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自京師至諸道巡院重價募「疾足」，並根據他們及時彙報的全國各地的物價和年景，實行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的辦法，以穩定物價，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是常平法。

安史之亂使汴河堙廢，運河沿線戶口流散，漕運不能暢通，劉晏為整頓漕運採取了以下幾項有效的措施：規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運船短途往返，並把漕糧分段運往太倉；根據各段運路水流情況的不同，在揚子（今江蘇揚州南）製造適合於各河水流的堅固耐用的船隻；改變過去州縣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牽挽糧船的辦法，以鹽利充漕佣，雇船工、水手進行運輸；大力疏浚運河道，暢通漕運。經此整頓，運量大增，運河沿線的社會經濟亦得到恢復。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鬥爭是甘露之變。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專權為患，感到謀殺憲宗、敬宗的宦官猶有在左右者，決心加以剪除。當時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專橫，招權納賄，皇帝對他無可奈何。文宗曾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不料事泄失敗。此後，宦官更加驕橫，文宗感到忍無可忍，於是提拔李訓、鄭注為翰林侍講學士，常與兩人密謀清除宦官勢力。大和九年（835）李訓以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企圖內外配合，發動事變。不久，李訓拜相。這年初冬，文宗誅殺王守澄，消滅了弒憲宗的最後一個逆黨。在李訓的策劃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會，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偽奏左金吾仗院內的石榴樹夜有甘露，百官稱賀，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魚志弘（一作魚弘志）等前往驗看。李訓預先已伏兵該處，謀乘機誅殺宦官，不料為仇、魚等發覺，宦官因強擁皇帝退往後宮，並與朝官展開搏鬥。大臣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等均全家被殺，其餘死者不可勝計。鬥爭結果，朝官慘敗，宦官全勝。這次事件在歷史上稱作「甘露之變」。

兩稅法實行以後，只能在較短的時間改善唐王朝的財政狀況，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入不敷出的問題。因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則利用特權免稅、減稅，或則利用非法手段逃稅漏稅；加之唐朝後期吏治敗壞，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時候往往幾十年都不重新定戶，結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稅二三，失去土地的農民甚至有產去稅存之苦。所以，經過一段時間實施以後，唐朝的歲入又遇到了困難。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從地主手中低價購買穀物，就採取了兩種措施：第一，戶稅盡量多征錢幣，少折納綾絹，這樣就迫使納稅者多向市場提供商品糧、絹，國家就可一手向納稅者征錢，一手又從他們手裡購買廉價的實物。其結果是導致市場上供過於求，物價連年跌落。兩稅法實行四十年後，絹價由每匹值錢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價由每斗二百文降到五十文。這樣，按戶等確定的戶稅錢額雖然如舊，而納稅者的負擔卻成倍地增加了。由於一般人看到物價下跌的趨勢還會長期延續下去，就盡量貯藏錢幣，甚至用銷錢為器的手段逃避國家對藏錢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時，由於社會生產已經嚴重衰落，政府對物價失去控制，才產生了回升的趨勢。第二，實行榷酤、稅茶，即通過流通領域多收間接稅的辦法增加錢幣收入，彌九_九_藏_書補正稅的不足。這種措施同樣也起了激化階級矛盾的作用。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舉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閔等指陳時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楊於陵和員外郎韋貫之署為上第。宰相李吉甫厭惡牛僧孺等人，因此貶楊、韋兩人，牛僧孺等只得長期充當藩鎮的幕僚，不能即時升遷。這次事件揭開了牛李兩個朋黨鬥爭的序幕。李黨的首領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員有李紳、鄭覃、陳夷行與李讓夷等人。牛黨除牛僧孺、李宗閔外，主要成員還有令狐綯、李珏和楊虞卿等人。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請求襲其父位，魏博節度使田悅亦代為之請。唐德宗堅決拒絕這種無理要求，李、田遂聯結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納亦請襲父位，德宗不允，李納遂反。戰事日益擴大，卷進來的藩鎮越來越多，其中有四人稱王，兩人稱帝，即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朱泚稱秦帝，李希烈稱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后又奔梁州（今陝西漢中）。這次戰爭持續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雖先後敗死，唐朝卻與其餘藩鎮妥協，條件是藩帥取消王號，朝廷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德宗對藩鎮的態度由堅決討伐轉變為姑息妥協。從此，有些節度使父死子繼、兄終弟立成為慣例，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刻化了。

唐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用兩稅法代替租庸調製，是唐朝賦稅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宦官集團的猖獗和專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滿。所以唐中葉以後，不僅宦官和朝臣間的南衙北司之爭經常發生，有的皇帝還和朝臣一起企圖剪除這一惡勢力，因而唐代後期爆發過幾次反宦官的大鬥爭。

連綿不斷的、此起彼伏的藩鎮戰爭給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一次大的戰亂之後，黃河流域往往出現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慘狀。唐代後期朝廷與藩鎮各自擴大自己的兵力。唐憲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區平均以兩戶資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節度使在本鎮勾結豪強地主對人民進行橫暴的統治，戰爭和重斂使九_九_藏_書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牛李黨爭。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和李宗閔，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牛李黨爭從憲宗朝開始，至宣宗朝結束，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

安史之亂雖然平定，藩鎮割據的形勢卻從此形成。唐代宗在戰爭結束之初就繼續任命安史降將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安史之亂過程中及平定戰亂后，唐朝軍將亦幾乎都授以節度使之名，內地也先後建立軍區，藩鎮制度因此進一步推廣，遍於各地。在節度使中，雖然有服從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據性，其中最嚴重的是成德、盧龍、魏博三鎮，統稱「河朔三鎮」。淄青鎮與上述三鎮情況完全相同。這些節度使父死子繼，自署將吏，繕邑治兵，目無朝廷，他們「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釀成了戰火連年、國無寧日的局面。有的藩鎮乾脆不供王賦，有的則大量佔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賦稅亦很有限。

澤潞節度使劉從諫與朝廷素相猜恨。會昌三年（843）從諫卒，其侄劉稹請為留後，武宗採納宰相李德裕建議，發兵進討。戰事進行了一年多，劉稹為部將郭誼所殺，朝廷平定了澤潞。武宗以後，中央再也無力與藩鎮進行較量，藩鎮內部驕兵逐帥日見頻繁，抵消了不少力量，雙方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未再發生重大的戰爭。

上述改革對唐朝的財政狀況儘管有所改善，但還沒有觸及主要的賦稅制度，而且歲入的增加最終是來源於對人民的剝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李德裕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東北）副使悉怛謀曾於大和五年（831）率眾來降，德裕遂收復了該城。當時，牛僧孺居相位，因嫉李黨之功，表示反對，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棄維州，悉怛謀等送還吐蕃后全部被殺。

唐朝後期，藩鎮戰爭連年不斷，朝廷每次鎮壓藩鎮的戰爭都意味著一批新的割據勢力又在醞釀之中。藩帥割據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得到本鎮驕兵的支持。這種兵士全家老小隨身，兵餉衣糧只供本人消費，家屬妻子多賴賞賚為生。節度使對他們厚賞豐賜，他們就擁護愛戴，成為其進行割據叛亂的工具；節度使對他們刻薄衣糧，驕兵就起而逐帥殺將，因而形成了「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的現象。

唐朝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安祿山很快就攻下洛陽，自行稱帝，國號燕，並分兵西攻關中。唐玄宗于潼關失守后倉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靈武即位，是為肅宗。他一面以朔方軍將領郭子儀和李光弼分任朔方節度使和河東節度使，統兵進討；一面命敦煌王李承宷借回紇兵，以增強軍事力量。在戰爭期間，安史集團內部一再發生內訌，先是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後來安慶緒又為史思明所殺，最後思明亦為其子朝義所殺。內部鬥爭大大削弱了安史軍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發動戰爭不得民心，到處遭到群眾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唐軍逐步轉敗為勝。寶應元年（762）肅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九九藏書會諸道軍與回紇軍展開反攻，最後在次年正月戰敗叛軍，史朝義自縊。歷時七年多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安史之亂使唐王朝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困難之中，當時稅源枯竭，開支浩繁。為了維持統治，必須整頓並改革財政。形勢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財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代宗朝的劉晏和德宗朝的楊炎。

安史之亂是唐朝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一場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次事件對社會、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唐王朝由統一集權走向分裂割據的轉折點，是階級矛盾由緩和走向激化的轉折點，是唐王朝對周邊各族由主動進攻走向被動挨打的轉折點。以此為標誌，唐朝的歷史分為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安史之亂以後，在社會、政治大動亂中，賦稅征斂也隨之紊亂，財政、經濟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受田不足和完全喪失土地的農民無力負擔只問丁身、不問資產的租庸調和雜徭，占田以千畝、萬畝計的地主積穀無算，卻只負擔微不足道的丁課，而唐王朝財源枯竭，無法按舊稅制加重「積穀翁」的負擔；在正稅失靈、官祿兵餉日增的條件下，統治者對人民進行橫徵暴斂，苛捐雜稅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產農民大量轉化為逃戶和浮客，階級矛盾隨之趨於激化。

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東北一帶的雜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為相，外出為將。李林甫為杜絕「出將入相」的情況，以鞏固自己獨專朝柄的地位，建議玄宗任命寒人蕃將鎮守邊境，安祿山遂得一身兼任平盧（今遼寧朝陽）、范陽（今北京）、河東（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鎮節度使，還兼任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專事對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盧軍事。安祿山經過累年的策劃和準備，終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在范陽發動叛亂。

宦官得勢不僅濁亂朝政，而且對社會生活也產生了惡劣的影響。長安一帶的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宦官佔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階級矛盾。宦官專權是皇帝腐化的產物，但它又反轉來進一步加重這種腐化。唐文宗時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對其同夥說，天子如果「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事」，「吾屬」就不免恩薄權輕了。最好是以聲色犬馬蠱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這樣就可以「萬機在我」，穩享「恩澤權力」了。宮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專門為皇帝飼養雕、鶻、鷂、鷹、狗等，以供皇帝玩樂的。為捕獲這些珍禽異獸，「五坊小兒」四齣騷擾百姓，甚至藉機敲詐。宦官至長安兩市替宮中購買用物稱作「宮市」，實際是購買其名，豪奪其實，往往只用值百錢的代價就強買人家值數千錢的東西，而且還要另索「腳價（錢）」。這些惡棍被稱作「白望」。這些情況雖僅見於順宗時的記載，但實際上普遍存在於唐代後期。

劉晏在肅宗上元元年（760）任鹽鐵使后，根據「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的原則，改革鹽法，其主要辦法是：國家在產地統購亭戶（製鹽戶）生產的食鹽，然後加價賣給特許的鹽商，任其自運自銷；鼓勵商人以絹代錢糴鹽，國家用所得的絹製做將士春服；離鹽鄉很遠的地方，轉鹽官在那裡儲備食鹽，等商絕鹽貴時減價出賣，稱作「常平鹽」。經過整頓，鹽利由每年四十余萬緡增加到六百余萬緡，占國家總九*九*藏*書收入的一半左右。

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牛黨利用科舉中投卷、關節之風，相互援引，竭力擁護進士科取士；李黨對科舉制有所不滿，企圖改革選舉制度。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裁汰冗官，牛黨持相反態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廢佛之舉，宣宗即位后牛黨執政，恢復了會昌廢佛時被廢毀的寺院。

府兵制的崩潰意味著中央集權軍事紐帶的鬆弛。長征健兒的出現雖能加強邊防，但同時使節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穩固的統屬關係，容易形成割據勢力。節度使不僅兼任採訪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職，他們終於成為既掌握軍事權又掌握行政權和財政權的自雄於一方的力量。當時全國共有軍隊五十七萬余，而鎮兵竟達四十九萬，中央與軍鎮的力量對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中央上層統治集團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現了不平衡的局勢，這就很容易使擁兵自重的將帥萌動問鼎犯上的野心，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就是兩個這樣的人物。

牛李兩黨交替執政，執政時各自貶謫對方。會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為宣宗。李黨從此失勢，李德裕被貶死於崖州（今海南海口瓊山區東南）。以後，朝廷上形成了牛黨當權的形勢，黨爭至此結束。

針對上述問題，代宗時已開始進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戶稅和地稅。而到唐德宗時，終於任用楊炎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實行兩稅法。新稅制的基本內容是：廢除以前的租庸調和一切苛雜，各項併入兩稅。不論土戶、客戶，一律就地落籍納稅，居無定處的行商于所在郡縣納相當於資財三十分之一的商稅。新的稅項是戶稅和地稅。戶稅據戶等以錢定稅，納稅時可折收綾絹；地稅按畝徵收。由於小麥種植推廣，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況已比較普遍，遂規定戶稅與地稅都一年兩征，夏稅不遲於六月，秋稅不遲於十一月，因此新稅制稱作「兩稅法」。上述內容說明，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稅丁為稅產，這符合土地集中和貧富升降的社會現實。兩稅法代替租庸調，是土地制度變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發展的結果。這次稅制改革是中國財政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件大事，對此後歷代的賦稅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憲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對強藩巨鎮進行鬥爭，企圖恢復中央集權。從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後討平西川節度使劉辟、夏綏節度留後楊惠琳、鎮海節度使李錡；迫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命，在成德鎮自立的王承宗也輸貢賦、請官吏。憲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隨即發動叛亂。憲宗發宣武等十六道兵討伐，經過長期的戰爭，最後李愬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吳元濟，平定了淮西。在這次勝利的影響下，很多藩鎮相繼歸命，后又平定了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憲宗雖然能夠平定部分藩鎮的叛亂，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產生割據的根源，因而取得rｅaｄ.９９ｃｓｗ•com的成就並不鞏固。元和十五年憲宗去世后，短短的兩年中，盧龍、成德、魏博、淄青、澤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鎮又紛紛發生變亂或不稟朝命。

唐朝後期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宦官猖獗，專擅朝柄。從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開始，宦官逐漸參政。但宦官的進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權，還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事。代宗即位於非常時期。宦官李輔國有擁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軍號都委交他處理。後來，輔國甚至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但內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時程元振、魚朝恩先後專制禁軍，權勢很大。四王二帝之亂的過程中，德宗由長安外逃，禁軍都招集不起來，僅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及親王左右從駕逃難。因此，德宗還京師后把神策軍交給宦官統領。貞元十二年（796），竇、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護軍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軍成為定製。當時的北衙六軍已經名存實亡，神策軍是中央唯一的一支有較強戰鬥力的軍隊，所以宦官掌握這支軍隊后實際上掌握了京師的全部軍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時，始用宦官于內廷知樞密，參与機要。憲宗時正式設樞密使，由宦官擔任，中書、門下的權力亦受侵奪。皇帝深感握重兵的軍將及藩帥難於控制，往往以宦官為監軍使，分赴各地進行監督。凡此種種，皆使宦官集團在全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干預國家的軍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權在握，發展到最厲害的時候，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唐代自憲宗起，有八個皇帝是由宦官擁立的。憲宗與敬宗皆死於宦官之手。宦官進退朝臣、任命節帥就更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團的革新。唐順宗李誦為太子時，早已有意改變宦官專擅的政局，並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詔王叔文、王伾兩人。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順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伾及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著手進行革新，鬥爭矛頭首先直指宦官集團。朝廷宣布罷宮市和五坊小兒，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錢，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企圖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權。此外，順宗和革新派還罷免貪官京兆尹李實，蠲免苛雜，停止財政上的「進奉」。這些改革都具有進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及與之相勾結的藩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和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人的強烈反對。最後，俱文珍發動政變，幽禁順宗，擁立太子李純，大肆打擊和貶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貶后賜死，王伾外貶后不久也病死，其餘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凌准、程異及韋執誼八人均被貶為外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改革歷時一百余日，以失敗而結束。

寶應元年，代宗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廣德二年（764），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南轉運使，以後又兼鹽鐵使、常平使等職。劉晏在整頓財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運、改進鹽政和行常平法。

唐朝後期，中央同藩鎮間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戰爭。第一次，唐德宗力圖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亂；第二次，唐憲宗大舉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鎮；第三次，唐武宗平澤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