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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

譯後記

2012年1月
黃昱寧


「無論他的視線落在哪個方向,這裏都是他的家,是這座星球上屬於他的角落。那些曾經被中世紀的農民或者十八世紀的勞工照管過的田野和樹籬,顯而易見,它們仍然組成不規則的四邊形,裝點著這片土地,每一條小溪,每一道籬牆,每一座豬圈,甚至每一棵樹,都有名有姓,沒準在1085年,當那位征服天下的威廉一世與顧問們共同協商並派人到全國各地調查之後,它們就已經在《最終稅冊》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從那以後,它們在經歷改良、歸屬、使用、消費、買賣、抵押時都要被重新命名;就像一塊表皮又硬又厚的斯第爾頓乳酪那般成熟,像巴別塔那樣充斥著紛繁多樣的人性,像尼羅河三角洲那樣歷史悠久,像一棟有幽靈出沒的停屍房那般擁擠,像一座吵吵嚷嚷的貧民窟一般喧鬧刺耳。有朝一日,這個傲慢而古老的王國也許會屈服於各種各樣的渴望,屈服於成為一座集墨西哥城、聖保羅和洛杉磯於一身的超級大都會的如夢誘惑,風化從倫敦開始,依次到梅德韋、南安普頓、牛津,再回到倫敦,組成一個摩登的四邊形,將以前所有的籬牆和樹木統統埋葬。誰知道呢,也許那會是一場族群和諧、建築恢弘的凱旋,一座世界之城,全世界最教人艷羡的世界之城。
2005年挪威境內的北冰洋之旅,在五年後被親歷者伊恩·麥克尤恩反覆提及——直到小說《追日》Solar)的宣傳期告終為止。那是格陵蘭島費爾韋爾角的一個環保組織發起的考察旅行,旨在邀請各國知名科學家和藝術家見證氣候變化問題。「那是我去過的最美的地方,」麥克尤恩對記者說,「但是,」——照例有但是——「同樣讓我難忘的,是我們一行人聊起氣候變化以及相關的社會問題時激烈的不和諧音,以及越來越喧囂混亂的更衣室。」事實上,麥克尤恩要強調的是,正是更衣室里的一片狼藉,以及這種狼藉與科考旅行的宏大主題之間形成的強烈反差,照亮了他對下一部長篇的構思。他突然想到,對於「理想主義」,其實可以有一種「喜劇性」的表現方式。
如是,便引出「冒險」的第二重含義:如此苦心經營,是否僅僅為了炫技?材料的豐富完整,是否反而破壞小說的戲劇感,讓小說不像小說?《追日》確實收到不少類似的抱怨,多半都來自那些讀完一半便憤而扔下的讀者。實際上,你很難說麥克尤恩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用足心機。小說只截取別爾德的三個人生階段(2000,2005,2009),這種三段體結構本身就是為了高度濃縮戲劇效果而設置的。第一部開場便是別爾德的第五任老婆紅杏出牆、與家裡的裝修工公然上床的通俗橋段,難得的是這老橋段只用最經濟的筆墨便通往最意外的效果。在一個典型的「麥克尤恩式瞬間」(請將記憶程序自動切換到《無辜者》的分屍場景、《在切瑟爾海灘上》的床上交鋒或者《星期六》中外科醫生與恐怖分子的對峙時刻),桃色轉成血色,偷人變成殺人,故事進而急轉直下,既驚悚又合理地盤活了別爾德本來大勢已去的人生棋局。那久違的理想之光,居然https://read.99csw.com通過一場卑劣的陰謀,再度照進了他心靈的暗室——於是,好的,壞的,陰差陽錯的,啼笑皆非的,都被迫在讀者眼前曝光。這不正是麥克尤恩在更衣室里悟出的道理——理想主義也可以用喜劇性的表現方式?譯後記不願以劇透來充分展現這種推進方式的難度和化解之道,只能提醒讀者注意,麥克尤恩從不屑於鋪陳閑筆。當他的鏡頭搖過家居全景時,請不要以為那是植入廣告,請格外注意客廳里那張畫著猙獰的北極熊的地毯。

對於這些描寫,麥克尤恩曾不止一次地強調過炮製它們的快|感:「我發覺某些科學語言極富音樂性,因而我在創作《追日》時,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十九世紀的詩人。科學語言對我有某種深深的魅惑力。」
《追日》是麥克尤恩近年來野心最大也最受爭議的小說,大西洋兩岸的評論陣營為此爭得面紅耳赤。英國評論界普遍持肯定態度,而那些曾經慷慨地用無數個最高級謳歌過《贖罪》的美國人卻表示不太能領會外表含蓄、內在陰損的「英國式諷刺小說」——也許只有《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種類型化的科學怪人才能讓美國人心有戚戚?不止一個美國讀者在亞馬遜上宣稱,被迫與別爾德這樣貪吃好色(隨著情節的推進,請注意別爾德的體重在勻速上升,食慾有增無減,而手背上與陽光輻射有關的黑色素瘤也在逐漸惡化,這些顯然都是與主題密切相關的隱喻)、自私虛偽的機會主義者親密相處三百頁的感覺很不舒適,並奉勸那些對男一號的人品和相貌有所期待的讀者(何況,除了這個人物的每一根汗毛都是立體的之外,其他人物都是扁平的)在購買前三思而行。事實上,在我看來,恰恰是這個很不可愛的人物,這個到最後聲名狼藉卻仍然對趕來擁抱他的女兒無法表達情感的男人(「他一邊張開雙臂抱住她,一邊懷疑,現在假如他努力裝作這就是愛,還有沒有人會相信他。」),承載著作者最深沉的悲憫。一個相信自己能拯救地球的人,其實連自己都無法拯救——這就如同我們宣稱要保護地球,卻從來管不好一個小小的更衣室一樣,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喜劇」更可悲?真相大抵是這樣的:我們當然不喜歡別爾德,因為他就是我們自己。
科學對於麥克尤恩的「魅惑力」確實由來已久。《愛無可忍》中的敘述者是個科普作家,《星期六》的男一號是成功的神經科醫生,這些人物的職業特徵,滲入整個小說架構的毛細血管,在關鍵點上成了直接推動情節發展的引擎。到了《追日》里,這種手段就更被運用得淋漓盡致,以至於有些評論家表示無法理解麥克尤恩近年來的「科學主義、理性至上」的傾向。
翻譯麥克尤恩的任何一部小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追日》則比我預料的更難。浮於表層的障礙來自陌生的詞彙,光譜不對稱性、共振、纏結、量子諧波振蕩器、弦理論、碳中立……自始至終,文本里都充斥著這些完全超出我知識範圍的字眼,我必須一一查證、詳細註解。更要命的是,麥克尤恩對它們的使用,一般不會停留在僅僅作簡單羅列的層面,如前文所言,他更喜歡讓這些「有音樂性」的字眼在一部文學作品里煥發出它們在科技文獻中不曾具有的生命力,讓它們組合成我們在其他小說中無法見到、甚https://read.99csw.com至無法設想的奇妙意象。碰到這樣的情況,我就得逼著自己不僅查出科學詞彙的對應譯法,更要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其機理,才能在譯文中真正體現原文的妙處。說實話,我雖自問儘力,仍然對譯文與原文的功能對等沒有十分把握。至於麥克尤恩在所有小說中一以貫之的行文特點和獨特的抗譯性,我在翻譯《在切瑟爾海灘上》的譯後記中就已經談到,在此不另贅述。

就情節的連貫性而言,第一部與第三部可以實現無縫對接。也就是說,這部小說的整體節奏在第二部中被大大延宕了——如果對第二部加以精簡乃至刪除,《追日》會不會更緊湊好看,或者至少更討巧一些呢?讀罷全書,我確實懷疑,第二部是不是過於依賴原始素材,科學界內部的政治關係有沒有必要用冗長的演講稿和會議流程來表達(雖然這些足以亂真的文本也是文體家麥克尤恩賴以炫技的時刻),那些夾雜在其中的顯然具有隱喻功能的段子(比如花了十來頁篇幅描述的「搶薯片事件」)會不會失之牽強。不過,第二部的存在至少有一個好處:它凸顯了本書的一大文本特色。整部小說雖然使用第三人稱,但幾乎全以主人公別爾德的視角展開。那是一雙科學家的眼睛。在它們的掃描下,一袋油炸薯片是「一席化學盛宴」,「我愛你」三個字則「具有超自然力矩」,洗澡的時候他會把自己看成「一尊頹敗的『肉身群島』——山一樣的肚子,陰|莖頂端,參差不齊的腳趾——三者連成一條直線,從一片灰色的肥皂水海洋中穿過」。總之,對於出現在小說中的諸般事物——從倫敦舞蹈用品商店到北極圈冰原再到新墨西哥州的房車——麥克尤恩都藉著科學家的視角用文學化的語言重構了一遍,其表達效果每每出人意料。你幾乎可以透過文本,看到在訪談中自稱「迷戀名詞、熱愛『格物』」的作者手舞足蹈的樣子。而這些奇峰突起的意象,格外集中在情節進展緩慢的第二部中。尤其是第二部的開頭,別爾德在飛機快要降落前繞著倫敦盤旋時俯瞰全城的浮想,被英美書評人(其中有些人對這部小說整體評價並不高)交口稱讚:
小說標題solar,直譯自然是「太陽能」,這與整部小說時常刻意戲擬科學文體的風格一脈相承。不過,坦白說,鑒於國內圖書市場分類的混亂,我和編輯都擔心這樣做會讓小說遇人不淑,一進書店就給擱到科普書架上。幾經討論之後,我們決定以「追日」意譯,這固然因為在字面上扣到了一個「日」字;另一方面,「追日」的意象在中國文化中與驕傲的英雄夸父不可分割,而置於西方文化語境中時,則叫人聯想到那位翅膀在烈日下融化、繼而殞命大海的伊卡洛斯。儘管渾身瑕疵的別爾德與這兩個神話形象相去甚遠,但是,如果細細體味,那麼這兩則寓言的表達效果其實並非僅止於悲壯,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黑色幽默」的內核——而這一點,我認為,與麥克尤恩試圖「喜劇性地展示理想主義」,與「一個以為自己能拯救世界的人其實連自己也拯救不了」的主題,是大致合拍的。
第一部撒下的所有線頭,在第三部都被一一收回。意外事件直接促成別爾德坐收漁利,投身太陽能研究並大獲成功(按照麥克尤恩的說法,小說中的太陽能發展狀況有現實依據,只是略微在實際應用層面有所超前,不能算科幻),眼看https://read.99csw.com著就要成為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奠基人:「八年一路走來,從緩慢甄別、解讀文件,到埋頭于實驗室,再完善,突破,勾畫草圖,田野試驗,這一切必須有個了結。最後一幕是領受喝彩。」有經驗的讀者都知道,麥克尤恩不會讓他的主人公領受喝彩,他照例要在此時翻過手掌,讓別爾德在第一部種下的禍根趕在最後一幕前的二十四小時內,突然怒放出惡之花來。只是,高潮的來臨並非簡單的因果報應,而是一種螳螂撲蟬式的邏輯引爆,那隻狡黠的黃雀,在第一部里只是個排不上號的小配角——誰也想不到,他身後的身後,居然站著英國女王。
然而,當別爾德的混世之道最終被更老謀深算的「混世魔王」暗算,掀翻了整個棋盤時,當他那雖然「動機不純」但畢竟與「理想主義」沾邊的追求都被以某種滑稽的、荒誕的方式消解時,科學救不了他,智力也救不了他。這一刻的別爾德,與多年前那個自負地嘲弄人文與宗教,以為靠智力優越感就能包打天下的別爾德構成鮮明的對照和反諷。一個還想做點事的混混也是難免要幻滅的——當理性變得蒼白甚至荒誕時,自稱「理性主義者」的麥克尤恩終於亮出了他曖昧的文學底色。某種程度上,人性中半明半昧的灰色地帶,那些永遠無法解釋清楚的悖論正是文學存在的理由。

這種多少流露著智商優越感的寫法其實相當冒險。首先,這意味著在小說中重建一個高度模擬的科學界,構成故事背景的所有物理、生化方面的專業術語、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實的——也就是說,雖然主要人物是虛構的,但跟他打交道的一切都必須經得起專業級別的推敲。考慮到麥克尤恩雖然是多年的科普愛好者,但畢竟毫無理科造詣(「我高中的數學成績只是中上而已,」他不無得意地說),文本中顯示的材料功夫和「致謝」中列出的一大串為其背書的科學家名單確實容易讓讀者產生輕度暈眩感(其中頗有一部分被半途嚇退)。尤其是讀到正文尾聲處的附錄,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的頒獎詞(表彰主人公別爾德年輕時獲得的諾貝爾獎)赫然在目,熟悉麥克尤恩套路的讀者恐怕都會笑出聲來。想當年,《愛無可忍》就因為在小說末尾的附錄里戲擬精神病學案例來照應正文中的人物關係,被文學評論家信以為真,撰文批判「該作品最大的缺點是拘泥於現實」(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中譯本也曾遭遇過類似誤讀,收到過一模一樣的評語)。當時麥克尤恩並未刻意辯解,直到多年後才將此事夾在訪談里娓娓道來,權當附贈一則額外的笑料。若論戲擬的難度,《追日》中的這篇頒獎詞甚至比《愛無可忍》更高:非但要為子虛烏有的「別爾德—愛因斯坦合論」設計一個理論框架,還要杜撰真實存在的物理學家費因曼(1965年諾貝爾獎得主)慧眼發掘「合論」的情節,並且讓通篇都充溢著莊嚴而亢奮的氣息,始終保持「七分反諷、三分動人」的比例。換了別的作家,即便有興趣處理科學題材,恐怕也只是將科學家的身份標籤往人物身上一貼就完事了,撕開這標籤將他們置換成文學教授也完全成立。那些枯燥瑣碎的、凸顯專業水準的細節是大多數作家的絆腳石,大可一扔了事的,只有麥克尤恩才會滿懷熱情地迎上去——彷彿生怕一放手就沒有機會炫技似的——直到在石頭上刻下九_九_藏_書麥氏筆跡的「到此一游」,才扛起來繼續上路。
雖然早在《無辜者》之後,麥克尤恩已經顯示了與其早期作品(封閉環境之內的心理分析)劃清界限的決心,但也許真的要到這一部《追日》,你才會覺得他切割得如此徹底,徹底到讓他的很多老讀者為之悵然若失。沒有怪力亂神超自然,少有盤桓猶疑多愁善感,去掉一切虛妄空洞宿命的喟嘆,麥克尤恩不僅要挑戰題材上的極限,更試圖在謀篇布局上貫徹更為技術化的觀念:一切都照應得縝密周到,沒有什麼是溢出他部署之外的。
「比更衣室大好多好多」的地球的命運,是這部小說要探討的深層主題。近年來,這幾乎是所有企圖將「全球視角」(world view)注入小說的作家們都探討過或者至少是隱約指向過的問題。但是,麥克尤恩並不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或者多麗絲·萊辛那樣熱衷於寓言式科幻,而是選擇正面強攻科學界內部的「生態環境」和「意識形態」,考察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形成的關係網與食物鏈。作者的潛台詞是:無論目標多麼宏大,門檻多麼教人高山仰止,只要是人類所涉足的領域就必然受制於人性的弱點,於是,「溫室效應」這個乾巴巴的科學名詞,在小說里就與人物和情節構成愈纏愈緊的麻花辮——最後我們得到的,竟然是一幅詳盡、嚴肅卻不無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圖解。學術剽竊、環保業之派系糾葛、能源業之利益紛爭、現代傳播業之荒誕效應、性別政治之異化乃至英美關係之微妙……這些關鍵詞其實無法梗概小說的全貌,真正有趣的、構成小說主體而又無以名狀的,是它們如何像暗流般潛伏在枯燥的學術會議、新聞報道、推導計算下面互相作用,改變人物——這些人物碰巧是看起來能主宰地球命運的那一撥——的行動軌跡。
「當飛機最終放棄位於U形河道切面沿岸上空的機群,轉而在泰晤士河北部上空排隊並開始降落時,別爾德心想,到底要怎樣,我們才能開始自律呢?處在這樣的高度上,我們就像是四處蔓延的苔蘚,像擴張肆虐的海藻,像某種正在包圍一隻柔弱水果的黴菌——我們的成就是何等狂野。與孢子一起勇往直前!」(由於篇幅限制,這裏無法展示此段引文中的「黴菌」與「孢子」與前文有著怎樣巧妙的呼應。)
更衣室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可以在《追日》中找到詳盡的描述。在那一段里,小說主人公,年輕時拿過諾貝爾物理學獎、此後卻漸漸淪為學術花瓶的邁克爾·別爾德也受邀登上了一艘封凍在北冰洋的科考船,那裡「設施完備、供暖舒適,走廊上鋪著華美的地毯,牆上鑲著橡木,掛著流蘇綴飾的壁燈」,人們耳邊時時縈繞著「理想、人類、星球」之類有魔力的字眼;然而,在艙壁另一面的更衣室里,「到禮拜三為止已經丟了四頂頭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時待在外面的團員再也不可能超過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門就非偷不可。」於是,別爾德暗自發了一頓韓寒式的犬儒牢騷:「四天前,這個房間本來秩序井然,所有的裝備不是掛在編過號的挂鉤上,就是堆在挂鉤下面。在那個並非很久以前的『黃金時代』里,資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廢墟。等到房間里到處散布著被多餘的手套、圍巾和巧克力條塞得半滿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時,就更難在屋裡立什麼規矩了。沒有人——他一邊想一邊讚賞自己的寬容——九*九*藏*書的行為是卑劣的,每個人都是出於眼前形勢的考慮,急著想出門到冰原上去,於是,他們以絕對理性的態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發現』了他們遺失的大衣或手套……他們怎麼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設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話,對此他深表懷疑——地球可比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這些日子,無論何時,他只要來到一座大城市,就會像這樣,既不安,又著迷。巨大的混凝土傷口與鋼鐵攪拌在一起,這些『導尿管』將川流不息的車輛從地平線運過來又送回去——在它們面前,自然界的種種遺迹只能日漸萎縮。多多益善的壓力,層出不窮的發明,渴望與需求凝聚成一股股盲目的力量,看起來非但無從遏制,而且正在滋生某種熱能,某種現代社會的熱能,經過種種巧妙轉換,它成了他的課題,他的職業。文明的灼|熱氣息。他感覺得到它,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脖子上有,臉上也有。別爾德從他的這架神奇的——髒得出奇的飛機上凝神俯視,他相信,碰上狀態更好的時候,他能找到問題的答案,歸根結底,他身負使命,這項使命在消耗著他,他的時間越來越不夠用。
也許,對於這項指責,麥克尤恩最好的回答就藏在小說文本里。在《追日》第三部分中,別爾德回憶自己追求第一任妻子時的往事,後者當年與別爾德同在牛津求學,但攻讀的是文學專業。於是,一大段暗諷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微妙關係的情節就此展開。為了討梅西的歡心,別爾德耗費「漫長的一周」,突擊惡補彌爾頓的詩歌(有關《光》的描述濃墨重彩,無疑又是對小說標題的隱喻)和傳記,再從以前曾受惠於他的文科生同學那裡臨時批發來幾條觀點,就在約會時成功地讓梅西對他刮目相看,進而以身相許。於是,別爾德發出感嘆,敏感的讀者應該能從中感受到作者——文科生麥克尤恩的自嘲:「追求梅西的過程不依不饒,有條不紊,不僅讓他志得意滿,也構成了他成長道路上的轉折點,因為他知道,沒有哪個三年級文科生——哪怕他再聰明——能夠只用功一星期,只需跟別爾德那些學數學物理的同學們混混,就能矇混過關的。這是條單行道。突擊彌爾頓的那一周讓他懷疑這些玩意就是天大的騙局。讀這些東西是挺辛苦,但他並沒有碰到什麼能稍許在智力上構成挑戰的東西,沒有什麼能跟他每天在自己的課業中遭遇的困難等量齊觀。」
雖然小說對於環保業光怪陸離的世相不做評判,但小說之外,麥克尤恩本人的態度還是清晰而鮮明的。作為一個越來越樂於在各種社會問題上發表見解的公共知識分子(「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爆發時他都第一時間撰文評論),他在訪談中從不迴避相關提問,其回答略顯狡黠,大抵可算政治正確:「有些人在意識形態上全盤否定這種理論,他們相信所謂的人為的全球變暖只是個神話。有些懷疑論者則左右搖擺,隨著數據陸續出台而改變看法。還有一些是警告者——他們看過數據材料,感覺到問題確實令人憂慮。最後,還有一些對災難深感恐懼的人,覺得一切到下禮拜就會完蛋,我們統統會被一鍋端進地獄去。我應該算是個『警告者』,原因很簡單:我不是科學家,在我看來,那些數據實在是太沉重了。有人認為環保業背後隱藏著巨大的陰謀,還說這個行業能催生出太多的工作或高校基金,這樣的念頭未免有些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