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題雖為「有懷靈均」，但屈原在他眼裡卻一無是處：他那些「驚采絕艷」的騷辭，只不過是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貞亮」；那些「體物」之情「崎嶇」激蕩而又憂鬱悲傷，有違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貶官便形諸「慍色」，也未免太狷狹浮躁了點兒，哪有一點兒賢哲與時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滿面憂傷，愁思鬱結，與那些坦蕩無悶的聖賢相去何其遙遠；一個人到澤畔行吟以潔其身，把忠君之節也棄而不顧，至於沉江自絕其性，更棄絕了對父母必須履行的孝道。總之，他露才揚己，不忠不孝，雖然名忝君子之場，其行不過是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個喜歡猜謗別人又常遭別人猜謗的「小人儒」，死後更是個無人吊悼的死鬼。

現在輪到別人指孟郊的脊梁骨了。蘇轍對孟郊的憤激與哀鳴很有點看不慣，他在《詩病五事》中說：「唐人工於為詩，而陋于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這和孟郊當年指責屈原是從同一個角度，也是操同一個腔調，而且同樣都不近情理。要是孟郊能聽到這段指責，又能記取自己當年對屈原的非難，他是挺身替自己辯解呢，還是低頭默認蘇轍的批評？

這種清寒瘦勁的詩境，是詩人對自己生存狀況獨特感受的結果，苦澀貧寒居然還這樣富於詩意、這樣耐人咀嚼回味，在唐詩中的確別具一格。由於他受夠了貧寒孤單的煎熬，所以特別渴求和珍惜人間的溫暖，如《答友人贈炭》：

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盡頭，此刻他沒有想到「忠節寧見輸」和「孝行焉能俱」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問題，現在他也想到自殺了，落第無論生還是死都是恥辱，但「死辱片時痛」而「生辱長年羞」（《夜感自遣》）。之所以沒有去死，與其說是他缺乏自殺的勇氣，還不如說是他對舉場的醜惡還沒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如說是對中舉還抱有一線希望。《失意歸吳因寄東台劉復侍御》一詩說：「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詞，仰寄高天鴻。」離婁是傳說中能視百步之外的目明者，子野是能聽千里之外的耳聰者，詩中用來指代主考官。自己這次下第不是考官不公平，也不是他們缺乏鑒賞力，而是自己這塊至寶或這曲至音，絕非凡眼能別凡耳能通的，要等到非常之人才能識我這非常之器。可憐的孟郊要再碰次釘子后，才明白離婁既不明子野也不聰。

令人費解的是孟郊自己也並不溫柔敦厚，他的內心世界從來沒有中正和平過，他的情感更是一直在走極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續暮愁」（《卧病》）的是他，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的也是他。從他現存的詩作來看，真正「春風得意」好像僅只登科后那一短暫的時光，他的一生屢屢被逼到人生絕境：「四望失道路，百憂攢肺肝。」（《商州客舍》）將他指責屈原的「胸襟積憂愁，容鬢復凋枯」這句話，移以評他自己再切合不過了。他一生的悲劇是那個社會大多數寒士的典型，而他個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為代價，體味了一個正直無依的寒士生存的艱難，深刻地認識到了上層社會的虛偽腐敗，因而他的意義不在於修得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種近於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畢生用憤怒的調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鳴，在當時的士林激起了廣泛的迴響。聞一多先生在談到元和詩壇時說：「老年的孟郊，正哼著他那沙澀而帶芒刺感的五古，惡毒地咒罵世道人心。」由於他詩風的別具一格，更由於他對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罵叫人拍手稱快，他身邊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國史補》卷下載：「元和已后……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他不是不滿於屈原的「體物情崎嶇」嗎？「矯激」比「情崎嶇」走得更遠。我們在此絕不想反唇相譏，像孟郊指責屈原那樣去指責孟郊的「矯激」，相反，倒是認為正是這種矯激給他的詩情帶來了深沉和「鋒棱」。對他非難屈原的心理動因的分析且挪到後文，眼下我們的焦點要集中於他矯激之情所蘊含的社會內容上——他的矯激來自對舉場昏濁的憤慨，來自對造成自己終生困頓的世道的不滿，來自對「王門與侯門」的憤激。hｔｔｐs://ｒｅad.９9csｗ.cｏｍ

幾次進出考場，始而自負激動，繼而絕望痛苦，接下來便是明白真相后的憤憤不平：「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攜一束書，去去誰相親」（《大樑送柳淳先入關》），「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自然照燭間，不受邪佞侵」（《古意贈梁補闕》），「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寓言》）。

第三次參加進士考試時，孟郊已是揚名全國的詩人，通過廣泛的社會交遊，也干謁了不少當朝權貴，還被迫打通了一些「關節」，又有許多友人為他揄揚舉薦，這才好不容易登科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毫不遮掩地表現了他內心的興奮和喜悅。《同年春宴》也寫于同時，它真切地反映了那些登科者共同的心聲——「鬱抑忽已盡，親朋樂無涯」。有唐一代特看重進士，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官場上要數進士出身的牌子亮，所以他自己一掃昔日的「鬱抑」，親朋也為他彈冠相慶。然而，進士並沒有真正改變他潦倒貧困的命運。他等了四年才弄到溧陽縣尉這頂頭銜，到任后又完全適應不了俗吏的生活，《溧陽秋霽》說：「星星滿衰鬢，耿耿入秋懷。舊識半零落，前心驟相乖。飽泉亦恐醉，惕宦肅如齋。上客處華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齟齬回難諧。」他和身邊的黠吏關係很僵。因此「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叢條，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馳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他晚年仍然過著依人作客寄食求衣的生活，他是在咀嚼貧窮和詛咒貧窮中挨過一生的。我國古代很少詩人對貧窮的感受比他更深切，因而他的言貧詩以其情感的真切和風格的奇峭而打動了歷代讀者。九-九-藏-書

中國詩壇上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的主將中，元稹晚年與宦官勾結，在朝廷過起宰相癮來。白居易晚年也是官運亨通，《序洛詩》自稱其時的詩歌創作「皆寄懷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他安然享受著「世間好物黃醅酒，天下閑人白侍郎」的閑適生活。韓愈晚年官場上也有點左右逢源，早年的憤慨不平一變為降心順俗，原先抵排釋老那種縱橫馳騁的氣勢也消磨殆盡，開始逐名利耽聲色佞權貴，有意抗俗而以文為詩，一反平弱柔順而奇險恣肆的詩歌很少出現了，興趣轉向那些細膩委婉的近體小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台。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他有滋有味地品嘗著朝官的餘裕與風雅，既然沒有什麼「不平」，自然也就不會再「鳴」了，為皇都妝點太平還來不及哩。這個社會把它的文人逼向人生的歧路口：要麼與它同流合污，至少是與它周旋敷衍，這樣就可以分得一杯羹；要麼保持自己的節操和人格，因而就忍受終身落魄潦倒。半是沒有碰上機遇，半是不肯趨炎附勢，「萬俗皆走圓，一身猶學方」（《上達奚舍人》），一生沉淪不偶，他的晚年生活自然不如韓、白風雅：「霜氣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勝。鷕鷕伸至明，強強攬所憑。瘦坐形欲折，晚飢心將崩。勸葯左右愚，言語如見憎。」（《秋懷十五首》之十三）他一輩子都是個寒士，因而一輩子為寒士鳴不平；他從來沒有從上層社會分得紅利，因而不可能與那個社會和解，一輩子都是那個社會的詛咒者。「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吊元魯山十首》之三），這是悼人，也是自悲；是哭他人，也是罵時世。

這是一個「拙訥」正直的詩人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寫照：貧病交加，俯仰承顏。他一生四處漂泊求生，「十日理一發，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長安羈旅行》）。「貧寒」二字連用無疑有某種心理根據，貧窮的人對清寒格外敏感，蘇軾以「寒」許郊雖含貶意，從詩境看卻不無道理：

現存《孟郊集》中應進士之前的詩作很少。四十歲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帶流浪，去長安應進士試他才得以深入社會，得以深刻地體驗人生，而他人生一連串的悲劇也從應進士試開始。四十一歲那年，他覺得自己「才飽身自貴」（《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於是唱著「白鶴未輕舉，眾鳥爭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來長安應進士試，滿以為自己這隻不輕舉的白鶴，在「爭浮沉」的「眾鳥」中，一定會鶴立雞群，旗開得勝。可他高興得太早了一點。韓愈在《孟生詩》中勾勒了他剛來長安應試時那副寒酸土氣的模樣：「朅來游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從孟郊拙於應酬的樣子，韓愈知道他決不是出於「軒冕族」，可這位寒門孤士又自負才華，覺得憑自己的實力就可平步「青雲路」（《長安旅情》），所以「莫肯低華簪」去巴結公卿。這次考試落第的下場是可以預料的，但對孟郊來說卻是次意外的打擊，看到榜上無名后，他覺得痛苦羞辱極了：

第二年，他又來到長安碰運氣，可是仍然沒有人識得他這塊「至寶」，他又一次被拒絕於進士的大門之外，《再下第》說：「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久困舉場使他面目枯槁，形容憔悴（見《下第東南行》），他悲痛得心如刀絞：

胡震享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因為他不是名場旁觀者而是名場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名場種種醜惡現象的抨擊就格外激切，因而成了失意于舉場的寒士的代言人。唐代科舉制度的確立，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的子弟得以走上政治舞台，打破由門閥世族一統天下的局面。「起宰相於寒門」這一歷史的要求，已變成了一種社會現實，從前的世家大族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但是，這隻是表明世族開始走向衰微，它的淫|威余焰沒有完全消失，門戶等級觀念還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不少當朝主政的寒族又逐漸蛻變為新貴。他們一方面通過門蔭爬上高位，一方面操縱舉場堵塞寒門子弟的仕進之路。越到後來舉場的流弊越多，考官既以此來結黨營私，舉子因而也藉此賣身投靠，才學的較量惡變為利害的權衡。《唐摭言》卷二載：「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在當時出現這種現象一點也不足為怪：「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那種環境自然迫使大批舉子出賣人格和靈魂，爭相「驅使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有時考試是為了障人耳目，中舉者的名單考前就內定了。《資治通鑒·唐紀五七》載：「長慶元年三月……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文中提到的這些炙手可熱的公卿子弟，即使「無藝」也照樣高中。九九藏書

四十三歲那年孟郊第二次考進士下第，他一氣之下自朔方南遊湖楚，《下第東南行》說「越風東南清，楚日瀟湘明。試逐伯鸞去，還作靈均行」，看樣子好像要仿效屈原行吟澤畔以抒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卻又毫不講理地把屈原給數落了一通：

繩子總是從細處斷。倒霉的事都讓孟郊撞上了，舉場挫折、仕途坎坷和貧病折磨之外，晚年又接連遭受喪子之痛。十歲的大兒子病死，接著小兒子又一個個夭折，這個不公平的世道奪走了他的一切寄託和安慰。對於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來說，老來喪盡子息不光是一種情感慘痛，斷子絕孫更是一種道德上的折磨，他的許多悼子詩催人淚下，白頭人哭黑頭人實在凄慘：

貧窮摧殘了他的身體，也使他的精神生活憂鬱而又灰暗。我們來聽聽詩人自己的傾訴：

韓孟詩派中的一些著名詩人，要麼久困舉場，如韓、孟；要麼終生不第，如賈島。韓愈在《上兵部李侍郎書》中說：「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余年矣。」他為自己「曾不得名薦書」而苦惱，忍受著白眼和侮辱，一次次卑躬屈膝地逢迎公卿，「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地獻媚權貴。他後來把自己比孟郊先中進士，一五一十地說成是比孟「奸黠」些的結果：「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奸黠，自慚青蒿倚長松。」賈島是一個舉場的犧牲品，「應憐獨向名場苦，曾十余年浪過春」，「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白頭」，這些詩句近乎凄慘的哀號。九-九-藏-書

孟郊這兒對屈原的責難，完全是跟著漢儒學舌，我們來看看班固的《離騷序》：「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孟郊上面那首詩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換成了韻語，班固僅是不講情理的指責，「死為不弔鬼，生為猜謗徒」簡直就是謾罵，班固尚且承認騷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而在孟郊眼裡這隻是炫耀自己情操「貞亮」的一件華麗的外衣。這也許是歷史上對屈原最苛酷的批評了，連宋代那些大談存天理去人慾的道學先生也沒有這樣非難過屈子，朱熹還撰有《楚辭集注》八卷，把屈原作為志行高潔的典範。

韓愈特作《孟東野失子》以質問蒼天：「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一個正直而又富才華的詩人，竟然落得「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賈島《哭孟郊》）的結局，這不是用一句「自古詩人多薄命」就能敷衍的，這種遭遇本身就是對世道的抗議。孟郊清楚這是末世造成的，所以他沒有去問蒼天而去責世道：「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兒月兩相奪，兒命果不長。如何此英英，亦為吊蒼蒼。甘為墮地塵，不為末世芳。」道盡了他對社會的憤怒與無奈。孟郊的不幸激起了世人的不平和同情：「但是洛陽城裡客，家傳一首《杏殤詩》。」

可見，孟郊在名場的委屈、辛酸和痛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每次登科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寒士都名落孫山，老死牖下。他的一曲《古興》自然能在舉子中引起強烈的共鳴：

不過他再也不會天真地認為考官們是耳聰目明的離婁和子野了，他已看清舉場的種種污穢，「始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長安羈旅行》）。任憑你才凌屈宋、德齊古賢，如果沒有過硬的後台或靠山，如果不曲意逢迎權貴，等待你的結局肯定是「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嘆命》）。下面一首寫於他再下第之後，不僅表現了他個人痛苦的深度，也表現了他對上層社會認識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