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面
花豹
「不，我想你沒聽過。」我說。「故事一開始，一個年輕人推翻了一位邪惡的沙皇，登基成為新任沙皇，他答應他的子民，如果聽命於他，每個人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個新王國會是什麼模樣？』他的子民問。沙皇想了想，然後委任他的宮廷畫匠們繪製一幅油畫，呈現出新王國的風貌。
「那麼我為什麼被關在這裏？」我看不到麥克辛。我說不定對著牆上的空白大喊。「我為什麼被關在這裏？你告訴我！我為什麼在這裏？我究竟做了什麼、讓我活該受到這種懲罰？」
「喔，不會。」她說，「這裡是唯一我可以合法教授波蘭文的地方。」
我在這裏，神學院學生輕叩回復。
兩年前，當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一處共居住宅區，我必須提醒自己謹記這一點。我爬上我那寡婦弟媳和她四歲兒子居住的三樓公寓，她開門，眉頭一皺，稍感訝異。她沒想到我會來訪。我們從未見過面。
她搖搖頭，猛然揮動手臂，一團微小的塵埃頓時飄向空中，畫出一道圓弧，銅板也被她甩到地上。
沃斯卡
麥克辛剛才懷疑我在發燒，忽然之間，我感覺確實全身滾燙。我沒有理由把照片帶出辦公室。此舉勢必引發猜疑，讓人難逃一死。我緊握門框。
麥克辛只是不停地重重喘氣。
我們似乎快要說出某些話語，即將超過某個界線。「我叫作——」
我依然因為部長的掌聲而興高采烈。「我真高興得到他們的稱許。」
我把一個一盧布的銅板推過桌面，鐮刀和鐵鎚的那一面朝上。
「你應該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來晃去。」他說，然後建議我們將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因為我沒有做出任何不法之事。」
「我們這樣對待動物，真是不像話。」第一個獄卒說。
「你愈來愈健忘啰。」他說，然後舉起我的銀質打火機。
答：因為未來是一個謊言，被我們用來為目前各種殘忍的行徑辯護。
這就是重點，神學院學生輕敲。你未必失去一切。
「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一個場合使用這個單字。」她安撫我。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你跟我說啊。小孩一旦被送進孤兒院，我們將永遠找不到人。」
「你之前從事哪一行？」我問。
但是從這裏我可以看見天國。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懸于馬林斯基芭蕾舞團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舉，迎向一盞隱匿聚光燈發出的光影，漆黑的秀髮上戴著一頂羽毛頭飾，一個若隱若現的男子伸出雙手，粗壯的手指緊緊圈住她的纖腰，可能是托舉她、拋擲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攝影師自後台取景，前五排的觀眾清晰可見。
等到我爬上木階、回到路面之時，太陽已經像是一枚銅板，緩緩垂落在地平線。時值十月底，冬天的腳步已近。再過不久，暗夜將會包覆大地，整個聖彼得堡將變成一個我走過的隧道。
「哪些都沒什麼意義？」煙草火光灼灼，散發陣陣暖意，跟孕育煙草生長的克里米亞陽光一樣溫暖。
她點點頭，一隻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舊褶邊，站在一旁讓我進門。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感到震懾，她依然不動聲色，隱藏得相當好。她穿了一件鑲了紅棕色紐扣的金黃色襯衫，發梳在她潮濕的黑髮留下一道道溝痕，看起來好像有人用炭筆畫上。
這幅油畫已在我桌上擱置了一個多月，上級交代把一個格羅茲尼的領導人畫入前景之中，我卻遲遲沒有動手。老實說，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現實派畫作的水平，這話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藝術水平實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紀的大師之作，那就完全另當別論。
你必須具備非常高超的技巧和極度敏銳的視覺，才有辦法讓人物消失於背景之中。我拿起放大鏡和尖細的畫筆，從她舞伴張開的手指之間，塗去她的纖腰。我用噴筆修改她的手臂，直到只見她的左手臂印蝕于聚光燈中，好像一隻飄浮在風中、與一名寂|寞|男子共舞的手套。我把那隻手臂留在原處，繼續修圖。
「不了解。」男孩說。這個可憐的孩子遺傳了他爸爸的額頭，凸聳的前額好像一頂帽子，遮蓋了未來的相貌。
羅曼
牢門開啟，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四周充滿麥克辛凝重的呼吸聲。他已經把我從那張全家福照片中塗去了嗎？我是否已被收攏到我媽媽的裙褶之間？如今我和沃斯卡已從照片上消失，共享鬼魅之境。
「這麼說來，就是你啰，對不對？」
「你應該離開。」我建議。「回去波蘭。回去其他地方。」
我得到的答覆是眼鏡被踏碎的嘎吱聲。
「但是……」
▲
他舉起一隻指頭。
「創建美好社會的勞動永不停歇，一刻都不得偷閑。」他對著桌上的甜點皺眉。「我們也沒時間吃蜜棗。」
我們那個檔案櫃端立在角落，裏面擺著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辦得到，我們必須把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現在人民面前。這項差事進行得愈久，我們愈得把時間往回拉，以便尋求沒有用過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讀者們說不定會擔心他看起來愈來愈年輕；到了七十歲生日之時，他將貌似一個臉頰瘦長的青少年。
「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遲到了。」麥克辛說。說到臉頰瘦長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個。宣傳動員局指派他擔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禮致敬，從此之後再也不來這一套。他經常致函稱頌領導，並暗自希望警察攔截、閱讀、記錄這些他表達忠貞的信函。他從不掩飾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圖。
「麥克辛，你注意到這幅畫的透視效果嗎？」我問。「沒影線全都集中在畫中人物張開的嘴巴，藉此把注意力的焦點拉到他的演說，你看得出來嗎？這種技法遠溯自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你不妨想想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
「我每天看到那些破壞分子的照片，過去十年之間，每天數目有限，最近幾個月，數目卻逐漸增加。我以前每個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檔案，現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沓，再過不久恐怕會收到一整盒，甚至好幾盒。」
我發誓我從來沒有興起這種念頭。我靜候心中的激蕩慢慢平息。麥克辛已經注意到我的神情，他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不是過來傷害你的。」我告訴她。「而是為了保護你、讓你不要受到傷害。你先生跟人民做對。如果警察上門搜索，發現這些照片，你覺得結果會是如何？我必須描述細節嗎？」
我身上每一寸都疼痛不堪，全身的筋骨中，似乎只有指關節沒被打斷。我把指關節湊到牆邊，輕輕叩打。我想要告白。
從何說起呢？
麥克辛把照片擱在桌上，準備開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這位舞者不是她。我對舞者毫無虧欠。她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裡。我已多次用噴筆銷毀許多人的面孔，我透過他們的每一個姿態、每一副神情認識他，他們變得跟親人一樣熟悉，而我從不懊悔銷毀了他，但一想到銷毀這個陌生女子，某種情緒卻在我心中潰泄，盈滿空洞而悲傷的心房。
「我該怎麼做？」我問。
男孩皺眉，一臉無聊地瞪視。他肯定已經習慣聆聽精彩的故事。審查員比較注意那些幫大人撰寫的文學，而不太在乎童書，因此，我們最優秀的作家自然全都湧向童書創作。
「我在克列斯提監獄教過幾個學生。」她說。「你說不定最討我喜歡。」
「你想必不是來此描述你辦公室狀況的吧？」
傑出的畫作非常罕見。
我們繼續工作。過去幾星期當中，麥克辛漸漸對噴筆畫技產生興趣，甚至請我解釋線條透視。他問我如何把一個特定對象融入背景之中，請我說明相關經驗和理論。他居然相當上手，我感到驕傲之餘，也有點驚愕。沒想到連他這種粗鄙的心靈都會受到啟發。
「我隔壁牢房的那個男人。那個神學院的學生。」
「我的眼鏡。」我喃喃說道。有人架著我站起來。
我大可轉身走出去，關上大門，將這事置之身後。但是某種思緒讓我的腳後跟緊緊固著在地板上。即使家庭觀念已經像是馬匹和馬車一樣急急消失於歷史之中，沒有妻小的我，依然想要有個跟我留著相同血液的人，活著見證那個我們眾志成城、創建出的天堂。我希望那個坐在長沙發椅上的小傢伙長大成人，成為締造美好社會的活躍分子，快快樂樂地老去，挺著圓滾滾的肚子回顧一生。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的死造就了周遭這個公正的社會，這樣一來，他就會感念多年之前一個寒冷的冬天早晨，他那位僅有一面之緣的伯伯為他上了一課。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畫掛在我的辦公室，過了幾天才拿下來，運回格羅茲尼。我始終不曉得油畫的下場。
拷問了三次之後，拷問者開始懇求我懺悔。
不管先前何種情緒赤|裸裸地橫陳桌上，她已將之藏納心中。我放手之時，她依然緊握銅板。那枚銅板可以用來購買一個鮮肉餅、一本素描簿、一條糖果、一塊肥皂；你若將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它可以為枯燥的一天帶來些許歡樂，但是銅板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
「styczeń。」她過了一秒鐘之後說。「意思是一月。」
「為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前景？」
「波蘭只出口陰謀分子和煙熏香腸。」他使個眼色說。「陰謀分子交給別人處理，但你和我嘛，我們應該料理煙熏香腸。」
她大笑。「他們絕對不缺學生。」
上級單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去圖書館審查圖片。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書。那些不會教書的人，就去審查其他人的成就。相比之下，我的下場可能更糟；我聽說希特勒也是一個不成材的畫家。
答：那隻留置在肖像畫里的手，號召各個地下基層組織開始進行敵後叛亂活動。
「你是他的哥哥。」她仍不放棄。「拜託你出點力。幫我們搬到其他地方。」
「為了我們的領袖？」
我堅稱自己忠誠無辜，顯然讓他相當失望。他咳了兩聲，點燃一支香煙，把香煙尾端塞進我的嘴唇之間。我猛吸一口，感覺有點暈眩。
我用襯衫衣袖抹了一下額頭，「說不定是因為我在地底待得太久。」
「我看不到幾隻指頭。」他說。「你的手移到太後面了。」
我猛然抬頭。我的睡眠受到剝奪，不斷遭受拷打，而且重複回答三個相同的問題，思緒已經渙散，但這時我提起精神，心中升起一股希望：說不定我仍然可能得救，說不定我尚未淪落到失去恩寵的地步。「沒錯，部長，我向來忠誠。」
「那麼你為何拒絕認罪？」
「我知道。」他輕聲說。
舞者的右腿遮掩了前排一位青少年的臉孔，在那個朦朧不清之處，我偷偷畫上我弟弟沃斯卡的肖像，肖像只有一張郵票大小，畫中的他也是個青少年。這種創意時刻，帶給我無上的快|感。過去兩年來，我已把他嵌入數百張照片和畫作之中。年輕的沃斯卡。年老的沃斯卡。人群之中聆聽演講的沃斯卡。在田野和工廠里努力工作的沃斯卡。他掛在法庭、部會、學校、監獄、甚至警察總部的牆上，你若仔細凝視，你會看到沃斯卡怒視葉夫蓋尼·塔科夫，也就是那個害他失蹤的警察頭目。
你想要做出什麼告白？他問。
我知道最終我依然擁有信念。
「他的確提過他在家鄉有個獃頭獃腦的哥哥。」她說，語調變得稍微愉快。「他沒提到你頭髮愈來愈少。」
我知道我應該為我的噴筆上色，湊近她圓潤的臉頰，但她看起來好像我的弟媳——荒謬至極。我曉得，我若毀損她的面貌，似乎對她本人、這張相紙、噴筆中的油墨、任何一隻將會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雙將會看見照片的眼睛，加諸殘酷不仁的傷害。
我在書籍、舊報紙、宣傳冊子里找到違反規定的部分，他們出現在畫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著，有些人站在群眾之中。大多圖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經過審查的圖像必須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塗去成為解決之道。墨水瓶微微傾斜，滴管輕捏幾下，一https://read.99csw.com團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蓋了那張臉孔。
如果這麼想沒錯，說不定多年之後，有朝一日，人們會發現沃斯卡。說不定隔壁牢房的神學院學生，就是那個保存我們兩人的過錯。
「但是你說我今晚可以早點下班。」
「你最好仔細挑選助理。」我勸告他。
部長什麼都沒說就離去，整間牢房陷入一片模糊的背景。
「我是羅曼·奧西波維奇·馬爾金。」我說。「你先生沃斯卡的哥哥。」
「那麼你最起碼盡量還手，跟他們打一架。這樣太丟臉了。」
當我聽到銅板慢慢刮擦相紙，我把頭轉開。男孩依然靜靜坐在客廳里，低頭凝視深印在手掌上的細細紋線。
「麥克辛同志，沒問題吧？」我問，遏制不住顫動的聲調。
「其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我說。
離開攝影師的工作室之後，爸媽帶我們到聖彼得堡動物園。那十年之間，動物園的處境相當凄慘，園內大多區域遭到棄置，許多獸欄空空蕩蕩。但我還是個孩童，不了解空蕩的獸欄代表著什麼。依然豢養在園中的動物才是驚人的新發現。我從沒見過比乳牛更龐大、比餓狗更兇狠的動物。誰想象得出一隻跟長頸鹿一樣奇怪、一樣憂傷的動物？但那天下午見到的種種動物當中，我記得最清楚是花豹。花豹四肢修長懶散，鼻孔噴出兩道細細長長、熱氣騰騰的白煙，豹爪刮過水泥地，喀喀答答，好像打著暗號。豹眼圓睜，只見瞳孔，每一步都抬頭挺胸，大搖大擺。沃斯卡和我根本無法想象世間居然會有這種野獸，我們先是連連驚嘆，然後對著它丟麵包屑。
那就跟我說你如何維持信念。
桌子嘎吱作響，我感覺他靠在桌旁。「你願意為了革命奉獻生命？」
她的肖像是個證物，高居在畫架上。畫中的沃斯卡肯定凝視著法庭，沒有人看得出他在哪裡，甚至連我都看不出來。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機會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畫，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於一九二七年，描繪十月革命。在一場無產主義階級的起義行動中，我誤將兩個人畫入抗爭的人群之中，這兩人當時並不在場。我還注意到其他錯誤，比方說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楊樹，或是單調呆板、空空蕩蕩的夜空，雖未接獲指示，我依然自行動手修正。一個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兩星期完成。一個人難得有機會重新來過。
他叫什麼名字？
「子民們聽命于沙皇。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移開視線、看看周遭的狀況，或是睜開眼睛、瞧瞧真實的世界，沙皇就會讓他們如同煙霧般消失無蹤。不久之後，沙皇每一個子民都凍僵在原地，動也不動，就像他們在油畫中的映像。」
葛莉娜
到了這個階段，我已捨棄墨汁，改用噴槍。光是塗掉他的臉孔已不足夠；那團掩蓋面目的烏黑薄膜等於是承認這個人可能存在，而這種主張本身很快就成為一種不當之舉。歷史是個我們始終動手修正的錯誤。
麥克辛把另一張照片放到桌上。
「我不認識舞者。」我解釋。「至於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後的小錯誤。我一時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帶回家，藉此掩飾我的錯誤。」
「花豹。」我說。「我要學波蘭文的『花豹』。」
「今天星期幾？」我問。我只能靠著臉上的胡楂判別過了幾天。
「你走吧。」她說，聲音之中帶著嘶啞。她低頭瞪視雙手的手背。「不要打擾我們。」
獄卒嘆了一口氣。「什麼問題？」
「你還不能走。」她說。「你對我先生的虧欠不止於此。」
我們各自進餐。麥克辛待在水銀燈大放光明的辦公室，我在隧道里閑晃。我已經在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個鐘頭，卻依然看不到盡頭。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車將載著我們的人民穿越這個地下世界，民眾將滿懷謝意，我們以他們的名義在此進行的種種工作也將得到肯定。
塞爾蓋
在哪裡？
「我已將我的生命奉獻給……。」
喂，老兄，回過神來。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其後多年，我堅信我對他的生活一無所悉，絕對不可能背叛他。
「馬爾金，你是一個老實人。」部長說。「我們相識已久，你始終忠誠於人民。」
他點點頭。
「他們宣稱我涉入一個波蘭間諜網。他們錯了。我向來忠誠。」
「我來這最後一次幫我弟弟效勞。」
現在可不是狡辯的時候，我輕敲。
問：蒙羞舞者的那隻手代表什麼？
「你當然不行。」我說，難掩失望之情。「我只是好奇。」
她的眼睛布滿血絲，雙手捧著我的臉頰，中指輕觸我的耳垂。她的鼻息飄向我的眼前，炙熱而凝重，感覺相當陌生。我想不起來最近何時有人對著我呼氣，也不記得最近何時有人這麼需要我。
「勞動不會因為眼睛是哪一種顏色的秘書小姐而停歇。」我說。可憐的麥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難過是少數我縱容自己的樂事之一。
你受到眷愛。我又輕敲一次。
我不是天主。我堅稱。這種堅持相當荒謬，但是非得經過力爭抗辯，信徒們才會屈服於理智。
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夜晚一樣回到隧道中。我拿著畫筆和墨汁罐，拖著沉重的步伐穿越隧道，但是這次的夢境不同。隧道盡頭燈光閃爍，光影愈來愈寬廣、愈來愈明亮。一列火車逐漸逼近。火車斜斜駛向我，車前燈的燈光有如洪水般漫過隧道。我轉身，頭一次看到自己最近幾個月的夜裡不停畫些什麼。長達數千米的隧道中，我畫上每一個被我塗抹銷毀的先生、妻子、女兒、兒子、姐妹、兄弟。在一閃一閃的燈光中，他們有如一幅幅原始、粗拙的史前石洞壁畫。我試著摸摸離我最近的一張臉孔，但我還來不及碰觸那個小男孩的臉孔，火車就撞上我，我醒了過來。
除了天主，還有誰會在這裏找上我？他問。
「你所相信的事實，只在你自己的腦海中發揮微小的功效。馬爾金，你涉入一個波蘭間諜網。不管先前有沒有牽連，這會兒你脫不了關係。」
「為什麼？」
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她的卧房空蕩蕩的，幾乎只看到地板，床鋪依然大到足以容納三人，毯子整整齊齊的拉好，蓋住幾個軟趴趴的枕頭。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兒子一起睡。
「你始終相當差勁。」我告訴他。「你欠缺天賦，也沒有我們這一行必須具備的眼光。你覺得你可以取代我？得了吧。你可以學習我的筆法和技藝，但是你的作品永遠比不上我。你知道為什麼嗎？你知道為什麼！」他口袋裡的銅板微微顫動。我大聲嘶喊，字字有如砂紙般刮過喉嚨。「因為你必須具備魔鬼想要的人性，不然連魔鬼都不願跟你打交道。」
我沒有盲目到認為我今天的作為會留下任何紀錄。當法警拉著我腳鐐的鐵鏈、帶我走出法庭，我已經聽到速記員啪啪打出我拒絕誦讀的供詞，納入法庭的官方記錄。
「什麼男人？」獄卒問，一臉困惑。
我們花了整個下午逐一修正最近收到的這箱圖片。當麥克辛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接待室，我偷偷抽出芭蕾舞者的照片。此舉毫不理智，簡直出自瘋子的直覺，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她那隻懸置在空中的手呢？我會不會因為我的粗心受到處罰？
「事情有了新發展。」
「嗯，你還真是含蓄。跟我說你叫作什麼。」
「他哪裡有毛病？他瞎了嗎？你哪裡不對勁？」桌子對面傳來一個聲音。
「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驚嘆。
我什麼都沒說。
我索取一個枕頭和一條毛毯，獄卒大笑，拉著我站起來。我若試圖坐下，他就踢我一腳。我若靠向牆壁，他就踢我一腳。「現在幾點？」我問，他就踢我一腳。我曾經想象監獄里一間間冷冰冰的實驗室，不鏽鋼儀器颼颼作響，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經，激發種種痛苦。口乾舌燥，剝奪睡眠，不時被無所事事的獄卒踢一腳。這類處置似乎非常過時，但相當有效。我的雙腳在缺了鞋帶的鞋子里腫了起來。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長褲和內褲掉到地上。獄卒當然又踢我一腳。我接受拷問，強睜著眼睛站立，不時被獄卒猛踹一腳，繼續接受拷問，如此一再循環，不斷持續。克列斯提監獄的拷問者沒有證據，所以他們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詞，為自己定罪。但是他們不需要證據。他們想要編造什麼都行。
麥克辛打量我。他知情！他知情！
有天我們用波蘭文複習我的供詞時，我請問老師貴姓大名。
不是。為什麼？我敲打回答。
「你最好每年幫你兒子照張相片。」我建議。「如果你被捕，誰知道他會被送到哪一所國營孤兒院。你手邊若是有張近照，找到他的概率比較高。」
你試探我相不相信你，但是藉由試探我，你證明了你浩瀚的恩慈。
我的助理麥克辛比我更早到。工作桌上已經備有噴筆、壓縮空氣罐、顏料、密封的指令、成疊尚未修正的照片。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條似乎是深紅色的帶子——我猜肯定是封條——封住一扇關著的門——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門。他們帶著我下樓，一部汽車在外等候，他們把我推進後座，史帕拉爾卡監獄的拷問室早在數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們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監獄。
我已走到門口，但她抓住我的手腕，強迫我轉身。
一時之間，我大感震懾。一陣喝彩聲中，她忽然表示異議，反對的聲調划穿我的心中，好像燈光划穿相機鏡頭。我絕對料想不到會在一間審訊牢房裡聽到這個問題。
我能夠拒絕嗎？我非得承認背叛祖國、才能證明我的忠誠？若是不從命，我就成了他們指控的叛國分子。若是從命，結果也是一樣。但是我的忠誠超越一切，甚至取代了我和沃斯卡的兄弟之情；少了這份忠誠，我不知道自己是誰；少了這份忠誠，我到死都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
當我跟她在一起，或說只有當跟她在一起，我但願我的眼鏡還在身邊。一天晚上，隔壁的牢房開啟，一位獄卒大喊大叫——但也可能是囚犯——牢門猛然關上。他高聲禱告，而這個習慣很快就受到獄卒們喝止。我們小時候，我弟弟也隔著牆壁在他的卧室里禱告。我可以聽到他默默祈禱，直至深夜。
「我教小孩波蘭文。」她謹慎地說。
小混蛋麥克辛點頭表示同意。
讓我們的後代子孫在官方紀錄發現我的沉默。讓他們墜入沉默的留白之中。讓他們看清我的疏漏想要傳達的真諦：我的沉默是個錯誤，那隻懸浮在半空中的手也是錯誤，然而，這些所謂的錯誤，卻揭示出隱匿在謊言之中的真相。讓他們知道就在那一天、就在這一處，一個犯了罪的男人開始誠實地過活。
部長輕輕嘆氣，聽來稍微放鬆。「你說的當然沒錯。你應該被關到普通牢房，你應該不到兩分鐘就受審、裁決、判刑，但是我們非常欣賞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幫領袖修飾畫像的工作，讓他看起來年輕了幾十歲。可惜他並不愛慕虛榮，不然他說不定會幫你說情。但他非常關注你的案子。你應該感到榮幸。你藉由你的工作揭露最高領導人的真實面貌。現在他將揭露你的真面目。」
「我願意。」
「我現在舉起幾隻指頭？」我問。
「我年紀大了，麥克辛。」我說。
「我的問題是：為何大費周章？」
答：一九三三年，我受到她的招募，成為一個地下間諜。我們每個月在秘密藏身處碰面，藏身處不止一個，我們按月選擇其一，輪番更替。其他知名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也在場，人人佯裝狂熱的革命分子，掩飾叛國的天性。
這麼想真是愚蠢。我清楚得很。
明天就是審判，我輕敲。跟我說該怎麼做。
「沒錯。」另一個人說。「而且他會像這幅肖像一樣被釘在牆上。」
沒有人提起少了一張照片，況且謬誤的圖像有如洪水般湧入，那張照片可能已被忽視淡忘。但是情況確實不太對勁。人們低頭緊盯地面，不敢說話，也不敢張望。有天晚上我在一家餐廳吃飯，我掏出我的筆記簿，素描一個躬身坐在他湯碗前面的老先生，不到兩分鐘，每一個跟老先生同桌的客人全都靜悄悄地離座。這個星期，我兩度被樓下的突九_九_藏_書擊檢查吵醒；他們選在夜間行動，就像殺人犯通常利用晚上動手。一個個裝了謬誤圖像的紙箱愈疊愈高，幾乎快要傾塌，壓垮埋頭工作的我們。我問麥克辛他聽到什麼傳言。
「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你嗎？」他邊說、邊朝著燈光舉起照片。
晨間時分，他們讓我吃下雞蛋和煙熏香腸，自從入獄之後，我從來沒有吃得這麼好。十二位囚犯因為參与間諜活動而受審，我是第八位。頭七個賣國賊以平板的聲調招供罪行。相形之下，我的告白將是慷慨激昂，聲勢洪亮，帶著真正異議分子的迫切與絕望，肯定精彩。但當我被傳喚到檢察官面前，我什麼都沒說。
「我要學一個我絕對用不上的單字。」我說。
我向來以畫家自居，其次才是個審查員。
「他還搞笑呢。」其中一個獄卒評論。「他就是那個花豹傢伙？」
我在聽，神學院學生回答。
他舉起三隻指頭。
審查工作當然大多由出版單位執行。東刪一筆，西刪一筆，縮減一些篇幅，即可刪除許多不良的內容。這種做法顯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這種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間，我接連四個月，天天拿著噴筆修圖，除此之外什麼都沒做，日子過得毫無指望。
「你說什麼？」他結結巴巴，像個腦筋遲鈍的笨蛋。「我沒有告發你。我幫你做擔保，盡量幫你說好話。」
一走進公寓，我的眼鏡隨之模糊。我摸尋壁爐的餘溫。八十多年前，一位波蘭籍僑民在這條街上發明了電暖爐；直至今日，我卻依然等著獲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時，一群人數足以組成一支足球隊的嘍啰橫掃我的公寓，沒收每一張包含了我的臉孔的照片。這是預防措施，他們解釋。
「但現在才十二月初。」
「我不知道我弟弟跟你說了些什麼。」我先說，「但是我在『宣傳動員局』上班。你了解這份工作嗎？」
我依然什麼都沒說。
「誰有辦法用內衣褲自殺？」我在他的身後大喊，但是門已經關上。
兩個人的腳步聲踏入房裡，一雙強壯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著我坐到凳子上。
車子引擎空轉，停在車道盡頭。車門開啟，獄卒把我推了進去。我們驅車前進。前方冒出燈光，燈光照穿黑影，閃閃發亮。一時之間，我以為那是一列漸漸逼近的火車。我在座位里轉頭，期盼最後瞥見我繪製的臉孔。車子愈開愈近，燈光隨之延展，我們好像駛入其中。燈光爬上擋風玻璃，漫過車頂，緩緩消失在我們身後。那不是一列漸漸逼近的火車，而是一盞街燈。其餘的路途一片漆黑。
當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領導人添加到畫中，我幫他畫上沃斯卡的臉孔，或說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紀、變成一個胖嘟嘟的權貴，可能會是什麼模樣。我這一行頂多隻能做到把圖像化為回憶、把光線化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筆一畫卻在我心中重新滋長。我忽然有所頓悟：沒錯，我是一個修正畫家、一個宣傳官員、一位蘇聯公民、一名男子，但撇開這些不談，那些被我銷毀的影像，我代表著他們的來世。
「不管你說些什麼，或是做些什麼，他們都會槍斃你。」她說。
她又捏捏我的肩膀。「Kocur。」
等到我們的歲數大到足以誤認自己是個大人，我已經轉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東正教教堂中尋得慰藉，我們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賢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戰友們揮拳重毆沃斯卡，幾乎讓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當他走進我們奶奶的廚房，他的左眼腫得張不開，鼻子歪得可怕。我緊緊抓住他的雙手。只有他的指關節沒被打得瘀青。
你是教徒嗎？我問。
她望向男孩，然後牽起我的手。她帶著我走過他身旁，朝向卧室前進，走向那張依然大到容納得下兩人的床鋪。我只想奪門而出，再也不必見到他們母子。她情願犧牲自己，把她亡夫的哥哥帶進卧室，她先生始終不明白，但她了解我們之所以駐足於世間，並非出自上帝的恩慈或是地心引力，而是因為「批准」，基於她的了解，小男孩說不定如我所願，果真快快樂樂地老去，成為一個胖嘟嘟、笑嘻嘻的老人家，想到這些，我不禁感到寬慰，但我依然想要轉身離去。
「油畫起先只是幾步寬，然後是幾十步，然後是幾百步。不久之後，油畫已經寬達數十英里。哎呀，這幅油畫真是巨大，對不對？為了成功繪製，畫材當然不可或缺。沙皇子民們原本用來裁製衣衫的亞麻布被徵收作為畫布，建造房屋的木材被徵收作為畫框。
接下來的半小時，我們漫無目的地前進，開過半個城市，最後終於抵達紅色磚瓦的監獄。監獄位居涅瓦河的另一側，從我的公寓遠眺，隱隱可見。他們拉著我走過幾道門，丟下我離開。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團濕濕的軟墊上，然後拿出一張白紙，叫我像是彈鋼琴一樣在紙上按鍵。接下來我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有人遞給我一個小牌子，叫我拿好，鎂光燈一閃，照相機的快門「啪」地閉上。
「因為當他們再也找不到等著受教的學生，他們就會拿老師開刀。」
「這人是誰？」
他打算轉頭，但我喝止。「你直視前方。油畫里的人們不可以轉頭看看誰在他們身後，你也不可以。」
「得了吧。」他語帶輕蔑地說，跟往常一樣蔑視形式主義。「光是修正這幅油畫就得花好多時間，你不必再跟我解釋整套西洋藝術史。反正繪畫藝術原本就應該隨著達·芬奇畫下句點，趁著登峰造極之時收場。」
她依照我的要求，把她手邊每一張沃斯卡的照片全都收在一起。總共九張：一張結婚照；一張在鄉間度假；一張是他們搬到市區那天、兩人頭一次身為聖彼得堡的市民；一張是沃斯卡小時候……她在長沙發椅上坐下，然後依次把照片拿給男孩看，最後帶著照片走進卧房。
我一隻手拉攏襯衫，另一隻手抓住內褲和長褲。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濛之中，往前跨了幾小步，發現房間里空空蕩蕩，只有兩把凳子和一張桌子。沃斯卡也被帶進一間類似的拷問室嗎？或是一間完全相同的拷問室？難不成就是這一間？不，不可能：這裏應該關了另外六個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監獄爆滿的傳言屬實，甚至可能關了十二人，即使傳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別，一點都不特別。
那團蒼白、蓬鬆的人影再度靠向我。「你是個貨真價實的革命分子，對不對？」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尋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說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臉孔未被塗上墨水的軍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隻手緊緊抓住桌緣，穩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種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氣，握拳抑制自己的哭聲。
我悄悄把修正過的照片塞進其他六張照片之中。我用一塊油布清理噴筆時，麥克辛翻閱這沓照片。他嘟囔一聲。他注意到了嗎？
「我隔壁牢房的那個男人，他叫作什麼？」
「很好。你的眼力相當銳利。將來說不定可以當個神槍手或是警衛。我要跟你說一個沙皇和油畫的故事，你聽過嗎？」
接下來的九小時，拷問者再三詢問同一些問題。「你和那個蒙羞的舞者什麼時候取得聯繫？」「那隻殘缺的手代表什麼意義？」「你跟其他幾個波蘭間諜保持聯絡？」我們好像騎著丑怪的旋轉木馬繞來繞去——他做出同樣指控，我做出同樣否認——兩人皆誤將繞圈視為進展。
薇拉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宮殿林立於涅瓦河岸，宮殿出自義大利建築師拉斯提里，或是後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經忘了哪一棟是真品、哪一棟是贗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與世長辭，你可以看到後代增建的車道、車庫、天線、裝了鐵條的窗口和鍛鐵大門。這些增添的建築物是否破壞了拉斯提里設計的初衷？或者說，身為受聘于皇室的藝匠，他是否意識到一個人的藝術創作就像政治觀點、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於社會的影響？
「什麼？」
「眾人之中，我覺得你應該最了解那些都沒什麼意義。」
「頭昏。」我跟他說，「頭重腳輕。」
「你跟我合寫了我的供詞。」我跟她說。我願意不計一切代價，一睹她怎麼看著我。她是否面帶不屑或是氣憤，還是一臉關切、挂念我如何度過臨死之前的幾天。
「你想問什麼？」部長說。
我們拿到照片已經過了好幾天，我原本希望這張芭蕾舞伶的照片會被忽略，消失在不斷湧入的圖像之中。接待室已經變成堆滿紙箱的迷陣，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讓照片自然而然銷聲匿跡。
「你別說。」她厲聲說道。「你別這麼做。」
那天下午，我決定將他畫入一切。
我拍拍他的肩膀，他略為畏縮，被突如其來的親昵之舉嚇了一跳。他跟列寧一樣都叫作「弗拉基米爾」，不失為一個吉兆。
問：你為那個蒙羞的舞者提供哪些情報？
當他搜身完畢，我獲准穿上衣服。當我穿好衣服，他鬆開我的鞋帶，把鞋帶拉出來，然後解開我的皮帶，颼的一聲抽出皮帶。「你在做什麼？」我問。他拿起小刀直直劃開我的襯衫，已示回應。紐扣叮叮噹噹掉到地上，他撿起其中一顆，然後刀子一揮，切斷我內褲的腰帶。「你在幹嗎？」我又問了一次，口氣較為急迫。
但在這張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襪，劇院座無虛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裡，香檳冰鎮在冰塊中。她依然擁有她的事業、一棟家宅、一張文憑、一紙出生證明。
「你已經證明了你的忠貞。」我輕聲說。「這就夠了。根據我的經驗，這就行得通了。」
他又毆打我兩下，力道不大，因為他先前用力打人，消耗了精力。
「我們唬得過他們。」有天我對她說。
我精疲力竭，口乾舌燥。拷問者保證給我一張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點、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證什麼都給我，我只需坦承事實，說出真話。
你在那裡嗎？等到牢房只有我一個人，我輕輕叩打。
她理清語言的迷陣，將之化為一條條可供遁逃的通道。在我的想象中，我把ę、eł、żets等波蘭字母放置在一張元素周期表中，而不是一條沒有缺縫的直線。Dd、Śś等大小寫字母是一個個化學元素，元素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字母如何、為何組成單字和片語，取決於新的定理和自然法則，這樣一來，我感覺自己並非學習一種語言，而是學習一個全新的宇宙。
問：你跟那個蒙羞的舞者有何過往？
「我愛你。」我回答。我知道這話荒謬、濫情、感傷，但她的手暖暖地搭著我的頸背，她的聲音傳達出慰藉，讓我感覺自己依然活著。如果真有來生，不管來生之中我將面對哪些喜悅或是懲處，種種悲歡所激發的感受，肯定不及今生今世、充斥於時時日日的酸甜苦辣。「我們一起建立了某種共識。」
神學院學生以沉默代替答覆。
他嘟囔一聲。他這個笨蛋說不定提供了最佳範例，證明人類的老祖宗確實是猿猴。
卧室里銅板刮擦的聲響也許是微風輕拂著樹梢；長沙發椅旁的我們也許遠離此地，置身田野的一棟小屋旁，艷陽垂掛在我們頭頂，日光灼灼。
我什麼都沒說。
麥克辛眉頭一皺，指指躲在列寧身後的托洛茨基，這人非得刪除不可，因為他當時絕對不在場。
幫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腳，好像我是一張摺疊床。他檢查我的腳趾之間、包皮之下、耳朵之內。他翻開我的眼瞼，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沒有中空的牙齒，他用他的筆戳戳我的鼻孔，一舉一動都像是一個受盡虐待的人般粗魯大意。他嘆氣，喃喃自語，好像這套裝模作樣的把戲只會損害他的尊嚴。
過了一會，我走到牆邊，背靠著牆坐下。
莉迪亞
科里亞
僅憑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強烈的激蕩，相形之下，我最溫馨感人的肖像畫絕對萬萬不及。畫家必須率先成為榔頭，藝術品才可能成為敲破我們心中那道石牆的鑿刀。
哪一個禮拜？哪一個月？我試圖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個月五星期的日曆。五年前，為了勸阻人民尊奉宗教儀式，黨九_九_藏_書部廢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買一條巧克力棒，慶祝一星期的工作劃上句點。我緊抓著他的話，好像握住一條繩索。「星期五。」我重複一次，一再默念，讓自己陷入過去那段屬於我的日子。
「你藉由背叛證明你的忠貞。」話語從我口中送到她的耳中，我倆的距離頂多是一隻短小的指頭。「你告發某一個近親好友。我知道這招行得通。」
那天早上，沃斯卡僅存的臉孔被一盧布的銅板刮成一片空白。
我胸口一緊，雙手插|進口袋。我覺得自己的手好大，幾乎插不進口袋。我直說，但是話一出口，感覺真的非常糟糕。「我要確定他的霉運不會變成我們家族的特徵。」
他點點頭。
我揮別天空，遁入地下。我身處一個個陰暗的電燈泡之間，想象自己在光影之中愈縮愈小，變成了卡拉瓦喬畫中的人物。不管我多早來到辦公室，工人們始終已經開始鋪設鐵軌，強化隧道的水泥牆，而且從來不曾抬起戒慎的雙眼，迎上我的目光。我步入漫天木屑，在另一頭的門口脫身露臉，門后即是未來的站長辦公室。
「我可以借用你的打火機嗎？」麥克辛邊說、邊舉起一根香煙。我把打火機遞給他，他點煙，眼睛依然緊盯著我。
男子沉默了好久，然後繼續輕敲：
麥克辛的笑容漸漸消退，眼神一沉，好像我傷了他的感情，令我有點訝異。
此舉簡直荒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為止，拷問者操著平板的聲調，詢問著一個個令人無法回答的問題，這會兒他卻變成一個滿心苦惱、可憐兮兮的傢伙。他需要我的懺悔，藉此證明我們當中確實有人淪為罪犯，同時確認司法體制絕對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我從來沒見過哪個人比你更急著幫那把即將射殺自己的手槍上膛。」她說。「你老實跟我說，用你自己的話告訴我，好讓我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你有罪嗎？」
我還來不及修正照片，或是把它放回去，麥克辛就走回辦公室。我把照片藏放在膝上。「同志，你還好嗎？」他問。「你看起來好像在發燒。」
你是。他輕敲。
門一關上，我眼前才浮現那隻皮毛黃褐、一身黑色斑點、鬱鬱不樂、關在聖彼得動物園獸籠里的花豹。Kocur。我輕聲重複——kocur，kocur——每個音節都震撼我的心弦。我握起拳頭，急急叩打桌面，用密碼敲出這個字。用一個剛學會的單字形容一樁久遠的往事，感覺真是奇妙。動物園裡一隻精神萎靡的花豹。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單純？但是我跟我弟弟共享的影像已經變得如此神秘、如此恆久、如此不真實，到後來我只能將之形容為宏偉全能的上蒼贈予世界的恩慈，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兄弟已經天人兩隔。
「波蘭文。」她指示，「用波蘭文說。」
銅板的刮擦聲早已停歇。當我抬頭一望，男孩的媽媽已經站在卧室門口。我跟著她走進卧室，照片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桌上，每一張照片都有一個人的臉孔被狠狠刮除，下手之重，木桌的紋路甚至明顯印蝕在空洞之處。我看在眼裡，心頭一陣刺痛，不禁閉上雙眼。
「直直盯著我。」我下達指令，然後在他耳朵旁邊揮揮手指。「我舉起幾隻指頭？」
你是天主嗎？敲打聲躊躇緩慢。隔壁牢房的男人肯定終於學會了密碼字母。
當我弟弟的臉孔消失在我爸爸的襯衫中，我看著那個站在他旁邊的男孩，心中不禁暗想，當男孩透過鏡頭望穿未來、看到自己變成了這種人，他會做出什麼評斷？在那一刻，我便百分之百確知，我已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當局，我的信念不可動搖，我的忠誠不容置疑，因為如果此舉是個錯誤、我們這麼做全是徒勞，那麼整片波羅的海的海水都不足以洗滌我們的罪惡。
「沒錯。」我說。「那裡就是你爸爸所在之處。他被畫入背景之中，隱身在你腦袋瓜後面一個你看不到的地方。他在那裡。但你永遠不能回頭一看。」
我始終是個忠誠的革命分子，我堅稱，我敲得又急又猛，他居然有辦法把聲聲叩擊化為字句，真是令人稱奇。我為他們奉獻我的工作、我的忠誠、我弟弟的性命。他們主導我的告白。他們叫我承認叛國，藉此證明我愛國。
「我要銅板做什麼？」
答：宣傳期刊、特務組的備忘錄、涉嫌貪污的高官名單、敏感度極高的政治與軍事場所，任何一項她那群絕望悲觀、遵奉法西斯主義和異端思想的叛國黨羽說不定用得上的訊息。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會我，沃斯卡·奧西波維奇·馬爾金將在兩星期之內因宗教激進主義被捕。他們告訴我，我弟弟已經結婚，太太懷了身孕。他們把他的地址交給我。這是個測探。絕對錯不了。革命之後，各個行政區之間嚴重失聯，如果我規勸沃斯卡、如果他逃往聖彼得堡，他說不定可以逃過一死。但如果我真的這麼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襲他的公寓、發現他不見蹤影，他們肯定轉而找上我——我相信絕對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為如果我開始懷疑，因為如果我認為他們看在我們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報、好讓我警告沃斯卡，因為如果我開始這麼想……結果都是黯淡而凄涼。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銅板塞進她的手指之間。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傷地說。「你幫你自己惹了什麼麻煩？」
從我們的辦公室中，我們可以聽到鶴嘴鋤答答敲打、重型機械的齒輪嘎嘎前行。工程從不停止。工人們十二小時輪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運碎石、架高隧道石牆、鋪設瓷磚和軌道樑柱。依照這種進度，整個地鐵系統會比我們的工作更早完竣。當麥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過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訴自己走遠一點，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沒有其他丈量距離的工具，遠近變得愈來愈不具意義。我懷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終點。
晚上十點，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現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續目前這種工作時間，我八成到四月才見得到陽光。
請想象一下這種景況：法官轉向檢察官，檢察官轉向部長，部長轉向法警，然後人人全都轉向我。如果我弟媳看得到我現在的模樣，她會怎麼想？我的波蘭文老師呢？她們會不會帶著憂慮、驚惶、訝異的神情看著我？她們的神情之中，會不會帶著有朝一日可能轉變為驕傲的稱許？檢察官的聲音顫抖；沒錯，肯定出於震怒，但也可能是恐懼，因為我若拒絕招供，他也會受到牽連。他逼我說出我跟舞者有何關係、我們的叛亂組織發展到什麼程度、她那隻殘缺、飄浮在舞台上的手代表什麼意義。
當我回到辦公室，麥克辛笑容滿面。「我終於約到了新金屬協會那個藍眼秘書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說。「我已經追了她好幾個月。」
我雙膝跪地。我站不起來。他們得把我從這裏抬出去。我聽到牆壁傳來聲響。那個神學院學生肯定瘋了，要不然他為什麼明知兩個獄卒在我的牢房裡、依然冒險跟我聯絡？先是指關節在牆上輕聲叩打，然後是拳頭用力打上牆壁，然後是雙腳重重踏步。我聽了忽然有力氣站起來。獄卒們帶我走出牢房，然而聲音愈來愈大，他們裝作沒聽見，但是地板、牆壁和天花板都猛烈顫動，監獄里每一條鐵欄杆、每一根骨頭都隨著我用密碼傳送給他的第一句話發出迴響——那句以前沃斯卡和我爬上小床、墜入夢鄉之前用密碼告訴彼此的一句話。
我朝著照片點點頭，「你知道怎麼辦。」
「他們解決了動物園裡每一隻花豹。」第二個獄卒說。「以示警告。」
「不，我必須待下！」他說，眼光灼灼，怒視著我。
她收拾她的文件。我想問她會不會參加我的審判，但我怕我若知道她在場、不曉得會做出什麼事情。離開之前，她一隻手擱在我的脖子上。她的肌膚散發出暖意。她輕輕揉一揉我的頸背。許多星期以來，這是頭一次有人碰觸我、卻無意施加痛苦。我試圖想起我弟媳的長相，但她的容貌已從我的記憶中消失。
「我非得現在就修正嗎？」我問。
她一語不發。
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維奇·馬爾金。
「你應該對我好一點。」麥克辛說。
「結束我這項任務之後，你會回去教小孩波蘭文嗎？」
「我願意。」
我想起沃斯卡和我拍完照片之後，爸媽帶著我們造訪聖彼得動物園。我們依然穿著馬褲和小皮鞋，看起來好像小人國的顯要人物。我想起我們走近關著老虎的獸籠；鐵欄杆之後，一隻黑色斑點的花豹慢吞吞、靜悄悄地踱步。這麼一隻兇猛的野獸居然如此頹萎，既是神奇，也是羞愧。那是我們第一次親眼見證監禁。
「自殺是犯罪之人最後的顛覆行動。」男人邊說邊離開。我的鞋子從腳上掉落，我的長褲從腰間滑下，我的襯衫垮垮地鬆開。
你看到的我是怎樣一個人，我想要大叫。你已經看到我是多麼急切、多麼容易貶低自己。如今我們走到終點，你為什麼指望我在這個時候變得更像個男子漢？
「從一片空白之中發掘一張臉孔不算厲害，把一張臉孔擲回一片空白之中才是本事，這麼說來，你還真是某種天才。」
他沒有回答。我繼續敲叩：供詞的每一個字都經過他們授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如何懺悔告白？
如果你出獄，你一定得把我的告白交給我弟弟的兒子，我輕敲。
革命將至之前的幾年，我弟弟和我都還小，身為那個時代的孩童，我們經常假裝自己是保皇黨和革命分子，還不到晚餐時間就已互換六七次身份。夜晚時分，我們輕叩分隔兩人卧房的牆壁，交換十二月黨人發明的囚犯代碼。字母被置入一個五排橫欄和六排縱欄的矩陣中，叩打橫向欄位和縱向欄位的坐標，即可找出對應的字母。我們在牆上以聲音書寫，其間的隔閡，就如同阻隔于發信人和收信人之間的字母。
我得到一個枕頭、一條毯子，每天早上還有一盤過期的麵包。我考慮索取一副新眼鏡，但我已經習慣這種半明半瞎的狀態。我對面和身側的牆壁融為一體，好像朦朧的地幔。沒有距離感，沒有線性透視；我以前工作的種種定律，在這裏都不適用，少了它們，我竟然出奇地輕鬆自在。每天晚上我做著同一個夢。我手執畫筆和墨汁罐，走過一條黑暗的火車隧道。
遞過來的照片拍攝於一九〇六年的一個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門，休息一天。他是個縫紉用品商，聲譽良好，最起碼在業界評價頗佳。他縫製的一頂珍珠頭飾，曾讓一位名氣不太響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宮的宴會廳大出風頭，因而奠定了商譽。我媽媽負責記賬補貨，聘僱女裁縫師，基本而言，她覺得除了縫製顧客頭上那頂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處理。她小時候依賴馬鈴薯維生，當了媽媽之後，她確保自己的孩兒成長的過程當中有肉可吃。
「一個不會被列入我供詞的單字。一個你不必教我、我也永遠用不上的單字。」
「請你幫我一個小忙。」我說。「拜託拜託，讓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說什麼？」
我只有一次見識到自己的工作多麼具有威力。我經常造訪國立圖書館的閱覽室，用心研究館中收藏的前革命時期畫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輕人翻閱一疊裝訂成冊的雜誌。他匆匆掠過前半冊，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號，盯著一群軍校生的肖像。軍校生一臉嚴肅，排成三列，總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臉孔已被我在兩年之內一個個塗去。
「我願意。」
-1937-1990-1999-2000-2001-2003-2010-2013
艾列克賽
這麼說來，算你運氣好，最起碼你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捕。我這個鋃鐺入獄的「犯罪分子」輕輕叩打。
審問奏效，如今我是罪犯。我的嘴裏溢滿鮮血。我已經好久沒有喝水，甚至遲遲不願吐出血水。獄卒搖搖頭，一臉不屑。平心而論，我們同是平民百姓，但是我卻狠狠地戳破這個不實的幻想。我想要跟他說我了解這一點、他的痛毆只是加深我的決心、他怎麼毆打我都沒關係。但我沒有力氣開口。
「現在呢九-九-藏-書？」
他拍拍我的肩膀，感覺好像真的同情我。「你隔壁沒有牢房。」
說來遺憾，我恐怕是最後一批革命之前就讀於「皇家藝術學院」的畫家。這些跟麥克辛一樣俗氣的後輩新人，自小在學校里沾著稀薄的灰泥，還沒學會畫畫就懂得審查。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學習那些他們正在摧毀的藝術，也不懂得鑒賞他們手下的藝術品。
被告尚未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判決便已宣判。罪咎和無辜不是影響判決的因素，反倒是判決影響了一切，包括何謂罪咎。
「剛才的表現真是精彩。」她說。「你應該幫舞台劇撰寫劇本。」
我跟他媽媽說：「你先生真的沒提過我？」
我擔心我會被逮到嗎？拜託喔，我的上級只關注我塗去哪些人，根本不會注意到我加進哪些人。
他沉默了好一會，然後隨手把門關上。
問：你為什麼背叛我們的未來？
那已是兩年前的事。一個月前，局裡徵用了我的小辦公室。我那個腦袋空空的上司，至少還有一絲刻薄的幽默感：他指派我在地底下繼續執行我們非做不可的「地下任務」，而且是數百米的地底下。
一位獄卒拿起警棍一次又一次毆打我，他很快就累得打不動，往後一靠，倚在牢房的牆壁。我想要告訴他：我了解我為什麼必須挨揍。我想要告訴他：警棍只能把我的肋骨打斷一次，但是它最終會令你心神崩潰。
毫無回應。他八成不知道這套密碼。如果他無辜，他怎麼可能知道？我敲出一個個字母：一，一；一，二；一，三。暗自希望他會慢慢理解。
他從桌邊站起來，捏捏我的肩膀。「我確定你想得起來。」
「別鬧了。」她說。「我們還有正經事要做。」
「我可以把襯衫紐扣縫回去嗎？」我問。
「我確定你認得這人。」他指指照片中的沃斯卡說。「我相信你知道哪個人必須被修正。」
「你不妨直說你為什麼上門。」
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這裡是聖彼得堡的最高處，他輕敲。景觀最佳。
修正芭蕾舞者已經過了三星期。我數次試圖修正她的手，或是悄悄把照片塞回檔案夾，但是麥克辛始終注視著我，警惕的雙眼片刻不離，我無法從我們的辦公室里拿取噴筆，更糟糕的是，檔案已經送回秘密警察的總部。
他們在我左右兩側坐下，長沙發感覺像是警車的後座，其中一人打開信封，把一張照片推過桌緣被熱氣燙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氣，肯定是出於訝異、驚愕，或是某種忽然在心中翻騰的悔恨。光是那一年當中，我已經修正了上千張照片，但他們全是陌生人，跟我毫無關聯。
「我看不見。」但就算那人聽見我說話，他也不在乎。
完工之後，我把修正過的照片交給資深特務。他從頭到尾都緊盯著我。
幫我打掃的女工在爐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蘭地，走到客廳，把一張唱片放到唱盤上，癱坐在長沙發椅椅墊之間的凹陷之處。我從咖啡桌中空的桌腳里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隻被聚光燈照亮的手，手高高舉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我撫平捲成一團的照片，拿下眼鏡，把眼鏡放在旁邊的小桌上。傢具變得朦朦朧朧，就像水杯中逐漸融化的冰塊。我窩在椅墊之間，慢慢啜飲白蘭地，聽著一個個音符吱吱嘎嘎從留聲機流瀉而出。我覺得安適，似乎擺脫了視覺的重擔。黑管悠悠響起，我想象舞者站在舞台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隻手，但看不到手腕的盡頭，眼中只見一片虛無飄蕩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長久以來，字句對我已經不具意義。如果有人編纂一部蘇維埃俄羅斯的俄語字典，每一個單字的首要定義很有可能是「服從」。但是przyznanie się代表「招供懺悔」，jurto代表「明天」。我復誦波蘭單字，而反覆念誦具有療愈之效。有時她問我一個問題，我結結巴巴，慌張地搜尋幾個新學會的單字，試圖做出答覆，但是我腦中一片空白，神情徹底空洞，恰似我的前途。
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敲打出這番話。我不知道他怎麼可能把同樣是個囚犯的我誤認為任何人物。鋪了瀝青的地板吸干我雙腿的暖意。
我只是一個神學院的學生，他叩打回復。
「不。」他說。「你還沒有。」
他沒有回應。我重複敲打了幾次，以「你受到眷愛」作結，然後停手。每天晚上，我跟隔牆的囚犯敲打字母。他始終沒有回應。我草擬我的供詞。
他舉起四隻手指。
即使你失去一切？
「太棒了。」他說。「你聽起好像真的發狂。」
「你太操之過急，麥克辛。個人野心可不是什麼好事情。」
麥克辛點點頭，提議今天早點下班。我感激地點點頭。我不曉得還能怎麼辦，所以我把照片折起來，塞進外套口袋。我走入隧道，往前走了十幾步，他忽然叫住我。「我想你忘了某樣東西。」
「效什麼勞？」她問。
「我要看看你能不能幫我做一件事。」我說。「你願意試一試嗎？」
這裏沒有天主，我輕敲。任何地方都沒有天主。
他爸爸的臉孔，我輕敲。你一定要跟他說他在哪裡可以看到他爸爸的模樣。
「沒錯，好像是的。」我勉強開口。
「這是什麼？」另一個人邊問、邊把一個灰濛濛的圖像舉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著，結果照片擱在咖啡桌上，一進門就看得到。一秒鐘之後，他把一個畫框推到我手中，畫框中是一幅領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國畫家亨利·盧梭的叢林狸貓。
她的手掌壓住照片，手肘大張，守護一張張照片，好像一個餓得要命的人直覺地緊緊守護僅存的少許食糧。我這麼說或許真切，畢竟腸胃不是人體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
麥克辛聳聳肩。她是誰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給我們，這就足以證明她已不再是個芭蕾舞伶。
你之所以質疑信念，說不定因為它毫不猶豫地背棄它的追隨者。
我輕敲牆壁。你受到眷愛。我不經思索就敲打出這幾個字。以前我和我弟弟睡前始終先用密碼敲打出這幾個字，然後從牆邊走開，各自爬上小床，墜入各自的夢鄉。
門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鏡，但是眼鏡不在床邊的小桌上。哪有什麼床邊小桌？我剛才在長沙發上睡著了。我還沒坐起，有人已經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個狗吃屎。有人用膝蓋頂著我的肋骨，我被緊緊制住，氣喘吁吁，雙手猛烈揮動。我想說我不是試圖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氣，但是那個膝蓋愈壓愈緊，似乎打算進駐我的椎骨間。
「據說是破獲了一個波蘭人的敵後間諜網。」
「如果你知道，那麼為什麼？你為什麼告發我？」
到了午餐時間，我們已經用噴筆修改了三張臉孔，臉孔出現在一張一九三〇年外貿委員會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來甚至比較像是一幅畫，而不像照片。或許我應該說「我」修改了三張臉孔；麥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煙，不時露出刻薄虛假的笑容。拿著噴筆、專註于照片上的臉孔時，我偶爾抬頭一瞥，赫然發現麥克辛專註於我的臉孔。這個渾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鉛筆的炭印。
一時之間，我覺得自己似乎墜入夢鄉，漆黑的隧道包圍著我，我舉起畫筆，貼向牆壁。只不過畫筆是我歪曲的指頭，為了遠方的某人，在牢房的牆上叩打密碼信息。
半盲狀態中，她的聲音聽起來像是我弟媳、芭蕾舞者、任何一位我曾背棄之人。我輕聲耳語。「對不起。」我說，這是真心話，即使我說不出自己為了什麼道歉。
「沒錯，我們會讓你像個波蘭王子一樣昭告大眾。」她回了一句。
他長得真像他爸爸，這著實詭異。一個尚未發育成熟的鼻子；一頭亂七八糟的黑髮，每一根都朝著四面八方亂翹；嘴唇噘起，像顆紐扣一樣微小。沃斯卡在他這個年紀時，我大概八歲。夏天的時候，我們白天遊盪于森林和田野之中，晚上待在各自的房裡，輕輕敲打我們之間的牆壁，扣打密碼。我叫他靜坐在春夏秋冬的不同光影中，讓我素描他的形貌，用炭筆將他的神情保存在畫紙上。若非沃斯卡，我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畫家。我以他的臉孔練習畫畫。
這些牢房沒有窗戶，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除了一幅領袖肖像之外，我的牆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暈光效果，致使臉孔似乎飄蕩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陳舊畫像里的聖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於世間，那麼天主也只可能是個凡人。
檢察官以為我沒聽到他問話，於是再問一次：「你跟那個蒙羞的舞者有何過往？」
「我的助理。他告發我，是嗎？」
「當然是從那裡聽來的。」第一個獄卒回答。「你的波蘭文老師。」
「我只是在欣賞你的工作成果。」他說。「人們很容易忽略我們這一行的美感，對不對？」
你就是天主。我曉得。
聖彼得堡，一九三七年
有天晚上，我像其他夜晚一樣在牆上敲打字母。牆壁傳來回應。
「當子民們感到寒冷，沙皇叫他們看看油畫，凝視他們很快就可以穿上的美麗大衣和貂皮。當子民們露宿戶外，沙皇叫他們看看油畫，凝視他們很快就可以遷入的華屋。
「我修正圖像，如此而已。」
我撫平照片，為噴槍注入顏料，有如幫手槍裝上子彈。然後我秉持奧圖曼帝國微圖畫家的耐性，一筆一畫地修正我弟弟。我從他的黑皮鞋著手，慢慢將皮鞋褪入他站立的地板之中。接下來是他的襪子和馬褲。我們的爸爸站在他旁邊，我拿著噴筆，穩穩地、慢慢地勾畫出一個近似爸爸身上那件長褲的圖形，遮蓋住我的弟弟，這樣一來，我感覺自己並非塗掉沃斯卡，而是將他藏進爸爸的衣物之中，他可以藏身其中，肌膚緊貼著我們的爸爸，全身暖烘烘，平安無事。我想起小時候我幫他素描，他生氣、眼淚汪汪、筋疲力盡、懊惱、寬心、喜悅的時候，我用糖果作為酬賞，叫他當我的模特兒。作畫之時，我感覺他心靈的精粹藉由我的畫筆忠實地呈現在畫紙上，我覺得我跟他從來不曾如此親密。
一個男孩懶懶地窩在凹陷的椅墊上。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為了他著想，我還真希望他長得像他媽媽。
「麥克辛搞的鬼，對不對？」我問。
「我們別再浪費時間。」麥克辛說。「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我受審的那一天，我跟我的波蘭文老師、部長、檢察官，最後再次複習我的供詞，從香煙濃濃的煙霧判斷，可能還有其他幾個人在場。這是一出值得搬上舞台的獨白好戲。檢察官原本希望我朗讀一段簡單的供詞，先用俄文朗讀，然後用波蘭文再念一次，但我說服他若將兩者融合為一，效果肯定更佳。我先用俄文朗讀，以輕柔順服的聲調描述我叛國的根源，但當我詳列為什麼背叛黨國和蘇聯的罪狀，我的聲調從屈從轉為叛逆，而且捨棄俄文，改用波蘭文高聲叱喝，好像波蘭民族主義是一頭蟄伏在我心中的兇殘野獸。當我誦讀完畢，眾人十秒鐘默不作聲，然後部長大聲鼓掌，打破沉默。
「我敬重你，我試圖跟你學習，你卻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笨蛋。你應該對我好一點。」
「任務尚未完了。」我說，我盡量安撫他，勉強撐起尚未挨揍的一側。我唯唯諾諾，全力配合，我只能藉此表示抗爭，他看了卻更生氣。他又打了我兩下，出手重多了。
下午我們專註於一幅伊薩克·布羅德斯基的油畫，畫中的列寧抵達市區的芬蘭火車站，但當年我們的城市稱為「聖彼得堡」。
「我無從得知。」他說，朝向門口走去。
在我這個時代，我的職業等於是一個拙劣畫家的次選酬賞。我在「皇家藝術學院」讀了一年書，在學校里，我幫水果盤和花瓶素描，盡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靜物畫得跟照片一樣真切。接九-九-藏-書下來進階到肖像畫，我終於在這項最完美的繪畫藝術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志業。肖像畫家必須以一筆一畫稱頌人類的錯綜與繁複。在其他數百萬人眼中，肖像模特兒的眼睛、鼻子、嘴巴，看來可能眼熟，但模特兒的五官，就像畫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與喜樂，在他眼中依然獨特。藝術起始於這種稱頌的心情，或許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繪受害者的臉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繪罪犯的容貌，那麼劊子手就沒有機會手繪任何一張臉孔。
舞者的左手依然懸置在空中。我之所以這麼做，倒不是刻意的決定，而是出於心中的感覺。我放下噴筆，就像一個人吃撐了覺得噁心，說不定就放下叉子。我打算把舞者的手留在原處，那隻手本來就該在那裡——一隻揮舞求救、揮舞道別的手，一隻不為任何人喝彩、不為任何人叫好的手，一隻當我腦海之中響起求救的聲音、說不定曾經穩穩扶住我頭顱的手。
「藝術讓我們不會因真實而亡故。」我把這句尼采說的話貼在工作桌上。但我從學生時代就已知曉，我們可能輕易因藝術而亡故，就像我們也可能死於其他形式。當然有一小群貨真價實的夢想家將尼采所言奉為諭旨，而非對於現實的諷刺。但是這會兒，他們要麼一命嗚呼，要麼鋃鐺入獄，他們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畫作更不可能裝點皇殿的高牆。革命之後，教堂遭到洗劫，無價的藝術品被賣到國外，換取工業機械；我起先不情不願地參与，一邊夢想著繪製人物肖像，一邊動手破壞聖像，即使是那個時候，我也已一手畫出、一手抹去人們的臉孔。
「我們今天會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說。
「我犯了什麼罪？」我問了又問，但無人回應。他們是低階的職員，在他們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我若是個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屍體，屍體形同數據。我的姓名、我的聲音已經消失在數據中，所以何必浪費時間回答、讓人以為我的問題很要緊？
「我們工作的警覺性真高，令人敬佩。」我說。真是萬幸，我不是波蘭人，也不認識任何波蘭朋友。
在我經手審查的照片和畫作里。在一切的背景里。在他們所有人的後方，在那裡，他們的眼睛找不到他。
獄卒搖搖頭。「整個地窖只有一間單獨禁閉室，裏面只關了你一個人。」
「他們怎麼說？」
他們帶著我走入一片漆黑，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之處，我深深吸了一口近日來第一口清冽的空氣。我想起沃斯卡沖向花豹的獸籠。我追著他跑，但他的動作始終比我快。即使是現在，我心目中的花豹依然是個神秘難解、無以為名的謎團，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有，我隔壁有一間牢房。有個男人被關在裏面。我聽到他的聲音。求求你跟我說他叫作什麼。」
檢察官意識到我故作沉默，於是重重跺腳——審判結束之後，他可能重複這個舉動，只不過跺踏的是我的臉龐——大聲喊出問題。
他們將讓我坐進一部車子，把我帶到一個土坑邊。那個土坑跟芭蕾舞者和沃斯卡墜入的土坑沒什麼兩樣，腦袋挨一顆子彈之後，我也將墜入坑中。想想蒙羞的芭蕾舞者。那些告發她的人，那些通風報信的人，那些批准行動的人，那些半夜到她家敲門的人，那些逮捕她的人，那些幫她照相的人，那些幫她按手印的人，那些拉出她鞋帶的人，那些拷問她的人，那些毆打她的人，那些主導她供詞的人，那些審判她、譴責她、處罰她的人，那些帶著她坐進車裡、走入地窖、走到土坑邊的人，那些幫她挖掘墳墓、在她頭上開一槍、安葬她的人。還有其他像我這樣、難以計數的人士，動手銷毀她的出生證明、文憑、剪報、照片、成績單、通行證、配給票等證明她曾經存在的文件。為了抹除一個人，幾乎全體動員，但是只需一個人的過錯——如果這會兒我們就是以此稱呼回憶——她就保存了下來。
我把我的手移到他的視線邊緣。「現在幾隻？」
我被帶到工作桌旁。
「當他們追打你，你非得逃開不可！」我跟他說。
「拜託，再耽擱你一分鐘，有件事我搞不清楚。我還沒被帶到普通牢房。我是個小人物，卻獨享一間牢房，而且不斷受到拷問。我不應該有這種特別待遇。」
她猶豫了一下。我很容易忘記她的損失可能比我慘重。
我用最近學會的語言陳述蘇聯當局的欺侮。我承認我犯了罪，因為我譴責當時的審查制度、僵化的意識、徒具形式的法律、殘缺不全的司法體制，而且我必須在供詞的最後公開招認，若想確保未來，我所譴責的一切全都不可或缺。我成了他們需要我變成的異議人士和破壞分子。種種論點極具說服力，我甚至擔心自己開始相信。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審、執刑之後，一批人帶著一個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請坐，同志。」他們之中領頭的人說，他指指我的長沙發，我剛剛才坐在那裡吃甜點。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間在自己家裡成了客人。
「你為什麼不自己動手？你是個畫家。這是你的工作。」
我桌上擺著一副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風景畫，在這位十九世紀畫家的作品目錄之中，這幅風景畫說不定最無趣。畫中一片空曠的牧野沐浴在午後的日光下，牧野緩緩攀升，升到畫布上端三分之一之處。一道白色的石牆斜斜地越過田野。一棟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園，矗立在朦朧的陰影之中。畫中看不到半個人影，呈現靜止狀態，甚至連只迷路的山羊都沒有。
我看看我的手錶。「我再過一小時才上班。」
「弗拉基米爾。」
「星期五。」
拷問者嘆了一口氣，顯然難掩失望之情。靜默之中，我想象他對著他的文件皺眉，我不必照鏡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樣滿臉挫折。「我們明天繼續。」他說。
「但我不會說波蘭文。」我說。
一九〇六年的那個星期三，我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車從巴甫洛夫斯克前往聖彼得堡，到一個攝影師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媽媽的點子——大部分的好點子都是她想出來的，這個點子也不例外。相機拍攝出來的人物，單單一個影像就可以傳達她終生信奉的樂觀進取，畫筆繪製的肖像達不到同樣效果。她戴著孔雀羽毛的頭飾，照片之中，頭飾散發出淺灰的色澤。我站在她前面，臉上一抹淺淺的微笑，就連那個勒在脖子上的領結也扼殺不了有人等著幫我拍照的喜悅與興奮。我弟弟系著相同款式的領結，臉上同樣淺淺一笑，頂著一頭草草梳理的亂髮，一張大臉只看到高聳的鼻子，別彆扭扭地站在我旁邊。他透過相機的鏡頭凝視，望穿時間，迎上我的雙眼，我卻只能動也不動，坐在處死他的這群人之間。
「我對任何一種外國香腸都沒興趣。如果我再聽你提起波蘭肉品，我會跟上級舉報你。」
「Kocur。」她重複一次。「動物園裡的花豹。」
他往前一傾，以他鼻青臉腫的臉龐為證，回了我一句：「你覺得這樣會讓我丟臉？」
好久以來，我聽到牆上的叩打聲。起先我以為是老鼠，然後我覺得自己快要發瘋，八成是魔鬼耍花招。後來我意識到你在教我用密碼打出字母，然後我聽懂了你敲打了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始終不曾停歇的話語：你受到眷愛。你怎麼可能不是天主？還有誰會在這裏找到我？
我是羅曼·馬爾金。我在宣傳部工作。我十二月三日被捕。
檢察官針對我的供詞做了幾處小小的修正，然後官員們逐一離開，最後只剩下我和波蘭文老師。
「你做了什麼，或是沒做什麼。」他說，字字句句由他倦怠深邃的胸口回蕩而出。他已經多少次走進克列斯提監獄的牢房、面對除了我之外的眾人、解釋種種顯而易見之事？「你覺得你在陳述自己的故事，但你只是一張白紙。」
「但我的確沒有做錯事。」
娜迪亞
他親切地笑笑。鼻孔緩緩噴出一簇簇煙霧。
「你知道我不能告訴你。」
兩年前的那個早晨，離開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後，我回到辦公室上班。
他幫噴筆上底色，我注滿一個灰階色系的顏料攪拌罐。他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觀察學習，偶爾發出驚嘆，在他的注視下，我用噴筆修改舞台，讓舞台蓋過芭蕾舞伶的雙腿，我還修改觀眾的臉孔，讓一張張臉孔蓋過她的修長的軀體。我已判定她墜入她舞伴的懷抱之中，她從觀眾席移開視線，望向架設在舞台後頭的相機，透過敞開的鏡頭，凝視著我這個最後一位觀眾塗去她的雙眼。
弗拉基米爾
「但我已經說出真話！」
我是神學院的學生，他輕敲。
起先我確定我會被逮到。在公共場所，我走過一幅幅經過修正的風景畫，一顆心怦怦跳，確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臉孔有如針點般插入背景之中。沒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講給我侄子聽的童話故事；他平安無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傷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盡其所能，不停將他畫入每一幅圖像之中，我畫出每個年齡的他，甚至——或說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他。我永遠無法補償我的虧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畫中，我也沒辦法彌補他被人從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斷複製我的弟弟、天天再度與他相見、看著他現在的模樣和未來的面貌，我畫了又畫，感覺自己說不定終於成了一位肖像畫家，其餘的工作也就變得可以忍受。
禱告聲暫止。他聽得到我的聲音。我伸手貼著牆壁。他沒有回答。
第二個獄卒說是。
「你從哪裡聽到花豹這件事？」我問。
「你願意承認你的背叛、藉此證明你的忠誠嗎？」部長問。
一張海報宣揚：女人，別受騙上當，參与體育活動！另一張海報上有個眼睛蒙上布條、步步走下懸岩的男人：目不識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見的瞎眼男子。
剛到局裡服務時，上級沒有把敏感的工作託付給我。剛上班的頭一年，我參照「圖書館禁止一覽表」，依據不斷添增的最新版本，徹底檢閱圖書館的書架。沒錯，這應該是圖書館員的工作，你不能信任讀了那麼多書的人。
當獄卒們走進牢房，我靜靜站起來，沒有抗爭。他們把鞋帶還給我，我繫上鞋帶時，他們站在一旁合抽一根煙。
當部長走進來，我說不定已經連著幾天沒闔眼。他叫當差的獄卒退下，等到獄卒隨手把門鎖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原創性始終不足，畫不出可以掛在咖啡廳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繪製的迷你沃斯卡卻懸挂在各處。
「我只能做到這麼多。」
「你會講話嗎？」我問。
你怎麼曉得？我問。
魯斯蘭
每天早上，一個捲舌說話的女子走進我的牢房，教我說波蘭話。她耐心親切，天生是個好老師。她教導我不會書寫的字母、不會閱讀的文句，她的聲音像一條串聯日日夜夜的繩線，我緊緊抓著，靠著它度過每一天。她可能二十歲，也可能四十歲，但在我的想象中，她年紀大一點，比較具有母性|愛，是個老師，也像個護士。
她可能依然愛著我弟弟嗎？想來難以置信。他已因宗教激進主義受到公正的司法裁決，也已接受應得的懲處，只有一個散布「天堂之門等著為我們敞開」、藉由這套囈語毒化他人思想的瘋子，才會接受這種懲處。天堂只可能存在於世間，說不定只靠我們籌建。人們不該欣羡這名女子盲目地深愛一個不值得她深愛的男人。絕對不可。
「但是現在我們需要你，你卻做出了背叛。」
我甩甩手，擺脫她的掌握。她轉身，一臉不確定。我靠向她，這樣一來，小男孩就無法偷聽。
她的手貼上我的頸背。男孩靜靜坐在客廳另一頭，睜著漆黑、獃滯的眼睛觀望。當他看著我，他看到了什麼？在你自己的故事中，你始終是個英雄，即使在別人的版本中，你成了一個惡徒。他媽媽的胸緊貼著我的臂膀。
我把肖像翻過來，肖像背面，我已畫上一隻宛似法國畫家亨利·盧梭筆下的叢林狸貓，金黃的斑點一閃一閃，躲在青綠的樹葉之間窺視。我輕嘆一聲，心中慢慢升起一股歸屬感。這下我才感到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