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孩子們都睡了以後，我便在檯燈下給阿納托爾寫簡訊，簡短地說一下孩子們的情況和我們的健康狀況。再給艾達寫長信，說說我現在真實的境遇。或許他們誰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寫信本身，我需要盡情地傾訴。我告訴艾達自己有多悲哀，我寫得如戲劇般跌宕起伏。也許，讓這些話悶在一大堆信件里，無法寄達最好。

於是，我們回了家，回到了這兒，步入災難之中。阿納托爾的護照在機場就被沒收了。當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無聊而互相打鬥，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時，我丈夫卻已在我沒留意時被制伏了。他在扎伊爾是通緝犯，當時我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阿納托爾告訴我，只是要走個手續，而他也只能把我們家在金沙薩的地址說出來，這樣他們才知道第二天怎麼把護照寄還給他。我哈哈大笑，說，（而且當著那些官員的面！）鑒於我們政府的效率，寄到家應該要等到明年了。然後，我們擠進了一輛破舊的小標緻計程車里。在那車裡倒是有家的感覺。我們回到了伊麗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時差沒倒過來而一陣一陣地驚醒。我頭腦里裝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讓孩子上學；找地方住；在金沙薩找一家可靠的銀行——既不會給我們舊扎伊爾幣，也不會給我們假冒的新錢——兌換母親給的美元；還要弄到食物，否則我們準保會把伊麗莎白壓得喘不過氣。這些想法沒有一件與我丈夫有關。我們甚至都沒睡在一塊兒，因為伊麗莎白四處借到的只有幾張小床。

當孩子們不在家，孤獨讓我發狂時，我總是會用上面這些問題來使自己分心。我試圖用回憶來填滿空間，試圖回憶他第一次抱著帕斯卡時臉上的表情。我記得我們在各式各樣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樣的蚊帳下做|愛；記得他的牙齒咬著我肩頭的肉，很輕很輕；記得孩子睡在我們邊上時，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讓我聲音小點。我記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發間的氣味。最後，我不得不來到外面，望著院子里身形豐|滿、羽毛駁雜的母雞們，試圖決定到底殺掉哪只雞來當晚餐。結果，我一隻都沒抓成，因為那樣的話，我的伴又會少一個。

「他們是非洲人，永遠是。你知道的。」

「孩子們愛你勝過愛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長木板。」

孩子們時而思鄉，時而狂躁。他們對美國的有些東西胃口越來越大，這讓我警惕起來。還有些事情他們覺得沒什麼，這些事卻更讓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會講三門語言的孩子們（他們能自如地在法語、林加拉語和英語之間切換，每種語言都會帶些口音）說話時的方式，他們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卻會字正腔圓地大聲說話，彷彿面前是個牙牙學語的小寶寶。這是種侮辱。阿納托爾的學生們本質上也是如此，總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為民主，何為人權——這些大二學生簡直無禮透頂！晚上，阿納托爾將這些事說給我聽時，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我卻憤怒地罵罵咧咧，又是扔枕頭，又是大喊大叫九-九-藏-書，而他就在已婚學生公寓里那張寬大舒適的雙人床上緊緊地摟著我。

至少，我還知道他在哪兒，伊麗莎白說這是件幸事。我沒法同意她。他們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維爾，距利奧波德維爾南部約有一百公里，去往那裡的路是這個國家最好的，最近獲得外援后剛剛重新鋪設：監獄顯然就有這麼重要。我不得不奔走於八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打聽消息。我像只順服的狗一樣帶著各種半透明的紙條從一個辦公室跑到另一個辦公室，最後總算見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後靠著，靴子翹在辦公桌上。看見一個白人女性，他吃了一驚，摸不準是該恭敬還是蔑視，於是就在這兩種態度間不停切換。他告訴我，我丈夫會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為止，時間為六個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國，也就是說反對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應是終身監禁，不過也有其他可能性。

「哦，那太可怕了！那應該是一本講述我童年罪過的全史吧。」

「小心啊，」我就逗他，「說不定有本書是寫你的呢。」

我家鄉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們都視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遠遠地，他們就會對我們怒目而視，認為我們都是禍根。混血夫婦是他們早就聽說過並且痛恨的禍根，而那幾個雜種孩子，就是我們有罪的絕佳展示。再走近些，他們就會直直地瞪著阿納托爾，臉上的輕蔑讓位給赤|裸裸的震驚。他那武士般的臉膛和雕工精細的刻痕中蘊含的優雅，對他們來說陌生得猶如林加拉語。他們難以理解他。即便我母親的朋友們真的在努力，他們也從來不打聽阿納托爾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會在他離開房間后才壓著嗓子問：「他的臉怎麼啦？」

「也許那就是他們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這麼說。

阿納托爾獲得了一筆教學實踐的津貼，其他研究生說，這點數額只能算是「零頭」，但這些卻比隨便哪一年我們倆加起來掙的都要多得多。我們再次住進了已婚學生的公寓，那是一棟膠合板公寓樓，四周松林環抱。我們年輕的鄰居們唯一的話題就是這裡有多麼破多麼差。對我和阿納托爾而言，它卻奢華得離譜。玻璃窗，每扇窗都帶鎖，每扇門都帶兩把鎖。不過我們身無長物，也沒什麼可偷的。自來水是熱的，廚房裡打開龍頭就有，另一個龍頭就在十步之內的浴室里！

「哈代營地。」我說。

那人告訴我，阿納托爾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監。之後，能不能探監就要看是什麼樣的指控了。我盯著端放于辦公桌上的空空的藍盔，又看了看我的這位指揮官絲毫未受保護的腦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讓他腦殼爆裂。他對我再沒有什麼可說了，我便用最客氣的法語謝了謝他，然後離開了。神啊，求你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我的心裏起了強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腦袋，令他惡臭的腦漿四濺于別人的後院。

「貝埃內，要對自己好點。」

抵禦心痛的方式就是盡量忙碌。在滿屋子的錯誤中，至少要把某一個小角落的事情做對——這是我從阿納托爾那裡學來的。也許也九九藏書是從自己身上學來的吧，得益於我的雙親那樣怪異的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們已用盡了全部的可能性，卻還有許多的年月需要過下去。我已聯繫過了他建議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們，或去尋求幫助。在幾次錯誤的嘗試之後，打亂了順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齊塞凱狄的副部長。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幫助我們的政府部長，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當然，我也寫信給母親的朋友們了。（就是「大聖國際」，蕾切爾說不定仍然這麼稱呼它。）我懇求他們為阿納托爾的事發電報過來，他們全都同意了，電報會像雪片似的抵達。如果能讓蒙博托覺得尷尬，那對他的判決就有機會從無期減至五年，或者更少。與此同時，母親也正在籌錢，以用作賄金，好給他弄點吃的，以保證「五年」刑期不會到頭來就相當於「無期」。等到錢湊齊后，我就跑到各個政府部門，看賄金該往哪兒塞。我又是上訪又是寫信，直到他們全都熟悉了我這張臉，不想再見到它為止。我已經盡己所能了，而現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馬丁出生後為了休養身體，因為我得了極嚴重的貧血症，也是為了給孩子們注射疫苗。母親籌錢讓我們飛了回來。那次只有我和孩子們回來了，我們待的時間比預計的要長，想多吃一點那些精緻的美食，也給母親提供一次機會，讓她好好了解一下她僅有的幾個外孫。她領我們去了海邊，來到了離喬治亞州海岸不遠處大風肆虐的沙島上。孩子們簡直玩瘋了。那裡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種花草，還有開闊的空間可以讓他們瘋跑，我卻開始想家了，因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魚市場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難以衡量的無盡空虛，朝著阿納托爾，朝著我留在身後的非洲種種，凝神遠望。

我現在挺羡慕艾達，無牽無掛，也就不用撕心裂肺。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親吻她的額頭。沒有這一切，她會安然自若。而蕾切爾，卻似撒鹽罐一般，情緒起起落落。這就是生活。有時候，我想起我們的嫁妝箱，就不由得想笑，因為它們簡直是一語成讖。當年蕾切爾瘋了似的加班加點地往裡塞東西，預示了她的婚姻軌跡，雖非以質見長，但在數量上勝出。露絲·梅終生免做。我剛開始做桌布時雖勉勉強強，但最終全情投入。而艾達，她在餐巾上編織了黑邊，又將之隨風拋走了。

我們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師帶著一家人剛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遠，是通往內陸的公路兩旁為數不多的幾處居民點之一，所以我們至少還能因這裏鮮花盛開的樹木和可供栽種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們離伊麗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卻遠了很多，而且她們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掃警察局及其附屬的政府倉庫，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這樣的慰藉。即便是伊麗莎白，也不太能和我產生親人之間脾性相投的默契，她愛我，卻又覺得我難以理解、沒有女人味，說不定還會惹來麻煩。如果家裡有人被判了叛國罪，她可能會受牽連，失去工作。

最重要九九藏書的是，我的白皮膚渴望著，被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個已原諒了它的男人撫摸、擁抱。

阿納托爾很平靜，但他看著我的時候，眼裡卻透著絕望。他提到了幾個人名，讓我馬上去找他們，說是能幫我們安頓下來，但我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他還說了一個地址，似乎得打亂順序讀。

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已經回過美國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國在我的腳下漂移嗎？還是它其實紋絲不動，卻是我大踏步地走開，追隨著我出走時引領我的煙柱，越走越遠呢？我們第一次出行的時候，待在美國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當時我懷著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應該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經三歲，學起英語來像只聰明的小鸚鵡。我在埃默里大學攻讀農業工程，阿納托爾讀政治科學和地理。他是個讓人震驚的學生，吸收著書上的每一句話，再透過那些話去琢磨他的老師都說不清楚的問題。公共圖書館，在他眼裡就是天堂。「貝埃內，」他悄聲說，「我頭腦里出現的每一件事，都已經有一本書在寫它了。」

但我們不得不回來。阿納托爾這樣的人，有太多的東西要貢獻給自己的祖國。當然，不是貢獻給現行的體制，這個體制的唯一目標就是讓自己掌控權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於開槍、訥于提出問題的人。如今，唯一體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讓它垮台，阿納托爾就是這麼說的。他寧願待在這兒，就算要蹲苦牢，也不願對暴行視而不見。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榮譽感有多麼強烈，就像我清楚這房子的四壁一樣。於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離開。現在我什麼都失去了：既沒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條備用的秘密逃生路徑（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徹底破滅的話）。我以前總是想，還可以飛回家啊。可我現在不這麼想了。如今，我把那張好牌從洞里抽了出來，好好地看了看，發現它對我沒用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貶值了，就像以前粉紅色的剛果鈔票。

阿納托爾進了監獄。也許是最後一次了吧。我從床上坐起來，穿上鞋子，強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傾盆而下，澆到早已濕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車和孩子們身上。我就這麼站著，心想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們沒從亞特蘭大回來。

阿納托爾聲稱別人瞪著他並未讓他不舒服，他這輩子早已習慣了做個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別人的傲慢。阿納托爾在他的國家，對欣賞他的才華和榮譽的人而言，算是出眾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個童年時代，我一直在想，我毀了自己雙胞胎妹妹的一生，讓她落在我後面，蹣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沒法再把丈夫和兒子拽入那種生活，那樣的生活只會讓他們的美在黑暗中盛開又凋亡。

但那晚也許是我們睡在一塊兒的最後機會了。天剛放亮，藍盔就來砰砰砰地敲門。我還沒完全醒過來，伊麗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門口走去，一邊走一邊還在一絲不苟地裹纏腰布，四個九-九-藏-書男人猛地就沖了進來，把她掀到了牆邊。只有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雙碩大的黑眼睛瞅著那些人皮帶上的槍。

「要對自己好點。」他在我耳邊輕聲說道。我就問他，那怎麼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嬰兒一般來回搖晃著，渴望太多不可能的東西：正義，寬恕，贖罪。我渴望自己這副纖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這兒的所有傷痛。但我也想堅持下來，去繼續感受苦難之地的痛苦。我想要屬於某個地方，真是該死。我想要將百年的戰爭從這身白皮膚上抹除，直到蹤跡全無，如此，我才能像鄰居們那樣，裸|露著肌腱和骨頭，走到他們中間去。

我很清楚千萬不能因為所謂的「其他可能性」而歡欣鼓舞。哈代營地恰好也是盧蒙巴的關押地，在飛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盧蒙巴在這牢里差點被打死。我不知道在擁有這段歷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麼舒服的待遇。我們認識的其他幾個人，包括阿納托爾在中學的一個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監獄被關了很長時間。這種關押像是一種緩慢的處決，主要是通過讓囚犯挨餓。我們的朋友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兩天才給一根香蕉。大多數牢房都是單人囚室，沒燈光，沒管道，地板上甚至連個洞都沒有，糞桶根本沒法清理。

「孩子們……」我開口，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完這句話。

他覺得晚上睡覺簡直是玩忽職守，因為那得浪費掉讀多少本書的時間哪！他在開口說英語方面仍舊有點含蓄，比如，他就不願說床單這個詞，因為就他聽來，和屎區別不清。但他讀起書來那股狼吞虎咽的勁頭，我確實從未見過。我開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達那時正在醫學院里讀書，讀得很不錯，所以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們常常能見到母親，幾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對我們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傢具上爬來爬去，像只貓似的趴在她的膝頭打盹兒。

此前我從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賴阿納托爾。在這兒，只有他才能為我辯白，赦我的罪。之前我從沒往這方面想過。這麼多年來，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這棕色與黑色的土地上，我是個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個在集市上望水果價格興嘆時讓人憐憫的人。我是老招惹她們孩子的那幾個搗蛋鬼的母親。我裹著纏腰布，庇蔭于阿納托爾時，似乎融入了這裏。如今，沒有丈夫的我置身於這片新的鄰里中間，我的皮膚便猶如赤|裸的燈泡發出刺眼的光。我的鄰居們唯唯諾諾，冷淡矜持。日復一日，如果我想要問個路或聊聊天氣，他們就會緊張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語或法語回答我。他們難道沒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語和他們交談的嗎？他們難道沒聽見我每天隔著籬笆呼喊自己的兒子時，那種日常而又母性的語調和這裏土生土長的賣魚婦別無二致嗎？只要一見到我的外國皮膚，他們的感官似乎就會凍結。在當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裡，哪裡的談話就會驟停，一個安靜的氣泡與我如影隨形。附近的每個人都知hｔｔpｓ://rｅａｄ.９９csw.ｃoｍ道阿納托爾出了什麼事，我知道他們滿懷同情——他們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納托爾一半的勇氣，但評判他時，也得考慮到他有個蒼白皮膚的妻子。對於外國人，他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對他們的一切所作所為。我不可能像阿納托爾維護我一樣去改善他在他們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軟肋。

「艾貝亞營地。」他糾正了我的錯誤，當然啦，哈代營地被正名了。

他就這麼走了。我不知道怎麼才能對自己好點。活著，這項人人都要堅持下去的事業，現在殘酷得難以想象。

但我們最後全都將自己的靈與肉以各種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達也是，她成了熱帶流行病學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專家。我們每個人都將自己的心埋進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塵土裡，我們都是這兒的共謀者。我的意思是，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僅僅是我們家。所以，你現在怎麼辦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來，將它抖摟乾淨，再次把它舉到光亮處看一看。

可那樣的話，他的孩子們又會在哪裡呢？我們這些當母親的總是會讓問題回歸這裏。他怎麼會為這段婚姻後悔呢？畢竟這婚姻將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馬丁·路德帶到了非洲大地上。從長遠看，我們的結合對各自來說都充滿了艱難險阻，可哪種結合不是這樣呢？婚姻就是漫長的妥協與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煙波，總會有一種規劃被另一種吞沒，一雙車輪嘎吱響著，艱難向前。可是，對這世界來說，比起我們各自度過的人生，我們共同的生活難道不是有著更豐富的意味嗎？

我從未體會過此等孤獨。孩子們當然很悲傷，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經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馬上就是男子漢了，他們知道怎麼用男子漢的方式去處理這種事。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卻安慰不了我。

為這種事抱怨確實很可笑，但美國大多數地方竟然完全沒有絲毫氣味。我以前應該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最後一次回去的時候，我以為是我的身體出了問題。抵達后好幾個星期，我老是會去揉眼睛，覺得視力變差了，又或許是聽力不行了，但其實，離我而去的是嗅覺。甚至在雜貨店裡，在過道上被琳琅滿目的食品包圍著，置身於就算在剛果待上一輩子都見不到的如此多東西堆成的層層貨架中間，空氣里卻毫無氣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虛。我跟阿納托爾說了這事，他當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國的空氣是空白的。」我說，「甚至聞不出身邊東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湊過去使勁嗅。」

我會情不自禁地這樣自忖：如果不是為了我，他現在會在哪裡呢？仍在時時刻刻與災難共舞，這是肯定的；在我遇見他之前，他就是個革命者。但也許不會被抓。他不會兩次離開這個國家，就因為聽了我的懇求，說母親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極有可能都不會有護照，而他們就是那樣才把他抓住的。

至少他沒被銬在體育場底下，伊麗莎白一個勁兒地這麼說。我想，即便是我那顆破碎的心，也會承認這是份好運。