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這個小鎮兩個晚上以後，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時候來了一位老婦人，她來自埃波拉確已發生的地區。她發著高燒，神志失常，還在抽搐。在我跪著從她手臂上取血樣時發生了事故。當我開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時，她猛地動了一下，這時針頭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進了我的拇指。

我猶豫了一會，然後調整光源，最後把玻璃片放在顯微鏡下。調節旋鈕，把焦距對好，這樣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細胞。為了集中注意力，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護士繼續圍著一個圍欄走著，圍欄里養了一些雞、山羊或綿羊（東非洲很難把它們分開）由一個男孩子照看著。我的嚮導轉向男孩，問他知不知道有個女人病得很厲害。男孩疑懼地打量著他，嚮導又問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動著，後來停在我們右邊的一個小屋上。我們知道該到哪兒去了。

不管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英國流行的對婦女不宜學醫的偏見，我上了當地的技術學院，選讀物理、化學和動物學等課程，以便能達到醫學預科課程的要求。也許那些主管人以為這些課程足以便我生氣而放棄我的脫離常軌的道路。誠然，我坐在15歲男孩坐的最後一排的未位，熬過了艱難的第一學期。儘管這些孩子還不成熟，他們已經學過兩年物理，這意味著他們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則一無所知。

現在有了運輸工具，我們就可以出發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為一旦駕駛員聽到了有關流行病的情況，他們對整個計劃的熱情肯定會下降。不過，他們同意繼續飛行。我們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處，然後出發去延比奧調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奧醫院的搖搖欲墜的小屋裡，我們兩人跪在地上，僅靠煤油燈的燈光開始察看病人，為他們抽血。那天晚上我分離出了血清，這樣，飛行員回亞特蘭大時就能將這些寶貴的抽樣帶走。

然而我下定了決心。我盡量把一切都記錄下來。下課後就去接漢娜（Hannah），然後回家，準備晚餐，並料理家務。只有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來做家庭作業。這也並不容易。1967年那時還沒有袖珍計算器，而我又恥于讓人知道我已經忘記了對數運算了。因此，整整一個學期，我都用長長的乘法和除法運算，寫得滿紙都是，就像《阿麗斯漫遊奇境記》小說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憐我，送了我一把計算尺。

顯然，沒有病人親屬的合作，我們什麼事也做不成；如果我們不讓他們照顧他們的親人，我們就達不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決定鼓勵他們繼續他們的做法，但也要求他們採取一些簡單的措施，防止感染。我們告訴他們，要盡一切努力護理你們的丈夫或女兒，我們理解這是多麼重要，但當你們這樣做時，請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術服。我們從庫存中拿出這些東西提供他們，並使他們了解該怎麼做。為了便於這一工作的進行，我們向每位病人家屬指定了一至二位醫護助理，負責照顧病人的親屬。減少與病人的接觸是切斷病毒傳播的一個主要途徑。同時，還能保持家庭的傳統。1996年在加彭，一些年輕人因處理一頭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們中間爆發。當時阿蘭·喬治（Alain Georges）就是採用這種做法取得成功的。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讓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沒有回來。我自己為這位年輕的婦女把靜脈庄射器支撐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無法與她說話。雖然她渾身被汗水濕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膩膩的。她的血壓驟然下降。到了無法測量的地步。

「要交著陸費，請替我們付吧」，說著，就將我們連同我們所有的裝備扔下飛機，立即飛走。

每天清晨一開始，我們都重複著同樣的工作。我走進實驗室，開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進合適的小瓶里用作試驗。用螢光抗體試驗就能完成這一工作。海倫已經為我們準備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馬射線使其不能活動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細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體附上螢游標記，然後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如果它閃閃發亮，那就是陽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結束時才去看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況下，我試圖儘早把試驗做好。我們需要儘快知道誰是陽性。就從冰箱里拿出每一個抽佯，然後對它逐個進行觀察。我試圖集中精力儘可能客觀地做這件事，但是現在我還在著重尋找一位病人的名字。當我知道那塊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時，我把它放在了一邊。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日內瓦一出海關，就叫了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聽取情況介紹。我們只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飛，因此我們必須在三點鐘回到機場，趕這一趟航班。聯合國的一些大樓巍峨壯觀，座落在一個大公園裡的一片精心養護的草地上。出租汽車經過一連串白色的辦公大樓，最後到達了盡頭，我們在這兒下車。世界衛生組織總部使參觀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擁擠的房子，沒完沒了的過道和自動扶梯。這是一個能使人在裏面迷失幾天走不出來的地方。我們到了四樓，那裡是傳染病部。病毒組的組長保羅·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薩德（Fakhky Assad）在那裡歡迎我們。這兩人非常不一樣。保羅是地道的法國人，法克里則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羅沉靜、穩重，而法克里則熱情奔放，雖然這是我第一次與保羅會見，但已久聞大名。1976年他和一個小組去過蘇丹，但我想他沒有到過恩扎拉。不過，他的職位使他了解我們為何而來。他50多歲，灰發修剪得很短，穿著保守，有優越感，很像一位法國陸軍在海外服過役的前上校。他一生專門從事節肢動物傳染病毒——由節肢動物傳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別是黃熱病。這一專業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專業旅行中，確實參与了奈及利亞對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尋工作。他把自己恰當地看做是法國在熱帶醫學實踐方面留下的遺產的繼承人。但是，像大多數傳統一樣，他也有其弱點。他的模式是軍事化的，因此沒有大多的靈活性，甚至在最需要靈活的地方也不靈活，但這不等於說他缺乏某種力量。專制的模式能保證把調查研究組織得格外好。在這方面，不幸的是法國當時沒有派人去蘇丹。

我找到了萊爾·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項目辦公室外地工作服務部主任。萊爾有一張寬闊的、帶著笑容的臉和凌亂的灰色鬍子，使我想起了阿門宗派中的農民，我猜想萊爾能吃苦耐勞的特點是在南科達他州農村的嚴冬里鍛鍊出來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過時間不長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學家都知道萊爾。他1969年參加過奈及利亞最早的對拉沙熱的調查，因此懂得情況的緊迫性。我問他是否能找一個合格的人與我同去，這是一個要付出極大代價的任務：他或她得適應性強，有冒險精神、願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險的條件。這個人還要能馬上啟程。

我們又一次沒有時間取得去蘇丹的簽證，所以當我們抵達日內瓦時，世界衛生組織給了我們聯合國的護照和簽證。羅伊和我趕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紐約的航班，聯繫了從肯尼迪國際機場起飛到日內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個地方丟掉了行李，把我們留在蘇丹中鄒，除了背上背的外，沒有供應品，沒有換洗衣服。我們是幸運的，或者無論怎麼說似乎是幸運的。我們在路上沒有丟失行李，還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頭等艙，給了我們一頓美餐，這可能是我在飛機上所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飯。

他開始抱怨天氣太熱。當我抬頭看他時，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臉了。這時，我們試圖在煤油燈微弱的燈光下固定好靜脈注射器注射血漿。固定靜脈注射器的杆子不過是一根比較直的木柱，釘在作為底座的兩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後在上端釘進一個釘子，把它彎起來作為鉤子，用以掛靜脈注射器的瓶子。無論怎樣看，它都像一個十字架。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並未隨結婚而消逝。相反，隨著歲月的推移變得越發強烈了。27歲那年，我覺得一定得採取某種行動了。我決定要做一些人們曾經告訴我，像我這樣已婚婦女，特別是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為一名醫生。

那真是一場戰鬥，天氣酷熱，十分潮濕，一路穿過草叢。天漸漸黑了下來。在天黑之前到達大路，這是至關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叢中過夜，誰知道那裡面會有什麼東西？此外，我們還要看路往哪走，我們要儘快給她血漿。我們所用的時間比我估計的多了一倍。當我們到達公路時，九_九_藏_書已經是黃昏了。不幸中之萬幸，女孩子已經昏迷了，她已感覺不到疼痛。小卡車正等著我們。

我說：「根據我的經驗，我們很可能看到許多很分散的病例，這對診斷、檢疫或防止病毒擴散沒有什麼幫助，或根本就沒有幫助。由於這一地區實行了封鎖，對我們來說，政府使事情更加複雜化了。」

我很幸運與特麗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個可愛的女孩，有著一頭淡黃色的頭髮。她出身有錢人家，還曾與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學。因此她進醫學院並非為了將來的生計，而是出於她要成為一名外科醫生的志願。她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得住她。當我們兩人結合在一起時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這使謝洛克夫人非常高興。這是我一生中見到的領導偏愛婦女甚於男人的唯一一次。

就是靠護士的這一直覺，在一個下午的晚些時候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院子里。它似乎像幻景一樣坐落在高高的草叢中。院子里有幾間用泥磚砌成的茅草屋。這些上面有茅草屋頂的住房的布局，通常是圍成一個圈，中間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掃得很乾凈。小屋按嚴格的等級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邊。第二個老婆住在第二間，以此類推。在中間的院子里，通常你會看到女人們用一根五、六英尺長的木杆在一個大的木臼里搗玉米。其他人在準備當地的其他主食。孩子們、雞和其他牲畜在周圍亂跑。那裡有一個用三塊石頭壘成的灶，幾縷炊煙從一口大鍋的下面升起。鍋就放在石頭上，它的裡層已經黑了。誰住哪問屋子都有嚴格的規定：氏族的首領住第一間小屋，他的長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間，第二個兒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間，以此類推。

加德納夫人嫁給一個名叫喬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其實，曾有謠傳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on）的喜劇小說《家庭醫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醫生蘭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絕在外科手術教室中進行手臂消毒，雖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從來沒有不進行消毒就做手術。他走進手術教室，穿上一件大號的塑料工作裙。為向他的學生演示一項外科技術，用帶血跡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鉗子，利用這套鉗子在圍裙的正面闡明他的論點。他的腰圍很大，因此有足夠的地方進行演示。有一次喬治·奎斯特在開車（他開車不穩）將我從一所醫院送到另一所醫院的途中告訴我說，有一個（唉，也許不足憑藉的）傳說，說他曾經給錢讓正在建造一所新醫院的工人們喝啤酒，鼓勵他們堅持罷工。他說他不贊成新建築。

當沾滿埃波拉病毒的針頭刺破了你的皮膚時，你存活的可能性等於零。我繼續工作——沒有別的選擇。那天傍晚，羅伊通過靜脈注射輸液管為我注射了我們帶來的埃波拉免疫康復血漿。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沒有。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來檢驗。

我開始問他們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樣的病例。在大院里與我交談的人都未聽說過朱巴發生過這類病例。我會見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傳教士也僅模模糊糊地知道這個國家的西部可能在發生著什麼事情，但他們不能肯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我在這裏不會有什麼收穫。由於交通阻斷，受疾病侵襲的地區幾乎沒有通訊聯繫，我對這些不應該感到奇怪。我正到處尋找交通工具時，羅伊·已倫來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飛機來到朱巴的。這架飛機是他設法從喀土穆的官員那裡徵用來的。這給了我很好的印象，這說明萊爾選中的人是好樣的。羅伊顯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證明他是位精明、機敏的調查研究人員。有他在身邊，我感到幸運。警察飛行員將繼續把我們送往恩扎拉。這個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們得乘坐聯合國的卡車，經歷一次艱難的、塵土迷漫的長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車輛，與羊和雞一起瞞珊而行。如果乘汽車，我們勢必得躲過為禁止旅行和維護防疫線而建立起來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們解釋我們前來的原因。

第二天，當我測試她的抗體時，我滿意地看到，她以前沒有抗體，現在僅在比8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漿中的抗體已稍有上升。這是一個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種東西可以與病毒作鬥爭了。壞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圍開始出血，她的糞便中也有了血。現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沒有發生，在我們費力把她從樹叢里抬出來的兩天後，她死了。如果說血漿起作用，在這個病例中並沒有得到證明。

我清楚地想起戴維·辛普森的講課。我聽過戴維講述他1976年在扎伊爾調查埃波拉病毒的經歷。

我穿上紙做的保護服，戴上外科面罩和雙層外科手套。蘇丹醫生奧姆蘭與我們小組一起工作。他自願協助我對病人進行靜脈注射，並開始輸液。但他選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這就錯了。罩住整個面部的呼吸器，換氣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霧而變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換氣大多，就會迅速產生二氧化碳，沒有什麼東西比驚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層霧氣。我的同事神經非常緊張，我說什麼也不能使他相信這並不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

這時他會說：「先生，這個人在撇謊，你可以從他眼睛的轉動看出來。」

根據以前我們對這一致命的、暴發性的疾病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迅速作出反應。這意味著在接到世界衛生組織通知后的24小時內，我們的小組一定得起飛。幸運的是我們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電話，讓我們星期五傍晚準備飛往日內瓦。那樣我們就有時間在星期六早晨會見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但首先，我們有幾個間題要解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確定我們到底要到哪兒去。我們有一張繪製得不好的有關這一偏遠地區的舊地圖，我們撣去了上面的灰塵，並試圖確定延比奧在恩扎拉的哪個部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不換換弧先生，沒有錯，一個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說的那個地方，而是應該向東去。」

我們幾乎馬上就看到了我們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願意前來進行檢查、驗血。這些就是需要我們走進樹叢去尋找並說服和我們一起回來，在我們及其家人的監護下照顧的人。

問題是那時候病毒是科學的灰姑娘。醫學界對病毒並不認真對待，因為他們認為病毒並非引起疾病的一個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樣，「沒有辦法對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衛生的重點放在疾病的預防上是一種陌生的觀點。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後設法去醫治他。此外還廣泛地相信現代藥物已經戰勝了像小兒麻痹症那樣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為我的興趣而責備我，他堅持認為我專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當的」。他說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細菌學——像他所做的那樣——那一定會提供我成為一個病毒學家所需的一切知識。然而，不知怎麼，我堅信他是錯的，而且，在這點上，大多數人是錯的。我堅信病毒學將成為一門有發展的事業。

海倫是一位令難以置信的細緻的組織者。她往床腳櫃里塞的東西比許多人往小運貨汽車裡裝的東西還要多。除了為我們準備的顯而易見的一些裝備——針、注射器、試劑、顯微鏡玻璃片，抽樣瓶——她一定還會準備在非洲臨時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帶、記號筆、紙張、鋼筆和鉛筆。海倫把我們所有的隨身用具都塞進了兩個板條箱里。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沒有帶，那就是可摺疊的野外實驗室。扎伊爾第一次爆發埃波拉時我曾使用過。我們現在對這些病毒已經很了解了，認識到主要危險來自注射，而不是氣體中的浮質的傳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個累贅，要不是明確規定非帶不可的話，我們可以像在獅子山進行拉沙項目時一樣，就在敞開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預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驚奇的是，我們竟忘了帶手電筒，我們天真地以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個。我們本應該有先見之明。

即使沒有翻譯，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恩扎拉和延比奧地區的大多數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過長滿灌木叢的羊腸小道才能到達那裡。當然，沒有當地的地圖，因此只得靠找人為我們領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時，我們也不知道會受到什麼佯的接待，因為許多家庭是不願意把他們生病的親人交給陌read.99csw.com生人帶到醫院去的。然後，我們得設法找出誰與誰是親戚，誰與誰不是。一個男人可能不止有一個妻子。一個女人可能說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將這記下來。然後她會指著另一個男人說：「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負責地把那記下來。然後你會問第三男人是誰，她會說：「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們將所有這些兄弟都記下來了——可能有9個或10個之多，這就引起了我們的懷疑。即使對一些大家庭來說，兄弟也夠多的了。費了一些時間我們才弄清，她對兄弟的概念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在許多文化中，把一個男人稱做兄弟，把一個女人稱做姊妹，這是另一種方式表達某某人很重要，因此應當給予與有血緣關係的親人間樣的愛和尊敬。給予尊稱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歡。但在進行流行病的調查中，在明確一群人——或「有共同特點的一組人」——的身份時，這肯定沒有多大幫助。

他搖搖頭，表示沒有。他一再說每個人都很健康。

在法國和義大利消磨了兩年之後，我逐漸顯現出掌握外國語言的能力和嚮往異國他鄉的情緒，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濕和灰漾漾的英國，但是我要謀生。到這個時候，我實際上已把自己當作一個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適應故土的生活。我同一個年齡比我大的人結了婚，他到處旅行，特別是非洲。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個例外：皇家自由醫學院院長費朗西絲·加德納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於好奇，約我面談。我們談話之後，她同意接收我，儘管這樣做明顯地違反招生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意願。於是她提出一條不可違背的條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證他在我結束四年學業之前不與我離婚。他照辦了。

我們一到延比奧，就在隔離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為她找了一個單人病房。這個房間不舒適。但是我們已無能為力。屋子不通風，沒有窗子，除了污濁的空氣和令人窒息的悶熱外，其他一無所有。

我不明白這種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有什麼關係。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無論處於何種困境，我總是能夠在A級物理和化學課中門門得A分。我想這樣的成績足夠使我順利進入醫科學校。當時對婦女是有限定名額的，接納的限額為所進班級人數的15％，而大多數成功的女孩子是從高級私立學校畢業的化學專業學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進得去。我給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醫學院的院長寫信，所有的迴音都是一樣的：我被認為是「不合適的」；有一所學校直截了當地讓我回到廚房水池旁邊去。同時，我看到醫學院接收比我年輕、學習成績差的男同學入學，原因是橄欖球打得好。

我們的飛機經過滑行停在朱巴（Juba）機場的停機坪上，準備把東西都卸下來。麻煩的是我們的裝備大多。女工政府堅決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這種傳統的信念無疑是二次大戰中皇家空軍的英雄範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戰鬥中適用於飛行員的東西，並非對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屍體時你臉部最需要的東西。你發瘋似地淌著汗水，幾乎看不清你的動作。但我們別無選擇。當我們著陸時，飛行員回過頭來對我們說：

「院子里有誰病了嗎？」他問道。

還有理由抱著希望。那個老婦人——她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情況已經有了變化。現在她正坐著，在友好地交談。現在她看起來不像患過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興了，即使少數已經康復了的病人也沒有這樣快地能坐起來，這樣歡樂。現在我的賭注是，她可能得了別的病。於是我懷著很大的期望，從她身上取了血樣。毫無疑問，她在康復。如果她沒有抗體，那麼，一開始她就沒有得過埃波拉。這一次，我沒有推遲試驗她的血清。事實上，我是急於要看到在這一抽樣中細胞像什麼。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蘇丹的同一項調查工作是蘇捲入病毒學研究的間接原因。她在這個領域里的興趣是由戴維·辛普森引發的。1978年，她在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讀碩士學位，聽了辛普森的講課。那次講課對她是一個轉折點。還是讓蘇來講她自己的故事吧。

我決定單獨做這件事。當我走進西蒙的實驗室時，我儘可能地保持鎮靜，我的手心是濕潤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將馬上知道結果了，我曾經看過許多陽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無問題地判斷出陰性血漿。

他說：「我不知道能不能堅持下去。」

我的事業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堅強的婦女的影響，她就是希拉·謝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導我通過了實習醫生。她相貌威嚴，對人要求嚴格，她因為對引起黃膽性肝炎在國際上所持的立場而以黃色皇后的綽號著稱。在她的管轄下，根本不允許出錯。她秉性古怪，才華出眾，可能會是《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作者筆下創造出來的人物。有一次她參加她的住院醫生們組織的一個聖誕節聚會，她徑直走到盛著混合香甜飲料的大酒缽前面。那是一個放滿乾冰的大色譜箱。為的是使它放出誘人的霧氣。住院醫生們一時都沉默了。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採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須檢查一次，同時，我還得繼續我的工作。

我了解到，除關於退伍軍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經在英國波登·當（Porton town）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對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顯然她正熱衷揭示這種病毒的種種神秘。當她告訴我關於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試驗時我感到震驚。她同從事研究工作的同事們的工作條件令人吃驚，基本上她們能夠依賴的唯一的保護是用來清除空氣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當於大號睡衣的隔離服和一個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從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則更為驚人。

1976年爆發過流行病後，世界衛生組織採取預防措施，貯存了一些物資，因為類似的考察隊可能需要它們。他們帶我們到了貯藏室，裏面有起保護作用的紙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還發現了幾個遮蓋整個面部的、預防有害生物物質的面罩——樣子很難看，戴起來非常不舒服，它們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們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與保護性的工具，把它們與海倫為我們包裝的物品放在一起。沒有時間了，我們急忙趕往機場，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機。

戴維接著談他在馬里迪的調查，在那裡他找到一所被棄置的醫院，該院的許多工作人員死於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員則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時有發生，他就在空地中間解剖屍體。他最後來到恩扎拉（Nzara）鎮。他爬到一座棉紡廠的屋頂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將這隻死蝙蝠裝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鮑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員將它打開。沒有人告訴厄尼箱里裝的什麼，因此當他發現那六隻蝙蝠時很是驚訝。遺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員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線索。但就我而言，這與本題無關。當截維繼續往下講時，我唯一想到的是：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對自己說，要把這個血清看作是別人的。它和我沒有關係。

要形容我當時如釋重負的心情是困難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剛剛又一次獲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來。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檢驗，就衝出了實驗室。我要告訴羅伊，我想用一大瓶蘇格蘭酒慶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們把酒都已喝光了。

但是護士會搖搖頭，給我使個眼色，示意我不應該如此匆忙。

最後，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觀察完畢后，我才鼓起勇氣去看那最後一塊玻璃片，這是延比奧醫院那位老婦人的抽樣。如果玻璃片上的黃色螢光染料發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陰性，也未必意味著我沒有染上此病。這位婦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產生抗體。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這樣我可以取得第二個抽樣。我的心在跳動。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個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歲。我是他們唯一的贍養人——當時我的妻子沒有工作——的確，我享有政府標準的人壽保險，但我不想讓家人依靠這一保險過活。我想，為了他們，我也不能病倒。

後來知道，他也從未參加過任何一項重要調查。根據流行病情報所的最重要的傳統，他將在前進中積累經驗，邊干邊學。無論怎麼說九_九_藏_書，他得到了萊爾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

蘇的故事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爾調查金沙薩的艾滋病情況的前幾個星期。當時我正要會見一位將以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員。我曾從戴維·辛普森（David Simpson）那裡聽說過她。戴維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研員，曾於七年前積极參与對蘇丹埃波拉疫病爆發的調查。他寫信告訴我關於一位對病毒性出血熱症的發病原理感興趣的英國婦女。她名叫蘇珊·費希爾·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極為充沛，善於以清晰的語言表達思想感情。她有一頭紅色捲髮和金雀斑。她在亞特蘭大受美國全國退伍軍人疾病大會（National Legionnaires'Disease Conference）邀請發表她對退伍軍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細菌在英國的熱水系統中傳播的新數據時，給我打過電話。她在報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國發現退伍軍人症時，她認為這不可能來自空調系統。寒冷潮濕的島國是不常用空調的。因此她開始在別處尋找細菌來源。

「好，你是說沒有女人得埃波拉。」

事實很快證明我們錯了。

我們終於來到喀土穆，對當局控制放行感到焦慮。但是我們不能前進。我們無法動彈。我們在叢林中找上有關官員的門，但是他們堅持說毫無辦法。馬里迪周圍已經建立起一道防疫線，沒窄任何進出該城的交通，每個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們告訴我，無法找到願意運送我們的人。他們不願或不能幫助我們。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這場突然爆發的瘟疫的全部意義，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護，而全然不顧瘟疫的危險。

我們的頭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們可能需要的設備和供應品。當我們要到偏遠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時，我們在特殊病源體分部有一個秘密武器：海倫·恩格爾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個肩膀寬寬的、敦實的、儀錶堂堂的女人，能使許多技術人員見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軍陸戰隊工作。海倫坐在轉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轉椅就在電話機和一堆記滿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號和數字的分類表的旁邊。她的辦公室里瀰漫著煙霧，她的煙灰缸總是滿滿的。海倫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響。這種聲音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觸怒她時，是自討沒趣。

雖然我們正好在赤道的北邊，我對這樣的酷熱仍然沒有準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把一隻腳挪到另一隻腳前面也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我們最有經驗的人員剛剛去了約翰內斯堡，這使我們的問題複雜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們正在參加一個重要的有關出血熱的會議，就剩下我們少數幾個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夠參加這一小組的其他人。

我雖然知道給病人輸液大多有風險——由於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滲透，最後有可能使肺部充滿液體，把它們浸沒——但我覺得已別無選擇。顯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須使她的血壓升高。這隻有輸液才能辦到。但是別人告訴我，她已有整整24個多小時不能進用任何流汁。

當我以英文、法文和歷史都是A等的成績畢業時，我發現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嶺上。父親和母親遷居巴黎近郊，因為父親將在楓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約總部（NATO）工作。於是我得有機會在巴黎大學（Sorbonne）讀書並有過幾次真正的旅行。

我們沒有時間和財力重犯同樣的錯誤。所以我們要確信我們找到的是一位認真負責的人。萊爾沒有使我們失望。

我們的出現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都很清楚我們為什麼到那裡去的。護士走到一個男人面前，用贊德語向他打招呼。

1943年8月，我出生於英國的登比（Denby）市。當時正是酷熱的長夏，該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襲。母親說過在我出生前採集黑毒的事。這是很不尋常的，因為在英格蘭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記憶是當敵機在頭頂上飛過時，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體的樓梯上的情景。

在獅子山工作了三年後，1979年7月晚些時候，我回到了亞特蘭大，準備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並在亞特蘭大享受家庭生活之樂。但沒有機會。我很快聽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發的消息。我們是通過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得知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對於具體情況只有一星半點的信息。我們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這個恩扎拉在1976年出現了埃波拉，也是為了這個恩扎拉，我曾從扎伊爾對它進行了史詩般的旅行。附近一個名叫延比奧的城鎮也受到波及。我們聽說有幾個病人已經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無人知曉。首都喀土穆的蘇丹政府遠在恩扎拉的北邊，它再次實施了強行隔離施，禁止到這一地區旅行。顯然，除了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難外，它還進一步限制了信息，因為喀土穆已實行了全部禁運，控制貨物出入傳染區。

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要找到已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後想法控制他們與家人接觸。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個監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還不高、傳染性還不強時，能盡量找到他們。這說起來簡單，但做起來很難。在比較發達的國家，你可以求助於醫院，可是在蘇丹不行。在這個國家，醫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別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這個病的爆發引起了很大的恐懼，以致當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醫院里要死亡時，還不讓家人照看他們。為什麼要讓你的親人孤獨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洲，家屬十分重視死亡儀式。同樣重視的是下葬地點的確切位置。如果醫院不能保證把遺體送回讓親屬進行合適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願意把病人送去醫院的。

它是陰性，很清楚是陰性。

戴維當時正在波登·當從事出血熱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國唯一的熱試驗室，可以供他繼續進行他在烏干達荒漠中開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對分離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作出貢獻的一批科學家之一——也許是他應得的最大榮譽。我對出血熱並非一無所知。我聽說過戴維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綠猴病（瑪爾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與此有關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長絲狀、捲曲和纏繞的瑪爾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這種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說《安德羅美達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虛擬的來自外星球的疫病。它來自何處？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進一步了解它。這種病毒實際幹了些什麼？為什麼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傳染爆發的經驗，我們知道，我們必須作好準備，以防小組成員在蘇丹邊遠地區感染了埃波拉。我們已和比利時駐喀土穆大使館以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發生了這類事件，與「疾病控制中心」聯繫。同時，我們決定，撤退最好是從歐洲派一架飛機來協助進行，飛機到達蘇丹之前，可先在開羅稍停，把存放在那裡的現場隔離箱帶來。要防止與病人接觸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離箱是必需的。這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出發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可靠的計劃。

在我出發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從在朱巴的聯合國工作人員那裡儘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關流行病的情況。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幾座圍著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飾的、上面有馬口鐵屋頂的房子。酷熱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顯然，聯合國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人。他們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天氣熱。蘇丹這部分地區經常處於騷亂之中，叛軍不斷威脅著當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節也總是缺少糧食，現在則更難搞到手了。情況雖然不好，但這裏的局勢（別人告訴我）比這個國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如何把她送到醫院，這還是個問題。即使有運輸工具，一般的車輛也無法穿過高密的草叢。所以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她抬出去。我總是很樂觀，我估計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條公路——或者無論怎麼說，看起來像一條公路的地方——約需45分鐘，於是我們派一個送信的先去安排我們的小卡車。我則找了女人家裡的兩個成員幫助我們抬擔架。

她先品嘗了調製的飲料，然後撅撅嘴皺起眉說：「酒味不夠」，她轉身對一位住院醫生說：「孩子，到我桌子底下九九藏書把一瓶威士忌酒拿來。這酒是一位病人為了感謝而送我的禮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進大缽，統統都倒進去了。這次聚會結果開得很好。

我沒有什麼辦法阻止埃波拉的傳播，唯一可能的治療方法是用起康復作用的血漿。但是那能管事嗎？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但我們確實沒有其他辦法。病毒哇對治療埃波拉完全無效。我們除了給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漿外，如果還能做些別的什麼，那不是更好嗎？也許使用那種方法，我也會發現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這個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發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抱著相當程度的憂慮進入醫學院。我肯定我會處於一群很聰明的男生中間，他們將徹底勝過我。此外，在路上來回還要各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我們注在離倫敦50英里的地方——這就耗費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但是我感到能夠進醫學院學習是一種殊榮，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滿足家庭和工作兩方面對我的要求。我非常幸運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驚呀。而且我後來竟能在交通車上大量地閱讀。唯一的問題是當我取出我的解剖學書藉——特別是當我翻到有關性的片段時，同車的穿著細條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現出的驚奇。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著一具真正的骷髏的盒子放在我頭頂上方的行李架上，但願它不致於掉下來將所盛的東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訴我，如果出了這樣的事故，根據不知何時制訂的「解剖法」，我將會被抓起來。這條法律就是為了制止任何與醫藥有關的東西不當地驚嚇公眾而制訂的。

所以我想，我的情況怎麼樣呢？在我的體內，這種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發展呢？

當然，我們對死者的埋葬問題仍未解決。我們知道在傳統的喪葬儀式中，哀悼者與死者有密切的接觸。如果不是傳統的喪葬習俗，1979年在蘇丹和扎伊爾這一疾病的爆發就不會這麼廣泛。現實情況是，在下葬前，我們沒有辦法不讓他們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糞便都清洗乾淨，因為不這樣做就將屍體埋葬，這是對家屬很大的冒犯。我們想，最好的做法是在舉行這些儀式時確保沒有一個人受到感染。我想，為什麼不用我們在醫院里使用的那種溶液呢？畢竟，接觸的程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現在不是進行隔離護理，而是採取隔離辦法清洗屍體。我們想出了一系列的衛生措施用來準備屍體埋葬。由於我們還得監督這些葬禮，因此對它們的程序已很了解。為了回報他們的合作，我們向他們的家屬保證，如果他們的親人死在醫院，我們將會把他或她的屍體送還給他們進行埋葬。我們的這一折衷辦法被廣泛接受。這使我們感到滿意，但並不感到吃驚。人們畢竟害怕埃波拉，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黨得奇怪，但為了避免感染，這一代價是很小的。此外，服飾——不論其式樣或動機如何——在他們的文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滿意的是這意味著他們能夠繼續保持他們的傳統習俗。

現在別無其他選擇，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們繼續進行調查，現在情況特別緊急，因為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調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數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繼續傳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體內製止這一病毒，也不能讓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這種病毒傳染給別人。

他用明顯的中西部口音說：「喬，我剛為你找到了一個小伙于，他是個無所畏懼的登山員，他一定會做出成績。他的名字叫羅伊·巴倫（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一個我估計大約有20歲的年輕女子，被從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親戚的院子里，這是把病人藏起來不讓當局知道的一種辦法，這樣病人就不會被帶走。可是沒有人試圖擋住我們的去路，她躺在一個墊子上，臉上和四肢的汗珠晶瑩發亮。她在發燒，並已昏迷。當我問及此事時，他們告訴我她已經病了四、五天了。

當我調整顯微鏡時，細胞開始成形了。我尋找著。在我來回觀察玻璃片時，看到的細胞都呈灰色、綠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們的輪廓和細胞核，到處附著螢光的斑點。沒有明確的稠合物，我已把它們洗得很乾凈。我檢查了陽性控制：它呈黃色，在閃閃發光。

戴維是1976年世界衛生組織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組在蘇丹的主要調查員之一，他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吸引力的講師，但同時又有點自行其是，靠頭腦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而他確實有毅力。我懷疑他從未仔細準備講稿，可是他的講課水平總是一流的。也許因為他是愛爾蘭人，具有傳奇的愛爾蘭人天賦的口才，說起後來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聽課的既不是戴維的贓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尋病毒的經歷。

血清能行嗎？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這樣重的情況下能有效嗎？我真希望在她發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確實不知道這種治療在任何階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經歷過的唯一的先例是傑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於1976年在扎伊爾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國用了免疫血漿，後來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擾素，並得到了很好的治療。所以說不清使他恢復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麼。問題很簡單，我們現在手頭只有血漿，我給她用了兩個單位的血漿，這也許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會使她進一步惡化。畢竟我已用它在自己身上做過安全試驗。

與保羅相比，阿薩德是一個圓胖的、愛喧鬧的人，一頭波浪式的濃密的灰白頭髮，很有幽默感。他的笑聲可以用里克特震級來測量。他的秘書瓊（June）後來告訴我們，憑他在過道里能產生迴響的笑聲她就知道他在哪裡。他總是樂於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學習，這使得他與保羅明顯不同。保羅表現出好像沒有他不知道的事。他們的區別還表現在他們的穿著上：保羅喜歡色彩暗淡的服裝，而法克里的衣著則像是萬聖節前夕穿的衣服。他最愛穿耀眼的鑽色襯衣，系一條同樣引人注目的圍巾而不是領帶。法克里在與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個。在世界衛生組織中，他會繼續大力促進對出血熱的研究。因為以前我們彼此都沒有在一起共過事，因此我們小心翼翼地彼此繞了一會彎子。保羅和法克里開始講到那時為止他們所聽到的情況。園為我對恩扎拉地區了解，他們要我講講對這個地方的看法。

忽然，我的蘇丹朋友小聲而含糊不清他說，他感到頭昏，虛弱無力。

我們都認為，由於信息不足，很難了解疫情爆發的範圍，又由於切斷了對該地區的所有貿易，我們可能會發現要把我們的供應品帶進這個地區也有困難。保羅和法克里非常關心我們的後勤，如何使我們的設備能完好無損地進入蘇丹南部。他們對世界衛生組織在喀土穆的當地代表有些擔心，顯然那位代表會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會受到很大損害，因此與他打交道時要拐彎抹角，要有適當的禮儀，要有一點炫耀。他們擔心他不僅幫不上忙，反而會是個障礙。

蘇正在進行的試驗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對此特別感興趣是因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於人體的方式極為相似，當她回來參加大會時，我們同意她應儘早到「疾病控制中心」來進行一系列有關拉沙熱症發病原理的試驗。我向她保證，新的工作環境將對她的生命會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軍人疾病大會上同她分別。

我認識萊爾·康拉德已經多年。他的馬廄里總有一匹馬，需要賽馬的時候就用它。他還有超人的本領，能使別人干他想要乾的事情。萊爾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們挑選的人未經好好審查，後果不堪設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去扎伊爾，中途經過大西洋時，認為出血熱不是他的專長，就回去了。他有權這樣做，因為合同中沒有要求他與像埃波拉那樣的熱病毒的發生作鬥爭。他拖了這麼久才把疑慮告訴我們，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個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幾內亞組織的對該國全國拉沙熱情況的調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給找一位會說法語的人。他們派來了一個資歷不到兩年的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我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衛生部的辦公室里見到了這位新招來的人。他穿著一件T恤衫、一條皮短褲和一雙長統靴，腰帶上還掛著一把大刀。我穿著我通常穿的短袖襯衣，可能系了一條領帶。他原來是九九藏書個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他念的書太多，要麼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為我後來知道他的姐姐在倫敦為托洛茨基運動工作，幾內亞當時正由一個假冒的共產主義政權領導。這個政權煞費苦心才使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得到發展——是西非發展最慢的國家。這的確說明一些問題。我新招來的這個人一定以為他已經死了，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天堂。衣冠楚楚、打著領帶的衛生部長看了眼他的打扮，問他是打算去打仗還是去村子里工作。顯然，思想的純潔不能代替能力。或許那就是他的服裝風格。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半時，政府讓他離開那個國家，由幾內亞人自己完成了這項工作。

但是我們兩人都感覺難以享用這麼好的飯菜。這也許是最後的晚餐。

羅伊·巴倫，蘇丹衛生部的醫生奧姆蘭·朱貝里（QmranZuberi）和我，我們三個人分頭活動，想在當地埃波拉病患者還沒有把疾病傳染給周圍的人之前就找到他們。一個當地醫院的護士把我帶進了小樹叢。在開始追蹤病人時他最有辦法，因為他自己就來自一座像這樣的大院，與這一地區的許多人都很友好，並且熟悉他們的生活習慣。在確定誰想誤導我們時，他特別機敏。他總是使用紐約或芝加哥任何正派偵探在進行調查時所使用的同樣技巧。首先，他會向人們詢問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況，然後會以贊德語（Zande）翻譯給我聽，告訴我：「這個人說我們應該到那邊去，到西邊去，在那裡我們可能會發現一個患有埃波拉的女人。」

於是，晦，你看！緊要關頭出現了解圍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臨現場。你猜，誰來到朱巴機場了，不是別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還有，他有自己的飛機。原來英國聖公會在蘇丹南部被圍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隨者。他是去南方幫助那些信徒而途經此地的。顯然，對於當地政府，主教是比我們更為重要的人物，因此沒有人會幹涉他，不讓他飛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於是，我們找到大主教請求搭乘他的飛譏。他說：「當然可以，來吧！」

經過了緊張不安的兩小時后，飛機降落在一個坑坑窪窪的簡易的柏油跑道上。終點站不過是一個上面蓋著有光澤的馬口鐵屋頂的大棚子。只看見幾個人，荒蕪的氣氛籠罩著這整個地方。飛機立即開始滑行，掉頭飛回喀土穆，沒有載任何乘客，因為飛行員不願在附近停留。

我使自己堅強一些，仔細地看著玻璃片，首先檢查陽性和陽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實驗在進行。老婦人血清中的細胞又一次呈現出墨綠色，呈陰性。她從來就沒有患過埃波拉，我也從未受到過感染。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腦子裡。但聽起來他很不錯，——直到萊爾又說：「順便說一句，他也從來沒有出過國，好好照顧他。」

蘇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與塞內加爾航空公司、布魯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爾）和獅子山航空公司（現已停業）這些無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經驗，也經受不了這次飛行給我們這些可憐乘客帶來的神經緊張和心臟怦怦跳的感覺。飛機能起飛似乎是一個奇迹。而這次航行能夠安全著陸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說下面一句就夠了：飛往朱巴途中的恐懼早把我對流行病的擔憂一掃而空。

「說謊，」我的嚮導用他慣常的權威口氣說「沒錯，他在撒謊。」

當我問他是怎樣獲得這樣聰明的，他總笑著說：「我們還站在這裏幹什麼？」

這一次我決定要在現場用海倫精心包裝的試劑對埃波拉作出診斷。但我還需要一些專門設備。我幸運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發時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紐文霍夫（Simon Van Nienwenhove）。西蒙曾沿著更加靠南的路線尋找扎伊爾埃波拉病的發病根源。他仍然在這個地區工作。他是一個比較粗壯的比利時人，看起來像一個16世紀佛蘭德富裕的坐在那裡讓人替他畫像的自由民。雖然他外表輕鬆，甚至有些懶散，但實際是個對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滅非洲一種厲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這種病是由一種惡性單細胞寄生蟲侵入血液和大腦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點像瘧疾，不過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種特別髒的、名叫采蠅的昆蟲傳播的。西蒙渴求簡樸，過著隱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實的非洲職員照顧他。他把他作實驗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給我們做住房。他一點不擔心我們會把埃波拉病毒帶進他的設備里。他在非洲危險地區里生活大久了，不會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們的技術專長。他的實驗室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有一個汽油發電機供電，還有一個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這使我們不必再手搖曲柄來分離血液，因為冰箱能起同樣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將抽樣直立著放在冰箱內過一夜，而不必用機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漿與血液分開。第二天早晨，血細胞就會凝結，沉澱到試管的底部。我可以輕易地將浮在上面的、金黃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須記住血清里可能充滿了病毒。

醫務實習期后。我必須當六個月的外科往院醫師。但外科不適合我的性格，外科醫師好像並非真正需要用腦子辦個。他們老是開刀。除此之外，我的興趣在另外的方面。自從我在謝洛克夫人手下工作、護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對病毒著了迷。因此當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醫師的任務之後，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衛生實驗室服務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裡是英國一個病毒學訓練的好地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血漿的療效之一是在短時間內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體滴定度，這意味著一旦使用了血漿就不能再把抗體的出現當作良好的診斷指示器。一般認為是血漿中的抗體殺死了病毒。換言之，對一個使用了免疫血漿的病人來說，當你測量其人的抗體時，你不知道那是誰的抗體。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在給免疫血漿之前我們已來了血，所以我們無法發現埃波拉的抗體。這可能意味著她還處於發病初期，這就比較好，或者說，這告訴我們，她沒有感染上埃波拉，這也比較好。但是，我比較肯定這個可憐的女子的確得了埃波拉。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才作出這個決定，並用了更長的時間才真正參加和戴維所描述的那樣一項調查工作。然而，我總是一個後來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許多障礙，遠比我想象的要多。

我們用了一些時間說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給我們看護。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把她送到醫院后，不會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們絕對會把她的遺體送還他們進行適當的安葬。

有一次，特麗莎和我忽發奇想，用彩色蠟筆在病人的記錄紙上做標記：紅色代表血紅蛋白，黃色代表膽紅素（bilirudin）。膽紅素是引發黃疽病的。我們把結果貼在病人的床腳一端。謝洛克夫人黨得這樣做挺好，並讓年長的住院醫生們看。她大聲說：「瞧，孩子們，事情就該這麼做！」（她總是稱呼男士們為「孩子」。）「現在你們可以看見發生什麼事情了」。我們的同事們真正喜歡我們兩人。我們可以看見他們那種咬牙的樣子。

我本想說：太棒了，咱們走吧。

第二天，飛行員愉快地上路，帶著血液抽樣回到喀土穆。我們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現在要安頓下來繼續我們的調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發。

到達喀土穆時，我們為自己鼓鼓氣，以便會見保羅和法克里所介紹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執的官員，但我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討人喜歡的助手前來迎接我們。他告訴我們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來就不多）都取消了，因為政府設立了防疫線。由於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離恩扎拉最近的城鎮——的最後一次航班在兩小時內就要起飛。也不知道是否很快還有另一次機會。我們必須迅速作出決定，這真是進退兩難。本來我們以為在喀土穆會有足夠的時間收集更多的有關流行病的信息，弄清當地的政治情況。最後我決定獨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裡的形勢。從那裡，我可以盡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將羅伊留下，收集世界衛生組織為我們在喀土穆存放的防護衣，期望晚些時候我們在恩扎拉相會——假定他能夠到達那兒。

當我11歲時，我被送到威爾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學校讀書。那好像被放逐一樣——真正完全的隔離。我在那裡度過的6年時間，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為了排遣孤獨感，我貪婪地閱讀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說和詩歌。我學音樂、彈鋼琴和風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