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主流的一方則論證工業化時代大城市的興起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什麼錯誤，現代化伴隨著城市化，而城市化應當是大中小各種城市的同步發展，這是普遍規律，不存在什麼專門發展小城鎮或小城市的特殊道路。在現實中，小城鎮佔地多，浪費資源，這恰恰是土地稀缺的我國國情所忌，而經濟上分散化導致產業有機聯繫削弱，第三產業發展困難，影響結構升級。另外在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方面，我國許多地區「小城鎮病」的嚴重性也不亞於所謂西方的「城市病」。所以我國不能拘泥於「小城鎮主義」，而應該給大中城市更大的發展空間。

之所以有感而發，是起因於最近收到一份學生來信，信中感嘆農村缺少人才，認為還是文革那時好：那麼多「知識青年」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確，如今要討論知青或城裡人在農村是否「大有作為」，也許會有一場論戰：有人覺得確實大有作為，有人則認為那種作法糟踏人才。筆者當年是自願下鄉的，並且的確至今不悔。但我知道大多數人下鄉並非情願。我當年相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至今也不認為這句話是錯的。但問題在於：即reａｄ•９9ｃｓｗ•cｏm便這話成立，它能成為強制非自願者下鄉的理由嗎？上山下鄉運動的結局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場運動之所以失敗，並非因為「廣闊天地」可不可以有所作為，而是因為它的強制性質。正是這一點使它不得人心，釀成許多悲劇，「青春無悔」的高調掩蓋不了青春有怨的歷史。據說發動這場運動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別」，尤其是縮小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然而正是這場運動的強制性，使農村在城裡人眼中成了流放地的代名詞。在強制下人們為逃離那裡而不擇手段，強制一旦放鬆，頓時出現上千萬人的「勝利（？）大逃亡」。正是在這場運動期間，我國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發展到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堪稱為現代種姓制，其他權利姑且不論，僅經濟差別而言，那時城市內部、鄉村內部各自都有平均主義的一套，然而城鄉收入的「等級」分化卻使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在1978年（運動結束那年）達到0.331，不僅超過所有「修正主義」國家，也超過了不少資本主義國家。

不久前在一本雜誌上,我又看到了關於我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的討論。九_九_藏_書這已是80年代以來的老話題了：主流的一方提倡小城鎮的種種好處，說它能避免現代大都市的種種毛病，如環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條件差等等，並認為西方工業社會的城市化是一條錯誤的彎路，如今他們已經為歷史的錯誤付出了代價，他們後悔不迭並開始「后城市化」過程，即回歸小城鎮與鄉村。他們的大城市在衰落而小城鎮充滿活力，大城市裡則是市中心區日益沒落而精英社區日益轉移到郊區和衛星城鎮。有人因此興奮地說：我國已經探索出了一條更優越的道路，即通過發展小城鎮而「超越西方都市文明」，為人類開闢了一條通向「后都市時代」的捷徑，許多西方人是那麼羡慕我們，並呼籲我們吸取他們的教訓，一如既往地發揚「小城鎮主義」。還有些論者則把「小城鎮發展道路」與鄉鎮企業的奇迹聯繫起來，以大城市國有企業的困境與鄉鎮企業的欣欣向榮來論證小城鎮的好處。

其實如果真正討論聚落規模，如今圍繞小城鎮的許多提法很難說有何意義。浙江龍港這個「農民城」已有十幾萬人口，多於一些地級市區，但一般「小城鎮主義」者不會認為進入後九_九_藏_書者的限制應當寬於前者。珠江三角洲常被視為「小城鎮」發展的典範，然而象東莞那樣在兩千多平方公里地域集中常住人口150多萬外加400萬打工者，人口密集度超過洛杉磯（3790平方公里人口300多萬），比倫敦（1580平方公里人口600多萬）低不了多少，有什麼理由說它還是「小城鎮」、說它比北京、上海更少「城市病」？至於鄉鎮企業對於國企的優勢，本在於其機制而不在於「小城鎮」，君不見我國有多少分佈在「山、散、洞」的「三線企業」，其效益不是比大城市國企更差嗎？

對這兩派論戰的是非，我沒有資格評論，現代化與聚落類型的變遷之關係是個很專業的研究領域，恐怕也很難說有什麼定論。但具體到我們面臨的現實，我覺得「小城鎮好還是大城市好」恐怕並不是問題的關鍵。我注意到：主張小城鎮優越性的人並沒有要求在大城市中發動一場如同當年「上山下鄉」那樣的運動來把居民疏散到小城鎮，而反對「小城鎮主義」的人更沒有主張禁止和限制農民進入小城鎮去居住與就業。顯然，聚落類型的利弊在這種討論中其實只是個借題發揮的幌子read.99csw.com，真正的問題只在於雙方對農民遷徙就業權利的不同態度：「小城鎮主義」的實際含義是：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阻止他們進入大城市。而反對的一方則認為不僅應當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也應當允許他們進入大城市。換言之，聚落規模問題在這裏一定程度上成了假問題，而「農民」遷徙、就業權利（在經濟學意義上也就是市場准入權利）才是真問題——「農民」二字打引號是因為：在這裏該詞顯然不是指一種職業，而是指一種身份等級。

那時許多知青可歌可泣的艱苦奮鬥的確創造了一些「大有作為」的事例，人們不該也不會忘記他們。但這改變不了因強製造成的整個運動的悲劇性質與失敗結局。如今我們仍然可以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仍然應該創造條件吸引人才下鄉創業、鼓勵文化支農、科技扶貧，正如鼓勵所謂「農民企業家」、「農民工」參与城市發展、鼓勵「鄉下人教城裡人怎樣做『市民』」一樣。但那種強制性的「知青運動」是不會有了。——其實今天人們也明白，當年發動那個運動的真正原因是數年動亂導致城市經濟破壞無法解決就業，而「奉旨造反」的紅衛兵也到了鳥盡弓藏https://read.99csw.com之時，需要儘快遣散以免轉為抗旨造反。至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則與「反修防修」等等一樣，只是一種宣傳，不是真正的（至少不是主要的）理由。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不能成為強制人下鄉的理由，與「小城鎮的優點」不能成為阻止農民進入大城市的理由是一樣的。廣闊天地是否有作為，是個人力資源配置問題，小城鎮是否有優點，是個聚落規模問題，而遷徙擇業自由則是個公民權利問題。農村需要人才，小城鎮規模適當，國家應當儘可能幫助它們增加吸引力。但這不可能通過堵塞公民的其他選擇來實現。當然，公民權利的實現是個歷史過程，誰也不能夢想人們的遷徙擇業權利能一下子落實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應當承認，「小城鎮主義」當初是這方面的一大進步，從知青運動時代農民完全被束縛于土地上，到允許農民「離土不離鄉」，再到允許他們「離鄉」進入小城鎮，這裏的進步人所共見。但今天現實又一次走到了理論的前面，在城市農民工問題日漸凸顯的今天，「小城鎮主義」的現實含意已從側重於「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變為側重於「阻止」農民進入大中城市。我們也就應該對此進行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