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地址嗎？有詳細地址嗎？你該有詳細地址啊！他一番搶問。

跨文化研究與區域發展，我答。

不知何故，移民官開始發狂，用極不友善的語氣說，你不可能沒有地址，如果司機不知道地址怎麼辦？你是否真的來開會？開的是什麼會？主題是什麼？重講一遍。這番搶問令我開始懷疑眼前的移民官是由蔡瘋華或紅潮瘋化妝所扮，目的只是考驗我的耐性，而且電視台在遠處設置了一部攝影機在偷|拍。

忽然想起薩義德，可能因為前陣子讀完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書內有一張他在哈佛念研究所時拍的照片，高大英俊，鼻架墨鏡，頭抹髮油，好一個中東新潮帥男。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於九四年發現患上白血球過多症，當下心愿是從紐約移居波士頓哈佛，回到這個曾經給他不少「學問溫暖」的地方。哈佛人無不眷戀哈佛。

飛機準時起飛，我花了不到十分鐘看完三份中文報紙，然後很不滿意地對自己說，香港報紙怎麼搞的？愈來愈淺薄，愈來愈只值得翻看而不值得細讀。更不滿意的卻是此番在飛機上的座位竟被安排在廁所旁邊，十四小時的經濟艙而坐在廁所旁邊，做了廁所「所長」，你都咪話唔閉翳。

看來應該跟你說說這趟美國東岸的旅程了，否則現在才是晚上八點，窗外波士頓街頭零度天氣，窩縮在酒店房間內的我又有什麼好做呢？

這趟是出門不順，早上八時多的飛機，那是我最痛恨的起飛時間，六時多須往機場報到，五時多須起床準備，小女孩被我吵醒了，睜著惺忪睡眼拉著我的大衣說，你要答應開完會馬上回家，一天都不能玩耍啊！是的是的，一定一定。我哄著她，心裏卻想，可笑的孩子，開完會，還有一堆醫生和護士在等著我順道檢查呢！這當然不算是玩耍，我沒有騙你。

住哪裡？有地址嗎？他開始有點不耐煩地追問。

喔，不，尚有唯二可惜。入境時不幸遇上一位態度卑劣的移民官，檢查我的護照，問我來此亞美利堅合眾國所為何事？開會，我答，學術會議。

楊步偉把書題送給一位洋人，名字我忘記了，但當時我極好奇，跑到圖書館查數據，終於在一個文學檔案里找到該洋人的來歷背景，原來他是英國人，曾在香港大學任教，楊步偉出了自傳，路經香港，簽名送他一本。不知何故，該書輾轉被收於美國中西部的大學圖書館內，而今天找到此書的我亦來自香港，撫摸著扉頁上的楊的簽名，剎那間，幾個地方於我的手指頭上串連起來，數個世代串連起來，感受特別窩心。

說到醫院，我對哈佛大學醫院的專業精神是心悅誠服的。那一群醫生護士，資深的、見習的，在檢查的每個步驟都一絲不苟，認ｒeａd•９９cｓｗ•ｃoｍ真萬分，老醫生拿著檢查結果向年輕醫師講解分析，我做了他們的「實習病例」，但我毫不介意。在聆聽的過程里，我對自己的身體加深了許多了解，原來腦內有一張如此複雜的電路圖表，層層相扣，環環相連，那比什麼586、686、×86來得奇妙百倍；有人說肉體只是臭皮囊，其實肉體是一具極精緻的皮囊，相比之下，所謂「精神」實在單純太多，簡單太多。

然而畢竟年紀大了，而且欠缺健康。數年前一開車就是三、四個鐘頭不必休息；今天呢？開了九十分鐘便覺雙腿發抖、腰酸背痛，雙目更是景況堪憐，可能因為前陣子做過視網膜修補手術，累不得，不可累，開完長途車之後眼前直是天旋地轉，離開車廂時竟然頭昏欲吐。休息半小時，喝半熱咖啡而伴之以香煙，休息室卻嚴禁吸煙，只好站在室外零度氣溫里吞雲吐霧，元氣恢復得特別慢。

趙教授於一九六○年以《宋代音樂史料和詮釋》論文取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十四年後取得正教授資格，是哈佛前十位女教授之一，也是東亞系第一位女教授。趙教授於一九八三年與陸惠風博士合組「劍橋新語社」，約定在每月最後一個周五晚上交替在趙家和陸家舉行文化沙龍，縱論古今中西大事小事。文化沙龍有一項特別的「吃粥儀式」，主人家每回必煮粥款客，讓大家邊填肚子邊聊文化，趙家煮的是紅粥，陸家煮的是白粥，紅白交替，是哈佛華人學者每月一次的「紅白盛事」。此番會議，曾在哈佛苦讀七年的張隆溪教授亦有與會，他對趙如蘭教授笑道，他在城市大學亦是每月籌辦一次文化沙龍，亦承續了「吃粥儀式」，這是文化生活的延續，人在哪裡，生活就在哪裡，文化自亦不會中斷。

薩義德說獲悉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時的最大感覺是恐懼，念及即將離開心愛的妻子和女兒，徹夜難眠，其後是急於「回歸」，在有限的時間里進行「許許多多的回歸，嘗試回到已經不再的人生片段或人」，例如帶著妻女回到耶路撒冷，又例如動筆撰寫回憶錄，更例如坐下來寫信給已經逝世多年的母親。那當然是一封寄不出的信，在薩義德的生命里，母親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他說，數十年來「在我自己經歷根本大變——思想、情感、政治上的大變——的時候，我覺得我真正可以倚靠的，就是母親，她的人，她的聲音，她包圍我的母愛」。《鄉關何處》（台灣立緒出版）是一位思想大師的成長回憶錄，卻也是他處理自身與母親關係的懺情書，大師的理論對你來說可能冷冰冰，他對母親的依戀卻必令你感覺人間溫暖。如果薩義德相信將能在另一個時空里跟母親會合，他對死亡必不再感到過於恐懼了。

是夜我也見到趙如蘭教授的丈夫卞學璜，他是麻省理工學院航學工程教授，剛退休，白髮蒼蒼而文質彬彬，極具學者風httpｓ://ｒｅaｄ•９９ｃsw.ｃom采。據說趙元任和楊步偉是「絕配」，趙是語言學家，卻很安靜，在應酬場合上總是楊步偉滔滔不絕，趙則坐于其旁，沉默微笑；趙如蘭不僅繼承了趙元任的語言和音樂天分，以這兩方面的研究學問揚名，連夫妻相處竟亦雷同，趙如蘭很健談，滔滔不絕，卞教授則坐于其旁沉默微笑，好一對學者夫妻，文理相配，動靜相宜。你一定比我更羡慕他們。

胡的父親已八十多高齡，是國民黨高官，曾任軍校副校長，打過日本鬼子，打過他眼中的「共匪」。老了，離開那愈來愈不中國的台灣，垂老異域。我們到老人宿舍看他，他不良於行，卻仍耳聰目明，勤看報紙雜誌，故對陳水扁政府毫不陌生，當然更是批判多多。我輕輕問一句：「你覺得民進黨上台，如何？」他即滔滔不絕抒己見半小時，令我聯想到張大春小說《四喜憂國》內的主人公。國家興亡，匹夫憂心如焚，在天下崩塌之前奔走疾呼。可惜，要崩塌的天下仍是要崩塌，再呼再叫亦無用。胡伯伯于異域頤養天年，在這安靜的國度，心情卻仍是沸騰的。

在返回繁華喧鬧的香港以前，匆匆遊了波士頓近郊一趟，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胡小姐很熱心地擔當導遊兼司機，兜兜轉轉，看了宋美齡就讀的女子中學，看了梭羅在《湖濱散記》內所日思夜念的湖和小屋，看了埃默森的房子，看了《小婦人》的課室場景，看了獨立戰爭第一戰場，當年在此響起第一響槍聲，一個新而美而勇敢的國家於焉誕生……

歸程時已是傍晚，停車於一間超級貨倉前面，進內買了兩盆聖誕紅，然後驅車往看胡的父親。胡于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往加州，讀了兩個學位，到燕京圖書館工作已然二十年，許多大學的圖書館館長出缺，有人推薦她，她都拒絕，嫌做館長要掌管太多行政，結果必是「做人」多於做事，她寧可死守館內陣地，替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和學人整理、添購精神食糧。我們談到漢學家費正清，她說，費于逝世前可能有預感，許久許久沒去燕京圖書館了，忽然去了一趟，也沒借書，就只是看幾眼，然後沒幾天便病逝。漢學家死前猶惦記著滿館的中文書，可見其學問生命之真摯。

我笑笑，複述剛才的答案，本來想嘲諷地把開會主題改說為「Racism and the Decline of USA」，但硬生生忍住，不想惹出麻煩而延誤時間。只剩不到半小時的轉機時間，若再跟這瘋子糾纏，趕不及於五時前抵達波士頓，無法出席會議歡迎晚宴便極可惜。

在芝加哥入境美國，天氣嚴寒，我把頭埋在大衣領內，再拿出皮箱內的毛帽，戴上，拉下帽緣，幾乎蓋住整張臉而只露出兩隻經過長途飛行而疲憊浮腫的眼睛，嘴巴呼出重重熱氣。這是我https://read.99csw.com熟悉的天氣，這是我住過兩年的芝加哥，這是我喜歡的寒冷的北地。唯一可惜的是沒有雪，沒辦法做個心情躍動而幼稚的「雪來瘋」。

天意弄人，無法改變，只好苦中取樂。西方人說：「如果上帝賜你一堆馬鈴薯，那就煎個薯餅吧！」我非西方人，卻也只好如此，於是我借地利之便，一來比平常搭飛機多上了好幾十回廁所，二來暗中細算男人女人的上廁所時間，驗證一下女性主義者的「女人需要用更久的時間來上廁所，所以應該建多些女廁」的說法。

東岸的天氣冷而干，躺在旅館床上，牆邊噴出來的暖氣令我心暖，卻也使我乾燥得嘴唇裂、鼻血滲流，覺得自己像一隻被放在焗爐內的燒雞，爐火加溫而我無所逃于天地間。恍惚之間隱隱夢見一杯一碗的鮮橙汁、生魚湯、甘蔗水之類潤喉佳品在眼前飛來飛去，很想伸手去拿，但手腳無法動彈，非常痛苦，如此掙扎到天色微亮，床頭電話響起，morning call，是時候開車上路了。

很想告訴你一樁高興的事情，但你必須先答應不會笑我幼稚。嘿，在杜維明教授的派對上，我終於有機會坐在趙如蘭教授旁邊，跟她聊天。

走在哈佛校園忽然想起Edward Said。他的理論巨著《東方主義》知名於世，其實他另有數本對媒體的分析批判同樣精彩，可惜沒有中譯本，華文閱讀世界談之不多，他的《知識分子論》中譯本于去年出版，出於學院而批判學院，冷笑學院眾生，傲然思考混沌。書和作者同具魅力。薩義德一九三五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少年歲月在開羅和黎巴嫩度過，身為阿拉伯人而為基督徒，身為巴勒斯坦人而持美國護照，遊走于不同文化身份與語言之間，造就了一個敏感的心靈，由是寫出《東方主義》以批判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理之所當。

從新澤西返抵波士頓已是天亮，在公路上看著天色由暗轉明，心情頓然亮麗，充滿積極的奮鬥意志。儘管我明白，通常這意志僅能維持一至兩天便會消散無形於混沌的黑洞。嗯，幾乎忘記告訴你數天前在旅館的一樁醜事。臨睡前刷牙，已摘了隱形眼鏡，千度近視焦點模糊，擠了牙膏即把牙刷往口腔內又捅又刷，將自己弄得滿嘴白沫，但忽然，隱約覺得牙膏味道有點陌生又有點熟悉，既不像牙膏卻又像某些我頗常用的物體，於是連忙拿起牙膏筒，眯起眼睛一看，我的天，原來那是一支無比膏！呸呸呸！嘔嘔嘔！用盡一切力量把口腔和喉嚨內的無比膏吐得一乾二淨，否則要往醫院急救，實在丟臉！

九_九_藏_書果然，女性主義者是對的，根據我在兩個鐘頭內的統計顯示（可信度不比鍾庭耀的民意調查差），女人每次平均需花四分鐘又廿七秒使用廁所，男人則只需三分鐘零五秒，男女之別，非常明顯。而且我發現，女人上廁所的頻率似較男人為高，有五個女人于兩小時內重複上廁所，男人則只有兩個。當然，那五位女士到廁所不一定只是為了方便，但我猜，也不會是為了貪廁所香，化妝可能是主要原因。

談的主題是？他問。

按照地址找到小陸，他剛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並必須每年如期如量發表論文，如無意外，六年後該可得終身教職，好長的一場學術戰爭。他買了一幢廿年的老房子，一家四口，三個人等他早出晚歸，房子不算大，但有壁爐，柴火燃起，那就夠溫暖了。四年不見，我們坐于爐邊聊個痛快，陸的啰唆變得更多，我隱約覺得那源自生命的焦急，正如自己，說話速度愈來愈快也愈來愈不管對方是否聽得懂，只是兀自吐出心裏急著想說的，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只想儘快向世界見證自己的一切。

檢查過程遠比想象中簡單，聽了我想聽的答案，講了我想講的話，離開醫院時又是夜間時分。我回到哈佛廣場，在Garage的越南店吃了一碗滾燙的生牛肉河粉，侍應生態度很差，華人對華人，照例如此。晚上的哈佛廣場很冷也很熱鬧，街角散落站著流浪漢用很有禮貌的語言向行人索取零錢，你不理睬，他們仍很有禮貌地送你一句have a happy holiday，不知是否故意讓你感到內疚？返回教授會所途中看見一位痴胖的女子在等巴士，至少有兩百五十磅吧！我猜，顯是分泌失調。「我曾因為沒有一雙漂亮的鞋子而難過，直到我遇見一個沒有雙腿的人」，寒夜裡我忽然想起這句話。

收好行李，辦妥check out，離開教授會所，召喚的士載我到機場租車。的士駛經校園，這麼早竟然看見趙如蘭教授在路上緩緩散步。天寒，她身披綠色風衣，把蒼蒼白髮埋在頭巾之下，怡然走著、走著，很有淡然的典雅。我忽然想起哈佛燕京圖書館張鳳小姐在《哈佛，哈佛》書內談到的一幕情景，某年春天她與趙教授在哈佛校園閑逛而談到東亞系的某位洋教授，笑他總是「頭前腳后緊張地衝來衝去」。趙如蘭教授認真表示「洋人大多是那樣走路的，不像我們中國人總是腳先出來，再是挺出來的肚子和高抬的手……」，說著就在那哈佛老園的水泥路上，踱了幾個京戲老生的台步，人人都笑彎了腰，她也不以為忤。

再上路，再休息，再上路，抵達新澤西州時已是傍晚時分，比預期慢了兩小時；如果精力可以量化為時間單位，這數年間我所失去的精力便等值於一百二十分鐘，換了昔日的我，早在預期內抵埗。

坐在趙如蘭教授旁邊，我請教她有關中國音樂的疑read.99csw.com問，她耐心地答著。我忍不住告訴她一個「溫暖」的經驗：數年前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內找到一本《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作者楊步偉，亦即趙元任夫人，亦即趙如蘭的母親，而書的扉頁竟然有著楊步偉的親筆簽名！

沒有。轉機到了波士頓，我會搭的士，波士頓的司機都知道哈佛大學在哪裡，也都知道教授會所在哪裡。我開始有點失去耐性了，但仍保持禮貌地回答。

方向盤在我手裡，高速公路在我眼前，世界便是我的了。這是每回我在美國開車穿州過省縱橫賓士的感覺。在香港開的是一部高馬力的車，卻苦無公路，難以急行；來到美國卻租了一部低馬力的車，可我哪管它三七廿一，一于踩盡油門往前沖沖沖，逍遙九萬里如雲上之鵬，數千年前的莊子《逍遙遊》只不過是我於此時此刻的腳註。莊子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而我曰：香港有馬，其名曰家輝，輝之志，不知其幾千里也……

我不頂嘴，移民官總算冷靜下來，但仍刻意放慢手腳，盯住我的護照達三分鐘之久，似在捕捉人蛇。最後，終於，把護照交回給我，然後送上一句非常美式的have a nice day。這是一句很抵死的美語，在美讀書時常遭警察抄牌罰錢，抄完后，他把駕駛執照還給你時會附送一句例牌的have a nice day，故作禮貌，令你更覺氣頂。Nice day？ No damn way！

聽來很像fans見到偶像。是的，不怕你笑，我的心情的確如此。我是教育工作者，對學問感興趣，自然對大學者有崇拜敬佩之情。趙如蘭教授是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的女兒，趙元任夫婦於二十年代任教於哈佛大學，后返中國，趙如蘭十七歲赴美，住下來，讀書，教書，畢業於哈佛也任教於哈佛，並曾榮膺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而且是第一位女院士，成就驕人。

就這樣，我在十四小時的航程里做了這樣的一個無聊統計，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我不會進一步無聊到把統計數字寫成所謂「學術文章」，那只是沉悶旅程的聊以自娛，兼以寫在這裏，娛你。

哈佛大學的「哈佛教授會所」，我仍有耐心地答。

陸喚我留宿，我沒有，凌晨二時開車上路，天亮前開回波士頓檢查身體，中途只休息了一次。結束這趟旅程之後，真的可要好好休息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