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樂舞分大麴與散樂。大麴是大規模的歌舞，包含著以後戲曲的部分因素，是中國戲劇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散樂是雜技，統稱為「百戲」，如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毬等，伴奏的樂器不多，樂曲卻保存著淳樸的風格，在群眾中頗受歡迎，但被統治者目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技藝。

唐代文學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詩歌創作、古文運動、民間文學等方面均有輝煌的成就。

李商隱在政治上歷盡坎坷，雖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負，但「運與願違」，不得實現，因而詩中既有反對藩鎮、斥責宦官的內容，也常常流露傷感的情調。他寫了不少《無題》詩，表面上是描寫愛情之作，實際上具有政治內容。他的詩具有隱晦朦朧、文字清麗的特色。

元稹年歲略小於白居易，兩人名噪詩壇，時稱「元、白」。他也主張詩歌創作要「刺美見事」。代表作有：《連昌宮詞》，是與《長恨歌》齊名的長篇敘事詩；《田家詞》，表現了作者對農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詩《遣悲懷》七律三首亦為名篇。不過元詩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略遜於白詩。

劉知幾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該書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於中宗景龍四年（710）。魏晉以降，文史逐漸分家，文學批評方面的論著相繼產生，史學本身也相應需要有獨立的理論著作問世，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劉知幾寫成了這部專著。作者對過去史書的編纂體例、史料選擇、人物評價、史事敘述及語言運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總結性、獨創性的看法。他強調史學家應當秉筆直書，無所阿容，並反對記敘怪誕不經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經》二篇，對古代典籍和傳統經書中有關歷史的記載提出了大胆的質疑。劉知幾認為史家必備的三個條件是才、學、識。他特彆強調「識」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貴之處在於自己的獨到見解。《史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歷史學理論著作，對後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柳宗元和劉禹錫一方面宣揚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卻都信奉佛教，所以他們的唯物主義思想都不夠徹底。

李白繼承屈原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汲取魏晉以來優秀詩人的技巧，學習民歌語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創造，使其詩具有氣勢磅礴，想象力豐富，長於誇張，語言明快生動的藝術特色。他的「濟蒼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負和蔑視王侯、不羈封建禮教的精神，不時在詩篇中閃耀光芒。但李白並不是一個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響，所以求仙飲酒、浮生若夢、及時行樂等消極情緒在詩中也經常流露。《將進酒》《蜀道難》《宿五松山下荀媼家》《丁都護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詩人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

古典詩歌在唐代處極盛時期，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個領域。《全唐詩》輯錄詩歌近五萬首，其作者達二千二百餘人，名詩人輩出，不少名篇千古傳誦。詩歌創作成為社會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科舉制隨之由策論取士改變為詩賦取士。進士科的獨重又反轉來促進詩歌創作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南朝以來文人對聲律的講究也為唐代律詩的大盛提供了前提。根據唐朝詩歌創作發展的具體情況，通常劃分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個階段。

劉禹錫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他認為宇宙間並沒有真正的「空」和「無」，而是充滿了物質。所謂「天」，不過是「有形之大者」，同樣也是物質。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

初盛唐時開始產生了一種新的詩歌體，叫作詞。它的特點是適於合樂，每種曲調有一個固定的名稱，如《菩薩蠻》《念奴嬌》等，而為了配合這些調子，句子隨之有長有短，所以詞亦稱長短句。詞在中唐時普遍流行起來，成為一種新的創作形式。開元時，城市中的歌者雜用里巷間的俚曲調，詞中不免滲入一些市民意識。現存最早的詞是敦煌發現的曲子調，其中除少數出於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間作品。中唐前後文人填詞者逐漸增多，著名的作家有李白、張志和、劉長卿、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和溫庭筠等人。最傑出的是溫庭筠，藝術成就很高。

白居易繼承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提出「文章合為時read.99csw.com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為新樂府運動的綱領口號。白居易自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他以諷喻詩表現其「兼濟」思想，以閑適詩表現其「獨善」精神。諷喻詩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樂府》佔五十首。作者在這些詩中諷刺橫徵暴斂，反對黷武戰爭，攻擊豪門權貴，揭發貪污強|暴和奢侈浪費。白居易在藝術上的特色是語言通俗、敘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豐折臂翁》《賣炭翁》《秦中吟·重賦》《琵琶行》及《長恨歌》等詩，其中有的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傑出成果，當時已被稱為「元和體」。

僧一行，本名張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他青年時代就精通曆象和陰陽五行之學。唐玄宗召他到長安主持改定曆法。當時，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已經製成木黃道游儀的模型，一行主張改用銅鑄，並與令瓚繼續進行研究，經過兩年的努力，最後于開元十二年（724）製成銅黃道游儀。次年，一行又與梁令瓚奉玄宗之命，共同研製成銅鑄的水運渾儀，用以計時。黃道游儀和水運渾儀的製成，對觀察天象起了很大的作用。開元十三年，一行還用自己製成的「復矩圖」，令南宮說率人到今河南若干地點測量北極高度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影長度，測出地球子午線1°的長度約合十二萬三千七百米。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實測子午線，具有重大的意義。一行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恆星位置變動的天文學家。他臨死前編成《大衍曆》的草稿，后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曆書。該歷在編寫的過程中使用的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具有正弦函數性質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內插公式，在數學上都是傑出的貢獻。

李賀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窮困潦倒，但在詩壇上卻是異軍突起的詩人。他在《拂舞歌辭》《秦宮詩》《猛虎行》《呂將軍歌》《雁門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詩中鞭撻割據一方的強藩巨鎮，諷刺與揭露統治集團的貪墨成風和荒淫誤國，具有較高的思想性。他的詩想象豐富，立意新奇，構思精巧，用詞瑰麗，富有浪漫主義色彩，但也存在較濃厚的唯美傾向和傷感情緒。

唐代史學上最大的成就是劉知幾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韓愈的主要貢獻是為古文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古文」這一概念即由韓愈提出，他自己說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即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為了一反幾百年來流行的駢文，韓愈認為作文章必須「唯陳言之務去」，要有創新精神，辭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彆強調錘字鍊句，應把文章寫得「文從字順」。韓愈根據自己的理論寫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師說》《毛穎傳》《進學解》《張中丞傳后敘》及《祭十二郎文》等，均為膾炙人口之作。

隋及唐初的傳奇小說仍未擺脫六朝志怪的餘風。中唐時期，古文運動為小說創作提供了靈活而表現力強的文體；詩歌的長期發展，在語言、意境方面給傳奇小說以豐富的營養；傳奇小說適於表現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為投卷（唐代報考進士科的人在考試前把自己的詩文作品呈交考官或與考官有關係的名流，以此爭取登第，稱作投卷）所需要，進士科的盛行也對傳奇創作起了推動作用。因此，貞元（785～805）、元和（806～820）年間出現了大量作品，如陳鴻的《長恨歌傳》、元稹的《會真記》、李朝威的《柳毅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及蔣防的《霍小玉傳》等均比較著名。

中國的道教奉李耳為教主，唐朝皇室亦為李姓，故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規定道教地位居於佛教之先。唐朝大多數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為突出，在他執政時道教勢力達到了最高峰，全國道觀總計一千六百八十七所。當時道教有清經法派和正一派，各有不少經戒符籙傳世。重要的道教九_九_藏_書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及張果等。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黃白朮，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喪生，搞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騙術敗露而遭貶逐。有的道士講求符籙、辟穀、導引之術，往往以這些方術受到統治者的寵遇。

唐初的一部重要地理學著作是《括地誌》。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延攬學士蕭德言、顧胤、蔣亞卿及謝偃等，根據《貞觀十三年大簿》的資料編撰成該書，于貞觀十六年（642）奏上。《括地誌》全面敘述了唐初政區的建置沿革，並介紹了各地的山嶽、河流、風俗、物產及人物故事等。該書共五百五十卷，另有《序略》五卷，內容豐富，惜今天已無完帙，清代以來的輯佚本僅數卷而已。

隨著佛教的大盛，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起來，僧侶地主廣占良田，大蓄奴婢，在社會上鬧錢荒的時候，佛寺中以銅鑄像，而且為各階層逃避課役的人提供了藏身之地。這就必然觸動唐王朝的財政利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崇通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趙歸真等人的鼓動下，于會昌年間（841～846）下令打擊佛教。在這次「廢佛」中共拆除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廟宇（招提、蘭若）四萬余所；勒令僧尼二十六萬餘人還俗，沒收奴婢十五萬人，均充兩稅戶；沒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疑頃為畝之訛）。經過這次打擊，佛教與寺院經濟暫時有所削弱。

孫思邈是唐初醫學和藥物學家。他于高宗永徽三年（652）撰成《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他認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故名其書為《千金要方》。該書廣收博採自古代至唐初的重要方劑，對診治之訣、針灸之法、導引養生之術均有周詳的論述。後來，孫思邈覺得《千金要方》仍有闕遺，又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輔之。這兩部書在中國藥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人尊稱孫思邈為「藥王」。此外，顯慶四年（659）唐廷頒行的《新修本草》，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的藥典。這是唐高宗時期醫藥工作者集體作出的重要貢獻。

杜牧境遇略優於李商隱，但也沉淪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關心國家治亂，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環境中，他的希望化為泡影，生活上不免縱情酒色。在藝術上，他追求「高絕」，不滿「奇麗」，力圖在晚唐浮淺輕靡的流風外獨具一格。

雕版印刷的出現是唐代重大技術成就之一。雕版印書始於何時，其說不一，至遲在中唐、晚唐時已經逐漸興起。1966年在韓國發現了木刻《陀羅尼經》印本，刻於704～751年間。成都市望江樓附近的唐墓也出土了龍池坊卞家印賣的《陀羅尼經》，這是國內現存的最早印本。此外，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的《金剛經》，卷首有版面，正文刻字精美，足見刻印技術已較成熟。唐僖宗時成都書肆有印製的各種書籍出售，而且不少地方都在印刷曆書。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為五代以後大量印書創造了條件。

晚唐的著名詩人是李商隱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稱。

杜佑長於吏治和理財，他總結歷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務於現實政治。在先前，劉知幾之子劉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禮》六官所職分門編撰。杜佑得其書，認為條目未盡，乃以三十多年的時間廣其所缺，參益新禮，于德宗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書共分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及「邊防」。杜佑特別重視財政經濟，故將「食貨」門列于全書之首。過去也有關於典章制度的記載，均是附載於正史之「書」「志」，未有專書；《通典》則發展以往的「書」「志」而創典志體，且系縱貫古今之通史，在中國史學史上創建了新的史書體例，為後代政書的撰述開了先河。

盛唐詩歌體裁眾多，風格各異，出現了萬紫千紅的盛況。最著名的詩人有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和岑參等。王、孟寫作藝術較高，內容上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因素。岑參以寫邊塞詩見長，高適才氣遜於岑參，但能反映一些民間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詩壇的大詩人當推李白和杜甫。

從漢魏之際起，書法藝術開始脫離篆、隸的窠臼，演變出楷書、行書和草書。隋唐時期，隨著全國統一的重現，南方風流瀟洒的筆法終於壓倒北方拘謹保守的風格，風行全國。另一方面，在南北合流的基礎上，經過探索和努力，在唐代又形成了新風格。隋末唐初的虞世南、歐陽詢和褚遂良號稱初唐三大書法家，其傳世作品有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以及褚遂良的《伊闕佛龕九九藏書碑》《聖教序》等。盛唐的顏真卿融篆、隸、行、楷為一體，在書法方面有所獨創，其特點是氣勢雄渾、形體敦厚、筆法遒勁。他的傳世作品有《顏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及《多寶塔碑》等。中唐、晚唐之際的柳公權與顏真卿齊名，他吸收了歐、顏兩家之長，自成一體，代表作品有《神策軍碑》和《玄秘塔碑》等。唐代著名的草書家有孫過庭、張旭和懷素等。孫過庭還著有《書譜》，對書法理論有所闡發。

李翱主要的哲學論著是《復性書》。他也是佛教的反對者，但同樣宣揚唯心主義思想。李翱繼承與發揮孟子的性善論，認為每一個人的本性都是符合封建道德標準的，只是由於有喜怒哀樂等情慾，性才不能得到發揚，所以情是性之累。為了排除這種干擾，就要按照儒家格物致知、制禮作樂、治國平天下等理論進行修養，這樣做就可以「復性」。這種關於人性的學說，完全是唯心主義的。

唐德宗時的賈耽是著名的地理學家，他在貞元十七年（801）繪成《海內華夷圖》，並撰成《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其中尤以《海內華夷圖》貢獻最大，圖長三丈三尺，寬三丈，以一寸為百里，古地名標以黑字，唐代地名題以紅字。可惜原圖已失，但12世紀時根據它編繪的《華夷圖》刻石至今仍保存於西安市碑林。賈耽的其他重要地理著述還有《皇華四達記》十卷、《貞元十道錄》四卷等。

初唐詩人承襲南北朝頹靡綺麗的遺風，作品缺乏真實的感情和充實的社會內容，但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自「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和駱賓王）至沈佺期、宋之問，逐漸完成了聲律化過程，奠定了律詩的形式。初唐最傑出的詩人是陳子昂。他力斥齊、梁詩的「彩麗競繁」，主張恢復詩歌反映現實生活的優良傳統。陳子昂寫的詩剛健樸素，一掃南朝綺靡、頹廢的流風，為唐詩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南北朝時佛教已經有一些流派，隋唐時期形成了正式的宗派。當時最主要的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和禪宗，其中尤以慧能和神秀所倡導的禪宗的中國化程度最高，流行最廣。

唐代文學在傳奇小說和變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這兩種文學創作的興盛與城市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關係。

唐代主要的唯心主義思想家有韓愈和李翱，主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有柳宗元和劉禹錫。

中唐詩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賀等人。白居易與元稹曾發起詩歌創作方面的新樂府運動，對唐詩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唐代的樂與舞原不可分，樂曲是為舞蹈伴奏的，舞分健舞與軟舞。健舞有「劍器舞」「胡旋舞」及「胡騰舞」等，武術亦包括在健舞之中，所以，當時的「舞」實際上超過了舞蹈的範疇。軟舞有「烏夜啼」「涼州樂」及「回波舞」等。「柘枝舞」本是健舞，以後逐漸演變得接近軟舞。為歌頌秦王李世民破劉武周之功所製作的「秦王破陣樂」，后改名「七德舞」，與「九功舞」「上元舞」構成有名的「三大舞」。「婆羅門曲」在天寶時改稱「霓裳羽衣舞」，是中印樂舞融合的最高成就。由於不少的舞蹈帶有雜技的性質，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過去士大夫舞蹈的風氣到唐代走向衰落。

敦煌莫高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博物館，而唐代是敦煌藝術的極盛時期。現存窟龕四百余個，其中唐窟二百一十三個，幾佔半數。莫高窟最主要的藝術作品是塑像和壁畫。唐代塑像遺存者有六百七十軀，半數尚存原形。與過去的佛像相比，唐代作品有世俗化的特點，佛和菩薩塑像端莊、慈祥、溫和，而且這一特點有日益加強的趨勢。洞窟四壁布滿了絢麗的壁畫，經變畫的畫面巨大，內容豐富，構圖緊密，著名的維摩詰經變畫具有突出的中國化傾向。大型塑像的出現和凈土宗經變畫對極樂世界的描繪，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經濟繁榮和昌盛。經變畫的內容還涉及耕地、收穫、伐木、射獵等生產活動及角ô、百戲等場面，是社會生活的寫照。供養人像是當時各個民族各階級、各階層人物的寫|真。隨著社會經濟的衰落，敦煌藝術在唐末有下降的傾向。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學著作是唐憲宗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八年（813）撰成的《元和郡縣圖志》。該書四十卷，目錄兩卷，在所介紹四十七鎮的每鎮之前，都附以地圖。全書記錄了當時各地的物產、貢物、戶口、州縣沿革和山川險易等情況。原書僅存三十四卷，圖已佚，是現存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總志，對後世方誌的編撰有很大的影響。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號，聲稱自己寫文章是為了「輔時及物為道」，反對片面追求辭藻的華麗。他認為作家的行為和品德是進行創作的首要條件，其作品的社會功用是「褒貶」和「諷喻」，文章應該寫得「詞正而理備」。柳宗元對古文運動的最大貢獻是在古文創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他所寫的著名作品有《天說》《封建論》《非國語》《捕蛇者說》《段太尉逸事狀》《宋清傳》《梓人傳》《黔之驢》及《永州八記》等。

此外，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甘肅安西西南的榆林窟，也都有一部分唐代洞窟，其中均有塑像和壁畫。麥積山石窟的泥塑秀麗、生動，榆林窟的藝術風格近似莫高窟，它們都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雕塑有石雕和泥塑。洞窟、寺院和帝王陵寢有大量的石雕和泥塑，如昭陵的「六駿」、龍門的盧舍那佛都是傑出的藝術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俑也是民間藝人的泥塑作品。唐代雕塑家輩出，最著名的是盛唐時的楊惠之，被稱為「塑聖」，他為藝人留盃亭所塑的像，惟妙惟肖。

唐代繪畫藝術在畫法上有獨特的創造，題材比以往廣泛，名畫家輩出。人物畫在當時繪畫中占重要地位，初唐的閻立德、閻立本兄弟都是善畫人物的畫家。現存閻立本所畫的《歷代帝王圖》和《步輦圖》，筆力剛健，線條有如屈鐵盤絲，能以簡練的筆法表達人物的神態。盛唐的吳道子被稱為「畫聖」，他吸收西域畫派的暈染法，並於焦墨痕中別施彩色，使畫面具有立體感。吳道子尤善畫迎風輕舉的衣服，號稱「吳帶當風」。盛唐、中唐之際的張萱和周昉善畫仕女，使人物畫又有新的發展。魏晉以後，山水樹石只是人物畫中的配景，不受重視。隋唐以後，山水風景才成為繪畫的主題，從而出現了山水畫。初唐、盛唐之際的李思訓善畫金碧山水，其子昭道更是青出於藍。二李喜用重彩，務求富麗，筆法繁密。詩人王維亦擅長山水畫，筆法精練，務求淡雅，後世稱其詩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代還有一些特具專長的畫家。如：曹霸、韓幹均長於畫馬；韓滉作畫，多取材於農民的現實生活，尤長於畫牛；戴嵩師法韓滉，亦以畫牛稱著；邊鸞則善畫花鳥。壁畫也是繪畫藝術的重要成就。甘肅敦煌莫高窟、新疆庫車克孜爾千佛洞及陝西乾縣的唐章懷太子墓、唐懿德太子墓等處發現的壁畫，都是唐代繪畫藝術中的珍品。

針對各種唯心主義思想，唐代先後產生了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唐初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家有傅奕和呂才。傅奕主要批駁佛教的觀點，並且上書唐高祖，建議廢佛。呂才主要反對中國傳統的宿命論，並揭露陰陽吉凶之說的虛妄。但兩人都缺乏理論的高度，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不夠有力。

柳宗元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名篇。他不同意董仲舒以來流行的「天人感應」學說，認為宇宙是由元氣構成的，天即自然，並不能對人間進行賞功罰過，人們的禍福遭遇純系「功者自功，禍者自禍」，與天命無關。這樣的論點顯然屬於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柳宗元指出，人類歷史不是依照「聖人」之意發展的，它本身有必然之「勢」，秦漢以後的郡縣制之所以優於三代的分封制，就是由於前者更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這些看法說明，他在社會歷史方面也初步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進步觀點。

音樂、舞蹈的發達大大豐富了唐代社會的文化生活。西晉永嘉之亂以後，原有的漢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西域文化逐漸東傳中原，並與漢族文化相融合，為隋唐音樂、舞蹈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唐朝前期經濟繁榮的昇平景象，又為殊方樂舞的百花爭妍提供了條件。

古文運動是中唐時期興起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改革浪潮。南北朝以來，流行寫駢體文，其主要缺點是單純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實的內容。中唐時期，在思想領域，儒、道、釋雜行，韓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統」，企圖用傳統的儒學整頓混亂的思想。舊的文學形式不能適應時代提出的新任務，於是文學改革被提到日程上來，新樂府運動和古文運動應運而生。古文運動提倡恢復先秦、兩漢的古代散文，實則是復古其名，創新其實，力圖開創一個文學發展的新局面。古文運動的兩員主將是韓愈和柳宗元。

韓愈和李翱都強調儒家的倫理道德，也都是唯心主義思想家，他們的理論在唐代後期興起，是宋明理學的先聲。韓愈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是程、朱學派思想的萌芽，李翱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是陸、王學派思想的前導。

此外，李淳風等註釋《算經十書》及十書中最後一部王孝通所撰《輯古算術》，也都是數學方面的重要成就。

隋代曾將中外音樂分類整理，先後置七部樂和九部樂，唐太宗時進一步擴充成十部樂，即燕樂、清商樂、西涼樂、扶南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及高昌樂。不同的名稱說明這些樂舞少數屬於漢族所固有，大部分來源於國內各族及亞洲各國。但由於長期的統一更有利於文化的融合，所以各部樂間的區別漸趨泯除。到唐玄宗時終於取消了十部的名稱，而改設立部伎與坐部伎。坐著在堂上演奏的稱坐部伎，立於堂下演奏的稱立部伎。坐部伎技藝最高，有不稱職者，淘汰后改入立部伎；立部伎中被淘汰者改習雅樂。唐代雅樂保存至今者尚有《唐開元風雅十二詩譜》，這種音樂旋律read.99csw.com單調，節奏平直，演奏技藝不高，已不受重視。唐玄宗時以清樂為主，雜用「胡夷俚巷之曲」演奏法曲，這種新聲受到特別的重視。玄宗還選拔坐部伎中的優秀樂師三百人，親自指點他們在梨園練習演奏，故這些樂師被稱作「皇帝弟子」或「梨園弟子」。

杜甫是安史之亂前後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從《詩經》《楚辭》直至初唐的優秀詩作中擷取精英，又革新創造，從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真摯的感情、雄渾的基調、精練的語言，構成了杜詩的藝術特色。「語不驚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銘。就思想內容而言，詩人肯細心觀察社會政治，能體會勞動人民的遭遇和苦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他揭露階級對立的名句。他的安史之亂后的詩篇反映社會生活更深刻了。「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和《北征》《悲陳陶》《羌村》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由於杜詩的現實主義特色非常奪目，因而被譽為「詩史」。

韓愈主要的哲學論著有《原道》《原性》等名篇。他尊崇儒學，反對佛、道，尤其排佛最為激烈。韓愈認為僧侶不事生產，徒費社會財富，是產生貧窮和盜賊的根源，主張僧尼還俗，焚燒佛經，廢毀寺院為民居。他曾因諫唐憲宗迎佛骨而被貶逐嶺南。在理論上，他覺得宗教宣傳無君無父，違背儒家傳統的綱常名教，因而大力提倡中國固有的政治思想仁義之道。韓愈認為儒家的道統自堯、舜傳到孔、孟，後來就中斷了，聲稱要以繼承道統為己任，恢復儒家的獨尊地位，以貶抑佛、道。不過他不是以唯物主義作批判的武器，而是以儒家的唯心主義批判佛教的唯心主義。在宇宙觀方面，韓愈認為天可以對人間進行賞罰；在人性論方面，他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標準，把性劃分為上、中、下三品，而且認為每個人的性是與生俱來的。這些都是唯心主義觀點。

唐末農民戰爭之際，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繼承現實主義傳統，也寫過一些具有政治內容的篇什。但隨著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頹喪的感情壓倒一切，唐詩也呈現強弩之末的狀況。

道教和佛教在中國早已盛行，唐朝統治者深知宗教對鞏固封建統治能起一定的作用，經常利用道、佛二教麻痹人民的思想。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道教與佛教往往發生矛盾和鬥爭。唐代，有的統治者崇此抑彼，有的統治者崇彼抑此，對宗教衝突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時他們也調和道佛之爭，並且加以利用。

隨著佛教的盛行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印度傳經的梵唄和唱導也傳到了中國。唐代，梵唄和唱導的方法發展為僧講和俗講。後者專以世俗民眾為對象，其話本叫作變文。唐末，變文已用來講唱佛經故事、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當代人物事迹，說唱者亦不限於僧侶，並且在講唱時輔以表演。近代在敦煌發現的變文主要有《維摩詰經變文》《降魔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伍子胥變文》《秋胡變文》《王昭君變文》和《張義潮變文》等多種。變文的出現對後世的民間文學中的寶卷、彈詞、鼓詞、話本及長篇白話小說的產生，都有一定的影響。

在門閥世族走向衰落聲中，隋文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開始禁止私人撰集國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專設史館，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歷史，例由宰相監修。從此紀傳體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監修成為定製。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和《隋書》。此外，由李延壽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於利用國家擁有的大量藏書和檔案，且分工撰成，成書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經過整理的史料；但由於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觀點的自由發揮，而且一書成於眾人之手，其中難免有抵牾重出現象。

佛教的政治地位雖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傳影響及寺院的經濟實力而言，實際上都超過了道教。在武周時期佛教備受寵遇，甚至一度凌駕于道教之上。隋唐時期佛教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是：⑴佛教的經、律、論在過去已有不少翻譯，大體完備，有了充分的資料。⑵在理論上佛教已從玄學附庸的地位走向獨立，漸漸形成了自己的體系。⑶政治需要促使佛教進一步發展，如適應門閥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等級特權的削弱，各派均論證成佛的可能性，並給以肯定的結論。智顗創天宗台也是適應了統一全國的政治需要。⑷經過長期發展，佛教已漸趨中國化，得到改造，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宗派。隋唐佛教各宗的形成，是佛教高度發展和高度中國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此外，杜佑所著《通典》的《州郡典》共十四卷，在方誌發展史上也佔有一定的地位。唐末人樊綽所著《蠻書》十卷，詳細記載了洱海一帶的民族、風俗、山川、道路，是輿志中較早的著作，為研究古代雲南地理及南詔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唐代生產力提高，經濟繁榮，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因此科技領域內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藥學及印刷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