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四民月令》記載，大地主的田莊里，還擁有一支私家武裝。每當二三月青黃不接或八九月寒凍將臨時，地主糾集一部分農民，在田莊里「警設守備」「繕五兵，習戰射」，準備鎮壓可能出現的農民暴動。樊重田莊擁有「兵弩器械」，也說明存在著一支私家武裝。出土的一些東漢時期的陶制樓閣、院宅模型，帶有圍牆、角樓、望樓、飛橋，具有軍事性質。前述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亦於宅旁繪有望樓。持武器守衛于這類建築物內外的武士，自然都是地主的私兵。還有一些東漢農夫俑和持盾武士俑，兩者衣著相似，都佩戴環首大刀，表現了依附農民和私兵身份的一致。出土東漢畫像石和墓室壁畫中，常見以蘭錡（兵器架）陳設兵弩的圖像。私人邸宅用蘭錡陳設兵弩以顯示威儀，西漢時僅限於顯貴官僚，所以極為罕見。東漢時蘭錡圖像在一般官吏和地主墓中多有出現，也反映當時地主田莊私家武裝的普遍。

田莊里被剝削的勞動者，是貧苦的宗族、親戚和賓客，其中宗族占重要地位。一般說來，他們多是田莊主的依附農民，但依附程度不等。每年臘月，地主選配人力，安排田事，讓農民收拾農具，準備春耕。春凍一解，繁忙的農事正式開始，直到隆冬為止。農事稍閑的時候，農民還要為主人修理溝瀆，葺治牆屋。田莊主人對依附農民榨取實物地租，這種地租，按東漢初年馬援在苑川役屬賓客之例，是地主與田戶中分。如果加上勞役部分，則剝削率就要更大了。河南密縣（今河南新密）出土的一種畫像石，所表現的可能是地主收租的情景。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的東漢墓的壁畫，再現了墓主的政治經歷，也描繪了田莊生產和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漢墓所在的定襄郡當時雖為邊郡，但壁畫所示的農桑畜牧情況，同《四民月令》中所述中原田莊相差無幾。

東漢後期，崔寔著有《四民月令》一書，是地主經營田莊的家歷。從書中所記的種植時令看來，它主要是根據中原地區特別是洛陽一帶的田莊情況寫成的。《四民月令》的資料，說明地主田莊中種有許多種類的穀物、蔬果、竹木、藥材和其他經濟作物，飼養各種牲畜，還有養蠶、繅絲、織縑帛麻布、染色、制衣鞋、製藥、釀酒醋、做醬等手工業。田莊主為了盤剝農民，除了放貸以外，還在各種產品的收穫季節分別收購這些產品，而在農民需要種子、食物、絹布的季節把這些物品賣出去，以圖獲取高利。地主甚至在四五月間天暖時購進農民禦寒用的敝絮，十月天寒時賣出，從中取利，可見地主盤剝農民無孔不入。這些也就是上述樊重田莊「閉門成市」的一部分具體內容。

黃河的修治，是促進東漢前期北方農業恢復和發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時黃河決口，河道南移，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濫數十縣。東漢初年，國家無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為了使自己的田園免除河患，樂於以鄰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黃河以南的兗、豫等地人民，受災達六十年之久。明帝時，以治水rｅad•9９cｓw•coｍ見長的王景和王吳，用堰流法修作浚儀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與王吳又率卒幾十萬修治黃河、汴渠。王景、王吳在從滎陽東到千乘（今山東高青）海口的地段內勘察地勢，開鑿山阜，直截溝澗，疏決壅積；還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門，控制水流。他們用這個辦法終於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黃泛地區廣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種。河工告成后，明帝把濱渠下田賦予貧人，不讓豪右獨佔。

東漢經濟中，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的經濟水平顯著提高，這在上述農耕、蠶桑、水利、銅鐵冶鍊、銅器製造和火井煮鹽等方面都有表現。與此同時，北方人口顯著減少，而南方人口卻大量增加。據《漢書·地理志》和《續漢書·郡國志》約略比較，揚州人口概數從三百二十一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四萬，荊州從三百七十四萬增加到六百二十七萬，益州從四百五十五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四萬。其中荊州的零陵郡增加了七倍多，長沙郡四倍多，桂陽郡三倍多。南方戶口增加，除了本地滋生率提高和北人南移的原因以外，還由於南方各族人民大量成為東漢的編戶。今雲南地區當時人口增加五倍之多，主要是東漢時「徼外蠻夷內附」的直接結果。丹陽、豫章、長沙、零陵、桂陽等郡人口增長，自然與越人、蠻人成為東漢編戶有關。桓帝時抗徐試守宣城長，把深林遠藪中「椎髻鳥語」之人大量移徙縣城附近，就是一例。南方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南方人口的增長，也是南方各民族社會進步和封建經濟領域在南方逐漸擴大的表現。

針對這種情況，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採取了新的措施。他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名為度田。度田的目的，除為了掌握確實的名籍和田數，以增加賦稅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圖通過戶口年紀的檢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強武裝。但是州郡官吏畏懼豪強，不敢對他們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躪農民。農民被驅聚田中，遮道啼呼。光武帝以度田不實的罪名，處死了河南尹張伋以及諸郡守十餘人。接著，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到處攻劫，殺害長吏。郡縣出兵追討，他們就解散，郡縣撤兵，他們又屯結起來。這實際上是大姓兵長對度田的抗拒。光武帝發兵威脅他們，把捕獲的大姓兵長遷徙他郡，賦田授廩，割斷他們與鄉土的聯繫。經過這次鬥爭后，豪強武裝轉為隱蔽狀態，形勢相對緩和了。度田與案比（案戶比民）的制度，在形式上成為東漢的定製，但實際上無法真正實行。

但是在東漢建國以後的十余年中，兵長、渠帥的活動迄未停止。他們散在郡縣，威福自行，權勢勝過官府。小民得罪天子，不過身死，得罪這些兵家，往往要滅門絕族。在光武帝的軍事壓力下，這些兵長、渠帥各生狐疑，他們彼此聯繫，擁眾戒備，長期不散。所以，儘管全國統一戰爭已經結束，地方豪強勢力仍然囂張，東漢統治還不鞏固。

擁有大田莊的大地主聚族而居，往往有族墓。河北無極縣的甄氏族墓，上起兩漢之read.99csw.com際，綿延五百年。陝西潼關縣的弘農楊氏族墓，自楊震以下曆數代之久。安徽亳州曹氏族墓，包括魏武帝曹操先輩多人。與家族勢力發展相應，厚葬習俗盛行。子孫為先人修墓，都極力經營墓室，多埋珍寶、人俑、車馬，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加以裝飾，並且大起冢塋，廣建祠堂。當時的一些著作重視氏族源流的考察和記錄，王符《潛夫論》有《志氏姓》，應劭《風俗通》有《姓氏篇》，與司馬遷所見上古的《帝系》《世本》《譜牒》等記載帝王、諸侯、大夫世系者性質不同。這也是大族勢力發展的反映。

煉銅和銅器製作，在長江以南的很多地方都很發達。廣漢、蜀郡、會稽以及犍為屬國的朱提縣堂狼山（在今雲南昭通）等地，都有興盛的銅器製作業。廣漢、蜀郡的官府作坊仍有一定規模，但是私人作坊所制銅器，數量更要多些。朱提堂狼的銅洗，會稽的銅鏡，歷代出土都很多。銅鏡遠銷國外，日本、朝鮮多所發現。此外蜀郡、廣漢的漆器生產也有發展，出土漆器數量很多，也遠銷國外。北方各地品種繁多的精美絲織品，其質量在西漢的基礎上繼續有所提高。東漢末年，成都織錦開始發達起來。此外，出土東漢畫像磚表明，巴蜀地區人民此時已經利用火井煮鹽。

南方經濟的發展，使東漢後期得以屢次調撥荊州、揚州的江南各郡租米賑濟江淮地區和中原災民。明帝永平年間，東漢王朝發徒兩千人，重開今寶雞與漢中之間的褒斜道，並在沿途修建驛亭橋閣，便利了益州與中原的交通。據《華陽國志》記載，東漢府庫充斥西南財貨，朝廷也多西南人才，可見益州同揚州、荊州一樣，在東漢的政治、經濟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不過益州富在蜀郡，巴郡則還相當落後。

最晚到兩漢之際，中國已出現了水碓，據說它在穀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踐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東漢末年，出現了提水工具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

東漢初年，各地原有鐵官多未恢復，不少人私自冶鐵鑄器。南方地區也逐漸出現了冶鐵和鐵器製造業。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的耒陽出鐵，別郡的人常聚集在這裏冶鑄；衛颯任桂陽太守，上章請求于耒陽置鐵官，罷斥私鑄，每年增加收入五百余萬錢。章帝時曾擬全面恢復筦鹽鐵舊制，沒有成功。和帝即位，正式罷鹽鐵之禁。從此各地私鑄日盛。東漢鐵器出土地點遠比西漢為多，除北方外，今南京、杭州、紹興、南昌以及一些南方腹地都有東漢鐵器出土。這個時期，主要兵器全為鐵製品，鐵兵器外形也比西漢時期加大。大地主、大商賈公開製造兵器，質量比官器要好。據桓帝時崔寔為五原（治今內蒙古包頭西北）太守所見，武勇的邊民都用私家製造的兵器，而不肯用官器。鐵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也多有發現。這種種情況說明，鐵器的使用已遍及於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也說明鐵的總產量比過去大為增加。東漢初年，杜詩在產鐵地南陽任太守，他推廣水力鼓風用的水https://read.99csw.com排，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是冶鐵技術史上一項重大改革。

地主在一定的時節按不同的親疏關係「賑贍貧乏」「存問九族」「講和好禮」。樊重在田莊中，據稱也是「賑贍宗族，恩加鄉閭」。這樣就使封建剝削關係蒙上一層宗族「恩紀」的色彩，能夠更有效地束縛農民。東漢時修成的《白虎通》一書，從意識形態上反映了宗族統治秩序。

封建經濟的發展，在西漢後期導致了豪強勢力的擴張。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豪強。南陽郡和河北諸郡響應劉秀的人，多是擁有宗族、賓客、子弟的豪強地主。劉植、耿純以私兵隨劉秀，成為東漢開國勛臣，他們在病危時都指定子侄代統營眾，不願放棄私家武裝。在農民起義軍所至的地區，豪強地主多聚眾自保，待機漁利，如劉秀母舅南陽樊宏作營塹以待劉秀；京兆第五倫聚宗族鄰里依險阻固，抗拒赤眉；南陽族姓馮魴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塹，觀望等待。這些豪強地主都先後歸附劉秀，成為劉秀的有力支柱。

漢光武帝劉秀在國內統一戰爭中，利用農民戰爭造成的有利形勢，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公元38）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詔令。詔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沒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飢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又連續頒令：殺奴婢的不得減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西漢後期和王莽統治以來，「賣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復，奴隸問題的嚴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這些詔令，體現了農民戰爭對奴隸制殘餘的掃蕩，也起了動搖青、徐、涼、益等州割據勢力的作用。

明、章、和帝時，社會經濟雖然向上發展，但農民棄業流亡，「裸行草食」的現象依然存在。明、章、和帝不得不屢下詔令，以苑囿地和郡國公田賦予貧民耕種。有時還要給予種糧，蠲免租賦，以緩和農民的不滿。

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改進，使農產品的畝產量顯著提高。據《九章算術·衰分》命題，一畝產粟二斛，當符合東漢初年實情。《東觀漢記》記載，章帝時張禹在徐縣開蒲陽舊陂，墾田四千余頃，得谷百萬余斛，每畝產量在二三斛之間。漢末仲長統在《昌言》中談及當時的農田畝產量和租率時說：「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所謂畝產三斛（斛指小石，一石合二市斗；畝產三石合每市畝產粟二百八十一市斤），比《漢書·食貨志》所記西漢的畝產量高很多。如果是有水利灌溉的土地，產量就更九九藏書高：「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史籍所記東漢戶口數和墾田數都比西漢的最高數字略少，這是由於東漢地主隱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過西漢，不能據以判斷東漢農業水平。

關東地區以至於長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陸續興建起來。汝南太守鄧晨修復了鴻郤陂（在今河南汝南、息縣間），以後鮑昱繼續修整，用石閘蓄水，水量充足。南陽太守杜詩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漁陽太守張堪在狐奴（今北京順義境）引水溉田，開闢稻田八千多頃。章帝時，王景為廬江太守，修復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境內得以豐稔。在芍陂舊址，曾發現一處東漢時的以夾草泥土修築閘壩的水利工程遺存。江南的會稽郡在稍晚的時候修起了鏡湖（今浙江嘉興鑒湖），周圍築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頃。巴蜀地區的東漢墓葬中，有許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間，連以渠道，這是巴蜀地區水利灌溉發達的實證。廣東佛山也有水田模型出土。各地興復或修建的陂湖渠道還有不少。

東漢時期，北方的通都大邑，商業仍然發達。首都洛陽在今洛陽市東，東西約漢六余里，南北約漢九余里，與今實測城周長一萬三千零六十米之數相近。洛陽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東漢商業最發達的城市。豪強富室操縱了大商業，船車賈販，周於四方，貨物積貯，滿於都城。他們還大放高利貸，所取利息可以和封君相比。這個時期，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都卷進了商品流通範圍。官僚貴戚憑藉權勢，不僅大規模地從事內地貿易，還從事西域貿易和國外貿易。竇憲曾寄人錢八十萬，從西域購買雜罽十余張；又令人運雜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市月氏馬、蘇合香和毾㲪。從建武十六年（公元40）開始，東漢重鑄五銖錢，其時商品流通量加大，而政府鑄幣能力卻不夠。貨幣數量既不能滿足需要，質量又很低劣，所以市場比較混亂。整個東漢時期，縑帛和穀物都具有貨幣職能，在流通中起輔助作用。

豪強地主雖然有很多人經營大商業，船車周於四方，但是他們勢力的基礎，是他們的大田莊。光武外祖南陽樊重的田莊，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莊里種地三百頃，還放牧養魚。田莊經營絲麻手工業，自製各種器物，據說「巧不可言」。田莊內部「閉門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賴田莊外面的市場。在出土實物方面，四川各地的畫像磚，刻畫著地主宅院外面的稻田、池塘、山林和鹽井；山東滕州宏道院的畫像石，則表現了地主田莊中冶鐵的情景。這些資料，說明地主田莊經濟力量的強大和很高的自給自足程度。至東漢後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他們可以蔭庇自己的宗族、賓客作為依附戶，依附戶不用向國家繳納賦稅和服徭役。

東漢時的農業生產比西漢時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東漢鐵農具䦆、鍤、鋤、鐮、鏵等，數量之多九-九-藏-書，大大超過西漢。犁的鐵刃加寬，尖部角度縮小，較過去的犁鏵堅固耐用，便於深耕。大型鏵比較普遍，其他農具一般也比過去寬大。東漢出土的曲柄鋤和大鐮，便於中耕、收穫。迴轉不便的耦犁（二牛抬杠），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較輕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較落後的淮河流域和邊遠地區，也在推廣牛耕和鐵鏵犁。南方的蜀郡發展了蠶桑業。長沙、桂陽、廬江等郡，蠶桑業也在逐步推廣。

由於豪強地主勢力的發展，東漢農民創造的物質財富，大部分不是作為賦稅流入國庫，而是作為地租為豪強地主所攫取。所以對於東漢王朝說來，經濟的發展，不是像西漢那樣表現為封建國家的強大和統一的鞏固，而是表現為封建國家的貧弱和政治的不穩。

度田以妥協告終，豪強勢力並沒有被根本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繼續發展，廣大農民生活痛苦，怨氣滿腹。在這種情形下，光武帝憂心忡忡，甚至不敢貿然舉行封禪大典，說是不敢「欺天」。

光武帝對於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解決辦法。東漢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一開國就很嚴重。以光武帝為首的新的統治者本來是大地主集團，此時更是憑藉政權，進一步搜括土地，占奪人口，都城洛陽地區和光武帝家鄉南陽地區特別嚴重。但是在農民戰爭之後，腐敗的政治有所更新，農民處境多少有了改善，因而農業和手工業得以向前發展。

東漢時期，在官府手工業和官府工程中，大量使用刑徒勞動。此前，在秦始皇陵側，漢景帝陽陵附近，分別有秦和西漢刑徒墓出土，但是墓地小，不能同東漢相比。洛陽城南的東漢刑徒墓，在已發掘的一小部分墓地上，就有五百多座。死者軀體上下有磚，刻有獄名、刑名、姓名、死日等內容。死者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可以想見他們生前所受的非人待遇。

據《四民月令》看來，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設的，而是定期召集農民組成的，這與光武帝度田以前地主武裝「歲月不解」的情況，自然有所不同。這種私兵是維持本地封建秩序的支柱，是實現國家鎮壓職能的補充力量，這與度田以前地主武裝公開割據反抗的情況也不一樣。但是這種私兵既然是封建經濟的產物，在一定條件下它就可能轉化為公開的割據武力，轉化為統一國家的對立物，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割據局面驟然出現，其根源就在這裏。

那時，也有許多擁有武裝的豪強地主，稱為兵長、渠帥，雄張鄉土，抗拒政令。例如建武初年，趙魏豪右到處屯聚；清河大姓趙綱起塢壁，繕甲兵，為害一方；北海大姓夏長思囚太守，據城池，等等。這種人既不願放棄自己割據鄉土的武裝，歸附劉秀，又無力建號自守，與東漢統治集團公開抗衡。劉秀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之外，盡量採取安撫的手段對待他們，企圖以官爵相誘，不戰而使他們降服。建武二年（公元26），馮異代鄧禹取關中，劉秀告誡馮異不要用略地屠城的辦法，要力求做到平定安集。他還具體指明，營堡降者，遣渠帥謁京師，散小民歸農桑，壞其營壁使不能復聚。馮異如令而行，平輯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