要而言，當時的情況大體如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虎歲倘能逃佛劫，羊城猶自夢堯年」一句，他告訴我們儘管心情不錯，陳寅恪還是對行將到來的本命年隱隱地有一些擔心。本命年的說法為中國人尊信由來已久，在這一點上陳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於，這種未能免俗的擔憂後來竟變成了不幸被譜中的事實。

這就是郭沫若。

從「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幾個字我們知道，陳寅恪對自己最終能夠完成這一著作很感高興，「孰發幽光，陳最良也」事實上就是對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釋。「文革」發生后陳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對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運動中受到的衝擊有如此的說明：「一九五八年，全國有厚今薄古運動。我當時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課。但仍舊作文。」再結合吳宓「寅恪述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的話綜合來看，我們說，在陳寅恪，能夠以殘病之身堅持進行學術創作這實在是一種值得慶幸和珍視的快樂。這應該是老友吳宓用「樂其所樂」來界定陳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陳寅恪復劉祖霞信有「弟雙目失明已十六年現居中山大學，聊以著述自娛，殊不足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詩作也有「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的話，所謂「自娛」「遣日」之說，雖非完全的實話實說，卻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虛談，我們認為對於雙目失明壯志難申的陳寅恪來說，一定程度上著述確實是他揮灑才學、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娛之事。所謂「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話是有所中的的。「不足為外人道」一句說明，陳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園裡，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為外事所制，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在學問的世界里，他仍是我們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總的來看，雖然陳寅恪身體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無疑是順心而愉悅的。這和劇團成員到來自然有關，不過還有一件事應該提及。那就是周揚的來訪。當時的周揚正任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對1958年開始的全國範圍的學術大批判，周在當年1月20日的報告中宣稱：「前幾年出了一個李希凡，主席很高興，去年出了許多個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還要高明。一個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現在許多個李希凡，批判許多個俞平伯，年輕人起來，使人看出希望，這是好事情，使人高興。」3月在廣州作報告又說：「學生們敢於批判先生，表現了很大勇氣。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謂成就很大，倒不在於批判的每個具體成果，而在於方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他們反對『厚古薄今』，都應該給予很高的評價。」作為當時管宣傳的領導，當時有這樣的言論可以說再正常不過了。可陳寅恪顯然不這樣認為。這也就決定了兩人的會面不見得會如窗外的春天一樣暖意融融。周揚回憶：「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後。一九五九年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一九五八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陳寅恪自然知道周揚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藉機使勁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別是涉及知識分子的事情。大約也是周的話激怒了陳寅恪，才遭到了後者的痛斥。據陳序經言，「人民政府先後派王篯、章仕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20年後的周揚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建國后十七年中，我們黨對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文藝思想，開展了一系列鬥爭，這是出於當時為了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但也發生了一些錯誤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藝問題上，混淆了人民內部和敵我之間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取行政手段和群眾鬥爭的方式去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實踐證明，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對待文藝思想認識問題，採取這種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為這種方式是靠聲勢，靠壓服，而不是靠講理，靠說服。」

事實上，在江西劇團來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報已經開始漫天狂舞了。陳寅恪以外，歷史系的劉節、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報專欄，4月7日那天，貼給梁方仲一人的就超過了千張。陳寅恪「聞歌」而唱「細雨競鳴秦吉了，故園新放洛陽花」的時候，他的處境還很好，儘管小頭目們認為「陳寅恪成為系內外白專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黨總支認為必須著重掃除陳寅恪的影響，這一步不能做到則系師生自覺思想革命不能完成」，但絕學博識壁立千仞的震懾力量，使得大字報們對陳寅恪還是有所顧忌不敢輕易造次。然而當「厚古薄今」的批判鋒芒刮過長江侵入嶺南的時候，為陳寅恪蓄謀了好久的大字報終於等到了高飛上天的良機。大字報們總算等來了給陳寅恪開專欄的美好時刻。和現在一樣，毫無疑問，那時的人，包括糊紙的，同樣也害怕失業，於是「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等等，針對陳寅恪的紙片瘋一樣的舞動起了沾滿黃紅黑色漿糊的肥碩腰肢，盡其捕風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頭垢面又分外嚴肅、讓人畏懼又噁心得想吐的女巫。

吳宓接著說：「然寅恪自處與發言亦極審慎，即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見任何外國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樂其所樂，斯誠為人所難及。」如下的史實將向我們證明這同樣是言之鑿鑿的有據之辭。

我們必須得感謝吳宓先生，他的日記里所保留的這些極可寶貴的材料，為我們認識陳寅恪的心靈世界進而理解其語默靜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20世紀80年代許冠三撰寫《新史學九十年》的時候顯然沒能看到這些資料，其論陳寅恪一章結尾處所謂「《論唐高祖稱臣》的『卒彰顯其志』書法，似為嘉許政府在1950年春對蘇的強硬立場，不然又何須點明『初雖效之，終能反之』，而又連說：『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實在有引人深思，導人衰衰解陳寅恪的嫌疑。可如果當時許先生獲讀了吳宓先生日記中陳寅恪始終堅信必先有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後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觀點，大約就不會如此武斷了。真實的情九_九_藏_書況是，陳寅恪的史學並非所謂的影射史學，它們影射出的都是陳寅恪自己堅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經歷過或聽說過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們，大概誰都會知道一月十斤糧食、兩斤油的補助意味著什麼，何況部分人還可以享受到廳局級的保健制度，風景區修養旅遊2.5折的優惠，即使在經濟建設高度發達的今天，就后兩項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識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陳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現在紅頭文件里，又一次向我們顯示了這個名字的份量。

吳宓走後的好幾周，陳寅恪夫婦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別重逢的喜悅里。三周以後的9月27日，陳寅恪又請唐篔給吳宓寄去了一封詩函，內有答朱師轍絕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後者為唐篔用毛筆書寫，前者為鋼筆。一周后的10月4日，吳宓收到詩函，並把它認真地寫進了日記。此時的他大約不會猜到包括陳寅恪在內的廣東知識分子就在深秋時節又迎來了一個溫暖異常的「春天」，許多長期帶著資產階級帽子，被大字報貼來貼去的知識分子被感動得老淚縱橫，痛哭流涕。

余英時教授考證說，陳寅恪一生的史學可分為三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為1923—1932的十年，重點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語文知識來考證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所謂「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轉向第二階段，開闢魏晉至隋唐的研究，所謂「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後進入第三個階段。在他看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是這一階段里陳寅恪最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說明他為了《別傳》確曾自覺地發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指的是不用馬列主義理論；「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和「捐棄故技」強調的分別是對其第二、第一期史學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為一遊戲試驗」指的是用史學考證的方法輔以入情入理的基於自身經驗和人性體認的歷史想像來重構豐|滿鮮活的歷史世界。在他看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都是心史，而與前者相比《柳如是別傳》更是一曲「心史」的雙重奏，認為：「整體地說，《別傳》寫的是一個充滿著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據雖精，但這些考據的結果不過是建立了許多不易撼動的定點。由於點與點之間都是互相關聯的，因此又由點而形成許多線再進一步則因線的交叉而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網路。考據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為止。如果換一個比喻，我們不妨說考據足以搭起一座樓宇的架子，卻不一定能裝修布置樣樣俱全。而《別傳》則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樓宇，而且其中住滿了人。更重要的，樓宇中人一個個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動。陳寅恪之能重建這樣一個有血有淚的人間世界則不是依靠考據的功夫。他的憑藉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歷史的想像力。」

座談會上陶鑄動情而有力地向與會者說，「今後不能採用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來解決思想問題」，「對於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在什麼場合戴的帽子，就在什麼場合脫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來鬥爭批判錯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廣東省委向你們道歉、認錯」。這樣的講話，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來高校里進行的種種政治運動。

初到廣州的第二天上午陳寅恪即曾賦贈吳宓一首七律，3日當天，晚宴后臨行，陳寅恪又以四首相贈。五首詩分別是：

這一年發生了兩件讓晚年陳寅恪倍覺寂寞和凄涼的事。

平心而論，郭沫若的話並沒有表現出對陳寅恪特別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話讓我們在其鮮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貴的尊重。畢竟也是讀書人。然而，可悲的在於，一如詮釋學理論已經告訴我們的，文字一旦形成就會在閱讀者那裡獲得無數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會行徑又何嘗不是這樣。沒法否認，那時的郭沫若畢竟也已不是單純的書生，《人民日報》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鈔，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會主義建設剛剛取得不錯成績的新中國，開始變得相當浮躁。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轉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樣，陳寅恪作詩一首以志紀念：

這一年，寫了十年的《錢柳姻緣》一書正式完成，對於期間給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黃萱，陳寅恪請唐篔代筆寫下了這樣的鑒定文字：「勤力無間始終不懈」，「隨意念讀毫不費力」，「又能獨立自找材料，並能貢獻意見修改著作缺點，尤為難得」云云。應該來講，沒有黃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學生的協助，陳寅恪要想憑失明的病體完成煌煌八十萬言的《柳如是別傳》確實是難以想象的。

蔣在廣州待了有十來天，期間除了聽老師講敘以外，還由小彭陪著遊覽了廣州市區、黃花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號乘飛機返回上海。

疾病必然地加速了陳寅恪的衰老，吳宓來的時候還白髮甚少的他病後已變了模樣，1963年初，時任南京博物院長的曾昭燏過訪，事後，陳寅恪有「銀海光銷雪滿顛，重逢臏足倍凄然」的詩句，依常識以及陳寅恪寫詩常常實指的習慣來看，所謂「雪滿顛」（《癸卯立春》一首也有同樣的用詞）應該不是隨便說來玩的。對節候物事他也變得更加敏感。《詩集》和《事輯》的資料綜合顯示，出院以後的1963年，也就是農曆的癸卯年，寅恪大約共「寫下了」九首詩，內中有五首是節令作品。分別是《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園有燈會感賦》、《癸卯元夕作用東坡韻》、《癸卯中秋作》、《癸卯冬至日感賦》、《去歲大寒節后一日天氣晴和余自醫院還家今歲大寒節連日陰雨感賦一律癸巳十二月初七》。依詩作本身我們略作推闡如下，以見出院以後的頭一年陳寅恪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情狀。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心靈的交流與碰撞。平日里極其謹慎小心的陳寅恪面對久別來候的老友，再也無須臨淵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吳宓進行了幾次透心的交談，把自己多年來的情狀、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盤托出讓久別的老友認真地觀察、端詳、審視乃至是吸納和攫取。9月1日的日記中吳宓寫道：

從第二天的31號算起，到下月4號早晨離穗，吳宓在廣州共呆了四天。

「病魔窮鬼相依慣，一笑無須設餞筵」的話顯示，陳寅恪心境相當的樂觀，這應該和他最近生活的愜意有一定關係。

事情就九_九_藏_書發生在陳寅恪寄信給吳宓的第二天。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國：陳伯達報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採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並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抓緊這個運動，「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等37個文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繼續批判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講話提出我國當前還存在著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並認為崇拜有兩種，除錯誤的個人崇拜外，還有一種「正確的個人崇拜」。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該校長馬寅初，採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報刊也發表大量文字，對馬寅初進行公開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予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6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為「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406斤），並認為「在3年到5年內，使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華北、西南等區農業協作會議，也都相繼提出農業「大躍進」的奮鬥目標，西北地區竟提出1962年糧食產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農業方面的高指標、浮夸風和瞎指揮迅速發展起來。6月22日，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報告》。報告說：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800萬噸。各大協作區也分別召開冶金工業規劃會議，研究各區明年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根據各協作區會議情況來看，「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 000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報告轉發后，工業上的高指標、浮夸風日益泛濫。

不過，所謂人有離合悲歡，月有陰晴缺圓。千萬不要以為陳寅恪真就一蹶不振、從此一味消沉了。

頗值得注意的是唐篔的《送雨僧先生重遊北京》和陳寅恪《贈吳雨僧》的第二首。這兩首有一個共同的初衷，「幸有人間佳親在」，「神仙眷屬須珍重」，夫婦二人都在勸吳宓復婚。與陳心一離婚是三十二年前的舊事，儘管有許多人反對，說是和《學衡》一貫所宣揚的宗旨有悖，陳寅恪也勸其「無論如何錯誤失悔，對正式之妻不能脫離背棄或絲毫蔑視。應嚴持道德，懸崖勒馬，勿存他想」，但當時的吳宓心意已決，認為「宓之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義」，終於還是和陳心一解除了婚姻關係。然而心一女士畢竟曾經是吳宓的髮妻，30年後的1959年，吳宓又生了跟心一複合的念頭。當時後者身體狀況不好屢屢生病很讓吳宓擔心，而且顧廷林的詩也讓吳宓想起了昔年內子對他事業的襄助，於是1959年1月29日午飯後，他寫了封長信給陳寅恪夫婦，敘其近六年情事以及欲與心一複合的心思。當年2月10日的時候陳寅恪複信給吳對此事極表贊成，還把自己1958年唐篔六十生日時撰贈的「烏絲寫韻能偕老，紅豆生春共卜居」的聯文一併寄示。兩年以後吳宓來訪，陳寅恪夫婦當然忘不了對老友幸福至關重要的這一章，於是一同撰詩相勸。為了方便吳宓，也是為了勸說心一同意，唐篔還強行讓吳宓給陳心一帶上了一大包塊塘，希望她的塊糖能給吳宓提供一個與心一相見敘舊的機會。女性的精細，在此顯露無疑。誠可謂用心良苦！

轉眼又是春節了，無邊的喜慶不知不覺中濕潤了老陳寅恪的心靈。除夕前的時候，唐篔還搬了好幾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買花迎新年這事兒吊開了他的興緻，癸巳一年裡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詩面這一天終於等來了久違的陽光的氣息，甚至還投射著那麼一絲絲的調皮。「我今自號過時人，一榻蕭然了此身。葯里哪知來日事，花枝猶憶去年春。北風凄緊逢元旦，南畝豐登卜甲辰。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這麼天天躺著，我現在真得算過時了，春節了還泡在葯里，管他以後怎麼著呢；聽北風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會收成不錯；（不過那也是將來了——筆者加，為表述方便計）我還是把門關上睡大覺，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煩，管他怎麼想呢。儘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體不痛快不願見客，但從兩個「任」字里我們還是讀出了絲絲暮年頑童任性「調皮」的味道，而這種一半真實一半調皮的表述顯然是由比較閑適、陽光，當然還要有那麼幾縷酸澀的心態醞釀和發酵出的。後來元霄節，他又有「鳳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燈節夜年年」的話，說是「余深喜元夕張燈，猶存舊俗，惜不能飲酒，負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東坡韻並序》）云云，說明好的心情在延續。

七月，燥熱的七月，在浴盆里安排了一場更大的陰謀。上旬的某一天，陳寅恪在洗漱的時候突然滑倒在浴盆里。當然具體的情況已難得而知，1963年見到吳宓的陳序經和王越對此已經有了兩種不同版本的解釋。但令人痛心的結果卻異常地明確：右腿股骨頸折斷。儘管廣東省委十分重視陳寅恪的傷勢，住院的第三天，陶鑄就帶了一大籃新鮮荔枝去看望，中大醫學院更是提供了最好的醫療服務。然而種種原因所致，特別是考慮到陳寅恪本身體質不佳，動手術進行全身麻醉包括局部麻醉可能都不是很好，在醫院住了七個月的陳寅恪終於未能避免暮年臏足的不幸事實。這在他的心靈深處烙下了濃重的陰影。說到底,陳寅恪也是一般人，雙目失明的先期不幸本來就已經很讓他難過了，寫詩添字每每以病人自稱，而今又失去了走路的自由，真是怎一個「苦」字了得！這些我們在他1962年夏以後的詩句中感受得非常清晰和真切。雖然陳寅恪的詩用典頗多不易卒解，但是有了不幸臏足這一今典的支持，我們還是能比較容易地從如下的詩作中體味到陳寅恪此間內心的凄苦，這是陳寅恪晚年心境的絕大一端，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和把玩。

四天以後的元宵節，外面依然是寒風凜冽，感覺著就像要下雨，自來喜用東坡韻的寅恪又寫了首七律。我們欣喜地發現他又一次提到了水仙。只是這一次的水仙一出場就帶著某些慘兮兮的味道，所謂「燈節寒燈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儘管還有那麼幾分亮麗，可凌波仙子畢竟已是萎縮而又憔悴。考慮到又一次的冬去春來，自己的狀態卻是每況愈下，不禁又發出了「自信此生無幾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浩嘆。想起趙師雄的羅浮夢，東坡已老的我今年元霄竟無梅香伴佳節，傷哉！

結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連續四年間，儘管後來的1959、1960兩年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困難，但陳寅恪基本上每年都還能過上幾把正兒八經的戲癮。當時來看，這樣的歲月對於任何一位古稀老人來說，大約都稱得上相當地熨帖，陳寅恪也是如此，更何況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經取代雙目成為他收穫精神享受的最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會紀之以詩。

8月29日，居漢四天的吳宓搭上南下的火車奔赴廣州。30日下午，車入廣東，但因為夏天水大，鐵路多處被淹，路況很差，導致火車走走停停，跑得並不順暢。一直到晚上11點半，好不容易到了廣州站。陳寅恪的兩個女兒小彭、美延（從復旦畢業，當天上午剛從上海回廣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啟漢已經在車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車載了他們迅速回校，直奔東南區一號陳宅。夜已過半，熱盼老友來聚的陳寅恪依舊沒睡。吳宓這樣描述著多年沒見的老友：「寅恪兄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極好，撮要談述十二年來近況」。畢竟是12年不見！故友重逢，久違的喜悅又一次盛開在了暮年陳寅恪的「老臉」上。大約12點半的時候，小彭拿電筒把吳宓送去招待所。

還是說吳宓。他從很早就喜歡抄讀和搜集陳寅恪的詩作。9月3日，起身離穗的最後一天，吳宓又筆錄得陳寅恪近年來的詩作八篇十首。當天下午，已很少動筆（從《唐篔詩存》來推測）的唐篔為吳宓寫下了兩首絕句，抄于精美信箋相贈。分別作：

這一天，陶鑄又一次把廣東的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拉到了從化溫泉，應邀者包括廣東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廣東省各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當然，陳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沒有去參加。

當然，陳寅恪對「女巫」還談不上畏懼，他滿腹的學識以及幾十年裡積淀而成的名士氣韻倒也不是隨便「跳跳大神兒」就可以撼動和擊垮的。可是，奉命抄讀大字報內容給他的唐篔卻實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氣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質蘭心知書達理的唐篔好幾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訴「舞蹈」場面的慘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滿的正常人一樣，陳寅恪憤怒了。

讓我們從1957年的一封信談起。這一年2月6日，陳寅恪複信給時任職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劉銘恕，有言：

雖然在校方的勸說下陳寅恪沒有搬到校外，可他終究沒有再開課，對此黃萱回憶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陳先生受批判，說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課，專力著作。我曾勸他複課。他說：『是他們不要我的東西，不是我不教的。』這是多麼傷心的話啊！」

《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園有燈會感賦》告訴我們，立春的那天正刮東北風，天還沒有多少暖意，而此時的唐篔已經開始準備春天穿的薄棉衣了。一直都歡喜節日掛燈的他因為不能參加公園裡的燈會而很覺得感傷，沒辦法只能聽戲消磨時間。儘管「聞歌渾忘雪盈顛」的話向我們透溢出專心享受戲劇藝術時的樂觀情緒，但該句之前「涉世久經刀刺舌」以及首聯「南國清寒細雨天，老夫病榻意蕭然」的話，還是飄散出濃濃的悲涼感。

了解近世中國學術史的人都清楚，當時的中國就一個陳寅恪，一個讓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東方學界都「嚴重」矚目的陳寅恪。他並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開課的震動顯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從容涵納和平息。當陳寅恪突然離開教壇的「漣漪」突破中大的校園在更為廣闊的層面上波動開去的時候，最終洄涌而來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壓力。據陸鍵東言：「『讓陳寅恪重新開課』，一直成為1958年之後中山大學一個很頭疼的問題。直到60年代初，陶鑄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學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4年，偉大的中國人民謎一樣地完成核武器研製的那一年，十年長征的陳寅恪也完成了一部後人來看謎一樣的著作——《柳如是別傳》。初終稿均有《說偈》，分別作：

然而本命年並不打算用心胸狹隘的康生來結束陳寅恪的不幸。

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來都未能遂願的吳宓在經濟形勢開始好轉，政治空氣也相對寬鬆的背景下，終於決定去廣州看望闊別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吳宓長函一封寄陳寅恪，復其1960年1月26日詩函，述一年來自己的情況，並告其很快就要去廣州。五天後（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陳寅恪當天下午即回信吳宓，對來穗的注意事項作了詳詳細細的交待，包括坐什麼樣的火車，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極盡周詳和細緻。四天後，陳寅恪又修書一封給時任教武大的劉永濟：

《甲辰四月》以外，陳寅恪還為蔣教授寫了一篇《贈蔣秉南序》：

這一年陳寅恪已經古稀又二，吳宓也已年近七十。對於老友的遠道來訪，陳寅恪非常地重視。

唐篔的第一首詩意在勸吳宓晚宴時放量多飲，「應感間關來一聚，莫辭濁酒勸多樽」，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撈著相聚，可是得多喝他幾杯啊。陳寅恪七律是在向吳宓交待自己的近況。七絕第一首說吳宓間關道遠來相看，久別重逢的老友無限感慨激動萬千。暮年一句最引人注目，因為「生離死別」的用詞無意中下語成讖，其後，儘管1964年的時候，吳宓曾三度想再來探望，但終未成行，兩位幾十年相知相交的老友再也沒能相見。第三首頗為難解，約是意在述其對朋輩降志屈節者流的哀怨與憤恨。最後一首明其不懼如洪波東逝的弦箭文章，清水雖淺虧自西流，「鉅公謾詡飛騰筆，不出卑田院里游」，是在表示對上層的不屑，說他們不過是逡游於一群卑躬人中間而已，言外之意，卑田自卑田高山仍高山，我是不會自貶從俗降志自辱的。

當然，正如「年來除從事著述外稍以小說詞曲遣日」一語所展示，著述並非陳寅恪「樂其所樂」的全部根據。詞曲小說之類悅耳之事在此間陳寅恪的生命中仍舊佔據著極為絢爛的一角。僅從詩作來看，期間有關聽戲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聽南昌市劇團李今芳演玉堂春戲題三絕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創初愈入城重聽新谷鶯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觀菊並賞春蘭戲以易安居士詞句分列詩句中亦試帖之變體也》（1958）、《春盡病起宴廣州京劇團並聽新谷鶯演望江亭所演與張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聽演桂劇改編桃花扇劇中香君沉江而死與孔氏原本異亦與京劇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張君秋來廣州演狀元媒新劇時有人于台前攝影戲作一絕》（1960年春）、《又別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聽廣州京劇團演新排西廂記悲劇新谷鶯飾鶯鶯孫艷琴飾紅娘戲作一律寅恪昔年嘗撰讀鶯鶯傳論文故詩語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廣州京劇團新谷鶯諸君來中山大學清唱追感六年前舊事仍賦七絕三首以紀之》（1962年3月末）等數首。

夏天的時候，7月26日，陳寅恪讓唐篔將《春盡病起》三律連同1957年所作《答王嘯蘇君》三絕精箋工楷抄錄，而後以航空挂號信的方式寄去給吳宓。其後不久，8月中旬的時候，陳寅恪又進城聽了一回桂劇。9月份的一個風雨之夜，牽挂陳寅恪的老友吳宓寫下了三首絕句，總題《寄答陳寅恪兄用寅恪兄<答王啸苏君>韻》：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蔣秉南乘車到廣州站，此時的車站上，唐篔和二女兒小彭已經在等他了。學校的小汽車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后的蔣秉南直接去樓上晉謁陳寅恪。據他回憶，當時的陳寅恪在護士的協助下已經可以被夾扶著站起來，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樣由師母陪著在校園裡散步了。

四天里，陳寅恪夫婦竭盡所能地對吳宓進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吳宓在陳宅「進牛乳、咖啡及果醬麵包、餅乾等」，回招待所晚飯，唐篔還叫人送了一碗燉雞，另加紅薯和滷雞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學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陳寅恪夫婦設宴款待吳宓，陪席有冼玉清、劉節夫婦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蘇；3日早晨，吳宓被陳序經邀去早餐，中午唐篔設家宴「雞魚等肴饌甚豐」，「晚6:30在陳宅晚飯，肴饌豐美」。

儘管「須久久細讀，方可盡得寅恪詩中之意」，兼之事成陳跡詳情難考，但值得高興的是，陳寅恪還是為淺陋的我們留下了明顯易懂的信息，令後來者粗讀之下便可從三首詩中捕捉到一些明顯的信息藉以部分地還原當時的情形。大約1959年的春天，陳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鵑花都開謝了還沒有完全康復（所以說「兼旬病過杜鵑花，強起猶能迎客車」）。不過，新谷鶯等人的到來，讓他覺得甚為快意，夫婦二人置酒設宴對劇團一行進行了熱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類，在1959年當口也算可以的了，無怪陳寅恪綴上了「足風流」的字樣。新谷鶯的唱法和當年陳寅恪在北京聽的張君秋版《望江亭》總還是有那麼一些不同，但此亦無他，人世間的萬端世事說起來其實都是戲，新、張同曲異趣又有什麼要緊的呢？不知不覺間，陳寅恪夫婦流寓廣州已有十年，劇團演員難免提到了二老十年來在廣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間，陳寅恪抑或唐篔就說剛來的時候還好，無奈這麼多年有風有雨的，頭髮也見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來的生活還是相當不錯，杜甫（有「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句，見《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和陸遊（有「粗餐豈復須鮭菜，蓬戶何曾設扊扅」句，見《北窗即事》之二）當年吃不上的魚菜在我還是不成問題，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陸的人生選擇，陳寅恪說不管怎麼說人還是應該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國，就太過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氣節，留下來更能夠見出學問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臨老了降志變節等死了還遭後人的唾罵。

這是一首對研究者來說信息量頗大的詩作。有好幾點值得注意。一者，「不比遼東木蹋穿，那能形毀尚神全」句明確地告訴我們，連陳寅恪自己都意識到了臏足將對其精神和心理產生相當的影響。大概當時他的腿還在用木板固定以維持狀況避免進一步惡化，也好配合正在進行的物理治療，周圍的人勸他不要悲觀，陳寅恪就說我這不是遼東人穿木拖，腿不好當然會影響到心情，總是難免的。此後的詩文中陳寅恪屢屢透露出蒼涼悲愴之感，此句就是最好的自注。二者，「今生所剩真無幾，後世相知或有緣」一句，再一次說明陳寅恪確實想到了死的問題，他已經在期望著後世相知能穿越他詩文的森林和陰陽的阻隔和他在心靈的曠野九九藏書上相會了，說，那樣的話大家就是有緣人。三者，「脈脈暗銷除歲夕，依依聽唱破家山」句，特別是後文的小字註釋，說明病榻上的陳寅恪依舊在進行學術的思考和創作，「俟后詳檢」一語顯示儘管不幸得讓人心「寒」，甚至對此後的日子里還能在學術上作出多少成就，能否跟前賢抗衡和比肩，都失去了自信，但對於已經開始的錢柳姻緣研究，他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能夠在餘生完成「蠹魚」之注，在他絕對是必須實現的最起碼也是最重要的學術「規劃」。四者，最後「酒兵愁陣非吾事，把臂詩魔一粲然」句大約是對包括唐篔在內的擔心其出院後會悲觀失落影響身心的周圍人士的答詞：我是不會愁的，也不會用杜康來解憂，不喝酒照樣快樂地一天天地吟詩消遣。這句話提示我們，儘管一直以來，陳寅恪都有吟詩作樂的習慣，但此後的日子里，它可能要出演更重的角色了，畢竟傷腿以後看戲都成了大問題。

這樣的時候，快樂總是難免的。而這份快樂首先地自然是屬於以殘廢之軀經年跋涉的陳寅恪。這一年裡他寫下的不少詩作中流露出的達觀心態和樂觀情緒，一定意義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適心境的外顯。

必須注意，「百年垂盡」、「後世相知」、「哀殘無命」，這些用詞說明，臏足以後的陳寅恪明確想到了死。這也是人之常情，特別是對一位年逾古稀、建國以後一直以來都還生活得相當不錯的老人來說，本來就看不到五彩世界了，而今又失去了散步的權利，甚至於站立都成了問題，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讓人作終極的考慮！

臏足對陳寅恪的精神打擊是巨大的，巨大到其甚至對學問也失去了自信。兩個月後，小雪夜，陳寅恪成七律一首，后四句說：「今生積恨應銷骨，後世相知倘破顏。疏屬汾南何等事，哀殘無命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我這一生那真是不幸啊，後世了解的人說不定都會替我傷心流淚憤憤不平呢。前人的成就不說了，一輩子的不幸已經決定了我是沒指望追攀先賢了。

4日早晨，大雨中，吳宓坐上中大的小汽車去車站。小彭和美延代父母來給吳宓送行，劉節、陳序經二人也親來送行。牽挂故友的吳宓終於頂風冒雨地一嘗所願。

那麼自由的陳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麼呢？他又是如何地「樂其所樂」呢？

余英時教授以為，該文堪與早年的靜安先生碑銘對看，足以見出陳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錄如上。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幾十年躬耕教壇、潛心著述的陳寅恪，在美麗的中大也避無可避地被「革命熱情」灼傷了。

實事求是地講，《柳如是別傳》確實是陳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數次寫詩提及此書或相關內容，如《乙未陽曆元旦作時方箋釋錢柳因緣詩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歲初度賦一律為壽時值廣州芒果荔枝豐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篔詩作）、《乙未除夕卧病強起與家人共餐感賦檢點兩年以來著作僅有論再生緣及錢柳因緣詩箋釋二文故詩語及之也》（1956年2月）、《戲題余秋室繪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影》（1956）、《前題余秋室繪河東君訪半野堂小影詩意有未盡更賦二律》（1957）、《丁酉陽曆七月三日六十八歲初度在病中時撰錢柳因緣詩釋證尚未成書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賦一律》（1957年7月）、《箋釋錢柳因緣詩完稿無期黃毓祺案復有疑滯感賦一詩》（1958）、《十年以來繼續草錢柳因緣詩釋證至癸卯冬粗告完畢偶憶向蓮生鴻祚雲「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傷哉此語實為寅恪言之也感賦二律》（1963年冬）等，僅從詩名中我們可以約略窺見作者心志所在以及創作過程的無比艱辛了，內中「好影育長終脈脈，興亡遺恨向誰談」、「哀殘敢議千秋事，剩詠崔徽畫里真」、「生辰病里轉悠悠，證史箋詩又四秋」、「然脂瞑寫費搜尋，楚些吳歈感恨深」、「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遲暮細參論」、「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綿綿死未休」、「高家門館恩誰報，陸氏莊園業不存」、「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等等，於此更是明證。

1959年3月15日下午，廣州京劇團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鶯、孫艷琴、胡芝風、何英華等六位演員上門看望陳寅恪。上文提到的詩名已經讓我們非常清楚，陳寅恪特別愛聽新谷鶯的戲，陸鍵東分析「除了陳寅恪摯愛的夫人唐篔，一個人在七、八年間連續成為陳寅恪詩篇中的主要『訴情對像』，新谷鶯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陳寅恪寫下了《春盡病起》三首七律。分別作：

後來，一年後的1959年，當時主持工作的歷史系的數位負責人，在秋季開始的黨內整風運動中不得不因陳寅恪的受辱進行深刻的自我檢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運動興起前半年左右，曾經當眾嘲諷陳寅恪的龍潛被中共高等教育部黨委以「違反知識分子政策」等兩條主要理由，給予了嚴重警告處分，從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龍多次被要求作檢討，還親自跑到陳寅恪家裡賠禮道歉。這讓我們想起1961年吳宓寫下的一段日記：「寅恪述十二年來身居此校能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而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從上面的材料來看，寅恪的這種自我認定顯然是徵實之言。

後來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版《論再生緣》而且規劃順利推進的時候，「一個表面上看與這件事毫無聯繫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會議上，他強調《論再生緣》有的地方寫到了「征東」，陳寅恪對《再生緣》的稱讚會影響中朝關係，還有就是內中有幾首陳寅恪的舊體詩情調很不健康，這是其不滿現實、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表現。悶棍打書生，《論再生緣》的出版夢想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給不幸被拒的康生撕扯得魂飛魄散。心血之作不能出版，不能通過公開的出版銷售渠道與學界見面、跟朋輩交流，對於早年一直站在學界前沿的陳寅恪來說，大概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強烈的邊緣感。沒有了儕輩的心靈共鳴，寄寓羊城生活愜意的陳寅恪，一定意義上又顯得是如此地寂寞。美學地來看，寂寞可能也是一種境界。可生活並非到處都是美學，寂寞很多的時候首先是一種心靈的折磨。海外有學者說晚年陳寅恪一直都生活在一種巨大的痛苦之中，雖有誇大之嫌，卻也不是無稽亂談，所謂良有以也。

7月下旬上書中大領導：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

康生覺得很沒面子。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粵海續前游」，幾十年相交的老友對陳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粵海續前游」，來廣州看他一次。事實上在寄信給吳宓以後不久，8月中旬的時候，陳寅恪還跑到城裡聽了回廣西桂劇藝術團在東樂戲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後寫了《聽演桂劇改編桃花扇劇中香君沉江而死與孔氏原本異亦與京劇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後1960年的1月26日的時候又一次抄寄吳宓。其後又過了一年，吳宓毅然赴穗，「粵海續前游」從文字的渴望演變成了生活中的現實。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經住進醫院的陳寅恪給陪他半輩子經風歷雨的唐篔寫了首七絕，題作《壬寅中秋夕博濟醫院病榻寄內》，詩名告訴我們當時正值中秋佳節，往年中秋大都在家中過的陳寅恪這一次不得不在醫院過這個中國人春節以外最重要的團圓節日了，憶往思今不免哀從中來，大約當時唐篔正在陪床，身為人夫不能照顧髮妻反而總是害唐篔擔驚受怕費心照顧的陳寅恪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詩謂：「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濟昆明渤海舟。斷腸百年垂盡日，清光三五共離尤。」晚年真是不順啊，沒讓你過幾天好日子老害你為我擔驚受怕地，真是，無奈啊！這是一首肩負感激和致歉雙重使命的七絕，所以對「三五」的說法我們還是應該放在情境中來讀解。在目盲又臏足的雙重殘壓下，內心極為不爽的陳寅恪苦多樂少是很正常的事，兼之還是為了對唐篔的照顧表示感激，用瘐子山的「三五」來形容晚年生活的酸多於甜完全是心境和語境使然，我們切不可因此就將此前乃至此後陳寅恪的幸福時光一下子都給糊上灰濛濛慘兮兮的標籤，進而作過低過少地估計。

整個這一年，陳寅恪的詩作都充溢著這種自哀自憐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時節候催人老」的話都是這種心態的延續。最明顯的還是大寒的時候，這一天,陳寅恪從醫院回家正一年。在《去歲大寒》一首中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輿疾還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傷神。耐寒敢比堯時鶴，嘆道翻同魯野麟。萬里陰沉連續雨，千秋心事廢殘身。尋常歲月因何記，付寫先生病歷人。」儘管我們不詳「堯時鶴」典出何處，但「魯野麟」一語清晰地說明此時的陳寅恪所懷持的竟是一種不會再有作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態！《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余！』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已！』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東西，但還可以到處走走，如今連走都成了問題，以後大約也不會再有什麼作為了！十年前寫成的書到現在也沒地兒出，快寫成的稿子就更沒指望了，我這又是何苦呢？老天爺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嘍！當時《錢柳姻緣》一書粗稿已成，但從詩文內容里我們竟讀不出一絲的快意！想想一身學問的陳寅恪先失明后臏足，空懷一身好功夫也使喚不出，實在是很讓人壓抑。由此再讀到「萬里陰沉連續雨，千秋心事廢殘身」一句時感受到撲面而來的強烈的酸澀氣，也就是自自然然沒啥可怪的了。

一件發生在春天，有兩位特殊人物來訪，先是胡喬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時候肄業清華大學歷史系，在陶鑄的陪同下，他以學生見老師的心理來到了東南區一號的陳宅。當陳寅恪從陶鑄的介紹中聽說了幾年來全國經濟極端困難的事情后，一直困於書齋的他顯示出莫大的震驚，而後問：「為何出現了那麼多的失誤？為何弄到經濟如此困難？」國家畢竟還是自己的國家，聽聞了陶鑄介紹的陳寅恪對家國的困境表現出強烈的關切。胡喬木解釋說這就像客廳的布置，將沙發抬椅搬來搬去，是想為他們找到更好的位置，而這也就免不了會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陳寅恪向胡喬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問題，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以「出版有期，蓋棺尚遠」作答。後來他為老師著作的出版確實費了不少心思，大約一年後，《論再生緣》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出版計劃。確定由郭沫若寫序，還專門找了位懂舊詩詞的黃秋耘當編輯。然而，事實告訴我們人民文學版的《論再生緣》在那個年代終究沒有面世。這不能不提到同樣是1962年春天來訪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來到中大提出想見見陳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陳寅恪正在養病，便很禮貌地拒絕了中大校長辦公室的電話。陳寅恪大約不會想到https://read.99csw.com掛斷在電話上被婉拒的訪問，其實已經悄悄地給他掛出了本命年的第一個「佛劫」。

春天不可遏阻的來到了。十年未見的蔣秉南給失明臏足的寅恪帶來了最可寶貴的一抹春色。

1958年3月10日，陳伯達應郭沫若之邀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古薄今，邊干邊學》的報告，痛陳「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缺點是言必稱三代（夏、商、周），脫離革命的煩瑣主義。有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企圖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歡討論幾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對幾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對現實問題不感興趣。哲學、經濟、歷史等等都如此，這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風氣」。一個月後的4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範文瀾《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一文，強調：「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還必須分出一部分力量去佔領古史的陣地。古史是資產階級學者進行頑抗的據點，他們在古史上佔了些點或片斷，就在這些小角落裡稱王稱霸，目空一切。其實，他們所佔據的地盤，不過是若干個夜郎國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這個陣地佔領過來……這個經驗是值得學習的。我們只要花點功夫，任何一個學術部門都可以壓倒他們。」6月11日，同樣是《人民日報》刊發郭沫若《關於厚今薄古問題》的通信，有言：「資產階級的史學家只偏重史料，我們對這樣的人不求全責備，只要他有一技之長，我們可以採用他的長處，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實際上我們需要超過他們。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話我就當對陳寅恪的面也可以說。『當仁不讓于師』。陳寅恪辦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義的人為什麼還辦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權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過他！」

兩則說偈，雖行文有別、所述略異，但從結構和部分內容上來說相同之處仍是頗多，這是由其「後記」的性質所決定的。比如前偈「忽庄忽諧，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憫生悲死」和后偈「怒罵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便同是對《柳如是別傳》體裁和性質的描述（余英時先生觀點）；而「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失明臏足，尚未聾啞。得成此書，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寫」與「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鬧學，皋比決舍。無事轉忙，然脂瞑寫。成卌萬言，如瓶水瀉」則都是意在說明創作過程的艱辛與不易，前引「然脂瞑寫費搜尋」句可為佐證；最後的「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則是意在表達所言乃一家之體貼難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陳余先生觀點）。從「繁瑣冗長，見笑君子」和「然脂瞑寫」一詞的兩見來看，我們認為，對於自己潛心十年完成的這部大作的「繁瑣」之弊陳寅恪顯然有著清醒的認識，「見笑君子」實即是見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緊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應該還有解釋性致歉的意思。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與學校總務處一位秘書將三十斤麵粉、十斤麵條、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兩斤白糖送到了陳寅恪家中。幾天前廣東省委文教領導小組向省委彙報了陶鑄照顧陳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後就很快在中大落實為了如上的物事。陳寅恪自然非常高興。梁彬還告訴他從15日起政府為他每日供應鮮奶三支。就這樣在新中國第十二個國慶節剛過去半月的時候，前幾年還被人糊過大字報的陳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時節，開始了一段相當幸福的新生活。「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先賢早有的古訓。所謂幸福，很多的時候其實都非常樸素，甚至樸素得直接就等於吃食。這在學者也不例外，雖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說起來，學術創作，特別是現代學術創作，似乎而且最好還是在一種比較舒適的生活環境中更能見成效一些。

整體來說，1964年的陳寅恪過得比較快樂，這些在詩文中有明確的反映。

以此為起始，在三個月的時間內陶鑄先後召開了五次「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傳達同一精神。從化傳出的滾燙的暖意迅速的在廣東瀰漫開來。後來陶鑄的做法得到了周恩來、陳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國性的會議上強調過要給知識分子脫掉「資產階級」帽子。最讓人激動的一幕出現在10月上旬，陶鑄代表廣東省委文教領導小組指示：

分析雖是這樣分析，但我們還是得承認從生活的細節上來看，晚年的陳寅恪還是常常有幸福感的。2月份還在為著作的事悲吟「名山金匱非吾事，留得詩篇自紀元」（《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的陳寅恪，3月29日晚上又過了一把戲隱，事後成七絕三首，第一首作：「歌動重樓映海光，病夫乘興亦看場。今宵春與人同暖，倍覺承平意味長。」元霄節的時候，他也有「江河點綴承平意，淡對巴菰作上元」的句子，這些都說明整體而言那個春天陳寅恪的心情還是相當地不錯。

學生的來探顯然讓陳寅恪甚覺溫暖，他不但慨然讓秉南抄錄了上百首記錄著自己心路歷程的詩作，而且新寫了《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三首絕句：「音候殷勤念及門，遠來問疚感相存。鄭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慚難與共論。」「草間偷活欲何為，聖籍神皋寄所思。擬就罪言盈百萬，藏山付託不須辭。」「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綿綿死未休。」詩內的自注告訴我們十年以後的蔣秉南已經在自己經治的學術園地里開墾出了一篇不錯的沃野，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教授了。而此時的陳寅恪雖然逢著了晚年臏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綿綿死未休」與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無盡的相似提示我們，對於朋輩降志改宗的辱節行為他一直都深以為憾。

事實已經相當明顯：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已經高漲得有些瘋狂！

吳宓來訪前半年，還有另外一位遠方的學者去拜訪過陳寅恪。

事實上，1949以後的新中國很長時間里一直都處在運動當中，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傳統因為慣性的緣故仍在頑固地延續。而陳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這一次。三年前，時任黨委書記、在中大領導了數場運動的龍潛便曾在「肅反運動」期間，多次在會議上揶揄和諷刺陳寅恪，認為「看陳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當眾作詩對陳寅恪行其罵人嘲笑之能事。用陸鍵東的話說，「這件事開了陳寅恪自1949年以後遭受政治衝擊的先例」。

1957年的12月底，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超額完成。同1952年相比，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9%，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53%，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新生的共和國用鐵一般的數字向人們證明著自己選擇社會主義方向實在是非常地正確。然而，道路的正確並不意味著前進中沒有曲折和坎坷。在為新中國能在短時間內拿出經濟建設如此的輝煌成就而興奮的同時，我們還是得承認，掌握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傳統，人口多達好幾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又千差萬別的龐大國家，對於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沒有十載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那還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新鮮事。對象狀況的複雜和自身質素的欠缺決定了，新中國的前進之路不會是一馬平川、平波無瀾。

這就是所謂的「脫帽加冕」。

又熬過兩個月，老腿依然地不給陳寅恪爭氣，病情沒有太大的起伏。對陳寅恪來說，這顯然不是什麼好消息，腿部複原的希望看來是夠嗆了。春節眼看就到，陳寅恪決定回家過年。畢竟下一個春節還有三百六十五天，樂觀地來說，就算當時的陳寅恪沒有為下一個年還能否過上擔心，我們說，畢竟春節也是一個少起一個了，而且他大概也不想讓回家過節的唐篔和女兒們年過不舒服，說不定她們根本就不會在家過，來醫院也很可能，那就太不值了，一個人生病害全家人沒年過。這些都是陳寅恪所不願看到的。他決定回去，還為此寫了首七律，詩名很長，但很有提示性，《入居病院療足疾至今日適為半歲而足疾未愈擬將回家度歲感賦一律舊曆壬寅十二月十日》，可惡的本命年最終還是在陳寅恪身上狠狠地掄了一棍，全詩作：

早年以一月之功創通甲骨文躋身四堂之列，並以卓越的文學天賦寫下《鳳凰涅槃》之類新文學史上頂極詩作的郭沫若，憑著歷史劇《屈原》等的創作深受毛澤東的賞識，而今早已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在新史學陣營中也是眾所公認的權威。經周恩來特許南下休息的郭沫若，在三月的一天敲開了中大東南區一號的大門。據信，才情橫溢的郭沫若以一聯「壬水庚金龍虎鬥，郭聾陳瞽馬牛風」，從一開始就為兩人的會面營造了一個甚為輕鬆和歡愉的氛圍。所謂壬水庚金是從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陳寅恪兩歲，生1892年，舊曆壬辰年，屬龍，與五行相對壬為水，而陳寅恪出生的1890年，舊曆為庚寅年，屬虎，庚為金，郭沫若巧妙地將兩人的生年和屬相化在了對聯里，一句馬牛風更是在試圖向寅恪解釋某些被世人錯解和誤認了的東西。後來兩人又談到了陳寅恪的《論再生緣》，談到了陳寅恪正傾力其中的「錢柳姻緣」。不知不覺間，學問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間陣營的距離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陳寅恪以殘病之身堅持治學的剛毅與不悔，多年來奔波于政學之間的郭沫若，那一刻深為感動，而後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錢柳」的資料，準備回京后影印寄中大。談話的尾聲，郭沫若真誠地詢問還有何需要和要求，陳寅恪提了兩點：一是建議郭沫若組織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華》；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夠幫忙解決一下稿紙的問題。整理《文化英華》的事姑且不論，稿紙的問題在當時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問題，出了陳宅，他就交待好友馮乃超著手為陳寅恪解決稿紙的問題。在當時各種供應都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後者專門安排中大印刷廠為陳寅恪印製了一批特別格式的稿紙。時值三年困難時期，缺少稿紙自然是實情。有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陳寅恪的學問再大，寫不到紙上公諸于眾對於師友和後學來說那也是白搭。所以說稿紙問題的解決對當時的陳寅恪應該也是實實在在的一種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