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上述景象和人物即便往回穿越一兩百年，比方說，回到1883年的倫敦新牛津街（「那裡曾是藏書者和愛書人的麥加！」——類似的抒情性描述常常被人引用），也不會有太強烈的突兀感。彼時在新牛津街27號開古舊書店的沃爾特·T. 斯賓塞（Walter T. Spencer）大約會對撞進門來的同行報以同樣淡定而犀利的職業化目光，揣摩對方的身份、意向，估算他們在業內浸淫了多少時日，考慮要不要遞上他那份厚厚的、在二十一世紀的互聯網上仍然能搜到的「在售書籍目錄」……在商界，書商自古以來都是既天真又複雜的品種（負面的極端例子，是塞繆爾·約翰遜曾經當街打倒一位勢利的書商，而拿破崙乾脆槍殺過一位），而那些長期從事珍本書買賣的人就更是書商中的智商黨——斯賓塞即為其中翹楚。在他的全盛時期，下面這樣的獨幕劇不時在店內上演。

「哦，我不知道呢，」對方還是那麼理直氣壯，「沒準兒那是另一個蘭姆。」

但他沒忘記價錢。「八年前我就定好了一口價，兩千鎊。」將客人領上樓以後，斯賓塞平靜地說。對方的節奏也是不疾不徐，先還到一千五，再加碼二百五。虛與委蛇間，店員通報樓下又有一位匿名紳士急欲候見，自稱是斯賓塞的故人。

果然是故人——明尼阿波利斯的知名書商布魯克斯。同樣是有備而來，同樣是劈頭便問《爐邊蟋蟀》的下落，但與樓上那位不同的是，布魯克斯不容斯賓塞片刻猶豫，便迅速攤開底牌：標價不是問題，但這筆買賣他志在必得，若有閃失，則其他幾筆生意一律中止。

有人上門，送來一本威廉·霍恩《每日之書》的「原稿」，空白處寫滿查爾斯·蘭姆的眉批，要斯賓塞估個價。

與考爾文關係最鐵的作家是史蒂文森，而後者本人也是斯賓塞店裡的常客。1885年，史蒂文森從愛丁堡前往伯恩茅斯，順道在倫敦逗留。「那天很潮濕，他無聊地坐在我店裡的椅子上……剛才他看到我書架上堆滿了他的《新天方夜譚》初版，六十多本，全都是我在圖書館清庫存時用一先令一本的價錢收購的。九_九_藏_書看起來這幅景象讓他很沮喪。」斯賓塞在回憶錄中的描寫很符合人們對這位喜歡四處冶遊的夢想家的印象。夢想家夢遊般地說自己的鞋子漏了，斯賓塞鎮定地指出他應該脫掉鞋子晾乾，同時給他弄來一點可以禦寒的東西：白蘭地加水，以及一本在售書目錄。

「呃，考慮到蘭姆1834年就去世了，而這本書直到1839年才出版，敢問您怎麼給個合理的解釋？」

「有那麼一點激烈」，拿這話來概括斯賓塞畢生混跡的事業，也算恰如其分。斯賓塞的書店更像是一個隱藏在倉庫里的沙龍，雖然總有體形臃腫的顧客抱怨擁擠逼仄的店堂里找不到一把合適的椅子、一格體面的樓梯，但他們下一次經過新牛津街時還是會忍不住進來轉轉，因為在這裏，交易的客體一半是書籍一半是傳奇（狄更斯的頭髮，史蒂文森的頭髮，甚至，瑪麗·安托瓦內特的頭髮），晤談的對象一半是富豪一半是作家（包括他們的親朋好友），而老闆的個人魅力一半在精明的算計，一半在紮實的學養。自從靠《董貝父子》的雜誌連載版本攢到第一桶金（儘管售價只有四十五先令）以後，斯賓塞先生就知道自己離不開這一行了，他打算永遠在新牛津街上「安營紮寨，風雨不改」（Pitch an unmoved tent）。

後面的事情就不難預料了。樓上樓下短兵相接，勇者取勝；屋裡屋外討價還價，智者得利。布魯克斯先生如願以償，輸家則以「合理」價格收入狄更斯簽贈托馬斯·卡萊爾的《游美札記》（這是在收藏界最討巧的所謂「關聯書」），至於斯賓塞先生，他一邊強調自己上樓的時候還在「發抖」，一邊努力掩飾著下完一盤好棋的快|感：「在之後的生意往來中，我向他（指輸家）做過幾次讓步，我們成了好朋友。不過，我知道，那兩位書商後來再度狹路相逢時翻出了老賬，場面有那麼一點激烈。」

斯賓塞與王https://read.99csw.com爾德的有限交集，完全拜王爾德之母所賜，後者常常向斯賓塞訂購舊書，並請他上門送貨收錢。王爾德太太從不討價還價，「年老色衰卻富有同情心」，可是王爾德少爺截然不同。斯賓塞幾次撞見他從門外進來，「紐扣上別著一朵向日葵，頸上飛舞著一條炫目的五彩領帶」。蒼白、松垮、陰柔之類的詞兒一股腦兒從斯賓塞筆下湧出來，他顯然對這位紅透英倫的當代唐璜不以為然。王爾德也不見得喜歡他，因為他總是跟母親閑聊了好一會以後才跟斯賓塞搭一兩句——即便如此，「他似乎仍然覺得說話是樁莫大的麻煩事，而且不光是說話，就連呼吸，連活著本身都很多餘！」

置身於2011年的法蘭克福書展，我照例淹沒在新書的海洋里。逛了一大圈，發現已經在此地瀰漫了幾年的蕭瑟氣象有增無減（越來越多參展的出版商在向e時代投降，積極做好全面轉軌的準備），倒是中心空地上新造的白色「飛碟」人流密集，遠遠地就看見外牆上掛著奧迪標誌。感嘆商業侵略之餘，還是不免走進去看個究竟。原來前些年的古舊書展位被整鍋端到了這裏，而且憑著奧迪的贊助，規模擴大數倍，氣宇也跟著軒昂起來。也許是因為那些擱在書桌上的對開本沉重得讓小偷無從下手，所以根本沒人看護，攤在那裡任你翻閱，任你把那些又黃又脆的紙翻弄出刺啦刺啦的聲音。這儀式化的閱讀攪亂了周圍的時空，透出某種古怪的、讓你不由拿腔作調的凝重。守攤的大多衣著講究而低調，神態矜持，間或抬起眼皮來，目光總能鉚住那些他們不應該錯過的人——但凡有經驗的藏書家、古書販，識別同道中人的眼力似乎不比他們的版本鑒別能力更低。我掃了幾個攤位，就看到有人（看面相和打扮似乎來自中東）從包里掏出一疊五百歐元的票子，一張張泰然https://read.99csw.com自若地數給賣主。這一幕實在叫人無法挪開視線，要知道，若是懷揣面額如此之大的紙幣跑進歐洲的小店，十有八九是會因為店主懼怕假鈔而遭到拒收的。

史蒂文森在書目上找到了《新天方夜譚》，標價八先令，臉上的表情略微鬆弛了一些。「不過，斯賓塞先生，」他隨即又鎖起眉頭，「不會有人來問價的吧，是嗎？」九年以後，這一幕回憶在斯賓塞眼前愈見清晰，也讓他一時不知該怎樣面對這批書的單價已經飆升到一百多鎊的事實。飆升的原因通常很殘忍，這一次是因為史蒂文森剛剛病逝于太平洋南部的西薩摩亞，葬在當地一座能俯瞰太平洋的高山上，時年四十四歲。又過了很多年，斯賓塞購進了一本紀念冊，編寫者是那些陪伴史蒂文森臨終的朋友，他們見證了夢想家在那段病入膏肓的日子里仍然每天上午都在寫作，見證了他在近乎譫妄的狀態下煥發的最後的詩意。

1901年春——在回憶錄中，斯賓塞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周日的上午——他那座四層樓的書店迎來一位美國客人。儘管當年的世界經濟態勢使得大西洋對岸成了斯賓塞最主要的客戶來源，但他還是沒想到來客目標明確，直奔狄更斯手稿而來。《爐邊蟋蟀》，狄翁寫在半個世紀前的聖誕故事之一，八年前斯賓塞與狄更斯的小姨子喬治亞娜·霍加斯套過多日近乎之後才用一千英鎊換來的寶貝——它被束之高閣的時間已經長得差點讓他忘記了來龍去脈。

珍本書商的生命線是人脈網，斯賓塞就是那種不怕頭緒繁多，生來懂得左右逢源的人。對下游，他善於揣度客戶的潛在需求，結交並培養那些看起來與文化圈關係不大的讀者——其中既有印刷機發明家，也有泡菜企業老闆（據說他買回去的幾百本古舊書，大部分都擱在廠房裡給女工在午飯時間陶冶情操）、澳大利亞牧羊場主和美國蔬果零售商，後者據稱是斯賓塞畢生所見的最狂熱的「狄粉」之一，為了用私房錢買幾幀《匹克威克外傳》的插圖鉛版，不知在老婆眼皮底下演過多少出暗度陳倉的輕喜劇。對於上游，那些曾經活著或者將要死去的作者及家屬，斯賓塞則九九藏書經年累月地與之通信、為之服務（他們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藏書家），從而取得對方的長期信任。比方說，斯賓塞曾收購到一捆舊書，上面寫著薩克雷之女里奇夫人的名字，於是斯賓塞一方面到處放消息，聲稱他據此猜測薩克雷家曾遭竊，另一方面卻並不急著將這些舊書出手。果然，里奇夫人聞訊即來信質詢，斯賓塞回復說很樂意原物奉還、分文不賺，只收取購進時的低價。此舉厚道公平、不卑不亢，果然贏得里奇夫人好感，將斯賓塞引見給以前出版薩克雷作品的出版商，一系列新合作就此展開。

有了這樣的邂逅，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談論王爾德落難之後的遭際時，斯賓塞的態度顯得頗為冷漠，甚至不乏揶揄。作為經手轉賣過大量王爾德獄中信件的書商，斯賓塞當然對他當時混亂潦倒的狀態頗有感性認識。那些信時而流露出改過自新的念頭，時而又任由情緒一落千丈。尤其是王爾德寫給自己的出版商萊昂納多·史密澤斯（Leonard Smithers）的信，就更是將絕望、嘲諷和苦澀釋放得淋漓盡致。那段時間史密澤斯的日子也很不好過，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被迫賣一點東西給斯賓塞，這其中就包括王爾德的信——也就是說，驕傲的王爾德，不得不間接依靠出售自己的書信來養活自己。斯賓塞在這些信上看到了直接的、沒有一丁點王爾德式裝飾音的哀告，看到了一個徹底失控的詩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至少給我送五英鎊來，」其中一封吶喊道，「我直面著飢餓和死亡。」發出這封信之後不久，王爾德就去世了。

也許，對於向來內斂的斯賓塞而言，「微微顫抖」已經是其文藝情結爆發的最高形式。類似的情形還出現過一次：大英博物館印刷品保管員、許多當代作家的密友西德尼·考爾文（Sidney Colvin）在退休前燒掉了幾百封作家來信，因為他認為其中涉及太多不宜被公眾閱讀的隱私。可想而知，在那段時間經常造訪考爾文宅邸的斯賓塞需要經受多大的精神折磨，他必須眼睜睜地看著主人身邊堆滿作者手跡——它們正在或即將被主人喂進爐膛，火苗悠然吞咽著作者的記九_九_藏_書憶、讀者的好奇，以及那些可以被斯賓塞當場換算出的英鎊。考爾文一邊燒，一邊聊，間或喝一口蘇打水，濕潤被煙火熏乾的嘴唇和喉嚨，斯賓塞則只能「微微顫抖」著伺機進言，打撈起其中的倖存者——據說梅瑞迪斯和白朗寧的一部分信件，就是他救下來的。

斯賓塞上過幾次羅伯特·白朗寧的門，送幾本貴重得不敢差別人跑腿的書，他對白朗寧的一臉憔悴印象深刻，並且順理成章地將之歸結為痛失愛妻的後遺症；為了籌備慈善活動的拍品，斯賓塞也曾寄初版書給哈代索要簽名，哈代的回信很認真，慨然應允的同時也希望「此事不要形成慣例」，因為「頭幾版往往未經我及時校訂，難免錯訛更多」。對於某個古書版本、某件作家遺物在數十年中的上漲幅度，斯賓塞向來習以為常、如數家珍，然而，當他偶然買下濟慈的授權書時，還是握著這張薄薄的羊皮紙微微顫抖：當年書商估計濟慈遠赴義大利之後未必能活著回來，便遊說他在出發前將自己幾乎所有的作品版權傾囊售出，打包價不過區區一百英鎊，而不到百年之後，單單這張羊皮紙本身就賣出了二百二十五英鎊。在斯賓塞看來，這白紙黑字上的世態炎涼要比很多闡述經濟與文化、商品與作品之間的荒誕關係的長篇大論，更有說服力。

一百多年之後，王爾德當然還彪炳史冊，但斯賓塞其人生平已越來越模糊，我只能在網上查到他的生卒年約為1860—1952年—也就是說，在他的回憶錄《四十年販書偶記》（Forty Years in My Bookshop）出版之後（1923），他的書店應該還開了好長一段時間。據說，如今的新牛津街27號早已人去樓空，原址開著一家退伍軍人職業介紹所。以如今的眼光看，這本回憶錄樹立了舊書業黃金時代的標杆，卻基本上繞開它常常遭人詬病的陰影：贗品。只在該書臨近尾聲時，斯賓塞才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一則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